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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6 0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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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醒着，做梦说：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几个月前，我去过东北一个小村子，路旁有很多巨型条幅，上面写着：英雄儿女的故乡。
这里说的英雄儿女，就是志愿军老兵蒋庆全。
93岁的蒋老从不在乎这些，他曾在战俘营里经历了种种诱惑和折磨，但他还是一心想回家。
回到老家后，迎接他的还是磨难。
死很容易，活着却很难。
他不知道，以他为原型的电影已经风靡全国，有人正在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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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8月28日，我回国了。
火车喘着粗气，噗嗤噗嗤，缓缓地进了站。
我猛地一抬头，有一块醒目的标牌映入眼帘，上面写着明晃晃的三个大字：昌图站。
到站了？
可不是，真的到站了，这是祖国的车站，再也没有毒气弹和笼子了。
在战俘营度过126天后，我同100多位难友被交换回国。
重获自由本是好事，应当高兴才对，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想当年入朝的时候，安东市街道上人潮涌动，男女老少手中挥舞着小旗唱着歌，欢送最可爱的人入朝参战，保家卫国。
那是何等的荣光啊。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留下的只是耻辱和污垢。
只因为我是一名“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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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我们下了火车，到站台上排好队，准备出站。
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检查和治疗。我的腿因为严重的关节痛，都不敢落地，护理员给我打了一针。
之后大家换乘农村的大马车，集体赶往目的地——昌图县金家镇大四家子村。
马车还没到村口，老远我就看到在村口聚集好多人，他们在喊着口号。
刚一下车，好几个人跑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们终于冲破牢笼安全地回来了，谢天谢地！
群众的热情欢迎让我很羞愧，我一面激动地感谢着大家的关怀，一面跟着指示站好队，听领导讲话，等待安排。
我被分配到六连十六班，再以班为单位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
我们住的那一家姓陈，房子里住着一家五口。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东屋，老两口住最大的那间西屋，我们一个班住西屋的里屋，跟外屋就隔一道墙。
当天夜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班务会，让大家互相熟悉。
我们班一共七个人，三个文盲，六个人受过重伤，大多有残疾。
其中有一个下巴骨被炸弹击碎，没有牙床，只剩下一层干巴巴的皮包裹着一口假牙，吃起饭来只能用舌头在嘴里咕囔，下巴骨头都闭不上。
还有一个右脚后被冻掉了，脚后跟的骨头还露在外面，黄红黄红的，他用手把鞋在鞋后跟处拧成一个筒状穿在脚上，然后用绳子扎紧，才能一瘸一拐的走路。
我身上的伤基本康复，但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左大腿的膝盖骨疼起来，左脚时常不敢落地。
班务会开得热火朝天，有的同志提醒我，回来顿顿是四菜一汤，天天跟过年一样，让我别高兴地一下吃太撑。
还有的说等我们的身体康复得邦邦的，工作了说不定还能当上队长啥的。
班长也告诉大家，不管回来早晚，大家同是落难人，理应团结互助。
听完大家的话，我心窝子暖暖的，似乎看到了前路消失已久的光明，这光霎时冲去了我的自卑感，叫我冷冰冰的心也一下捂热了。
我也开始想，我一定好好接受组织改造，接着归队当我的兵。
我们班因伤不出操不跑步，成了真正的“特殊休养班”。
但平静的背后总是会隐藏着难以预计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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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的休养很快结束，接下来就到了审查。
因我们是伤兵班，所以就在老乡家进行班内部审查会，我有点文化，是会议记录员，要把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录下来。
七个人的生活从此后，除了吃饭，就是坦白。
审查，揭发……再交代，再审查，再面对面揭发……
会上一律上纲上线，连在阵地捉虱子也要一五一十写进档案。每天会后我都要去附近的连队驻地上交当天的记录材料。
没人知道，这些落在纸上的话将成为决定我们后半生的一部分。
在交代时，我使出了全力，不分白天黑夜写了几十分交代材料，把被俘的前前后后，开诚布公摆在桌面上。
检讨里还注明了时间地点和证明人，希望以此得到人民的谅解和组织的宽大处理，洗心革面再立新功。
但即便如此，仍没有一份通过，换来的，反倒只有变本加厉的批评。
这下我可懵了。
急得我抓耳挠腮，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天只顾唉声叹气，这可咋办呀，心上像被掐了双大手，跳都跳不痛快。
我现在啥都不怕，就一个想法，说什么也要把我的情况向党说个明白。
被俘前我参加的最后一战，当时已经弹尽粮绝，我用步话机向炮兵联络员陆洪坤喊了“向我碉堡顶上开炮”。
但等来的却不是我方的炮火，而是敌人的大炮。
我背上的步话机被炸碎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额头，迷糊中被敌人的一发瓦斯弹呛死了过去。
是打扫战场的敌人把我拉到了他们的运尸车上，我何尝不后悔自己没有死在战场上。
我死了又活了，有什么办法！
陆洪坤，你小子，太不够义气了，早没炮晚没炮单单那时候没炮。我也恨美国鬼子，在几次交手中，为什么不干脆捅死我！咳！
“你只讲功不讲过，功过混淆，说话满脑子怒气，分明是想推卸责任。”
“你被俘本身就是一个埋汰事，还有什么理由自己夸自己？”
会上几句话质问得我哑口无言，在大伙心里，“被俘”二字已决定一切了。
坦白交代通不过，我能做的，只有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一遍又一遍地回到我这辈子最屈辱的那一天。
我的交代在班里都通不过，连里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吃吃不好，睡睡不好，好不容易熬到了秋天，面对面的揭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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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要求我们班里的七人互相提问，想尽各种法子也得琢磨点事情问对方。
我硬着头皮先表了态，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你在碉堡里为什么往外爬，是右倾还是另有企图？”
“被俘的你举没举手？”
“在北山上那么多都死了，怎么只有你还活着，太邪性了吧？”
“最后为什么没有献身？”
……
同是难兄难弟的难友，每一个问题都像在我身上扎刀，比肉体的折磨痛苦百倍千倍。
这样的揭发持续了很久。我的心里无比忧虑，时刻不在考虑我的党籍问题。
因为这是我的政治生命。
作为战士，我从不怕死，在战俘营里豁出去要回国，就是为了这条“命”，若它结束了，我真正的生命也将意味着结束。
1954年8月31日上午，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日子，至今己经70多年，我仍记忆犹新。
上级将宣布对我们全体归来人员的鉴定结果，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我们站在露天的会场上，场内鸦雀无声，静得人胆颤心惊，好像连空气都凝固了,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
我的心快跳出来了，像在法庭上等待判决一样。
只听指导员喊到一人的名字，那人答应了一声：在。
指导员说，李某某承认你被俘前的军籍，开除党籍……姜殿成开除军籍，开除党籍……
我心里突然一蹦，姜殿成是我们班的，处分这么重，这个人不完了吗！
我往后一听，多数人都是，承认被俘前的军籍，大部分被开除党籍，还有的被“双开”。
我的心里一直在叫：“我咋办？我咋办？”
“蒋庆全……”
一听到指导员叫到我的名字，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心跳达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的速度，密密麻麻的汗珠滚落下来。
可没有办法，该来的总会来，我狠劲挺一下身子，攥紧了拳头，答一声“在”。
“蒋庆全同志，你的交待与旁证属实，上级给你的结论是恢复军籍，恢复党籍，党内给警告处分。”
我的心总算是落在了地上。但我不明白，上级既然认同我的军籍和党籍，为什么给我一个警告处分。
我今后的路可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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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大会结束后，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委屈，为啥给我警告处分呢？
趁同志们都不注意，偷偷溜出宿舍，去连部找指导员理论。但他一句话就让我无言以对：你是咱连里受处分最轻的一个,随便哪个不比你重？
是呀，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只能带着各自的鉴定结果回家了。大家徒步前往火车站时，急切的脚步被途中一个十多米的大土坑挡住了。
这坑不深，坑中还摆着三门迫击炮，炮口正对着我们驻地的村庄，每个炮位上还有三四个战士。
十多位炮兵看我们过来了，一看他们的那个表情，我的心刷地一下凉了。
我从未想过，在自己人脸上，能看到这种表情——警惕，怀疑，嫌弃……
那冲着我的炮口，虽然未发一弹，但已经把我们这些老兵的心轰得七零八碎了。
自参军以来，我立过三次三等功。我也曾舍生忘死地送过炸药包，也曾和敌人在战场上摔过跤，也曾徒手夺过美国鬼子的枪……
可是今天，落到了这步田地，被人认为可能是暴乱分子，被用炮口对着？说不定还有步兵在日夜防备着我们。
出了战俘营，难道我真能摆脱这个身份吗？
日将中午，我们一行人在昌图火车站上了车，火车一路喘着粗气，将我送到了大凌河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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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当地的民政局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等待上交了自己的组织关系。
在招待所附近我买了本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书名，我心里就冒出一行字——“远离家乡的地方”。
在这之前，我本想去北大荒去垦荒，任谁问起，我都说自己没有家。我怕回去会给家里招灾。
可人，到哪不图个落叶归根哪。
我反反复复地纠结，但我还是做了跟战俘营一样的选择——我要回家，跟我爷爷奶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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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凌河到锦州有60多里路，但火车越走我越心慌。过去我有多想回家，现在就有多怕回家。
尤其是一想起自己被存在县组织部的档案，“变节，投降，怕死鬼”，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像千斤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从锦州到我家只有14里路，但我走了14个小时。我每一分钟都在进行着思想斗争。
自从我离家当兵，己经有近7年了。
我怕这七年来的战斗生涯，没能给家庭带来荣耀，反而让他们同我一起背负“俘虏”的耻辱。
见了亲人，我该怎么说呢？
走到我们村子附近已是黄昏，正好碰着一个认识的老乡在那儿打牌。我托他先给我家捎个信，让家里人做个准备。
回家那天我还穿着身军装，可没领章没帽徽。行李里边就只有一套内衣，一个毯子，一个饭包，一个水壶，还有我的复原证。
7年前，我两手空空地走，如今两手空空地回。唯一多的，是压在头顶看不见摸不着的耻辱。
不管我收拾得再精神，我也不再是军人了。
家门口的路长得摸不着头。我的脸一赤一红，见着每个上来搭话的老乡都恨不得把头砸进地里，我羞愧啊，哪敢抬头呢。
一直到家门口前的小路，远远的我终于瞅见了，等在路头的是继母。她上来把我迎回了家。
眼前的“家”就是叔叔院里主屋边的一个小茅草屋，灶台连着炕，进门得低头。可谓是家徒四壁。
过去在部队，父亲给我去的信里总说家里过得好，让我好好当兵别惦记，如今再见确是这番模样，愁煞人哪……
进家门时天已黑了，他们刚吃完晚饭，正在炕上唠嗑。见我回来赶紧招呼我坐下吃饭。
我不知道，我吃的那碗高粱米饭是家里剩的最后一口粮，吃完就揭不开锅了。亏得我回来了，用复原费才能续上顿。
旁边的弟弟妹妹都躲在后边不说话，不认识我这个陌生的哥哥。父亲见我很高兴，一个劲念叨，“你可回来了啊。”
我左瞅瞅右看看，没见着我爷爷奶奶，赶紧问父亲，我爷奶人呢？
父亲顿了顿，才说：“石头啊，你爷奶都没了……”
听完这一句，剩下再说的我就啥也听不进了，就像老天在我脑子里劈了一道雷。
但不知道为啥，我就是哭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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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岁娘就死了，是爷爷奶奶一手把我养大。
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后来在战俘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活下来，回去见爷爷奶奶。
我保住了自己这条命，拼了命也要回家，可最疼我的人没了。
特别是得知爷爷因为我才不在的，我心里更加自责了。难道我的好运气都花在战场上了？
据家里人说，那是锦州解放前夕，我家边上驻扎着大耳朵队，也就是国民党还乡团，经常把周围村子搅和得鸡飞狗跳。
一天天刚亮，家门外忽然响起一阵枪声，子弹突突地打在家里的北墙上，直往地上掉土。全家人吓得都趴上炕底下不敢动。
只有爷爷不知怎么的，跑到外面大喊：“石头！石头！快回来吧！石头啊，快回家吧！狗娘养的，你们打吧，八路就要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话音刚落，屋里只听到咕咚一声，爷爷就倒在大门口外边了。
老叔瞅我爷半天不动弹，就冒着危险跑出去看，人己经没气了。子弹还呼呼地从头顶上飞，老叔没法，只得又躲起来。
那一次，全村就死了我爷一人。
上了年纪的爷爷已经有点糊涂了，听见枪响，以为外面要打仗了，就急着喊我回家。他要不出来喊我，不至于送了命。
我当时一算，爷爷去世那几日，我正驻扎在葫芦岛准备南下，那几日我胸腔里又闷又憋，就跟有人往出掏心似的。
记得痛得最难受的时候，我就在驻地的碾台上来回轱辘。好像冥冥中真的有心灵感应，让我在爷爷死的时候，疼了这么一场。
过了两年，奶奶也去世了。
听完这些经过，这些年的委屈一股脑全冒了出来，我气得大骂：“这些该死的东西，他打老百姓干什么？”
夜里，一家子挤在这一张炕上，愁得我是怎么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凌晨天不亮，我就去爷爷奶奶坟上祭拜。
坟不远，就在屋西边。
我躺在他们的坟地旁边，双眼看着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歌。
但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
脸上的泪渐渐干了，但淌进心里的泪却永远不会干涸。
爷爷奶奶离我而去，可家里的日子也还得继续。这种情况下，要想过好今后的日子，就得彻底消除他们的疑虑。
第二天，全家围坐在一起，我有真有假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聊着聊着，继母从坑上下地，从那口箱子里拿出了一大一小两个包，摆在我的面前。
她打开了其中的大包，里面竟包着三本有大有小的记录本。越看越眼熟，这不是我的记录本吗？
我心里一震，呀！我的日记本怎么先到了家里？
没等我反应过来，继母己经打开了第二个包，哗啦啦抖落在坑上，我一看，是三枚纪念章。
一枚发红的是渡江纪念章，一枚金色的是抗美援朝纪念章，最后一枚是紫铜的和平鸽和平纪念章。
继母又取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众信封中抖落出几十张二寸照片，都是入朝前战友们送我的，不知是怎么被部队寄回来的。
幸亏没有什么审查资料……我松了一口气。
继母指着炕上这一堆物件问是不是我的。我说是，又给他们介绍了这些物件的来由。
继母正对着照片中的女战士好奇追问，一旁的父亲听得不耐烦打断她，递给我两张带格子的纸，问我是咋回事。
我一看，那竟是我的牺牲证明和烈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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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被俘后，部队早当我牺牲了。
我在回到昌图审查期间，鉴定结果出来后，怕突然回去吓到他们，曾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我决定回家的消息。
可早前政府不仅送来烈属证，还给家里送来三十斤小米的救命粮。家里人都以为我已经牺牲了，还大哭了一场。
越听我的心突突得越快，只说是误会，上级搞错了，没敢正面回答，更不敢说自己死而复生进了战俘营。
想了想，我伸长脖子，抹开头发，让他们看我脑门上的伤疤，说：“我是差点就死了。”
一块疤抵得上一筐话，他们没在继续追问。
作为一个死过一次的人，今天以后，我要把过去彻底埋葬。
在家我除了务农，无事可做，也不敢去做，生怕别人知道我更多的事。
到1956年12月末，突然接到松山七区政府来信，叫我协助政府下乡去催缴公购粮。
看了政府的通知，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是一名被俘归来人员，出去为政府去工作，一但有了什么闪失，岂不给我带来麻烦。万一叫人家揪住辫子怎么办？
后来又一想，我是党员，为党工作是我的职责，就硬着头皮去了，心里暗暗决心把工作做好。
当时政策说得好，多有多购，少有少购，没有的不购。但是为了经济周转，谁要是要卖粮食，政府也收购。
政策还说如果老百姓卖多了不够吃，国家还可以反过来供应，保证大家吃饱肚子。
我去的两个村，工作都完成的不错，还受到政府表扬。可我万万没想到，到了农民没粮食的时候，国家不供应粮食了。
这可把我坑苦了，老百姓都来找我要粮食，说家里揭不开锅了，粮食都被我的一派谎言给骗去了。
我的天呀，我哪里去弄粮食呀！没办法，我只好躲，但老百姓都不依不饶，到我家去哭闹。
此后我下决心不出去为政府工作了，这样的错我可再担不起。
后来，又听到有人说像我这样的人，也都找到了适当的工作，锦州罐头厂、山海关火车站，都有归俘人员。
这也使我产生了当工人的愿望。我找到了县武装部，说了我的情况和来意，他们看了我的证件后，让我去民政局去。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民政局等着我的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羞辱。
“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人多了，能轮到你吗？今天中午给你一餐午饭的饭票，吃完了，你就从哪来到哪去，别再来找难看。”
这话就像往我脸上摔鞋拔子，我的肺都要气炸了，血一下冲到了脑门上，真想大骂一顿，可是我忍住了。
牙都气得咯咯响，我含着泪一句话也没说，一把撕掉他给我的饭票，径直走了出去。
回到家，我暗暗下决心，今后就是饿死，生活路上再困难，也不进公门。
虽然工作处处碰壁，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还是有幸和一位小我6岁的本村姑娘结婚了。
我们结婚时，没举行任可仪式，只是到乡政府办了个结婚证。然后朝生产队借了个小轮车，就把她接走了。
家里只能给我们几捆高粮秸、两个碗、两双筷子，还有一个小瓦盆。我们的日子过得艰苦平淡。
她曾经问过我当兵的事，我就说，我是当过兵，只是个跟着跑的小兵，没有什么建树。
我始终没有勇气告诉她，我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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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想带着家人埋头过日子，但农村成立公社，过起了集体生活，得集体劳动挣公分才能吃饭。
这期间，我被大队书记安排到五队去当护场员。听了这个安排，我十分高兴，因为当护场员这个活既不重又能挣满工分。
我心想一定尽职尽责，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一天晚上我接到通知去五队场院。一进场院的窝棚，我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原来四个人围成了一圈，在烧花生吃。
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招呼下，我也坐下来吃烧好的花生。等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五队队长说话了。
他先拍一下我的肩，对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一袋高粱给会计送去？
我吃了一惊，公家的东西怎么能给个人送去呢？想了想，直接拒绝了。
队长又指了指旁边另一袋高粮，说你把那袋送去，这袋就是你的了。
我本想再直接拒绝，可几个人狠狠盯着我，要是不如了他们的意，说不定嘴一歪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罪名，到那时我可有口说不清。
只能退了一步，说我去送行，但我自己不要高粱。
队长眼睛顿时瞪得老大，“你不要，你安的什么心？实话告诉你吧，今天你是不送也不行，不要高粱更不行！”
我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花招，只好屈服，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
这也成了一个异常沉重的包袱，随时可以压垮我。
不久后，我们村进来了四清工作队。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阶级。
清政治，我有被俘的经历；清经济，我肩上那一袋高粮；清思想，我确实有悲观失望的思想。
这些东西搅和在一块，让我夜不能寐，深入极度矛盾之中。
正在紧张焦虑时，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找到了我，说知道我是一位复员回乡的战士，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希望我不要落后，积极汇报自己的工作。
我下定了决心，要卸下这个包袱。
第二天，我找到工作队，将那袋高粱的事合盘托出，并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深刻的检讨。
经过核实，四清工作队不但没有给我处分，反而宣布任命我为大队民兵连长。
我想这是邪不胜正的结果，但人拧不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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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一天，我被通知到公社开会。
正要进入公社的大门时，等候在此的公社武装部长抻手拦住了我，说今天的会议你不能参加，你回家去吧。
被人这么当众勒令回家，我的脸上怎么挂得住，顿时热得发烫，显得十分尴尬。
但我也一下明白了，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没过两天，就听到了前天公社开会的内容，说要深挖潜伏在劳动人民中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很明显，我是这次运动中的嫌疑分子。
果然没几天，有个村民到处收集我的材料，给我安了很多罪名开会批斗我。
我很想和他们理论，可又一想，这样一来，我就得戴高帽挨批斗，家人也得和我挂拐。只能把火强压下去，一声没吭。
会开了半天，见我一直没吭声，大队鲁书记宣布散会。
我知道是鲁书记保护了我，没有让他们先激怒我，逼我反抗，然后抓我小辫子的阴谋得手。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公社武装部长突然来到我们家。
他们没进我们家的大门，就在我家大门外，勒令我脱下上衣，在我身上找。特别仔细地看了我的双臂。
我一看这架式就明白了，这是看我身上有没有在战俘营的刺字呀！就是字被用刀刮去了，也要找着伤疤。
看到我浑身只有后背上偏肩甲骨的位置有块伤。武装部长显得很失望，问我后背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我真想说是被狗咬的，但还是忍了下来，说是战场上被炮弹皮刮的。
他听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没说什么就走了。
迫于当时的形势，我狠心把这些年来积攒的书本照片全都烧了。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笔记本，记录了许多我的经历和心得。
没几天我走进大队部，一进门就看见昨天还是干干净净的墙上，一夜之间就贴满了大字报！
再仔细一看，心凉了半截，每张大字报的刊头都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揭发暗藏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蒋庆全。
再往下看，不是说我是美国特务，就是说我是台湾特务，还有的说我是日本特务。
我气得火顶到了脑门，但是有什么办法？
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划怎么批我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死了，一时间我被他们暂时遗忘了。
谢天谢地，这些大字报要是早来个一年半载，我不死也得脱层皮。
自从我回家，大大小小的运动抗过无数，最要紧的还是吃饱饭，但直到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家才第一次有了余粮，算是正在能吃顿饱饭。
到1989年的一天，我正在别人家唠嗑，突然有人找我，叫我去大队一趟，说县里来人找我。
我的心头一紧，难道又要调查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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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队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进了大队部的门，我看到两个政府官员模样的人坐在那一动没动，其中的一个问我，你是蒋庆全吗？
我说是。
该人接着说，他是组织部的。
组织部的找我干什么？
我一紧张，下面的话都没有听到。
最后，只听到对方说，他们是受上级组织所差，到这来向我宣布一件事，党对我的党内警告处分撤销了。
不是来审查我的！所有的紧张和疑虑一下变成了沮丧。
我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眼泪噼噼啪啪地掉在鞋上、地上。
三十多年了，我等这一天等了三十多年哪！如今头上连白的头发也没剩几根了，太迟了……
我一句话也没说，连个谢字也没说，转身走出了大队部。
历史似乎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大扫除，可除去了污垢，却修复不了灰尘下千疮百孔的伤痕。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八十年代初，中央、军委就出台有关政策，规定了恢复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志愿军战俘也享有了复员军人的相关待遇。
文件特别指出，归来人员在被俘期间的表现，回国事就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情况基本查清，但在结论处理时，定性偏高，处理偏重。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切太晚了，什么都不值得再说了。
为补贴家用，我和老伴每周在家附近的大集上卖鞋垫。每周三天，几乎一天不落。
运输工具是个生满铁锈的“倒骑驴儿”，车上的黄纸箱里塞好几百双鞋垫，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老伴儿往上一坐我们就出发了。
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
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一路是大下坡，赶上下雪天，车不知翻过多少次。
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我一块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可不管前路是陡坡，还是大雪，我都要回家，那是我余生的希望。
2004年的一天，我儿子蒋利急匆匆地从就职的学校赶回家，问了一个让我难受了半辈子的问题：
“《英雄儿女》里那王成是不是你？”
儿子突然的话一下给我问住了，沉默了良久。
“话我是喊了，但……。”
话没说完，我就开始浑身发抖，堵在嘴边的话没能再继续讲下去。
见我情绪激动，儿子便没有再追问下去。
从1964年第一次看过这部电影后，我就发誓再也不提关于它的一丝一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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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和爱人扯着俩孩子到大队部院里去看电影。
为了能看清楚，我们一家子去的比较早，占了一个好位置。那天放的电影正是《英雄儿女》。
初看这四个字，我一点没在意，以为只是一部平常的爱国教育影片。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影片的内容让我越看越吃惊。
当我看到影片的主人公王成身背步话机，头戴耳机、手拿话筒喊：“感谢炮兵同志，打的好……”
可我越想越不对，这不是我吗？这不是我做过的事吗？
接下来我就看到王成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我一下惊住了，当时我什么也看不到了，心里只想大喊，但我努力控制自己，没有喊出来。
在黑暗的礼堂，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奔流而出。
“爸爸，你怎么了？”身边的女儿问了我一句。
“没什么”我急急忙忙地钻出了人群，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调整自己的情绪。
我真怕自己控制不住，当场大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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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电影散场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回到家里，劳累一天的妻子很快带着孩子们睡着了。
可我躺在那里，被子往头上一蒙，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一直往外流。
荧幕中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来，闪过去，“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撕心裂肺的喊声在揪我的心！
人家喊了“向我开炮”，伟大光荣，是全国敬仰的英雄。
而我喊的“向我开炮”，怎么能和人家比，谁叫你喊完做了俘虏呢！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看电影了，听到《英雄战歌》就浑身哆嗦，上下牙齿咯地响。
后来我连打仗的影像都看不了，一看我都得扶着炕边缓半天。
儿子告诉我，是一个亲戚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里面请来了一位老嘉宾，叫洪炉，曾经的志愿军军报记者。
洪炉说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名叫蒋庆全。
亲戚看了这个节目，越听越像我，心里打鼓就立马告诉了儿子，他这才着急回来问我。
我怎么能是英雄的原型呢！我对着儿子摇了摇头。
儿子没有放弃，那天问过我后，他开始到网上搜寻相关的报道，还真找到洪炉写的文章。
洪炉详细回忆，当时将庆泉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时，步话机另一头的联络员陆洪坤和旁边的战士都听到了。
战役后他们给洪炉讲了这个故事，身为军报记者的他当时就写下了一篇叫《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全》的文章。
可文章还未来得及发表，就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从对方提供的被俘人员名单上发现了我的名字。
按照规定，被俘者不予宣传，这篇报道只能被压下不表。但洪炉一直惦记着我的下落。
知道几十年过去依旧有人在寻找我，儿子很兴奋，试着在网络论坛上留言说：蒋庆全现在很好，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络方式。
本来以为这事会不了了之。但2008年9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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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蒋庆全家吗?我是陆洪坤！”
电话那头，一句声嘶力竭的“小鬼……”传来。
我愣了一下，立马反应过来。大叫着回了一句：“胖子……”
那是我们当兵时对对方的称呼。
当时在23军67师的直属通讯连，陆洪坤和我都是步话机员。
步话机员是最前线指挥员的眼睛和耳朵，是指挥战斗的灵魂，步话机员身背步话机应该一刻不离紧随指挥员的身边。
在最后一场战役中，我被派去前线，陆洪坤则负责在指挥部直接与我通话，传达我从前线调动炮火的信息。
没想到，在分别近60年后，我们终于联系上了。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我当即决定，我要南下去找陆洪坤。
我要去当面问问他，为什么中间有很长时间联系不上？后续部队干什么去了？最后为什么不开炮了？
我要把电话里说不清楚的事儿都问个明白。
那时候正赶上国庆期间，可我一点也等不了。让儿子陪我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了宜兴。
当我带着满脑子官司赶到陆洪坤家所在的官林镇时，已然快天黑了。
一个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的老头正在东张西望，儿子快步走上前去，还没开口问话，对方就冲他说：“你是蒋利吧?和你父亲年轻时一个样。”
我一看，就是他啊，就是陆洪坤！
我上前去跟他紧紧抱在了一起。
之后一天一夜，我们除了吃饭睡觉，真是一刻也舍不得离开。
陆洪坤说，听到我要求的炮击点离阵地只有10米了。他不敢应答了：“太近了，你怎么办？”
这里我记得，当时我甚至在步话机里直接开骂：“别扯淡了，鬼子到门口了，向我碉堡顶上开炮。赶紧地，向我碉堡顶上开炮!”
我不知道的是，陆洪坤告诉我，那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两天，弹药消耗惊人，志愿军根本打不起和美军的长时间炮战。已经没炮可打了。
他们正急得手足无措，下一秒步话机那头就陷入了永久的沉寂。那时，我被美军一炮轰晕了。步话机也被炸碎了。
陆洪坤以为，我已经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和同时值班的战友，把我的事迹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23军战地记者洪炉听说此事，很快找到他们采访，把我的故事写成了战地通讯。
这个埋藏在我心底几十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从官林镇回来，我忽然生出一个想法，我想把自己这一辈子记录下来。记录战俘营里的罪恶，也记录战俘的人生浮沉。
一有空我就写，字典也翻烂了，几年过去，光草稿在桌子上就堆了半尺厚。
到2010年4月，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家里来了一位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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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来到我家。
其中那位年纪大的刚进门就问我：“你是不是23军67师201团的步行机员蒋庆全？”
我说是，他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叫我看。”
当那本皱皱巴巴的笔记刚被摊开我就当场愣住了。
那个笔记本虽然年代已久，但上面的内容我还辨认得出来，写着《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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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他就是洪炉，曾是23军《战地报》的记者，负责战争最前线的新闻和采访。
他13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入朝时只有22岁，但已经是入伍9年的老兵了。
朝鲜战场的石岘洞北山一战让这个老兵也刻骨铭心。
阵地已经是一座人肉堆成的山，每一次反复争夺，双方都在这里留下大量的尸体，一层又一层。
战士没办法修筑工事，就趴在死尸上，打仗，吃干粮，喝水……那是夏天啊。
离阵地几里以外，臭味就熏过来了，到了那个地方，人的嗅觉都没有了，蛆到处爬……
上世纪90年代，洪炉开始寻找我的下落。
但23军几经改编，很多队伍调入了其他部队，普通士兵的资料无处可寻。洪炉也曾去询问过民政部门，还是没有收获。
接着他又拿出一份复印的文稿，上面写着一篇文章《呼唤“王成”：你在哪里？》。
看着这些资料，我呆在那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那天才知道，洪炉和陆洪坤足足找了我十多年啊。这该是什么样的情感哪，我不好说。
当他们临走时，洪炉突然对我扔下两句话，“蒋庆全同志，你再藏也藏不住了，你不想出来也得出来了。”
我尴尬窘迫地目送着他们离开我家。
见面半个月后，洪炉把我邀请到了北京，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完我的故事时，台下坐在轮椅上的志愿军23军政委，裴周玉老将军，不顾身旁的助手阻拦，执意要起身上台。
他颤颤巍巍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的和平鸽纪念章摘下来，交到我手中对我说：“你是真的英雄！”
这枚章不仅是我的，也是所有志愿军战俘难友的。
我向老首长裴周玉将军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说：“报告政委！你的战士蒋庆全来向你报到。”
我的团长牺牲了，我的营长牺牲了，我的连长牺牲了，我的排长、班长都牺牲了......
现在唯一幸存的战士蒋庆全来向你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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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的战俘没有享受到蒋庆全的幸运，因为没有洪炉为他们正名。
漫长的岁月中，他们都曾深恨自己没能死于战场，因为战士的身份已被“战俘”完全遮蔽。
这样的群体悲剧，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些人，这是深植于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舍身尽节才是英雄。
蒋庆全的故事，不是要讲述他个人命运的悲剧，是需要我们一起警醒和反思。
因为，有战争就会有战俘。
蒋庆全今年已经93岁，和他一起的志愿军归国战俘大多也都离开人世。但新中国后来的每一次战争，都还继续产生战俘。
比如1979年中国的那场边境之战，也有在异国战斗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成了战俘的，他们至今不敢面对世人。
对待归国战俘的问题，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从国家层面逐步给予更科学的认定，这是文明的进步。
明天的故事里，蒋老会带我们回看，他21岁那年，兄弟俩的生死抉择。
他们为何反目，又为何离散。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插画：大五花 徐六耳 花椒。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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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6 0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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