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女性还是婴儿时就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是海外汉学界为数不多的系统关注清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专注。本书囊括清朝的方方面面，包括其历史沿革、政治秩序、经济制度、社会生活、语言思想、宗教艺术、文学思潮等，堪称关于清朝的百科全书。

此书的研究主题是从1636年“大清”成为国号到1912年溥仪退位为止的近三百年间，清朝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

作者将清朝置于历史和全球视野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他们的观点是如何在他们的制度、物质文化和习俗中表现出来的。

在“清朝文化完全汉化”和“清朝文化充分保留了满洲特征”的两极观点之间，作者找到中间地带，利用丰富的多语种的文献资料，展开充分的讨论，提供了关于晚期中华帝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且完备的介绍。本文截取了本书中“生命早期的仪式”一节中作者关于清朝时的家庭结构以及贫苦和精英家庭中对于孩子早期的处理和养育方法。



作者的文字和材料中同时带有属于学者的悲悯与克制，从海外汉学家的角度客观地为我们展示了从孩子的视角会接触到的或残酷或死板的清朝世界。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距离我们最近的“古代”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能令我们在旧社会反人性的刻板印象以外，还能收获一些自身习焉不察的细节；能让我们结合对自己这一代的文化基因与社会心理的观察，了解我们今天的种种社会现象是从哪里来，上游其实是什么样子，帮助我们接近“今天的世界缘何至此”这个问题的解答。








一般来说，在中国，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就越会严苛地遵从仪式，这既是出于儒家责任，也是考虑到社会声望。

另一个因素来自财力方面：大多数精英都有条件沉湎于昂贵的仪式，而不受财力的困扰。俗话说：“礼义生于富足。”另一种说法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尽管如此，中国传统礼仪生活的一个强大而持久的特点是，社会各个阶层都不惜代价地尽可能举行最盛大的仪式。

在19世纪中期对华南农村生活的一份记录中，作者这样写道：

贫困和死亡对穷人来说是挥之不去的幽灵。它们在村子里四处游荡，带来社会的而非生理的恐慌。村民并不是恐惧死亡，他们的宿命观减轻了这种焦虑。让他们害怕的是，双亲即将离世却没有足够的金钱举办像样的仪式和葬礼。如果不能备办好仪式、宴席、棺柩和葬礼，将会显得极为不孝，并且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西方和中国的一些其他作品也印证了这个观察。

卜凯（JohnL.Buck）指出，直到1930年，中国一些地区近80%的农村信贷被用于非经济目的，主要是出生、结婚、葬礼及其他仪式。毫无疑问，这些花费至少和清朝时期一样高，根据民国早期的仪式手册，当时对礼仪的要求更加严格和精细。

至少在大体上，中国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高度结构化的。

礼仪手册、日用类书、家训及其他类似资料，为正确应对每一种家事提供了细致的指导。夫妻之间应该和睦相处，没有嫉妒和怨恨，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孝顺和听话（见下文）。




浮世二十四孝

这些都是理论，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欧中坦、戴真兰（JanetTheiss）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尽管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意识形态”上都追求和谐，尽管中国大多数臣民都极为厌恶诉讼，但是清代的法律案件显示了中国家庭内部大量冲突的存在。

闹上衙门的争吵通常涉及父母与儿媳、孀居或再婚的母亲与她们的儿子。不当性行为、妒忌、养子养女问题以及财产纠纷，是家庭不睦的主要根源。

人们通常会将冲突归咎于女性，但是欧中坦指出：“过错并不在于女性本身，而在于中国社会赋予她们的角色。”中国家庭的等级制度及其矛盾的角色和责任，“塑造了它内在的不和谐”。
除了手册、类书和其他指导形式，通行的年历（黄历、历书、通书等）也是清代中国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由于其发行量和实用性，历书可能是帝制时代晚期最常用的书籍，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本。历书除了基本的历法信息（如正式的国家历法），还提供医疗和农事建议、儿童教育资料（以道德故事的形式），以及各种符咒和占卜技术。

几乎各行各业都会用到历书，要么是为了抵御邪神的侵害，要么是为了道德指导，要么是为了祭祀、祈福、嫁娶和丧葬等家庭仪式活动选定吉时。

历书甚至能指示人们选择最适宜的时间来进行沐浴、缝纫、打扫、会友、服药、出行、买卖和入学等世俗活动（这一点类似国家历法）。



如第七章所述，中国历书的占卜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宇宙变量上的，包括阴阳五行关系、二十四山、二十八星宿等。

每个人根据其生辰融入宇宙秩序，生辰总是以八字的形式被小心记录下来，每两个字代表年、月、日和时。老百姓相信，很多精英阶层的成员也相信，出生于某年对应着与十二“地支”相关的十二生肖。

每一种生肖又对应着某一些特质、阴阳五行的属性以及特定的星宿。于是，算命先生和媒人自然而然要考虑这些生辰信息。 传统中国与出生有关的仪式差别很大，但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

由于婴儿死亡率很高，所以人们使用护身符、祈福和供奉等方法来保护新生儿。许多中国人相信，恶鬼尤其喜好男婴，但是如果婴儿有个不讨喜的“乳名”，那么恶鬼可能就不会伤害他。

有时候，人们会为男孩娶一个女孩的名字。一般来说，人们在“满月礼”上为婴儿取乳名，“满月礼”标志着婴儿度过了在世的第一个月，也凸显了伴随童年的不确定性。 新生女婴的处境尤为危险，因为她们是杀婴现象的主要受害者。




二十四孝孟宗哭竹



晚清一些敏锐的西方观察者认为，杀婴在中国并不比在欧洲更普遍，但是19世纪的其他说法（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表明，这种违法行为相当普遍，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

让我们来听一下19世纪中期江苏无锡附近某村保婴会组织者余治是怎么说的：

故贫乏之家，生育稍多，迫于自谋生计，往往生即淹毙，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不特生女淹，甚至生男亦淹。不特贫者淹，甚至不贫者亦淹。转辗效尤，日甚一日。有一家连淹十余女者，有每村一岁中淹至数十女者。居乡目击，惨不忍言。 在传统中国，养育女孩被认为是一种不明智的社会投资，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成人之后都会外嫁。

生活拮据的家庭可能会卖女为奴、为娼，但是婴儿价格很低。许多人都相信，与其让孩子过贫困或耻辱的生活，不如杀了他。因此，就有了一些表示杀婴的委婉说法，如“把孩子嫁出去了”和“把孩子的灵魂移到别人身上了”。

此外，根据儒家孝道的要求，如果要在赡养父母和供养子女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杀死女婴在道德上就是正当合理的。中国有个著名的民间故事，明确地宽容并褒奖了一个为了孝敬父母而牺牲孩子的男子（见下文）。 孝道还有其他的维度和影响。

男童关乎家庭血脉和祖先祭祀的维系，而女童基本上与父系承嗣问题无关。孟子在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候，指的是男童。




二十四孝故事黄香

在没有男性后代的情况下，入赘婚姻是一种选择，尽管这并不受欢迎。另一种选择是收养。和婚姻一样，这个过程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中间人促成。
收养中最常见也最被看重的是收养同宗亲属。根据《大清律》的规定，继子必须与户主同姓，并且优先过继侄子或侄孙。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人们通常购买和收养外姓之人，更改他们的姓氏，这就为过继省去了很多复杂性。这在华南地区尤为普遍。收养仪式通常包括一份契约、一场宴席和有养子出席的祖先祭祀。这种仪式在重要性上介于出生和婚嫁之间。 在传统中国，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成长阶段。

正如第六章中所示，孔子特别强调15岁、30岁、40岁、50岁、60岁和70岁。《礼记·内则》讨论了年轻男子如何养育孩子，强调了6岁、10岁、13岁，以及成年后的20岁、30岁、40岁、50岁和70岁。

可以想见，书中对养育女子要粗率一些，只强调了10岁、15岁和20岁。《古今图书集成》的“人事典”中，从出生到20岁，每岁都有单独的部；20岁之后直到百岁，每十岁也都有单独的部。

不过在传统观念中，最常见的年龄分期还是六个阶段：婴儿期、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中年期以及老年期。 中华帝国晚期的很多日用书，包括流行的《万宝全书》，都为父母进行“胎教”提供了建议。这是一种以宇宙论为基础的“外象内感”理论的教育副产品。




万宝全书

我所见过的各版本的《万宝全书》都包含了胎儿逐月生长的插图，并以诗文的形式呈现了很多信息，旨在教导父母，鼓励做好产前护理。许多历书也是如此。此外，也有一些儿科医书流传甚广，例如《婴童百问》《婴童类萃》和《幼幼集成》。
婴儿期通常为从出生到三四岁（按中国的虚岁算则是四五岁），这取决于是否有兄弟姐妹或者保姆。

人生的前两年是一段放纵期：无论日夜，婴儿只要饿了，就会被喂食；全家人（尤其是祖父母）都围着他转；慢慢地才学会自己洗漱，并逐渐断奶。三四岁时开始学习基本的规矩，并要懂得尊重和服从，尤其是地位差异和孝顺。

这段时间，孩子们会接触到歌谣和说教故事，这些内容他们以后都会牢记，包括《二十四孝》《孝经》和《三字经》。这些书主要面向男童，但是就像《论语》等经典一样，这些小书也都有专门针对女童的版本。女孩还要学习班昭久负盛名的《女诫》。 清朝历书中常见的《二十四孝》故事，说明了中国社会期望孩子侍奉父母所达到的极端程度。

除了前面提到的郭巨埋儿奉母，还有汉文帝亲尝汤药、老莱子戏彩娱亲、董永卖身葬父、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崔唐氏乳姑不怠等故事。有些版本里，还有割股疗亲的故事。

惊人的是，“割股”的做法在历史记载中很常见，在清代还受到了官方的表彰。

在《女二十四孝》中，大多数故事同样围绕着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主题，例如，明韩刘氏臂血和丸，以给姑食；宋崔志女破冰入水，孝比王祥。




二十四孝杨香救父

在这些故事中，花木兰代父从军尤为突出。花木兰不顾父亲的反对，穿上了男子的衣服，参军抵抗突厥，长达20年。在战场上，她成了一名杰出而勇猛的战士，赢得了皇帝的奖赏，并最终获得了家人的尊敬。
《孝经》像《二十四孝》等作品所说明的一样，也主要关注内涵广泛的“孝”。

孝，乃天地之经，乃“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是治国之道、帝王之基；是社稷存续、人民安康之法；能光宗耀祖，无忝所生。

然而与此同时，《孝经》也规定了一些特定形式的孝行，例如执行恰当的哀礼以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祖先赐予的，见下文）。

伊沛霞（PatriciaEbrey）对原版《孝经》和一版早期《女孝经》做了并列比较翻译，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强调了女性对男性的生活能带来积极的转变。 《三字经》以三字短语成韵，便于记忆，它反复强调教育的价值、读书成功必须做出的牺牲以及失败的可怕后果。

它包含丰富的基本文化信息，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数字范畴，例如三才、三纲、四时、四书、五经、五常、五行、五方、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和十义。

此外，《三字经》还按时间顺序概述了中国历史，突出了英雄和奸佞，以及朝代的兴衰模式。

最重要的是，《三字经》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模仿对象，包括汉代的蔡文姬和东晋的谢道韫这两位成就卓著的女性，相关部分这样写道：“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中国儿童正式接受管教是在少年期，从三四岁一直到十五六岁。

这段时期，精英家庭的年轻男性要接受紧张的正规教育，而女性接受的教导则没有那么正规。一般说来，农村儿童可以上学的地方，例如明清时期的义学，教育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识字，而是道德教育。中国西南地区对非汉族群的教育亦是如此。 白莉民在《塑造理想的儿童：中华帝国晚期的儿童与蒙书》一书中，特别强调了仪式在中国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她指出，明清时期教育者的主要目的事实上在于“使身体仪式化”，即“约束外在”和“滋养内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蒙书教导孩子如何掌控他们的身体：如何走路、鞠躬以及如何凝视和说话。

它们还教孩子如何穿衣，甚至如何呼吸。学堂里有时装饰着图画，示范着一些重要的礼仪。例如，有一所学堂里挂着一组图画，描绘了迎接新生儿、年轻人的正确姿势、学子互相问候、婚礼、儿子侍奉父母、妇女侍奉公婆、祭祖等各种仪式。 在精英家庭中，所有男性在开始接受教育时都要背诵诗文、熟记汉字，然后则是练习书法和绘画，最后才是棋术和音乐。精英家庭的女孩也可以学习这些内容，但是她们通常被期望先学习刺绣和编织等“女红”。

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通常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她们能够在家庭琐事、自己的学术和艺术兴趣以及育人之间取得平衡。当然，这个过程对于那些家里有能力雇用奴仆的女性来说要容易一些。

不在乎田间劳力损失的家庭里，女孩到了五六岁，通常就要开始缠足了。这种致残的做法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普遍，既给中国女性带来了地位，也给她们带来了痛苦。

性别隔离也始于这个年龄，尽管中国的文化理想是要女性身居闺阁，但是这从未完全实现。

而男孩则在同一时期开始体会父亲的专横。中国的父亲们为了遵守《论语》中明确的儒家训诫，保持做父亲的“距离”和“威严”，在教育儿子在家庭和社会中得体行事时，往往变得越来越冷漠和严酷。

相比之下，母亲和女儿（通常还有儿子）之间的关系则更加温情而亲密。




在传统中国，父母的权力近乎绝对。《红楼梦》中贾政对待贾宝玉的方式就是形象的描绘。

事实上，不孝是死罪，是《大清律》中的“十恶”之一。因此，中国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完全服从父母、祖父母、老师、行业领袖和其他权威人物。这在年轻的男孩女孩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赖倾向”。

然而在农民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以及男女之间）有时更加平等，因为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住在一起，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合作体一起劳作。 所谓的青年期，大体上是一个精英现象。那是处于青春期、面对婚姻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到了青春期中期，父母管束和学习的最严酷阶段都过去了。中国男性开始体验到相当大的自由，并且与妓女或者女仆有了第一次性接触。

但是他们的姐妹仍被禁锢在家中，受着一大堆严格的贞操观念的束缚。在一些家庭中，为男性行冠礼以及为女性行笄礼，标志着他们正式成年。

但是在帝制时代晚期的多数情况下，这些仪式（如果举行的话）都和婚姻有关，并且通常发生在男孩18至21岁、女孩16至18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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