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琴声

断线的木偶

楼主 断线的木偶说：
一大早，我就像个女人似的，蜷缩在单身宿舍的小床上，为今天该穿哪件衣服发愁。这真是件费神的事，平时我都是闭着眼睛刷牙洗脸，工作服往身上一披，边穿袖子边往楼下冲。今天不同，毕竟是结婚，也许我该穿得正式一点。
昨天就请了半天假，理由是去看牙医，实际上是去区政府，和一个女人登记结婚。这可能是我今生唯一的谎言。绝对真实的谎言。
我的确是去结婚，但我们的结婚跟爱情无关，跟家庭无关，它只跟一套半新不旧的破房子有关。为了帮一个女人分到房子，我不得不挺身而出。今天下午，崭新的结婚证就会交到单位的房产科，验明真身，留下影印件。明天，如果顺利的话，明天我们将再去一趟区政府，离婚。
这个女人叫许光，是我同事，多年来我们一直叫她光子。我们住在同一幢单身宿舍楼里有很长时间了，长久得就像我们一出生就住在这里。最近，光子看上去情绪不佳，脸色发黄。她把我叫到小饭馆里。现在想想真后悔，我要是不跟她到小饭馆去就没这回事了。可谁叫我是单身汉呢?在温暖的饭桌边，和一个女人相向而坐，边吃边谈，对一个长期单身的男人来说，永远是莫大的诱惑。
吃到一半，光子突然对我说，哥们儿，跟我结婚吧，把房子拿到手就离婚，放心，我不会逼你跟我睡觉的，我知道，你也不会逼我。我们要睡早就睡了，用不着通过这种形式。
她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况我们还喝了不少酒。
后来她似乎还哭了：妈的，为了这套破房子，我就把自己变成了二锅头。
我也有点闷闷不乐：我更冤枉，什么都没干，就成了二锅头。
当然，我并不在乎什么二锅头三锅头的，一个男人真有魅力，就算他是五锅头也无所谓。何况是为了光子。一个人有个朋友很难，有个异性朋友更难，有个多年的异性朋友更是难上加难。
我今年三十七了。作为一个男人，这个年龄不算大，作为一个光棍，就有点可观了。我知道还有许多比我更高龄的光棍，但我跟他们有点区别。就在今年以前，我一直都渴望有个妻子，哪怕是个长久些的情人也好。我有过不少女朋友，但我们总是长不了。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有一年，正当我准备向她求婚的时候，她突然失踪了。等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和另一个男人结了婚。
据说那个男人很不错，在单位混得有头有脸，业余时间还是个老字号的股民，尽管很谦虚地没买车，但新买的房子大得令人羡慕。当然，她说我是个好人。她说那话的表情真叫找抽。但我不能抽她，她的腰身明显粗笨起来，她可能已经怀孕了。其实女人才是天生的股民，一旦发现绩优股，马上毫不犹豫地出手，结婚，生子，像蜘蛛一样，牢牢织起自己的盘丝洞。我忧伤地看着她微微鼓起的外套，真怀疑那里面装的是我的孩子。我们在一起时，谈论过关于孩子的事情，她说我们的孩子一定不要学小提琴，要学数学，学电脑，从小培养科学的思维，而不是什么艺术细胞，艺术细胞只会让人愤世嫉俗，眼高手低，一事无成。我知道她在骂我，但我不还嘴。我以三十七岁之高龄，白天蹲在银行一把椅子宽的柜台里，晚上蹲在八个平方的单身宿舍，除了一把不成器的小提琴，以及仅够支付经济适用房首期的存款外，什么也没有。这种状况让我惭愧，并对所有的批评逆来顺受。她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垂下眼皮，看着自己的肚子。她平静的表情打消了我的疑虑，她看上去显然心中有数。我的怀疑是多余的。
今年以来，准确地说，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我不再渴望一个妻子了。借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我看穿了。我觉得妻子就像路边的烤红薯，闻起来香得不行，吃起来不过如此。我不止一次被它的香味吸引，又不止一次咬了两口便扔掉。
光子不愧是我的朋友，只要她出现在我对面，没有一次是轻言细语，出气如兰，从来都是直来直去，风刀霜剑。
杨厘，不要找借口武装自己了。什么看穿了婚姻!不过是绝望了，投降了，认输了，无可奈何地调整人生规划而已。
当然，我同样只有默默接受她的批评。能有人骂我，激将我，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难得的温暖。
光子的年龄我不清楚。从她的眼神来看，我估计她也不小了。一个人尽管可以通过化妆来掩饰真实年龄，但眼神是没法化妆的。当我终于答应跟她结婚时，我看见她不再清澈的眼睛里迅速充满了泪水。为了防止她的眼泪滚落下来，我赶紧用愉快的声音说起了别的事情。
这下你更嫁不出去了，一个女人有了房子，就等于饥饿的人有了粮食，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其实我知道她从来就没有慌过。她一直有个没有公开的男友。好几次，我在黑糊糊的楼梯上碰见他，他头一低，从我身边蹿了过去。但我从来没对她提起过，也许她以为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这是单身楼的规则，一开始，年轻的单身男女们还能大张旗鼓地谈恋爱，几次失败过后，就再也没有高调公布的勇气了，谁也不敢肯定这次恋爱一定会成功。与其落下情场老兵的名声，不如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万一又不成，了不起多睡几个懒觉，在被窝里独自疗伤，过几天爬起来再战。很多单身的男女就这样在黑暗中交往了错误的对象，走了很长的错误路线，把好好一段青春岁月弄得无法修改。光子就是这样。她原本有个同学男朋友，俩人热恋了三四年，弄得尽人皆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就分手了。那男的很快就有了新人，光子却像一块坚固的石头，在时间的冲刷中一年一年搁了下来。据说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相过的男子也不少，曾经创下一个晚上相三次亲的纪录，但拖到最后，我只知道，黑暗中有个影子似的男人，隔三差五轻手轻脚地上楼，直奔光子的房门而去。也许光子也开始死心了，所以转而对房子动起了脑筋。
光子说房子才是最好的归宿，所以我这回不顾一切地要房子，我一定要搞到那套房子。
说到房子，我们顿时有了说不完的话题。这就是单身汉们在一起的默契，不谈感情，只谈生活。光子建议我先去订一套经济适用房，贷点款，这样一来，为了供楼，也可以逼迫自己去想想赚钱之道。
大好光阴拿来拉什么小提琴，难道你还想当艺术家?晚了，那些从四五岁就开始学琴的人，还不一定能成器呢。有句话说了又怕伤害你，玩物丧志!
我挥手打断了她。幸亏是光子，要是别人我就火了。我最恨人家说这种话。我从来没有当艺术家的梦想，从来没有。我只是用小提琴来打发时间而已，就像那些打牌钓鱼的人一样。
光子开始向我推荐几处楼盘，大讲购房之道，见我无动于衷，又说，如果你付首期都有困难，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我说，你想让我用一套房子来奴役自己的后半生?算了，我住单身宿舍习惯了，房子大了，我怕我会感到寂寞空虚。
我真的习惯了我的单身蜗居。我不是一个邋遢的人，我的房间虽然狭小，但我搬进来时搞过简装修，从墙壁颜色到日常用品，没有一样不是我喜欢的。
光子见我不为所动，又说，反正你得调整一下生活状态，不能老是把自己锁在这个小窝里，哪怕走出去赌博呢，不赢钱也可以结交几个赌友。
我知道这是肺腑之言。我一笑，冲她举了一下酒杯，算是感谢。
从小饭馆出来，刚刚上楼，一眼瞥见光子房间里亮着灯，我知道，那个男人又来了，我觉得光子也怪可怜的，这样一根鸡肋，她居然抱着啃了四五年。
其实我没资格说光子可怜。像光子这样的鸡肋我也有过。单身楼里，谁都有一两个难以言说的交往对象。
我的那根鸡肋是个有夫之妇。她有丰腴的体形，不安分的眼睛，以及从不固定的香水味儿。她说，当她第一次看到我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如此英俊的男人，居然还是无主之身!她如此直露的赞美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偿。从小到大，我对“英俊”一词已经麻木，甚至到了憎恶的程度，因为有人曾骂我是绣花枕头。从那以后，哪怕只是听到绣花或是枕头之类的词，我也会浑身不自在。后来，我想通了，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我的过错。而且我坚信，如果一个人注定是草包，那么做一个英俊的草包，并不比做一个丑陋的草包更值得鄙视。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从短信开始的。她爱发手机短信，长而且多，看起来特别费事。我曾要求她尽量弄得短小精悍些，她却说，没事，我是在电脑上发的，我打字很快。她在短信里说，她每年都要看一次《包法利夫人》。她说女人们都喜欢看这个电影。我回答：不是说女人们都喜欢看《廊桥遗梦》吗?她很快就回复过来：生活中哪有《廊桥遗梦》?那是成人童话!生活中只有《包法利夫人》。
我不认为自己是赖昂，或是勒内，当然，我也不认为我们之间就是爱情。事实上，爱情是个极其罕见的东西，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碰到过，他们只是相信了自己的错觉而已，或者说，他们宁肯相信自己的错觉。经验告诉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你太执著，你浪费的只是自己的生命，除此以外，你什么也得不到。
她说她也不相信爱情，她说爱情是有季节的，过了那个季节，再提“爱情”两个字，不是装纯情，就是自欺欺人。
我们像两个什么也不相信的老油条，轻轻松松满不在乎地开始了约会。
有时她很健忘。明明几分钟前才说了不相信爱情之类的话，跟着又说，我是个没有爱情的人。她说她一结婚就把爱情弄丢了，从此以后一直在寻找。
我坦言，你别想在我这里找到什么爱情，我身上没有这东西。她说我知道，就算有，也轮不到我，早就被别人搜刮空了。
我们这两个对爱情不抱任何希望的人，平均每周一次在我的房间里见面。她似乎比我这个未婚的人更饥渴。当然，我不问她跟她丈夫的性事，她也不问我平时怎么解决。门反锁着，窗帘拉上了，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只有桌上的小台灯低垂着头。微弱的光线无力地洒在地上，我们浑身赤裸，飘浮在幽暗的光线里。这是我们唯一默契的地方，我希望装出主人外出的样子，她则喜欢幽暗的斗室。她说，在明亮宽大的地方，她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另外一个人。
她长久地打量我的小提琴，一根一根地抚摸琴弦，我告诉她，那四根弦分别叫什么名字，是什么音质。她递给我欣赏的笑脸，却并不要求我拉给她听。这也是我们的默契，我们不能弄出声响，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秘密，虽然这里没有认识她的人，别人也不会贸然闯进我的房间。我想这就叫做贼心虚。
她喜欢每次来都捎上点东西，吃的，用的，甚至包括纸巾。时间一长，房间里到处是她留下的痕迹。带卡通图案的床单，夸张的靠垫，带布罩的纸巾盒，各种颜色的粘钩，稀奇古怪的陶瓷茶杯，花里胡哨的浴帽，连散在桌上的小别针都是彩色的。我开始抗议，请她不要把这个房间变成她的。我提醒她，这是我的房间，应该有我的风格。她理直气壮地说，我必须看着我熟悉的东西，否则我没有安全感。
这太好笑了，凭什么要在我这里找安全感?我本来就给不了你安全感，我也没想给你安全感。你的安全感在你丈夫那里。
听了这话，她像个小女孩那样哭了起来。她说，你简直不像个男人!
这话太熟悉了，我已不知是第几次听女人这样骂我。
我不想去安慰她，自己点上一根烟，重申：我真的给不了你安全感，谁也给不了你安全感，你本来就是在冒险。我也在冒险。
你们男人都这样，得到了就开始嘴硬了。她从我手上抢过烟，满不在乎地架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她自暴自弃地叠着双腿，耸起双肩，任腰间那层薄薄的赘肉豆腐皮似的耷拉下来。我想这才是她喜欢幽暗的真正原因，她可以不必面对岁月在她身上刻下的痕迹。
我就是从这一刻起开始厌恶她的。我仿佛看到了我未来的妻子，她蓬头垢面，沮丧地坐在一个男人面前，半裸，流泪，抽烟，那个男人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正在盘算如何甩掉她。如果我结了婚，难保我的妻子不会像她这样。她看上去不是个有这方面爱好的女人，相反，她很普通，生活也很规律，如果我们不是碰巧两次在一起开会，碰巧两次都坐在同一个座位上，我们是不会认识的。我们一认识，就很稀奇地发现对方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平凡，普普通通的外表下，竟隐藏着一塌糊涂的热情。如果我结了婚，难保我的妻子不是这种外表普通里面滚烫的类型。
这样的想象让我绝望。我没去劝慰她，自顾自想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开始抽泣着穿衣服，她的上衣是一种难看的黄颜色，像一块从脓包上揭下来的药纱布。一直以来，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颜色。她自己擦干了眼泪。她要走了。拉开门时，强烈的光线利剑一般直刺过来，我看见自己双腿惨白，汗毛卷曲干枯，脚指头像一排被遗忘的小蒜。如果不是某种东西暂时蒙蔽了我们的目光，这样的身体该是多么无趣呀!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仍然不承认是爱情。
我们有几天没联系。我关了手机，打算就这样断了算了。想来想去，除了身体上的接触，我们在其他方面，其实很少交流，这样的关系并不是我向往的。没想到，她突然又来了，而且一副不计前嫌的样子，甚至不问我为什么关机。她送给我一条皮带。她让我看皮带的内衬，她的名字缩写赫然刻在那里。我吓了一跳。
我不想收下这根皮带。我不想把这件事变得这么深刻。我知道我们没到那个地步。
我很气恼，我所有的紧张和愤怒，都被她想当然地理解成嫉妒，理解成心理不平衡。她说，给我一些时间，我得慢慢跟他谈，我和他毕竟结婚八年了，根深蒂固的东西太多了。我说你千万别跟他谈，你跟他一谈我们就完了。
她走的时候，我想对她说，不要再来了。但我说不出口。也许我有点留恋她的体温，也许我不想惹她掉眼泪，中年女人的眼泪，太沧桑太酸楚，不像年轻的女子，纵使掉泪，那泪珠似乎也带着饱满的甜味。
我在街上散步。很多女人在遛狗。狗们很漂亮，似乎也知道自己很漂亮。我想起她说的话：哪天我们分手了，我就去养条狗，狗比人重感情，也比人忠诚。有了这句话，再看那些遛狗的女人，怎么看怎么像是刚从男人那里吃了败仗来的。
一些夫妻机械地挪动脚步，肩并着肩，不发一言。那些妻子多半都有她那样的体形，我悄悄上前打量她们的丈夫，他们紧闭双唇，双眼没有焦距。他们的心显然不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到底在哪里，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下次看到她的时候，我问她，你跟你丈夫散步吗?她说我们有一年多没有一起外出了。我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补充道，你不要以为那些人是在散步，他们是在锻炼身体，各人锻炼各人的身体。
我突然向她提起，我快要结婚了。
为什么?她有点猝不及防。
我总得结婚不是吗?是你说的，女人不结婚可以，男人不结婚不行。
她又哭了起来。她其实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知道她不能妨碍我结婚，就像我知道我不足以撼动她的婚姻一样。她说，就知道你会抛弃我的，你一点都不嫉妒他，听人说，真正爱上有夫之妇的话，就会嫉妒她的丈夫。
我强调，是分手，不是抛弃。她说，就是抛弃。我顺着她的话说，那也是你承受得起的抛弃。
她不但不生气，反而转过来撒娇：不许你结婚，不许你移情别恋。我说那好，哪天我把你丈夫约出来，我跟他好好谈谈。她一听，马上不吭气了。我知道她害怕提这个，她丈夫是她小康生活的保障，真要跟我结婚，她的小康马上就会消失。
她问新娘是个什么人。我只好瞎编，尽量找她的反面说。她的头越垂越低，过了一会就心平气和地走了。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
她来拿她的时装杂志，还有手套之类的东西，其实是为了叮嘱我：不要告诉她我们的事，尤其不要告诉她我的名字。我点头，心里却在回忆，她叫什么?秦万玲?覃望玲?反正是这个音。我从来没有叫过她。
正准备将她带来的那个纸巾盒布罩扔掉，她又回来了。
你一定要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她背靠着轻轻关上的房门，严肃地望着我。我心里一紧，拿不准她会想出什么花招。
我能不能听听你拉琴?她指着小提琴说。我一直都想听你拉琴，但我们一直都在偷偷摸摸地做贼，今天我们大大方方做一回人好不好?
我想了想，开始调弦。
她说，可以把门打开吗?
我又想了想，点了点头。
开始之前，我端详了她一会。似乎是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打量她。她的轮廓不错，皮肤特别白皙，只是有些干，两边颧骨处有淡淡的斑印，她的眼睛很明亮，冲淡了颧骨处的不完美。她的头发是酒红色的，烫着大卷。衣服质地不错。
我开始拉《梁祝》。这种时刻，我想我最好来点跟爱情有关的东西。我学着父亲的样子，闭上眼睛，想象音乐从头顶上冒出，而不是从手上，从琴弦上。
等我睁开眼睛，她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后来我在街上看到过她，她跟一个齐她肩膀的小男孩走在一起，低眉顺眼，老实贤惠，我久久地看着她的背影，实在无法把她现在的样子与幽暗房间里的疯狂样子重合起来。
我从此不敢小觑菜场上和超市里的家庭主妇们，别看她们挽着篮子，专心家务，我敢肯定，她们的衣橱深处都有各式各样的秘密。难道这就是妻子?我很后悔这段交往，她破坏了我心目中妻子的形象。
不错，我有个搞音乐的父亲。当年，他是小城歌舞团的副团长，当他进入中年的时候，歌舞团不存在了，他也就成了最年轻的退休老同志。
但这并不是我喜欢小提琴的原因。我喜欢小提琴是后来的事情，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开始谈恋爱了。
小时候，他确曾想过让我学琴，甚至一门心思想要把我引到这条路上去，无奈我兴趣全无。我那时向往一切户外活动，渴望奔走在大道上心口突突直跳的感觉，渴望和小伙伴一起像成团的蜂群横冲直撞的感觉，我不喜欢躲在屋里，像父亲的那些学生一样，脸色苍白，左颌下长一个硬硬的茧巴。当我听到自己弄出杀鸡般的声音时，我恨不得从楼顶平台上一头栽下去。没学多久，我就开始反抗，当着父亲的面把左手往烧得通红的蜂窝煤上摁。他大惊失色，从此死了心。我的反抗并不妨碍琴童们慕名而来，站在他面前，围成一圈，从杀鸡开始练习。我被他们以小提琴的名义挡在父亲的视线之外。现在我想，我和父亲的疏远，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有一天，他照例被他的琴童及琴童的母亲缠着，也许他脱不开身，也许他喜欢那个琴童的母亲，上完课，他们还在那里热烈地交谈。他应该知道我饿了。我中午回家，因为和同学打架，左眼乌青了一块，本想得到他的抚慰，结果被他臭骂一顿，一气之下，我饭也没吃，就回了学校。我打开厨房的水龙头，希望哗哗的水声能引起他的注意，快点过来做晚饭。后来，我不知怎么就忘了这回事，直到水从厨房那边漫过来，一直漫到那个琴童母亲的脚边。她失声尖叫。可以想象，我那天被他打得有多惨。我哭着喊妈妈。可我越喊，他就打得越凶，也许他恨她，从我开始记事起，她就总是不在家，她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经常到外地去演出。
光子曾说，很奇怪，你身上没有一点家庭出身的痕迹。她以为我应该天生具有艺术气质，风流倜傥，落拓不羁，事实上恰恰相反，我终日穿着深蓝色工作服，扎着统一的淡灰色领带，头发长度适中，发型普通，甚至有点落伍，说话不多，音量不高。总之，我一点都不像音乐与舞蹈的结晶。
也许最深刻的遗传停留在最幽暗的深处。岁月可以流走人身上许多东西，比如铁，比如钙，比如血，我也不可避免地丢失了很多。像一枚石子沉入稀稀的泥潭，我慢慢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直到最后，我不再是那个顽皮好动的孩子，我成了人群中最安静的那一个。
十六岁那年，我一个人站在傍晚的窗前，看楼下两个打羽毛球的小女生。她们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衫，白色的球鞋，深蓝色小阳伞一般的短裙子。她们跑来跑去，异常轻盈。随着暮色的加深，她们渐渐变成了两只小白蛾一样的东西，在浓重的暮色中飞来飞去。这时，稚拙的小提琴声响了起来，是楼下一个刚刚开始学琴的孩子，他不停地练着那组音阶，翻来覆去，无休无止。我至今不能解释，在那寂静的暮色中，到底是小男孩的琴声，还是两只打羽毛球的小白蛾，或者是别的无以言说的东西，打中了我少年的心脏，让我突然间流下了莫名其妙的眼泪。
也许那就是我真正想要学琴的开始，从那以后，当我看到父亲的小提琴时，心中多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连看都不愿朝它看一眼。
就在那段时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母亲不再到处演出，她盘起了披肩的长发，提着方方正正的公文包，开始去机关某部门上班。歌舞团的大门终日开着一半，一些陌生的面孔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原来的办公室租了一些出去，剩下的办公室堆放着道具之类的东西，门框上慢慢结起了蛛网。父亲不再去上班了，他开始晚睡晚起，说话也失去了威信。
他唯一可做的事情似乎就是练琴。他总是闭着眼睛拉小提琴，而且总在三个时段。上午九点左右，大家都上班了，楼上楼下一片安静。下午四点左右，午觉醒来不久，傍晚尚未来临。晚上八点左右，母亲吃罢晚饭，开始做她的每日总结。她的总结照例是夹叙夹议，叙的是她所看到的别人家的火爆日子，议的是自己家里的诸般萧瑟。每当这时，父亲就站起身来，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拉琴。刚开始，母亲认为他是故意反抗。她砸过他的琴，踢过他的腿，都没有效果，只要她开始夹叙夹议，他就忍不住要拉琴。后来她也习惯了，她把他的琴声当作晚间功课的背景音乐。
母亲一直是个聪明人，歌舞团渐渐不景气的时候，她赶紧转业到政府部门，找了个藏身的地方。一个舞蹈演员来到了机关，好家伙，那可了不得。人们说，机关大院的目光差不多被她吸走了一半。她很快就混了个一官半职。父亲就不一样了，除了偶尔在歌厅舞厅赶赶场子，剩下的就是睡觉。我理解母亲，她的白天和夜晚反差太大了，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是昏昏欲睡。一边是百舸争流，只争朝夕，一边是无所事事，呵欠连天。生活在这种落差中，她怎会不心头火起?
应该说，他们很早就分居了，只是我没有觉察到而已。母亲一间卧室，父亲一间卧室，理由是母亲得了神经衰弱，有人在旁边，会妨碍她睡觉。我被赶到客厅，夜夜都在劣质皮沙发的气味中入睡。有年清明，我们回老家祭祖，在轰隆隆响个不停的中巴车里，母亲睡得如痴如醉，连口涎都差点流了出来。
我猛地明白过来，母亲并没有神经衰弱，衰弱的是他们的关系，就像现在，他们一个睡得死死的，一个失神地望着前方，他们的身体坐在一条板凳上，心却隔了十万八千里。回来的路上，我没跟他们挤在一起，我有意挑了最后一排。我打量他们的后脑勺。自始至终，他们没有靠近过一次，母亲还是不停地打瞌睡，父亲还是一动不动，像一尊逼真得要死的雕塑。
一度有人说，母亲有个老相好。我不相信，我知道歌舞团的同事关系，他们跟其他单位不一样，身体接触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母亲跟一个长头发的家伙在一起。那天好像是植树节，很多人来到指定地点，种下指定的树苗。那时我还是一名参加植树的中学生。同学指给我说，看哪，你的妈妈!我看到母亲和传说中的那个人凑在一起，吃着八宝粥之类的东西，母亲拿着勺子，自己吃一口，再喂给他吃一口。她那天穿着一件黄颜色的上衣，我从此恨上了那种颜色的上衣。
人们说，父亲也有自己的相好，但他的相好不固定。这我相信，这也正是我不愿跟他学琴的原因。我总认为，我们的教与学选择的时机不对，我那时正好换牙，夜里做梦都在与人打仗。而父亲那时正值壮年，蓬勃的欲望呼之欲出，鼻子一抽，就能分辨出周围哪一样东西是雌性的。客观地说，父亲是个美男子，又是歌舞团的第一把琴，这使得很多女人打着热爱音乐的旗号，用湿润的眼睛大胆地望着他，望着望着，他们的眼睛就分不开了。我那时虽然小，但对这种眼神有种天生的直觉。
也许母亲想报复父亲，也许是父亲想报复母亲，尽管他们现在身体干枯，波澜不惊，各自的相好早就隐入人海，不见踪影，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各自的孤独和伤感而拥抱在一起，他们还是继续着分室而睡的习惯。这并不妨碍母亲继续她的晚间功课。尽管感情衰弱了，但他们还是经济共同体，声誉共同体。一个人进步了，势必要求另一个人也取得相同的进步，否则就会不平衡，觉得吃了亏。
我有几年没回这个家了。一则年纪大了，不想再睡沙发，二则受不起刺激。楼上人家有个儿子，在政府当差，娶个漂亮老婆，生下了聪明孙子，无论天晴下雨，都有司机按时接送。楼下人家的儿子，在大城市里发财，据说要把生意做到尼日利亚去，回到家来，跟半文盲的母亲说话都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没办法，鬓毛未衰，乡音已改。对门人家的女儿，自幼浑身的艺术细胞，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难得回一次家，回来一次，就像公主省亲。我最怕碰上她，说起来，她曾是我父亲的学生，而且我险些承蒙错爱。她后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自曝至今仍在怀念两小无猜的初恋男友，我真怀疑她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当然，她这样说可能是出于工作需要，她正准备跨入娱乐圈，她说什么话都有可能是在表演。
我比这些同龄的邻居们差远了，勉强读了个计算机专科，靠着母亲的力量，在银行找了份工作，从此一入柜台深似海。我不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拉开差距的，好像是有那么几年不见，然后猛地一碰面，发现大家都在不同的路上走了很远。
母亲觉得很没面子。她一直是个面子很大的人。她以前差不多是歌舞团的台柱子，转业后又混得有模有样。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爸爸，也小有名气，经常跟外地的艺术家们一起出去切磋。她的孩子，也就是我，打从一生下来，就出了名的漂亮聪明，好几个照相馆至今还挂着我的巨幅玉照。她没料到，一不小心，她的面子就被我给撕破了。我毁了她大半生的好感觉。她甚至想过搬家，再也不回那栋楼，不看那些成天喜滋滋的脸。
我说，还是我搬吧，我搬走了，你们就不用搬了。
我很顺利地调到了上级分行，因为我手指灵活，数钱飞快，多次获得点钞冠军，是个很不错的出纳。
母亲似乎看到了一丝亮光，她以为我在系统内颇受重用。但这亮光马上就熄灭了，到了新的环境，我还是出纳，依旧每天坐在那里数钱，而且比以前数得更多，简直赛过点钞机。
母亲总是责怪我没有事业心。其实我够敬业的了，干了这么多年出纳，居然没有发生过差错，这就是成就。当然，我无法反驳她，在母亲眼里，当领导，发大财，前呼后拥，那才是一个男人有事业心有成就的标志。如果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事业就是不出差错的小出纳，她一定会气得当场昏过去。
也许因为家里出了两个令她深感失望的男人，母亲过早地出现了衰老症状，而且别无选择地做起了女强人，她居然当上了某局副局长，当然，是个比较冷僻又没有多少油水的部门，但好歹是副局长。
几年前，因为一场不成功的恋爱，母亲对我更加失望了。
当她看着那个叫李明的女子离开的背影时，不禁面色铁青。她说你完了，你这辈子完蛋了。李明是母亲给我挑回来的。她那样的女孩子，要想征服她可得费点劲。母亲想用爱情来唤起我的好胜心和征服欲。
李明也是机关大院里的女孩。长相一般，靠着乐观开朗朴素大方的性格，她渐渐脱颖而出，从一名小学教师变成了市里的团委书记。她跟母亲在一栋楼里办公，俩人经常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市长书记们的名字在她们嘴里进进出出，噼里啪啦就像在嗑瓜子。
母亲说，你就该找这样的女孩子，有事业心，能干，如果再找个跟你一样胸无大志的，你们一家人五辈子都翻不了身。
我说如果李明也这样想呢?不要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这你放心，我比你懂，女人多半会招架不住英俊男子的进攻，再说，我们的家庭也能给她足足的面子，她对你应该再满意不过了。
但我发现李明似乎不像母亲说的那样野心勃勃。她说她并不特别喜欢她现在的工作，倒很留恋在小学教书的日子，那里单纯多了，而且可以随便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像现在，老要穿正装，老要把肩膀垫得平平的。
说到衣服，我们总算找到共同语言了。我的工作一样面临这个问题，一年四季，我们都得穿指定的服装，领带打在指定的位置，周末是我唯一可以穿自己衣服的日子，偏偏我又喜欢睡懒觉，一觉醒来，一天已去了大半，穿什么衣服都无所谓了。
她给我看她的影集。她有很多跳舞的照片，我看出来了，从小到大，她都是个爱臭美的小姑娘。她说，这正是我喜欢你母亲的原因，一个跳舞的女人，就算她成了老太婆，她还是个跳舞的女人，她一辈子都去不掉这个美好的烙印。可我觉得，与其说她喜欢我母亲，不如说她念念不忘未实现的舞蹈梦。
有时，我搞不清她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母亲谈恋爱。我不在家时，她跟母亲凑在一起，唠得两眼放光，情不自禁。母亲主要给她讲以前在歌舞团的事情，怎样练功，演出，怎样争角色，怎样在幕后谈恋爱，怎样在舞台上让自己的对手出丑，演出前怎样不吃不喝。母亲讲得绘声绘色，她听得如痴如醉。我一回来，两个人眼里的亮光顿时暗了下去，语言也不那么生动有趣了。
从母亲那边过来，她对我感叹：舞台是每个女人的梦想，但最终得到的只有极少的人，我真羡慕你母亲。
我说你现在不也在舞台上吗?比剧场的舞台更大更真实。
她猛地一把搂住我：你真聪明，你一眼就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她对我父亲的感觉倒一般。她觉得父亲有点冷冰冰的，尽管每次她来我家，都是父亲主厨，而且他炒菜的水平跟拉琴的水平不相上下。
其实父亲的冷是这些年才开始的。我总觉得他的冷跟他身边不再频繁出现女人有关。爱好音乐的女人们老了，安静了，新一茬的女人们他要么不认识，要么认识她们但她们又不爱好音乐这个东西。父亲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女人不再爱好音乐，而是一阵风地喜欢流行歌曲。父亲的身影跟那把小提琴一样，越来越老旧，越来越寂寥。他有时在窗前感叹当年的好时光，他在家里一拉琴，窗下就姹紫嫣红一片，站满了各种各样听琴的女人。有一年，一个陌生女人循着琴声敲开家门，原来她是路过的旅客，在对面的候车室听见了琴声，就一路寻了过来。当然，她后来成了父亲的好朋友，也成了母亲躲在远方的敌人。
父亲所谓的冷其实就是没礼貌，对谁都没有笑脸，点个头就算给了对方天大的面子。从他夹着小提琴回家那天起，他就开始怨气冲天，而且爱上了一句极其粗鲁的口头禅：操他女先人!这双皮鞋夹脚。操他女先人，这小子歪瓜裂枣居然找了个漂亮老婆。
父亲当然支持我谈恋爱。李明一进门，他就站起身来冲她点头，然后闪身进了厨房，我们知道，这是他最隆重的礼遇。但李明却介意了。她说，你父亲一直没跟我说话，除了进门时冲我哼了一下。
也许父亲对她也没好感。
那天他趴在沙发扶手上写歌词，他弄了大半辈子音乐，后来突然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写歌词。我则弄来一箱练功券练习点钞，我们经常要考这玩意儿的。我们各干各的，很长时间悄无一言。后来我累了，活动着手腕对他说，你干吗不去喜欢个有用的东西呢?写什么歌词!人到中年不学艺，你认为你这把年纪还能写出个名堂来吗?
他拿着铅笔画了一阵，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学点有前途的本事呢?比如怎样当行长，老是数钱能数出个吗名堂!
因为我不想当行长，我就想当个出纳。
我也一样，我不想弄出什么名堂，我就想写着好玩。
你也就把你的胸无大志遗传给我了。
还有，找老婆的眼光也遗传给你了，我总觉得李明就是当年你妈妈。
又不是我找的，是她给我找来的。
说话要在理，谁也没逼着你。
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的话起了作用，下次我们在一起时，我真的开始觉得她其实挺乏味的，她讲来讲去就是回忆中的舞台，要不就是机关里的那些名字。这两样东西都离我很远。我只好拖过那箱练功券，练习点钞。我知道她在盯着我的手指看。我的手指很细，不像有些男人，关节突出，粗大有力。
你不觉得点钞是女孩子干的活吗?
反正我长了一双女人的手。我故意叉开五指，做了个顾影自怜的动作。
给你换个工作吧，我认识你们行长，如果我的面子不够大，我还可以托人。
为什么?我干出纳你觉得丢人?
不是这个意思，老在一个岗位你不觉得烦吗?本来也需要轮岗的嘛。
那是我们领导该考虑的事。
其实我是真的喜欢出纳这个岗位，虽然累一点，但下了班就没有任何牵挂，我喜欢这种下了班就跟告别了人世一样的感觉，我喜欢这种彻底的放松。我知道我的想法有点消极，但没办法，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我只想简单轻松地活着。我不想上下班没有界限。也不喜欢过多地用脑。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目标，再来拼命地折磨自己呢?为什么不能轻轻松松从容不迫地过完一生呢?
我知道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我们系统内就有一个，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他姓林，是个老会计，已经五十出头了，满头白发，举止斯文。据说从参加工作起，他的岗位就没变过。不是没有轮岗的机会，是他拒绝了。他说，做熟悉的事，事情做得好，人也轻松，两全其美。和他一起入行的同事，岗位换了无数次，有的还做了领导，他仍然心平气和地做着会计。他说，行长又如何?行长未见得就比我活得好。听说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下了班就回家练字。他妻子在超市上班，下班回家总有些打折的生活用品带回来，这是个两全其美的状态，他不用去采购，生活成本也能有效降低。
我把那个老会计讲给李明听。李明不相信似的看着我：你觉得他这一生有意义吗?他根本没有激活自己的潜能，这对他个人，对社会，都是个损失。
如果他的潜能带来相反的后果呢?比如贪污，比如诈骗，他是有这个条件的。
那也算贡献，至少是个案例，是个教训。
如果大家都去争取，到处都是案例，到处都是教训，那到底是贡献呢，还是灾难?
她不再跟我争论，只说我思想偏激，爱钻牛角尖。
我们所谓的恋爱其实只持续了三个月。我们甚至没有接过吻。每次我们见面时，她都涂着唇膏。我让她擦掉，她舍不得，说是难得在下班时间用一次。看她那样子，似乎唇膏比男朋友的亲吻还重要。
第三个月里，我邀请她参加我们单位组织的漂流。她答应得好好的，到了那天，在中巴车前后转了转，突然说她头痛，不去了。
我很生气，就丢下她随车走了。回到家，母亲抱怨我不懂事，宁肯去陪那些婆婆妈妈的同事，也不在家陪陪她。后来母亲无意中说出了她不去的真正原因，她本来想借此机会跟领导接触接触，后来发现不光行长没去，连副行长也没去，全是些唧唧喳喳的小同事，觉得此行简直是浪费时间，就回来了。
我冷笑起来：她以为她是谁?没有行长陪同她觉得级别不够是吧?那她去找个当官的好了，找我干吗?
尽管母亲解释她是为了我的工作问题想接触一下行长，但我还是不能原谅，并且更加坚定了做一辈子出纳的决心。
我们的分手不够友好。我说，如果是因为我的话，你就不用再来了，如果仅仅是以母亲同事的身份，我欢迎你来!
谁也没想到我会在饭桌上说出这样的话。她不愧是团委书记，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她甚至还笑了一下，说你果真是个直率的人，我也不妨直率一点，我一直都在等你说出这句话，这句话不能由我说，因为脆弱的人经不起突然打击，我想让你有个缓冲，现在好了，我相信你不会有问题了，我也放心了。
她甚至没有放下饭碗立即走，她坚持吃完了晚餐，还喝下一杯饭后茶，才不慌不忙礼貌地告辞。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一走，母亲就咬牙切齿数落起来：这么好的媳妇，你给我气走了，你以为你还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就你这个窝囊样子，做鬼都掐不死人!谁稀罕!
这件事后，母亲沉默多了，有时连晚间功课都忘了做，就钻进了卧室。她说她把我看透了，她发誓不再管我了，因为她管也是白管。
我想用新的恋情来报答母亲，重新唤起她对我的关注。
我认识了一个叫小红的漂亮女孩。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套宽敞的房子，在浴室里摆一个大浴缸，每天晚上像电影里那样洗泡泡澡。她在家电商场工作，每天站在人流的唾沫星子当中，一天下来，最向往的事情就是好好地洗个澡。我觉得我们不仅外形般配，内心也很般配，我们都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我们的目标就在前面伸手可及的地方，什么形状，多大尺码，都一清二楚。
为了表示对李明的怀念，第一次见面，母亲就故意在小红面前说，李明昨天还问起你了。我赶紧含糊过去，小红却无动于衷，她大概以为李明是个男人。
吃完晚饭，我送她回家，刚一下楼，她突然一把扭住我：老实交代，李明是不是你前女友?她为什么现在还问到你?你们还在藕断丝连对不对?
她不是第一次这样扭住我了。可能商场的女人都这样，她们对男同事也都是又捶又打的，亲密得像一家人。我们第一次约会，她就毫不矜持地把胳膊插到我的臂弯里。说来惭愧，我们之间，竟不是我追她，而是她追我的。每天下班前，她都会捧着个铁盒子，穿过一条马路到我们这边来存钱。后来，单位决定改由我们上门收款。当我第一次带着经警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竟愣愣地没认出我来。后来她说，以前只看到你坐在那里，像张照片，还没感觉到什么不一般，后来突然高高大大地站在眼前，那感觉完全变了，完全不一样了。第二次再去收款时，我就收了张纸条。她的纸条也像她的性格：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我怎么样?不丢你人吧?次日，我又去收款，隔着老远，我正觉得不好意思，她却睁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一直到办完存款手续，我才看着别处说，我没有女朋友。
知道啦!她冲我笑着。我至今觉得那是最动人的笑，眼角眉梢，甚至耳朵，头发，无不带笑。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的吗?她扭我胳膊的手又加了一把力。
楼上砰地一声响，母亲推开窗户，探出头来，叫我名字。母亲不高兴了。小红松了手，冲母亲笑。母亲没笑。小红还是笑：他让我帮他挠痒痒呢。
她是个机灵鬼。
母亲看不见的时候，她又成了审判官。说，那个李明，到底怎么回事?
我只好跟她讲了个大概。我以为她会撒娇撒泼，大闹一场，没想到她说，早告诉我不就没事了?
母亲明显对小红不满意。大街上扭住男人就打，太没教养了，结了婚还不得变成泼妇?
她也不是真打。
那也不行，李明有没有做过这种事?这就是个人素质。摊上这样的母亲，下一代是什么样的可以想象。
母亲念念不忘李明，我再也不敢带小红进家门了。除了满世界闲逛，我们只好把就餐问题安排在小红家。
她有两个哥哥，父亲是司机，母亲摆彩票摊。她们全家人的职业都跟生意沾边，在饭桌上谈起来，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精明过人。比如我说想去买一款山地车，她的一个哥哥马上说，嘁，你真是瞎烧钱，我只要你这个价钱的二分之一，马上给你扛回一辆一模一样的。原来他有个秘密渠道，只是领不到牌照而已。谁吃饱了撑的，看你骑得好好的去找你要牌照?
他不容置疑的解释使我感到自己很弱智，觉得以前的生活全都被蒙骗了。
在她两个哥哥面前，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笨。他们总是嘿地一笑说，连这也不知道?简直是个外星人!
还好小红有时会挺身而出：你才是外星人!你这个半桶水，少在人家满桶水面前瞎晃荡。
她越是这样说，我越是不安，我一进他们家，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头笨驴。越是笨拙，就越是遭他们嘲笑。她安慰我，不要紧，你这么聪明的人，很快就会适应的，都是被你妈娇惯坏了，把你弄得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我苦笑。
没多久，小红兴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们公司搞产权改革，决定把柜台租赁给职工，小红已经租下一个柜台，还在给领导做工作，准备再租一个柜台。
要这么多柜台干吗?
傻瓜，当然是越多越好啊，我恨不得把整个商场都租下来呢。
你忙得过来吗?再说，你也没有这么多资金，你会周转不过来的。
你不是在银行吗?现在就看你的啦，商场这边不用你操半点心，你负责给我弄贷款就行了。
我?我又不在信贷部门，就算是信贷人员，申请贷款也要领导批的，我恐怕搞不到。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你不是一直在银行工作吗?你家不是很有面子吗?总会认得几个人吧?无论如何，这个担子你要挑起来，你要是连这点忙也帮不好，可别怪我瞧不起你。
她随即举出好几个例子。谁谁在银行有个远房亲戚，毫不费力就弄出了几百万贷款，至今没还。谁谁的老婆在银行，家里又是开餐馆，又是开歌厅，还把银行弄成老客户，最终把事情完全弄反了，他们反过来每个月要向银行催账。
我哑口无言，暗自惊异，她对银行的了解竟一点不比我差。
无论如何，回来后我还是悄悄打听过，这几年，贷款审批权开始收紧，信贷员对贷款风险享有终生追索权，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轻易放贷了，除了几个经过层层审批的黄金客户，这几年几乎没有发展中小客户。
我开始想象小红承租柜台后的日子，她肯定会把两个哥哥叫来一起经营的，这是自己的事业，他们无疑会更加用心，更加投入，我完全可以想象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如果我弄不到他们翘首以待的贷款，我同样可以想象我的境遇。
嘁!我又想起了她哥哥的表情。我有点不寒而栗。
下一次小红叫我，我没去。她马上杀到我面前来。我说，我无能，弄不到你说的贷款，所以没脸见你。
呵，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她看了我一阵，扭头就走。
尽管她说她不怪我，也不勉强我，但她再也没有打过我电话了。我忍不住试着打过一次，她很忙，似乎正在指挥卸货，我从电话里听出，那边场面很大。喂了几声她没听见，我悄悄挂了。她没再打过来。静候了整整一个星期，她都没有音信。我想，可能结束了。
母亲也感觉到了。当初我就觉得你白费心思，别看他们粗鲁无礼，那可是些精明人，像我们这样的，他们吃下去嗝都不打一个。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正在柜台上办业务，猛一抬头，小红站在外面，她冲我扬扬手里的单据，兴奋地说，我办到贷款了，五十万!她说完就走。她看上去更忙了，也更漂亮了，浑身上下焕然一新，脖子上耳朵上亮晃晃的一片。
我想起她以前说起过的理想，一套房，一个大浴缸，原来她所谓的理想只是说着玩玩的，她真正的理想深不见底，也可能她根本就没有理想，她只有欲望，永远没有尽头的欲望。
我一直认为是小红促使我产生了调往上级行的念头。每当她来到营业大厅的时候，她有必要那么大声地讲话吗?有必要把高跟鞋踩得那么响吗?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在电话里高声调度商品吗?这还不算，她还要偏着脑袋在柜台外面冲我笑：哟，看上去心情不太好嘛，不要太忙了，要注意休息，听说忧郁症简直快成现代职业病了。
我想，等我离开了这里后，她会不会因为失去炫耀的对象而若有所失呢。果然，后来我听人说，当她发现我走了以后，她再也没有亲自到大厅来办过业务了，来的不是雇员，就是她哥哥。
离开家乡前一天，我没去上班。
九点整，父亲的小提琴响了起来。刚开始，我以为是CD，听了一会，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我听见了两支曲子之间过于长久的停顿，以及父亲喝水的声音。
我很久没看他拉琴了，他还像以前那样，闭着眼睛，轻轻地摇晃着身体。我产生了错觉，那音乐不是从他的指尖下跳出来的，也不是从琴弦上淌下来的，而是从他头顶上冒出来的。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岁月的缘故，本来已经变色的皮肤，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回到原来的样子，额头和两颊露出一些红晕，嘴唇也重新变得滋润，就连快要被岁月风干的耳朵，此时也变得圆润起来。
直到他结束了一天中的晨练，坐下来喝茶时，我还能听见绕梁的余音。
就在那天，我第一次为自己半途而废的小提琴感到后悔。我感到自己不是失去了一种美好的享受，而是失去了接近美好的机会。我像一只蚂蚁，在肮脏的钞票堆里打滚，为极度蔑视的一瞥痛苦不堪，像我这种人，多么需要音乐的安慰，而我偏偏不能，在我还不够懂得它的时候，竟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它。
也许是父亲的小提琴感动了我，也许我终于体会到了失恋的感觉，我呆呆地站在窗前，在父亲的琴弓颤抖着停下来的一瞬间，我突然泪若泉涌。我望着远处说，我对人毫无用处，谁也不需要我，与其忍受这种无趣，不如死了算了。
他居然没有反驳我。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家喝酒。他说，有段时间，他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可后来，他想明白了，人活着，不能总想取悦于别人，一个人活着，首先应该取悦于他自己。
我说，你教我拉琴吧，现在就开始。
父亲很高兴我终于重新捡起了小提琴。
这是我们家传的灵气，怎么能在你手上失传呢?
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说法，不然，我无法解释自己何以突然间燃起了对小提琴的兴趣，而且一发不可收。面对傍晚的余晖，以及睡意迟迟不来的漫漫长夜，我发现，除了音乐，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空箱子一般的心填充起来。
父亲在音乐方面的灵气可以追溯到爷爷身上，但爷爷是从哪里遗传下来就不得而知了。爷爷的父亲既不懂韵律也不识字，只是个老实的种田汉而已。父亲总认为是老家的好风水赋予了爷爷无与伦比的灵气，爷爷有广阔的前额，明亮的眼睛，瘦削的鼻子，薄而匀称的嘴唇，这样的面孔无疑属于聪明人。他似乎生下来就懂得音律之美，随便折下一截麦管，他都能吹出曲折动听的声音。
他无师自通的第一宗乐器是竹笛。只要是他听到过的曲子，略一沉吟，他就能原原本本地吹出来。有一次，他无意中碰到了一支乡村响器班子，他就像被人使了魔法似的，身不由己地走进他们。他试着接过他们的唢呐，刚一凑近嘴边，就鬼使神差地吹出了像模像样的名叫牛擦痒的小调。那些鼓，那些钹，到了他手上，就像是失散已久的兄弟终于聚到了一起，那种和谐和欢畅，让他自己都感到恐惧。爷爷很快成为响器班子的主心骨，甚至成为了他们的头领。他带着一支小小的队伍，吹吹打打，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或喜庆或哀伤地出没在所有的红白喜事场面上。在当地，无论红事白事，少了响器班子是不行的。爷爷没有经过学艺这个阶段，就正式跨入当地的艺人行列。
与生俱来的天赋为爷爷带来了无尽的风光，不菲的酬劳，甚至还带来了当地最美的姑娘。爷爷从此带着他的家庭，告别了默默无闻的种田生涯，尽管他还住在那片山水中间，尽管他的裤腿上仍然沾满了泥水，但他已然成为方圆数十里的知名人物，他的名字挂在人们嘴边上，他的脚步无所顾忌地跨进所有的大门，他走到哪里都被尊为上宾，就连有人吵架打架，人们都会想到去请他来调解。一句话，爷爷靠自己的本事混出名堂来了，爷爷出人头地了。
父亲出生了。他果然遗传了爷爷的禀赋，甚至比爷爷更胜一筹，因为他还是一个好学生。这时的爷爷眼界已变得十分开阔，他终于知道，他其实是在进行一种跟音乐有关的活动。在这里，人们称他们为响器班子，吹鼓手，在外面，人们把这样的队伍称为乐队。他见过一次外面的乐队，那是在送父亲去城里上学的时候。那乐队比他的响器班子大多了，足有二三十人，整整齐齐坐在那里，还有指挥在那里比比画画，他总算看明白了，指挥比画到哪一块，哪一块的声音就大了起来，成为乐队里最响亮的声音。他再看那些人使用的家伙，几乎都是他从没见过的，亮铮铮的，奇形怪状的，发出的声音也丰富得多，厚实得多，不像他的响器班子，吹来打去，总是那几个调调，结婚用它，死人用它，过年过节耍狮子划龙船还是用它。
这时他已四十多岁了，他站在乐队旁边，却失去了像当年那样身不由己走上去试一试的自信。他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了身边的儿子。
后来他了解到，有专门学这个东西的学校，叫音乐学院。他下定了决心，他要让他的儿子进音乐学院。
父亲告诉我，其实他当时是想读理工类学校的。那时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爷爷非要他考音乐学院。爷爷说，你看看我，只弄了个响器班子，都能出人头地，别说是音乐学院。
父亲有些倔，说学理工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数理化那个东西，只要用点功，谁都能学好，大家都往那里面挤，要想出头多难哪。音乐就不一样了，能进这个门槛的本来就不多，能学好的就更少了。你想想，是在人多的地方出头容易呢，还是在人少的地方出头容易?
爷爷看似有道理的逻辑迷惑了父亲。父亲如愿进了音乐学院，似乎也如愿地出人头地了。但是父亲说，我没你爷爷那么好的运气，他到死都是当地的著名人物，被后来的响器班子尊为师祖，我算什么?半途收场，不了了之。
父亲指的是歌舞团解散的事。虽然他还有级别，还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他没有了舞台，没有了掌声，甚至没有了学生。他从不把那些刚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小女孩视为学生，他为自己不分青红皂白招收这样的学生感到耻辱，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被迫雕刻一块块朽木。没办法，工资太低了，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必须赚点外快。歌舞团那些人多半都在干这种事，一到晚上，扛着各式各样乐器的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纷纷走进歌舞团宿舍，高高低低结结巴巴的乐声顿时回荡在灰色小院的上空。
有时，父亲会丢下他的小弟子，一个人来到阳台上抽烟。他听着前后左右参差不齐的乐声，钢琴，古筝，二胡，小提琴，大提琴，不知道这些家长为什么一窝蜂地要把孩子往音乐里面送，难道学这个就是提高素质吗?难道素质就是指这个东西吗?如果是这样，像他这种素质的人为什么活到中途反而搁浅了，反而从大道上挤下去了呢?还是他们也像他的父亲一样，认为搞音乐可以出人头地?又一想，如果不是这些人的支持，他恐怕连啤酒都不敢放开肚皮喝。他到底不敢理直气壮地拒绝招收学生。
父亲曾经在老家跟前响器班主讨论过这个问题。已赋闲在家的响器班主说，你已经算是出人头地了，你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你那里去?人家这是承认你的水平，承认你的地位，你还要怎么样呢?
父亲笑了一下：他们哪里懂!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在行内出人头地。你想过没有，行外是个大操场，行内只是一扇小门，你活在哪里呢?你活在那个大操场上啊，你知道有那个小门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进去嘛。
说到底，我跟你其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的地盘在乡村，我的地盘在小城，要论面积，你的地盘比我的还大。
话不能这样说，你的乐器比我的高级多了，你还有谱子，我连个谱子都没有。
那当然，我花了钱的，上了学的，你什么成本都没有，这样算起来，我们还是一样的。
前响器班主歇了一会，突然想起什么来，大声说，还是不一样的，怎么会一样呢?你是国家干部，你不上舞台一样有工资，老了，不能动了，还有退休工资，我呢?我一天不吹不打，就一天没有报酬。如果你硬要说我跟你是一样的，国家也不会答应，难道它会白白地养着你们?
父亲想起那个结满蛛网的剧场，被虫子蛀得大洞小洞的幕布，还有残破不堪的观众椅，无力地笑了一下。他并不想被白白地养着，但他有劲无处使，有情无处表。他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不再喜欢剧场，不再喜欢他们的演出。他同样不知道，到底是他们演得不好，还是人们的口味发生了变化。
父亲说，也许当初还是应该去学数理化，去读理工大学。
那又怎么样?进工厂，下车间，再等着下岗。你现在至少不愁这个吧?
就在这时，一阵乐声传来，还是那一套吹吹打打。不远处又有人死了。父亲说：城里还不如乡村，城里人死了，一声不吭就拉去火化了，不像这里，还要热热闹闹地搞个仪式。
老响器班主慢悠悠地说，城里太吵了，人的耳朵从来不消停，哪里听得进这玩意，不像乡里，耳清目明，听什么都好听。他和着远处的响器声摇头晃脑。他虽然卸任了，业务还是熟悉的。
到了吃饭的时候，爷爷说，走，吃饭去!父亲正想，还没开始做呢，哪来的饭吃。来到灶间一看，三四个菜碟已经清清爽爽地摆在那里。父亲看着爷爷，爷爷说，人家知道我今天有客，我们说话的时候，早就过来把饭做好了。父亲想起来了，他隐隐约约听见了一些响动，还以为是那两只老黄狗在那边逗闹呢。他还想起来，他进门没多久，一个手脚轻快的老妇人提着菜篮子在门口晃了一下。
父亲笑起来。他对爷爷说，其实，你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给你孙子找个奶奶。我奶奶很早就死于支气管炎，爷爷却一直没再续弦。
爷爷笑眯眯地喝着散装白酒，说算了算了，定这个就得罪了那个，一个都不定，反而个个都对你好，这才有意思呢。
父亲也笑。他知道，这个老响器班主出了名的有女人缘。从那以后，父亲很少回老家去看爷爷。他总说，有什么好回的，他成天小酒一盅，摇头晃脑，缝补浆洗也不缺人侍候，活得比我还滋润呢。
父亲的后半生掺杂着失落与无奈，他觉得自己甚至不如爷爷。也许这正是他常常丢下正在上课的学生，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去抽烟的原因。他以前是不抽烟的，但他不能无缘无故地跑到阳台上去，他得有个理由。
严格地说，父亲只教了我一个晚上。他说，你不愧是我的儿子。第二天，我就要去百里以外的城市报到去了。他说，你会越拉越好的，因为你终于开始喜欢它。
我不介意到底会练到什么程度，我只是觉得，琴声能打扮枯燥乏味的时间，能滋润干涸了一整天的心。我曾经在电视里看过一个科学家的专访。那是个鹤发童颜的老人，当他从实验室回来，偶尔会坐到自己的钢琴旁，很随意地弹奏一两支曲子。说实话，他弹得不够好，但他鼻梁上挂着眼镜，一双布满老年斑的手在琴键上缓缓移动的样子深深打动了我。
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错过了学琴的年龄。
那时我有太多的爱好，除了随处可见的小伙伴，一条小狗，一只小猫，甚至一段不怎么样的木头，都足以让我消磨一个下午。现在，在新的工作单位，新的城市，人很多，但那是人家的朋友，灯光很美，那也是人家的快乐。我像一滴油掉进了水缸里，除了随身的挎包一下一下敲打着臀部，再也找不出第二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不想丧家犬似的在街上瞎逛，就只有缩回单身宿舍。如果不想对着四壁发呆，就只有跟小提琴过不去。
大家慢慢知道，这家伙在练琴!他们以为我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殊不知，我在自己弄出的琴声里有多寂寞。
琴声终于为我引来了一个朋友。他就是那个坚决不同意轮岗的白发林会计，多年的书法爱好者。现在，我和他是同事了。有一天，他怯生生地敲开我的房门，试图跟我交谈一会。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两个都不善言谈。他说，你喜欢拉琴?我说，是的。他说，我喜欢书法。我说，我知道。然后，他望着我笑，我也望着他笑。
他说，我就住在你对面。他指着一扇窗给我看。两栋楼靠得很近，透过敞开的窗户，我清楚地看见了铺在桌上的宣纸和毛笔，还有一些黑糊糊的东西。
这几天我都是和着你的琴声练字的，琴棋书画，原本是一家……
他说不下去了，脸上浮现少有的笑容，像一个害羞的小男生。
第二天，我刚刚打开琴盒，还在抹松香，一抬头，看见他在向我挥手。他做了个开始的手势。我们开始了遥相呼应的练习。中途休息时，他也直起腰来，放下毛笔，端起茶杯，又冲我做了个喝水的手势，我正好觉得渴了，也去倒了杯水。我们站在各自的窗前，面对面喝水。他又笑了，白发下，是一张孩子般的笑脸。
练习结束，我们互道再见，各自关窗。一连几天，我们都是这样。
我终于心生厌烦。这算什么?跟这样一个老头子，一个大家都不爱搭理的怪老头子，难道我竟跟他是同类?难道我只配跟一个大家都不爱搭理的老头子混在一起?我开始跟自己犯别扭。等他熄灯后，我关上窗帘，再也不准备打开。
上班时，他悄悄递给我一件东西。我飞快地藏起来。我不想公开跟他的熟络。
好几次，在没有顾客的间隙，他向我这边张望。我茫然地看向别处，装着没有发现他的眼神。
直到下班回家，我才打开他的东西。是一幅书法，四个大字：物外之趣!我有自知之明，他的书法比我的琴声漂亮得多。我偷偷撩开一点窗帘，他的窗子仍然大开着，他仍然在练字，天已经凉了，他却只穿一件衬衣，看样子他已经练到浑身发热。
他猛地回过身来，我赶紧放下窗帘。我将琴弓插了回去。我决定今天不练了。我不想呼应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练琴的夜晚显得很长，很无聊，而且容易想入非非。磨蹭到睡觉的时刻，再次撩开窗帘一角，发现他正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他关掉了大灯，只留着一盏小台灯，他的白发像一只倒扣的碗，悬在微暗的方框中，像一张旧的底片。
第二天，我在楼下的早点铺碰上了他。他很专心地吃着面条。再一抬眼，我看见了他的老婆，他们之间隔着一张桌子。我偷偷地观察他们，自始至终，他们没有互相看一眼，也没有说话。但她突然挟起一团肉丝样的东西，放进他的碗里。他接受了她的奉献，还是没有说话。她吃完了，擦擦嘴，一声不吭地走了。过了一会，他也吃完了，满足地抹了一把脸，正要离开，她却回来了，将一个小苹果递给他后，又匆匆离去。他看了看，一张嘴，狠狠地咬了下去。我看着这无声的一幕，有点感动。
我悄悄尾随着他。他买了一份早报，边走边看。很多上班的同事从他身边走过，他不看别人，也不跟人打招呼，就像走在一条无人的通道里。快到营业大厅的时候，他折起了报纸，突然回过头来，冲我一笑。我怀疑他知道我一直跟在他后面。
你病了?他笑起来时并不显老，仔细一看，他甚至连皱纹都很少，他吃亏在一头全白的头发。
我说没有啊，我不容易生病的。
昨天没见你拉琴，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我并不是天天都练的。
我以前也这样，后来发现，只要哪天晚上不练字，第二天就会心情不好。
我笑了一下，觉得他这话有点夸张，还有点酸溜溜的，难怪人家都不爱搭理他。我想我永远都不会这么疯魔的。我永远不会被一个微不足道的爱好所控制。
就在这天，我在柜台上跟一个顾客吵架了。是个瘦瘦的中年妇女，不停地要我给她换零，一会儿换五十，一会儿换十元，一会儿换硬币。我真怀疑她的智商有问题，很简单的换算，她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总觉得我给她算错了，总觉得我在借机算计她的钱财，要不就是在给她的钞票里混进了假钞。我很气愤，干脆拒绝给她换零，这下她可兴奋了，大声嚷起来，扬言要去领导那里举报我。
主任马上过来了，瞪了我一眼，满脸堆笑地扑过去，耐心地给她换起了零钞。我真想照她的刀条脸来上一拳，刚才还像个疯女人，这会儿，在主任面前，她却乖得像个正常人。好歹把她打发走了，主任说，你没事惹她干什么?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更年期症患者。
吵架的事让我一整天都郁闷不堪，下了班还是没精打采。老林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后面，他拍了一下我的肩，做了个拉琴的动作。我看了他一眼，没做任何反应。我觉得他真是多管闲事，我什么时候练琴，难道还用他来提示吗?
这天晚上，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去碰琴，不要听他的。偏偏越是这样说，越是想去碰它。一直抵抗到许多窗户飘出新闻联播的乐声，我还是忍不住打开了琴盒。我想，我何必跟这样一个老头子赌气呢?
时间在琴声中总是过得很快。当我停下来时，我听见外面响起了隐约的掌声，仔细一听，似乎是从对面传来的。拉开窗帘，我看见了那颗白头，像一只倒扣的碗，飘浮在微暗的空气中。台灯在他后面压得很低，看来他已经结束了练字。
有一天，老林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本能地想到拒绝，但他说，我老婆要我一定请你过去。我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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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拒绝一个女人，尤其是那个在上班途中跑回来，只为给自己老公一个苹果的女人。
他老婆已经备好了晚饭，桌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子，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果然，他老婆特地给我们作了介绍，原来那女孩是她在超市里的同事。
女孩说话不多，手脚却很勤快，吃完饭就帮着收拾碗筷，动作麻利，有板有眼。老林想请我参观他的书房，我猛地跳起来，说坏了，我的被子还晾在外面呢，恐怕早就潮了。说罢撒腿就跑。老林非要送我下楼。他嘿嘿一笑，说我知道你在找借口，你才不会晒被子的，那是女人们爱干的事情。
我假装没听懂，一溜烟跑下楼来。我才不想一辈子都吃超市里打折的东西，一辈子都在折扣与小数点里算来算去，我不想重复老林的生活，尽管她老婆今天早上的表现让我感动。
我很快就忘了这事。我去超市买牙膏之类的东西，刚上二楼，迎面碰上一张板得像铁的脸，我恍惚了一下，猛地想起来，她就是那天在老林家见过的女孩。她猛地转过身去，我看见一个系着围裙的后背，还有一束染成棕色的马尾巴。
我想，以后我恐怕再也不能到这家超市来了，我得去更远一些的超市了。
有一天，一个满头湿润短发的女孩子在柜台外面问我：嗨，是你每天晚上在拉小提琴吧?自从你来了，整栋楼一到晚上就酸溜溜的。这是第一次有人用酸溜溜来形容我的小提琴。后来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同事许光，也是单身，白天在我头顶上工作，夜晚在我楼下睡觉。
中午，我们在食堂碰到了，她说，不要总拉那个东西，尤其是单身汉，最好不要有什么寄托，不要试图把自己弄得很充实，一定得让自己空虚，无所事事，这样才能逼着你去找女朋友，尽快结婚。
她似乎喜欢自说自话：我以前也这样，我喜欢看电影，每天晚上一到两块碟子，下了班就开始看，一边看一边吃晚饭，看完就睡觉，我是今年才彻底戒掉的，因为我一定得结婚了。
我觉得她的问题不需要回答，就看着她，继续吃饭。
她的筷子不客气地伸到我碗里，她似乎喜欢吃青瓜。
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我碗里抢东西吃。我有点不适应。她说，我不会白吃你的东西，我马上就要传授你一条经验：二十岁的男孩子拉琴，后面会黏着一串女孩子，三十岁的男人拉琴，女人会装作没听见，除非你是又有钱又有名望的艺术家。
我问，三十五岁的男人呢?
女人会夺路而逃。
我也开始替她着想起来：既然你已经戒了电影，你是不是快要结婚了呢?
她的脸色暗了一下，旋即笑了起来：至少我在行动。
她有个坏习惯，吃过饭喜欢逛超市，说是消化消化，其实结果往往相反，又不知不觉往胃里填了一些东西。她要我陪她一起逛，我死活不去，最后我拗不过她，只好站在门口等她。
她终于知道了我不去超市的理由。大笑一通过后，从此替我承担了全部超市采买任务。
回来后还一一向我汇报：人家其实不错的，今天还戴上了牙箍，挺有追求的。人家今天梳着两根小辫，看上去特别可爱。
过了一段时间，光子忧伤地告诉我，那女孩子不在那里了，她问其他营业员，人家说她休婚假去了。
连她那样的都有人娶，为什么就没有人娶我呢?到底是男人们有眼无珠，还是我曲高和寡?
值得说明的是，光子差不多算得上漂亮，而且爱打扮，很入时，走在街上，总有人会回过头来看两眼，男女都有。
我和光子的碰头多半都在午餐时刻。这已成了我们的默契。要是她来迟了，我会替她买一份，省得她来了再去排队。反过来，要是我来迟了，她也这样。
光子曾经问我，有没有梦中情人。我说没有。她不相信，坚持说是男人就有，每个男人都有。
我只好开始搜索自己的记忆。我还真的想起来了，我似乎向往过某种女人。
在我闭上眼睛自我安慰的时候，潜意识里似乎出现过一张脸。
那张脸是我小时候见过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其实是我父亲的女友。那时，因为工作的原因，母亲总是不在家，父亲身边便不时晃动着一些女人的面孔，她们总在说话，总在动来动去，我没法一一记住她们。唯独她，我记得很深。她有洁白的皮肤，微卷的头发，高而直的鼻梁，那天她下楼，转过身来向父亲告别，我看见了她向斜上方转过来的脸。那是一张极其生动的脸，很可能她刚刚和父亲亲吻过，说不定还有其他接触，她脸上余味犹存，她的眉毛像微风中平飞的燕子，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扑扑跳动，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保持一种可爱的形状。她转向父亲的脸没有声音，但分明在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记得当时正在下雨，楼道里光线较暗，越发衬得这张脸明艳无比。她那个表情保持了大约一分钟的样子，然后她低下头，细碎的脚步一直响下去，直到再也听不见了，父亲才轻轻地关上门。我注意到，父亲转过身来时，脸上仍然笑意未消。当他看到我时，竟微微一怔。
在后来的记忆中，她一直都是那个表情，我后来很少见到那样的肤色，有点像年糕，又白又软，不像现在的女人，光亮可鉴，有一种易碎的感觉，还有调制和加工的感觉，她的白，厚实而沉稳，看上去质地精良，经久耐用。
在父亲身边的女人们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她，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食物的原因。每次她来,都要给我捎上一包好吃的东西，放在小茶几上，然后走进父亲的房间。一会儿，琴声响起来。我听得出来，有时是她在拉，有时是父亲在拉。有时，琴声中断，房间里无声无息，静得让人害怕。我想去他们的房间，但父亲有交代，当他上课的时候，我不能去打扰他们。我只好坐在那里吃她带来的东西，咀嚼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响起，至今仍然清晰可闻。
她上完课，会出来抱着我，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她身上有股好闻的香味，像绿茶，又像甘蔗。父亲也出来，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很奇怪，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她把脑袋抵在我后背上，父亲捧着茶杯，我则继续吃着她带来的东西。然后她放下我，轻声说，我走了!不知道是对父亲说的，还是对我说的。我们目送她穿过客厅，门拉开了，又贴着她的脚跟轻轻关上。
有一天，她晚上才来，照例给我带来了好吃的，照例关上门去上课。我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父亲过来了，他弄醒了我，帮我脱衣服，打发我睡觉。我迷迷糊糊地问：她呢?
她走了，回家了。
我最后回味了一遍她带来的上海奶糖，就没头没脑地睡了过去。
后来，我被尿憋醒了，起来上厕所。撒完尿，我看见了门背后那双带绊的黑色高跟鞋，我记得这是她的鞋，父亲不是说她回家了吗?为什么她的鞋还在这里呢?我陡地清醒了，父亲骗了我，她肯定没走，她肯定还在我们家，她肯定就在那间有大床的房间里，因为只有那扇门是关着的。我听见我的心脏在寂静的黑暗中咚咚地跳荡起来，脑袋里面也嗡嗡一片，我甚至重又产生了尿意。我捂着鸡鸡再次回到厕所，当然，我尿不出来。我想我必须做一件事情，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识破了他们的谎言，我不是那么好骗的。
这时，我已上小学一年级了。我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写道：你撒谎，我恨你!我恨你们两个!我把纸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然后，我觉得就这样上床睡觉未免太普通了，万一他们睡着了，并没有发现我写的纸条，岂不是要等到明天早上才会发现吗?不，我一定得让他们今天就发现。
我想冲出去，躲起来，让他们四处去找我。
我拉开门，又使尽全力砰地一声将门带上，我敢肯定，这下他们肯定被震醒了。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爬到了楼顶上。我想我最好又冷又饿，最好昏死在楼顶上。没多久，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传了出来，我看到她也出来了，她穿着那双带绊的黑色高跟鞋，急急地向外面走去。父亲拿着手电筒，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手电筒的光急速地晃动，我看得见父亲，父亲却看不见我，我觉得好玩，禁不住咧开嘴笑起来。
我原以为父亲会狠狠地打我一顿的，但他没有。当他找到我的时候，一把搂住我，将我从顶楼一直抱到三楼的家。其间，他一个字也没说。
第二天，我就忘了这件事，并且以后再也没有想起来过。直到那天，当我看到那个叫秦万玲或覃望玲的女人时，我猛地想起了那个下着小雨的夜晚，还有那双带绊的黑色高跟鞋。很奇怪，她也穿着一双带绊的高跟鞋。
现在，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会想起那个夜晚了，这两个女人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有洁白的皮肤，丰腴的身体，微卷的头发，以及变幻不定的香水味。我知道在我这个年龄，不应该去碰一个已婚女人，我应该先去结个婚，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谁都知道，这是很耽搁时间的，对我来说。
这一耽搁就是一年多。我想不通我们凭什么可以拖这么久，这不像我的习惯。在那间人为的黑屋子里，在大气都不敢出的寂静中。
为了达到绝对的寂静，我甚至在椅子脚、床脚以及所有与地面接触的地方，都包上了厚厚的橡皮，就算我们不小心碰到什么，也不会发出响声。
她总说我是个胆小鬼，说她都不怕，我却怕得屁滚尿流，简直不像个男人。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胆小鬼，我并不介意被人发现有女朋友，我没有老婆，如果连女朋友都没有，我还算个人吗?但我一时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许我就是喜欢黑暗中的寂静，以及寂静中咚咚的心跳声，像血管里的奔突，像天边的闷雷，还像小时候的那天晚上，面对那双带绊高跟鞋的惊诧与不知所措。
有一天，我对她说，我们到你家里去吧。她说不行，我家里有孩子。
我问她孩子多大?男孩还是女孩?
她说快上一年级了，男孩。
我开始软缠硬磨，一定要她带我去。她是个温柔的女人，在这件事情上，却比钢铁还坚定。她说什么都可以，就这件事不行，我不能对不起孩子。
她一说完我就冲她发火了。
有什么了不起?就你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他知道了又怎样?会死人吗?
她望着我，一脸的莫名其妙。我心一硬，咬着牙要她滚。
她冲我嚷：变态!难怪你结不了婚，你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哪个女人都受不了你这个鬼脾气。
正当她拿起皮包要往外冲时，我又一把抱住了她。我深深地嗅着她变幻莫测的香水味，把脸埋在她蓬松的发卷里，我甚至要求她下次来的时候继续给我带点吃的来，什么都行，最好不要事先告诉我，最好不要跟前次带来的东西重复。
她回过身来，摸着我的脸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你真像个孩子，你活了半辈子，还是个孩子脾气。
我的小提琴居然也有了表演的机会。是工会组织的，参加市里的一个庆祝晚会，这个城市刚刚被授予国家级文明城市称号。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表演。我得承认，我有点兴奋。几天前，我就开始准备演出服，黑色燕尾服，白衬衣，硬领，领结，腰带。我想把自己弄得像个绅士。小提琴本来就是很绅士的乐器。我还想到，也许下面的观众中会出现一两个崇拜者，爱情离不开崇拜。
我还请了光子帮我拍照。光子摆弄着相机说，单位里还有最后一批福利房，你想不想要?
轮得到我们吗?
按方案打分呗，我估计我的得分不会低，我的青春都献在这里了，我都在这里熬成老姑娘了。
献了青春也不行，熬成老太婆也不行!没有结婚证，你还想分房?别做梦了。
几天后，一切准备停当。节目单也排出来了，我的节目排在中间。尽管曲目已经熟悉得有如呼吸，我还是在争分夺秒地练习，我不想有任何失误。
彩排前一天，工会主席，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找到我，未曾开口，脸上就笑得像朵旋转的菊花。
有个事跟你商量。大家一致觉得小提琴独奏更适合在室内，考虑到晚会是在露天举行，为了照顾整台晚会的效果，临时决定把你的节目换成歌舞。下次我们会在剧场办晚会，到时再安排你的小提琴独奏，你看好不好?
我一愣，工会主席笑得更加灿烂了。她可是出了名的笑面虎，越冲你笑，你越是得提防着点。我只好忙不迭地说好，好。心里却嗡地一声，有个东西飘飘摇摇往下坠，像突然断掉的一根琴弦。
这天晚上我没有练琴。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练琴。我知道这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在乎这次表演。我从来就没有期望过表演。我不是一个爱表现的人。
可我就是没有心思打开琴盒。
我打听清楚了，新换的节目是女生独唱，他们从演艺吧里借了一个女演员过来，冒充我们的职工。我看过她的节目，她喜欢在近乎三点式的演出服外套件皮大衣，唱到中途，她会甩掉皮大衣，在台上边跳边唱。我不喜欢她，她是个粗鲁的女人，在演艺吧，台下的男人怎样骂她，她就怎样回骂别人。没有什么是她说不出口的。
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光子也没有去晚会现场。她安慰我：谁还耐烦听你那酸溜溜的小提琴呀，人家现在都只喜欢挥挥荧光棒，看看肚皮舞。你拎把小提琴也就罢了，还要穿什么燕尾服!你再看看人家现在都是怎么玩小提琴的，袒胸露肚，边拉边跑，满场乱飞，不比你企鹅似的站在那里刺激得多?
你父亲也是的，让你学什么小提琴，要是我呀，就让你学唱歌，反正现在的歌，混声一响，是人都能唱。
我父亲才没让我学，是我自己要学的。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学点什么不好，哪怕去学个拉丁舞也好啊，扭扭胯，摆摆臀，再加上你这模样，说不定都去拉丁美洲参加过比赛了。就算拿不到大奖，至少也能混个老婆。两个人天天像搓绳子一样搓在一起，还愁搓不到一块去?
你知道我父亲年轻时候的盛况吗?他一拉小提琴，窗子底下就站满了女人，背书包的，提菜篮子的，拎痰盂的，推自行车的，还有人情不自禁地跳舞。
那是什么年代呀，那时候恐怕鸡蛋才五分钱一个吧。
还有我爷爷，他在当地可是德高望重，不仅凭一把唢呐养活了一大家人，还把我父亲送进了音乐学院。怎么到了我这里，自娱自乐拉拉小提琴，还拿不出手见不得人似的。
早就叫你不要拉那个小提琴了嘛，还不如跟我一样，去陪人家打麻将，好歹也能结识几个麻友。我这次想参加分房，就是一个麻友给出的主意。
你真的要参加分房?你又没有结婚证，别痴心妄想了。
我不能找人去办个结婚证吗?分了房再离。真的，我一个麻友说他可以帮我。
我瞪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们讲好了，只不过拿个结婚证而已，并不是真的结婚。等房子一分下来，我们就去离婚。都是好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好朋友。
就是说，你分到了房子，却变成了离婚的女人?
离婚的女人怎么啦?离婚的女人也比没有房子的老姑娘好。
晚上，我一个人在街边散步。我发现街上的气氛有点不对头，总是有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再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我找了扇玻璃门，悄悄打量自己，衣服没有穿反，脸上也没有异样，他们到底在看我什么呢?仔细琢磨一下他们的表情，好像后面有什么怪物即将到来，他们都在急于奔向某个安全的地方。
我问路边一个卖针线活的老太太，为什么路上这些人都急猴猴的，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老太太取下老花镜，看了我一阵，咧开没牙的嘴笑了：人家不说你慢悠悠的好生奇怪也就罢了，你倒说人家急猴猴的!你看看这街上，除了我不慌不忙，还有哪个像你这样慢悠悠的?
顺着老太太戴着顶针的手指看过去，前面是个十字路口，刚好绿灯亮了，人群像装在两条宽宽过道里的搬家蚂蚁，匆匆忙忙，默然无声。就连背书包的小孩，都是一溜小跑。
往回走的路上，我一会儿自责，一会儿自得。我不是蹒跚学步的小孩，也不是颤颤巍巍的老人，为什么我会有那么慢的脚步呢?又一想，我有条件过我的悠闲生活呀，我不用回去给全家人烧饭，不用回去检查孩子的作业，也不想找什么第二职业，下班后，除非我想拉拉小提琴，唯一的任务就是放松自己，好好休息，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呢?
正这样想着，竟碰上了林会计。隔着老远，他就冲我笑了起来。除了我，他是我看见的第一个慢悠悠走路的人。我告诉了他我的发现，他又笑了：
送你一副对联，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忙断肠，横批是，自得其乐。
我想，这算什么狗屁对联呀。
老林不等我回答，顶着一头白发，往另一马路走去。那是一条宠物街，他不爱宠物，但他喜欢那里的奇石和花木。他也不买，只蹲在那里看，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回来就开始画。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想去一趟超市，我想看看能容忍这样一个老公的女人，以及她在生活中的常态。正在四处打量，冷不防被一个人撞了个趔趄，定神一看，正是老林的老婆，她拖着一只大纸箱，里面满满的全是洗化用品，看她满头大汗的样子，我猜想这一箱肯定不轻。我要帮她一把，她挡开了我。
不用不用，怎么能要你帮忙呢?你跟我们家老林是一样的人。你去问问他，从结婚到现在，我连碗都没让他洗过一只。我有体会，我要是哪天上了货，回到家连毛衣针都拿不起，更别说你们这些拉琴写字的手。
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在说假话。我开始怀疑以前的想法，老林并不是没有爱情，恰恰相反，也许他一直都生活在强烈而持久的爱意中。我想起他们给我介绍过的那个女工，没准他们正是太满意自己的生活，才想到让我也去过过他们那样的生活。也许我错了。但已无可悔改，光子帮我打听过，那女孩已经休婚假去了。
爷爷死了。
我匆匆赶回家里。父亲早已收拾好，母亲却还坐在沙发上犹豫。
不回去不像话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演戏也该演到底。
母亲没有答话，却慢吞吞起身背起了随身小包，换上了便于步行的鞋子。尽管他们已经分居，但那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在外人看来，尤其在老家人看来，他们仍然是一对十分体面的夫妻。
三个人绷着脸出了门。走了一截，父亲说，在车站等我。转身就往回家的方向跑。不一会，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他居然带上了小提琴。母亲看了一眼，没吱声。父亲扳着手指盘算到家后要做的事情：请厨师，搭灵堂，看墓地。
爷爷死得很平静，半夜里死于心肌梗塞。老家人说，这种人有福，一觉就睡过去了，一点痛苦都没有。
他怎么会没福呢?他给人家做了那么多好事，哪家的红事白事他没去帮过忙?
响器班子的差事，在他们看来，是给人家帮忙，虽然他们会获得报酬，人家还是说，他们是在帮忙。在喜庆的乐声中结婚生子，在平静的乐声中离世，他们的工作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更是无量的功德。
新一代响器班子自动来到爷爷家。他们的乐器上都绑了红绸。爷爷享年八十一岁，是红事。父亲让我给师傅们敬烟，倒茶。新班主说，你们去忙别的吧，不用管我们，我们早就说好了，哪天师傅走了路，我们要给他吹三个通宵，今天才是第一个。
不到半夜，另一支响器班子吹吹打打，沿着田间小路逶迤而来。没有人请他们，他们是得知了消息后，自动赶过来的。也没有人认识他们。班主首先在爷爷灵柩前磕了头，烧了香，然后才站起来对父亲自我介绍：我们是外乡的，离这里五十多里，我们是特地赶来送老师傅一程的。
到第三天晚上为止，院子里坐了四套响器班子。他们排了班次，乐声一直响个不停，方圆十里，连猫狗都无法入睡。我说，来一段哀乐吧?我想，哀乐至少和缓一点，平静一点，客人中还有些老人，他们需要休息。但他们摇头。他们说，送老师傅，我们不用那个东西，我们要热闹的东西，老师傅一生是个热闹人，他不喜欢哀乐。
出殡前夜，所有的杂事都忙完了，我们才在爷爷的灵柩前落坐。明天清早，爷爷就将要独自躺到对面山上去。父亲揭开爷爷脸上的香纸，久久地看着，却没有流泪。我总觉得爷爷有一只眉头是皱着的，也许他并不像那些人说的毫无痛苦，他死前还是有过挣扎的。父亲终于说话了：
我最后给你拉一次琴吧。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父亲站在灵柩边拉的第一支曲子竟是《东方红》。他不像是在开玩笑。拉完了，他望着爷爷说，还记得吗?这是你教我的第一支曲子，是用竹笛教的。然后，父亲又拉起了《花儿与少年》，完了说，这是我自己学会的第一支曲子。
吹响器的师傅们纷纷离开了座位，团团围住了父亲，他们开始拨弄起手中的乐器，怯生生地和着父亲的节拍。那声音很响，像绵软的流水中不小心扔下几块粗糙的石头，扑通扑通的，溅起很大的水花。父亲望着他们笑，从来没有这样的乐器给他伴奏过。父亲一笑，他们更加大胆，更加放肆，锣也敲，钹也响，鼓也锤，震耳欲聋的轰炸中，小提琴的声音尽管纤细，还是时不时地跳出来，在粗粝的乐器之上露一露娇弱的身躯。我看见父亲额头上淌下了汗水。
宵夜上来了，满院子的人或站或蹲，呼噜呼噜吃了个饱，丢下饭碗，又捡起了锣儿鼓儿钹儿，他们似乎忘记了这是祭奠死人的场所，他们像是在参加一个比赛，各自飙起了自己的拿手好戏，最后，父亲居然拉起了帕格尼尼的《魔鬼的颤音》，他说过，他很少一口气拉完这个曲子。
响器师傅们终于停止了手中的家什，他们张着嘴，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我觉得这是父亲发挥最好的一次，他的手指张开到我从未看到过的跨度，他曾对我说过，他想去把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动一次手术。他说过，作为一个专业提琴手，他的条件并不好。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围了过来。她真会表演，来的路上她还绷着脸一声不吭，此时居然带头鼓起了掌，好像她以他为荣。跟着，院子里掌声一片，盖过了父亲的琴声。那些人知道母亲年轻时是跳舞的，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嫂子，跳个舞吧。
跳个舞吧!跳个舞吧!
母亲去看父亲，他们的眼睛撞在一起，又赶紧移开。大家喊得更起劲了。
跳个舞吧!跳个舞吧!师傅会喜欢的。
母亲再次看了父亲一眼，父亲点点头。母亲在不依不饶的掌声中走出来，人群自动让出一块小小的空地。他们并没有商量，甚至连一个交换的眼神都没有，父亲的琴弓轻轻往弦上一搭，欢快热烈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就和着母亲的舞步一起跳荡起来。母亲突然变得年轻了，虽然穿着便服，腰身也不再纤细，但她的神韵还是那么年轻，楚楚动人。我从一个师傅腰间取下竹笛，来到父亲身边，和着琴声吹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吹竹笛，我没想到，竹笛其实这么简单流畅，就像走路，就像呼吸。
我看到父亲望着我笑了。
人群打着拍子，和着音乐，和着舞步。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不是在奔丧，而是在参加一个乡村舞会。
母亲一连跳了三支舞，累得气喘吁吁。最后一个旋转结束时，她踉跄了一下，倒在父亲怀里，父亲赶紧扶住她。她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抱着父亲的胳膊，足有两三分钟，他们保持着那个姿势。
出殡的时辰终于到了。我最后看了一眼爷爷，我发现，爷爷那只皱着的眉头松开了，平展了，通宵喧闹过后，似乎他也累了，终于满足而松弛地睡了过去。
灵柩正在合盖，折腾了一个通宵的人却累了，一个个怔怔地站着。两尺长的铁抓钉咬着棺体和棺盖，大铁锤一起一落，灵柩一点一点合拢。
刚才还在干活的妇人们此时一拥而出，扒住棺檐，放声大哭，仔细一听，哭腔基本是一个内容：
我的亲人哪，你快活了一辈子，说走就走了，一点都不管你这个受苦的妹子了!
几个响器班的师傅告诉我，她们几乎都是爷爷在世时的老相好。
看得出来，她们的哭号不是应景，而是发自内心。她们的眼泪很快就打湿了胸前的衣服。
灵柩终于严丝合缝了，光亮亮地，像鸡蛋壳一样完整。
送葬的队伍从家门一直绵延到山脚下，四套响器一字儿排开，金属的脆响直冲山顶，又从山顶上跌落回来，一团一团砸在田里，砸在河边，砸在人的脑门上，分不清哪是乐声，哪是回响。
最后，所有的人都走了，我们三个坐在爷爷的新坟前。
父亲说，他这一生是最圆满的，这一片山水，这一片田地，这一栋房屋，还有这些人的情义。我们将来都不如他，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死了，就是一捧灰。
我和母亲都没有说话，经过昨夜的通宵歌舞，我们都有点懒懒的，都想半躺半坐地靠在这新垒起的坟堆上，眯起眼睛，晒晒太阳。我想起那个老妇人的哭词：你快活了一辈子!也许爷爷这辈子真的很快活，他没法不快活，当他的锣儿钹儿鼓儿响起来的时候，连牛儿都会惬意地甩起尾巴，何况是人呢。
新坟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我惬意地翻了个身，突然发现，母亲身下垫着父亲的外套。
他是什么时候给她铺好的，我竟没有发现。
从老家回来后，中断多日的小提琴又被我捡了起来。
有人敲门，是光子。她说她今天晚上很有收获，又敲定了一大笔存款。她飞快地算了一下说，我的秋季宝姿又有希望了。她最钟爱宝姿这个牌子的衣服，她挣的每一笔钱都是用宝姿来换算的。
你真沉得住气，外面人潮汹涌，杀声震天，你却躲进小楼成一统，悠闲自在。她总是喜欢用教训我来表达我们的友谊。
我说，反正我又不需要宝姿。
即将到手的宝姿还是不能让她兴奋起来。她莫名其妙地大发感叹：要信任一个人太难了。我不说话，只是看着她，我知道她会接着说下去的。
那个家伙，说好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办结婚证的，刚才却发来短信，说他明天要出差，得半个月。狗东西，不愿意帮忙就痛快点，拖到今天才告诉我，存心坏我事儿!
你以为结婚是桩小事儿啊，谁都会掂量掂量的。
那他开始干吗答应我?男子汉，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算了，依我说，你以后少买几套宝姿，攒几年去买一套房子也不是不可能。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去嫁一个有房子的男人。
你的建议跟争得这套福利房并不矛盾，我当然会去买房，我当然会去嫁人，但我还是要分得这套房子，我一定要，否则我不甘心。
我转过身，继续练琴。从老家回来后，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学会那首《魔鬼的颤音》。
我还有很远的距离，我还停留在练习曲阶段，要想练乐曲，还得下一番工夫。
光子在后面哭了起来。
我有点慌。我害怕女人哭。
我说，是因为房子的事吗?光子摇头。我搜索枯肠，实在想不出她还有什么值得哭的，她刚才不是说，今天晚上很有收获吗?
我问你，我不够努力吗?
我摇头，她的确很努力，她业余吸存永远比我多，收入也总是比我高。她还在考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她一直在参加各种考试。
我不够漂亮吗?
我大幅度摇头，如果光子都不算漂亮，恐怕街上没几个漂亮女人了。何况她还在不停地给自己的漂亮加分，她练瑜伽，参加美容讲座，不停地变换发型。
我老了吗?
我还是摇头。说实话，我不太分得清女人的年龄，女人在我眼中只有三个层次，小女孩，女人，老妇人。
那为什么没有人娶我?
我不知该做什么表情。光子还在望着我，我不给她一个回答似乎过不了关。
这个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回答，如果你觉得快乐，又何必在乎有没有人娶你呢?
真是个笨蛋，如果我觉得快乐，我为什么还要问你呢?
很抱歉，我回答不出你的问题。
我早该知道你不过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正是你找不到老婆的原因。
也许这正是你要学习的，你要是简单一点，早就有人娶了。
光子正要关门的手停住了。她一手扶着门，一手抓着门框，背对着我站在那里。良久，她一步跨了出去，砰地一声，门带上了。
我坐了一会，继续练琴。我渐渐赶开了一切杂念，小小一支练习曲，我认认真真练了三十二遍。
临睡前，光子发来短信：也许你是对的，简单才有快乐。
我马上回过去：也不一定，我很简单，但有时也不快乐。
她又回过来：扫兴，刚有觉悟，又被你摧毁。
我无话，只好回了她一个苦瓜脸。
已经睡着了，光子又发来短信：你愿帮我分房吗?
我猛地清醒过来。操!打起我的主意来了!我把手机往枕头下一塞，懒得理她。
她又来了：别生气，躺在床上想入非非而已。
我到底还是脱下磨得发亮的工作服，换上了那套最正式的衣服。不管什么动机，毕竟是结婚，这两个字是不容亵渎的。
区政府不远，我们没打算坐车，准备走过去。
光子也打扮过了，她穿着粉红色的衣裙，化着好看的妆，看上去非常不错。没走几步，她就开始流泪。
我一直向往着这一天，没想到——
她故意回避着有些字眼。
我说，我也一直向往着这一天。
等你结婚那天，我要帮你请一个最好的摄像师，我要把你们的一举一动都摄下来，我要跑遍全市给你们订下最完美的玫瑰，请最好的西点师傅订做最庄严的结婚蛋糕。
我可不想太抒情，又不是真的结婚。我说你吃了早点没有，我想去那边吃碗馄饨。
我吃馄饨的时候，光子坐在路边石凳上，微低着头。天哪，她今天可真漂亮。尽管她早已不是小姑娘，但我还是觉得，她非常适合粉红这个颜色。她坐在那里的样子跟稀里哗啦的馄饨完全不沾边，跟乱哄哄的街道也不沾边，她今天跟什么都不沾边，她就是一个新娘子。我怎么能把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丢在一边，自顾自地跑去吃馄饨呢。我吃不下去了。
我走到她身边。她没有抬头，却说，我有个提议，我们能不能不要马上办离婚?反正是结了婚的，我们可以试试看，没准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夫妻。
这个——你不要有什么不安，我是心甘情愿帮你的，我不在乎马上离婚。我的意思是说，为了你，我不在乎把自己变成一个二锅头。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见你的鬼，你这笨蛋，难道你他妈听不懂我的话吗?
我张嘴站在那里，我有点不相信。
你可要想清楚，我不上进，我玩物丧志，我注定是个没有前途的小人物。
谁他妈在乎那些?我说了我一定要嫁给大人物吗?
你不要一时冲动，我不想你将来后悔。
后悔时再离婚也可以呀。
她笑起来，我也笑起来。我说好吧，那我们就试试看。
区政府到了，宽阔的大厅有那么一点庄重的感觉，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办证大厅在二楼。光子把手伸过来，拉住我的。她说，我没开玩笑，刚才你说什么？为了我，你不在乎把自己变成二锅头？就冲你这句话，我决定了。
我顿时觉悟过来。我为什么甘愿为她做这件事呢？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换成另外一个人，我能这么做吗?
我说，我是不是该给家里打个电话?
她说，你打吧，我那边没有问题。
电话是父亲接的。我说，我要结婚了。我听到父亲在那边慌乱起来。他显然吃惊不小，结结巴巴地说，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给你们送点什么呢?
送什么都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正在办证大厅。
这样吧，我在电话里给你们拉个《婚礼进行曲》怎么样?
我把手机的扬声器打开，和光子凑在一起，一动不动、专心致志地听完了这支曲子。光子哭了起来：这是我听过的最感人的《婚礼进行曲》。
我说，你看，小提琴还是有用的吧。
光子点头：很奇怪，今天听起来，一点都不酸溜溜的了。
照相师给我们现场拍下了结婚登记照。照片上，我们看起来很幸福，似乎恋爱多年，终成正果。
我很庆幸，早上出门的时候，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换下了那身脏兮兮的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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