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阴影苏联社会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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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铁鞭01说：
                　　（四）另外一个预备措施是随时随地带着足够的现金。苏联社会缺乏信用卡，赊账，支票本，或者简便的贷款。只有那些不太有人要的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机才可以分期付款，但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存货过多，而且功能不佳。一位健壮的金发妇女告诉史密斯，要为发现某种稀罕的东西的幸运时刻做好准备，“你必须带很多现金。假设你突然发现他们在以70卢布的价格出售质量好的长统靴，你必须马上排队。你没有时间回到家里拿钱。你拿好钱回来的时候，靴子早卖完了。”
　　
　　俄国人有一项很可爱的品质，上述的这种情况养成了一种随时随地跟朋友和同事分担现钱进行大宗采购的意识。似乎有些矛盾的是，俄国人没有大多数的美国人有钱，但在钱的方面对朋友出于本能地更大方。人们对借贷25，50或100卢布并不当回事儿，只要他们能省得下来，直到下一次拿工资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没有多余的钱，他们也不把借贷当回事儿。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用钱的好机会要比钱本身更重要。
　　
　　俄国消费者的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为他人购物。假如一个人恰好碰到像菠萝，波兰制造的文胸，东德的墙灯或南斯拉夫的牙膏那样的稀罕物品，却没有为你最好的同事，母亲，姐妹，女儿，丈夫，连襟或其他亲戚好友买一些的话，这是一个难以饶恕的罪过。因此，史密斯惊讶地发现人们对于自己所有最亲近的人的鞋子，文胸，裤子和衣服的尺寸，腰身和长度，颜色偏好和其他特征都熟记在心，以便他们碰巧在某个商店里遇到这些物品时能够有所准备。然后，他们买东西，直到把钱花光为止。
　　
　　一位中年的莫斯科妇女也告诉史密斯办公室工作人员组织合作购物活动，正如美国的家庭主妇组织汽车合作（car pool），每天轮流去购买食物。她说，在他们的办公室“集体组织”中，某些人在午饭时间出去为所有人购买基本的食物以帮助每个人逃避下班后商店里可怕的拥挤。妇女们也经常在正常的上班时间里轮流偷偷溜出去到主要的闹市区商店里去查探有无特别的东西。假如有必要进行大量采购的，她们回来后会告诉大家。在这种情况下，转卖的时候赚点儿小钱是很正常的。一位年轻人告诉史密斯，他看见一位妇女拎着装有20个很受欢迎的南斯拉夫“信号”牌牙膏的网兜乘上公共汽车。人们立刻争相询问她是去哪里买到的，有些人还窃窃私语要加点儿钱向她买。
　　
　　购买进口货物是另外一个克服物品短缺的途径，对于普通消费者或是特权阶层都是如此。西方物品很难弄到，甚至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即便有充足的苏联商品，俄国人也愿意为这些商品支付超出寻常的高价。一位在符拉迪米尔的年轻的导游对史密斯说：“我宁愿为进口的鞋子支付比苏联产的鞋子的两倍的价钱。”他穿着西班牙的鞋子。这双鞋花了他35卢布，或占他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多。售货员甚至比推销苏联商品更卖力地推销外国商品。
　　
　　有一天晚上史密斯到大百货商店（G.U.M）去买一些苏联的卫生用品，想试验一下苏联的消费者体验。但是当他指着一个用俄语标注的“剃须霜”的盒子时，女售货员把他引向另外一个竞争的品牌。
　　史密斯问：“这是苏联牌子吗？”
　　她说：“不是的，东德制造的。比我们的牌子要好。”
　　史密斯随后问她要牙膏。她推荐了保加利亚的“美丽”牌（Merri）。
　　“苏联的牙膏怎么样？”史密斯问道，“你们有苏联的牌子吗？”
　　“噢，当然有，”她说，觉得史密斯是个很奇怪的顾客，“但是这种保加利亚牌子要更好。”
　　史密斯坚持要苏联的牌子——橙味的。试用过一次以后，史密斯才明白女售货员为什么要推荐保加利亚牌子了。苏联牙膏有一种酸酸的橙味，跟牙粉没有混合在一起。
　　
　　一位科学家说：“每个人都要进口的东西。我记得一位身份重要的女士，是我妻子的朋友，一个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党的高级官员。她是一个‘剪辑’电影的部门的领导。”他透过眼镜瞥了史密斯一眼，以确定史密斯能领会他的意思。“我记得——那是15年以前的事了——她以前常说，‘我才不管他们说追求物质方面的东西不好呢，我就要穿进口的衣服。’甚至这样的一个人也这么说！当然，这对她的信仰和忠诚没什么影响。但是她想要国外的东西，因为她认为国外东西更好而且是美好生活的必需的。人们喜欢不是苏联造的东西——任何东西，衬衫，领带，手提包，任何小东西，不管是什么。这种东西让他们感觉比其他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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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铁鞭01说：
                　　（五）那种对品质的追求，对他人所拥有的更好的东西的追求，给那个典型的俄国习惯——排队，增加了新的压力。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排队，但苏联的队列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就像埃及人的金字塔一样。它们显示了很多俄国人的困境和俄国人的心理。这些队列的运作比一眼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对于旁边的路人来说这些队列看起来像是几乎静止的人的队列，为了他们的可怜的购物活动注定要经历某种商业的炼狱。但是外来人所不了解的是这些队列的内在的吸引力，它们内在的动力，以及它们特殊的礼仪。
　　
　　在最近美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的痛苦的购物熬夜的滋味是在1973-74年冬天的石油危机在加油站的黎明前的队列。那种情形在美国产生了一波全国性的自我怜悯的情绪。但是它仅仅是暂时的而且只是一种商品。想象一下对于范围广泛的商品，在所有的时间都需要排队，你就会意识到苏联人的购物就像一个整年到头不停顿的圣诞抢购风潮。根据公认的标准，苏联妇女每天要花两个小时排队，一周七天，天天如此。美国妇女一周一次，也许是两次去超级市场去经历采购的折磨，而苏联妇女则每天两次。苏联媒体报道说俄国人仅仅为了购物就要每年花费300亿工时来排队。那还不包括另外几十亿工时花在裁缝店，理发店，邮局，储蓄银行，干洗店和回收旧瓶的各种地点和其他地方等待的时间。但是仅300亿工时就足够1500万工人每周干40小时，连续不停的忙活一年了。
　　
　　史密斯自己就知道有些人为了买4个菠萝排90分钟的队，为了坐2分钟的过山车排3个小时的队，为了买3个卷心菜排3个半小时的队，但排到队伍前面才发现已经卖完了，为了今后买一块地毡进行登记而排18个小时的队，在冰冻的12月排一个晚上的队为买车而登记到一份名单上，随后交货还得等18个月，如果能拿到车，那真是运气好得到家了。队列可以从几码长一直到绵延半个街区几乎一英里长，通常这些队列移动起来极慢，令人痛苦。史密斯的一些朋友住在莫斯科的西南部，他们看到并用相机拍下了一个延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的队列。这个队列四人并排，绵延整整一个公寓开发区。估计有10,000至15,000人，为了买地毡而登记，这种机会在整个莫斯科区域一年只有一次。有些人在雪地里点起篝火以取暖。木材燃烧的噼啪声和人们不断地交谈声使得史密斯的朋友在夜里难以入眠。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痛苦，当一位俄国妇女看到一个队列在形成的时候，她的本能反应便是立刻排到队伍里去——甚至在她知道在卖什么东西之前。队列心理有其自身的吸引力。史密斯屡次被俄国人告知，任何人在看到前面的人急匆匆地排队的时候，他正常的假设是肯定有值得排队的东西在那儿。不必关心那是什么东西。先排到队伍里去，然后再提问。你排到队伍的前面就会知道是什么了，或者在此之前，前面的人会传话给后面的人。一位女律师告诉史密斯她曾经碰到过一支扩展到穿过整个莫斯科瓦百货商店的巨大的队伍。当她询问在队伍末端的人前面再卖什么时，“他们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对我吼叫，让我别管闲事。我朝前走了20或30码再问别人，还是没人知道。最后，我不问了。”
　　
　　尼娜.沃诺内尔（Nina Voronel）是一个儿童文学的翻译。她说有一天她碰巧在一个设备柜台买一个30卢布的手动混合器时，一个营业员拿着一盒东德产的墙灯进来。“我告诉售货丫头，‘我要一个。给我留一个，我到帐台去付帐。’当我跑到帐台那会儿，已经有50个人的队列在那儿了。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话传了出去——我们这里一直是这么得到消息的。几乎在店里的每个人都在那儿。他们是否需要灯，那并不重要。这里的人并不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是买他们看来值得拥有的东西。有些人也许会卖掉这些灯。有些人会送给朋友。但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把灯放家里。灯始终会有人要。好的布料也一直会有人要，毛皮外套，毛皮帽子，质量好的冬天的靴子，颜色靓丽的夏天衣服，地毡，盘子，搪瓷锅和平底锅，茶壶，质量好的羊毛衫，雨伞，像样的钱包，漂亮的写字台，打字机，妇女的内衣——不是那种没有衬垫没有调节的松弛丑陋的苏联产的文胸，那是给大胸的乡下姑娘穿的。是捷克或波兰产的文胸，白色的漂亮的，而不是带玫瑰花蕾的蓝色松弛的。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迅速加入到一个队列中，也许会是卖上面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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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铁鞭01说：
                　　（六）人们会在一瞬间排起队来，就像池塘里的鸭子追逐一块面包一样。有一次在基辅的一家百货商店里，史密斯离女用手套柜台不远的地方，突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进口手套”。在匆忙拥挤中他被人猛推到柜台边。一对年轻夫妇尤为生猛，他们挤到前面，在另一个顾客的头顶上仔细看了看手套，说手套不是进口的，然后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在队伍前面的一些人也离开了。但是队伍末尾的人不明就里，仍在那儿坚持。此时，一个穿蓝色外套的售货员推着一辆满载着看上去不错的男式棉风衣的推车沿着走廊从他们后面走过来。购物的人像潮流般地离开手套柜台，几乎把这位可怜的售货员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她当然没准备在那儿卖货，但是只有在前排的人详细地向她询问了价格，尺寸和哪个部门出售这些风衣以后，她才得以带着货物进入一部电梯。
　　
　　另外，苏联人的队列一旦形成，就会比看上去更为流动变化。在队列中有漩涡和潜流在活动。比如，在大多数的商店里，购物者被要求排三个队，而不是一个队，这更增加了他们的购物烦恼——第一个队是选择他所要购买的东西，看好价格并订货；第二个队是在商店里的另外某个地方付钱；然后是第三个队，去拿所采购的东西，并交上收据。
　　
　　但是某个星期六的早晨在一个奶制品商店里，史密斯发现排队比上述的做法既更简单，又更复杂。史密斯去店里买一些奶酪，黄油和大红肠。但不幸的是，他们分属三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地方都要排队。史密斯心里抱怨道：要排9个队！但是他很快发现有经验的购物者会跳过第一个步骤。他们知道大多数物品的价格，所以他们直接到付帐柜台去领收据。史密斯研究了一会儿价格后，也这么做了。他拿到收据后，走到领奶酪的队列，那是最长的一个——大约有20人——他想把最难的那个放到第一个解决。但是史密斯刚排到队伍里还不到一分钟，他前面的老妇人就转过身来，要他把位置给她留着。她快速冲到黄油和牛奶的队列。奶酪队列移动得极慢，在老妇人回来的时候，队列才前进了三英尺。史密斯也决定冒一下险，他出去买了黄油回来，而奶酪的队列仍然在慢慢向前爬。史密斯这时才突然明白整个商店里充满了不断流动的人，他们排队，占位，离开，回来。每个人都把奶酪队伍作为基地。这就是为什么奶酪队几乎动也不动的原因：队伍的中间一直不断有人进来。史密斯再次要求他后面的一位老人帮他占着位置，他又跑去购买大红肠。他又一次成功了。最后，史密斯花了22分钟购买了黄油，大红肠和奶酪。他没有感到愤慨，相反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通过那些捷径钻了排队这种体制的空子。
　　
　　一些更为严肃的购物者后来告诉史密斯，在不同的队伍之间跑来跑去对于购买一般的物品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稀有物品就不是这样了。有些妇女说：“（购买稀有物品也那样做的话）会让气氛变得很紧张。”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说：“人们从经验里知道在他们排队等的时候，物品会被卖完。所以，假如一个队列是针对某些真正的好东西而你离开的时间又太久，人们会变得很不高兴的。他们会勃然大怒，在你回来试图回到队列时，他们会诅咒并阻止你进来。你是否能进来取决于原来排在你后面的那个人出来为你在队列中的位置辩护。所以，请求某个人给你占着位置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们承担了道德上的义务，不但在你回来的时候让你排到前面，而且还要为你辩护。即使面临辱骂和别人的瞪眼，你必须自己要强硬而且坚定。你排到队伍前面时，假如售货员没有限制你购买的金额，你会听到也许是在你后面6个或是8个位置的人冲你大嚷：让你不要买得太多，骂你是个不择手段的人，说你不为别人着想。这种事情会让人非常不愉快。”
　　
　　这种购物竞争给俄国人的生活带来一种表面压力，跟其他的事情一样，这种压力将普通人和精英区分开来了。一位美国的记者曾将购物比为经历军队中的基础训练。在这种训练中，军士长会有意杀杀新兵的威风。他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售货员，他们收入微薄，经常工作过度，或仅仅是懒惰。在餐厅里等一个小时女服务员才过来拿你的订菜单，再过半个小时她会过来告诉你订的菜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在塔什干，一位老妇人告诉史密斯她曾在一家食品商店里等了很长时间排队才排到一个卖肉的柜台前面，却不得不再忍耐五分钟，因为切肉的人在跟一个朋友闲聊体育方面的事。当她提出要买一些肉时，切肉的人头转过来粗暴地说：“我猜想着你还想让我把肉塞到你的嘴里去吧？”人们对粗鲁的售货员已经见怪不怪了，苏联的著名喜剧演员阿卡迪.拉京（Arkady Raikin）的喜剧里，一位女售货员不顾某个苏联的卡斯帕尔.米尔克托斯特（Caspar Milquetoast）要求买一件送给一位中年妇女的礼物而坚持要卖给他一个玩具大炮，这种剧目始终广受欢迎。售货员的态度是整个复杂的苏联的卖方市场重要的一部分。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人，而你们有很多人，所以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的？不管怎样，你都要等我。’当然，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有你想要的东西，你还能去哪里？”
　　
　　在许多商店里，购物者不能自助，因为他们跟物品之间被小心地隔开了一段距离，这些物品被堆在柜台后面。购物者够不到它们，直到售货员拿出来。面包商店是个例外。那里提供给顾客金属叉子以便让他们测试面包的新鲜程度。但是，在大的百货商店里，顾客只能以小批量的，人数被控制的小组被放进用绳子圈起来的女士衣物，童鞋，或是运动装备的区域。自助商店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种冷冰冰的漠然的氛围。但是变化极为缓慢，部分原因是因为俄国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比如，在莫斯科闹市区的加里宁大街上的两层楼的食品市场，史密斯看到人们对袋装的面粉，糖和干面条已经习惯了，但是仍有很多人宁愿排队看着女售货员把用勺新鲜的酸奶舀到人们自己带来的罐子里，他们还是不愿意取走包装好的酸奶，即便那样做会更快。其他人对于那种在核查地点现场查验顾客手提包以防止偷窃的做法望而却步，认为这是在污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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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铁鞭01说：
                　　（七）俄国消费者的不愉快经历也会因为服务突然中断和商店突然关门而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商店比其他国家的商店都有更多的“清扫日”和“盘货日”，遇到这种时候，营业就停顿下来。或者购物者会意外地看到商店大门上标有remont，这个字的意思是整修，但实际上是一种“无限期外出午餐”的普遍的借口。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城市里，商店营业员随心所欲地关门，无论张贴出来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干起活来就像自己是老板一样。”在一个高加索村庄里，一位乡村妇女垂头丧气地对史密斯说，那时他们俩站在附近唯一的一家食品商店的门口，都感到无可奈何。“如果他们决定有什么东西可卖，他们就开门。如果他们认为没什么可卖的，就关门。”其他机构在安排休息时间时几乎不考虑顾客的需求。比如，乌克兰大酒店大堂里的自助餐从中午到下午两点就关着。或者如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冬天的时候人们会在道路上洒水结冰使得游人能够从树林间滑冰而过，但经常在最好的时间里关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还有，售票的女士拒绝在3点以后出售门票。“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位女售票员大声说道，无论你怎么劝说都无法改变她随意的决定。
　　
　　俄国人对此都漠然置之，这令人感到惊讶。但是他们一般都将购物视作一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战斗，正如纽约人在地铁高峰时间强打精神一样。人们闯入商店，互相推挤，脸色阴沉，带着战斗的表情，没心思去感谢为自己把住门的或是让道的人。莫斯科人作为冷漠的城市居民，在其他俄国人中享有特别粗鲁的名声。不时地有专栏作家批评他们粗鲁的举止。不过，俄国人虽然在私下里极其热心，但他们在听到外国人说他们在公众场合冷漠和不苟言笑时仍然感到惊讶。一位和蔼的灰白头发的文学评论家说：“你得明白，从我们记事开始起，购物就是一场战斗。生活是一场战斗。排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那可以回溯到战争年代。如果一个小孩早上起得不够早而不能排在队伍的前面，那天他就会空着手回家，没有面包。当然，现在好多了。但是人们在购物时仍然有那种紧张的感觉。”随着日常的风风雨雨——不仅仅是购物，也包括工作，饮食，其他的生活压力——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会衰老得更快。史密斯发现在30岁以上的人当中，俄国人认为美国人比他们要年轻8-10岁，而美国人认为俄国人要比他们年长8-10岁。
　　
　　不过，购物者的无时不在的烦恼也有一个积极的结果，任何一件采购来的不同寻常的东西都是一样值得自豪和珍视的所有物。俄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推崇物质，但是他们对于相对简单的事情有一种额外的快乐和成就感，这种温暖的感觉比西方人要强烈得多，因为西方人购物相对容易。一位曾去过美国并且跟美国人有过接触的女记者说：“在美国，假如你妻子买了一件好看的新衣服被我看到了，我会说，‘噢，好啊，真不错。’仅此而已。但是在莫斯科，当我把双手放到了一双我喜欢的鞋子上，那是一个成就，一项业绩。那意味着我设法通过一个朋友经某种复杂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许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收买的售货员，或者我从一个商店逛到另外一个商店，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注意我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我买了鞋子’而是‘我把双手放到了一双鞋子上。’所以我得到喜欢的鞋子时，我很骄傲。朋友们会对我说，‘噢哦，你买到新鞋了！告诉我，你是从哪儿买到的？’这不仅仅是一个随便的客套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想，‘也许她会帮我也买到一双。也许我能够买到一双像那样的漂亮的鞋子。’美国人不会明白的，不是吗？”她说得没错，因为史密斯从那些排队站了很长时间仅仅买到一个漂亮的发髻或一件南斯拉夫运动衫的妇女的眼中看到过那种胜利的兴奋的表情。那是一个让人心里温暖的景象。
　　
　　不过，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经济生活的另外一些因素能够弥补他们消费生活的明显的缺陷，并且使得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人的更自由但更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七十年代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俄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尽管这种制度有许多缺点。在美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失业，住房，医疗和大学教育的高成本，所有这些都使得俄国人感到害怕。对许多俄国人来说，低成本的住房，免费医疗，国家补贴的大学教育以及一个稳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工作的稳定性——超过了市场经济的缺点。史密斯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一个环境学家的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谈起了经济方面的话题。这个环境学家喜欢读欧.亨利的小说。他用吉他伴随着伏尔加的忧郁的歌曲来娱乐众人。他说：“我们知道这里的生活比不上美国，你们最好的工人能够比我们的工人多挣三四倍的收入，你们的住房比我们的要大。但是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为失业而存钱。我带回挣的钱交给柳芭，她安排家务。我有什么好担心的？钱够用了。你比我挣得多，但你必须存钱。你必须有储蓄因为任何时候你都会失业，你得为退休以后作打算。而我就不需要。我从来不担心。我有专长。我可以离开我们学院，找到另外一个适合我专长的工作，我会挣到同样的钱，每月120卢布，没有问题。那就是很大的差别，我不用担心将来，而你需要考虑。”
　　
　　这些是苏联媒体里天天重复的评论，俄国人遇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时候也老这么说。这些说法有点儿道理，尤其是关于失业这点。
　　
　　苏联的关于福利项目的统计数字听上去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在这些数字背后的现实则要平淡得多了。比如，政府官员喜欢声称每年大约有200亿卢布被用来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你看到这笔金额是由四千一百五十万退休人员中分享，那么算下来平均每个退休人员每月的退休金为40卢布，低于非官方的苏联贫困线。实际上，许多祖父祖母级的人还有一个缓冲，因为他们跟成年的子女住在一起。许多人还在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如低收入的守门人，清洁女工，电梯操作工，卖衣服的营业员，或是女佣——政府鼓励他们这么做。但不管怎么说，那不是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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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铁鞭01说：
                　　（八）同样，在七十年代苏联的经济能够幸免于西方经济的剧烈的通货膨胀。不过它并不是如政府官员所声称那样没有通货膨胀。的确，俄国人仍然能够享有经政府补贴的每次乘坐地铁5戈比优惠车票，如20年以前的那样。房租是固定的而且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两居室的带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每月6-8卢布。半公升标准级别的牛奶花费16戈比，跟10年以前一样的价格。国营商店里的土豆价格固定为每公斤10戈比。国营商店里的牛肉价格名义上被限定在每千克2卢布。旅行也很便宜。俄国人可以乘火车和飞机旅行1000英里，只需花费50-60卢布。旅馆房间通常要跟陌生人合用，每张床每晚要1-2卢布。国家补贴的休假通行证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在一个普通的宾馆房间住26天只需120卢布。在少先队营地活动三周半花费9-15卢布。但是，除了如旅馆住宿，火车票，休假通行证或野营等以外，物价仍然有微妙的变化。
　　
　　另外，在1974年晚期，普通人私下里嘲笑官方的说法：自1970年以来零售物价指数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三。一位中年妇女说几年前花费5卢布的东西现在花费7卢布。据一位语言学家估计，要供养其四口之家，包括两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开销比1970年多1倍。一位医生更谨慎地估计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猜测隐性的苏联通货膨胀每年约为百分之五。
　　
　　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公开上涨。在1974年，尽管某些电视机和收音机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一些奢侈品，如：鱼子酱，烟熏三文鱼，毛皮衣服和珠宝等的价格在一夜之间翻了倍。但是更常见的手法是用价格更高但是质量没什么两样的新商品来代替旧商品，或者撤回旧的、低价的旧商品。还有另外一种通货膨胀，由于供应短缺迫使人们去农民的自由市场去购买食物原料，在那些地方肉和蔬菜的价格上涨得很多。在1970年，俄国人生活中的普遍的硬通货伏特加经历了微妙而隐蔽的涨价。著名的旧品牌如斯托里克纳亚（Stolichnaya）售价为每半公升2.87卢布，它们突然从俄国市场上消失了（用来出口）。一种较新的口味较重的品牌（就叫伏特加）出现了，售价为3.62卢布。在1974年，旧的日古丽I型车逐渐地被日古丽-3型车所替代。新的日古丽车驱动力略强一些，内饰更好一些，开门时有警告灯，铬合金更多一些，以及其他一些小的改进。但是涨价的幅度却让意大利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羡慕：旧的车型花费7,333美元，新的车型要10,000美元——一下子暴涨百分之三十六。
　　
　　更普通的商品也受到这种伎俩的操纵，从袜子到儿童外套或是食物。一个家庭妇女在谈论鸡肉的时候说：“便宜一些的童子鸡已经消失了。如今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更好一些的品种，每公斤2.65卢布，或是更贵一些的进口的匈牙利活丹麦的鸡。如果你真的急需的话，去买拔过毛，清洗过的鸡，价格为每公斤3.4卢布。这是这里主要的涨价的办法。最便宜的东西没有，中等价格的东西罕见，而最贵的东西就是出售的东西。因此，即便物价没有变化，生活成本还是上升了。”
　　
　　一个几乎没有涨价的重要的部门是医疗部门。苏联体制的一个自豪的地方就是免于可怕的医疗帐单，尤其是在美国医疗费用如火箭般上升的时候。
　　
　　史密斯个人对于苏联医疗体制的感受仅限于到专门针对外国人的擦洗得很干净的诊所去过几次。有一次，史密斯的孩子去一个外交综合医院作检查。那是在厚重的铁门后面的一栋褪色的米黄色大楼，在莫斯科的闹市区。人们带着各种瓶子和其他容器，里面装着“样本”，到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每天只开放一个小时。做完检查要跑好几次。但是所有的医生——都是中年妇女——都和颜悦色，看起来都很称职。
　　
　　史密斯在中亚和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他对于苏联医疗事业所取得的进步印象深刻，那是半个世纪以来苏联制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半个世纪前，列宁曾宣布：“要么虱子打败社会主义，要么社会主义打败虱子。”传染病被基本上控制住了。婴儿死亡率接近最发达的15个国家的水平。预期寿命达到70岁。到1970年，苏联拥有人口中医生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每万人中有23.8个医生（美国是15.8个），比美国有更多的病床（每千人10.6个，美国是8.2个，不过有一个原因是俄国医生会将一些在美国院外治疗的病人收治到医院里，比如慢性酗酒的病人）。根据西方的估计，克林姆林宫在医疗上花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到六，而美国为百分之七。
　　
　　苏联官员不厌其烦地说明苏联民众能够免于因健康问题而导致的经济上的灾难，这是苏联制度的最重要，最得人心的方面之一。史密斯所认识的俄国人也对他举例说他们的熟人里有些并不是有钱有势的人也能够获得几乎是免费的医疗，包括在距离遥远的医院里进行手术和治疗，而这种医疗服务在西方将会是极其昂贵的。
　　
　　但是在私下里，俄国人抱怨他们的医疗系统，跟消费者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也受到下列问题的困扰：劳累过度的医生，药品短缺，差劲的设备，以及通常低劣的服务。他们主要责备政府给予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的工资太低（多数医生是妇女，在收入水平上处于较底部的位置。他们每月挣100-130卢布，比一般工厂的工人还要少）。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列.萨哈罗夫把医疗服务质量评价为“非常低”。他把妻子送到国外去治疗眼睛。苏联科学院的头头米斯提斯拉夫.克尔迪思（Mstislav Keldysh）使用美国专家来治疗心脏。另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谨慎地评论苏联的医疗系统：“它是不平衡的。有些医生，医院和诊所是好的。其他的比较差。你不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当然，我是在说莫斯科。在莫斯科之外的乡下，那就更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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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铁鞭01说：
                　　（九）一位曾在莫斯科的一个著名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学科学家在1974年移民美国，他赞扬俄国医生比追求利润的美国私人医生“更人道”，另外他也支持社会化医疗的理念。“但是你无法想象大众化的医疗水平有多差，”他说。“在梁赞（一个有40万人口的城市），我在那儿长大，他们只有很差的设备。他们缺乏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药品。医生的资质也比莫斯科的医生要低得多。但是最糟糕的问题的医疗系统管理得很差，医护服务也很低劣。护士做消毒工作做得非常差。在手术后，即便在我们这样顶尖的医院里，也有很多坏血症，溃烂的伤口，感染和化脓。护士们的清洁工作做得不好。她们在手术中犯错。我们医院的头儿很生气，因为他希望能把手术做好，但是却发生了这些感染的问题，而且发生了这么多次。你知道，中间层次的人员收入不高。他们干活儿不可靠，也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有一次在哈尔科夫（Kharkov）我不得不在一家普通的地区医院做阑尾炎的手术。医院里很脏，你难以想象有多脏。被单用了很长时间，都变灰了。医院工人的衣服也不够干净。他们对我特别照顾，因为我是来自莫斯科的这家重要的医院。但我还是被感染了，其他人也一样。我看到一个人在阑尾炎手术后因为感染就在我面前死掉了。”
　　
　　在七十年代，一些苏联医生跟其他犹太人一起移民到国外，美国和以色列的医生都试图帮助他们来调整适应国外的医疗体制，这些医生吃惊的发现苏联医生一般而言都比他们想象的要差。“差距很大，”一位帮助重新培训苏联医生的纽约人说。另外一个医生吃惊地发现一个从列宁格勒著名儿童诊所来的女医生不知道如何使用耳科听诊器。当他问这位女医生如何检查小孩是否感染时，她回答说：“我们被教会用手扯小孩的耳垂，如果小孩哭了，那么他就被感染了。”
　　
　　史密斯在高加索遇到过一位东德的妇科医生，他在列宁格勒工作了三年，他也同意美国人对苏联医生的评价。他告诉史密斯：“苏联人喜欢大肆吹嘘他们的医疗体制，但是我在他们的诊所和救护车里工作过，这里的医疗服务并不好。他们药品和医疗用品很少。缺乏必要的设备。当然，他们有也许可以跟美国医院一比的研究机构或者特殊医院，比如针对重要人物的克里姆林诊所，那儿有高水平的专家和充足的用品。但是，我们东德，比如说，在医疗质量方面比你们落后15年，那么俄国人则比我们还落后。政府在普通诊所和医院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救护车接收病人要跑太远的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叫救护车去接醉酒的人。一位患突发心脏病的病人得等待两个小时。医院拥挤不堪。现在他们造医院时把房间造得更小，比如六个人一间房间，但是我看到的房间里有很多床位。病人的环境并不让人感到愉快。食物也很差。大多数家庭给自己在医院里的亲属送饭。他们给护士等勤杂人员送钱送礼，以便床单能定期换掉，东西能弄的干净一些。”
　　
　　许多人提到了过度拥挤和延误入院。一位莫斯科的医生说：“对于急诊来说，入院并不是问题——急诊会立刻得到救治。但是对‘计划好的手术’（非急诊的，针对慢性病的，因而需要有计划安排的手术），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个问题。”一位摩尔达维亚电力工程师对史密斯说，他在基什尼夫（Kishinev）曾为了一个腹部的手术等了好几个月。在莫斯科心血管手术医院，一位科学家说：“等三年甚至五年”并不是很罕见的事。在稍逊一些的医院，时间延误会短一些，但仍然很长。
　　
　　那位东德医生对史密斯关于外交综合医院的评论不以为然：“你们有针对外国人的特殊医院。那里的服务比针对普通俄国人的医院要好得多。”即便如此，史密斯仍然知道在那里住过院的西方国家的病人对那里肮脏的卫生条件而感到烦恼不安。其他人听说在一些如堕胎或阑尾切除等小手术里，俄国医生使用奴佛卡因（novocaine）而不是一般的麻醉剂。在几乎所有的牙科治疗中，除了拔牙以外，都不使用止疼片。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吃惊。
　　
　　药品价格低廉——处方药通常在一美元以下——是苏联医疗体制的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这个优点常常被药品短缺所抵消。俄国人经常公开抱怨这个问题。甚至苏联的媒体也批评制药工业没有生产足够的常规药品或医药原料，如给心脏病人用的甘油，制碘酒用的酊剂，氢氧化铵，奴佛卡因，甚至急救箱和止血带，更不用说比较复杂的抗生素了。一位医生告诉史密斯有经常性的指示要医生开处方时不要开那些已经没有货的药品。像许多其他居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一样，经常有俄国朋友为获得急需的药品而向我紧急求助，在莫斯科那些药品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但不管怎么说，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医疗状况比过去改善要胜过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免费医疗体制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积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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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 铁鞭01说：
                　　（十）住房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体现苏联消费者的悲与喜。苏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也存在巨大的不足。自1956年以来的20年中，国家建造了大约四千四百万套新的住宅，包括私人住宅和集体住宅，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七十年代上半期，苏联为建造住房拨付了350亿卢布。仅在1975年，国家制定的目标是给予一千一百万人更好的住房，超过一半的人可以住在新房子里。
　　
　　苏联住房计划给人视觉上的冲击是巨大的。西方人离开十年后再回来会惊讶地看到一排排预制结构建成的9层，11层和14层的公寓里，它们主宰了莫斯科以及其他苏联大城市的边缘地区。这些建筑单调狭小，让人感觉麻木。它们的内部比宏大的外部要逊色得多。但是这种改善住房的努力规模巨大，让人印象深刻。几乎在史密斯去过的每个地方，他都会碰到学者，工程师，工人，教师夸耀他们的新住房。这些住房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很一般，但是它们却明亮通风，对居住的人来说会产生一种新的生活前景。以前这些人曾挤在公用住房里，跟四至六个其他家庭合用厨房，淋浴房和卫生间。一位中年教师说：“你无法想象那对人民来说是多重要的一个变化。”
　　
　　然而住房短缺问题依然极为严重，令人痛苦，以至于像吉尔特鲁德.施罗德（Gertrude Schroeder）那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认为苏联是“欧洲主要国家中住房情况最差的，甚至跟苏联政府制定的最低的健康和舒适的标准还要差。”苏联在1920年制定的俄国“居住卫生条例”规定每个人的最低居住面积为9平方米——相当于10X10英尺的空间。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位美国研究苏联住房问题的专家亨利.莫顿发现：“在城市区域的绝大多数的苏联人的住房条件没有达到1920年的最低标准。”
　　
　　有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苏联人仍然居住在公用住房内。苏联官员承认这个数字也许接近三分之一，西方专家也这么认为。在1972年，在苏联城市区域全国平均数为每个人居住面积为7.6平方米——大约是美国城市居民居住面积的三分之一，是其他西欧城市人民居住面积的一半。在苏联境内，莫斯科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里加和塔林要比高加索和中亚欠发达的城市如塔什干，叶里温和杜尚别好得多。
　　
　　不过，住房问题与其说是统计数字，不如说是人的问题。史密斯在莫斯科的朋友为了让他有个直观的印象，在一个阴沉的十一月下午带他到和平大道旁边靠近尔热夫斯基浴室不远的老区。几百个人长时间地在那里转悠，像罢工的示威者。他们手插在口袋里，紧绕围巾以御寒，手里拿着告示牌，或者把手写的标语用针别在皮夹克或结实的外套上。他们偶尔会停下来三三两两地小声交谈，然后继续走路。虽然看起来像示威的人，但他们不是示威者。他们是行走的找房的广告（walking want ads）——是宣传他们的房子以便交换，急于改善居住条件的莫斯科人。
　　
　　一对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年轻夫妇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分割”建议——把一套四个房间的住房（按苏联标准是很大了）来交换两套较小的房子，因为他们是新婚夫妇，想要搬出去，跟家人们分开住。一位老妇人在试图劝诱一位戴黑色软呢帽的男子接受在两个不同的公共住宅的单间房，用来交换他单独的一间房的套房（除了公共住宅外，厨房，浴室，卫生间都自动包括在套房以内）。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什么餐厅的，白天的会客室晚上就是卧室。四个人——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还有一个老婆婆——住两居室的房子是常见的，假如房间够大的话，甚至还是不错的住房条件。那个星期天交易很缓慢。多数情况下，要花一天时间寻找，提问，咕哝，协商，拒绝，传递信息。
　　
　　不过，在巷子的远端有交易在进行。在那儿，学生和军官围绕着一些房东。这些房东有供出租的一套小的住宅，一间房间，甚至仅仅一张床。一位年轻妇女周围每个方向都有五个人围着。她在闹市区有一间单间房供出租，但是她拒绝了一位穿戴整齐的陆军少校的租房的要求，显然她担心这个少校会把老婆孩子从城外带进来。她说自己的房子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人。一位高大健壮，有着银色卷曲头发，穿着厚厚的蓝色海军衫的人提出要出租在一个老房子里的带暖气的两室房，他的建议引起了一阵骚动。
　　他说：“自来水和厕所在后院里”。这点使得两个年轻人退出。其中一个年轻人说：“谁会要那种房子”，他们不屑地走了。
　　但是有一个中年妇女太想要房子了，并不退缩。她想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个朋友租这套房子，这两个女孩都是医学院学生。她说：“她们都是很好的女孩——成绩得A的学生。”
　　房东说：“我才不在乎他们得A还是得D。我不想要学生。他们会把房子变成宿舍。”
　　“你能接受一个家庭吗？”一个站在围绕着房东的人群边缘的褐色头发的年轻妇女问到。房东点了点头。年轻妇女回过头来喊道：“库迪克，过来。”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库迪克（Kotik）意思是小猫咪，俄语里通常是一种昵称。库迪克过来了，他是个黑皮肤，卷头发，穿着一件拉链夹克的，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看上去大约26岁。他们不断地就房子的事跟房东进行问答。随后房东开始盘问未来的房客。
　　“您的职业是什么？”他问到。
　　“我是个研究生。”库迪克说。
　　“你在莫斯科进行过居住登记吗？”房东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显然他想避免将来为取得这样的许可而跟当局进行长期的争斗。这种争斗通常没什么结果的。
　　“是的，临时居留登记”库迪克说。
　　“那您的妻子呢？”房东问到，眼睛瞟着旁边的年轻妇女。
　　“我不是他的妻子。”她坦诚地说。
　　“哦，那她有没有登记过？”房东对库迪克说。相对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他更关心官方的文件。
　　“她有莫斯科的居住登记。”库迪克肯定地说。“您的房子租金多少？”
　　“每月五十卢布，先付一年的租金。”银白头发的房东信心十足地宣布。这个数字比一个新楼里带室内管道和其它设施的类似房子的价格要高两倍。但是因为原来的居住条件太过拥挤，这对年轻人愉快地接受了房东的条件，连房子都没看。三个人走开了去填写有关的表格。
　　
　　在尔热夫浴室附近的房屋交换市场是莫斯科三十个房屋交换地点之一，是这个拥有两亿五千万人的巨大的国家的几百个房屋交换地点当中的一个。许多城市像莫斯科一样，贴出交换当地房屋的公告牌。人们已经善于从字里行间发现有意义的信息，筛掉那些缺乏吸引力，吵闹的，五层楼的“赫鲁晓夫大楼”，选择造得更好些的，更新的房子。一位在莫斯科的寻找房屋的人说：“不要选顶层，因为房顶漏水。也不要选底层，因为太吵了，而且没有隐私。一套房子有电话是个很大的优点。除此以外，几乎不可能得到电话。要看看房子有没有垃圾卸槽。”
　　
　　房屋交换通常要花费几个月才能完成，因为要满足国家制定的复杂的各种居住空间大小的限制。它们可能将五，六，七甚至一打的家庭安排在一个巨大的“抢座位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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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楼 铁鞭01说：
                　　（十一）史密斯认识的一个瘦削的头发乱哄哄的先锋派艺术家有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房，但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他们夫妻俩找了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说服男方条件较好的父母把自己四居室的房子也拿出来交易，希望能得到两套三居室的房子。但是那个方案也没成功。后来，他们找到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但是这套房子是有两个家庭和一个独居老人合住的公用房子。因而这位艺术家和妻子开始帮助这些人安排他们自己的复杂的小交换。当这个交易最终完成时，它包括了六套房子和八个家庭。那个独居的老人对自己新的居所并不是太满意，其他人不得不付给他500卢布现金以便让他搬家。随后，整个交易安排被送交市政部门登记，这些部门详细地审查交易的每个细节，以确保没有人违反针对不同类别人的最高和最低居住面积的限制（学者，某些官员，战争中受伤的人得到特别的照顾，等等），这些限制规定极为复杂。警察也要核查每个人都在莫斯科进行了合法登记，以防止外省人插进来。
　　
　　“我们为这件事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从结果来看还是值得的，”那个艺术家对朋友们说。“我们得到了一套很好的公寓房。”
　　
　　有时候，事情的结果并不是那么愉快。尤里.特里弗莫夫（Yuri Trifomov）是一个著名的小说作家，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交换”的小说。这部小说描绘了人们被住房拥挤逼迫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在小说中，一个儿子和儿媳共同策划将其得癌症濒死的母亲赶出她居住了一辈子的房子，以便扩大自己的居住面积，因为母亲死后，房子就要归还给国家。其他作家和许多个人都将苏联的高离婚率（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归咎于住房紧张。列宁格勒的一位剧作家在他写的一部名为“不要离开你的亲人” 让人感动的剧作中集中描绘了一对夫妻的痛苦的经历。这对夫妻离婚了，但随后不得不继续住一起，因为他们没法找到其他的住所。这不仅仅是想象出来，现实生活中发生过这样的事。
　　
　　苏联人口学家将俄国城市的小家庭（通常每户一个小孩）归因于住房紧张。媒体常常将苏联工业中的劳动力的高流转率归咎于企业或建筑项目没有提供足够的住房。很多情况下，住房对工人们来说比工资多少更重要。一位工程物理学家放弃他的常规工作一年半的时间，去莫斯科以外地方帮助建造一栋公寓楼，目的是想得到一套新的公寓房。许多人通过这样的方法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个人及其三口之家跟54个其他人居住在一套九室的房子里。他们最终得到了一套自己的两居室的房子，但是他们发现新的居住区域缺乏商店和方便的公共交通。去原来的地方上班路上单程要花将近两个小时。几年以后，他们放弃了新房子，有搬回到原来的公共住房。到那时，只有27个人住在那儿了。
　　
　　对住房的需求一直非常强烈的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房租极其低廉，政府对房租投入了大量的补贴。但是，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进行的建设，住房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时代的可怕的影响。在斯大林时代，住房问题被放在很靠后的位置。除此以外，还有城市的快速增长和战争期间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所遭受的摧残。战后，住房问题就变得极为紧张了。近年来，苏联花费了极大努力来使得住房能够和人口增长以及移民城市保持同步。虽然从1956年到1975年新增加了四千四百万套住房，但是人口也增加了四千五百万人。
　　
　　自1962年以来，对于较富裕的家庭来说，有一条出路是在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构或文化组织里发展合作公寓。在苏联，常规的做法是先付百分之四十的预付款，在随后的十五年里付清余款。随着需求的上升，价格也随之上涨。在1966年，一套舒适的三居室的房子售价为6000-6500卢布，如今在一个新的合作公寓里价值8500-10000卢布。虽然西方人认为便宜，但苏联人每月工资400美元左右，他们会认为这个价格很高。另外，只有富裕的俄国人才能买到合作公寓，它们只占城市住房大约百分之三。
　　
　　在许多方面住房问题典型地体现了七十年代中期苏联消费者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离西方的水平还差很远，特别是跟美国还无法相比，俄国人很热心跟美国比较。克里姆林宫对消费者作出了让步，但是苏联还远远不是一个消费社会。比如，在七十年代的前半期，对消费者的承诺屡屡被打折扣，政府不愿让任何事情来干扰其巨大的努力以取得跟华盛顿的核平衡，加强苏联海军或是继续向阿拉伯人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普通俄国人仍然被其领导人更多地视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对他们作出的让步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东西而提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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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楼 铁鞭01说：
                　　（十二）的确，俄国消费者的期望值在上升。但是，往往让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虽然俄国消费者忍受了半个世纪的牺牲和付出，但是他们的期望值并没有上升得很快，也没有持续地上升。例如，尽管克里姆林宫也会感到担心，但是他们却从未面临过如1970年震撼波兰政府的那种消费者不满情绪的爆发。那次爆发导致哥穆尔卡的倒台并迫使波兰政府对消费者作出让步。苏联政府说服苏联人民推迟享受生活，让他们减少现在的需求以换取一个更美好的将来，虽然这种将来永远地在往后推移。在这个方面，苏联政府比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做得更成功。苏联人民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心甘情愿地排队，无论是从这个词的实际意义还是从象征意义来说都是如此。有一次在高加索，史密斯跟一个司机就苏联的汽车攀谈起来。那个司机五十多岁，正开车带他们去长途旅行。他有25年驾龄了，每月挣95卢布。史密斯问照他的看法什么车最好——伏尔加，日古力，吉尔或柴卡，或其他什么车，史密斯的意思是外国的什么车。这个司机的回答从很远的过去开始。
　　
　　“波比达（Pobeda）在它的那个时代是好车，”他答道。“旧款的伏尔加在它那个时代是好车。新款的伏尔加更好一些。我从来没开过日古力，吉尔或是柴卡车。技术在发展。每种车都比以前的要好。但是每种车在其自身的时代都是好车。”
　　
　　对史密斯来说，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俄国式的回答。它体现了普通俄国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每个阶段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好的轿车。同时，它也体现出俄国人对于每种新出现的汽车款式都无条件接受。年轻人或城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许渴望得到国外的消费品，但是如这个司机这样的普通的工人对生活随遇而安，只是希望能够小有改善。有趣的是，即使是那些抱怨苏联的产品和缺陷的人转眼之间也会说他们的生活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一位强烈批评苏联体制的科学家对史密斯说：“这里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都很满意，这对你来说很难理解，但你会理解的。 许多人有城市里的住宅。这些住宅对你们来说也许很小，只有两三间房间，小房间。但是这些人记得他们的父母居住在乡下的窝棚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些木头房子，根本没有什么生活设施。现在，他们住在城市的公寓房里。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改善。这些人从未想过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生活改善。他们没有拿自己跟你们比。他们跟自己的过去比，跟父母比，他们看到了有很大的改善。因此他们感到满意。”
　　
　　第三部分 腐败：生活的另一面
　　
　　“偷窃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无可救药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都伴随着财产方面的犯罪的大量增长。”
　　                               --------苏联大百科全书，195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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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楼 铁鞭01说：
　　（一）史密斯刚到苏联不久就去了列宁格勒，住在叶甫洛佩斯卡娅（Yevropeiskaya）旅馆，到处找出租车。苏联国内旅行社曾用电话订了一辆，但过了20分钟连出租车的影子都没看见，史密斯来不及赶上跟别人的一个约见。他走到大街上去寻找出租车的招呼站，这时恰好有一辆从海军部来的柴卡高级桥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些穿着蓝色制服和绶带的苏联海军军官高级代表团成员。他们冒着雨快步跑到旅馆里面，司机把车泊在附近的地方。史密斯目光所及之处连看上去像出租车的车子都看不见，他走到柴卡车旁边，用生硬的俄语问司机附近那里可以找到出租车。
　　司机问道：“您想去哪里？”
　　史密斯说明了情况。他所要去的是另外一个旅馆。他已经打算走过去了，但不知道要走多久。
　　“上车吧，”司机说，用手招呼史密斯上柴卡车。史密斯跑去找到了导游，他们一起坐着海军的豪华车离开了。史密斯对于带着流苏的窗帘和老式的车饰感到很愉快。
　　史密斯的导游告诉他：“这叫搞点儿‘副业’”，她的意思是这位司机不仅仅是在帮忙，而且在用海军的车来为自己挣点儿钱。
　　史密斯问道：“他不担心那些海军军官回到旅馆外面来找他？”
　　“也许他们正在旅馆里吃午饭，”她说。“他有时间。也许他们给他时间去吃午饭，他用这段时间来办点儿私事。”
　　到达目的地以后，司机要了一个卢布——比出租车计价的金额要高一些，但是史密斯随后才知道这是搭车的最低价了。司机朝跟原来旅馆相反的方向开走了，也许他还有些别的什么事情。
　　
　　
　　像任何一个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售卖圣像或是偷偷换钱的旅游者一样，史密斯觉得自己也经历了那种小小的交易。在许多国家，当地人都会跟游客进行这种小交易。俄国有很多这样的交易——学生在大街上试图向西方游客购买美国唱片或时髦的衣服，或者在一家大名叫莫斯科酒店，领班在结账时在你耳边低声说：“一共72卢布，不过如果您用美元付账，只要50美元。”那个冒险参与了这个非法小花招的生意人可以省46美元（72卢布=96美元，官方汇率）。而那个领班则可以挣大约130卢布，因为在黑市上，美元和卢布的兑换率为一比四或更多。
　　
　　一位莫斯科的妇女提到一个到她家来的修理工对冰箱做预检，他提出可以马上修好，让她省去了长达几个月的等待时间，但是向她收费30卢布装自己的口袋里。史密斯对这件事也没有想得过多。但是有一次一位化学家——他带着厚厚的眼镜，看起来像个学者，但是在自己的研究机构里偷偷地用蒸馏法制作伏特加——告诉史密斯他有一辆小车，开了五年了，但从来没去加油站加过油。史密斯这才意识到这种偷偷摸摸的私下交易的范围有多么广了。汽油会自己跑到他这儿来的。通常是在周五的下午。国营企业或是政府部门公车的司机会把车开到私车停泊的地方。他们会从油箱里偷走汽油——这些汽油是由各自机构用政府补贴的券购买的。
　　
　　这种地下交易已经如此系统化以至于史密斯感到很困惑，不过他的化学家朋友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每个人都对这种交易习以为常了，司机开过的时候，你只要伸出二个，三个或四个手指——代表二十，三十，或四十升汽油。辛烷值为76的汽油价格通常是每卢布40升。这样，开公车的司机不用花一分钱，但靠倒卖汽油可以挣一个卢布的利润，而我只要花常规价格的大约三分之一的钱。我认识一个家伙开了11年的莫斯科维奇车（Moskvich），买了有一万升的汽油，但从来没去过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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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楼 铁鞭01说：
                　　（二）像偷盗汽油这样的行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莫斯科那个化学家所在的地区，所有的小车车主都还有另外一件头痛的事情。他们的车库是用砖头砌成的，地面上就是裸露的泥土，没有地板或地基，很泥泞。因此，他们不得不自己铺上水泥地面。史密斯感觉这是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要通过正常的国家渠道获得建筑材料非常困难。但是那个化学家说他像其他人一样，想办法做成了这件事。
　　
　　他说：“最简单的办法是去环路——你知道，就是围绕莫斯科的环形的公路——假装你要搭车，等待那些大的水泥搅拌车。在那里随时都有很多水泥搅拌车。很快便会有某个司机带上你。你坐在车上呆一会儿，然后告诉他，‘嗨，我要一些拌好的水泥，多少钱？’他点点头，问你需要多少水泥，然后你们谈妥一个价格。就我而言，那个司机直接将水泥送到我的车库。几分钟后，交易便完成了。他拿了十卢布装进口袋里。我得到了水泥。还剩下很多水泥可以供他的建筑工程用。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这种事。水泥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
　　
　　在另一个时候，史密斯夫妇跟一个年轻的植物学家共进晚餐，他们对植物学家妻子准备的刚切好的牛肉感到很惊讶。这种牛肉比史密斯在国营商店里见到的肉要好很多。但植物学家说他是在一个普通的国营商店里买的，价格为每公斤3.2卢布，大约比商店里固定的价格高出百分之六十。史密斯问他是如何买到的。
　　
　　“很简单，”他透露道：“在斯大林所建造的一个高楼大厦附近的国营商店里，我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做切肉的工作。有大人物住在那儿，因此商店能得到很好的供应。他们通常在下午得到大约50磅的新鲜牛肉。我去那儿，跟我的朋友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边角料剩下。如果他说有的话，我就到收银台去拿一张20戈比的收据，不管我要买多少肉。随后我会小心地把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包在收据的里面，以便没有人会看见。我排队然后把夹有三卢布钞票的收据递上去，我朋友给我一公斤最好的牛肉。我得到了牛肉，他得到了三卢布，而国营商店得到了20戈比。”
　　
　　“但是切肉的人是从哪儿搞到牛肉的？”史密斯问道：“难道他不需要为此而向经理负责吗？”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的。但是他们从其他顾客那边这里偷一点儿那边偷一点儿，卖给顾客的量比顾客应得的要少。一点儿一点儿累积起来，切肉的人就可以收集到他们可以偷偷卖出去的量了。”
　　 “他们？”史密斯问道：“我觉得你说过你只有一个切肉的朋友。”
　　“呵呵，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但是如今所有切肉的人都认识我。他们都干这种事儿。我认为他们有50个向我这样的客户需要照顾。”
　　“您是如何发现他们干这种事儿的？又怎么知道他们愿意这么做呢？”
　　“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位女士，带着我去那里，把我介绍过去。她告诉那个切肉的人，‘这是我弟弟。关照关照他。’他因这个想法而笑了笑。“就这样，他们就像关照她弟弟那样关照我。”
　　
　　那些做这样的偷偷摸摸事情的人并不总是主要对钱感兴趣，他们也不是一直从事非法的勾当。他们也许仅仅是提供难以搞到的物品给朋友或关系好的熟人。有一天晚上，史密斯和妻子安娜和安德列.沃兹尼森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及其夫人佐娅（Zoya）一起吃饭，享用不同寻常的鱼类美味以及其他特殊的俄国小吃。这时电话铃响了。安德列有一部特殊的电话，它的铃声像鸟叫。安德列接了电话，语速很快，神情紧张地跟对方闲聊。聊到半当中，他用手捂住电话听筒，问我能否搞到第二天晚上在瑞典和苏联之间进行的世界曲棍球锦标赛决赛的两张门票。事有凑巧，我正好有两张多余的票，那天晚上我给安德列带来了作为礼物送给他，但还没来得及说。他很高兴，在电话里告诉了朋友，满脸堆笑地挂上了电话。
　　
　　我原以为他是跟朋友一起去看球赛，可是当我知道他打算把这两张票全部送给电话那头的那位女士时，觉得有些失望。那时候这种门票很宝贵的。
　　
　　“不要介意，”他安慰我说。“对我来说，这位女士能得到这些门票作为礼物要比我自己得到门票重要得多。您知道她是谁吗？对我们来说，她比政府还要重要。她卖给我们最好的食品。她给我们提供了今晚我们享用的整个晚餐，所有这些不可能得到的小吃。你不可能为了这样的事情付钱给她。她富得流油，因为有很多人已经给了她好多钱。她不需要更多的钱了。但是她是一个狂热的曲棍球迷。她自己只能得到一张那场比赛的门票，所以她把门票给丈夫了。但是她还需要两张，因为她想跟自己的情人一起去。所以，如果我能给她两张票，那是一件很大的礼物，比钱还要重要。我很感谢您。那是一件很大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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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铁鞭01说：
                　　（三）有时候不是最高级的官员而是最底层的人有机会为别人提供方便。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新鲜水果从莫斯人餐桌上消失了，而史密斯在电视新闻记者埃列娜家的厨房里谈话的时候，她给史密斯端来了一盘味道甘美的葡萄，覆盖在几个表皮略有些损伤的苹果上。史密斯扬起眉毛表示疑问，埃列娜说她有个老相识叫莎沙，是个身材瘦小的家伙，在附近的一家水果蔬菜店里做勤杂工。她说，这种工作没人愿意干，以至于管理人员接受任何愿意干那种体力活儿的人。埃列娜说，那家商店的秘密在于，很多时候商店经理把水果作为腐烂或损伤而不适合销售，把它们从货物清单上划掉了，无论它们的实际情况如何。随后，莎沙拿到附近的公寓楼里兜售给老客户，价格为标准价格加上一个卢布。
　　
　　埃列娜说：“他自己留下那个卢布以及葡萄价格的一半，而商店的经理则得到价格的另一半。”
　　
　　在史密斯到苏联的最初的日子里，他就开始在其他场合瞥见了在苏联非法交易的广泛的层面。在巴库，史密斯遇见一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他告诉史密斯在自己所在村庄里，要给当地警察500卢布以便取得一块土地建造私人房屋的许可。在巴库，要获得出租车司机这样的一个工作要花大约400卢布。一个工人告诉史密斯，他为了自己的腿动手术而付给国营医院的医生50卢布，他从电梯井里摔下来，跌伤了腿。一位轿车司机说他为了给老婆的三个牙齿装牙冠而支付了150卢布。在亚美尼亚首都叶里温的一家音乐商店里，当史密斯在查看陈列柜里的手风琴时，一个店员悄悄地对他说如果在固定价格上再加50卢布，他就可以买到一个进口的手风琴，比他正在看的那个要好。在第比利斯，有人告诉史密斯要进入医学院得花13,000卢布行贿。在一列火车上，一个国营农场的头头详细地告诉史密斯如何计算生养，催肥，屠宰，销售他的私人羊群（比法定的数目要高很多）的各种费用。
　　
　　不过，最让史密斯感到吃惊的个人活动是一个工程师，他在一家大型的汽车制造厂里偷了足够的零配件自己组装了一部完整的野营拖车，这种拖车在苏联是闻所未闻，几乎不存在的奢侈品。一位头发谢顶的语言学家亲身了解那位工程师的事情，他告诉史密斯，那位工程师就在莫斯科为政治局委员制造豪华轿车的吉尔汽车厂的厂房里把一个个零件拼装成一部拖车。据推测，其他工人要么也参与了这件事，要么他们认为这辆车是为了某些大人物造的，出于谨慎，他们对此应当保持沉默。不管怎样，这件事没有被发现，不过那个工程师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
　　
　　语言学家告诉史密斯：“几个星期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担心无法把拖车弄出工厂。”这是因为每个工厂门口都有保安和门卫核查以防止从厂区里偷盗国家财产。“那位工程师担心他没法找到能够贿赂的门卫以便让他把拖车开出厂外。但几个星期以后我又见到他。他告诉我他最终把拖车开到自己的别墅去了。他找到了合适的门卫。”
　　
　　在苏联腐败和非法的私人活动，如某些苏联人调侃地成为“蔓延的资本主义”，它们正是从苏联经济及其低效率之中生长出来的——短缺，质量低劣的商品，服务业中的各种拖拖拉拉。它们构成了比西方人所习惯认为的黑市要远为复杂的东西。跟官方经济并行存在着一个活跃的地下经济，这种经济操纵着数量巨大的隐蔽或半隐敝的贸易，对于单位和个人都不可缺少。几乎任何物资和服务都可以通过私下交易来安排——租借一个乡间的假日小屋，在国营商店购买一件雨衣或一双好鞋，得到一件由好的裁缝做的漂亮的衣服，搬运一只沙发通过市区，请人来安装管道或在住宅的门上安装隔音板。由好的牙医来看病，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一家私人学校，安排顶级的医生上门诊断，在集体农场里造房子和铺设管道，等等。
　　
　　这种地下经济已经成为苏联体制的一部分，是苏联社会的一种内在的永久的特征。这种经济包括小额贿赂，黑市交易，大规模地盗窃国家财物，地下的私人制造，直到一种发展成熟的教父式的经营活动，这种活动最后被揭发出来并导致了一个高级的共产党官僚，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倒台。这种地下经济的运作被人视为理所当然，毫无疑问地会使得原来的那些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感到愤慨。但是，普通人把它视为僵硬的计划经济的一种必需的润滑剂。精英阶层合法地通过其特殊商店和特权制度得到的东西，普通人只能被迫从这个国家的地下经济中非法地获得。“它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保持人性化。”史密斯的一位化学家朋友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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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楼 铁鞭01说：
                　　（四）有一次史密斯向苏联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尤里.萨哈罗夫询问有关地下经济的规模，他估计“肯定有GDP的百分之十或更多。”换句话说，大约500亿卢布的样子。史密斯听到过更高或者更低的估计。专业的苏联经济学家，即便私下里承认地下经济的规模巨大，也不愿意轻易地猜测具体的数字。一位最近移民国外的莫斯科大学前经济学教授说：“它的规模很大，尤其是在零售部门，但是关于它的数字不可能很准确的——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
　　
　　不过，没有人否认地下经济的存在。苏联媒体发表了很多关于腐败，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文章，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过涵盖地下经济活动整个范围的主要统计数据，这是其体制的特征所决定的。不过每年都会有几个地下活动被报道，针对国家的经济罪犯被判处死刑，其经济活动达到数十万卢布，偶尔也会超过一百万卢布。（在1961年针对经济犯罪死刑被重新确立，显然是因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1966年，媒体的一篇报道披露苏联约有四分之一的犯罪跟盗用国家财产有关。1972年9月，真理报报道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在俄罗斯联邦（包括大约一半的苏联人口）就有超过200个以上的偷盗国家财产的案件，在最严重的案件中有超过一半的案件属于犯罪集团的长期经营活动。
　　
　　这个问题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于内政部有一个特别的部门，被称为反盗用社会主义财产局（俄语缩写为OBKhSS），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支。不仅这个机构没能解决盗窃的问题，而且俄国人还谈到在一些未经公开的案件中，这个机构的人员被收买了，就像西方的缉毒人员被毒贩所收买一样。另外，在媒体报道中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在仓库，工厂，农场和许多其它机构的重重严密的核查和控制体系没能发挥作用，因为实施监控的人自己参与了犯罪活动。
　　
　　当然，腐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即便在最严厉的斯大林体制下也有腐败（1932年在强迫实行的集体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斯大林对经济犯罪最先开始强制实施死刑，直到1947年才取消）。但是俄国人坚持认为随着苏联社会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变得富裕起来，腐败也上升得很快。一位在莫斯科有老朋友的西方人告诉史密斯，他在离开苏联很长一段时间后于1972年回来时，问过一对苏联夫妇在过去的十年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腐败。”
　　“现在腐败变得非常严重了，”男的抱怨说。
　　“你不知道腐败在我们这儿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他那穿着得体的妻子对此感到不寒而栗。“以前，腐败主要是人们彼此帮忙——用芭蕾舞票换香烟，送一点儿鱼子酱给裁缝。如今每件事情都要花钱，真金白银，”她用拇指擦着食指，这是国际上通用的表示现金的手势。
　　
　　苏联的地下经济有其秘密规则和行话，有其渠道和惯例，每个人都明白，而且几乎每个人每天都会用到。这些东西还有数不清的异化和嬗变。但是最常见和最简单易懂的种类是俄国人所说的“布拉特”（blat）——影响，关系，走后门。在一个长期短缺和精心分配特权的经济内，布拉特是一种生活的重要的润滑剂。一个人拥有的级别和权力越多，他通常也拥有更多的布拉特。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给予其它人布拉特的利益——门卫，铁路扳道工，食品商店的女清洁工，售货员，汽车技工，或是教授——因为每个人都能获得他人难以得到但是又需要的实物或服务。当某人向另外一个人请求帮忙，但心照不宣地理解自己以后会投桃报李，这时布拉特便开始运作了。从技术上说，布拉特并不包括金钱。“事实上布拉特并不是一种腐败，”一位女演员争辩说，“它仅仅是你为我，我为你。”换句话说，“我为你的背抓痒，你为我的背抓痒。”
　　
　　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可以通过关系或熟人来安排，从安德列.沃兹涅森斯基转送曲棍球门票给食品商店老板，到一位将军设法使一位教授在大学入学考试时给予自己儿子好的分数，而教授则让将军安排使自己的儿子推迟服役（这是个真实的事例）。上面提到的那位女演员想让自己的儿子被一家儿童游泳俱乐部班录取。她的儿子不是运动员的料，没有通过考试。所以她急于得到一本“花花公子”送给教练。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乌克兰女士通过关系在保加利亚驻基辅领事馆得到了一份工作。她告诉朋友说，唯一的问题是有些熟人开始避开她了，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在外国使馆或企业工作的苏联公民同样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使得他们对她提高警惕——她说，这并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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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楼 铁鞭01说：
                　　（五）奥尔加（Olga）是一个年轻的秘书，她通过关系免费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去过苏联许多地方。她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后来成为苏联航空公司的调度员，负责某些航班的旅客调度。在奥尔加有旅行的冲动时，她会让那个做调度的朋友查一下未来的航班和目的地。在约定的那天，调度员会把奥尔加安排在选定航班的候机旅客队伍的前面。既便没有机票，奥尔加也能够获得最前面座位中一个。如果飞机已经坐满了或者旅客多出来了——这种情况很常见——调度员会告诉排在队伍后面的那些不幸的人，由于有人错误地超量预订了机票，他们不得不等下一个航班。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多次，虽然导致人们不满，但并没有让人觉得大惊小怪。由于她朋友的安排，从来没有人去查奥尔加的票。至于奥尔加给了这个调度员什么回报就没有人知道了，不过这种回报肯定也是相当好的。
　　
　　但是布拉特（blat）仅仅是冰山一角。行贿受贿的情况也普遍存在。最常见的贿赂形式是苏联商店里的低收入的营业员赚取价格差，以及给予服务人员的小费，这些情况到处都有。一位计算机专家告诉史密斯，“没有人能够光靠工资来生活。在奥德萨，有一句俗语说假如你对另外一个人深恶痛绝，你可以对他发一句咒言——‘让他靠工资生活’。这是个可怕的命运。没有人能想象靠工资怎么生活。”
　　
　　史密斯对莫斯科最初的印象之一便是那里的人的穿着比他想象的要好。但是当史密斯把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根商店里实际销售的衣服作比较时，他发现两者并不一致。显然，人们能够购买的衣服比眼睛看到的那些要更多。这是一种对营业员的柜台底下的贿赂，目的是购买那些较好的长年短缺的物品。习惯性的做法是营业员把每一批较好的短缺物品藏起来一部分，然后偷偷地卖给那些稳定的客户，这些客户要么事先给过贿赂，要么在交货的时候会在价格之上额外付一笔钱。一件60卢布的雨衣服10到15元的小费是常规的标准。
　　
　　这种做法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苏联媒体一直对其大加鞭鞑，但却无能为力。在1973年2月版的“列宁主义者旗帜”（一份莫斯科附近城市里的地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在希奇尔科沃市（Shchelkovo） 的供应异常充足的柴卡商店里发生的一起典型的价格抽成案件，希奇尔科沃是一个由航天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国防工业工人居住的郊区地方。这份报纸说，在一次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被非法抽成的35件短缺商品——皮帽，皮领，阿拉斯加牌女靴，表面光亮的鞋子和靴子，毛线衫，冰岛的编织地毯，奥伦堡的手帕，羊毛地毡，手套，茶具，手提箱，马海毛的围巾，等等。
　　
　　苏联的幽默杂志“鳄鱼”也讽刺这种现象，有一次发表了一篇讽刺小品，一位百货商店的铺面巡视员为某个新到货的商品作推销：“亲爱的顾客，我们商店的皮革货物部门收到了一批500只进口女用钱包。其中450个由商店的员工购买。49个被藏到柜台底下，被朋友们预定了。有一个放在橱窗里。我们要求你们去皮革部门买这个钱包。”
　　
　　黑市开始于价格抽成停止的地方，因为正如“鳄鱼”所说的那样，营业员自己购买短缺物品随后在业余时间非法卖掉，或者顾客囤积好的商品，然后再转手。苏联媒体一直严厉抨击这些投机分子。这种现象太平常不过了，人们支付4、5卢布购买一张普通的2卢布的戏票，或是为了一个热门剧目花费更多，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位年轻人告诉史密斯他曾通过一个投机者为他的姐姐购买一双长统靴。那个投机者付了60卢布的国家价格（加上给营业员的20卢布的小费），然后卖给他140卢布。学生们把打折的旅行车票重新卖掉，从这些获得国家补贴的车票上获利。但是这种做法通常会变得规模很大。 比如，有一个妇女通过国营商店里的熟人购买了200条围巾，800条手帕和一大堆羊毛衫，随后把它们放在箱子里在杜尚别的露天市场上公开售卖，结果她因此而被捕。还有一个团伙以20卢布的价格（国家价格11卢布）出售兔毛帽子，以500卢布价格（国家价格260卢布）出售貂皮大衣。
　　
　　黑市没有单一的据点。通常它仅仅是买方或卖方的住处。它是一种个人之间的交易，事实上无处存在但又到处都有。但是不同种类的黑市有其约定俗成的地点。一位莫斯科妇女告诉史密斯，莫斯科最活跃的口红和化妆品黑市在波修瓦剧院旁边的一条小路上的女用公共厕所里。这是秘密交易者喜欢去的地方，因为男警察没法闯进去。史密斯发现进口短波收音机，录音机和高保真设备的黑市时断时续地出现在萨多沃环路上的一家专门经营电子商品的旧货商店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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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楼 铁鞭01说：
                　　（六）在莫斯科的一个小公园里靠近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印刷工伊万.费多罗夫雕像的地方，有一个书籍黑市，既有合法的书籍也有私下出版的地下书籍。在那儿，一本盗版的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售价高达100卢布，一套三卷本西方出版的已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诗集要卖到200卢布。有些俄国印刷的书籍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因为它们只有有限的版本，不能满足需求。1973年晚期，一本已故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三部小说的合集引发了一场轰动，这本书里包括布尔加科夫对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的讽刺作品“大师与玛格丽特”。根据官方报道共印刷了3万本，但据说有2.6万本被送到国外销售。（一位作家抱怨说：“这是为了让你们西方人感到我们有多么的慷慨！”）俄国剩下的4千本一夜之间就被卖完了。但是有人告诉史密斯，出版社事实上还偷偷地多印了900本，供内部人卖掉，赚取惊人的利润。这本书的官方定价是1.53卢布，但黑市价格从60到200卢布不等。
　　
　　不过，在莫斯科有两个地方可以得到最丰富的高质量的黑市商品，一个是去西方的旅行者那儿：体育团体，芭蕾舞团，官方的代表团，这些人回来时满载着从资本主义西方带来的各种商品，他们可以从这些商品上面获得高额利润；另一个是小白桦商店网络，即有些俄国人通过获得外币收入而可以进入的硬通货商店。这些人包括外交官，去国外工作的专家，获得外国版税的作家，从国外亲戚那儿获得礼品的人，等等。还有些通过得到以“卢布兑换券”形式支付的特别奖金的人也能够到小白桦商店里购物。
　　
　　小白桦商店对于黑市投机倒把是一种公开的鼓励，因为它们按折扣价售卖稀缺物品。在小白桦商店里购物，然后在黑市里卖掉，这保证会有一个的放大效应，如同以保证金购买股票一样——但是却没有任何风险。一位从国外获得汇款的犹太科学家告诉史密斯，在1974年晚期，比如说，色彩亮丽的日本雨伞是一个热门的商品。这些伞在小白桦商店里的价格是4卢布兑换券，在大街上可以卖到40卢布。他还说，当一批意大利产的“超级步枪”牌牛仔裤进口时，它们在小白桦商店售价7.5卢布，而在黑市上售价为75到80卢布。虽然利润并不总是这样高，但却足以使高等级的卢布兑换券（它们有好几种类别）可以高达8：1的价格兑换普通的卢布。
　　
　　苏联地下经济的一个特别的层面是所有商品都有的灰色市场，尤其是针对二手轿车的灰色市场，这些二手车比新车卖得还多。政府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设立折扣商店，销售各种二手商品，从电子产品到衣服到盆栽的植物。这些国营商店为每个商品设定一个价格，然后收取百分之七的费用作为销售手续费。就轿车而言，国家的价格非常低，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又极为巨大，为了得到新车必须等很长时间，而事实上许多人从未能列入购买新车的名单上，不得不购买一辆二手车。这种情况导致了灰色市场，在轿车折扣商店里的双重的价格体制——国家制定的价格，以及单个的买卖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
　　
　　在一个阴天的十月下午，史密斯和一个朋友到莫斯科二手车市场去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那是一个破旧的，泥泞的地方，散布着附近建筑工地上弄来的水泥块，挤满了各种结构和不同年份制造的轿车，从一辆小的莫斯科维奇到崭新的日古力豪华车，或是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和老旧的1968年造的福特法尔兰车（这两辆车都是好多年前通过一个苏联政府机构从离任的外交官那里买来的）。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围绕着各种轿车核查着，或是跟出售自己车的车主讨价还价。
　　
　　史密斯看着一个交易在眼前发生。这是一个针对一辆破旧的黄色莫斯科维奇车（一种极紧凑型车，俄国人设法挤进四个人）商业调情，一方是一位漂亮的黑发女士，另一位是留着山羊胡的年轻人。在任何其他国家或其他背景下，你都会认为他们在为了其他东西在讨价还价。那位女士，也就是车主，坐在车里，车窗被摇了下来，她回答年轻人的低声的提问，柔声地劝诱他。她的商业调情引起了一些旁观者的兴趣。那位年轻人围绕的车子走，女士走出来，把车子再梳理一下，用一块软布把挡风玻璃擦干净。她挑逗似地走到前面，擦了擦挡泥板，随后又擦了擦车前灯，而年轻人一直跟着她，还在不断地提问，看着车子，轻轻地踢踢轮胎。最后，两个人一起钻进了车子，谈了几分钟，然后开走了。
　　
　　“这是最重要的时候，”史密斯的俄国朋友告诉他。“开车离开的理由是买方想测试一下车子。但是双方都想摆脱别人不必要的注意，都想私下里协商价格。”根据官方的规定，价格投机是非法的，但是几乎没有人按照国家评估师设定的价格来进行买卖，这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了，虽然莫斯科旧车市场也混杂着伪装成买家的警察局的告密人员。在围绕着那个街区开车的过程中敲定了真正的价格，通常是比国家价格高出几千卢布，买卖双方回到旧车市场，然后走过场般地进行国家价格评估，填写正式的文件，所以这些要花费三天的时间，随后车子才会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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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楼 铁鞭01说：
                　　（七）史密斯无从知道那位黑发妇女为她的莫斯科维奇车索要多少价钱，不过从其他桥车的要价中可以窥其一斑。福特法尔兰和梅塞德斯奔驰各自要价2万卢布，尽管它们的里程数已经很高了。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当一对衣着光鲜的夫妇开着一辆日古力-3出现，要价12000卢布（比新车价格涨了4500卢布）时，没有人眨一下眼睛。这辆车的内饰外面的塑料保护膜尚未拆掉，里程计上显示的数字只有493公里。史密斯知道一位学者曾把一辆旧的伏尔加车售价12000卢布，而他买这辆车新车的时候只花了5500卢布，而且他已经开了将近5万英里。两个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兄弟准备用它作为一辆有利可图的吉普赛出租车，乐意为它出任何价钱。
　　
　　史密斯的朋友回忆说：“那两个穆斯林兄弟兴奋得忘乎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看看车底盘或是检查些什么。他们在三分钟里面就花了两辆新的卡迪拉克的价钱卖了一辆旧车，连试驾都没有。他们几乎不会说俄语，也听不懂。他们买了车以后，其中一人对我请求道：‘请开车把我们送到旅馆去。我有驾照，但是我害怕在莫斯科开车。’”史密斯的朋友同意了。
　　
　　跟旧车市场一样，兼职是地下经济的另外一个到处蔓延的组成部分，其市场色彩从灰色一直到黑色都有。从技术上来说，俄国人从事某种有限的私人翻译，打字，家教或出租一套房子给度假的人或房客都是合法的，只要缴纳所得税而且活动的规模不要太大就行。但是实际情况早就超过了这些限制，利润也是惊人的。一位莫斯科的工程师告诉史密斯，有一位当语言教师的女士，她在学校里的收入是每月110卢布，但是她能够通过培训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的高中生而每月挣到500-600卢布。在遍布莫斯科的公告牌上贴的各类告示显示出这种私人培训的规模有多大。甚至有传闻说，有一位野心勃勃的教师具有自我推销的能力，在一个教育机构里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他向一群500人的将要参加考试的学生介绍了自己能提供的服务，当场就签下了价值超过4千卢布的业务。家长们说，这些教师的吸引力在于，他们是冲着结果而去的，避免了苏联学校里的僵化的，无趣的，重复的课程。“我们教他们学校里不交的东西——思考”，一位老师夸耀说。
　　
　　私人轿车的来临，正如手里有些钱的中产阶级为了进入大学而竞争一样，给了另外一位非法的服务性活动一个真正的刺激。出租车司机或国家车辆的司机偷盗汽油和零部件卖掉以赚取暴利的传闻屡见不鲜。另外，任何有机械技能的人都一直很抢手。史密斯听说过一个汽车机修工在每月正常的200卢布的收入之外还能通过私人的车辆修理多挣至少700-800卢布。一位工程师告诉史密斯：“他挣了很多钱，以至于能够承担得起两个儿子的大学入学考试的家教费用。要连续好几个月支付这样的私人课程价格很贵的。为了一个小孩，那位机修工就得花费超过1千卢布。但是他能够通过干私活来负担得起。”
　　
　　由兼职的人提供的服务的项目无穷无尽。妇女们对于衣服的款式和时尚有热烈的追求，可是苏联工业还没有学会来提供这样的款式和时尚。她们会设法获得面料，然后去找一家私人裁缝或贿赂以国营商店的制衣女工仿制一种式样或者按照西方杂志的图片来做衣服。有些知识分子和精英家庭把自己的小孩送到谨慎经营的私人托儿所去（索尔仁尼琴和文学批评家安德列.欣亚夫斯基都把小孩送到一家私人托儿所）。史密斯听说过一个著名的国际艺术团体的牙医在自己家里进行兴旺的私人诊疗。他费了很大的劲儿从自己的诊所里拿来设备，然后在家里安装起来。跟国营诊所的牙医不同，这位医生对病人体贴照顾，而国营诊所的牙医不使用诺弗卡因（一种麻醉剂）就在牙齿上钻洞，看到有凹槽了就进行拔牙。“他确实能够很好地装牙套，或者做假牙或齿桥。”一位曾偷偷地去他那里看过病的美国妇女说。
　　
　　地下经济的价格会极其高昂。墨瑞.弗洛姆森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有一次他雇佣了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兼职为他做些工作，他对这位从事私人活动的摄影师的要价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每一幅拍摄的图片要价3卢布。
　　“这是自由工作的精神，”这位苏联摄影师辩解说。
　　“是的，但是没有竞争的精神，‘弗洛姆森反驳说：“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你会根据所做的工作来定价。”
　　
　　不过，让史密斯感到吃惊的是有那么多人参与了兼职活动，有那么多钱在地下经济中运转，有那么多人——为了能得到及时的服务和良好的工作质量而感到苦恼——愉快地寻求兼职者的帮助。比如，苏联的房屋建筑质量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全新的房子也常常需要维修。史密斯偶尔可以看到媒体的文章说工人们在安装门窗时有意做的很差，让水管漏水，不接好电源开关，门铃等等，为的就是以后会来要价干私活。在苏联作家联合会出版的周刊“文学报”上刊登了一个也许只是保守的估计，据这篇文章说，仅在莫斯科一地，新房的业主每年就要支付至少一千万卢布给非法的维修工人，以便进行基础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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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楼 铁鞭01说：
                　　（八）那个数字只是暗示了非法营运活动所涉及的层面之广泛以及人们对其依赖的程度。媒体中不断有报道曝光，这些报道表明不仅个人去寻求地下经济的帮助，而且集体农庄和工厂也这么干。在1974年年中，“文学报”的一篇报道说有两个集体农庄的主席被指控从非法营运者手里购买被盗的国家财产，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设法完成他们农庄的经济指标。一个急需柳条箱，另外一个急需牛棚里用的管子，但是他们俩都没有办法从正常的国营渠道及时地得到这些东西。
　　
　　农场和企业同样也求助于私人建筑队来完成那些其他办法无法完成的目标。这种做法在西伯利亚和北方地区尤为普遍，在这些地方，即使发放艰苦工作补贴，那些公司发现也难以留住常规的工人。虽然按道理来说，官员们应当遵照规定不去雇佣自己找活儿干的工人，但是媒体报道和俄国人私下的评论都很清楚地表明工人队伍事实上是小的“私人公司”，他们经常跟国营的农场，企业和建筑机构签订合约，按照一定的固定价格在规定的时间里建造大楼，铺设管道或沥青马路。这些“游击队工人”能够比常规的建筑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速度也更快，而那些常规工人则以工作懒散，开支超标以及时间上落后于进度而闻名。
　　
　　通常俄国人谈论的是从其自身经历知道的小规模的地下经济活动，但是偶尔媒体会曝光大规模的苏联的腐败案件。在1973年，报纸报道了立陶宛的一个团伙盗用了价值26万卢布的纺织品和面料。另一个团伙在阿塞拜疆非法销售了65万卢布的水果汁，还有一个团伙从莫斯科的一家钻石切割企业里偷走了价值75万卢布的宝石。在1975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犯罪集团在莫斯科受审，其头目因涉及总值约2百万卢布的地下贸易而被判处死刑。这个集团中的重要人物米哈伊尔.拉维耶夫（Mikhail Laviyev）是在高尔基大街塔吉克斯坦商店的经理，他被指控贿赂国家检验人员低估来自塔吉克共和国丝绸，葡萄酒和特产的价值，拉维耶夫的商店高价销售这些商品，他则把差价放进自己的腰包。
　　
　　但是黑市经营活动的最主要的例子是完整的地下私人工业，它结合了地下经济的所有组成因素，从盗窃，做假账到制造，销售和零售。它们不时地被曝光。在1972年，在巴士吉里亚（Bashkiria）的一整个工厂被曝光，这个工厂生产塑料产品，桌布和夏季女鞋以及其他产品。两年后，媒体报道在敖德萨的一个团伙经营一家毛皮工厂，他们从国营工厂里偷来毛皮原料，然后生产时髦的衣服出售，赚取高额的利润。
　　不过近年来还没有什么报道能够比苏联格鲁吉亚的地下工业丑闻更引起轰动的。
　　
　　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生活有一种来自其自身的拉丁风味。在其人民，情感和习俗等方面，格鲁吉亚与其说接近莫斯科不如说更接近地中海世界。第比利斯的街道通常是以诗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在温柔的夜晚，黑眼睛的格鲁吉亚人懒懒地在鲁斯塔维利大街（Rustaveli Avenue）上散步，在炎热的早晨，工人们为布满尘土的中央广场洒水。狭窄，高高低低的卵石街道像干涸的河床一样在老房子的铁栅栏封住的阳台下弯曲回绕，让人想起贝鲁特或阿尔及利亚的偏僻街道。追求时髦的年轻人会招呼外国人到面包房或理发店里出50卢布来买一双英国的鞋子或出30卢布买一件颜色鲜艳的T恤衫。傍晚，马路上的人群会停下来看着警察在车流中追逐年轻人。他们不像俄罗斯人，没有人试图去跟当局合作。在那儿你可以感受到西西里的桀骜不驯的氛围。
　　
　　在1893年，一位不知名的法国旅行者记述这个城市有126个裁缝，104个制鞋工，40家理发店，4个熟练的金匠，5个制作钟表工，16个画家，8个巴拉莱卡琴的弹奏者，这些都表明格鲁吉亚人对精致和品质生活的趣味。即使在苏联时代，第比利斯依然彰显一种张扬的消费生活，这种生活对于这个社会主义共同体来说显得不太合适。裁缝依然制作昂贵的衣服，格鲁吉亚人会在闹市区的餐馆里边唱着山歌边喝掉半箱葡萄酒。他们会冲动地给看上眼的陌生人送上礼品酒。在一个酒店的自助餐厅里，两位美国记者早餐时有人送来白兰地作为一种好客的表示。
　　
　　格鲁吉亚人在所有的苏联人里面拥有这样一个名声：为了购买紧缺商品给商店营业员支付的贿赂金额最大，为购买二手小车出的价格最高，在莫斯科的老圣都诺夫斯基（Sandunovsky）浴室租用私人房间，像大人物那样举办宴会，宴会上用的特殊的羊羔——还有仆人——是用非法租用的飞机从第比利斯运来的。戴着平顶帽子，留着山羊胡，鹰勾鼻子的格鲁吉亚农民是莫斯科和其他北方城市农贸市场的一个固定景观。他们售卖热带水果，或者每束花要价一个卢布，这些花儿是他在冬天里放在手提箱里飞到莫斯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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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楼 铁鞭01说：
                　　（九）俄国人谈到过关于一个小个子格鲁吉亚人的笑话。在一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劫机者冲进驾驶舱，挥舞着手枪，要求飞机去伦敦。飞机驾驶员改变了航向。不久，又闯进来第二个劫机者，手里有两把枪，命令驾驶员去巴黎。驾驶员又改变了航向。最后，一位瘦小结实的橄榄色皮肤的格鲁吉亚人带着一颗炸弹进来，大声宣布：“把这驾飞机开到莫斯科去，不然的话，我就炸了它。”驾驶员服从了，第三次改变了航向。他们在莫斯科降落后，前面的那两个劫机者被带走关进了监狱，而小个子的格鲁吉亚人受到高层官员的祝贺。
　　
　　有一个官员略有些不解地问他：“告诉我们，同志，为什么你要让飞机巴黎改飞莫斯科？”
　　
　　格鲁吉亚人答道：“在巴黎我怎么处理我那5000多支康乃馨？”
　　
　　斯大林本人就出生在格鲁吉亚。在他死后的二十年里，克里姆林宫容忍了这些脾气急躁，内心热情，喜欢喝酒的格鲁吉亚人的各种不合正统的行为。史密斯在1971年秋天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就已经从苏联朋友那里听说过地下百万富翁的传言，但格鲁吉亚官员断然否认了这些传言。一位苏联记者告诉史密斯他曾拜访过一位格鲁吉亚人，这个人住在一个带大理石台阶，后院有游泳池的宫殿般的住宅里。在第比利斯，一位瘦峭的学者谈到非法工厂生产地毯，纺织品，遮眼罩和沙滩衣服。但是官样十足，有着红褐色头发的格鲁吉亚副总理维克托里娅.西拉德泽将这些传言斥为庸俗的讽刺。在史密斯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她坚定地说：“我们没有百万富翁。我们的农庄社员才是百万富翁。”
　　
　　但是在十个月以后史密斯再次来到格鲁吉亚时，气氛就变了——党的政策也变了。人们在谈论着“清洗”——这种清洗将从根本上动摇格鲁吉亚人的生活方式，并曝光了地下财富和至少一个百万富翁。（事实上，在史密斯上次见到西拉德泽时，调查就已经开始了，是由她最密切的政治保护人所领导的）。克里姆林宫最终对于自由自在的格鲁吉亚的商业方式感到厌倦了，显然是因为这种方式打乱了莫斯科给格鲁吉亚设定的经济目标的完成。政治局选择了一位前警察头子（内政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为格鲁吉亚的新的党的首脑。谢瓦尔德纳泽是一个有着克伦威尔式观念的正统的人。
　　
　　1972年史密斯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新老板很厉害。他喜欢秩序。他不会允许有那么多的投机活动。他会给每个人一个警告，然后 … ”他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后来，史密斯听说谢瓦尔德纳泽开始把所有的内阁部长召集在一起，要他们把左手抬起来，然后——他们手上的进口金表都露了出来，他命令他们把这些资产阶级生活的象征扔到桌子中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但是地下活动的主脑人物是一个苏联版的教父，名叫奥塔里.拉兹什维利，让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他以前是个轿车司机，还曾经做过经济学学生，但是大学没毕业。从六十年代开始，拉兹什维利就伙同其他商人建立了一个地下私人企业网络，并积聚了一笔财富。一些俄国人说拉兹什维利跟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前首脑瓦西里. 莫扎瓦纳德泽关系极好，以至于他及其商业同伙可以安排录用或解除内阁部长以及第比利斯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甚至整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党的书记，他们是这个地区的最高级的官员。虽然拉兹什维利谦卑地把自己掩盖为一个小小的合成材料实验室的负责人，但是苏联报纸说拉兹什维利是“一个地下的百万富翁，在他最喜欢的球队获胜的时候，他会在莫斯科，基辅，阿尔玛.阿塔的饭店的餐桌上一掷千金。” 拉兹什维利有两个带泳池的别墅，一个靠近第比利斯，另外一个在黑海海滨的阿布哈兹。
　　
　　苏联工会报纸Trud披露说拉兹什维利及其同伙——在一个案子里就有82个人——曾诈取了价值170万卢布的国家物品。这个团伙以实验室作为掩护，他们迎合了苏联人愿意为稀缺消费品支付高价的心理。他们生产翻领毛衣，围巾，塑料雨衣，沙滩拖鞋和各种颜色的尼龙网袋——这是大多数苏联购物者必备的。Trud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名叫拉兹什维利公司的私人垄断企业。在调查进行的时候，警察在现场发现有价值超过10万卢布的人造革夹克，毛衣，针织衣服和其他物品——没有一样东西在政府文件上登记过。”后来的报道披露有至少三个工厂在运作，一个在山区里，两个在第比利斯的正常的工业企业内。
　　
　　苏联媒体说，这个团伙采用的基本方法是由私人企业利用国营计划的草率马虎从国家那里骗取原料来供给他们自己的生产。举例来说，某个工厂据说要生产尼龙袋，每个尼龙袋需要14盎司的合成材料，但是事实上每个袋只需要大约一盎司。剩下的材料被挪用去生产非法商品。国家制定的指标可以用一个班次就轻易完成，但是车间秘密地生产第二个班次。甚至弄来了另外5台机器来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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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楼 铁鞭01说：
                　　（十）拉兹什维利的倒台显然是他与谢瓦尔德纳泽之间慢慢发展起来的激烈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在1972年谢瓦尔德纳泽成为党的首脑之前就开始了。在以前的日子里，拉兹什维利是赫鲁晓夫扶植起来的党首马兹哈瓦纳泽的常客。马兹哈瓦纳是莫斯科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是一个酗酒，生活奢华，虚荣心强，意志薄弱的领导人，受他妻子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喜欢商人，部长和官员们送来的昂贵的毛皮衣服，珠宝和许多其他奢华的礼品，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莫斯科，据党员和其他有很深的党内关系的人说，马兹哈瓦纳夫妇俩在他十九年的格鲁吉亚党首的任期里已经好几次成为百万富翁了。
　　
　　在拉兹什维利最得意的时候，他声称把第比利斯市的党的领导作为自己的门生。据说拉兹什维利曾经一度想把自己的宿敌谢瓦尔德纳泽从一个重要的党内位置上挪走。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位置上开始骚扰攻击拉兹什维利的地下工业帝国。不过，最终瘦长，英俊，生活朴实的谢瓦尔德纳泽设计捕获了拉兹什维利的一个同伙，这个人拿着伪造的彩票在去领奖品（一辆崭新的伏尔加轿车）的时候被抓获。虽然有莫斯科高层人的说情，拉兹什维利最后还是被捕并被定罪——尽管在1973年2月对他的判决仍然暗示他对格鲁吉亚法院还是具有某种影响。虽然在其他地方的一条更小的鱼因为更普通的经济案件被判死刑，拉兹什维利只被判了15年。
　　
　　随着“教父”（拉兹什维利）的出局，许多党政官员被扫地出门，还有一些中层官员被投进了监狱。苏联媒体公布了修改过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格鲁吉亚表现极为糟糕，其经济受到腐败的重创。罗伊.梅德韦杰夫是个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以研究党的事务作为自己的职业。根据他的说法，新的格鲁吉亚检察长想要调查马兹哈瓦纳泽。马兹哈瓦纳泽是格鲁吉亚前党首，在1972年9月被逐出了政治局。虽然梅德韦杰夫说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确保去搜查马兹哈瓦纳泽在第比利斯漂亮的巴诺夫大街上的住宅以及他在一些旅游胜地的豪华乡间住所，但是克里姆林的领导层阻止了调查。梅德韦杰夫说在苏联，党的领导干涉犯罪调查“在我们国家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他说，只有在上层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党的官员才会被调查。
　　
　　这种情况比局外人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对于党的官员的调查和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以便不玷污党的公共形象。例如，一位苏联记者讲述了1973年晚些时候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省举行的对于四个重要的党的官员的腐败案件的秘密审判。这个审判最终迫使那个省的党首弗拉吉米尔.舍甫琴柯退休。但是苏联的圈内的人说，这种审判的最主要的动机通常不是去除党内的腐败，而是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内部政治斗争。在伏罗希洛夫省的那个案件中，乌克兰的党首弗拉基米尔.舍切毕特斯基早就想寻机去除舍甫琴柯，因为后者是对立派别的一个重要成员，腐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借口。根据党员的说法，很多很多党内的其他腐败行为都没有受到惩罚。一位北方城市的党员，女工程师抱怨说：“他们变得大胆妄为，公开地进行腐败。在我们的城市，党的头脑打电话给毛皮衣服的工厂，命令把毛皮衣服免费送到他们家里去。”另一个莫斯科人说主管莫斯科党的机关特供商店的官员通过非法贸易成了“百万富翁”。
　　
　　在史密斯逗留在莫斯科期间最有名的案件涉及叶卡特琳娜.福尔特谢娃，她是文化部长，曾经是赫鲁晓夫的红人。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福尔特谢娃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政治局成员，当时称为主席团。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要把她搞下台，因为她是赫鲁晓夫的人。但是她仍然把持着文化部的职位。她是个精力充沛，有能力，豪饮，说话直爽的人，在文化事务方面有时强硬有时柔和。随后在1974年春天，有消息透露说她的位置摇摇欲坠了，她会失去在最高苏维埃的位置——这是长期来她自动能得到的位置，也许还会失去文化部的职位。把她弄下去的借口是关于一个豪华的别墅（大约价值12-16万卢布）的丑闻。这是她在精英别墅区为其女儿斯韦特兰娜造的。福尔特谢娃小姐和她的丈夫外交部副部长尼古拉.福宇宾已经有两座别墅了——一座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在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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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楼 铁鞭01说：
                　　（十一）流言首先在建造新别墅的莫斯科建筑公司的工人中间流传，随后在党的圈子里。真正让传言升级的不是因为这是福尔特谢娃的第三所别墅，而是她按照批发折扣价来支付建筑材料，并且公开以其女儿的名义建造，把特权传递给下一代，这对于一些党的官员来说太过明目张胆了。有一个版本说建筑公司的领导同意安排折扣成本，因为他对福尔特谢娃感恩在心，他曾在五十年代赢得一项重要的国家奖金，当时福尔特谢娃是莫斯科市党的头脑。随着谣言的传播，据说党的领导层决定让福尔特谢娃支付别墅的全价，即要她补偿国家约6万卢布，她设法在几天之内付清了。这件事本身就令人吃惊地显示出某些高级官员积聚了很大的财富。
　　
　　虽然福尔特谢娃付清了补偿款，但私下里的报告坚持要让把她赶出内阁。当丑闻的内容在外国媒体上披露后，据说福尔特谢娃两次到勃列日涅夫那里恳求保留自己的职位。至少保留到1974年6月新内阁正式成立以后。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福尔特谢娃失去了在最高苏维埃的职位。但是她向勃列日涅夫求情，以及把丑闻在国外公布后的潜在影响，这两个因素显然促使克林姆林宫保留她的文化部长的职位，而不是把她赶下台以公开承认这个丑闻。福尔特谢娃于1974年10月25日死于文化部长的任内。
　　
　　假如把耸人听闻的官员滥用职权的案例放在一边，苏联地下经济只有一小部分在西方也会被视作犯罪。诚然，苏联有盗窃公款罪犯，偷盗汽车的团伙，卖淫的人，毒贩，武装抢劫银行的歹徒，以及一个偶尔出现的敲诈勒索团伙，他们伪装成警察，有制服，手铐和文件等全套装备，搜查无辜的人——这些触犯法律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作罪犯。但是假如苏联共产主义教条允许那些在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的社会主义下合法存在的小的私人贸易，在黑市上的许多私人买卖就不会是非法的。对大多数地下经营活动而言，正如1974年10月共青团真理报上的一篇评论大胆暗示的，是苏联的体制出了问题，这种体制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的需求。
　　
　　但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也有证据浮现出来，在党的体制里的某些人在非正式地考虑将现行的地下经营活动的某些方面合法化。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其对24届党代会的报告中说，有必要考虑创造条件让特定的人“或者在家里以个人的方式，或者组成合作社，以便进行服务领域的某些工作。”16个月以后，文学报的一篇文章建议俄国人可以向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学习，允许个人“在服务领域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文章作者脑子有小商店，咖啡馆，制衣铺，小餐馆和修理店。但是这种想法没什么结果。那样的行为仍然不为法律所允许。
　　
　　奇怪的是，苏联政权尽管对腐败公开鞭挞，但是似乎对地下经济有矛盾的感觉。任何热衷于集权控制的体制都必然会仇视那些独立于其自身计划者和法规之外的活动。对于国有财产的巨大损失以及人们从自己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从事非法兼职活动，当局都真正地感到失望。党对于无处不在的腐败所造成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感到忧虑。
　　
　　但是苏联当局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一位俄国人说：“在苏联零售贸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小偷，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当局比较现实的做法是抓获，曝光，惩处最大的非法经营者（只要他们没有直接有损党的颜面），但是对于千百万小的经营者，只能是给他们设置些障碍而已。一位经济学家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局勉强地容忍“小人物”的个人的商业行为，这是他们消费遇到挫折时的发泄口，也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以避免任何对体制的严重的挑战。这位经济学家推论道，党知道当人们在地下经济里追逐非法货物时，他们不会去担心改革。另外，只要公众把地下经济视作生活必需的一部分，严格执法就很少有希望得到人们的配合。
　　
　　俄国人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包含着悲喜心情的笑话，这个笑话传递了他们对于腐败以及从这种罪恶中创造出德行的宿命的态度。
　　“我认为，”伊万对富洛达亚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每个人都从国家那里偷东西，而还有一些剩下的东西可以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