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阴影苏联社会面面观

铁鞭01

楼主 铁鞭01说：
                序言
　　1991年，强大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这是现当代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事情已经过去近20年了，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各种探讨和争论从未停止过。苏联在二战之后上升为唯一能和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在战后的50多年的时间里跟美国长期争霸，主宰了这段时间的世界格局。然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个强大的国家就分崩离析。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苏联在走到其生命终点的之前仍然是个强盛的国家，其解体是突然间发生的，并不像历史上的如罗马，奥斯曼等大帝国，在崩溃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衰亡过程，到灭亡的时候已经是油尽灯枯了。
　　
　　在解释导致苏联解体的各种原因的时候，许多人都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执掌苏联政权的苏共已经蜕化会一个脱离普通民众的特权阶层，已经失去了民心。无论如何，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很多苏共党员还是抱有理想和热情来参与国家大事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各级官员日益追求职位所赋予的各种特权和享受，而苏联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远低于美欧等发达国家，连必要的生活用品都长期短缺。执政的苏共对于民生疾苦漠然不问，只顾把自己营造成一个封闭的阶层，享受着种种普通人难以得到的特殊待遇。这就造成了官方表面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平等的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普通苏联百姓的强烈不满。当叶利钦站在街头的坦克上号召大众起来革命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以依赖的力量，他所面临的政权却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最有效率的警察系统以及对舆论控制最为严密的党政机构。然而，叶利钦却轻易地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不能不令人反思。汉代人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苏共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只顾谋取自己的私利，跟普通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当国家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它便很难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支持。
　　
　　本文注重呈现的苏联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苏共的特权制度，腐败，党政机关的内在规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等等，并不在于探讨和评论苏联解体的原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相信读者从本文所描写的这些事实中间能够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的。众所周知，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受苏联的影响巨大，这种影响迄今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留下某种痕迹。我们从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中可以吸取教训，深刻反思，避免他人犯过的错误，为我们自身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探索一条正确的道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些话对我们仍然有着某种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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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铁鞭01说：
　　第一部分 别墅和吉斯轿车——特权阶层
　　
　　（一）随便在那个工作日的下午，假如你在离克里姆林宫两个街区的格拉诺乌斯大街（Granovsky Street）闲逛，你会发现有两排崭新的伏尔加轿车，引擎空转着，司机留神地看着反光镜。虽然有“禁止停车”的路牌，这些车仍若无其事地停泊在路边，显然并不担心警察。司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格拉诺乌斯大街2号的入口处，那是一栋不起眼的建筑，窗户被油漆覆盖，一块门牌上写着：“1919年4月19日，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对即将开赴（内战）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发表谈话。”
　　
　　在门口的另外一个标示牌上简单地指明这栋建筑为“票证局”（The Bureau of Passes）。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的，它只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及其家属开放。一个外人，如果不了解党的官员偏好黑色伏尔加轿车，也不熟悉那些带有MOC和MOII字样的中央委员会车辆的牌照，他不会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时地有男男女女拿着用普通褐色纸张精心包裹的、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从“票证局”里出来，舒舒服服地坐在等待的伏尔加轿车的后座上被送回家。在这个街区的南边的某个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另外一些司机被广播叫到一个有墙围绕、门口有警卫的院子里，他们接受电话指示把物品送到家里去。在门口的一个白发门卫用嘘声驱走好奇的行人。
　　
　　上面的那些人属于苏联精英阶层，他们在一个不对外人开放的商店里购物，这个商店没有什么标识，以免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可以进入。
　　
　　有一整个这样的商店系统来为苏联社会上层服务——领导，或者如一个苏联记者出言不逊地所称呼的“我们的共产党贵族”。这些商店使得苏联的特权阶层免于长期的短缺，永无止境的排队，粗劣的服务，以及困扰普通民众的其他的日常烦恼。在这些商店里，那些被政治上选定的人可以得到罕见的俄国美食，如鱼子酱，烟熏三文鱼，最好的罐装鲟鱼，出口品牌的伏特加酒，或者特别酿制的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品质上等的肉，冬天里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难以搞到。曾有一个俄国妇女说了一个老笑话，一个小女孩问她的母亲，在俄罗斯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是什么，回答是：“富人全年都可以吃土豆，而我们只在夏天吃。”
　　
　　某些商店还为精英们提供普通人从未见过的外国商品（廉价+免税）：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进口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靴子（毛皮衬里），英国羊毛制品，法国香水，德国短波收音机，日本录音机和立体声设备。在另外一些商店里，大人物们甚至还可得到由克里姆林宫大厨当场制作的热食带回家。这种食物跟国营商店里的普通食物相比质量极好，一个有良好关系的莫斯科人和她的朋友经常光顾在老阿尔巴特区的一个食物商店，因为它能得到从格拉诺斯基大街的“票证局”里剩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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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铁鞭01说：
                　　（二）苏联的特权系统有其自身的规则：特权是按照级别来分配的。在最上层，党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中央委员会成员，内阁成员，以及管理最高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们可以免费得到克里姆林配额——每月得到足够的食物来奢华地供养他们的家庭。（相对应的，一个普通的、城市里的四口之家每月要在食物上花费180-200卢布，通常是其收入的一半）。最上层的领导人可以得到递送到家的服务，或者据说使用就在克里姆林宫及中央委员会总部旁边的商店。副部长和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使用在政府大厦里的特供商店，政府大厦是在布尔森尼夫斯基路（Bersenevsky Embankment Road）上的“突击手”电影院旁边的一栋庞大的灰色建筑。1930年之前入党、如今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共青团大街的一栋三层楼房里的特供商店里得到克里姆林配额。配给物品的价值和质量根据接受配额的人的级别从上至下地来进行安排。
　　
　　其他的特别的低价食品商店供应给苏联元帅和海军高级将领，最顶端的科学家，宇航员，获得列宁奖金的作家，演员，或芭蕾舞明星，真理报、消息报或其他重要出版物的高级编辑，以及莫斯科城里的特权阶层。中央委员会机会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分为三个级别，他们在不同的按级别划分的商店里购物，在党的总部大楼里的严格按级别供应不同食物的食堂里吃饭。党的中层干部，重要部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或秘密警察机构里的中层官员也有中等层次的特供商店，里面奢侈品少一些，而且他们比大领导要付更多的钱。
　　
　　在许多政府机关里，高层领导可以得到被称为 “特别供应”的东西，实际上是给予他们进入在办公大楼里的特供商店的通行证。每个官员都有某种特别的金钱配额，他可以在特供商店里使用这种配额，其金额是根据其级别固定下来的。金额的大小对下属是保密的。藏在莫斯科大百货商店三楼的100区就是一个针对部分精英的专供服装商店。在加里宁大街的陆海军商店的地下室里有一个专供军官的秘密商店。在莫斯科到处都有裁缝店、理发店、洗衣店、清洁店、画框店、以及其他零售商店——包括食品店有大约100个——秘密地为一个选定的客户群服务。一个中年的女性记者通过一个有权力的朋友的帮助偷偷溜进一个商店后对人说：“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 我想买商店里每一件东西。”他的丈夫插话说：“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
　　
　　对苏联社会的另一个特权阶层来说，在莫斯科有八个使用硬通货的小白桦商店，这些商店里，持有“兑换券”的俄国人可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进口货物或是很难买到的苏联产物品。兑换券是一种特殊的货币，通常发给那些在国外挣钱的人——外交官，可靠的新闻记者，诗人等等——他们必须把外币换回苏联的货币。但是据说有良好关系的政府官员可以得到兑换券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导游、政府机关的翻译、陪同外国人的记者、教外交官的语言教师——都可以得到兑换券形式的某种津贴，用于购买进口围巾，色彩艳丽的衬衫或领带，一双厚底鞋来装饰通常乏善可陈的苏联人的家庭衣柜。除此以外，偶尔宴请外国高官贵人的高层领导可以去适合聚会的餐厅，他们甚至可以为其妻子借皮毛衣服以出席特殊的场合。一个美国外交官注意到一个曾盯梢过他的秘密机构人员在一个小白桦商店里购物。许多俄国人对这些商店的存在感到愤怒，因为它们事实上是不接受苏联货币的消费品商店。一个白领工人愤愤地说：“在我们国家里存在我们自己的货币不能用的商店，这真是耻辱！”不仅货币不能用，没有在那边购物许可的人也会被门卫挡驾——这对一些苏联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愤慨的地方，因为它公然地嘲弄了被公开宣扬的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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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铁鞭01说：
　　（三）在格拉尼乌斯大街上的商店只是特权价值所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是特权系统的一个缩影：概而言之，这些特权是金钱买不到的实惠。普通人跟这些特权无缘，因为它们是政治等级或是为国家服务所取得的个人成就的一种红利。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水管工人，切肉的人，或是开小店的人，只要他愿意大把花钱，他可以买一辆卡迪拉克那样的大桥车，在豪华幽静的酒店里吃一顿丰盛的饭菜或是订一间房，或是像州长一样地雇佣一个专家医生。但在苏联体制下则办不到。苏联体制将最好的东西只留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凡.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称为“新阶层”的人，“那些因为他们所拥有行政垄断权力而获得特权和经济优惠的人。”
　　
　　这个特殊的阶层是苏联社会的相当大的一个成分——远远超过一百万人，如果连亲戚也算进去的话，大约有几百万人。这个阶层准确的人数是苏联社会许多隐晦的事情之一，因为苏联人并不承认其存在。根据官方的说法，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一个雇员阶层——白领工人和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的最上层才构成真正的特权阶层。它的核心是共产党和政府的顶尖人物，政治官僚，还有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最有影响的科学管理人员，以及党的出版和宣传网络的主管人员。
　　
　　这个特权系统的神经中枢是由党内领导选定的占据最重要职务的那些人。这些人存在于苏联社会生活几乎每个层面，从小村庄到克里姆林宫。在最上层是政治局选定的人——换句话说，是苏联统治者自己所指定的那些职位上的人——内阁部长，科学院院长，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编辑，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最重要部委的副部长，驻美国大使和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大使，以及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书记。这个书记处是比美国白宫成员拥有更大的权力的机构，它指定更多的人到数千个其他的重要岗位上去——较低级但仍然重要的职务。就这样沿着加盟共和国，省，市，地区，村镇一条线下去，形成一个巨大的特权系统。
　　特供商店和其他设施正是通过这个特权系统，这个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来进行分配的。这个系统扩展到整个国家，甚至在省会城市也有一个类似的封闭的商店和其他特权设施系统来为地方上的精英服务，当然这种地方系统跟中央系统比规模更小，也更逊色些。特权系统像一个自我生长，自我选择的共济会，一个封闭的公司。普通党员无缘享有这个公司的分红，只有那些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的或是在党的高层机构里面的人才有权利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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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铁鞭01说：
                　　（四）进入苏联精英阶层的另一条途径，或者说苏联体制中获得地位和特权的另一条标准，是个人以一种显见的方式为苏联的国家力量和声望作贡献的能力。一个重要的科学家，芭蕾舞演员，宇航员，奥林匹克冠军，著名的小提琴家或军事领导人都可以因其对国家所作的贡献而在获得苏联精英的地位——是地位，但不是权力，这是政治精英和其他精英人物的本质区别。
　　
　　体现苏联力量和成功的文化和科学界的名人必须表现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维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党握有对他们进行丰厚物质奖励和授予奖章和等级的垄断权力，这些物质奖励，奖章和等级可以确保他们生活无忧。党还可以决定谁可以被公开报道，这种报道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党在奖励的同时也进行惩罚。党可以拒绝给予官方的承认，如早些年拒绝授予索尔仁尼琴列宁奖金。党在受到冒犯时也可以收回特权，如吊销罗斯特洛波维奇（Rostropovich）去国外旅行的权力甚至在国内演出的权利。罗斯特洛波维奇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曾为索尔仁尼琴辩护。不过通常情况下，既作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也作为一种跟那些成功人士合作的手段，党的官僚机构会授予文化和科学界的名流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或列宁奖金，另外给予他们各种特权，如舒适的乡间别墅等，跟以前很长时间里沙皇将地产和贵族头衔授予那些为王室卖命的绅士的做法一样。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签署命令规定有才能的专家必须比普通工人获得更多的报酬，科学家应当获得特别的食物配给，尽管这种做法跟共产主义的平等的目标相抵牾。撰写“震动世界的十天”的美国共产党人约翰.里德记述了他对于苏联领导人为自己攫取特权的不满。不过是斯大林真正发展起了特权系统，并公然以资本主义的逻辑来为其辩护——其理由是特定的人，特定的团体对国家有特别的价值，所以他们应当得到特别的收入和奖励。如今，中央委员会有整个一个部门——它有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名称“事务部”——来管理和配备一个分布广泛的特权系统来为权力精英服务（它有一个秘密的预算）：精选的公寓房屋，乡间别墅，政府宾馆，特别疗养院，车队，和经过安全审查的服务人员。这些服务人员必须签署一份文件，申明他们不会对外人谈论精英们的私人生活。他们会因保守秘密而受到丰厚的回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特供商店和别墅。
　　
　　等级和特权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大领导们的配备司机的豪华轿车，灰色窗帘谨慎地将大人物们遮住，避免外面好奇的目光的窥探。这些车在大街中央疾驰而过，而交警们紧张地把其他车辆驱赶到路边。在格拉尼乌斯大街的一角，沿着勃列日涅夫从克里姆林宫回家的路途上，有一个声音很大的广播在某个大人物的车离开克里姆林宫驶向绿茵环绕的别墅区时会提醒交警停止其他车辆的通行。沿线的前面的交警也会通过无线电得到通知。
　　
　　精英中的精英大约总共有20个人——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党全委会书记——可以使用黑色的吉斯豪华轿车。这些车都是手工制作，每辆价值约75,000美元（70年代初的价格）。吉斯车看上去像加长的林肯大陆车（Lincoln Continental），有豪华的内饰——树脂制塑的扶手椅坐垫，长毛绒地毯，空调，无线电话，及其他各种小玩意儿。据说斯大林有一个六辆车的车队——五辆吉斯和一辆旧的豪华帕卡德（Packard），每次都乘坐不一样的车以便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究竟在哪辆车上。赫鲁晓夫将车队消减到四辆车。自从1969年1月22日在克里姆林宫博诺维特斯基门（Borovitsky Gate）一个心怀不满的中尉军官朝勃列日涅夫的车开了一枪以后，勃列日涅夫出行时通常使用一个四辆车的车队。
　　
　　对那些不太够格使用吉斯车的下面一个层次的人，最有名的是柴卡车（Chaika）。这是一种体积庞大，车位很高的豪华车，看起来像是大肚的五十年代版的帕卡德车。柴卡车因其在主要大道的中间的特别车道——为重要人物的车二保留的车道——横冲直撞而远近闻名，以至于那些特别车道被通俗地成为“柴卡道”。内阁部长，海军高级将领，苏联元帅，来访的重要的外国贵宾和代表团可以乘坐柴卡车。一些西方大使馆和商业机构以10,000卢布（约13,000美元）的价格购买柴卡车。普通的苏联民众有时候结婚时租用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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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铁鞭01说：
                　　（五）国家配备的小车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普通苏联人认为大人物配备豪华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们也抱怨小车司机在狭窄的交叉路口疾驰而过，将行人驱赶到路边，就像在一条乡间路上驱赶小鸡一样，并迫使其他的机动车躲到路边。一个美国黑人妇女参加苏联举办的1973年的世界和平大会。她对载有代表团成员的柴卡车司机耀武扬威地快速穿过行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抱怨说这种情形让她想起了沙皇时代的贵族目中无人地骑马冲过马路中央，将泥土溅到农民身上的故事。“嘘…”苏联的官方导游告诫她，“这样说不好。”
　　
　　虽然柴卡车是等级和特权的明目张胆的标志，但这种情况却并不典型。一般而言，苏联政治精英以一种隐秘的、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享受特权生活，公众是看不到的。1974年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参加了克林姆林宫圣乔治大厅里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而举办的宴会，他对于宴会奢华眩目的场面而有些吃惊。在苏联领导人进入大厅站成一排演奏国歌时，史密斯离他们仅有几英尺远。尼克松穿着哔叽外套。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撅着嘴，带着一条宽宽的，酒红色的西式领带。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有一个洋葱鼻子。总理柯西金看上去有些不耐烦，他的眼睛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东张西望，好像盼望典礼赶快结束。放在大厅两边的宴会桌看起来足有100英尺长，上面堆满了各种美味——几种鱼子酱，烟熏三文鱼，烤乳猪。穿着白色制服的侍者在巨大的水晶宴会灯下递送刚出炉的点心。阳台上一支管弦乐队为几百个来自苏联精英阶层的客人演奏乐曲。美国记者很自然地提起了苏联领导人宴客时的皇家气派，不过苏联的媒体则小心地保持沉默。苏联电视里根本就看不到这种奢华张扬的场面。这种情况对克林姆林宫的领导人来说才是典型的，他们的生活不为大众所看见。他们居住在不对外开放的特别居住区，在他们自己的隐秘的假日地点或是在根据等级分隔开来的俱乐部里 度过闲暇时光。他们到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旅行时，甚至使用一个专门的机场，福诺科沃II机场（Vnukovo II）。普通民众也许能模糊地意识到这些领导人的特权生活，但是他们被远远地隔开了。
　　
　　克里姆林宫自身当然是宏伟壮丽。不过莫斯科并没有可以跟美国白宫相比的官方居所。相对于市区里的公寓，苏联领导人更看重他们的乡间别墅，。勃列日涅夫在库图佐夫大街26号的一栋厚重的九层的旧式公寓楼的后翼占据了整整一层。秘密警察头目安德罗波夫和内政部长谢洛科夫分别占据上面和下面一层。柯西金占据着最让人羡慕的市内位置：一栋矗立在列宁山上的现代化公寓楼，视野越过莫斯科河俯瞰莫斯科市区。据说波德戈尔内居住在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上的一栋高高的、整洁的、黄砖公寓房里。还有其它重要的市内居住区供政治精英和莫斯科党政机关的人居住。对于那些眼光敏锐的人来说，这些高高而起的公寓楼具有不言自明的权力标志——干净，现代化的设计，黄砖建筑，大得出乎寻常的窗户，嵌在凹进处的阳台，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景观——在苏联的景色里是非常舒适漂亮的。
　　
　　p.s.窃问楼主的素材是不是来自<苏联兴亡史><苏共亡党十年祭>等等？很详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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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上淘旧书时偶尔买了一本美国记者Hendrick Smith所写的“The Russians”。Smith是7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莫斯科分部的记者，对苏联社会有较为真切细致的观察和了解。读了他的书，我也是有感而发，具体原因如前面所述。所以就想通过论坛来介绍一下这本书中的内容，我觉得可以对了解当今的社会会有很多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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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铁鞭01说：
                　　（七）苏联人经常说起克里姆林宫诊所，事实上，它不是一个诊所，而是一系列的诊所和医院的总称。最显眼的一个是列宁图书馆大门口马路对面，在格拉诺夫斯基（Granovsky）大街商店的马路拐角上。这个诊所同样也没有标识，只是在大门旁边有斧头镰刀的浮雕。有时候可以看到政治局的吉斯轿车停在门口，克格勃特工人员在路边三五成群地聊天打发时间，一个司机拿着块抹布擦拭车子沾满泥土的挡板。不过，普通苏联人觉得勃列日涅夫或其他大人物不太会真的到这里来就诊，其原因正如一个记者所说：“他们生病的时候，医生们去他们那里。”
　　
　　斯大林使用一个在费里（Fili）的更为隐秘的医院，在去明斯克的大道旁边稠密的松树林里。其他疗养院和诊所分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这些地方由被委婉地称为“第四局”的机构来管理，第四局意思是卫生部第四局。一次美国记者亨德里克.史密斯参加官方安排的采访，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在史密斯问她从事何种工作时不经意间脱口而出说她为第四局工作。你会感觉到她似乎承认了某件可怕的事情，好像在说自己是个间谍。她立刻耷拉下眼皮，希望史密斯会没有注意到她的失言。主管医生立刻把话题引开了。
　　
　　其他的著名机构，如科学院或波修瓦（Boshoi）芭蕾和歌剧团，一样有特别的诊所，医院和医生，比一般水准高很多。这些机构的医生声望远远超过一般的医生，以至于他们中有些医生和牙医从事收入不菲但是不合法的私人诊疗。不过这些诊所的虽然设施一流，医生却被要求政治上可靠，犹太人和其他一些技术上好得多但政治上不是那样可靠的人被排除在外。因此，也许这些医疗机构并不总能拥有最好的医生。药品也一样，精英们也能得到最好的，而在苏联药品虽然便宜但长期短缺，以至于共产党的媒体也经常对此抱怨。帕维尔以前常常借用一个上层朋友的身份证混进克里姆林宫药房购买眼镜甚至普通的药品如芥末膏或是民间药品如天然镇静剂。除了在克里姆林宫诊所或其他特别医院以外，很难搞到治疗心脏病，神经紊乱症的药品以及抗生素和西方国家制造的药品。
　　
　　不过，上层人物的最大的特权是在城市之外。领导人和他们家人拥有整个的、隐秘的别墅群。这些别墅单个来说也许比不上尼克松在基比斯凯尼（Key Biscayne）和圣克莱门特（San Clemente）的奢华的疗养所，不过，它们可以给勃列日涅夫提供各种风格不一的享受：黑海的克里米亚和波茨坦的温润的气候；俄罗斯中部围绕扎维多沃（Zavidovo）的狩猎区的凉爽的天气，在那儿，勃列日涅夫像以前的德国贵族一样，喜欢带着如基辛格那样的外国客人去猎杀野猪；明斯克城外的松树林里的静谧的生活，在那里，他和法国的蓬皮杜一起避开世间的喧嚣；或是列宁格勒附近的现代化的玻璃和柚木的芬兰建筑。
　　
　　几乎在苏联的每个主要城市以及许多较小的城市都有为精英们或其他高层次的来客准备的特别的国家宾馆——通常在普通人的视线之外，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篱笆的后面，一系列松树或榉树围绕之中。一次在荒凉的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城市苏古特（Surgut），史密斯和一群其他的美国记者住在一个总理柯西金曾使用的宾馆里。宾馆的房间用松木贴墙，带有乡下的古朴的风格，让人心情愉快，完全避开了周围的工人家庭的活动房屋的宿舍的单调。双人房宽敞明亮，配备着舒适的床和变阻器灯，就是水管漏水。内部的餐厅提供新鲜水果和蔬菜，这在西伯利亚早春天气是闻所未闻的。
　　
　　在另外一个场合，史密斯在一列开往拉脱维亚的一个政府休假地的火车上偶然遇到了柯西金的年届中年的女儿柳德米拉.吉维希雅尼（Ludimila Gvishiani）及其家人。史密斯等人和她的丈夫德哲曼.吉维希雅尼（Dzhermen Gvishiani）攀谈起来。德哲曼.吉维希雅尼是一个研究东西方商业的著名的专家，史密斯以前曾在一个新闻会议上见过。他们谈论贸易和苏联的休假胜地。吉维希雅尼是一个外表英俊，短小精悍的格鲁吉亚人，他穿着裁减合身的西服，带着迪奥领带。他可以像一个西方的高级官员那样到处旅行，事实上他也是到处跑的。吉维希雅尼透露他的家庭喜欢波罗的海的海滩和凉爽的气候，因为他觉得黑海索契的炎热的夏天加重了他背部的疾病。
　　
　　随后，有人从六节车厢以外的餐车把晚餐送到他们的车厢，这跟苏联的习惯做法完全不一样。史密斯等起身告辞。后来史密斯等人发现他们被认为是吉维希雅尼熟人，也享有从他们自己的车厢订餐的特权，列车服务员和颜悦色地解释说这是拉脱维亚铁路局的一项服务。可是在他们在回程时试图从自己的车厢订餐，年轻的女列车员吃了一惊，断然拒绝了，她声称：“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铁鞭01

8楼 铁鞭01说：
                　　（八）到里加以后，史密斯等人和吉维希雅尼夫妇分道扬镳。史密斯等加入了等待出租车的乱哄哄的人群，最后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就干脆走到宾馆去。吉维希雅尼夫妇被五个人接走了，两个妇女手里拿着花束，三个穿着黑色制服神情严肃的男士把他们提行李并负责安全保卫，这种安全措施在火车上看起来极为松懈，让人吃惊。吉维希雅尼夫妇被一辆宽敞的柴卡车送到部长会议宾馆，位于距离里加湾拥挤的海滩20英里的一处隐秘的地点。吉维希雅尼夫人在火车上曾告诉史密斯，那个地方戒备森严，以至于你可以“走好远好远的路只跟大自然交流”——这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奢侈，在休假地点他们只能到处跟其他人挤在一起。
　　
　　在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别墅，特别是乌克兰前任党的首脑波伊特.舍列斯特（Pyotr Shelest）的别墅是如此奢华铺张以至于它们引起了更正统的党的官员的不满。由于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舍列斯特可以随意支配他所想要的劳力和材料。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也造海岸住所。不过据一位熟知当地情形的科学家说，舍列斯特像一些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电影大亨一样，动用乌克兰工人为他在离雅尔塔的草木茂盛的尼基塔植物园半英里的海岸造了一栋宽敞的四层楼的宫殿。沙土被卡车特别地运来为他建造沙滩，还有他家里的各种家具装饰。工人们还造了防波堤。海水沿着海岸线的热带树丛翻腾起伏，卷起细碎的浪花。那位科学家在去植物园的时候曾逛到离那所房屋很近的地方。据他说，安全人员阻止游泳的人或闲逛的人，防止他们误闯进来，靠舍列斯特的宫殿太近。
　　
　　无论其他的苏联领导人对舍列斯特的豪华铺张有多少疑虑，一直到他被逐出政治局并失去了他在乌克兰的职位以后才被迫放弃他的别墅。在这方面，党内的规则是无情的。失去职位意味着失去国家别墅，虽然作为高级别的副总理，舍列斯特即使在被降职以后无疑仍然能得到一套较为普通一些的别墅。这个系统也从反方向起作用。1974年6月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炫耀他在克里米亚的政治局委员所享有的别墅，他们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会谈期间在奥兰达（Oreanda）海湾乘船巡游。在16年时间里作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从未能享有最高级别的别墅，直到1973年4月他进入政治局以后才得到！
　　
　　党内规则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外是阿纳塔斯.米高扬，那个高龄的亚美尼亚人，党内斗争的老手。如苏联人所说，他活过了“从伊里奇到伊里奇”这段时间——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活得都长。虽然在1965年被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以他是赫鲁晓夫的宠臣为由迫使米高扬退休，米高扬仍然设法保留了一套在黑海靠近加格拉（Gagra）的漂亮的别墅，这套别墅以两个大理石围绕的游泳池而闻名，一个用海水，一个用淡水。非但如此，他还设法保留了在莫斯科城外的一栋宅邸以及带有仆人和壕沟的豪华地产。无独有偶，在革命前的时代，这个宅邸是由一位极其富有的高加索商人拥有的。
　　
　　别墅（dacha）是俄语中奇妙的弹性很大的词之一。它所隐藏的意思比表达出来的更多。首先，它意味着从拥挤的城市逃避到俄罗斯乡间静谧的环境中。它很便捷地把社会差异弄得模糊不清。有时候它听上去比实际的更堂皇，有时候比实际的更普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人喜欢使用这个词。许多人谈论起在某个地方“拥有一栋别墅”时眼睛里会闪闪发光。可是无论是眨眼或是语调都无法显示出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别墅的意味千差万别：从一间小小的稍大些的工具棚或一小块土地上的一个单间的小屋——周围都是类似的没有什么隐私的小屋，到一个普通的俄罗斯村庄里的一个稍好一些的、四个房间的、没有水管的农舍，再到从旧的贵族那里接收过来的堂皇的宅邸，或是更现代一些的，由四十年代的德国战俘建造的乡间别墅。别墅还有一个另外的本质上差别：有些是国家或是组织的别墅，它们是免费的或是每年象征性地付200或300卢布；有些是私人拥有的，它们是斯大林时代因为对于苏联有突出贡献而得到的礼物，或者是通过某种法律上合伙的方式而建造的，或者是通过作假或对规则的灵活解释而被买卖多次的。在莫斯科西南伏诺科沃附近的一栋5间房的别墅在十年时间里三易其主，在七十年代早期其价格从15000卢布飙升到65000卢布。通常高价别墅属于获得列宁奖金的、对党忠诚的作家，电影导演，作曲家，歌剧明星等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
　　
　　党的领导人自己拥有带好几英亩土地的、国家提供的免费宅邸。他们的房屋有高高的绿色篱笆环绕着，普通的苏联人从小就知道不要走到靠这些篱笆太近的地方。许多这样的宅邸坐落在去乌斯潘斯科伊村（Uspenskoye）的道路的旁边，跟那里的外国使馆共有莫斯科河的河岸。通向领导人别墅群的道路隐匿在松树林里。这些道路都有朝外的“禁止通行”的标志，以阻止那些好奇的人闯入。地位最高的那些人都有穿制服的警察岗哨在主要的路口阻止那些误闯进来的司机，防止他们不小心闯到进去的路上，更不用说在树林深处的便衣警卫了。
　　
　　莫斯科人觉得领导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嘲讽，以至于他们用一个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来取笑这种方式。在七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母亲仍然健在。根据这个笑话，勃列日涅夫想让她知道自己混得有多好。他决定邀请她从乌克兰的老家过来，并带她到自己在莫斯科城里的宽敞的居所到处看看，可是他母亲显得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不安。勃列日涅夫便打电话给克林姆林宫，命令把自己的吉斯车开来，开往他在乌索沃（Usovo）的别墅，这个别墅以前曾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使用过。他带着母亲到处走走，给她看每个房间，漂亮的地板，可她还是没说什么。勃列日涅夫又叫来了私人飞机，直飞到他在扎维多沃的狩猎居所。在那儿，他又陪着母亲去宴会厅，向她展示巨大的壁炉，他的猎枪和所有有关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再也忍不住了，他恳切的问道：“妈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呃，”她迟疑地说，“这很好，列昂尼德。可要是共产党回来了怎么办？”

铁鞭01

9楼 铁鞭01说：
                　　（九）莫斯科西南和西部的平缓起伏的山丘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别墅区。最重要的大概是位于佩里德尔基诺（Peredelkino）的作家聚居区。博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那儿居住和生活过；受到广泛喜爱的儿童作家柯尔内.楚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也在那儿住过。真理报在那里有一系列的别墅供它的高级编辑使用。维克多.路易斯——在西方他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苏联间谍——在那儿拥有一栋庞大的、漂亮的、两层楼居所，有巨大的橡木壁炉，桑拿，挂满了圣像的墙壁，以及一个网球场。冬天，他在网球上灌水冻起来作滑冰场用。安德列.沃兹涅森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和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在那里有作家协会分配的别墅。在那儿还有一个东正教的小教堂，其色彩之鲜明和大胆如同红场上的圣巴希尔大教堂。
　　
　　在莫斯科西面25英里处的尼科利纳.哥拉（Nikolina Gora）的漂亮的森林里有院士，记者，作家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尼古拉.拜巴科夫（Nikolai Baibakov）那样的政府官员的别墅。 在俯瞰外交河岸的高高的峭壁上是如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波约特.卡皮沙（Pyotr Kapitsa）和儿童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Sergei Mikhalkov）那样的人的别墅。所有这些别墅区彼此相距几英里，都离朱科夫卡（Zhukovka）不远。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卢利耶娃提到过这个地方是她在苏联的最后所居住的地方。
　　
　　朱科夫卡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是苏联高高在上的政治，科学，文化大人物的别墅区域的心脏。它是苏联社会较窄得令人吃惊的顶端的一个缩影。在一些苏联朋友告诉史密斯朱科夫卡的地理形势之前，他一直听到一些莫斯科人把他们的城市成为“仅仅是一个长得过度的村庄”，这曾经让他很困惑。那个强健的、到处伸展的、工业化的大都市，拥有八百万之多的人口，种族和民族成分跟纽约一样复杂，那样的城市也叫村庄？起先史密斯不明所以。后来他才明白，莫斯科人的意思是，假如你在圈子以内的，假如你是自己人，信息和许多其他的事情传递起来跟它们在一个小村庄里传递是一样的，因为人们彼此知根知底，有老的关系在。对一个像莫斯科这样大小的城市，对苏联这样大小的一个国家，莫斯科的关系网小得让人惊讶，因为莫斯科是苏联所有事物的中心，正如伦敦是英格兰的中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一样。
　　
　　但认为苏联是个比美国的面积大两倍的大陆的美国人很难理解这点。美国的汽车工业的中心是底特律，电影工业的中心是好莱坞，钢铁工业围绕着匹茨堡，原子能工业的中心是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以及橡树脊（Oak Ridge），政治首都是华盛顿，金融、出版和电视中心是纽约。但在苏联，莫斯科在每个领域都独领风骚。另外，假如说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被大致地设想为一个菱形：顶端是少量的贵族或精英，中间是巨大的凸出的中产阶级，底部又变得狭小起来，那么苏联社会的形状就像是一座金字塔，底部非常宽阔，中间较为狭小，顶端逐渐收缩变得更小。事实上，不是一个金字塔，而是一系列的金字塔，每个领域都是一个金字塔，所有的金字塔的顶部都汇集到一起——所有的顶尖人员都聚集到了朱科夫卡。
　　
　　朱科夫卡一点儿都不引人注目，以致于不明就里的外人短时间里就可以驾车驶过，看到的只是用砍伐下来的原木筑成的、在蔬菜园里有屋外厕所的、典型的俄罗斯农民小屋聚集在一起的丛落。唯一值得注意的标志是一栋低低的、但是极大的水泥筑成乡村购物中心，外面有一个停车场。试图在那里停下来购物的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穿制服的警察不容商量地迅速赶走。非常偶然地闯入的、不知内情的苏联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商店货物充足。一个中年妇女吃惊地告诉史密斯说：“平底煎锅，珐琅砂锅，法国和意大利西服，各种各样你在莫斯科见不到的东西。”它是赫鲁晓夫时期为附近别墅区居住的精英们而建的。从官方的角度来说，赫鲁晓夫是个在苏联社会被遗忘、被嘲弄的、不能被提到的人物，但是他以一种微妙的、可笑的方式继续活着：对那些在朱科夫卡的精英们来说，这个商店甚至迄今仍然以“赫鲁晓夫商店”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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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铁鞭01说：
                　　（十）朱科夫卡一派田园风光，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集体农庄，其原因在于事实上不是一个，而是有三个居民区。路过的司机和旅游者所瞥见的是被俗称为朱科夫卡村，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的右边。在马路的另一边，隐蔽在树林深处，坐落在通往莫斯科铁道线的是另外两个村庄，被称为“朱科夫卡1”和“朱科夫卡2”。当地人把“朱科夫卡1”称为“索夫明”（Sovmin），意思是部长会议。“朱科夫卡2”被称为“学术朱科夫卡”（Academic Zhukovka）。索夫明村是由内阁部长和高级副部长所居住，由砖铁筑成的围墙围住，出入都要凭特别通行证，等级森严。事实上，索夫明从最初的时候发展到现在包括两个居民区——靠近马路的那个由较低级的但仍然非常重要的官员居住，另外一个在铁路的更加隐蔽的一边，是最上层的人居住。
　　
　　有时候，有些高级人物在丧失了职位以后仍然能够保留其别墅，不过这只是例外情况。那个不苟言笑、如今满头霜雪的前外交部长、斯大林的心腹莫洛托夫仍然在索夫明有一套别墅。斯大林的孙子约瑟夫也有一套，他现在是个医生。
　　
　　学术朱科夫卡是一个较松散的、非正式的居民区。它开始于战后年代早期，斯大林用靠近索夫明地区的两层楼的乡间房屋来奖励苏联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的发明者。在赫鲁晓夫时代，航天科学家也加入进来。如今这个居民区包含有150座别墅。原子弹和氢弹的开拓者安德列.萨哈罗夫和尤里.哈里顿（Yuli Khariton）在这里都有夏天居住的房子。近年来，那些在文化界做出成绩——并赚了大钱的人——在学术朱科夫卡从科学家的遗孀那里买房子，这些科学家原先是从国家得到这些房子作为礼物的。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和大提琴家米斯提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就是这样得到他们的房子的。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曾有一段时间住在罗斯特洛波维奇别墅的园丁小屋内。
　　
　　在朱科夫卡村本身，近年来在旧有的原木小屋和舒适的、墙壁没有油漆的老式乡间居所之间又造了新的别墅。一个主管监视知识界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克格勃将军在这儿拥有一套老式别墅。在他对面，一个主管边境警卫部队的克格勃将军用进口的黄砖为自己建造了一套现代化的别墅。而他们周围则是更简单一些的村民们的住宅。这些住宅在夏天出租给官员，作家，演员，记者，艺术家和其他有钱人。
　　
　　学术朱科夫卡后面是阿纳塔斯.米高扬的巨大的地产和波度西基诺（Podushkino）大道的中央委员会疗养院。在更靠近莫斯科一到二英里过巴维卡（Barvikha）的地方居住着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他是党内头号理论家，“国王拥立者”：他凑合了推翻赫鲁晓夫的联盟。在对面，朱科夫卡前面两个村庄的地方，在乌索沃（Usovo）的对面，是最隐秘的、最封闭的宅邸，居住着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他的第一副部长基里尔.马祖诺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在进入政治局后，从其在伏诺柯沃的部长级别墅搬出来，搬进了“勃列日涅夫”小圈子。
　　
　　任何夏天在朱科夫卡度过一个下午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以一种俄国方式拥有柔软的、迷人的魅力。朱科夫卡村座落在一个断崖上，俯瞰缓缓流动的莫斯科河以及平缓起伏的俄罗斯中部平原。在松树丛中，有时候走路难以通行，因为地上坑坑洼洼的，这些是战壕的遗留。
　　
　　列夫.科佩列夫说：“这些是战争的伤痕。”科佩列夫是一个健壮高大、满脸胡须的俄罗斯作家，跟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里一起呆过，走路时喜欢拿着一根由树枝做成的粗重的棍子。“这些战壕是为了防守莫斯科而准备的。可是德国人没有从这条路过来。这里没有发生过战斗。”
　　
　　这是个可爱的、静谧的地方，时间仿佛停滞了，离喧嚣的莫斯科城不过20英里，可是却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日落时，你可以坐在河岸的高处，长久凝望着无边无际、永恒不变的俄罗斯。这里的田野，灌木，林下灌草都随意生长，没有人工的干预。天空有一种柔和的色调，不是佛罗里达或加利福尼亚日落的那种橘红色或红色，而是一种淡淡的，发白的光亮，因为这个地区在极北的地方。微风带来松树的浓重的味道。耳边是似有若无的闹声——狗吠声，鱼跃起的声音，远处树林里儿童的笑声。一架喷气飞机煞风景地从头上轰鸣而过，列夫轻声地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发明了无声的发动机，他肯定会发大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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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铁鞭01说：
                　　（十一）列夫手指着西面大约三、四英里的地方“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的别墅。看到那个水塔了吗？它是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马祖诺夫等人的别墅供水的。你看不到这些别墅的，但它们就在下边。人们把勃列日涅夫的别墅成为一号别墅。斯大林住那里的时候，它被人称为‘那边的别墅’。尼克松1959年来访的时候，赫鲁晓夫就住在那个大别墅里。你可以从河边看到那个别墅，或者说以前你可以从河边看到别墅。我们在赫鲁晓夫时代还能看到它。赫鲁晓夫带着尼克松坐他的游艇里的时候，我们就在河上面。那确实是个漂亮的宅邸，漂亮的地面，风景秀丽的河岸，大理石台阶一直下到河边。但是现在到河的那部分被禁止了，甚至我们俄罗斯人也不能过去。”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在农舍间的小道走回村里，列夫开始谈论苏联精英们在地理上的亲密关系（Geographic intimacy）。
　　
　　列夫若有所思地说：“假如你在1972年秋天获1973年春天的某个早晨站在赫鲁晓夫商店那儿，你会看到所有的人。大约九点，萨哈罗夫和他的妻子会经过，朝河那边去洗个澡。随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马祖诺夫会乘着吉斯桥车匆匆地赶回莫斯科，因为天气好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别墅里。大约十点钟，索尔仁尼琴会到商店里来为他儿子买牛奶。那时他住在学术朱科夫卡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别墅的园丁小屋内。一会儿你也许会看到莫洛托夫从苏维明那边走过来，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一次索尔仁尼琴正好碰到莫洛托夫。他后来说，他想走进那个老人，跟他说：‘嗨，弗雅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Vyacheslav Mikhailovich），我们一起谈谈怎么样？’然后他试图想象莫洛托夫会说些什么。索尔仁尼琴认为莫洛托夫会说那些他终生都在说的僵化的语言。我问道：‘因为他相信这些话。’‘不，他不相信，’索尔仁尼琴说。‘他只是出于习惯。’
　　
　　史密斯从另外其他人那里听到1972年夏天莫洛托夫曾在赫鲁晓夫商店排队买土豆，突然有一个妇女抱怨说：“我不想跟一个郐子手一起排队。”根据这个故事，莫洛托夫一言不发，离开队列走出了商店。
　　
　　不过列夫把这个商店作为名人云集的地方而谈论的。他说，在索尔仁尼琴和莫洛托夫之后，“斯大林的外孙约瑟夫，即斯韦特拉娜的儿子会过来。随后是苏联原子弹巨头哈里顿。然后是从‘学术朱科夫卡’过来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和肖斯塔柯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始终会晚来。他是个艺术家。然后波约特.卡皮特莎（Pyotr Kapitsa）和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小汽车会从尼科里纳.哥拉开过来经过这里。也许米高扬会从他在巴维卡车站的别墅那边开车过来。以前，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常常骑马在这个地方到处跑。不过他现在不会这么做了。你看，科学，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大人物都会经过这个小小的乡村商店。”
　　
　　苏联精英们在莫斯科附近的隐秘的别墅区和遍布全国的聚居地相互交往密切，他们不仅仅是在衣、食、住、行和医疗等方面得到比其他人更好的待遇，而且还为自己攫取了更多的特权。他们生活在跟社会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层面上。正如上层人物的、配备司机的小汽车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享受着一种普通民众闻所未闻的安逸的生活：无论他们想去国内或国外旅行，尽情享受西方的音乐和电影，为他们的子女安排好的教育或工作，或仅仅是到外面吃饭。这种特权制度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双重标准通过制度固定下来了，还有一些人在半当中介于两者之间。精英们把这些特权视作理所应当的，对普通人有一种傲慢的蔑视的感觉，其程度经常超过了西方最傲慢的富人。
　　
　　“在任何铁路列车，飞机，宾馆，演出场地内，经理们都知道要为有权有势的人留出一定数量的位置，”一个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私底下说，“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莫斯科，全国到处都是的。在其他城市，为莫斯科来的高级官员，地方上党的总部的官员，市级党的总部的官员都留出了位置，仅仅是为了万一他们会有需要。宾馆里为他们留出了房间，其他人被拒绝了，仅仅是为了万一他们会到来。 在飞机上也一样。如果他们不需要了，票子会被减价卖掉，比如，在起飞前半个小时，或是在剧场演出开始之前。这种做法每个地方都一样的。为大人物们留出空间，仅仅是为了他们万一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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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铁鞭01说：
                　　（十二）“或者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某个可怜的家伙买到了机票正准备去某个地方。这时，那些人来了，对他说，‘嗨，你不能走，我们需要你的座位。你等着坐下一班航班’这就是说，他碰到了某个党内的大人物。也许他要在机场等五六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规矩就是这样的，他对此毫无办法。”史密斯从许多普通的俄国人那边听说过这样的侮辱的待遇，他们虽然抱怨但最终都默认了。他还听说一些有点儿重要的记者吹嘘自己能够运用职权得到酒店的住宿而普通的俄国人被拒之门外。这些人把这种情况视为等级的自然权利。
　　
　　政治和文化精英同样可以在许多俱乐部和特殊的、不对外开放的餐厅里舒适地用餐，不需要像普通俄国人那样排队，也不需要像他们那样在莫斯科极度拥挤的餐厅里忍受劣质的服务。最高级的官员在凯姆基水库（Khimki Reservoir）附近的党中央委员会及内阁的特别餐厅里用餐。级别稍低一些但仍然重要的人物在专门俱乐部里用餐，如作家联合会，建筑师之家，军官俱乐部，记者之家，这些地方提供鱼子酱，牛排，顶级的伏特加（通常仅供出口），另外还有彬彬有礼的，安静快捷的服务。
　　
　　关于旅行和娱乐活动，不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能得到快捷的服务和豪华的包厢，更多的政治精英以及他们身后的文化，科学和经济精英也能够得到他们的一份。比如，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以及其他重要的机构都有特别的票务办公室，在那儿，最上层精英的助手们预订旅行座位或为他们订购重要活动的门票。这些门票通常都极为短缺，普通人为了得到它们通常要整晚排队。1972年9月，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第一届苏联加拿大冰球对抗赛之前，一位加拿大外交官在卢芝尼基公园（Luzhniki Park）门口的票务办公室看到一个拎着公文包的、阔气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申明自己是从中央委员会来“拿票的”。票务办公室里的人立刻放下所有其他事情来为这个人办理。加拿大外交官看到这个从中央委员会来的人拿到了四场比赛每场三千张门票，眼睛都睁大了。这些门票比所有座位的三分之一还多，足够中央委员会总部每个人看每场比赛，而这个八百万人的城市的其他人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能得到门票。
　　
　　“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的，”那位外交官说，“事情都是这样的。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只是想要我的那200张给加拿大大使馆的门票。”顶级的苏联体育俱乐部，尤其是军事体育俱乐部以及其他重要人物都能得到门票。这种私底下的分配完了以后，为普通的冰球爱好者就没有剩下什么了，也许只有几十张门票象征性地在售票处销售。每当有某个大型外国文化演出团体在莫斯科巡回演出，或者如莫伊谢耶夫舞蹈团或波修瓦芭蕾舞团那样的苏联明星舞蹈团从国外演出归来，这种情况就屡屡发生。一个很少去看这样的演出的中年妇女说：“对于这样的演出，门票不是被卖掉的。它们是被分掉的。”
　　
　　对于精英中的一些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能够拥有权利欣赏那些其他人被禁止看到的东西。特权阶层能够接触到西方的事物——杂志，书籍，电影，轿车和（到西方国家）旅行，在这方面极为明显地体现了精英和普通俄国人生活方式之间的双重标准。据说特权阶层能看到电影“放大”（Blow-up），“逍遥骑士”（Easy Rider），“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邦尼与克莱德”（Bonnie Clyde），“同流者”（The Conformist），以及“八又二分之一”（8 1/2），这些电影都被检察官禁止对苏联公众开放。这些被禁的电影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不对外开放的剧院里放映，在专业俱乐部或多姆.基诺（一个电影观众的俱乐部）里放映。能够进入这些放映场所对知识分子来说成为一种被高度重视的特权。在最顶端，权力精英们的别墅里配备有家庭电影放映机，经常放映西方电影和苏联电影。来访的外国舞蹈团被要求私底下在苏联艺术家和文化部官员面前展现他们最华丽、最大胆的演出场面，即便文化部禁止他们向普通公众展示这些所谓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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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铁鞭01说：
                　　（十三）史密斯认识的一个芭蕾舞迷看过一场由法国舞蹈团表演的内部演出，他觉得这种表演很性感。这位芭蕾舞迷回到家后，眼睛转动着，那种品尝西方禁果的滋味给他一种极为刺激的感觉。其他人因观看内部电影放映而同样感到兴奋。一位头发红褐色的女性编辑对史密斯说：“你无法想象那种快感，那种做犯禁的事情，同时属于一个特殊的团体，能够看到如‘八又二分之一’那样的电影的感觉。”她的家庭属于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但级别还不够高，还不能如她希望的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触到西方的东西。“在罗马或纽约，你们西方人可以去买票看任何你想看的电影。但是在这儿，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这点的。”很明显，对她或者那个芭蕾舞迷来说，跟别人分享某种被禁的东西的快感和欣赏电影本身的快乐一样大。
　　
　　就物质方面来说，苏联精英从西方借来的最独一无二的地位象征是高价的西方豪华轿车。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勃列日涅夫使得西方轿车非常时髦。众人都知道他喜好收藏西方的好车（劳斯莱斯银云，雪铁龙马萨拉蒂，林肯，梅赛德斯，以及卡迪拉克），这些车都是外国领导人赠送的，因为他们知道他对豪华车有特殊癖好。不过，其它苏联大人物也喜欢西方轿车，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驾驶一辆奔驰600；经济计划沙皇尼古拉.拜巴科夫有一辆雪佛龙印帕拉；波修瓦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玛娅.普丽斯特斯卡娅喜欢一辆卡曼.吉亚1500（Kharman Ghia 1500）,而男演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和马里斯.列帕各有一辆雪铁龙和大众车；前世界象棋冠军鲍里斯.斯帕斯基拥有一辆英国的罗孚车；跟克格勃关系密切的维克多.路易斯有一辆保时捷，一辆罗孚和一辆奔驰220；作曲家阿兰姆.卡恰图利昂（Aram Khachaturian）也喜欢奔驰220。这份名单每年都在增长，因为从国外工作归来的苏联记者和外交官以及高收入、巡回演出的文艺界人士对西方车都情有独钟。
　　
　　所有这些人最重要的目标是首先设法去西方，以便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的购买冲动。一位高收入但从未被允许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说：“在苏联体制中，钱什么都不是。你必须能够花钱。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收入不很多但他能免费得到各种东西。 他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最好的大学里，或送到国外。”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讽刺地说：“他们（领导人）如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就像遣送持不同政见者那样把他们送出去。”随后他就像一个美国的十岁男孩回忆垒球的击球率那样怒气冲冲地数落着那些在其记忆里的名字。这些名字深深地刻在其记忆里，因为他们能出去而他不能，这使得他很愤懑：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作为贸易代表在瑞典呆了十年，更不用说去其它地方了；柯西金的女儿鲁德米拉经常陪他出国，他的女婿德哲曼.吉维希亚尼是个贸易专家；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是华盛顿的一个高级使馆官员，在此之前呆在伦敦；伊戈尔.安德罗波夫是秘密警察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儿子，在美国做研究，写一篇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论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马祖诺夫的儿子米哈伊.马祖诺夫是一个动物学家，他在肯尼那样呆了好几年，经常出国。前乌克兰党的领导人波约特.舍列斯特的一个儿子是海洋生物学家，在其父亲政治生涯春风得意的时候去佛罗里达做研究。
　　
　　对许多人来说，直接的特权系统得到非正式的关系网的增强，这种关系网使得一位将军能够让一个科学家把自己的儿子录取到一所大学里，而科学家则可以得到延迟入伍作为回报，或者一个写过一部出色的苏联间谍电影的剧作家要求秘密警察部门允许他的妻子和女儿去西方旅行。布拉特（blat）在俄语里是“影响力”的意思，它是俄国人生活中的一种恒常的，重要的，无所不在的因素。一位高级科学家对史密斯说：“我们有一个种性制度。军队家庭互相通婚，科学家家庭，党员家庭，作家家庭，戏剧家家庭之间也是如此。子女期望其父亲或丈人通过影响力为职业生涯助一臂之力，而父辈们也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其它人都这么做的。我也为儿子这么做，Why not？”
　　
　　某些特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党，政府和军队精英后代的领地。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和法律专业就是，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政治”领域，而外语学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也是这样的，因为它们会通向去国外旅行和工作的职业生涯。这些被认为是一些最高级别的党政人员安置自己的儿女或孙子孙女的地方，而且常常是通过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把入学考试的不及格分数改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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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铁鞭01说：
                　　（十四） 一个研究生告诉史密斯：“要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IMO），你必须要有很好的党团推荐才行。”他提到了许多党和政府官员的子女，他们都是通过关系才进去的。他自己就是党员家庭出身的，他说整个学生团体有一种排他的精英氛围。很少有“普通”学生能进得去，因为虽然MIMO不是一个秘密机构，但它并不列在普通的、针对申请高校的人的苏联高等教育手册上。他听说过有个MIMO的老师，一个党员，因拒绝执行院长要其给予精英子女高分的要求而被开除了。有些俄国人嘲讽地将这些精英子女成为“苏维埃子女”（the Soviet kids）。他说在他那个时候，有许多高官家庭的子女学业很差但因受到家庭关系的保护而被免于开除。他回忆说最有名的浪荡子是内政部长的儿子伊戈尔.谢科洛夫，他因在其父亲的别墅里开派对和酗酒，并驾驶父亲给他的奔驰车去学校而名声在外。不管其表现如何，伊戈尔都能得到通过考试的成绩，对此他并不担心。伊戈尔的英语得了很多个D，按正常的规则他应该被退学。但实际情况却相反，他在五年级的时候获得了被短期派往澳大利亚苏联大使馆的美差，作为其“实习功课”，而按成绩他根本就不够资格。
　　
　　一天，史密斯的其它朋友提议带他进入MIMO里面去看看——虽然它是苏联的一个不对外开放的机构，门口没有门牌来指明其名字或职能，有门卫来挡住外人。入口处的一个标示牌上简单地写着“请出示证件”，不过史密斯的朋友很肯定地对他说——他发现他们说的没错——只要坚定地、会意地点点头，步履稳健地走过去，就可以通过门卫。史密斯的朋友指给他看贴在墙上的学术课程，并带他去参观图书馆，里面有特别“收藏”的西方报纸和书籍。不过史密斯发现虽然MIMO具有精英地位，但它跟普通的苏联高校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这未免让他感到失望。公告牌上贴着关于（苏联）备战情况的文章，里面用红线划出的段落显示西方国家在防御上的开支。教室让史密斯想起了二十年代建造的、老式的学校建筑，里面的木制桌椅上有划痕和涂鸦。史密斯没有见到美国高校里常见的新奇的视听设备。
　　
　　不过跟一些东欧朋友——MIMO也是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子女喜欢去的地方——参加过那边舞会的一个美国女孩说在MIMO举行的私人派对有全然西方的氛围。她的朋友在跳舞的人群中指给她看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子孙。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孙子在一支学生爵士乐队中弹奏吉他。那个美国女孩说：“他弹得不错。整个晚上我没有听到过这支乐队演唱过一支俄罗斯歌曲。所有的歌曲都是甲客虫，滚石和其它的西方歌曲，用英语演唱。”
　　
　　其它机构，如诺沃斯提新闻社（Novosti Press Agency，这个机构强调政治可靠性，西方情报机构认为它是克格勃的一个分支）或美国和加拿大研究院也是政治精英喜欢安置其子女工作的地方。其他人通过关系也可以在跟外交事务有关的出版社或研究机构里找到舒服的工作。俄国人自己评论说如今苏联上层社会的阶级感觉（class feeling）越来越像十月革命之前。一位工程师对史密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预言——经济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似乎正在当今的苏联社会里发生。精英们在许多方面、各个年龄层次都显示出一种阶级意识。一个上层关系很硬的作家的妻子说他们八岁的儿子羞于邀请学校里的其他孩子来家做客，直到他遇到一个著名的将军的儿子。“因为他不想让其他人看见我们生活得有多么好。但是他觉得将军的儿子却是门当户对。”
　　
　　权力精英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似乎是他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子女塞进共产党官僚体系中，现任领导人的子女中只有极少数人显示出从政的意愿或具备从政的能力。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是华盛顿苏联使馆的3号人物，他是个著名的例外。柯西金的女婿吉维希雅尼如今是权力颇大的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是个例外。
　　
　　这种对传递政治权力的限制以及对继承国家别墅和其它跟职位有关的特权的限制被苏联人，包括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苏联社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精英阶级的证据。佐罗斯.梅德维德夫（Zhores Medvedev）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植物学家。他说：“一个阶级必须具有永恒性和稳定性。在旧的体制下，旧贵族的地位是稳定的。但现在不一样。每个人的职位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他失去了职位，他就失去了一切。他不能够把职位和特权传递给子女。这些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来就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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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铁鞭01说：
                　　（十五）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就政治权力而言，或者仅仅是跟沙皇时代的贵族继承头衔，财产和所有地位所带来的特权相比较的时候。但是权力精英将其子女或第三代安排到最好的学校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得他们在特别的机构里谋取一官半职。通过这种做法，权力精英为下面的两代人提供了长期的身份地位。另外，在其他领域，比如在科学和文化领域，身居高位的父辈们确实能够将个人财富和财产，比如别墅，公寓，轿车和金钱，以及职业机会和身份地位传递给他们的子女。
　　
　　同样，苏联精英阶层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其职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趋势：更换行政管理人员的步伐极为缓慢，这使得党政官僚上层能够比以前更加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因为他们能够免于斯大林的清洗和赫鲁晓夫的令人琢磨不定的改革。在美国，内阁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更换速度要比苏联的同侪们快得多。一些苏联的部长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把持他们的职位长达10-20年，不仅巩固了他们自身的位置，而且也巩固了其家庭在未来的社会地位。事实上，以为苏联工业部的高级官员抱怨说七十年代苏联经济的一个问题是“企业领导人以上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被降过职。”他赞同为提高效率而进行更多的人员变动，但他是新阶层里的一个异类。
　　
　　米洛凡.德吉拉斯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创立了一个新阶层，这种论断并不是着眼于单个的把持高位的那些人，而是着眼于将政治经济官僚作为一个垄断权力和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里的单个的人具有跟团体休戚与共的意识，因为他的特权取决于团体的存在。苏联和西方的学者都认为苏联的统治阶层并不是铁板一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精英阶层也有其保守派和现代派，有持强硬路线的警察和安全机构的人，有僵化的理论家，也有工业和科学领域追求效率的技术官僚。文化精英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每当党内摩擦公开出现的时候，领导阶层总是作出保守的妥协以维护团结，搁置争议。因此，虽然有这些摩擦，苏联精英仍然能够被其对党的忠诚和特权制度联合在一起，因为这种忠诚和特权制度能够保证其权力和特殊利益。
　　
　　有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苏联精英中最富裕的人和苏联最穷的人之间的差距仍然比美国最富的和最穷的人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从纯粹的金钱角度来说，这当然没错，但是苏联精英的隐性收入难以精确计算，这些隐性收入的形式为在特供商店里的数额很大的折扣，免费使用的公家的轿车，别墅及其他政府设施。不管怎么说，金钱不是一个充分的指标，因为苏联精英所享受的利益取决于金钱难以买到的影响力，关系以及接触西方事务的门径。
　　
　　在史密斯看来，苏联政府高官，外贸官员，著名作家和高级记者的生活方式，他们频繁的国外旅行，充足的生活开支，进口衣服，物质享受的环境，或者达官显贵的别墅，仆人，克里姆林宫里制作的食物，特供商店以及精选的货物递送到家的服务，这些远远超出了普通苏联钢铁工人，集体农庄的奶牛场女工的生活范畴。正如坐飞机到处旅行的美国富豪一会儿去瑞士滑雪，一会儿去加勒比乘游艇（他们的钱来自聪明的投资和减税），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远远超出了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或是加利福尼亚的移民过来的农场工人的生活范畴。
　　
　　不过，跟美国不同，苏联精英阶层的罕见的生活方式和隐秘的财富几乎没有造成社会影响。少数如安德列.萨哈罗夫和罗伊.梅德维德夫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抨击过特权的制度，但即使在这些人中，特权制度跟许多其他事情相比仍然是次要的。普通苏联人大致能意识到权力精英和科学文化名人的特殊生活，但是特殊的程度被一种谨慎的习惯而不是招摇的消费所遮掩起来了，同时也由于对于特权阶层的特殊生活完全缺乏曝光而被遮掩起来。因此，不管他们拥有多少特权，苏联的新阶层跟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所描绘的那种有教养、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沙皇贵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也没有像十月革命前俄国的一些跟不幸的穷人比邻而居的富商那样聚敛起巨大的财富。
　　
　　另外，这是个普通苏联人所不能公开谈论的有风险的话题，多数对此抱怨的人，只能私底下却悄悄地说。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在经过一个为特供商店供奶的奶牛场时忍不住说：“我们讨厌这些特权。在战争年代，他们是我们真正的领导，那也罢了。但现在不行。”斯韦特兰娜.阿卢利耶娃曾写道，居住在朱可夫卡别墅中的精英家庭的年轻人和当地村庄里的少年曾爆发过带有阶级对立色彩的斗殴和口角。在塔什干，史密斯看到一群排着长队的疲惫的人们抱怨诅咒一名高级军官，他径直走到等出租车的长长的队列之前，占用了第一辆空车。但是没有人作出口头的抗议或是用行动来阻止他。一位曾在高级军官住所里帮助安装空调和厨房设备的一位技工后来向他的一个朋友发泄自己的愤怒：“看看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为了革命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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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铁鞭01说：
                　　（十六）史密斯所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抗议是一位著名诗人的妻子在由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Dmitri Polyansiky, 一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和农业部长）举办的家庭派对上爆发的。每个人情绪都很高，包括那位诗人的妻子。她走去洗浴房，一会儿其他客人听到一阵可怕的咣咣声。那是诗人妻子在把波利扬斯基夫人的法国香水往地上砸——兰文（Lanvin），西雅帕列里（Schiaparelli），沃斯（Worth）——她在狠狠地砸。“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她愤愤地说：“这个国家据说是工人的国家，每个人都平等，可是看看这些法国香水！”
　　
　　不过，更为典型的是无能为力的挫折感。一位物理学家告诉史密斯，有一天他发现在莫斯科闹市区的琥珀商店里长年陈列的一个由纯琥珀雕成的珍贵的猴子从橱窗里消失了，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只猴子是非卖品。这位物理学家对此就有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和一些朋友到店里去问个究竟。
　　
　　“我们把它给卖了。”一位女售货员爱理不理地说。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非卖品。”其中的一个人说。
　　那位女售货员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谁买的?”有人问到。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嘉丽娅，”女售货员说，她想很快结束这种对话。
　　“还好她没有到列宁格勒博物馆去购物，”有人评论道，随后他们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默认现状是苏联人对有权有势人的特权的典型的反应。俄国人说，在俄国历史上，历来都是如此，人们对此都宿命般地接受。普通人能做的就是自己找一个门路，正如一个年轻的美国展览的导游在十个月的时间里跟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交谈后所知道的那样。“人们不想改变体制的那个部分，他们想避开它。他们不认为体制有什么问题。他们想让自己成为体制中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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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铁鞭01说：
　　第二部分 消费者：排队的艺术
　　
　　“我们的目标是让苏联人民的生活更好，更美，更幸福。”（勃列日涅夫）
　　“过日子并不像穿过一片田野那么简单。”（俄国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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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铁鞭01说：
　　（一）一天下午史密斯来到一个朋友所住的公寓。朋友出去了。她的母亲是一位瘦削的老妇人，早期曾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后来在斯大林的劳改营和流放地经历了18年的折磨。她陷入了对俄国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及对新的实用主义的社会风气的沉思。
　　
　　“中年人，30-40岁或年纪更大一点的人，我称他们为‘饥饿的一代’，”她平静地说道，黑褐色的眼睛盯着史密斯。“在他们孩提和年轻时代，他们见识了足够一生的艰难困苦。如今他们的态度是，‘给我们吃的，给我们住的，给我们工作，政治方面你们想干啥就干啥。满足我们物质上最低的需求，我们并不要求更多。’”
　　
　　她所说的这些人是跟美国的“大萧条的一代”相对应的苏联的那代人。在她解释这些人的萌芽状态中的对物质要求的动机的时候，苍白的冬日太阳渐渐消失，但她并没有被黑暗的阴影所打扰。她没有点灯，继续往下说：“我知道有一个家庭，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工人，没有任何技能，大字不识几个。她老婆也是个单纯的人。他们有十一个小孩。他在一家工厂里工作，整个家庭住在宿舍里——实际上是一个棚屋内。所有的人都住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里。他们在屋里拉了一张帘布，把床放在帘布后面。他们常常轮换着睡觉。那是在战争期间。战后也是这样。那些时候是极其艰苦的时候。母亲在最后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就死了。”
　　
　　“如今孩子们都长大成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了。他们仍然是工人家庭，但他们住得比父母好多了。每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公寓里的房子。这些房子很小，只有一到两间房间。但是有一些生活用具——炉子，也许还有冰箱。有一个孩子还有轿车。那些十一个孩子现在变成了40-50个人，包括孙子辈的。他们能通过工会得到夏日假期的各种补贴票证。他们在不同的工厂里干活——一个在食品企业里，一个在发电厂里，一个在里卡切夫（Likhachev）汽车厂里，其它人在另外的一些工厂里。”
　　
　　“他们都知道自己现在生活得比战争期间和战后的饥饿的年代要好很多了。他们想象不出还能有更好的生活。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拥有所有的东西了，而这是自己辛勤劳动和社会制度的结果。他们不知道还有其它的东西。当然，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比革命之后最初几年的那些人要少。那时，我记得我们挨饿受冻，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愿意忍受那一切。但是经过15-20年，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都好的。在1937年，随着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一切变得如此可怕。但是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去多想那些了。他们想的只是怎样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在斯大林和战争的冷酷年代后，这位女士欢迎新的物质主义。但是其它的布尔什维克老人对新的资产阶级风气感到遗憾和憎恶。苏联媒体有时也发出警示性的声调，警告斯巴达式的社会主义理想正被贪得无厌所侵蚀。“计划经济”（中央计划者的圣经）在1975年早期抱怨道：“单方面地满足消费需求的倾向，特别是在没有遵循必要的舆论导向的情况下，充满了传播各种社会疾病的危险：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以及贪婪。”
　　
　　但是这只是代表了一种防卫的行为。因为勃列日涅夫自己在1970年12月波兰发生消费者暴乱以后许诺了一个有利于消费者的五年计划，并且要“让市场充满消费商品。”他因此而为七十年代定下了基调。在史密斯等在莫斯科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戏剧性的消费品增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提高了，使得长期被忽略的苏联的消费者感觉到他们在享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的最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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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铁鞭01说：
                　　（二）生活确实不断地在慢慢改善。自动售货商店和预先包装好的食品出现在市场上。有些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可以买得起假发，宠物或是进行面部拉皮手术。科学家们声称自战争年代以来人们的饮食改善了很多，以至于如今的俄罗斯的小孩要比父辈们高2-3英寸。在旧货商店内，将军的夫人们和体制内的作家的夫人们相互竞价购买沙皇时代的古董和十月革命前的小玩意儿，而这在十年前是被意识形态所禁止的。有些专栏作家批评那些偶尔发生的1,000卢布（1,333美元）销售刻花玻璃的吊灯，2,000卢布出售女人的戒指以及4,000卢布出售貂皮大衣的行为。读者们在给文学报的信中讨论有些年轻女孩的做法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这些女孩承认自己通过经济条件来选择未来新郎的。安德列.沃兹涅森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和叶甫根尼. 叶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用诗歌来讽刺新物质主义。但是一位专栏作家在一份青年报纸上大胆地宣称优秀工人应该比懒惰的工人得到十倍的工资，而且年轻人有权因努力工作而要求得到更多的金钱。
　　
　　苏联人姗姗来迟的对私人轿车的钟爱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有戏剧性地抓住了正在冒头的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为了激励精英阶层和不断增长的由工程师，技术官僚和中层管理人员所组成的中产阶级，苏联领导人在1965到1975年间投资了大约150亿美元用于建立苏联的汽车工业（有一大部分用于建设卡车工厂。另外，汽车产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用于低价出口）。曾被赫鲁晓夫讥讽为“轮子上的带臭味儿的椅子”的汽车终于进入了苏联社会。
　　
　　西方社会也许在努力远离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和汽油问题，这些都是因其早期跟内燃机结合的产物。而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苏联，对于汽车有一种晕眩的，新婚般的兴奋的感觉。一位西方国家的大使说有一天他的夫人驾驶着进口的林肯大陆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一个皮肤黝黑的路人（显然来自苏联格鲁吉亚）招呼她把车窗放下来，随后提出要用30,000卢布（40,000美元）来买这辆车。史密斯在亚美尼亚旅行的时候，一位工厂的领导自豪地用手指着停在他那拥有5,500人的工厂外面的一块空地上的几十辆车，对史密斯夸耀说：“这些是我们工人的私家车。”一个工程师感觉被他的轿车所“解放”了（直到那辆车出了故障），兴奋地谈论那种随意到处跑的快感（换句话说，不受有组织的团队，公共汽车线路或者预订好的假日旅行线路的限制）。在温暖的夏季和早秋，莫斯科周围的树林和田野到处点缀着盒子似的日古力小车（Zhigulis，苏联制造的菲亚特车），这些车是由逃避城市的人所驾驶。
　　
　　在史密斯呆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苏联私人汽车的数量从180万辆上升到300万辆（美国同期有将近1亿辆）。但是私人轿车仍然远远超过了普通工厂工人能负担得起的程度（他们的一个月挣187美元）。苏联汽车工业提供四种品牌和八款车型，从较小的扎波罗哲茨968（Zaporozhets-968，一种欧洲的迷你车，驱动力为43马力，售价3,500卢布）到伏尔加M-124（一种五座车，看上去像一辆中型的普利茅茨Plymouth，但售价9,150卢布）。流行的日古力车售价一万美元左右。不存在汽车贷款来帮助消费者购买，必须当场付现。俄国朋友告诉史密斯，假如一个购车者没有幸运地列入特权阶层的名单中，为购车等待的时间大概要一至五年。史密斯的一个记者朋友为了购买一辆伏尔加车等了六年，他预言道“我还得等六年才能得到它。”实际上他通过关系在随后几个月里得到了一辆。对那些依靠在整个城市范围的等待名单上排队买车的人来说，轮到他们购买的时候，他们对于颜色和额外的配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不过这看起来并没有让任何人烦恼。俄国人无论得到什么都会感到高兴。
　　
　　虽然进步是明显的，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惊人的。一个要衡量苏联的生活水平的外国人所遇到的难题是要决定用什么标杆去衡量。假如跟苏联过去比较，那它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假如跟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相比较，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正如经济学家吉尔特鲁德.斯科罗伊德（Gertrude Schroeder）所说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70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大约英国，法国和西德的一半，远远低于东欧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七十年代这种差距在缩小，但仅仅是很轻微的缩小。不仅住在俄国人中间的西方人这样认为。一位在俄国工作了几年的东德科学家对史密斯说，他“对于普通俄国人的生活水平之差感到震惊”。其他东欧人也有类似的反应。
　　
　　但是数字并不能够传递苏联消费者生活的实质性的信息，也不能表现俄国消费者的日常苦闷和美国人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史密斯的俄国朋友听说美国郊区的家庭主妇每周几次乘旅行车匆匆去超级市场或购物中心去购买日常用品时感到忍俊不禁。因为他们通常每天都步行去商店购买食品，通常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而且要去好几个商店——买面包去一家，买奶制品去另一家，买肉去第三家，等等。有些人选择去闹市区购买日常用品，因为那边的少量超市货物充足，然后拖着包裹乘公共汽车或地铁回家。其他人不得不在市中心购物，因为许多新建的公寓区域在居民入住的二三年时间里没有基本的商店，这是因为建筑和商业没有很好地协调同步。史密斯在媒体上曾看到过许多人抱怨，他们说自己不得不走上一英里找人修一双鞋子或是找其他类似的很小但却必须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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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铁鞭01说：
                　　（三）尽管有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苏联经济仍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来运转的，而不是对应于底层民众的消费需要。这就导致了商品种类的不平衡。商品被生产出来是为了完成计划，而不是为了销售。有时候会发生各种让人困惑的奇怪的现象。列宁格勒可以充斥着越野雪橇，可是却连续好几个月没有洗盘子的肥皂。在亚美尼亚首都叶里温，史密斯发现市场上有充足的手风琴供应，可是当地居民却抱怨他们连续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普通的厨房用调羹和茶炊。一个莫斯科家庭花了一个月到处寻找小孩用的便壶，而市场上无线电收音机到处都是。在罗斯托夫，在挥汗如雨的六月里的一天，所以卖冰淇淋的摊位在下午两点都关门了，当地的导游说因为整个地区的冰淇淋都缺货，这是个经常发生的事。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到处寻找打火机的燧石，但俄国的烟民告诉他不要找了，因为莫斯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这样的燧石供应了。
　　
　　短缺商品的名单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们不是永远缺货，但什么时候出现却谁也说不准——牙膏，毛巾，斧子，门锁，真空吸尘器，厨房用瓷器，熨斗，地毡，各种玩意儿（从烤面包机到照相机到轿车）的配件，时装或像样的鞋子，这是苏联媒体所列出来的短缺商品名单中的一些。史密斯还注意到像肉这样的基本的食物也短缺。在如涅支尼瓦托夫斯克（Nizhnevartovsk）和布拉特斯克（Bratsk）这样的城市里，在冬天，人们对于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至于食品商店的肉类窗口都关掉了。有个年轻人，其家住在加里宁市（在莫斯科西北250英里，人口38万）。他告诉史密斯每次去见父母必定都回带着肉去，因为他父母在加里宁除了大红肠和香肠外没有其他的肉可以买。
　　
　　质量是另外一个俄国消费者感到头痛的问题。苏联消费品总的来说质量较差，这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不需要多加详述。俄国人自己对许多商品嗤之以鼻，这些商品要么是从模子里浇筑出来的，是大规模生产的最低廉的产品的缩影，要么是没法使用或一用就坏的劣质品。另外，苏联商品都缺乏对颜色，形状，式样或魅力的追求。鞋子因某种原因而尤其让人头痛。文学报报道说在1973年较晚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生产的鞋子里每八双就有一双被检验员认为不合格，因而被扔掉。说到家电，一位乌克兰的研究者在1972年评论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苏联洗衣机是过时的（没有脱水滚筒，没有自动控制设施，每个过程都必须手工操作，而且这些洗衣机只能容纳3-4磅的衣物），苏联的冰箱远远落后于外国冰箱（跟国外冰箱比，只有三分之一的容量，很少有冰库）。史密斯见过许多苏联家庭在冬天仍然将易腐物品放在网兜里挂在窗外以保鲜，这很明显地证实苏联冰箱质量之差。
　　
　　不过那已经是老皇历了。在七十年代的苏联发生的新的革命性的变化是俄国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了。也许乡下人还会什么都买，但城里人变得更加挑剔和讲求时尚了。他们也许口袋里的钱比以前更多了，但是他们比以前更不愿意花钱了。不过由于消费品的供应跟天气一样不可琢磨（苏联几乎没有有效的广告来帮助消费者），俄国人想出了一系列的办法来克服这种局面。他们知道有些苏联工厂，特别是那些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工厂能生产较好的产品——有点儿风格的妇女衣服，颜色亮点儿的男式衬衫，较好的睡袋，无线电，或外装马达——这些商品一出现就以闪电般的速度被卖完了。因此他们不断地到商店里去逛，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如俚语所说的那样，“他们抛出了某种好东西”，意思是说，把好东西拿出来卖。为了那幸运的时刻，妇女们都带着一个网兜。换句话说，带一个网兜以抓住那个难得的机会——你可以发现意料之外的东西，因为商店里不提供纸袋。同样，几乎所有的男人无论到哪里都带着一个公文包。史密斯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认为所有这些俄国男人带着公文包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勤勉而且像商人。直到有一天，在他跟一个事业有成的科学家在一个公园里交谈的时候，突然这个科学家手伸到公文包里。史密斯还以为他准备拿出一些纸来说明他正在讲述的某个观点。但是史密斯的眼光顺着他的手落到了公文包里，他看到了疏松地包在一张报纸里的一块还在淌血的肉。这位科学家住在莫斯科城外，他买了这块肉准备带回家。他正查看以确保这块肉没有漏得太厉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密斯发现公文包装橘子，大包的牙膏和鞋子的可能性远远大过装书籍或文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