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最后采访的老兵：我为什么放走了美国士兵 | 冰血长津湖06……

醒着，做梦

楼主 醒着，做梦说：
真实战争故事，昨天，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世界军事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朝鲜长津湖畔零下40度冰雪中，中国士兵冻死、饿死3万余人，比战死的多一倍。
这个系列，能让我们看到战场上比敌人更可怕的东西，那些牺牲在冰雪中的战士，不应该被遗忘。
明天，电影《长津湖》就正式公映了。
这部筹备七年之久，总调动达9万人次的战争大片，网友预测票房应超60亿。
这也是我和诸多志愿军老兵、后人所关注的一部电影。
据看过点映的伙伴说，战争场面很震撼，只是和我们记录的真实战争不太一样。
电影里的志愿军们大都身强体壮，零下四十度急行军后，依旧精力充沛，还能说说笑笑地吃土豆。
真实的战争太残酷了。
邹世勇在长津湖战役时，是个年轻的基层连队的副指导员，他的任务是攻占1282号高地。
战斗还没开打，就断了粮。
饥肠辘辘的战士，好不容易找到了几袋土豆，却被自己人拦住了。
饿了几天肚子的他们，要在零下四十度去攻山头，那种残酷，恐怕是演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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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快发起长津湖总攻了，偏偏这个时候断了粮。
吃不上饭，没人能在这冰天雪地里挨过去。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连队的炊事班战士喊我过去，说他们的事务长在在老乡家找到几袋土豆，但有人不让拿。
等我赶到的时候，事务长老刘已经急眼了：“我拿枪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真怕他下一秒就动手。

旁边年轻的支部委员仍旧不依不饶，按着老刘找到的土豆，不准他拿走。
见我来了，他们干脆把决定权扔到我手里。
咋办，拿还是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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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3日，我随部队自临江出发，直奔长津湖北面的集结地——避幕里。
临江仓促出国时，我们只带了3天的干粮，因为给养跟不上，部队开始出现断粮。
17日清晨宿营后，看着只能干喝雪水的战士们，我真想一头撞死。
我时任第27军67师235团1营3连副指导员，分管后勤生活和战地救护。
正发愁的档口，一名炊事班战士跑了过来，说事务长老刘发现了几麻袋土豆，让我快去看看。
老天开眼了，这还看什么看，我让他快背回来，煮熟了分给战士们。
可炊事班战士却作了难，因为这事让分管纪律的战士支部委员挡住了。
等我赶到菜园地窖时，守在土豆前的两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年轻的支部委员强调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志愿就是心甘情愿，不要说忍冻挨饿，就是牺牲也在所不辞。
50多岁的老刘在全连年纪最大，是照顾整个连队吃喝的大家长。
只要行进暂停或待命，他就带人到周围去寻找食物，“吃饱”这两个字成了老刘心里最重要的命令。
碰到有人不让他拿，老刘气得够呛，让对方少来大话，自己拿枪上战场时，他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知道支部委员的理由正当，不动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本就是军令，随便拿人家的东西，明明白白违反了群众纪律。
双方僵持不下，老刘一下急了眼：“你拿纪律当饭吃啊，战士们不填饱肚子，哪有劲去打美国鬼子，打败美国鬼子就是最大的纪律，要不大家来遭这个罪干啥！”
见我来了，老刘立马让我来做决定。
可我既不能批评谁，也不能表扬谁。群众纪律是我亲自传达的，而让战士们不饿肚子更是我的责任。
“拿！”我几乎没犹豫，活命最要紧。
支部委员提醒我——这可是在朝鲜，违反群众纪律这可不是小事。
“先留下纸条，出了问题，我担着。”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能耐，能做出这样的保证。
看着老刘带人抬回了土豆后，我又向上级请示，把连里的那件美军驼绒大衣留给老乡，这是师侦察分队在之前长津湖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全连仅此一件。
等土豆带了回去，营里的指示也下来了，部队到达集结地之前，粮食上不来，所以土豆不能敞开吃，至少要应付3天。
得知这个消息，老刘愣住了，气得直跺脚，全连 200多号人，战士每天最多就2个土豆，干部还得减半。
后来我才知道，年过半百的老刘，每天负责煮土豆的他，每天也只吃一个土豆。
11月27日下午，粮食一粒不剩，眼看夜里十点就要打硬仗了，大家还饿着肚子。
战死了还得做饿死鬼，要我这个管后勤的指导员有啥用！
正在我发愁时，营里传来了命令，说有肉吃了。
我和老刘高兴地跑过去一看，原来，迟念佳营长杀掉了自己的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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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念佳营长

师级以上首长配吉普车，正营级干部只能配战马。行军的路上营长从来都舍不得骑，马鞍上摞满了体力透支战士的行李。
如今为了大家吃口热的，营长只能让通讯员去杀马。
杀马前，营长交代，马头不能吃，要掩埋好，立好牌子。
它是我们的战友，就当它是为我们牺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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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津湖岸边的柳潭里，自西向东依次被美军的5个高地团团包裹。
我们的任务是，攻占其中的1384高地，得手后，与攻占周围高地的其余各部下山会合，会歼柳潭里之敌。
为了以最少的伤亡打胜这场仗，攻击前营里派出了一个侦察小分队，去前面的目标高地摸清敌人兵力，标定敌方的主火力点。
但谁都没想到，战场上发生了十分戏剧的一幕——
我们竟然走错了攻击阵地！
侦察小分队回探后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当前的阵地不是1384高地，而是偏东北的1282高地。
更巧的是，因为大雪天气，奉命防御1384高地的美军陆战1师7团2营E连竟也错登上了1282高地。
我们和敌人同时走错了阵地，对手不变。
陆战1师是我们的老对手，作为曾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之一，入朝后，他们不仅是仁川登陆的急先锋，也是第一个与我志愿军交手的部队，势力非比寻常。
得知这些情况，团里命我们将错就错，任务改为攻击1282高地。
夜里十点，行动准时开始。
本以为夜间突袭是志愿军的拿手战，可没人想到，第一攻击梯队1连、2连刚隐蔽运动到1282高地半坡，突袭枪声都还未响起，就落入了敌人圈套。
一瞬间，遍地开花的照明弹，让夜空在瞬间亮如白昼，迎面而来的是美国鬼子的枪口和人脸。
这样的战术一看就是敌人精心设计过的。
志愿军向长津湖地区开进途中，部队严格执行隐蔽要求，在山路行军，夜行晓宿，严密伪装，两个军约十万人几乎是悄然进入战区。
美军知道志愿军极擅夜间穿插和突袭，便在阵地采取纵深配置，在工事前布设了大量绊索照明地雷，防步兵地雷和障碍物，防御有层次有组织。
指挥者一直等到阵地前沿的照明弹被引爆，志愿军冲到离他们只有三四米处才下令开打。交火的瞬间，我军战士几乎是直撞对方枪口。
在我们研究敌人的同时，敌人也在研究我们。
不仅如此，狡猾的美军还专门把机枪对准附近洼地的一间草屋猛射，使其燃起火来。火光使狭窄通道里的志愿军暴露无余，一下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见奇袭不成，我军只能改为正面强攻，可不到半个小时，人就打光了。
这个时候，我们3连正在做战前的最后动员，其实就是两句话：救朝鲜就是救中国，不打退美国鬼子，他们就会像当年日本人一样侵略中国。
前线命令突然下来，说1连、2连快打光了，3连接着上。
我纳闷起来，美军不就是一个连嘛，1、2连加起来300多人，怎么能这么快就打光了？
3连1排发起攻击时，我将后勤分队带到了前沿，随时准备后送伤员，可一阵激烈的喊杀声过后，连通讯员小阎跑了过来，将我叫到了连指挥所。
1排伤亡太大，副连长也身负重伤，失去攻击能力，领导让我带领2排、3排接替1排，继续攻击1282高地。
我不由地一愣，看来美军不是宣传说的纸老虎，这个老虎不但聪明，还会吃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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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朝之初，志愿军部队有句顺口溜——一条干粮袋，打到三八线；一双鞋和袜，走遍南朝鲜！
我所在的235团作为 “济南第一团”，曾在济南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是名副其实的英雄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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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第一团（来源网络）
在战前热火朝天的战前动员会上，有不少战士都信心满满说，去朝鲜连牙膏牙刷都不用带，今个儿去了打完美国佬，明早回来刷牙都来得及。
在大伙心里，这群大老远从老家跑来打我们的外国佬，就是群老爷少爷兵，无非是拿钱打仗，用命换钱，吊儿郎当的，不敢玩命。
蒋介石的八百万部队都被解放军打去台湾了，只要我们冲锋号一吹，手榴弹一响，保管他们屁滚尿流，怕他个蛋！
可我身边却有个老兵从始至终一言未发。
他是四川起义补充过来的国民党兵，曾任国军上校团长的勤务兵。我偷偷问他，你的上校团长谈论过美军没有。
起义老兵悄声告诉我，他的长官曾说过，别看国民党部队用的都是美国货，但那是痨病鬼擦胭脂——中看不中用。论打仗，国军根本不能和美军比。
这个上校团长上过黄埔军校，他的评价应该是中肯的。美军能跨过太平洋来侵略朝鲜，战斗力想必不弱。
当时，我有说出这个想法的冲动，可一想到大战在即，这么说极有可能被看作是扰乱军心，所以，我只能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但我还是默默决定，要瞅准机会，好好给大家强调一下“千万不能轻敌”。
果然，部队到达临江。兄弟部队一个营因开会时没隐蔽好，仅连以上的干部就被美机当场炸死了12人。
消息传到了27军指，军长彭德清一个电话打到79师，劈头盖脸将师长狠批了一顿，并重申了“天黑出发拂晓前一律隐蔽”的纪律。
师里立即命各级干部取消休息，师下到团，团下到营，营下到连，组织排以上干部讨论防空，想办法提高部队的作战警惕性。
迟念佳营长问我，难在哪里？
我一看，敲打盲目轻敌思想的机会来了，于是带头发言。
“难在这里！”我指了指脑袋：“说到家，中江挨炸是轻敌思想在作怪！美帝国主义虽然是纸老虎，但他们手里的飞机大炮可不是什么烧火棍！”
这时，有人露出不满，说我们不能长敌人威风，灭自个儿士气。
我一听，还有人没被炸清醒呢，也顾不上连长和指导员的面子，“兄弟团一下子牺牲了那么多人，还不够我们警醒？无论何时都不能麻痹轻敌！”
我平常极少高声说话，但这次我是亮着嗓门说的。
营长当场交代大家，将我的意见以班为单位传达给3连的每一名战士。
因为只有尊重对手，才有机会战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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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1282高地前，又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
当我们冒着炮火来到阵地时， 刚刚拿下E连一处山头的1排，早已伤亡殆尽。
副连长张树芝躺在一个方坑里，肠子从腹腔里流了出来，一只手里仍握着已经打完子弹的驳壳枪。
见怎么也包不住汩汩冒血的肚子，卫生员急得嚎啕大哭起来。
我赶紧让卫生员把人抬下去抢救，但副连长吃力地摆了摆手，示意我有话要说。
我将副连长揽在怀里，耳朵紧贴着他的嘴，勉强听见了他断断续续的交待：“告诉2排、3排，冲锋时……千万别喊口号，悄悄地打！千万……别喊……敌人的火力……”
话还未说完，他就牺牲在我的怀里。咽气前的最后一秒，还惦记着大伙的命。
与美军初遇，我们使的还是过去打仗的老法子，冲锋时高喊口号提高士气，但这也过早的暴露了自己，丧失了夜战的优势。
面对巨大的伤亡和敌人强大的火力，即使已打过无数恶战，但我还是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过去解放战争时，我让子弹穿过腿，肩胛骨钻过弹片，过苏州河又差点淹死……
细细数来，我早已“死”过多次。
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可作为战场的指挥者，指挥好了是指挥员，指挥不好就成了指死员。
如今压在我肩头的不再是自己的生死，不再是粮食和纪律，而是一分一秒随时都在减少的人数。
第一波进攻已经证明，强攻难以奏效，徒增伤亡，必须要改变战术。
我既得想办法拿下阵地，又得想办法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隐蔽观察了一会儿后，阵地的枪声已经减弱，这表明美军的伤亡也不在少数。
我和两名排长迅速改变战术，决定将2排放在正面，3排放在侧翼，侧翼先打，随后正面再发起冲击。
而无论是正面还是侧翼，进攻一律实行三三制，最多以组为单位，每组不超过3人，采取小群多路战术，多次多路轮番不停攻击，让敌人顾此失彼。
我再次强调了副连长牺牲前的叮嘱：“谁也不许喊，悄没声地上！速度要快，动作要猛……”
这时，鹅毛大雪又下了起来，老天有眼！
我抓住时机，指挥正面和侧翼轮番吸引E连火力，同时派出的数个战斗小组，接连不停地用手榴弹攻击。
这个办法奏效了，我军主力向高地后侧迂回渗透，逐渐对1282高地形成了包围态势。
我们一波又一波地冲上山头，撤回来，再上去……一点一点消耗着敌人的精神和战斗力。
零下40多度的风雪里，敌我双方都已经麻木，陷入一种不知死亡恐惧的忘我状态。
面对冲到眼前的志愿军，仅剩下不到一个排的美军E连士兵，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和卡宾枪迎了上来。
有弹药的就互相开枪投弹，没有的就用刺刀和枪托格斗，还有的干脆徒手扭打成一团。
你来我往，在冰天雪地中，双方厮杀在了一起，雪白雪红。
混战中，我忽然注意到了敌方阵地一特别之处，那里的敌人相较四周似乎过于密集。
经验告诉我，那一定有他们的指挥处，我当机立断，调齐身边所有的火力，朝着那一个点集中发起猛烈攻击。
只见一个受重伤的美国军官，踉踉跄跄地立在那片阵地上，大喊着，似乎在调兵遣将，也像给手下的士兵打气。
突然，我们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膝盖，他一下跪在雪地里，仍旧拒绝了想送他撤下阵地的卫生兵。
他边卖力喊叫，边用右手拿着上了刺刀的卡宾枪，在雪地上努力划拉着。
我急忙喊来了一挺轻机枪，连同先前的冲锋枪，一声令下，那个军官当场被打成了筛子。
他终于倒进了雪地里。
我虽然不知道此人是谁，可他的举动却基本验证了我此前的判断，美军也是吃人的猛虎。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E连的连长菲利普斯上尉，倒下之前他喊的是：“我们是 E 连！从这条线起，E 连一步也不能后退！”
见美军指挥官倒了，我们一鼓作气，连着拿下了E连的两处阵地。
但刚想朝主峰发起冲锋，美军的增援兵力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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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高地位于柳潭里的东北，一旦拿下它，不但可以深入柳潭里的纵深地带，还能顺势捣毁临近的2个敌方的榴弹炮阵地。
榴弹炮是美军主要的地面火力，它不受天气的影响，只要有了坐标，随时都可以提供十分精准的火力支援。
美军深知榴弹炮的重要，为了守住1282高地，紧急调派了陆战5团1营A连的一个排前来增援。
见敌人增援上来了，我急忙让战士们就地隐蔽，防御敌人的反扑。
奇怪的是只听见“呜哩哇啦”的喊叫声，但却不见美军攻击的动静。
主峰阵地上就两个山头，我们守一个，美军占一个，相距不到60米，美军的喊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摸黑爬上这冰冻山脊的增援美军，没有贸然攻击。他们在谋划什么呢？
我们也从进攻转为防御，我让战士们用机枪点射火力交叉封锁，同时让枪法好的战士实施阻击，专打美军队伍中走在前面的人。
前几分钟还你死我活的1282高地，一时间竟安静下来。
不用说杀伤范围100多米的榴弹炮，就是杀伤范围20米的迫击炮，美军也不敢打，因为敌我近在咫尺。
双方近距离交火，力量都在不断削弱。我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除了留下防御的战士，趁着间隙，我赶紧派人到后方补充弹药，并将重伤员送下阵地。
轻伤员们坚持跟我守在一块，没有一个愿意下去的：“副指导员，你指导那里我们打到那里，光荣了是烈士，活着是英雄，生死都和你在一块。”
听完这话我心中一震，借口巡查阵地躲在了一边。之前几个连指挥官牺牲，我都没流一滴泪，可这些负伤战士的话，却让我泪流满面。
美军的恢复速度快得惊人。仅仅对峙了半个小时，他们就恢复了通讯联络，旋即调派来增援兵力。
即将溃于一旦的E连，一下被救活了。
为了保住榴弹炮阵地，美军又疯狂地向1282高地调来了一个整连——陆战5团1营C连，由连长琼斯中尉亲自带队。
原来这静默的半小时，是美军在搬救兵。这一次，我们已失去了所有优势。
预感到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惨烈，为了给连队留个根，我再次动员伤员撤下阵地。
一名受伤的战士说什么也不肯动，他的语气坚定淡然：“敌人的增援又上来了，我们手脚都是囫囵的，副指导员你快指挥战斗吧。”
是啊，丢下他们独活，这难道不残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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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指挥官，当然希望自己手下的兵“少死一个是一个”。
但我同样明白战士们在生死关头的选择。
因为，我也面临过同样的选择。
1929年，我出生在山东省黄县（现在的龙口市）大邹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从我记事起，我的生活就与“穷”、“饿”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有人说穷人的日子就是“糠菜半年粮”，意思是好歹还有半年能吃上粮食。
但就算“半年粮”的日子对我来说也根本不存在。小时候，我几乎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
大约在我10岁时，胶东连遭旱灾风灾，田里颗粒无收，饥饿得让人绝望。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救急的办法：去讨饭！
但我不敢把这想法让父亲奶奶知道，他们虽然人穷，但志不短，饿死也不乞讨。
那一上午，我带着两个弟弟跟着一个常去讨饭的伙伴，先后讨要了20多家，有好心愿意多给一口的大娘，也有要放狗咬我们的富户。
做“小要饭的”虽然吃饱了饭，但我始终没有勇气喊出“行行好，给点吃的吧”这句话。
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虽生气，却没有过多责备我，只告诉我再穷再饿也要有尊严。
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这两个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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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装照
我不再劝了。对这帮生死兄弟来说，偷生独活或许是种折磨；让他们留下并肩战斗，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为了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我将兵力前轻后重，而将火力前重后轻，这是阵地防御反击的最佳配置。
这样的部署，既可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同时一旦敌人反扑不成败退，我们又可以顺势发起反攻击。
此时，阵地上的美军已经增加到了6个排，其中有2个排齐装满员，而我方的战斗力仅剩下了一个多排。
等前出的重火力将先头美军打回去后，我带领2排、3排交替掩护,以“分散低姿”迅速接敌，然后以手榴弹密集进攻,很快拿下了前沿阵地，接着又朝主峰阵地打去。
可我们很快就打不动了。
美军很快察觉到了我们的反击战术,用强大的火力网将我们压制在了半路上，同时，接连升起的照明弹将阵地照得如同白昼，无处隐蔽的战士们，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
这时，无论后退或原地不动，我们的伤亡将远超过进攻——横竖都是一个死。
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往上冲，冒着枪林弹雨实施强攻，前边的战士们倒下了，后边的就跨过战友的尸体继续进攻。
“杀”！！！
一时间，杀声响彻山谷，每个人都在朝前冲，像一颗颗回不了头的子弹。
不要停！向前！再向前！只有冲锋，才可能用死为身后之人拼出一条生路。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信念。
等冲上主峰阵地上的第三个无名高地时,我们的伤亡已近五分之四，我的身边也只剩下通讯员小阎一人。
剩下的五分之一，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守住阵地，进攻是痴人说梦，我急忙让小阎下阵地叫增援。
但小阎刚离开，美军就又开始了反扑。
转眼间，山上的树木就被炸得干断枝横，一截一截地东倒西歪，一棵不剩。但很快，雪白的山头全被焦黑的弹坑和被翻出的土层覆盖了。
随后，纷纷扬扬的大雪再盖上一层白色，紧接着的一阵炮火又将洁白的大雪覆盖。
凝固汽油弹又把山头变成一片火海。
火光跟飘雪循环往复，山头早已看不出最初的样子。
在打光了所有能捡到的子弹和手榴弹后，我在旁边摸起一把带刺刀的步枪，身后是战友们拼死才夺来的一处扇面阵地。
要死是吗？来啊！老子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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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线之际，先前被打散了的1连副班长石振兰忽然带着3名战士赶了过来。
激烈的还击中，石振兰右臂负伤，我命令他下去，但他坚决不撤，说：“副指导员，我还有左臂，左臂打没了，我还有两条腿！”
他的头部和右腿接连受了重伤，身体已无法移动，只能坐在那里开枪射击。
不到半个小时，石振兰带来的子弹也全部打光了，敌人慢慢围了上来，我和其他3名战士握紧了手里的刺刀。
“快闪开！”身后猛地传来了迟念佳营长浓浓的胶东文登腔。
我和3名战士刚卧倒在地，刮着风声的密集子弹便将临近阵地的美军压了回去。
原来，小阎返回营指挥所时，营长已经将1连、2连剩余的战士收拢起来，并补充了机炮连的装备，亲自带队上来打增援。
机炮连压制住美军火力后,营长带增援人员进行突破穿插,将1282高地上残存的E连与前来增援的C连分割开来,我则趁机带领3连开始向E连的主峰阵地发起攻击。
在主峰边的另一个无名高地上，只剩机枪连副排长陈忠贤和四班的一名弹药手黄济山两人在坚持防守。
陈忠贤是一名老兵，既勇敢又灵活，他们的弹药打光了，就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一人掩护，一人想办法到坡下的敌人尸体中搜集武器弹药。
然后把重机枪子和几支卡宾枪全部压满子弹，又把手榴弹一颗颗地揭好盖，分散安放在已被炸得断断续续的战壕边上，专等着敌人的再次进攻。
对老刘事务长来说，食物是他的命；对陈忠贤来说，机枪就是他的命。
零下39度的天，为了给机枪保温，他就用棉衣包着重机枪，宁可自己挨冻。
可即使这样，揭开棉衣后只打了一梭子弹，水箱里的水就被冻住了。
他伸手去揭防火帽，不想手一碰就被粘柱，一拽，就被揭去了厚厚的一块，低温下的铁块“吃”起皮肉来，比烧红的铁还厉害。
他索性脱下棉衣用胸口来取暖,但打出一发子弹后又卡壳了。
用体温唤醒的机枪，往往只能醒一秒钟。
可陈忠贤始终不肯撤下阵地，他带领机枪班的3名战士，每人提着两颗手榴弹加入了3连冲锋。
他匍匐到前沿缴获了美军的一挺重机枪，掩护着3连进攻。营长指挥的1连、2连也用火力死死压住了增援上来的C连。
终于，28日凌晨5点，我们占领了1282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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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雪停了，天也快亮了。
我们知道，天亮后美军的飞机大炮一定会来报复，我和营长迟念佳赶紧各自指挥部队分散隐蔽，与敌人再度对峙起来。
而敌我双方，间隔仍不过60余米。这段距离成了我们最好的保护伞。
果不其然，28日刚拂晓，敌机就飞临了1282高地，可看着近在咫尺的敌我态势，怕误伤自己人，敌机只好离去。
战斗到此时，美军176人的E连伤亡了130人，而我们1营也仅剩下了不到2个排，3连干部也只剩下了我和3排排长。
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已无力发起任何进攻，战地再度陷入短暂的平静。
双方各自开始了后运伤员。
我最先发现了几名抬着担架运送伤员的美军，那红十字的袖章十分显眼，一看就知道是卫生兵。
要想加重敌人的伤亡，打卫生兵无疑是极好的办法。有战士看到了，也来请示我打不打。
看着几十米开外的美军，我亮了亮驳壳枪，表示要打的话，我手里的枪完全可以击毙敌人，战士们看到我的示意，这才放过了美军的卫生兵和伤员。
多年后，我看到了E连一名叫克雷普尔卫生兵的回忆，说从1282高地运送伤员的路上，一名中国军官发现了他，站在20米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把驳壳枪，但中国军官没有开枪。
是那张红十字袖标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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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完我们自己伤员，大家都又渴又饿，因为一整夜的战斗，不用说没有吃的，就连吞口雪团的时间也没有。
迟营长自言自语道：“如果有马的话，再杀一匹马给战士们吃。”可营里唯一的马昨天傍晚已经杀掉了，不用说马肉，连马皮也让各连分着吃了。
尽管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为了能继续战斗，营长还是抓起雪团往肚里吞，可越吃胃越疼，没吃几只能又扔掉了。
我急忙吩咐通讯员小闫，注意敌人空投，敌人一旦空投，我们就去抢。而通讯员抬头看了半天，也没见空投敌机的影子。
28日下午，天空又飘起了雪花。1282高地上的黑色弹坑和红色血迹，也再次被积雪覆盖起来。
阵地静得可怕。
恰恰这时，得到了地面弹药供给的美军，开始了白天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击。
白天的停火期间，不知不觉我们被美军割裂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陈忠贤带领的重机枪班，阵地上只剩下了他和副射手黄济山。
我和营长立即回到指挥位置，各自组织战士冒雪进行反击作战。
美军的割裂根本打不透，我们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已无力挣扎。
为了守住阵地，情急之下，营长只能派通讯员冒死下山求援。
孤军最易被歼，等死也是死，拼死也是死，我用尽了最后的劲儿穿插到营长处汇合。
迟念佳营长和他的通讯员各拿着一枚手榴弹，准备一旦敌人攻到近前，就和敌人同归于尽。我则拿枪不停朝远处冒头的敌人射击。
黄昏时分，深达膝盖的雪地突然冒出了一队人！
是援兵！
但只有三个班，他们利用夜色在雪里匍匐前进，直插到了阵地前。
这次的猛然冲锋夺回了主峰阵地的一处无名高地，但也只剩下了6名战士。
此时，柳潭里的美军再也没有力量增援1282高地，我们都已山穷水尽，敌我双方只能近距离对峙，但谁也无法打倒对方。
阵地终于恢复了先前对峙的态势，为了不伤及自己人，美军强大的炮火只能干看着。
我们小心地守护着这60米的距离，失去它，就是失去阵地上最后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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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坚持到2天后的12月1日清晨，团通讯员传来了命令：柳潭里的美军要南逃，1营要动用所有的力量阻击1282高地上的敌人。
团长知道营长患有严重的胃病，让送信的通讯员特地给营长送来了5斤面粉。
营长当即吩咐事务长老刘，全部做成面疙瘩汤，让战士们每人喝上一碗，好有力气去阻击撤离的美军。
阻击了一上午，1连和2连大部伤亡，除了守在无名高地上的6个援兵，只剩下了营长和几名战士。
已经虚脱的迟营长趴在堑壕里动弹不得，原来阻击之前，他只喝了几口的面疙瘩汤，剩下的全分给了伤员。
见美军兵合一处，我赶紧带领3连剩下的零星几人撤下主峰实施迂回侧击。
急着撤离保命的美军也表现出了孤注一掷的凶狠，已经血战了3天4夜的1282高地，又开始了空前惨烈的激战。
美军打完1000多枚手榴弹后，终于突破了我们的阻击防线，沿着1282高地的鞍部朝南撤离。
突然，侧翼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机枪声，陈忠贤和副手用火力封锁住了敌人的退路。
原来，他们两人没有牺牲，我趁机带领战士们继续实施阻击。
打退美军的第5次突围后，我们子弹彻底告罄，重机枪火力的副射手也已经牺牲。
陈忠贤用最后几个弹夹，独自打退了美军的第6次攻击。
我们握紧刺刀，大家都知道，这场持续四天的战役即将结束，而最后一步，是把命留下。
可恰恰这时，美军突然放弃攻击逃下了山坡，爬上了已经等候多时的汽车。
原来已经集结完毕的柳潭里美军，见1282高地上的人迟迟无法撤离，急忙打开了防守的公路通道，守在1282高地上的美军这才撤进了下碣隅里。
美军撤离后，我立即清点人数，发现1营3个步兵连的战斗人员只剩下了37人，而在战前，仅我所在的3连就有232人。
这时，通讯员小闫搀扶着营长走了过来：“婢养的，让美国佬跑了。”
已经4天4夜没合眼的迟念佳营长，用驳壳枪顶着胃部说：“没有马了，有马再杀一匹，战士们吃了，好有劲追击敌人。”
营长这分明是命令啊。
我二话没说，带领37名战士朝柳潭里方向继续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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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那里有枪声我们就往哪里追，见了美军的尸体先翻背包找吃的，遇到落单的美军，缴了枪弹后也接着找吃的。
12月5日清晨，我和战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追击到了1519高地。当时，我只知道在这一带阻击美军的是20军59师，却并不清楚具体是那一个部队。
看着高地上有工事，我正想让战士们隐蔽休息，可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头戴檐帽，毛巾捂着耳朵，身穿薄棉衣，脚蹬胶鞋……一连串的志愿军战士衣着完好，全部冻死在雪坑里，枪口一律朝着山下的公路方向。
我让人清点了一下，起码有120人，一个整装连的建制。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英雄的连队是177团2营6连。
在追击的路上时，我睁眼闭眼都是1282高地的惨烈战斗，可万万没想到，我会看到这样悲壮的一幕。
事实上，早在这之前的12月1日，27军81师已经出现了一个“冰雕连”——长津湖东岸1221高地上的242团2营5连。
至于长津湖战役中的“冰雕排”和“冰雕班”，恐怕更加数不清了。
带上冻亡战士们的子弹，脱帽集体行过军礼后，我们一步三回头地走下了1529高地。
可还没追到美军的影子，79师的通讯员就追上我们，直接送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
原来，12月4日下午，美军已全部撤进了下碣隅里，并在几天之内建起了一座简易的临时机场，成功转移了4000多人。
我知道，属于我们235团1营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因为不管我们再怎么昼夜不停地追击，我们的脚步，也无法追上那些不知疲倦的汽车和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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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一）和战友们
12月25日拂晓，等我们攻进了兴南港，陆战1师已经撤到了朝鲜半岛的南端釜山港基地，连最后掩护的美3师也开始了撤离。
看着几公里外的美军军舰，战士们气疯了，有的骂道：“婢养的美国佬，怎么跑了啊！回来，老子再和你拼个你死我活。”
多年后，有人仿照陈毅元帅当年的《卫岗初战》，写了一首《血战长津湖》：　　
大雪弓刀去朝鲜，昼夜拼杀敌胆寒，长津湖畔初遭遇,回手斩得小楼兰。　
长津湖战役整整过去70年了，可1282高地的这场血战，早已印到了我的骨髓里。
就算提前知道结局，我想，那些留在1282高地的战友们，还是会对我说同样的话:
“我们生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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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老是《长津湖》剧组最后采访的一个老兵。
长津湖战役后，邹老在朝鲜继续战斗两年，才随部队返回祖国，后调入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工作，1986年离休。
他对电影最大的期待，是真实体现战争的残酷，不然他那1282高地上的兄弟，就白死了。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被7连指导员梅生说的一句话打动了：
“如果这一仗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活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时代吧。”
真实的情况是，大多在前线流血牺牲的士兵，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甚至不去想战争的意义。
为了完成任务，为了身边的战友，他们可以用血肉之躯去堵枪炮。
只因他们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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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未央 置顶 ： 大雪弓刀去朝鲜， 昼夜拼杀敌胆寒； 长津湖畔初遭遇，　　 挥手斩得小楼兰。　 长津湖战役整整过去70年了。 可1282高地的这场血战，早已印到了邹世勇老英雄的骨髓里了。 还是冉冉夏日，邹老先后两次斧钺了我的文字记述，并指出石金兰，应为石振兰。 这让我联系上了远在福州的石振兰叔叔以及其儿子。 长津湖是中华民族精神高地的之一，也让新中国真正站起来了一一从此，西方列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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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作者) ： 致敬认真敬业的历史记录者孙波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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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wa 置顶 ： 文章小标题是不是写错了哇，怎么有两个口述者:孙波沙、邹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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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作者) ： 检查失误，面壁思过。更正作者:孙波沙；口述老兵:邹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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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玥 ?? ： 昨天看了点映，今天看完这篇文章，想说的话有点多。 电影里，哥哥伍千里给弟弟伍万里说，“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打了，不让你打。”可万里还是去了。 指导员梅生准备回家退伍，知道部队要走，他也归了队，去的时候带齐了自己所有的物件，战友笑他多此一举，他说，“怕她们看见我的东西想我。” 电影泪点很多，场面够大，但也有不少缺憾。 除了外籍演员尴尬到抠脚趾的演技让人无法带入，扮演志愿军的演员们都是人均战神的配置，美军成了弱鸡。 文中说得很好，“只有尊重对手，才有机会战胜他们”，但是个人感觉电影实在缺少这份尊重。 如前言所说，真实的情况要残酷太多。穿插路上，很多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士兵在积雪地面野营，脚、袜子和手冻得像雪团一样白，不要说聊天，正常说话都成问题，手榴弹的拉环都拉不出来，引信也不发火； ?武器被冻得扭曲变形，迫击炮身管因寒冷而收缩，迫击炮弹有七成不爆炸，手部皮肤和炮弹、炮身黏在一起……很多战士都没能走上战场，就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些都是电影没有拍出来的，但是你们都写出来了，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在我心里，乱世时，舍生取义和苟且偷生这两个词语并不是反义词，他们都是命将绝时，灵魂的无处安息罢了。 罗伯特刘老师，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这份独一无二的真实。也希望你们记录的故事有机会被搬上荧幕，拍出超越生死，超越民族情感的时代与命运的真相。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真战加油！！！ 最后，愿和平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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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作者) ： 谢谢你的支持！愿和平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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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y ： 原来冰雕连冰雕班有很多个！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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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 战争的残酷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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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陪你走 ： 尽管许多次听老一辈讲述这一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役，看了作品，依然热血沸腾、充满无限的敬意和感动！我的父亲就是文中邹世勇老前辈的战友石振兰，去年，二老在经历近70年的生离死别终于在一次偶然的寻找取得了联系，一对老战友隔空对话、共叙英雄故事，分外激动，那是真正的一个战壕过命的战友！祝福二老、所有最可爱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们健康、平安、幸福！谢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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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作者) ： 期待记录石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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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 ： 为争夺守卫1282高地，美军E连伤亡130人，我1营只剩下2个排，追击中又歼灭不少美军，最后1营只剩下37人。 这就是真实战争，文章叙述残酷、残忍、客观、真实。我军作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而敌人困兽犹斗，也是不怕死的。 向老前辈——英雄邹世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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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祥 ： 向永远留在朝鲜战场上的烈士们致哀！ 向英雄的志愿军们致敬！ 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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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zge ： 500:1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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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作者) ： 点【在看】，让更多朋友和你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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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修设计李海涛15238828996 ： 看完文章我眼眶湿润了，战争残酷的无法想象露肠子的连长，临死前最挂念的是后续部队的存活，大无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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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ttttttannny ： 写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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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作者) ： 不写好，对不起老兵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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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立青山 ： 第46个在看，是对霞姐的支持，也是对电影《长津湖》的支持，更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激！人民英雄永垂不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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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谨 ： 你已经写的很好了，但愿再也没有回不了家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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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赟 ： 战场上牺牲的烈士都是勇士，同样被冻死在阵地上战士，他们也是勇士，只是我们的后勤供给太弱了，造成了这样的悲剧，没有牺牲在战斗中。随着祖国的强大，这种悲剧永远不会在发生了，吃饱穿暖都不会再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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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 ： 明天是国家设立的历史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阅读本文，具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更加怀念抗美援朝的英烈们。 向抗美援朝的英雄致敬！我们一定要发扬抗美援朝精神，保家卫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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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起老山 ： 1952年9月，志愿军第9兵团从朝鲜回国，车行至鸭绿江边，司令员宋时轮要司机停车，下车后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此刻，将军已泪流满面，不能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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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 ： 迟浩田235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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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silence ： 唉，希望永不再有战争 真正战争的残酷是影视无法体现的，没有经历的评论，没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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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喜欢蓝 ： 向所有的志愿军战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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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 ：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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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ge ： 我突然有个想法，虽然很难实现，但还是想说出心声，如果可以，想看看关于敌人版本，也就是美国人对自己当年参战老兵的采访，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听听他们当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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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朝鲜当地的部队都没有上去？都是靠咱们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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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作者) ： 当然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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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 ： 陆战一师不是闹的，配得上志愿军最强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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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ge ： 还是更喜欢看你这个更真实的文字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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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w ： 韩战打得太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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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火箭,尹文彬表情火箭, ： 铁在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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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180 ： 感慨万千，看的眼泪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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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第一帅

5楼 苏北第一帅说：
谢谢楼主的分享，听过之后真的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邱翎速

地板 邱翎速说：
第一篇文章听的我泪流眼眶，好心痛，万幸的是我们国家正在一步一步强大起来，哪怕他每日英法，德澳加意，联合起来我们都不怕他们，就算再战，我坚信中国目前的力量绝对能把它们打成重伤，让他们难以翻身，

醒着，做梦

板凳 醒着，做梦说：
冰血长津湖04，真实战争故事，7月21日，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今天才听北方小伙伴说，他们离开家时都要吃碗饺子，因为北方民间有“滚蛋饺子进门面”之说。
我问原因，他们说饺子像元宝，寓意出门在外顺顺利利多赚钱。面条细长缠绕，寓意“绑住”、“留住”。
我听后觉得这说法并不能说服我，于是忍不住开启查查查模式。
直到有个网友解释说，因为包饺子要很长时间，离家的人可以慢慢收拾行李，和家人说说心里的话，能多呆一会儿是一会儿。
而回家的人，刚赶了远路都是又冷又饿，下面条又热又快，一碗热面下去，能最快感到回家的温暖。
不知为何，我被这解释感动了。
今天的主人翁孙文祥离家前，母亲却给他下了一碗面，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收拾行李了。
他要开始一段危险的逃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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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7岁那年，同往常一样赶到学校上课。
一位同学忽然冲进教室里，满头大汗地喘着粗气，没说一句话，拉起我就往外跑。
我知道，我们一定是暴露了。
我们一气不歇地狂奔，一路跑到一家修车铺里，躲了起来，店老板跟家里的长辈交好，二话不说，冒着杀头的罪收留了我们。
躲在修车铺里，我上气不接下气，心里一个念头冒出来：
我要就这么跑了，我的家人怎么办，我的小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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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0年的春天，驻青岛的日军占领了我的故乡山东莱西。
我就读的联合中学组织了抗日宣传，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就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公然烧日货，发传单，喊口号，早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日军宪兵和汉奸要搜捕进步学生的消息传得很快，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就在心存侥幸时，这一天突然到来了。
在修车厂躲到傍晚，我们正愁去处，车铺的掌柜领来一个穿长袍带礼帽的神秘男人，让我们一切都要听对方的安排。
我们将信将疑，但危急关头，除了相信眼前的熟人，也别无他法。
趁黑离开车铺时，掌柜的递给我一副马车胶轮内胎做的皮枪（弹弓），让我拿着多少能壮个胆。
等到了南沙河的一片树林里，领路的神秘男人突然停下脚，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那家修车铺是中共抗日组织的地下联络点。他是胶东沦陷区的地下政治教育指导员，专门负责转移爱国青年学生去大后方求学。
可是大后方，哪里是大后方呢？
我忽然想起大姐夫曾在信中提到，他就读的学校是抗日爱国将领李仙洲在安徽阜阳创办的成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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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城中学校训（网络图片）
我小心翼翼地问起戴礼帽的男人，是否了解那所学校的情况，没想到他回答地爽快利索，说那正是他打算安置我们的地方之一，可以给我们提供路线图。
但从莱西到阜阳将近800公里，从未出过远门的我，一听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些发怵。
那人似乎看出我们的犹豫，郑重又严肃地说，明天一早必须离开，否则让日军宪兵抓进去，能出来也一定是废人了，再不走全家都会因为我们大难临头。
听了这话，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再犹豫下去，况且那里还有大姐夫在，多少也有个照应。
只是想到家里的小弟还那么小，我怎么放心的下呢？
小弟浓眉大眼，在我们几个兄弟里，相貌生得最英俊，个头也高高大大。他从小跟着父亲习武，拳脚功夫尤其厉害，两截鞭打得更是在村里数一数二。
小弟头脑聪明，能写一手好字，但惹起麻烦来也是一把好手。
除了爱跟我一块耍皮枪，他最喜欢的就是三国和水浒里的那些英雄好汉，里面的故事听多少遍也不够。
等到我读初中时，同学们经常私下偷偷传看一些禁书，上面查得越紧，底下看得越热闹，我也因为书中的文字热血沸腾。
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在学校的见闻讲给家里的小弟听。家里的老房子前有一个不大的小水湾，四周长满了柳树，早晚时分，就是我“说书”的最佳所在。
不知是不是故事听得太多，这家伙从小就像书中写的英雄侠客一样，有副嫉恶如仇的刚烈性子。
只要见到受欺负的人，他总忍不住要替人出头打架，熊孩子见了都怕他，家里更是天天被大人们找上门来讨要公道。
母亲没有为此责骂过成天惹是生非的小弟，唯一一次对他动真格也并不是因为他跟人打架。
小弟的学校就在与我家一河之隔的寨南村，日寇占领莱西后，日本宣抚班负责奴化教育的人，经常去下面的学校宣传。
小弟胆子大，做事不管不顾，叫上几个堂兄弟躲在河西岸的芦苇荡里，专门朝东面路上的日本人打皮枪，日本人没发现他们，胡乱开枪吓跑了这群孩子。
母亲知道后，第一次拧着耳朵大骂了小弟，说他小小年纪就敢去招惹日本人，简直不要命了。
我很担心分开后，他还那么淘气，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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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神秘男人分别后，偷偷回家和父母告别。
当时正是清明前后，娘哭着问我：“大后方远吗，那地场也有日本兵吗？”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偌大的国土，真有地方能独善其身吗？
为了我的安全，爹娘没有阻拦。夜里，母亲连夜给我准备了铺盖和干粮，大姐给我带了件崭新的夹袄，他们把家里仅有的10文铜钱塞到我手里。
这一夜，家里人都没睡觉，一齐围在正屋的土炕上，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等着我，像要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尽了。
第二天清晨，娘和三位妯娌擀了四柱子手擀面，白面只有一小柱，母亲大都舀给了我，其他人只分了那三大柱子地瓜和豌豆面。
卤子则是用过年攒下的一刀咸肉，合着豆酱和萝卜干做的，这顿饭，难忘又奢侈。我生怕吃得慢了就舍不得动身，一股脑唏哩呼噜把碗扒了个干净。
因为去大后方的行动需要保密，离家不远的县第三小学里住着日本人的督学和汉奸，家里人一同送行目标太大。
临出门前，那一双双看向我的眼睛像有什么魔力，把我的脚牢牢地粘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我横下心，将他们全部挡在屋门内，独自一人去三里外的洙河边与同学们汇合。
这条求学之路也可能是一条无法回头的流亡之路。不归路是我的，不是他们的。
出发不久，天下起了濛濛细雨，听到后面急促的脚步声，我猛地回头，发现是拿着蓑衣来寻我的小弟。我让他回去，他不肯，执意要送我一程。
当时，我们兄弟姊妹6个，我与9岁的小弟感情最好，他说自己可以装着去上学，小孩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我拗不过他，只能答应。
离开村子过了东沙河，绕过寨南的县第三小学就到了洙河边的青石板桥前。这时，其他的同学已经提前到了。
分别的时候到了，见我要过河，小弟突然抓着我的夹袄哭了起来，问我为何走得这么突然，能不能带他一起。
“宽儿听话，你在家要听爹娘的话，等你长大就来找哥，哥等着你。”
这时，起早过河的人多了起来，见小弟还是不撒手，我念起他对皮枪情有独钟，就掏出了车铺掌柜给的那副新皮枪：“你要停步，这玩意儿就归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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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枪（网络图片）

小弟的皮枪早已断了好几处，虽然用麻绳绑了几次，但早已没有了弹力。
拿着马车内胎弹力十足的皮枪，小弟的眼睛彻底挪不动地方了，翻过来覆过去，看个没完。
见他一时兴奋地出神，我跟着同学们急步走过了石桥，一口气爬上河南岸的山包顶。
转身看过去，小弟单薄的身影仍立在石桥边，似乎还在挥着皮枪冲我招手，
那一瞬间，我憋了一夜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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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人刚步至沂蒙山区，就遇到日机轰炸，慌乱中，我与同学走散，只能开始独自流亡。
娘准备的干粮吃完了，我就靠帮人打柴换点食物或路费。有时饿得连打柴的力气都没有，就沿路乞讨。
夜里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在路旁或村头草垛里露宿，天亮后再接着赶路。
钱花光了，干粮吃完了，到最后，连大姐给的那件夹袄都卖了，那是我唯一也是最后的东西了。
我身上只剩了一张“战区流亡学生证”，我把它藏在衣服的夹缝里，混在逃难的老乡中，小心翼翼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一路迂回南下至安徽。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940年冬，我终于考入了安徽阜阳的成城中学，当时已经改名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开学第一节课，我是屏住呼吸听的课，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流亡生活虽然清苦，但能读书就是天堂般的日子。
但这样的好日子不是一直都有的。
期间大姐夫为了生计，毕业后离开阜阳去了兰州的国民政府谋职，唯一的亲人走了，我又成了孤身一人。
1944年9月，因日寇占领了豫、鄂一带的平汉铁路，我和同学们只能再次踏上流亡征途。
途径河南省时，日寇追了上来，11位同学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最小的只有14岁。我因为走在前面又跑得快，才躲过一劫。
没有棺椁收敛，也没有爹娘在旁，看着那一具具年轻的身体挤在冰冷的土坑里，我心碎了。
我的小弟若是长到此时，也是这般年纪呀。
跨过平汉铁路，便是被肆虐的中原大地。沿途所见惨状触目惊心。
一个已经咽气的妇女，坐靠在街边土墙上，臂弯里搂着个婴孩，那孩子俯身贴在妈妈敞开的怀里，已经失去血色的嘴唇，还含着妈妈干瘪的乳头。
我看看自己脚上那双龙须草编成的草鞋，人命与草芥，有何区别呢？
我们一路沿着汉江逆流而上，流亡到陕西境内时，已经进入了11月。
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之下我想起了大姐夫，去信两封想寻求帮助，但不知道为何，求助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一直到汉阴，有天我的同学突然告诉我，说他看到了我的姐夫。
我按他说的急忙去寻人，只见大姐夫穿着一身国民政府的警察制服，戴着黑色的大檐帽，挎着一把窄刀，像是一个管事的长官，不知道来汉阴有什么任务。
他的样子很严肃，我有些吓到了，没敢多问，只有些难为情地问他可否匀一件里衣给我，我穿得实在太破了。
但大姐夫以不便为由拒绝了我。我察觉到他的为难，便默默离开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我终于有机会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报平安，那时候，我已经离家流亡整整四年。
这样东奔西走的流亡日子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我以为可以安心求学，没想到内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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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找到当地的解放军2野18军想报名参军，部队一看我有高中学历，当即任命我当了文化教员。
但在秦岭林场学习锻炼期间，我在抗战流亡时患上的肺病复发，只好申请转业回家。
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1950年2月14日傍晚，我辗转到家乡莱西县城的汽车站。
此时我已离开家乡整十年。
在我们老家，到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各家都要张罗年货，通常是一早发面，到了过晌开始蒸饽饽、蒸圣虫和炸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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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传统面食“圣虫”（网络图片）

我下了汽车，临近天黑，走在街道上，家家户户都热气蒸腾，香气四溢。
回家路上，天上飘起了清雪，尽管路面都被雪盖着，但这是回家的路，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着。
临近村口，我的心跳得快了，步子却慢了下来。所谓“近乡情更怯”，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往前走，我见不远处也有个同乡在匆匆赶路，那人的步子急得很，背影更是越看越熟，我快步撵上去一瞧——“二爸！”
来人吓了一跳，定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我是谁，来不及寒暄，高兴地扯着我就朝村里走。
终于到家门口了，我听见了屋里热闹的拉呱声，心突突地更厉害了。
在我们这个27口人的大家庭里，吃饭是头等大事，眼前又临近年关，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的爹娘，似乎一时忘记了两个离家多年的儿子。
正在大家张罗着要开年夜饭的时候，我扣响了门。
跟离家时寒酸的模样相比，回家的我穿着二野部队的冬棉装，带着护耳棉帽，打着绑腿，因为是享受排级待遇的文化教员，还蹬了一双半高腰的黑色皮鞋。
“娘，俺回来了！”
昏暗的油灯照不清对方沧桑的脸，过了许久，被我这幅军人样吓了一跳的爹娘才反应过来，门外是已离家近十年的大儿子。
爹娘认出我来，喜得合不上嘴，赶紧把我引进屋里，母亲拉着我，凑上来仔仔细细地打量。
我记得母亲的视力一直很好，还能在深夜做活，我问她：“娘，你咋啦，是看不清儿的脸吗？”
旁边的妹妹们沉默了一阵才告诉我，娘的右眼已几乎看不见了。不知这十年，娘为我们流了多少泪。
十年过去，家中样貌没有大改，只在老院的东边，发现了3栋新起的泥墙草屋，除此之外，我还多了13个素未谋面的堂兄弟姊妹，全家人口齐全，唯独有一人不见了——我的小弟。
我忙问小弟去哪了，二爸忽然反应过来，急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封写着部队代号的信来，信是他刚刚拿到的，上面署着小弟的名字。
二爸本是赶着来送信，却和我在半路遇上了。
同一天一下得知了两个儿子的下落，爹娘和家里的亲戚们都乐得合不拢嘴。
见我回来，母亲说年前备下的东西不够，得给我包顿团圆饺子吃了才吉利。
向来不管家务事的父亲听完，二话没说，竟亲自到灶屋里，割了一大块留着年三十祭祖的肉，说这顿饺子里肉得管够。
热乎了一阵，我赶紧催二爸把信打开，这才得知小弟的下落。
他在参加胶东八路军警备4旅8团后，跟着部队从胶东半岛一路打进了上海，还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战役，现随部队驻扎在上海的金山卫。
他说自己在孟良崮战役之后加入了共产党，在淮海战役升任作战班长，解放上海后，被一纸调令调到团司令部任卫生班班长。
起初，他仍一心想留在前线作战，可整个240团挑不出几个读过初中的人来，从没搞过卫生工作的小弟硬着头皮上了岗。
没想到，那个15岁离家的小男孩已经不再是幼稚的孩童，而是一名肩负重任的老兵了。
我又赶忙追问了爹娘，小弟为啥要去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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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老家莱西水集解放的那天，自小胆大的小弟，兴致冲冲地逃课跑去围观八路军作战。
没想到第二天，一到学堂就受到了老先生的点名训斥，在那位先生眼里，读书人的黄金法则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小弟年轻气盛，哪里受得了这顿训斥，老天像是站在了这个热血少年这边，同天上午，恰逢胶东八路军警备4旅来学校招兵。
正在气头上的小弟想都没想就报了名，连家都没回，只让同村的一位同学帮转告：“帮俺告诉俺娘，俺去当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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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攻打莱西马连庄缴获的日军重机枪?
爹娘得到口信后，疯了一般赶到学校找人。
学校的两排教室间有段十几层的石阶，裹着小脚的母亲瘫在上面再也走不动了，找完校长回来的父亲说招兵的八路军早已不知去向，母亲听完瘫在台阶上，哭得起不来身。
一直到天黑，二妹和三妹提着灯笼赶到了学校，大家才一齐搀着母亲往家走。
路上有一条沙河，母亲来去全靠父亲背。平日里身手矫健的父亲，走到河心突然摔倒，一下子跪在膝盖深的河水里，手上仍紧紧托住背上的母亲不放。
妹妹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两人扶起来，手里提的灯笼却掉进河里灭了。
周围一片漆黑，只剩河岸高高的芦苇晃着黑影，两个妹妹吓哭了，背着母亲的父亲也哭了。
月光下的泪闪着悠悠的光影，和清澈的河水映在一处，那是这辈子，倔强的父亲唯一一次被人看到流泪。
回到家后，无论周围人怎么劝，母亲都不肯吃饭，一个人坐在蒲团上哭。
早秋的天气依旧闷热，有痨病的母亲憋得上不来气来，妹妹们轮换着用蒲扇扇风，直到天快明。
母亲醒来摸索着问一旁的二妹，8岁的三妹去哪了。看到正在一旁熟睡的三妹，二妹才知道，哭了一夜的母亲，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我望着有些憔悴的母亲和那双不再明亮的眼睛，多年未能尽孝的歉意涌上心头，鼻子一阵发酸。
我连夜回了封书信给小弟，谈完家里的情况，还勉励他在部队好好表现，争取更大的进步，全家人都等他归来团圆。
1950年的国庆节，我才收到了他的第一封回信。原来，春节后他所在的部队奉命进行武装泅渡和抢占滩涂演练，备战解放台湾。
当时，部队的作战训练是秘密的，指战员的书信也受到了纪律约束。所以直到结束演练转移到山东泰安后，部队才允许给家里写信。
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急忙给小弟写了一封回信，可这次却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
一个多月后的11月7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军队入朝鲜作战的消息。
这条仅有34个字的新闻，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越读越紧张，连忙照着上封信留下的地址，又给小弟去了一封信，询问今后的动向。
但我哪里知道，此时的他早已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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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后，去县城继续当教师，专门给县机关人员当文化教员。
大姐夫也在淮海战役前跑回了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不知为何，我们再见面，他待我不似从前近亲了。
多年不见的我们，彼此像生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少年的情谊就该留在少年时吧。
我的学员中有一位是县兵役局局长，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兵，那人不仅荣立特等功，还和小弟是同一批参军的战友，同在27军80师240团。
我只觉是老天眷顾我，赶紧打听了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志愿军战士叫孙明芝。我得知他春节要回家探亲，一直找人守着他的消息，他回来的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他了解小弟的情况。
孙明芝说，本来备战解放台湾的战士们心早已飞向宝岛，恨不得早一点统一两岸，但1950年11月1日的夜里，部队临近泰安火车站的营地，突然加了双警卫，只准进不准出。
大家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临战前的紧张气氛。
从上海北上山东时，小弟的卫生班带了一些医治血吸虫的石灰膏。
自1950年夏天开始，因为天天武装泅渡，部队大范围感染了血吸虫。
得了血吸虫病的人，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有气无力，苦不堪言，更不说武装训练了。
小弟带着卫生班不分白天黑夜，硬是用火烧燎杀的方法，将训练场的钉螺灭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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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疫区的全民灭螺
石灰膏很沉，一人背一袋也很吃力，仅有的马匹驮辎重都紧张，那时的营地一片忙乱，后勤股长一时找不见个人。
小弟只好去请示四处检查的团长。只见团长摆摆手，他当即意识到，部队这是要去朝鲜了。
果然这天会后，部队紧急集合奉命赶往火车站，只说要去演练，至于去哪里谁也不知道。
240团离开山东泰安后，一路越来越冷，大家才知道车在一路北上，他们的目的地是寒冷的朝鲜。
11月4日夜里，部队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后，徒步向朝鲜盖马高原腹地长津湖方向前进。
谁也没有想到，一股50年不遇的西伯利亚强寒流也进入了朝鲜北部，将整个盖马高原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坨。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林木茂密，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
240团以每天近60公里的速度，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徒步行军400多公里，于11月22日到达了长津湖以北的作战区域。
此时，盖马高原的最低温度降到了零下50多度，27军出国的第一天冻伤就多达700余人。
小弟率领卫生班下到了前线连队，去宣传防冻知识，保护好手脚才能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
卫生班告诉战士们，宿营时绝不能用热水洗手、洗脚，不能烤火，要相互把手脚伸进对方的棉衣里取暖。
坚持到11月27日夜里，震惊世界的长津湖战役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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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志愿军面对的敌人，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1师和享有“滴漏师”之称的美7师。
小弟所在部队的240团2个营，负责攻打1个加强营美军驻守的内峙洞。孙明芝是8连的重机枪班班长，在内峙洞战斗中，8连只剩了他和另一位指导员。
追击敌人的路上，扛着马克沁重机枪的孙明芝还遇见了小弟。
小弟叮嘱他，说美国佬的飞机和大炮专打重火力点，不能老在一个位置打，到时多换几个位置打，还送了他几支卷好了的旱烟。
当时的志愿军27军，每个师有一个卫生连，每个团有一个卫生排，而且大都分配到了基层连队担任战地救护。
说是救护，其实就是往下背伤员，因为在平均零下40多度的极寒天气里，志愿军战士的伤口不出几分钟就被冻住，几乎不用止血。
经过几天的激战，240团只剩下了残缺不全的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和炊事班。
这些看似班的编制，其实并不普通，实际相当于军干部大队和师的教导队，是240团的“种子”和“骨干”。
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时，天已经大亮，鹅毛大雪仍在下着，而四面被围的“北极熊团”仍在孤注一掷地抵抗。
起初，240团于春圃团长只是命令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追击，可眼见美军要跑，没有配枪的炊事班也抡着菜刀、铁铲和扁担跟了上去。
这是240团对新兴里“北极熊团”的最后一击。
到12月2日夜里12点，240团又接到了越过冰封的湖面继续追击的命令。
离开战场前，后勤部队立即打扫战场，但直到12月24日长津湖战役结束，也没有发现小弟。
活不见人，死不见体，部队只好将小弟列为失踪人员。
当时，失踪志愿军无非三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被俘，要么当了逃兵。
这三个结局，都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看我神色大变，孙明芝又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只是没有找到尸体而已。
他相信那个硬骨头的年轻人绝不会被俘，更不会当逃兵。
这一刻我不知该希望自己的亲弟弟是死，还是希望他活。谁会想要自己的兄弟死呢，但活着又只剩一个可能，他成了叛徒，背上了永远都洗不掉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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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消息要是告诉爹娘，只能让他们更加心焦。
更何况这些只是推断，母亲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难道我还要让她把两只眼睛都哭瞎才心静吗？
我不能。
我只能把从孙明芝这里了解的疑虑和担忧藏在心里。爹娘问起来，我只说小弟的部队还在朝鲜打仗，他才19岁，迟两年回家娶亲也不晚。
几年里，兄弟姐妹们陆续都成了家，那个年代做军属是异常光荣的事情，我的两个妹妹不约而同都嫁给了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军嫂。只有大姐夫是和我一样平凡的教书匠。
妹夫们也积极帮忙四处打听小弟的消息，每次母亲看到他们，都会问起小弟的下落。
二妹夫张文焕所在的26军也参加了长津湖战役，1955年春节跟二妹结婚时，他已是一名大尉军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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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妹一家
父亲见了做军官的女婿只顾得乐了，可心细的母亲却将我叫到一边问， “26军都回国了，那你弟的27军怎么还不回国？”
我还没想好词，母亲又问，“二姑爷这么大的官都回来了，你弟不就是个班长嘛，还留在朝鲜干啥呢？”
我只好编理由搪塞说，俩人不是一个部队，小弟的部队留在朝鲜还有任务。
实际上，早在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早已宣告结束了。
两年后三妹也结婚了，三妹夫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军官，爹娘见一身雪白军装的三妹夫更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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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妹一家
母亲高兴之余又回过神来问我，“海上的部队都回来了，你弟弟那个地上的部队怎么还没信呢？”
“海军没有参加抗美援朝”，我又一次糊弄了过去。
三妹婚礼时，我特意把俩妹夫叫到一旁，把孙明芝的话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门道能帮忙打听打听。
他们凭着多年的从军经验分析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除非他当了俘虏，去了台湾。
台湾——这个曾经在小弟的信中让全家人感到无比荣耀的名词，却成了我心中一道很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在这道阴影真正降临之前，打破家中宁静的却是另一道晴天霹雳。
1957年的春天，我的大姐夫突然被当地公安部门逮捕入狱。
他是我的同学加姐夫，也曾是一名抗战流亡学生，我们是老相识，又是亲人，他能犯什么事？
一头雾水的我向县公安局局长一打听，顿时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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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姐夫，不但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回到家乡后还一直与其他特务用密信保持联系。
原来大姐夫口中那份兰州国防办公厅的工作，实则是国民党的军统特训班。我想起曾给他要件衣服却被拒绝的往事，想必做这种工作的他是不想过多和亲人亲近吧。
当时他加入的军统特训班，本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在华特务，可没等毕业，日军就投降了，他们开始把矛头对准自己人。
解放战争期间，在苏北执行任务的大姐夫偷偷跑回了家乡，隐藏身份做起了小学教师。
没有人知道他的军统特务的身份，也没人知道他仍旧在为过去的“老东家”服务。大姐更是直到丈夫被逮捕也不知情，只是哭着到县机关所在的“福顺德”小楼找我帮帮她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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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楼——二楼东侧正面第一个房间是我的办公室
姐夫这次是在酒馆里与来人接头时被警察抓了个正着，无可争辩，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我清楚当时的政策，只要亲属里出了特务，除了要被人嚼舌根戳脊梁骨，一辈子被人看不起，家族的子女们更是会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未来前途渺茫。
若是小弟也做了俘虏，投敌叛国，那我们全家一定会被当做反面典型，不知有多少罪要遭，17位亲堂兄弟姊妹的孩子，恐怕最多只有读小学的份了。
想到这里，我更加心慌起来，搞清小弟的下落成了事关家族未来的大事。
我想起了在新华社总部工作的同学，连忙去信给对方，求他帮忙联系解放军分社的同事，看能否打听一下小弟的下落。
对方在回信中说，依据当时情况看，长津湖战役惨烈异常，连美军的“北极熊团”都只逃出了300多人，能在这场战斗中保住性命就谢天谢地了，比起被俘，小弟牺牲的可能性更大。
或许是为了帮我缓解焦虑的情绪，他冒着风险告知我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当时，这个消息连县委书记和县长也不知情，更别说其他人了。
我知道这是国家机密，不能说，只能把这两个消息压在心底，我几乎找遍了能联系的朋友，已是山穷水尽，无奈之下只能把一切都交给时间。
莱西1945年秋天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在每年春节派人给军人家属发放“军属光荣”和“烈属光荣”牌。
转眼到了1958年的春节。大年三十的上午，大家都在盼着，在一片锣鼓喧天和“拥军秧歌”声中，像往年一样，村支书将一块木质红字的“军属光荣”的牌匾，钉在了我家的门框上。
每年有了这块牌子，全家就像是握住了免死金牌，“军属”，“烈属”一字之差，足以让我们相信，小弟确实还活着。
父亲喜得合不拢嘴，对放假回家的我说，你瞧，你弟一人参军，全家跟着光荣！
只是母亲仍是叹气，问我，光荣是光荣，可光荣了这么多年，小弟为何连封信也不能写呢？
看着因为想念弟弟已经哭瞎一只眼睛的母亲，我只能不断用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北京的同学来信了，还有志愿军留在了朝鲜搞建设，没准儿小弟就在里面。”
1958年的3月12日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志愿军总部撤离朝鲜的公告，志愿军年内将分三批全部从朝鲜回国。
我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感觉，快十年了，如果活着的小弟还没有消息，那一定是当俘虏去了台湾。
那时的台湾，还是人们口中的禁忌。我只能把这样的疑问压在心底，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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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国庆节，已经35岁的我终于成家了。
母亲问妻子，说小弟留在朝鲜搞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娶媳妇啊。
年纪尚轻的妻子还很单纯，说起自己听说过的一位抗美援朝的战士，回国时就带回一个漂亮的朝鲜媳妇。
听妻子这么一说，母亲乐得止不住地流泪。
没想到当年腊月里的一天，县兵役局的两名干部神色沉重走进了家里。
正在搓苞米的爹娘，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兵役局的人恭恭敬敬地掏出了烈士证书。
两位老人不认字，兵役局的人只好捧起烈士证书来读。当听清小弟牺牲的确切消息后，母亲当场哭倒在地。
父亲则是蹲在角落里一个劲地吸着旱烟，当两名干部准备离开时，他忽然扔掉了烟袋锅，抄起门边的铁锨朝人身上砍去。
兵役局的干部不知送过多少次烈士证书，可从来没遇见这阵势，急忙拔腿往外跑。
父亲一直追到了大街上，边追边骂：“俺儿都死这么多年了，县里这才吭声？8年啊！婢养的，还俺儿！”
村里的人，包括陪同的村支书，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大家都同情已经年纪古稀的父亲，等了八年，盼了八年，儿子却早已不在这世上了。
兵役局的干部回去后马上报告了县里，县领导交待我，赶紧回家好好安抚一下父亲，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我知道我弟是硬汉子，不会当逃兵，更不会当叛徒，但我过去一直都不敢想，那个一路跟着我的男孩是不是真的不在了，直到今天，我心里的石头才重重地落了：
我弟真的永远不会回来了。
当我骑着县里通讯员的自行车赶回家时，看到本来视力就弱的母亲仍在撕心裂肺地哭，哭小弟15岁离家，哭他死之前也没成个亲，哭我骗了她这么多年。
而父亲依旧拄着铁锨站在街门口，见我回来了，又大声嚷道：“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可人死了8年了，8年了，县里才吱声！”
村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倔劲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这口气不平他心里的坎是过不去的，我顿了顿，就算要被处分，也只能如此了。
我轻轻凑上前，悄声告诉别过脸的父亲——毛主席的儿子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父亲愣了一会儿，这才跟我走进了院子，埋头蹲在门槛的一角，一袋接着一袋地又抽起了旱烟袋锅。
驻守在朝鲜的9兵团奉命回国后，各军曾留下一个小分队寻找失踪人员。可1953年7月27日，中美交换了最后一批战俘后，27军的战俘名单却没有小弟。
到了1958年3月，志愿军全面撤军之前，继续留下来的人员曾再次进入长津湖地区。
一个朝鲜老乡来报告说，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不少尸体的痕迹，留守的部队派人赶过去查看了一番，终于在还没腐烂的“光荣条”上看到了小弟的名字，这才确定了他的烈士身份。
过去的人总说苦吃得越多越显老，但长久以来，虽然几度生死徘徊，我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直到确定小弟牺牲。
不足一月，不知不觉中，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正值壮年的汉子看上去，活像半百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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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节的大年三十，又到了送光荣牌的时候，不过这一次，连续送了15年的红色“军属光荣”牌，却变成了红底黑字的“烈属光荣”。
那年我除了用平常节约的饭票买了1斤猪肉和50斤地瓜干，还专门请人画了两张小弟的画像：一张头戴大檐帽，一张骑着高头大马。
画家凭着我的描述并参考27军入朝前的照片，为小弟画了这两张遗像。
快二十年没见的亲人，再见面却成了画中人。
母亲双手摸索着小弟的画像，禁不住又哭出了声来。父亲把画像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他终于把儿子盼“回家”了。
母亲的另一只眼睛也很快哭瞎了，看面前的人和东西都是重影，但仍坚持每年夏天摸索着翻做一家人的棉被与棉衣。
妻子有次回老家看母亲，只见母亲独自在院子里的树底下缝被褥，因为看不清手指都被针扎破了，可她还在缝，妻子急忙接过了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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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和儿子孙波沙（本文作者）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后悔没能给弟弟早些成亲，那样的话留下个一儿半女，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
文革开始后，我没能逃过，因为大姐夫的特务身份，造反派非让和大姐夫同读过国立22中的我，也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1966年秋天，我被下放到自己和小弟曾经就读的县第三小学，离老家不过一河之隔，但连续3个多月不准回家，白天教书夜里挨斗。
我说自己是为了抗日才去大后方读书的，教了半辈子书。他们听不进去，将我拉到课桌上，用虎口粗的蜡树棍将我打到在地，接着又拉上课桌，再一棍子打下来。
我的一位同事因受不了批斗，夜里跳出院墙跑到1公里外的县化肥厂，爬上几十米高的烟筒结束了生命。
造反派见逼死了人，我的弟弟又是烈士，才放了我一把。
妻子带着曾是老兵的岳父来学校寻我，看着我青一块紫一块的身子和血呼呼的脸，问我怎么挺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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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左二）
我说，我弟弟是光荣的烈士，他在那边守着我呢，万一被打死了，我也跟他一样，是一名烈士了。
妻子哭了，说哪有这样的烈士啊，这样的烈士谁会承认呢。
我想，天上的小弟一定是看见了，才故意在家里最难的时候把自己那张“烈士证”送回了家里。他的命化作了一副坚固的盾牌，护住了全家在刀光剑戟下的太平日子。
但即便有小弟的身份相护，我的处境都如此艰难，那大姐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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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看出我的忧虑，敏感时期考虑到我的公职身份，泼辣直爽的妻子没有一丝犹豫，说：“你放心，我去监狱看他。”
我用节省的饭票买了一些混合面粉的窝窝头，交给了妻子带去监狱。那时候我的工资要接济父母和大姐一家的开销，常常一分多余的钱都拿不出来。
妻子的布鞋早就破了，大脚趾整个露在外面，却连买线缝鞋的钱都舍不得花。独自一人骑上自行车就去了50里外的莱阳监狱。
妻子见到大姐夫时，他只穿了条破裤子和鞋子，光着脊梁，说上衣洗了还没干，他低着头，眼眶红红的，那是在家人面前，才会显露的脆弱。
大姐夫、小弟，我……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们的过往，如果我们都像小弟一样战死疆场，也是一种幸运吧。
有天夜里工厂公映一部电影，是讲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我也赶去凑热闹。那天晚上我毫无睡意，起身到宿舍外的大院里散心。
我寻了张石凳坐下，因为流亡时染上肺病，烟是从来不敢碰的。但那天的我不知犯了什么魔怔，翻出一盒压箱底的香烟抽了起来。
旁边的柳树在温柔的月光显得自在悠然，让我想起家门口那汪水湾旁的大柳树。
我好像又看到多年以前，小弟笑嘻嘻地偷偷溜上来，逮住靠在树下正在读书的我，要我给他讲故事，陪他打皮枪。
他的笑容在黑夜里清晰起来，我伸出手想去够那张笑脸，却只握住自己口中吐出的烟雾。
我揉了揉泛花的双眼，脸颊和手心泛起一阵潮湿的凉意。
我知道小弟的遗骨早已在他乡作土，跟那片陌生的土地融在一起，我没有机会带他回家了。但我至少要留下他的名字，他们的故事。
我怕自己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这项事业，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儿子孙波沙：“你的叔叔叫孙明祥，所属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80师240团，牺牲在朝鲜的长津湖战役中，以后有机会一定去看看他。”
儿子后来花了数十年，走访了上百位志愿军老兵，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立志要记录下那些在长津湖牺牲的“叔叔”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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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边）和儿子孙波沙的档案照合影
我的家乡有个习俗，年三十的饺子要等到午夜吃，这样那边的亲人这时才会出来看一眼人间，吃上几个饺子。
每年的午夜时分，我都能看见在院里忙活的母亲，只是她的腰越来越弯了，我看着这座熟悉的院子，眼前的月光被泪水洇出重影。
母亲还像过去一样，盛上一碗多放了肉沫的饺子，端到院子里，提着弟弟的乳名念念有词地说：“宽儿啊，过年了，娘给你包的饺子，你在那边多吃几个吧！”
那些回不了家的孩子，终归会被所有人遗忘，只有母亲永远记得。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醒着，做梦

沙发 醒着，做梦说：
冰血长津湖05，真实战争故事，9月10日，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现在说到朝鲜，大家都当成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殊不知，它也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辉煌过，繁荣程度不但远超中国，也高于韩国，令人羡慕。
特别是到七十年代末，中国人均GDP仅有245元人民币，朝鲜却已高达600美元，且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那时期的朝鲜，不仅物质生活丰富，文化也引领亚洲先锋。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引入中国后，一下风靡各大城市，成了中国年度票房冠军。
电影讲述因朝韩战争而不幸分离的两姐妹，她们分别在朝鲜、韩国长大后，天壤之别的命运。
中国解放军第81师的副师长黄万丰，也和战友去看了这部电影，当片中主题曲《爸爸的祝福》响起时，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25年，那被强留在朝鲜的女儿，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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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冠军，是从朝鲜引进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
一天，转业到地方的通讯员来部队看我，我时任解放军第81师副师长。
晚饭后，我陪着在朝鲜战场一起出生入死的通讯员，到部队大礼堂看这部朝鲜电影。这在地方还一时看不到。
当影片的主题曲《爸爸的祝福》响起，通讯员已是泪流满面。
他转向同样热泪盈眶的我，说：“首长，这不就是那朝鲜女上尉唱的《祝福歌》嘛！”
我猛地想了起来，说：“是啊，她当时唱的歌，就是这个调调。”
我的心不由抽动了一下，一个小小的人儿出现在眼前，她该有28岁了，没准已经结婚成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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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0年的冬天，我们第27军秘密集结在朝鲜长津湖畔，开始抗美援朝第二次东线战役。
这一年我才23岁，是第27军81师243团1营1连的连长。
在零下40度的极寒中，我连作为预备队之一，负责在长津湖以东警戒。
几天后，传来一条消息，长津湖东岸的美军第7师17团，忘乎所以，竟站在鸭绿江边朝中国方向撒起尿来，以侮辱我新中国。
婢养的，老天爷也不冻掉美国佬那鸡　巴玩意儿。
这个动作十分下流，战士们听后纷纷骂起来，说等战场上逮到17团的人，一定让他们喝自己的尿。
我提醒战士们说，我们不能学美国佬那一套，我们要用战斗力和美国佬说话，打得他们心服口服。
战场的预备队往往有两个结果，如果仗打顺了的话，不需要放一枪一弹，上去打扫战场即可。但若仗打不顺，预备队就成了敢死队。
起先，我军在新兴里方向安排了2个团的预备队，除了我们243团，还有兄弟团242团。
11月27日，在冰天雪地里已经隐蔽守候了6天的志愿军战士，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将在帐篷、睡袋里的美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四天后，美军第7师全线撤退。
此时，242团作为预备队第一梯队加入了攻击，可才战斗到12月1日的午夜，全团仅剩下不到2个连的战斗力，仅正连级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4人。
他们攻击的正是美军第7师的“北极熊团”，王牌中的王牌。我团奉命连夜急行军，支援242团。
等我连赶到后浦时，“北极熊团”已经被彻底降伏了，除了我军包围圈外，其余的不是被击毙就是当了俘虏。
后来才知道，在围歼“北极熊团”时，242团的第5连受命在附近的水门桥处，阻击来援敌人，冰天雪地无法做工事，只能趴在雪坑里，枪口一齐对准前方。
饥寒交迫中，一夜之间，全连100多人竟然化作了一座座晶莹的冰雕，牺牲后的他们保持着完整的战斗队形，每个人都手握武器，随时准备射击的姿势……
全歼“北极熊团”的奇迹和志愿军的突然袭击，迫使整个东线的美军吓破了胆，扔下大量伤员、尸体于不顾，争先恐后逃到了南部的后方。
我连也接到新任务，需要于12月2日夜跨过冰封的长津湖，朝西岸方向机动待命，随时支援其他一线阵地。
当时志愿军战术都是昼伏夜出，白天不敢动，怕美军的飞机轰炸。
出发命令到达之前，我们1连的任务仍是警戒。敌人都投降了，还警戒什么啊？我当即下令各排赶紧去打扫战场。
看着随处可见的美军武器，我让战士丢掉手中步枪，统统换成美式M1自动步枪，它能一次连发8发子弹，比我们大多战士手中的“单打一”步枪要强太多了。
除了换枪，我们只要吃的，大家早就饿坏了，饼干当场就吃掉了，只剩下了一些肉罐头带走。
我吞了几块饼干，刚噼里啪啦打开了一支自动步枪枪栓，准备瞄准时，出发的命令也到了。
恰恰这时，朝鲜语联络员抱着一个朝鲜小女孩跑了过来。
我一问才知道，小女孩5岁，名叫娇静子，父母在昨天美军的轰炸中双双身亡。
朝鲜语联络员遇见她时，她已经哭得没有眼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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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胶东牟平，17岁参加八路军，不知打过多少恶仗，最看不得老百姓遭殃，因为我自己也是穷苦人出身。
尤其是到了朝鲜战场后，因为都是夜里行军，一路上，借着暗淡朦胧的月光，随处可见惨遭杀害的朝鲜人民的尸体。
有的房屋被炸塌了，燃烧未尽的木料屋架上闪着点点火星，飘着丝丝青烟，还有趴在母亲身上哭泣的孩子。
他们穿着白色衣裙的母亲已经死去，被炸飞的白色衣裙挂在树梢上，白色的布条在寒风中抖动。
活着的老乡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呼喊着，眼泪，血水，泥土一齐糊在脸上，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约而同展现着同一个表情，就是惊恐。
这些惨状，刺激着每一个志愿军的心，大家低头前行，不忍直视。军务在身，军情紧急，每个人都必须跟着队伍急行，无法对那些哭泣的孩子伸出援手。
即便如此，只要没有炮火，善良的朝鲜民众一见到志愿军，还是抢着把藏在窖子里救命用的土豆拿来让我们吃。
每每这时，我就教育战士们，不为别的，就是为这些和我们父母兄弟姊妹一样的朝鲜老百姓，我们也得打败横行霸道的美国佬。
此刻眼前的小人儿，穿的破破烂烂，个头还没有椅背高。在这冰天雪地里，要是放着不管，最多一夜，她必死无疑。
我看她眼角的泪水已经结冰了，可我不敢去动，因为一动，眼角的皮肤就会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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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根据现场还原
我家乡许多人闯过关东，我有这个御寒的经验，最有效的办法是到目的地不准立刻休息，不停走动一阵保持血液循环；
二是“搓”，不管路上多累，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用雪搓手脚。
特别是耳朵和嘴角、眼角结冰了不要去用手摸，让它自然化掉，所以我们连队过江后没有一个冻亡和严重冻伤。
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我让炊事班长倒出一个竹筐，再用自己的棉被子将小女孩包裹好，挑起竹筐开始了急行军。
竹筐挑孩子是我老家土法子，扁担两头挂着筐子，一头装着物件，一头坐着孩子，走得快还省劲。
这个叫娇静子的小女孩，个头很小，此刻窝在竹筐里，可以坐，也可以躺，活像个鸟窝里的小鸟。
起初，竹筐里的她还是警惕地看着我，不多一会儿，就打起了瞌睡来。
人小的时候觉格外多，但这是来回晃荡的竹筐，还有不时响起的枪声，这也能睡得着，她该是多累啊。
不知为何，我心里突然冒出个奇怪的想法，这次轮到我们去当敢死队了，如果我牺牲了，娇静子就权算是我捡来的闺女吧。
我还没结婚啊，她或许是我朝鲜战场唯一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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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拂晓，连队到达了长津湖西岸边的宿营地。
见上级一时没有命令，我叫上通讯员拆了我的棉被，给孩子赶身衣服，她身上的衣服实在太破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在炮火中活下来的，命可真大。
通讯员的手果然又快又巧，快到傍晚，就给娇静子赶出了一身棉袄和棉裤。
朝鲜女人的传统服饰是短褂长裙，不管男女，都爱穿素色的衣物。看着娇静子穿上这一身黄绿色的小衣裤，模样简直精神极了，我这棉被拆得真值！
零下几十度行军，衣服和棉被都是救命的东西，先救孩子的命要紧，我睡觉再想办法吧。
虽然语言不同，但不知道为何，小人儿乖乖听我摆布，不哭不闹的，我刚给她穿上了新棉衣时，南下的命令也到了。
我挑起娇静子，又开始了夜行军，等赶到指定集结地时，前方1224高地方向已是枪声大作。
预感到大战即将来临，我急忙将娇静子交给了炊事班长，像下战斗命令一样叮嘱炊事班长：“你丢了什么，也不能把娇静子给我弄丢了，啊！”
炊事班长一个立正，大声说：“是！”
随即，我带领1连跑步赶到了1224高地，等候命令。到黎明时分，接到防守高地的命令。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做预备队，1连此时可谓兵强马壮、弹药充足，战斗开始时，仅用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就将美军死死挡在了高地前。
一时伤亡剧增的美军，立即停止攻击。天亮后，超过100架次的美机陆续抵达高地上空，重磅炸弹、凝固汽油弹、机关炮，轮番轰炸扫射后，陆地美军向高地发起了攻击。
战斗到中午，我连两门迫击炮打完了所有炮弹，3排阵地危在旦夕，我急命预备队1排前去截击。
1排有对亲兄弟，同在一个班，哥哥陈本中是副班长，弟弟陈本华是班长。
兄弟俩都要求去最前沿阻击点，哥哥找到了我，说自己不怕死，唯一的要求是留下弟弟作预备队员，给陈家留个后。
可弟弟也找到我说，自己是班长，危险时刻哪能让副班长先上，要么一起到阻击点，要么副班长留下来。
副班长，哥哥；班长，弟弟。
见兄弟俩各执己见不肯让步，而美军也快接近了阵地，我只好同意兄弟俩都上前沿阻击点。
极寒天气的阵地上，战斗异常激烈，美军拼命攻击，我们在死命阻击，没过多久，班长陈本华不幸中弹，牺牲在了哥哥的面前。
陈本中强忍着悲痛，跳出战壕，将弟弟的遗体拖到了身后的背坡处，将其雪葬后，又返回了前沿阵地。
只见回去的他压上了一个弹夹后，突然叫骂着端起轻机枪，发疯一般冲向了不远处的美军，这不要命的举动，一下把进攻的小队美军吓得撤下山脚。
看见这一幕后，我急忙派通讯员跑过来，命令陈本中撤到二线阵地。可一心想要为弟弟报仇的陈本中，怎么也劝不下来。
不能给陈家断后，大家都想护下这悲愤中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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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持续到下午，美军见久攻不下，急忙派英军的加强坦克排前来救援。
在炮火的掩护下，我亲自带领1排2班冲出阵地，炸毁了公路上的几辆榴弹炮牵引车，将敌军的车队堵在了公路桥以西。
见阻击任务完成，我立即带领2班撤回了高地上，一看少了个陈德生。
瞭望哨的通讯员一看，他正在桥头阵地包扎伤口，眼见东面美军的4辆坦克开了过来，陈德生抓着防坦克手榴弹从桥下迎了上去。
在这险象环生中，陈德生竟然接连炸瘫了3辆坦克，第四辆坦克见状掉头逃走了。
见突围和救援同时受挫，美军又一次呼叫来20多架轰炸机，密集轰炸后，凝固汽油弹产生的巨大热浪，将齐膝深的雪化成了污浊的水……
闻讯赶来的第81师孙端夫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到1224高地的惨状后，心急如焚地对我们的团长说：“黄万丰的1连，怕要报销了！”
好在我早已改变了阻击战术，运动作战一直坚持到下午4点多，美军见天色已晚，夜间突围将付出加倍的伤亡，主动停止攻击。
放弃汽车徒步的美军主力，十分狼狈狂奔起来。我一看美军要跑，立即带领战士冲下了高地，四处射杀掉队并拒绝投降的小股美军。
而调头返回救援的美军敌机，见敌我双方近距离混战在一起，无法投弹，也只好又转身去掩护前方。
这一战，我们击毙220名美军，缴获了20辆卡车和16门105榴弹炮，还有陈德生炸毁的那3辆坦克，以及美军丢掉的罐头和饼干若干。
看到吃的，我才突然想起了娇静子，因为罐头她之前已经吃过了，可容易消化的饼干还没有捞着吃。
我抓上饼干，让通讯员先带上几盒，赶紧先送去后方的炊事班。
以前我只是光棍一个，无牵无挂，如今有了娇静子，突然对活着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通讯员刚离开，营里的命令到了，我连集结后沿江咸公路的右翼，去侧击逃跑的美军。
我向来执行命令不打折扣，可这一次我没有立即传达命令，我得等陈德生呀。
刚刚打扫战场没有发现他，直觉告诉我，战斗经验丰富的陈德生一定能活着回来。
陈德生是广东江门人，有着广东人特有的聪明劲，打仗十分机灵，我十分喜欢这名广东兵，时常学着他的腔调，喊他“广东仔”。
美国佬的坦克都让他炸掉了，打扫战场又没见到他，这个广东仔去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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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给娇静子送饼干的通讯员已经返回，又报告说，营里来人催了，问我们何时出发。
看着阵地下还冒着烟的3辆坦克，我问通讯员，你不是说这坦克是广东仔打掉嘛，广东仔现在人呢？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通讯员没办法，只好带上两名战士，去寻找陈德生。
我也趁着间隙赶回到了炊事班。这次战斗和以前的都不一样，只要枪炮一停，我心里总是担心那个小人儿。
回到炊事班一看，没想到在这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吃过饼干的娇静子，此时已经熟着了。
圆圆的小脸，弯弯的睫毛，嘟囔的小嘴，不知她的梦里会有什么。就是布娃娃也舍不得扔呀，更何况还是个活生生的人。
这一天的相处，估计炊事班长也喜欢得很，正利用先前剩下的一截棉被，在给娇静子缝小棉被呢。
我吃了几口刚缴获的罐头，接过炊事班长的针线，缝好了最后几针后，炊事班长递上了他的旱烟袋，说让我吸一口养养神。
我抽了几口的烟，突然又想起了陈德生。因为此前陈德生说过，如果能活着回国，回家给我捎广东最好的水烟抽。
突然，通讯员跑进来报告说：“连长，广东仔回来了。”
我出门一看，陈德生正被两名战士架着，我只顾高兴了，挥手就捅了他一拳说，“我就说嘛，你这个广东仔一定能活着回来，你老家的水烟我还没抽呢。”
陈德生一个趔趄，说：“连长，你轻点啊！”
这时我才知道，他浑身上下受了5处重伤。我赶紧让两名战士将陈德生送到了团卫生队，这才下达了转移的命令。
开始迂回追击美军后，我们都是夜里行军，白天宿营。只要不打仗，无论白天还是夜间，我都让娇静子待在自己的身边。
即便是行军也自己挑着走，生怕将已经是孤儿的娇静子遗落在什么地方找不到了。
而一旦参加战斗，我便将娇静子交给炊事班长，每次都像下战斗命令一样，认真叮嘱炊事班长：“你丢了什么，也不能把娇静子给我弄丢了，啊！”
12月11日傍晚，我们追击到了上通里的侧翼，再往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无疑，这里成了我们截击美军的最佳地点。
听到前方铁路一线激烈枪声后，我急忙将挑着娇静子的扁担交给了炊事班长，命令大家做好随时出击的准备。
不一会儿，通讯员就送来师长的命令，我带着1连紧急前往阻击阵地，只见前后左右吐着火舌的第二辆火车，已经跑出了火力射程。
这时，师里的命令又到了，我们1连由预备队变前卫，连夜朝咸兴方向追击。
我回到炊事班，挑起娇静子接着开始了急行军。
这样左肩换右肩走了约一个小时，我刚想放下担子喘口气，被噩梦惊醒的娇静子突然大声哭喊起来：“阿妈妮，阿妈妮……”
炊事班长急忙跑过来，一边哄着哭声不断的娇静子，一边焦急地看着我。急行军中孩子的哭声，不仅影响军心，甚至会引来敌机的轰炸。
我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挑起扁担原地转了几圈，没想到，娇静子竟出奇地安静下来。
看着我挑着扁担不停地原地转圈，炊事班长气得就骂，都是这可恶的美国佬造的孽。
将近半个月的行军中，娇静子早成了全连的中心人物。战士们只要有空闲，第一件事就是来看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小人儿。
这聪明的小人儿却学会了认人，全连几十个争相对她好的糙汉子，她就数和我最亲。
也不管我打仗累不累，她已经习惯了我挑担子，一旦换了别人，她就会哭闹，我索性也坚持一个人来挑娇静子。
这可能就是上天安排的父女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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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军的追击部署，我们第81师将沿公路进逼咸兴，然后与其他部队合围美军的后勤基地兴南港。
但这之前，我们缴获的罐头已经快吃完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炊事班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打胜仗上了。
12月14日夜里，我连奉命攻击咸兴的美军，临出发前，炊事班长特地找到我说，千万别忘了搞点吃的来。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连队回到始发地的隐蔽处时，炊事班长还以为我们打了胜仗，急忙问：“连长，打胜仗了吧，缴获吃的了没？”
我没好气地说：“缴获个头。”
炊事班长着急问：“怎么了？”
“美国佬的火力太密了，靠不近也打不动。”见炊事班长明白了几分，我又急忙问：“娇静子呢？”
炊事班长指了指远处，说刚给她吃了两勺牛肉罐头，这才睡着了。
这是我们全连仅剩下的2个牛肉罐头，是留给重伤员救命的。

炊事班长没有办法，只好用水煮罐头熬汤，撑了一个白天，而到了夜里，娇静子又饿得啼哭起来。
一个伤员掏出了自己仅有的小半瓶罐头，炊事班长用开水泡成浆糊状，给娇静子喂了几口，娇静子这才止住了哭声。
剩下的罐头，娇静子又吃了2天。大人能扛饿，孩子不行，饿了就哭，我心里着急，但又毫无办法。
坚持到了12月18日，美军开始了大规模撤退，我带领战士第一个冲进了咸兴，一番搜索后，俘虏虽然没有抓到，却发现了一包美军遗落的糖果。
心里比抓俘虏还高兴，抓了一把让通讯员赶紧先送回炊事班。有了糖果，娇静子就不会哭闹了。
我和战士们每人也吃了几块糖果，继续朝兴南港方向追击，等追到离港口不到3公里时，美军的飞机和军舰上的炮火，又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火力圈，部队只好再次停了下来。
这样对峙到晚上，美军的飞机轰炸停了下来，军舰上的远程炮火也出现了空档，我一看机会来了，带上3名体力最好的战士摸进了火力圈去找吃的。
借着炮火的光亮，我们摸到了美军的一个后勤仓库，里面是成堆的罐头，来不及细看，大伙各自背上一箱开始回撤。
我们前脚离开仓库，后脚就遭遇了美军巡逻队，只能一路边打边撤，背后的罐头箱叮当作响，刚开始还重的很，越跑身上反而越轻快。
接应的战士发现我们后，一群人惊得目瞪口呆，赶紧围上来查看情况，一个战士吓得大叫：“连长，你们伤成这个样子还能跑啊！”
我回头一看，3名战士的后背和棉裤腿，无不是血淋淋的一片，再一瞅自己的后棉裤腿，也是一片猩红。
原来，我们背的不是肉罐头，而是一箱两大桶的西红柿汁罐头，几乎全叫美军给击穿了，所以才越跑越省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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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根据现场还原
闻声赶来的炊事班长，把每个桶都掏出来摇晃了大半天，才折出了大半桶西红柿汁，再和上开水分给战士们和娇静子吃。
看着血红血红的西红柿汁，小人儿吓坏了，小嘴紧闭，眼神里透着抗拒。她一定是当成了鲜血，心里害怕呢。
我一边说着她听不懂的话，一边假装放松享受地喝了一大口，见我喝完没啥事，鬼机灵这才抿着小嘴儿，咕咚咕咚喝起来。
可吃完之后没一会，大家觉得更饿了，那时候才反应过来，这酸酸甜甜的玩意开胃。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西红柿汁罐头，也是第一次吃。美军的后勤补给，那真是世界一流呀。
羡慕的同时，更感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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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拂晓，美军炸毁后勤基地，烧毁了仓库全部给养，顺利撤离了兴南港。
没来得及撤退的平民痛苦地哀嚎着，低矮的茅屋在数秒内被夷为平地，大火和浓烟吞噬了这座平静的海边小城。
迎着还没有消失的爆炸声与硝烟，我带领连队又是第一个冲进了一片废墟的兴南港。
望着地狱一样的场面，我不知道，又会出现有多少个“娇静子”，又有多少个“娇静子”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就化作了灰烬。
这些日子，除了行军打仗，我一刻都不离娇静子，因为我成了娇静子的依靠，娇静子也成了我的心上肉。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部队奉命去天气比较暖和的咸兴一带休整，3个多月过后，又奉命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这个时候，我已经是235团1营的参谋长了。
第五次战役不仅打得急、打得大，也打得远，到了后期聚歼美军不成，反倒成了紧急突围。
在残酷的突围战中，我依旧挑着娇静子行军，一旦战斗就交给留在后方的炊事班，不仅我，全连都认定这是上天送给我的女儿。
历经一个多月，我不仅以最少的伤亡带回了部队，娇静子也毫发无损。
师部早知道我带着娇静子行军打战的事，也没有下达相关指示，让我留下，还是继续带着走。
命令没来之前，我们就这样一路行军，一路作伴。
1952年10月1日，这一天是国庆节，军文工团恰好来我团慰问演出，第一个节目是手风琴伴唱《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这雄壮的歌声一出，现场立即沸腾了，前几排的战士们纷纷站起来，忘情地打着节拍跟唱起来。
见战士们挡住了视线，我急忙将娇静子扛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拉着娇静子的小手也跟着哼唱起来。
这时，我在团警卫排当排长的老乡，将我悄悄拉出了会场：“老伙计，我们死不了了！”
我一头雾水，警卫排长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他听团首长说，我们27军要换防回国了。
“命令很快就宣布，注意保密。”警卫排长小声说。
一听说部队要回国，我急忙返回现场，从通讯员身上接过娇静子。
我能带着闺女回国了！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我赶紧带着娇静子赶去了附近的集市，用自己不舍得花的津贴，给娇静子量做了一身新衣服。
回到驻地后，又托结束演出的文工团女战士，给娇静子剪了发洗了澡，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我强压住内心的欣喜，这种由内而外荡漾出的喜悦感染了周边的人，小人儿也笑开了脸。
是呀，我不仅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还多了个女儿，这真是天大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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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地等到10月3日，回国的正式命令到了——傍晚部队集结，4日拂晓前乘火车秘密回国。
就在大家都为这个命令兴高采烈之际，一瓢冷水浇在我的头上。
我是万万没想到，师部在这时派人专门来转告我：志愿军不能带任何朝鲜人回国，娇静子必须留下。
此前，我带着朝鲜孤儿行军打仗的事儿，已经传遍了81师，师首长们既没有表扬，但也没有批评。
我本以为师部已经默许了我们这对半路结缘的父女。
我一下急了，直接跑去找团政委，团政委说做不了主，我又找到师政治部主任。
我告诉主任，娇静子是个孤儿，我带着她两年了，出生入死，我能把仗打完就靠这个念想，她就是我闺女，我要带娇静子回去过好日子，我舍不得她，她也离不开我！
政治部主任虽然深受感动，可志愿军总部有令在先，他只能开导我说，这不是一个娇静子的问题，这是国家与国家的政治问题。
再说，战后朝鲜急待用人，娇静子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尽快消除战争创伤而贡献力量，我们必须服从纪律。
道理我懂，可就这么把娇静子抛下，我怎么能甘心！
返回驻地的路上，也不知怎么想的，我顿生一计，要被运回国的大炮都被炮兵仔细包裹好了，我把娇静子藏进帆布裹着的炮座里，别人铁定发现不了。
说干就干，我赶紧抱着娇静子去炮兵16团比划了一番。
可那帆布包裹的炮座里十分憋人，7岁的娇静子这两年里长大了不少，如果不能及时把她弄出来，可是会憋出人命的。
我想了想，这样不成，小人儿的身体经不起折腾。
而且万一让检查站的朝鲜人民军查出来，这不是给志愿军丢人嘛，违反纪律的事我绝不能干。
我背着小人儿默然回到营地，已是傍晚时分。
路上我思来想去，都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到了跟前我再做什么怕是来不及了，我打算先物色一个托付的人选。
我想起一名熟悉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员女上尉，她战前是文工团的队长，丈夫牺牲，父母也在美机的轰炸中遇难，对志愿军非常友好。
我同她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拜托她照顾娇静子，帮忙转交给地方合适的好心人家收养。女上尉一听，自然是同意的。
时间紧迫，我赶紧吩咐通讯员，让炊事班长给娇静子开个小灶，炒上2个女上尉送给的鸡蛋。
将近两年的相处，小人儿已经很懂事了，她早已将我看作了自己的爸爸，常常一口一个“阿巴吉”地叫我。
开饭时，小人儿抬着那碗炒鸡蛋，递到我的跟前，一句“阿巴吉吃”，让我紧绷的情绪失控了。
看到我哭了，小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
我收住泪，哄了好一会儿，她才又笑着吃起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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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常也引起了通讯员和炊事班长的注意。除我之外，连队里跟娇静子感情最好的就属他俩了。
俩人等娇静子入睡后，一起走进了我的房间。我干脆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他们，上级不准带，炮座藏不下，只能把这小人儿留下了。
两个大老爷们听后，更是一筹莫展，三个人都眼睛湿润了，我知道他们也舍不得，但是别无他法。
10月4日零时，我朝打好行装的通讯员下达了命令：各连立即起床，收拾行装和武器，半个小时后出发火车站。
这时，睡梦中的娇静子忽然惊醒，突然喊着要找我：“阿巴吉！阿巴吉！”
我赶紧抱起娇静子，想先哄她入睡，人民军女上尉闻声赶了过来。她从我手里接过了娇静子，边拍边轻声哼起了当地的民谣：
睡吧睡吧宝贝，我可爱的宝贝
白头山上有颗星，灿烂放光辉
星光闪闪守护着你，我可爱的宝贝……
娇静子慢慢平静下来，虽然停止了哭声，但小嘴儿仍梦呓般地嘟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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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娇静子醒来的女上尉，一边示意我快走，一边继续哼着歌谣。
营里的朝鲜语联络员告诉我们，这首十分动听的民谣叫《祝福歌》。通讯员记下了民谣的歌词，我趁机悄悄给娇静子留下了3个月的生活费。
10月4日拂晓前，我们秘密到了火车站。跟我预想的不同，火车站上只有极个别的人民军内务部队战士在巡逻。
见我们是清一色的志愿军官兵，不但没有什么检查程序，反而是一番热烈的握手与拥抱。原来，娇静子完全可以顺利地带回国内……
我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不行，我要回去找娇静子！
“哔哔哔”，火车出发的哨子声响了，一下把我钉到了原地，我神魂颠倒地愣在站台上不知所措。
一名朝鲜人民军军官见状，还以为我舍不得离开朝鲜，硬是和战友将我连拉带推拥上了火车。
这时，又传来了一阵铁锤敲击铁轨的刺耳声。
我透过车窗发现，一名朝鲜阿玛尼正用铁锤用力击打铁轨，这是传递空袭警报的一种方式。
随着阿妈妮“叮当叮当”的敲击声，背上一名和娇静子差不多大的孩子，也在张嘴哭喊着。
我们走后，这对母子和我的娇静子可如何是好啊？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站在火车厢门口哭得一塌糊涂。要知道，战斗中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我都没这样哭过，可这一刻，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边流泪边对通讯员说，我们为什么来抗美援朝啊，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的母亲和孩子，像朝鲜的母亲和孩子这样受苦。
通讯员劝我说，当时我们来朝鲜战场赴死都没有流泪，如今要回国了，更不能流泪了。
我当时有个十分幼稚的担心，如果美军再打过了鸭绿江，这对母子和娇静子可如何是好呢。
通讯员说，营长你放心好了，再给美国佬10年，他们也打不过鸭绿江。
我说，那万一呢。
通讯员道，如果美国佬再打，我就跟着你回来，就和美国佬他们干。
这就是我和小小人儿娇静子在朝鲜战场的故事。
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早已落幕，我和通讯员都深陷在《祝福歌》中，久久不能自拔。
算起来，娇静子已经28岁了，她结婚了吗？做妈妈了吗？还记得我这个中国阿巴吉吗？
在朝鲜战场流血牺牲，我们不后悔，这些年，我后悔的是，没把那个小人儿带回国啊!
我也可以忘记过去与敌人的仇恨，但让我忘记牺牲的战友以及娇静子，我怎么做得到呀。
他们可是我一场场血战，活下来的最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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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黄万丰副师长受邀访问朝鲜，受到了金日成首相的亲切接见。
整个行程，他满脑子都是娇静子。私下先打听，才知寻找娇静子要惊动朝鲜领导人，怕影响公务，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这个遗憾延绵了他到一生，到80多岁，黄老依旧忘不了娇静子，依旧后悔没把闺女给带回来。
也许只有在战场上厮杀过的人，才更能更加感同身受，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战争受害者。
战争不成就英雄，只会留下孤儿寡母。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 插画：徐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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