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再提农村妇女人身权利，有何深意？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2月22日公布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到，“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黄赌毒和侵害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在2020年的文件中也曾有这一表述。当时文件称，严厉打击侵犯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等违法犯罪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回顾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聚焦“健全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这表明中央政府对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高度重视。
人身权利事关妇女的生命安全、生存安全、健康安全、发展安全、自由平等等一系列问题，事关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幸福，事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拐卖妇女是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
从全球来看，超过70%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都是妇女；在我国，这又以农村妇女、尤其是偏远且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为主。
不难想象，被拐卖妇女长期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这一现象反映的本质依然是性别不平等，显现的依旧是传统性别文化规制中妇女作为性与传宗接代工具的思想余孽。
早在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为妇女的人身权利设了专章并明确提出，要保障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保障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以各种形式歧视、虐待各年龄段的妇女；禁止拐卖、绑架和收买被拐卖、绑架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任何人不得歧视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也都要求，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
上述法规和文件都清晰界定了妇女的人身权利，成为保障妇女权利的基本准绳，为给妇女人身权利创造安全环境奠定了法律保障。
因此，保障农村妇女的人身权利，必须以法律为基，有效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严厉打击侵害妇女人身权利行为。
▲2011-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数呈下降趋势。图/新京报制图
具体来说，应持续开展拐卖妇女案件清查专项行动，用重典破解小共同体“群防共犯”难题。
首先，推动建立失踪妇女数据库，常态化开展拐卖妇女清查专项行动。
利用普查数据，对大龄未婚男性进行摸底，重点地区重点清查：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拐卖妇女案件的地区、长期以来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等，摸清拐卖妇女上下游犯罪链条，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
其次，坚决持续打击各地黑恶势力，不断消除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封建势力等对社会风气的侵蚀和影响，同时加大对拐卖妇女案件发生地区基层干部的问责处理。
基层干部，理当知法懂法、尊法遵法、劝民守法，但侵犯妇女人身权利案件仍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甚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只因村庄是“熟人社会”，结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视拐卖来的妇女为“特殊的私有财产”。
若基层干部“睁只眼、闭只眼”，默许村民对被拐妇女解救行动的阻挠，只会姑息、纵容妇女买卖的罪恶行为。
因此，在严厉问责基层干部的基础上，还应严格落实我国法律对以暴力、威胁等行为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妇女、儿童的制裁措施。
除了加大力度对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外，对于历史遗留的侵犯妇女人身权利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保障农村妇女的人身权利，更要防治结合，不断加强舆论建设和政策支持。
可以看到，当前拐卖妇女、侵犯妇女权利的案件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无论何种原因，都必须对买卖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妥善处理好已然发生的事件。
与此同时，要不断完善对被拐妇女的救助安置机制，保护好她们和其子女的各项基本权利，避免二次伤害。
此外，过去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我国男性长期多于女性。2020年，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人。考虑到女性寿命普遍超过男性的事实，中青年阶段男性的比例会更高。这意味着，部分处于婚龄期的男性难以婚配，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该忽视也不能忽视。
这也是过去4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即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数量。正常范围是100：102-107）长期偏高累积的结果，最高年份出生男婴比女婴多出20%以上，迄今依旧偏高。
加之当前“女向上、男向下”的婚配模式，婚姻市场男性“过剩”、女性“赤字”，使得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会更严重，而这无疑暗藏拐卖妇女的严重隐患。
对此，必须提前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以防个体行为带来严重的社会辐射效应，造成重大社会问题与社会事件。
另外，有关部门仍要加大对打击拐卖妇女违法犯罪行为的宣传力度。
在电视、手机基本普及的情况下，通过主流媒体、借助相关平台，加强对妇女所具有的人身权利的宣传，对打击拐卖妇女违法犯罪行为法律法规的宣传。
对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直面这样的难点、痛点，多措并举，助力解决好其婚姻问题，比如基层组织发挥作用，推动反对天价彩礼、打通婚嫁渠道、减轻结婚负担等实际举措。
另一方面，由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城镇化进程中欠发达地区女性外嫁，造成的部分地区男多女少，必然使得部分男性无法步入婚姻殿堂。对终将无法成婚之人，要切实解决好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
通过法律宣传和政策关怀，营造更有利于农村妇女人身安全的社会环境，实乃重中之重。如此，或许也有助于破解部分农村地区早婚早育、婚外性行为、离婚率较快攀升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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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梦想

11楼 希望梦想说：回6楼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敢说谁不愿意结婚呢，那么不愿意结婚是什么原因呢？不管男女不都是考虑到压力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还有一个不愿意付出吗？还有现实太残酷的问题，试问哪个男的不愿意结婚，哪个女人不愿意收获美好的爱情只是理想很骨感，现实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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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不是梦

10楼 我的未来不是梦说：
语音3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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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不是梦

9楼 我的未来不是梦说：回8楼温故而知新
语音1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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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

8楼 温故而知新说：回6楼我的未来不是梦
说到点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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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不是梦

7楼 我的未来不是梦说：
单身一辈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怎么不好，结婚要考虑这样要考虑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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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不是梦

6楼 我的未来不是梦说：
这个跟多少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些男的他不愿意结婚，还不是不愿意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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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梦想

5楼 希望梦想说：
这些事情纯属扯淡。到头来肯定还是有结不了婚的。因为数量的绝对少，就会导致绝对的不公平不平衡。所以时间长了就会激发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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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心情

地板 蓝色心情说：回复板凳蓝色心情
可惜当年的那些官员已经升官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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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心情

板凳 蓝色心情说：回复楼主天涯过客
其实当下这些干部真的有点惩罚过重了。他们估计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应该处理当年发生拐卖任职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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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沙发 天涯过客说：
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对女子身份认定等情况作出说明，对失职渎职的17名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问责。这一事件教训深刻，警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危害巨大，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底线不容失守。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暴露出一些党员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对群众疾苦熟视无睹，对存在问题麻木不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重，导致基层服务管理长期缺位，群众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无小事。党员干部要心怀“国之大者”、站稳人民立场，树立群众观点，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坚决防止不负责、不作为，坚决反对不担当、乱作为，用落细落实的行动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依靠法治才能有效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还原事实真相，对有关违纪违法行为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彰显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紧迫性。必须大力加强基层普法宣传，让更多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推动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法律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化、便利化，让人民群众有渠道、有办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必须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这一事件暴露出有的地方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在基层组织建设、人口管理、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必须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切实整改。目前，江苏省已统一部署，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专项排查整治，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基层距离群众最近、困难矛盾最集中，更应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前面，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基层生根发芽、有效运行，切实有效维护好、保障好群众合法权益。
2022年1月27日，一则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视频在网络流传。20多天以来，这一侵害妇女和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正义不应缺席。中央要求，彻底查明事实真相，依纪依法严肃追责。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丰县开展调查，采访多位当事人、基层干部以及公安、纪委办案人员，追问事件真相。
她究竟是谁？
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角，隶属徐州市。事发后记者赶到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这里处于黄泛区冲积平原，四周田野已经长出青密的麦苗，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
“杨某英”“杨某侠”“扬某侠”“小花梅”“李莹”……关于“八孩女子”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疑点重重，扑朔迷离。
记者在丰县看到，1999年节育手术证明上用的姓名是“杨某英”，出生日期是“76年6月”；2011年做的假身份证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可结婚证上又是“扬某侠”，出生日期为“1969年6月6日”；2021年欢口派出所为其办理的集体户口与身份证，登记姓名为“杨某侠”。警方调查认定，这些名字都是同一个人，是办证过程中任意编造的。
那么，患有精神障碍的她到底是谁，来自哪里？徐州市公安机关组织警力调查，江苏省公安厅、公安部相继派人支援，最终查证其真实姓名是小花梅，原是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后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
徐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巧全向记者介绍，警方查阅当事人结婚登记档案时发现，“婚姻状况证明”中有“福贡县亚谷村”字样。语言专家通过辨识口音，发现其所说方言为某少数民族语言，并从其只言片语中得知“红旗小学”等线索。经多方线索印证，警方初步认定“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
警方介绍，办案人员前往亚谷村，带着“杨某侠”的结婚登记照片与现实生活照片，与其他人照片放在一起，供相关人员辨认，发现可能是小花梅的线索。其后，警方又找到小花梅的云南户籍底册，显示她于1977年5月13日出生。
随后，警方又据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的线索前往河南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并获得小花梅母亲遗留衣物。2月9日、13日、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专家将从这些衣物上提取的小花梅母亲生物检材，以及光某英和多位亲属的血样，分别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确认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或亲缘关系，认定“杨某侠”为小花梅。
“杨某侠”是否为走失的四川李莹？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杨某侠”与李莹母亲进行DNA检验比对，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分别鉴定，认定“杨某侠”不是李莹。
她遭遇了什么？
1月30日晚，记者在丰县一家医院见到了小花梅及其大儿子。只要大儿子一离开病房，她就情绪激动，立刻从病床坐起。
1999年7月，小花梅为董某民生下大儿子，2011年至2020年间又生下7个孩子。董某民称，大儿子是接生婆接生的，老二、老三在镇卫生院出生，其余的孩子都在家中分娩，多是他剪脐带。
一直在医院陪护母亲的大儿子告诉记者，记忆中，妈妈一直有病，但过去症状较轻，小时候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最近两年，妈妈病情加重。董集村一位邻居受访时说，去年10月还看到小花梅披着被子走来走去。
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勘验检验、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某民在小花梅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董某民，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准逮捕。
8名子女都是董某民和小花梅生的吗？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小花梅、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得出结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八孩女子”身份确认后，警方又顺藤摸瓜，找到将其带出云南的桑某妞。2000年12月，桑某妞与其丈夫时某忠曾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警方介绍，桑某妞将小花梅带到江苏后，卖给了东海县的徐某东。小花梅在徐某东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不知去向。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嫌拐卖妇女罪依法批准逮捕；对犯罪嫌疑人徐某东，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离开东海县后，小花梅出现在丰县欢口镇董集村。24年前，从东海县到丰县200多公里这段路程，她是怎么过来的？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谁失职渎职？
从1998年现身董集村到2022年1月事件曝光，历经24年，小花梅的悲剧为何没有被及时发现、制止？
记者找到在欢口镇先后任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他反思工作作风不实，称“之前没听到过此事”，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据纪委调查，镇长邵红振虽然到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
徐州市纪委工作人员2月1日赶赴丰县，指导县纪委监委调查，问询160多人次，收集的1998年以来的相关材料达一米多高。记者通过走访群众、民警、纪委等了解到，在这一事件中，县、镇、村三级多人失职失责。
2000年，先是董集村村委会会计邵某征明知小花梅非本村村民、身份不明，违规出具婚姻状况证明。随后，时任欢口镇民政助理于法贞未按婚姻登记相关规定要求双方婚检，在女方户口证明、身份证缺失的情况下，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并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
1999年小花梅生下大儿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2010年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生育次子后，董某民以照料孩子为由拒绝本人采取绝育措施。在其生育第三子后，欢口镇为规避上级督查，在两人均未结扎的情况下参照已结扎管理，致使超生管理失控。
--没有“进村入户”，特殊群体排查“空转”
2017年，丰县综治办对易肇事肇祸精神病患部署开展排查，要求相关职能部门“逐门逐户”了解，每季度动态监测并上报。但欢口镇综治办负责人、派出所所长等疏于职守，未能及时发现小花梅被铁链锁、未得到治疗救助等问题。
丰县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受访时均表示之前不知晓“八孩女子”事件。“作为地方主官我感到很愧疚。这种愧疚将伴随我的下半生。”娄海对记者说。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孩女子'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和纠正。”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沉重地对记者说。
事发后，丰县第一份通报草率发布“不存在拐卖行为”，引发舆情持续发酵，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对17名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作出处理。因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给予县委书记娄海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徐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伟，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欢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红振等3人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
事发后，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三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检讨反思，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针对此次暴露出的问题，近期，江苏省统一部署，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专项排查整治。
“对农村特殊群体缺乏保护和关爱的现象见惯不怪、麻木不仁”“人民立场不稳不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时讲、处处讲，但在‘最后一米'悬了空、走了样”……丰县县委和县政府在反思中表示。
近日，丰县开展常态化排查，要求村（社区）干部每月走访辖区所有家庭。
欢口镇党委副书记王广宇对记者说，按照上级要求，对于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在脱贫后要进行动态监测，“以前主要监测家庭经济收入和物质保障，今后要吸取教训，加强对生活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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