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深线]“限电”里的真相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拉闸限电来临的那一刻，往往毫无征兆。
9月底，东北多地居民对此深有体会。据网友反映，有人在限电的前一秒刚刚踏出电梯门，也有一家四口不幸被困；沈阳某些街道的红绿灯停止运行，哈尔滨商场提前歇业；更有因限电衍生的次生灾害，辽阳一企业排风系统停运，23人中毒就医。
当人们的生活受到实质性影响，“限电”就不再只是一个在工业生产上具备意义的词汇，一时间舆论哗然。
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8月起至少20个省份陷入不同程度的限电潮，大多针对高耗能行业有所限制。
然而，“限电”中的真相，却远没有如此简单，煤矿、煤价、能耗双控、风电、电力传输、电网管理等因素与环节相互作用，最终使得在这个初秋的9月，停电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焦点之一。
将这一切归因于“能耗双控”，并不完全客观。因为根据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3%左右，与2019年相同，而这一任务目标，比2017、2018年要求都有所降低。
单独归因于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客观，也没有实质意义。
“只有相对完美的措施，没有最完美的措施，决策就在一瞬间。”面对是否要拉闸的抉择时刻，富有经验的东北电网前调度人员程冰告诉记者，这一岗位最基本的工作原则是——以最小的代价防范更大的风险，因此必须要果断，如果不及时切断线路减少用电负荷，后果便不堪设想。
程冰表示，一般供电线路上既有工商业负荷也有民用负荷，在紧要关头，他以树的结构作比喻：“每一根树杈上结的不同的果实对应着不同的负荷，在切除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树杈直接掰掉了，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摘果。”
然而，这只是电网一个环节上面对应的技术性处置思路，当用电与限电的问题演变成一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关键所在时，要因地制宜进行合理处置。
9月29日，针对当前形势，国家发改委表示，通过多渠道增加能源保供资源、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做好有序用能工作、发挥好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重要作用、合理疏导用能成本、有效控制不合理能源需求等六方面手段，应对近期能源供需偏紧的情况。
程冰在东北某地曾有近20年的电网调度工作经历，在他的印象中，2008年以来，东北几乎从未发生过限电的情况。
据其讲述，正常情况下，发电厂发出的电和电力用户的用电负荷应当时刻保持发供平衡。虽然电理论上是可以储存的，但是不能大规模储存。中国的储能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就目前来说储能对实际运行能起到的支撑或者调节作用还是很弱的”。
“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发电侧的发电能力已经满足不了用电侧的负荷需求，最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发电侧的电煤涨价。”程冰说，这其中的逻辑是，为了保证供电安全，当发电侧满足不了用电负荷的时候，就要把用电负荷相应地削减，始终要保持一种平衡。
“首先，在调整用电侧的用电负荷之前，肯定是要先调整发电侧的发电能力。”程冰判断，东北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达到额定的能力，但是对应当时发电状态来说，肯定是已经达到最大了。
9月26日，辽宁省工信厅在全省电力保障工作会议上指出，2021年前8个月，全省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7月以来，发电能力大幅下降，造成电力短缺，各方已采取调整峰谷分时电价时段，引导企业错峰生产等措施。
在我国，允许在正常频率上有小范围波动。电网正常运行的频率是50赫兹，这一数值也意味着，发电能力跟用电负荷是匹配的。
而“49.8赫兹”是电网调度人员极其敏感的一个频率阈值，拉闸限电也通常发生在这一临界点。当电网调频手段用尽，拉闸似乎不可避免。
一份9月23日由国家电网东北分部调度中心签发的“东北电网拉闸限电预通知单”显示，全网频率调整手段已经用尽，鲁固直流送山东、高岭直流送华北线路不具备调减空间，系统频率低于49.8赫兹。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为保证电网安全运行，采取事故拉闸限电。
网络上的一大争议之处在于，东北电网在自身用电紧张的情况下，还在向华北电网输送电力。程冰解释称，东北电网可能在年初用电富裕时签署了送电协议，首先要履行合同，受电一方这一年的生产供电也是按照协议的内容去安排的。
9月23日，另一份由国家电网东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出具的“东北电网事故拉闸限电预通知单”亦称，全网频率调整手段均已用尽，当前鲁固直流及高岭直流，“与国调中心确认已不具备调减空间”。
“电网互联的优势是盈缺调剂，不是一成不变的。”程冰透露，东北用电紧张的局面始于今年七八月份的迎峰度夏期间，实际上自那时起东北电网已经向外地减送了很大比例的电力。
当出现电力缺口时，电网会先启动有序用电的措施削减用电负荷。程冰介绍，有序用电是一种“计划性”的预防措施，通知用户在某一个时段做好准备，节省用电量，这种计划一般是提前三天左右。
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有序用电管理办法》，编制年度有序用电方案原则上应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最后拉闸的顺序安排电力电量平衡；率先保证党政军机关、生产高危化学品的工厂，以及医院、学校等重大社会活动场所不受影响，高耗能、高排放、景观照明用电均在重点限制之列。
程冰表示，按照国家的管理规定，有序用电的最大调整能力是用电负荷的20%，也就是说，假设当前最大用电负荷是100万千瓦，而目前的供电满足不了100万千瓦的需求，就需要削减一部分用电负荷，通过有序用电的措施最大能够降到80万千瓦，即最大负荷的20%，20%以外，如果还是无法满足电网的正常运行要求，就有可能采取拉闸限电。
一旦走到拉闸限电这一步，就意味着来不及告知用户了，因为这是一种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据记者了解，此次东北暂时限制居民用电实为紧急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根据《有序用电管理办法》，居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原则上应受到保障。另一方面，2020年，我国居民生活用电量占比全社会用电量不足15%。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记者表示：“若非事故性停电，居民用电根本不值得动。”
程冰介绍，一般供电线路上既有工商业负荷也有民用负荷，事态紧急时无法再分别执行，只能统一把对应一条线路的负荷全部切除，业内称之为“拉路”。
他进一步解释，“拉路”一般选择切除低电压等级的10千伏电压等级线路，如果用一棵大树作比喻，树干相当于高电压等级的输电设备，树杈就对应低电压等级的设备，每一根树杈上结的不同的果实对应着不同的负荷，在切除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树杈直接掰掉了，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摘果。
此次，很多东北城郊地带和村镇难逃拉闸限电，许多网友不解，为什么一个完全没有工业的地方会受到牵连？
程冰解释称，“拉路”一般不选择那种会产生次生灾害的重要的负荷，农村工业少，高危负荷也少，影响范围相对较小。“只能去权衡，只能选择相对影响最小的情况去处理。”
据介绍，有序用电的方案通常是由电网人员编制，经政府审批后才能下达命令到下游用户，但事故拉闸属于应急处置，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电网运行人员是有权直接下令实施的。“没有时间走那些计划性的流程，就像需要紧急动手术的病人，医护人员只能根据现场情况立即处置。”程冰形容。
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调度人员在准确判断的前提下，必须要果断，不能瞻前顾后，“决策在一瞬间”。
如果调度措施不及时，会造成大面积停电。
程冰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电网提前设置了一些自动控制措施，当电网频率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低于49.8赫兹的一个阈值，几秒延时后，会自动通过切除大量的负荷来保住电网频率。
2019年，英国包括伦敦在内的100万个电力用户出现大规模停电，正是因为电网系统频率下降至48.9赫兹，自动装置自动工作造成的。
限电情况出现后，“能耗双控”开始被高频提及。所谓“能源双控”指的是，能源消耗强度（也称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总量两项指标。实际上早在“十一五”时期就已将能源消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并非今日的新鲜事物。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很多国家生产出现了问题，中国的防控比较好，加上产业链很完整，受疫情的影响就小一些。中国的钢铁、水泥等建材出口强劲，包括化工产品，所以很多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全年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很多地方就超标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告诉记者。
在今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的名单中，广西、广东、江苏等9个省（区）被列为能耗减排一级预警，黑龙江、辽宁等10省由于能耗降低率未达进度要求被列为二级预警，东北三省中的吉林则“双控”进展顺利。
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常纪文表示，在上述晴雨表中被预警的省份，与中央碳达峰的要求不一致，国家能源局约谈了很多地方。能耗双控是实现碳达峰的重要工具和方法，其每年都有考核指标，甚至实行一票否决，所以就不得不限电、停电，采取“一刀切”的措施。
“能耗双控”并不存在临时加码。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3%左右，与2019年相同，比2017年、2018年要求降低。
今年5月，广东多个地方已经出现缺电的情况，当时就已启动了“有序用电”，云南、广西等局部地区也电力供应紧张。常纪文称，今年“一刀切”的做法从一季度就开始了。“一些‘十三五’时期‘能耗双控’做得不好的地区，一季度就采取了‘一刀切’的措施管控。现在应该是第二轮。说明有关地方和行业在‘能耗双控’上能力不足，成效不好，必须改进。”
常纪文补充道：“其实我们火电厂发电的能力是巨大的，现在火电厂很多发电能力不是100%，有的只发了60%的电、50%的电，发电能力是富余的。为什么？第一是不能发，因为全年的电耗指标控制在这个地方；第二是发不起，煤炭价格太高，发一度电赔一度电，煤价和电价倒挂。”
“煤炭价格太高了，（有的发电厂）亏损已经以亿元为单位计算。”辽宁一发电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21年初供暖季之后，按理说已经过了用煤高峰，进入淡季，煤价应该调低。但今年有反常态，还是涨。”该工作人员称，发电厂长期处于亏损发电的状态，目前没有足够资金采购煤炭。
一位东北电力行业的人士向记者介绍，目前发电企业，尤其是火电企业，资金周转都很难，煤价高导致的结果就是燃料减少。除员工工资、机组5%的折旧率等固定成本外，燃料成本是火电厂最主要的变动成本。“这个东西要是变化，煤价高，火电企业承受不了，那现在一些小厂的经营思维是宁可不发电，也不能赔钱。”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的燃料水平，火电厂普遍一度电亏损0.2元左右，甚至更高，广东因为下水煤到场价已经接近2000元/吨标准煤，仅燃料成本就是0.6元一度电。“近期一个发电厂1天亏四五百万元都是常态。现在这个水平，五大发电集团一个月亏三四十亿元是很正常的。”他说。
前述发电厂员工告诉记者，近年煤炭库存形势却比往年更加严峻，临近冬季供暖季，当前厂内几乎没有存煤，有5天的电煤库存已经算较好情况。“目前这种情况，都是买不到煤，买煤就是用来储存的，用作冬季供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郭迎锋亦称，今年是“冬季供暖最严峻的一年”，今夏电煤供应紧张，东北地区各电厂冬煤夏储工作基本没有实施，他谈到心理预期的问题，发电厂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冬储煤，心理上也不愿意发电。
9月25日，东北地区发电采暖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集中签约仪式在京举行，合同涉及国内主要煤炭生产企业、保供煤矿和东北地区重点发电供热企业，确保东北地区采暖季民生用煤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需求。9月28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召开保障供电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电力保供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之所以发电厂买不起煤，本质上，还是煤炭市场化和发电国有化之间暴露出的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向记者介绍，发电厂不面对最终用户，只面对电网。即发电厂采购煤炭发的电，只能交由电网输送。其中，上游的煤价是随着市场价格变化的，但下游的电价却是固定的，近两年，煤价持续走高，发电厂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如果一亏就停，那它社会责任说不过去，到现在亏不下去了。”
2021年8月12日，大唐国际、京能电力等11家燃煤发电企业联名给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去一封请示书，名为《关于重新签约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2021年10-12月年度长协合同的请示》。
该文件称，今年以来，随着全国燃煤价格大幅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京津唐电网燃煤厂成本已经超过盈亏点，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燃煤电厂亏损面达到100%，煤炭库存普遍偏低，煤量煤质无法保障，发电能力受阻，严重影响电力交易的正常开展和电力稳定供应，企业经营状况极度困难，部分企业已经出现了资金链断裂。
煤价高企、发电成本倒挂之下，多地启动市场交易电价上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煤电企业困境。
在我国，销售电价是电力用户最终用电价格，是由上网电价、输配电价、线损折价、政府基金及附加等相加而得出的价格，根据用电类别分别制定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及其他、居民、农业四类销售电价。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针对煤电的标杆上网电价（即发电厂卖给电网公司的电力价格），实行“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
从2020年1月1日起，基准价按各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具体电价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通过协商或竞价确定，但2020年暂不上浮。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煤价上涨的7月~9月，内蒙古、宁夏、甘肃、上海等地通过组织新增中长期电力交易，允许市场交易电价上浮不超过10%。
国泰君安研报此前表示，2021年以来，高企的燃料成本使煤电企业产销成本严重倒挂，企业发电意愿受到压制。当前电力供需紧张叠加高煤价的形势有望推动电价机制改革提速，还原电力商品属性。而市场化交易价格有望成为改革的抓手，允许市场电价上浮的政策有望在其他省份陆续推出。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东北地区此前并未开展此类工作。
从电力市场的角度来看，一位从事电力市场交易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煤炭已经实现了市场化，长协、期货、现货都比较成熟，但上网电价却由政府制定，一旦供需发生变化，不能有效调节，只能限电。
“在理想情况下，电价高到一定程度，发电企业的收入高于煤价的上涨，那么发电企业内部就会竞争，电价自然而然会降下来。不过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很难实现这样的市场化，还需要不断试验。”前述人士称。
广大公众更为关心的是，居民用电是否会随着此次限电潮有所上涨。
在我国电力消费结构中，居民用电约占电力消费的20%。长期以来，中国居民电价偏低，而工商业电价相对较高。
徐国亮多年从事国家电网电力市场交易，他向记者表示，电力市场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降低实体经济的用电成本，对于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虽然资产量很大，但是利润率并不是很高。
徐国亮介绍，以辽宁为例，居民用电费用是一度电5角钱，而标杆上网电价为3角7分多，这对电网企业来讲是赔钱的。“考虑到输电线路的运行、变压器运行，既有设备成本又有人工成本，1角2分钱的差价远远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高度依赖煤炭发电，其在我国电力系统中处于“压舱石”地位。但因受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影响，“压舱石”反成“绊脚石”。
2020年冬季，东北就出现过煤炭短缺的问题。中电联燃料分会副秘书长叶春此前分析，2020年冬至2021年春，东北整体电煤供应缺口在3700万吨左右。据他分析，问题的根源首先是区域内煤炭产能不足。
受自身煤炭资源枯竭、煤炭“去产能”等影响，东北地区煤炭自产量近年来快速下降。2019年东三省煤炭产能合计为1.35亿吨/年，实际产量略低于产能；2020年，吉林、辽宁、黑龙江的原煤产量供应能力持续下滑。“与近几年每年超过3.5亿吨的需求相比，东北地区自保能力弱，对外调的依赖越来越强。”
“东北煤炭紧缺，跟双控政策有一定关系，很多地方执法力度增强，国内的煤炭生产相应减少，导致发电厂的发电能力受到影响。”刘强告诉记者，不仅仅是东北，国内普遍煤炭供应紧张，每个煤矿都会有生产指标，一般不会超采过多。
一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专家也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煤炭产能呈下降趋势。国家倒查煤炭违规生产、进口煤减少、去产能的大背景，导致我国煤炭产能下降，煤炭价格上涨，随之影响下游火电厂库存不足。
以内蒙古为例，呈现明显的产能下降趋势。鄂尔多斯煤炭网有限公司一名高层领导告诉记者，2020年初，作为供应全国1/4煤炭的内蒙古，有多处露天煤矿关闭。
鄂尔多斯能源局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市煤炭综合均价470元/吨，同比上涨190元/吨，涨幅67.8%。
另一方面，进口煤明显减少，加之受国际疫情蔓延，影响通关速度，海运成本随之提高，进而导致进口煤炭价格逐步提升。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8月份，我国进口煤炭19769万吨，同比下降10.3%。港口煤炭综合交易价格上涨。8月27日，秦皇岛港5500大卡、5000大卡、4500大卡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分别为每吨885元、798元和706元，比7月30日分别上涨40元、25元和20元。
“我们从2015年开始搞煤炭供给侧改革，这五六年时间一共退出了煤炭产能10亿吨，去年发改委宣布释放先进产能超2亿吨，相当于总体少了8亿吨煤炭产能，而且释放先进产能的速度和预期还是有些差距的。”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告诉记者，近两年先进产能释放得并不理想，导致全社会煤炭产能供应和突增的用电需求并不匹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北等部分地区的电力，就要”靠风来补“。
程冰称，虽然电力结构以火电为主，但在东北目前火电发电不足的状态下，负荷的安排受新能源的出力影响就非常大了。以辽宁为例，辽宁地区的供电能力比以往更加依赖风电，“靠天吃饭”。他表示，入冬之后，风电发电能力可能会有明显提升。“东北冬天风大，冬天风电出力比夏天高很多。”
袁家海亦分析称，如果煤电厂今年能够正常发电的话，东北绝对不会出现电力短缺的问题，也不会出现这么大波动。“东北长期电力装机是富裕的，之所以今年东北出现电力短缺，这可以说是2008年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我可以说一直到今年装机依然是富裕的，只是现在停机太多了。”
林伯强坦言，居民消费用电仅占东北地区总发电量的15%左右，而工业用电达到70%。只要关掉一个高耗能的工厂就可以保障所有居民的用电。由于居民的用电比例很小，所以不值得动用居民的生活用电，这对电力有序供应其实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反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东北地区造成了负面影响。此次事件可以说是一次偶发性事件，政府会保障居民用电，问题会很快解决的。
而对于关闭高耗能企业，林伯强表示，这只是一个说法，现实中不会这样。可以限产，但是全关影响太大。来自蒙东地区的某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秦力（化名）表示，现在有很多河北地区的企业都搬到了蒙东地区，以唐山某钢铁企业为例，搬迁到蒙东地区之后，还专门为其建设供电厂，这都是需要巨大电量的。类似于这样总投资超过100亿元的企业，直接关闭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巴黎商学院教授赵克锋则认为，政府对哪些高耗能企业对社会贡献的轻重缓急应该心里有数，如验证比特币一个交易，用电足够美国普通家庭一个月的耗电，在这个阶段，关闭部分是合乎优化原则，中国可充分利用国家意志跟市场经济作相互补充。这次也是地方经济的一大考验，要加快能耗的升级换代和管理。
对于双碳目标之下，后续各地区如何有序保障供电情况，世界低碳城市联盟秘书长章柏幸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今年7月30日就已经召开会议要求，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对于近期各地限电的原因，要客观分析实际情况，务必要避免为了双碳目标而破坏民生，务必要杜绝为了双碳目标而紧急上马某些不成熟的项目。
此次东北地区限电问题也反映了能源结构的产能规划问题，此次事件是否能够给高耗能企业一下压力，倒逼高耗能企业被迫关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永中表示，政府在推动高耗能、高排放企业退出的时候要谨慎，因为现有的高耗能企业对于生产发展是有帮助的，比如水泥。总的来讲，低碳要保障生产和居民正常生活，不能破坏生产，也就是国家说的不能“运动式减碳”，要有弹性指标，因地制宜。比如东北突然的季节性变化，天气冷了，或者企业突然订单增加，需要留有可调控的空间，指标不能过于死板，否则地方完不成作业，还是会一刀切，这样对经济和能源的长远发展不利。
王永中认为，一方面要推动企业减排，另一方面要有弹性空间。既不能给太大压力同时又能主动减排。现在通过碳市场方式，能耗低的企业经营得很好，能耗高的企业就慢慢被市场淘汰，要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被淘汰，而不能通过行政的手段一刀切的手段去关停。
东北拉闸限电对于其他省份和地区进行节能减排，合理安排产能有着怎样的启示？王永中表示，从全国角度来讲，一方面，对于国家规定的指标，地方政府每个月都要控制，不能集中到后几个月再去控制，减排要平缓，同时国家发改委每个月都要监控；另一方面，指标另外要有弹性，面对突发情况要有可调整的空间。
对于各地方的产能平衡问题，林伯强表示，各地方平时就需要关注用电问题，提前预警并提出解决方案，针对所有企业和居民有计划地安排。不能出了问题以后采取一刀切的措施。
对于未来如何更好地保障用电平衡，赵克锋表示，本轮限电，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全球性的，源于全球能源结构过快过早地向绿色能源调整，传统能源投入不足。疫情突发，能源供需节奏被打乱，供需矛盾加剧，造成全球性的缺电。在“双碳”目标推行的当下，国内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用电调控，从开源节流两个方向努力解决用电困难问题。
他指出，开源方面，基于疫情造成的产能萎缩问题，要重新规划能源结构的优化进程，提高动力煤发电产能，优先保障人民生活、企业生产的稳定。
节流方面，政府要以平稳度过今年冬天用电高峰期为短期目标，加强对民众和企业用电的计划和指导，平滑电力使用，共度缺电期。
王永中认为，双碳目标不断推进之下，各种问题慢慢显露，但是也会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政策的推进慢慢不断解决，未来，高耗能的落后企业逐步被淘汰，整个行业出现大洗牌的现象是有可能的。
由近期各地出台的有序用电政策可以看到，随着双碳目标的持续发展，未来仍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何避免“一刀切”和“赶作业”，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正如章柏幸所说，双碳目标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必然会带来阵痛，但不能因为“阵痛必然存在”就可以不经过科学规划而“胡乱动刀”。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程冰、徐国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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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梦想乡

沙发 飞翔在梦想乡说：
拉闸限电的背后，确实是一盘大棋


广东、江苏等地对高耗能工业拉闸限电的消息最近引起了热议。而东北对民用电限电，更是将舆论推向高峰。目前来看，拉闸限电的现象似乎还有朝多地扩散蔓延的趋势，并且可可能并不是一个短时段的现象。

　　广东、江苏等地对高耗能工业拉闸限电的消息最近引起了热议。而东北对民用电限电，更是将舆论推向高峰。目前来看，拉闸限电的现象似乎还有朝多地扩散蔓延的趋势，并且可可能并不是一个短时段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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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迷信

　　针对多年未见的大范围限电现象，很快有大棋党跳出来“揭示”拉闸限电背后的良苦用心。有说限制产能、拉高出口商品价格以对美输出通胀的，俗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有说为防止日后产能过剩而提前布局的，所谓“未雨绸缪，未焚徙薪”。有说这是打击国际资本炒作大宗商品（进口煤）以争夺定价权的，也有说是为了防止国内企业赚太多外贸单的钱引发输入性通胀的。

　　简而言之，拉闸限电是考虑到长远和全局利益而牺牲短期和局部利益的计划性手段。且不论部分说法与数据事实不符，这些论断也高估了官僚系统的调控能力。仿佛整个体制真的是铁板一块的理性化身，而一切结果都在预料之中。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除了举双手支持拉闸限电的英明决策，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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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天风期货

　　但反对大棋党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强调动力煤价格飙升导致火电厂亏损以及地方年底完成能耗双控指标任务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简而言之，拉闸限电的原因是煤、电和地方耗电的指标都不够了。这说明拉闸限电完全是在政策预料的范围之外，而非计划内的。

　　在这些说法当中，限电成为了市场变动所带来的不可计划的结果。但这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一种典型的说法是电力价格改革没有跟上煤炭价格市场化的步伐，从而导致火电厂亏损，无法正常发电。如果允许电价更大幅度的波动，就不会有限电的结果。而经济发达省份的企业临近年底被拉闸则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不够健全。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理顺商品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导致“要素市场的市场价格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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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个国家（含中国）平均销售电价情况，信息来源：国网能源研究院

　　乍一看，这些解释似乎是以现实数据指标作为依据的，因而更可靠。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分析也就止步于价格了，却对价格的形成不做深究，仿佛把一切交给市场的自发秩序去解决就大功告成了。于是，我们再次失去了提问的机会：煤价为什么飙升？煤为什么不够？允许电价上涨，电就够了吗？煤和电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不够？地方能耗指标为什么不够用，允许碳排放权交易就够用了吗？

　　这种借用对市场机制的迷信来反对大棋党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无力的。只要稍微朝上走两步，一种迷信就会同另一种相遇了。实际上，煤价高涨的背后，是煤炭生产长期受能源结构调整和安全生产政策的影响。火电厂买不起煤，买不到煤——电不够其实还有火电退出常规发电为风光电让路的因素——则同样是煤炭和煤电行业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能耗双控本身，则更是顺应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将指标自上而下层层分配的措施。这些难道不都是“大棋”吗？

　　的确，拉闸限电本身不会是下大棋运筹帷幄的结果。但正是由于下大棋，我们才无法避免拉闸限电。真正需要问的是，实现双碳（碳达峰碳中和）只能靠下大棋来实现吗？拉闸限电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吗？环保不应该提升每个普通民众的幸福感吗？环保和民生之间，一定是冲突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顾，这几年的能源和电力大棋究竟是怎么下的。　　

煤炭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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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全国煤炭去产能情况（万吨），来源：中国煤炭市场网

　　2016年2月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05/content_5039686.htm），明确工作目标是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煤炭产能再退出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

　　但是，去产能计划的落实在总体趋严与缺煤保供的矛盾之间摇摆。早在2016年4月，多部门就联合出台了“276”政策，要求全国所有煤矿按照 276 个工作日规定组织生产，即直接将现有合规产能乘以 0.84（276 天除以原规定工作日 330 天）的系数后取整，作为新的合规生产能力。此举叠加去产能措施立刻导致当年煤炭产量下降 3.24 亿吨，相当于在不足一年时间内完成了3-5年计划减量65%的任务。这导致煤价迅速飙升，港口 5500 大卡煤价从 2015 年底最低点的 352 元 /吨快速拉升至 2016 年底的 741 元/吨，致使年底前 276 政策便草草收场。　　

6.jpg

　　于是，2017年重新大批核准、核增了煤炭产能。2017 年-2020 年全国累计核增煤矿产能超过2亿吨，核准的煤矿产能超过3.45亿吨。截至2020年，这一波煤炭产能释放周期已经基本结束。而2020年以来，由于严控超能力生产、严格安全检查和环保整改，煤炭产量增速再次趋缓，煤炭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最大的省区，内蒙古从2020年5月起开展了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对涉煤腐败倒查20年，许多涉事煤矿在经过整治和完善手续后得以恢复生产，估计涉及年产能约1.5亿吨。而同年鄂尔多斯市也实行减产，规模以上煤炭工业企业生产原煤约6.4亿吨，同比下降11%。这些都是2020年底以来煤价再次疯涨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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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供给侧改革以来5500大卡现货煤价走势，来源：中国煤炭市场网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消费量约21亿吨，同比增长10.7%。同期，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19.5亿吨，仅同比增长6.4%。尽管今年下半年以来加快了煤炭产能释放以实现保供，但缺口暂时无法得到填补。在今年的煤炭经济论坛上，有分析师给出了全年动力煤缺口超6200万吨的预测。

　　另外，在去产能的过程中，煤炭产地已经进一步集中到晋陕蒙三个省份来了。当前三省产量已占到全国煤炭产量的70%，靠这三个省保持全国煤炭供应，至少增加了运输难度。这进一步加大了其它地区的火电厂迅速获得电煤补充的难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电煤价格高，其实是供给被卡了脖子。也不是煤矿不够多，而是停工停产的多。煤炭供给明显受能源结构调整和安全生产政策影响，并不是将电力价格市场化就可以解决问题。究其根本，没有预估到今年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长期的煤炭去产能政策产生惯性，煤炭迅速增产和获得补充受到制度阻碍，是火电厂最终无煤可烧而拉闸限电的主要原因。

　　煤电去产能

　　拉闸限电不仅和煤炭去产能有关，也是和煤电去产能、整个电力结构发生变化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根据2017年16部委印发的《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去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http://www.nea.gov.cn/2017-08/14/c_136525062.htm），“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全国停建和缓建煤电产能1.5亿千瓦，淘汰落后产能0.2亿千瓦以上，实施煤电超低排放改造4.2亿千瓦、节能改造3.4亿千瓦、灵活性改造2.2亿千瓦。到2020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

　　北京华能热电有限公司杨耀攀撰文指出，早在2020年末到2021年初，内蒙、甘肃、湖南、江西等多地就已经出现了供电紧张的情况。除去负荷同比增长较快的因素外，主要是由于水电和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有效装机容量较低，而本地火电机组近年来发展受限，因而难以应对快速增长的冬季负荷需要。

　　有效装机容量较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波动性大、受阻系数高，可用容量大打折扣。因而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并网都需要相应配备能够稳定出力、受阻系数低的装机容量（比如有调节能力的水电、火电、核电、抽蓄、储能）。这就导致了一个略显吊诡的局面：可再生能源在常规电力中的比例越大，需要配备的火电装机容量也就越大——一些综合测算甚至指出按现有新能源装机规划，煤电需增加装机容量约1.4亿千瓦。当然，装机容量不等于最终的发电量。因而许多新配备的火电机组都处于常态性的辅助和备用状态，出现了“大容量、小电量”的趋势。这就导致火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不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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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火电小时数不断下滑造成了火电（主要是煤电）装机容量过剩的假象。因为传统观点认为，火电利用小时达到5000小时是供需平衡，4500小时是宽松，低于4000小时是过剩，而2020年全国火电设备小时仅4216小时，已经接近电力过剩。这促使各地加大力度对煤电实行去产能的措施。

　　在《中国有色金属》刊登的《煤电：“关停”还是“被关停”？》一文中，作者指出一些地方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推行去产能的举措。2020年，许多省份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能源局下达的任务，山东关停了很多自备电厂，关停容量是任务目标的13倍。有业界人士表示，在政策层层加码过程中，“关停30万千瓦以下”被执行成“煤电机组全部关停”，甚至有些规模较小但在进行了巨额环保投入后生产完全达标的火电机组，也在“凡是烧煤的都关停”的大棒之下，没能幸免。

　　实际上在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川、湖南、浙江、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尽管2020年火电小时低于4000小时，但已经出现电力缺口，开始有序用电。这说明传统观点已经过时，不能对可再生能源已大规模并网的新电力结构照旧判断了。而在风光电持续大规模并网的将来，火电小时保持低位应该是一个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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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方面来看，火电小时数持续下降也的确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火电企业而言，装机却不出力意味着机组闲置，而政策上对闲置机组的补贴（例如对火电灵活性改造的补贴）是杯水车薪，因而加剧了火电企业的亏损。一些火电企业甚至干脆一关了之。而火电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它们面对高企煤价的脆弱性。这些也可能是造成多地限电通告中出现的“火电机组停机容量大”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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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消纳难题

　　风光消纳难题指的是现有电网消化吸纳新增风电和光电的问题。从常识上来说，风电和光电越多，总电量不是就越多吗？为什么会和拉闸限电有关呢？这主要是由于风光电要提高在发电量中的比例，取代火电成为常规电力，就必须促使火电转变自己的功能和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作为风电资源最为集中的“三北”地区，风电装机建设项目长期以来较电网消纳能力建设更为超前，而本地对新增电力的需求又不大，也导致了多年的“弃风”顽疾。而东北的风电消纳难题尤其突出。冬季的火电供热期（热电联产机组居多）、水电枯水期和风电大发期重叠，导致了调峰非常困难。也就是说，火电、水电尚且自顾不暇，哪里还能顾得上为风电调峰呢？因而，尽管此时是风电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段，但也只能弃风限电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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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地区弃风率在2015年前后达到高峰

　　从理论上来说，为了增加电网对风电的消纳能力，就必须通过关停和改造火电来为风电腾出空间。其中改造火电就是指对火电的灵活性改造，将火电从发电的主力逐渐转变为配合可再生能源的备用电力，主要表现为让火电机组成为调峰机组（风光无法发电或满足需求时才由火电迅速顶上）。因而，对火电的灵活性改造成为解决风光消纳难题的必要措施。

　　但是，火电灵活性改造的速度可能并没有跟得上新能源并网的计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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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21年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国家能源局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21〕25号）（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 ... content_5612874.htm），2021年的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进入任务化阶段，9000万千瓦的并网目标（包括风电光伏新能源的并网指标）必须实现。而9000万千瓦仅仅是一年的任务指标。

　　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热电机组和常规煤电灵活性改造规模要分别达到1.33亿千瓦和8600万千瓦左右，合计2.2亿千瓦。但电力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完成灵活性改造的煤电机组仅有5000多万千瓦，不足规划的1/4。

　　这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不仅可能造成新一轮弃风弃光，更严重的情况是为了达成并网指标而强行关停并非过剩产能的煤电机组，从而威胁电网安全，产生供电缺口。

　　2018年，内蒙古就已经出现过一边是大量弃风、一边则是供电不足的现象，导致当地工业大户被限电。究其原因，就是前期为保障新能源上网，关停了大量的煤电机组，当风电和光伏由于气象原因停止出力时，托底的煤电机组又缺乏足够爬坡能力。

　　尽管存在这样的风险，风光新能源的装机规划仍然在不断加码。吉林省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到2030年时，装机规模目标是三个三峡，达到6000多万千瓦。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吉林省将新上208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平均每年大约新增400万千瓦。辽宁省发改委发布的省风电项目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也指出：计划新增风电项目1220万千瓦，由电网企业实行保障性并网。

　　而在吉林此次限电的通告中，已经提到“火电机组停机容量大”、“新能源发电电力偏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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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新旧能源转换过程中的冲突，也是导致拉闸限电的一个因素。但综合整个能源转型和去产能政策的执行过程来看，体制性的老问题是这种冲突被放大的原因。一刀切、层层加码，已经是我们在各类政策执行中屡见不鲜的痼疾。而单向的对上负责制与民众问责制的缺失，则是背后的机制根源。

　　在这个上层意志高压传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举国体制的特点，同时指令性的指标分配和锦标赛式的横向竞争，导致手段埋没了目的，最终酿成灾害性的后果。过去，在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发展高耗能工业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问题，而在努力将环保减碳作为一项产业（同时也是利润来源）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问题。

　　双碳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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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e/Global Carbon Project

　　最后想谈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将民生和环保目标统一起来的方式。当然，这是在双碳的基础上来谈的。可以看到上图，Nature/Global Carbon Project统计了1900年以来全球各国碳排放变动的过程。1900年全球碳排放为19.57亿吨，到2018年已经达到168.31亿吨。而2018年碳排放前三名，分别是中国占27%、美国占15%、欧盟占9%。应该说，节能减碳原则上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可持续性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必须对当前的减碳模式有清晰的认知。前面我们的论述反映了减碳政策在缺乏普通民众的认识和参与的情况下，得到强力执行的过程。体制试图在不“打扰”民众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无声无息”地实现整个社会能源结构的转型。官员对减碳任务全包全揽，而民众唯一的任务似乎是最好不要知道任何相关的细节，更不用谈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了。甚至，在多年的政策导向下，我们反而被要求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以拉动内需。但是拉闸限电实际上将能源转型中的冲突以可感知的方式传达给了民众。只是在种种意识形态的包装下，舆论被导向了丝毫不相关的方向。在各类说辞中，拉闸限电要么完全脱离了减碳的讨论范围，要么被塑造为某种减碳过程中的操作性失误——因而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指出，社会的整个发展方式本身就是与减碳的目标相互冲突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无论怎样按部就班地循着计划去实现整体性的能源转型，我们都将无法真正实现目标，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端倪。储能技术相对于火电灵活性改造技术来说，更加不成熟和遥远，因而火电调峰机组成为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最佳调峰选择。新增火电容量几乎是必须的，而进行这部分建设同样要耗能。而针对风电和光伏材料的生产和维修，包括日后被寄予厚望的储能技术，由于涉及到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和加工，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实际上，当前的化学电池（锂电池、镍氢电池等）工业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且高耗能的工业之一。在一些学者看来，新能源产业更像是资本主义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结果，尽管长远来看它的确可能带来更少的单位能耗。而这些新的代价到底有没有被计入到减碳的计算公式之中？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所处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弊端，消费刺激和产能过剩总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边鼓励个人挥霍的同时一边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吗？

　　这里并不是说，我们需要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实现碳减排的目标，而是说当前的整个经济系统是以刺激对不符合居民真正需求的商品消费作为存续条件的。例如，当今社会用时尚和新潮来包装像特斯拉电动汽车这种消费品的。大部分客户并非出于生态目的而购买它，而是为了赶时髦。实际上，许多购买特斯拉的客户可能已经拥有好几辆汽车了，而他们并不在乎生产和使用一辆特斯拉的能耗和碳排放是否真的比一辆传统高档车要更低。同样，一台智能手机其实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企业为了利润而频繁更新换代。市面上的二手智能手机已经汗牛充栋。

　　而在生产过剩的同时，我们的经济系统却无法满足每个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例如，我们已经花费太多能耗在城市建造了大量房屋，但是空置率是惊人的。而这些空置房屋由少数人占有着，他们不介意更多人忍受着高昂的房租或债务，同时缺乏舒适的居住空间。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说，那么这样的供需矛盾和贫富分化是与劳动者被剥削（包括薪资不足和过劳等等）相伴的。甚至，在推行新能源的企业当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剥削劳动的普遍现象。（如果不注重对劳动权益的保障，火电的灵活改造和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本身，是否可能会助长电力企业的零工化呢？）

　　更有甚者，在现有的社会系统当中，民生与生态目标相互冲突的情况并不少见，且几乎不存在协调的可能。例如，在同样被生产主义所召唤的新能源产业当中，我们可以向工人承诺更少的劳动时间和更多的休闲吗？落后产能被淘汰后的失业者，他们有多少成为了网约车平台的司机和外卖员，相比过去更加缺乏工作稳定性？而在已经完成能耗达标的地区，电网要为高耗能工业集中的地区输送电力，从而造成本地居民无电可用，甚至影响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的正常运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反而可能掩盖这种吸血效应的实质，并且拉大区域间的贫富分化。

　　种种现象表明，生态破坏、贫富差距、公共物品的缺乏以及剥削是同一个社会系统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无法促成社会系统的变革，减碳将如同反对996一样，只是技术官僚在纸面上作出承诺的一种美梦。而真正将民生与生态统一起来的方式，应当是实现参与性的和本地化的生态规划和落地。这种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否则，即便我们能够避免一时一地的拉闸限电，也无法解决总体有限的能源供应与不断增长的虚假需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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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梦想乡

板凳 飞翔在梦想乡说：

拉闸限电，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城根下刀笔吏 · 2021-09-28 · 来源：

在全世界因为疫情原因导致开工不足的情况下，只有中国这边在开工。海量的订单涌到中国后，让中国的工业生产不断加码，用电量也飞速上涨。

　　这两天，后台收到一堆留言，让我聊聊最近的拉闸限电，到底咋回事。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跟大家聊一聊。由于个人知识面有限，不一定完全准确，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留言指正。

　　总的来讲，这件事情涉及到很多方面，我先从发电开始讲起。

　　01

　　—

　　电，不会自己产生，需要靠发电厂发电，才能产生。

　　而发电的方式，大概有以下几种：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

　　我相信大家对于什么是水力发电、核能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应该都懂，就不多解释了。

　　在此，说一下什么是火力发电。

　　简单来讲，就是通过燃烧什么东西，来发电，这不带个“火”字嘛。

　　那么，燃烧什么东西呢？

　　主要是燃烧煤，因为煤这玩意儿最耐烧，能产生大量的热能。产生的热能通过复杂的发电系统和设备，最后转化成电能。

　　虽然这两年大家对于环保和清洁能源的呼声很高，但是火力发电仍然是最传统的发电方式。按照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今年1-8月份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统计，火力发电占据了全部发电量的56%，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是水力发电，占比是16.7%。水力发电之所以能排到第二，主要是因为有像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水电站存在。

　　再往下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占比分别是12.9%和12.1%。这两项发电方式虽然占比不多，但是后发优势明显。因为同比增长分别达到了33.8%和24.6%，在五项发电方式的增长态势中，处于绝对领先优势地位。

　　也就是说，大家再熬几年，等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量上来后，以后对烧煤的火电需求，就越来越少了。

　　核电占比是最少的，居然只有2.3%。我以前一直以为核能发电的占比很高，一看数据吓一跳，原来这么低。

　　02

　　—

　　现在的问题，主要出在火力发电上。

　　由于火力发电要烧煤，但煤价一直在涨，所以导致很多发电厂都处于亏损状态。

　　为什么会亏损呢？

　　主要是因为，虽然煤价在上涨，但是电价不让涨。

　　我国原先实行的是煤电联动政策，即根据煤炭价格的波动，来相应调整电力的价格。

　　但是，在2019年9月时，国务院开了一个会，决定从2020年1月1日起，取消煤电联动政策，将现行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

　　也就是说，不管煤炭价格涨的如何，对于电价而言，国家给了一条基准线，供电企业只能按照这条基准线，给企业和居民供电。在这条基准线上，最高可以上浮10%，最低可以下浮15%。

　　同时，这个会议决定，2020年的电价，只许下浮不许上浮，要确保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

　　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呢？

　　因为工业生产用电是企业的重要成本之一。如果电价上涨，则企业的生产成本上涨，到时候产品价格也要上涨，会推高整个社会的消费物价水平。

　　所以，作出限制电价上涨的决定后，当时预估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和成本大约300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生产企业的负担和成本确实降下来了，但发电厂的负担和成本却上去了。由于上游的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而烧煤发电后的电价却不允许涨，最后导致发电厂大面积亏损。

　　导致亏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烧煤发电这种事，如果环保设备不行，在烧煤的过程中本身也会产生污染。

　　以前，大家对环保概念没那么强的时候，污染也就污染了。

　　但是现在不行，环保部门鸟枪换炮，已经成了有牙齿的部门。你要是污染治理不达标，环保部门有权一票否决。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发电厂，也要做到环保达标。

　　而环保这件事，本身是比较费钱的。每一次更新升级环保设备，都意味着大量的花费。本来就不怎么挣钱，还要在环保设备的更新升级上多花钱，这些发电厂可能就扛不住了。

　　03

　　—

　　当然，所谓扛不住，倒也不至于。因为现在几大重型发电企业，都是国有的。比如，华能、大唐、国电、华电、中电投这几大电力界扛把子，都是中央直属特大型国有骨干企业。

　　如果有亏损扛不住，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会给各种补贴。

　　比如，华能在2014年的时候，其下属的黑龙江电厂，就曾领到过地方省政府的奖励性补贴。由于华能是上市公司，对此还做了公告。奖励性补贴主要跟环保减排有关，即由于对燃煤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控制得当，华能集团所在的黑龙江电厂，总共收到当地约2512万的奖励性补贴。

　　也就是说，虽然可能存在煤电价格倒挂和环保设备费钱的现象，但是政府层面会给企业补贴，让发电这项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业务，不至于干不下去。

　　但现在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疫情当下，有些经济不太行的地方政府，可能没钱给补贴了。

　　经济比较好的省份，在当地发电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自己掏钱给当地的电厂补贴，让这些电厂继续购买煤炭发电。但是，经济不太行的省份，可能就难以做到了。

　　一旦补贴断供，当地电厂亏损持续加大，等到达一定临界点后，就只能减少发电。

　　所以，有些地方断电的事情，可能就此发生。

　　04

　　—

　　发电量不足这件事，还跟最近的工业用电量暴增有关。

　　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需求，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产业用电、第二产业用电、第三产业用电、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笼统来讲，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

　　其中，第二产业是最大的用电需求方。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在今年1-8月份的总用电量中，第二产业的用电量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66.8%，而第二产业中的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65.5%。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比非常小，大约只占全部用电量的14.6%。整体用电量排名倒数第二，只比第一产业用电量多。

　　因此，通过减少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方式，来节约用电，从操作层面来讲，没有太大意义。

　　而对于最近的工业用电量暴增这件事，我们通过一组数据对比，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直观感觉。

　　2019年全年的第二产业用电量，是4.9963万亿度，其中，工业用电量是4.9073万亿度。而2021年1-8月的用电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用电量已经达到3.6529万亿度，其中的工业用电量为3.5852万亿度。

　　也就是说，在2021年，我们用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就用完了2019年全年大约四分之三的工业用电量。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数学公式简单计算一下，2021年全年的工业用电量，可能会达到5.3778万亿度，比2019年全年多出大约4700亿度，比2019年增长大约9.6%。

　　而2020年的工业用电量，是5.0398万亿度。

　　也就是说，在工业用电量方面，2020年比2019年增长了2.7%，而2021年将可能比2020年增长6.7%，增长比例直接翻了两三倍。

　　飞速增长的工业用电需求，让原本靠补贴大致满足用电需求的发电量，瞬间开始变得捉襟见肘。

　　05

　　—

　　为什么今年的工业用电量开始暴增？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商务部在8月份披露的中美贸易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达1.64万亿，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只有5706亿，相差了整整1万多亿。

　　在全世界因为疫情原因导致开工不足的情况下，只有中国这边在开工。

　　海量的订单涌到中国后，让中国的工业生产不断加码，用电量也飞速上涨。

　　但离奇的是，海量的订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多利润。因为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一直在上涨，下游的海运运费价格也一直在上涨。

　　看之前报道，有些原材料价格基本踩着翻番的节奏往上涨，而海运运费更是涨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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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梦想乡

地板 飞翔在梦想乡说：
本打算开贴的，就这你的贴子发出来算了。

天涯过客

6楼 天涯过客说：
预计“十四五”期间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缺电现象将频繁出现
9月27日，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位居民收到小区物业通知：为缓解电力供需紧缺压力，辽宁电网将实施拉闸限电，具体时间段、地域性不定。为了避免限电令给您生活造成影响，在此温馨提示您，近期家中常配备手电筒、蜡烛、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7月以来，国家电网东北分部（简称“东北电网”）已连续下达22次有序用电预警，由于调减外送电保持了东北地区电力平衡，前12次有序用电没有实施。但进入9月，电力供需形势更加严峻，再加上无法调减外送，东北电网要求东北三省和蒙东地区做好启动有序用电的准备，否则就会出现拉闸断电或大面积停电问题。9月10日起，东北三省一区开始执行有序用电，社交媒体“东北限电”话题下，许多网友吐槽突然限电带来的各种生活不便。
“我省这次出现的有序用电，27年从未发生，可以说缺电不是我省自身问题，是整个电网平衡带来的。”《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一份黑龙江省发改委9月30日的文件这样写道。文件还提到，由于山东日电力缺口逐步加大，国家为保山东用电，国家电网没有调减东北外送计划，使东北地区从9月10日开始出现用电缺口。在煤炭供需形势持续偏紧、火电等支撑电源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有序用电可能成为保障电网安全运行的常态化措施。
今年年中便有广东、云南等省份开始限电、限产，主要原因是工业用电的持续增长以及水电的减少。而8月下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密集出台了力度不等的停、限电措施。其中，尤以东北的限电引人关注，因为限电已经辐射到工厂之外，波及居民生活。
而多地给出的限电原因，不仅是过去因为控制能源消费指标，采用行政手段干预高能耗企业用电，而是出于供电不足的无奈。从发电装机容量来看，中国早已摆脱发电能力不足的局面，但为何会出现今天的窘境？
9月28日辽宁省最大电力缺口达530万千瓦，依据国家发改委《有序用电管理办法》，达到严重缺电II级橙色预警信号。自28日开始，辽宁省已经至少连续三天发布电力缺口橙色预警。
9月10日至22日，辽宁省共启动6轮III级（负荷缺口5%~10%）和3轮IV级（负荷缺口5%及以下）有序用电措施，其间涉及23196户次企业，最大错避峰243.67万千瓦。当时，受到用电影响限制的是部分工业企业。
根据辽宁省工信厅9月26日电力保障会议的信息，9月23日~25日，由于风电骤减等原因，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别，辽宁省启动3轮II级（负荷缺口10~20%）有序用电措施，个别时段，尽管最大错避峰达到416.92万千瓦，电网仍存在供电缺口。东北电网调度部门依照有关预案，直接下达指令执行“电网事故拉闸限电”。与有序用电不同，拉闸限电是保电网安全的终极手段。
一份9月23日由国家电网东北分部调度中心（简称“东北网调”）签发的“东北电网事故拉闸限电预通知单”显示，为保证电网安全运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预计23日下午16时30分至21时30分需要拉闸限电，被限容量分别为44万千瓦、36万千瓦和20万千瓦，合计100万千瓦。
东北网调按各省区用电负荷的比例，对有序用电负荷进行分配，其中辽宁48.6%，黑龙江23.2%，吉林16.3%，蒙东11.9%。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的用电负荷最大，因此，辽宁受到的限电影响也更多一些。
多位生活在吉林省的受访者说，他们虽然接到限电预警通知，但家里并没有真正停电；一位居住在哈尔滨的市民说，黑龙江的居民限电主要是周边县城、乡镇，城市居民没有受到影响。而在东北人口最多的城市沈阳，9月23日，该市沈北新区和浑南新区部分区域限制供电，有道路因信号灯没电产生拥堵。9月24日，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因突发限电，导致排风系统停运，发生高炉煤气中毒事故，23人送至辽阳市中心医院救治。
一般来说，拉闸限电主要是针对第二产业，因为民用电量占比不多。长春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副主任周景宏曾在国网吉林省电力公司工作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辽宁省居民用电可能只占到当地用电负荷的10%左右，吉林省这一数字要高一些，但也不多。
国家电网调度中心一位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波及民生是紧急状态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电网虽已做了提前预警，比如高耗能企业需限电，但实际落地中并未完全执行到位。虽然原则上不允许限民用电，但拉闸前刻，电力供应与需求差额若再继续扩大，就有崩溃风险，只好采取紧急措施。
在东北，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能够停哪些用户的电，空间更小。以黑龙江为例，军工、能源、钢铁等重要用户以及公共服务业、居民用户占比高，可执行有序用电的客户，仅占最大需要限电负荷的20%。因此，在东北网调下达有序用电负荷超过极限时，只能实施拉闸和影响居民用电。
限电会带来多少经济损失？以黑龙江省为例，截至9月26日，执行有序用电影响电量共计6780.34万千瓦时，预计影响工业产值10.5亿元。如有序用电持续执行到10中下旬，可能影响用户用电在1亿千瓦时左右，预计影响相关工业产值16.3亿元，影响工业增加值6.1 亿元。
周景宏说，停电对连续运行的化工类、冶金类、电解铝这类重工业企业的损失尤其大，不要说连续停电，就是电闪断一下，就可能对工厂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
去年年底，以浙江为代表的一些省份为了冲刺“能耗双控”（指控制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目标，就曾出现过限电。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东北限电，其实与“双控”无关，东北上半年的经济增速比全国慢一些，完成指标没有什么困难，而它的原因只有一个：电力供应不足。
贺少华曾经是黑龙江一家大型火电发电厂厂长。在他看来，今日黑龙江和整个东北供电不稳定的问题，早已露出端倪而且几乎是必然的--因为缺煤。火力发电、供暖都需要煤炭。早至2009年，黑龙江就从煤炭调出省份转变为煤炭调入省份，但是因为国内煤炭产能过剩，黑龙江发电厂一直可以买到低价本地煤和蒙东煤。
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因产能过剩，煤炭的黄金时代结束，煤炭业进入长久的低谷期。2015年左右，中国开始进行煤炭去产能，一个核心举措，是关停一批落后的、安全不达标的小煤炭厂。
从2016年到2020年底，中国煤炭退出产能超过10亿吨。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说，在去产能之前，中国的煤炭年产量大约是50亿吨左右；去产能后仅有大约37.5亿吨。此外，自去年开始，受产煤大省内蒙古涉煤反腐“倒查20年”；对煤炭开采安监、环保力度增大，以及超能力生产入刑等因素影响，大量煤炭产能被压缩。
而在需求方面，中国在2013年达到煤炭消费的峰值，当年年底统计的煤炭消费量是42.4亿吨，之后逐年下降，但是从2017年至今，中国煤炭消费量再次出现回涨，恢复到了年消费40亿吨左右，而这两年释放的先进煤炭产能大约2~3亿吨。因此，煤炭总量的供需依有差值。
放眼整个东北地区，煤炭资源日趋紧张。有媒体统计，2020年黑龙江、辽宁、吉林原煤产量合计0.93亿吨，较2016年的1.13亿吨下滑约17.7%。周景宏说，近几年，东北缺煤已常态化了，有些发电厂在年初价低的时候就开始储下一年的煤，避开市场波动。
与此同时，进口煤价格同样暴涨。近一年来，国际动力煤价格已经增长数倍。9月24日，欧洲ARA港、南非理查德RB、澳大利亚纽卡斯尔NEWC动力煤的现货价格分别为每吨185.68、161.15、188.72美元，较一年前分别增长250%、173%、215%。
动力煤进口长期占国内使用量的5%~10%。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今年从蒙古、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量有所减少。今年1~8月，中国进口煤炭1.98亿吨，同比下降10.3%。
“当时，大家都以为2018年冬天黑龙江的煤抗不过去了，没想到运气好，碰到一个暖冬。”贺少华说。但是今年这个冬天，他觉得黑龙江煤、电保供有点难。一方面，黑龙江本地煤炭年产量大约从之前的1.2~1.5亿吨下降至5000万吨左右，而从俄罗斯进口的煤也因疫情而减少，且因为卖价更高，俄罗斯煤更多通过海运通道流向南方。而今年可能是个冷冬。
尽管中国是富煤国家，但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此刻，中国却站在缺煤的新节点。黑龙江省发改委的一份汇报文件写道：今年的煤炭供需形势十分严峻、前所未有，全国普遍缺煤少电，电煤价格高位运行，发电企业严重亏损，能源保供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黑龙江煤炭储备只有1410万吨，比计划目标低690万吨。每天动力煤供应在25万吨左右，启动供暖后，全省发电、供热日均消耗煤炭35万吨左右，每天缺口近10万吨。除鸡西、双鸭山、鹤岗、大兴安岭、黑河能够自平衡外，其他市都存在一定保供风险。
黑龙江发改委希望，国家层面能够通过加快宝日希勒矿六期的征地手续，阶段性释放蒙东地区伊敏、东明等露天矿产能，加强与俄煤的协调等手段，弥补其用煤缺口。
“这不是哪一个省的问题，是全国的情况。”袁家海说。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9月3日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截至6月底，全国煤企存煤约5000万吨，同比降26%；全国主要港口合计存煤6298万吨，同比降8.3%；全国火电厂存煤约1.1亿吨，同比减少2100万吨。
贺少华的一位在福建某国有发电厂担任总经理的朋友说，现在不是价高价低的问题，而是哪里也买不到煤。安徽省自9月22日起开始实施有序用电，同样与用来发电的电煤库存“告急”有关。2021年以来，安徽省电煤库存一直维持低位，截至9月21日，安徽省主力火电厂电煤库存降至148万吨，不及2020年同期一半。
缺煤的程度，从煤价上可以反映出来。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显示，9月16日到9月23日的一周里，动力煤价格已经达到1086元/吨，同比上涨近一倍，较年初上涨56%。
一家火电厂工作人员说，“全力买煤”已经成为火电厂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买煤完全不考虑运费。一场围绕保供、找煤的战斗正在打响。
9月23日至25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任京东带队赴宁夏、陕西，对煤炭、天然气增产保供进行现场调研督导，要求地方和企业压实保供责任，进一步挖掘增产潜力，突出保障发电、供暖等民生用煤，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9月27日，就煤炭保供、电力稳供问题，吉林省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到部分供热发电企业和电力公司走访。在座谈会上，吉林省落实了以下的找煤渠道：派专人到内蒙古驻煤矿，逐一落实煤炭购销运输合同；争取更多进口指标，抓紧推进俄煤、印尼煤、蒙古煤等外采计划；自产煤企业要专班驻矿，在保证生产安全的前提下，能开尽开，开足马力，释放产能。
9月29日，山西省举行保供十四省区市四季度煤炭中长期合同对接签订会。中央驻山西煤炭企业将保供天津、福建、河北、广东、辽宁5个省市；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接广西、江苏、吉林、安徽、上海、浙江6个省区市；山西焦煤集团承担河南省保供任务、华阳新材料集团承担海南省保供任务、潞安化工集团承担山东省保供任务，其余保供任务由山西省各市煤炭企业承担。
中金公司认为，目前冬储煤行情已经启动，而新增产能释放可能还需要时间，冬季用煤大概率还是偏紧。不过，最近一系列鼓励煤炭产能投放的文件，初步见到了效果，8月份，煤炭产量环比上升了2100万吨；长期来看，随着新增产能的投放和需求逐步回到正常的水平，该机构认为，目前的极端供需错配的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东北并不缺发电装机容量。经过一轮发电基建热潮后，袁家海说，从2007年开始，东北再也没有缺过电，甚至可以说是电力富裕的区域。2017年，东北电网第一个特高压直流工程--额定功率为1000万千瓦的蒙东扎鲁特-山东广固特高压直流（鲁固直流）及其部分配套500千瓦交流输变电工程相继投产，开启了东北电网电力外送的时代。
近年来，中国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全力推动能源革命，降低火电特别是煤电占比。但截至2020年底，全国全口径火电装机容量近13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56.8%，火电依旧是当前中国电力供应的主力军。
据中电联的数据，东北三省电力结构中，火电以7218万千瓦占据了发电量的63%；风电以2244万千瓦的发电量位居第二，占比为18%。光伏、水电与核电占比分别为8%、7%和4%。
周景宏解释，因为风电是不稳定电源，而供电是一个实时平衡、即发即用的系统，因此，风电的上网电量一定是用相应火电来支撑，当没有风、发电量不足的时候，就需要火电顶上去。贺少华的判断是，至少10年之内，火电的主力支撑作用是不会变的。
吉林省一家风力发电厂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今年年初和年中，厂里都有开过会，要求尽量减少非必要停机，减少非必要电量损失。但是面对当前的紧急缺电，新能源发电企业受天气影响，没有多少潜力可挖，对于抢发电量无能为力。
在袁家海看来，当前东北缺电的情况，还是在于大部分机组因为缺煤、亏损不愿意发电，所以首先要解决煤炭供应问题，然后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把电价涨上去。
对燃煤发电厂来说，燃煤成本是最大的成本支出，占比六七成。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因煤价不断攀升，燃煤成本占比越来越高，当前甚至占总成本的八九成之多。与煤价上涨不一致的是，电价却没有跟着上涨。
涨电价看似可以疏导发电厂的成本，让用电供需找到更好的平衡，但贺少华说，电价涉及到更复杂的宏观经济，如果电价上涨，所有的工业产品成本就会上涨，带来社会通胀，因此，国家只能压着电价。
在这种情况下，电厂的日子很不好过。根据黑龙江发改委测算，按发电上网每度电0.374元计算，扣除税收、人员等成本，发电厂利润空间不足0.255元，而按当期标煤价格，每度电燃煤成本为0.42元，光是原料就已经亏损0.165元。黑龙江省的华电集团，今年1~8月的亏损估计高达12.05亿元。
因电价不变，而煤价波动，因此，过去当煤价上涨时，火电厂要求涨价的诉求时有发生。但贺少华说，当下，比起亏损不愿意发电，困扰电厂更大的问题还是买不到煤，即便高价买到煤也想为冬天供热多囤一些。东北的国有火电厂中，80%以上都有热电联产机组，比起供不上电，国有企业领导更怕供不起热。因为发电都是统一入网，供电安全由电网公司承担，但供热是划定区域的，哪一片区的供热如果出了问题，领导就要为此担责。
吉林省大唐长春第二热电公司是全省最大的热电联产企业。吉林省省长韩俊近日赴该电厂考察供电供热机组运行保障时，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克服电煤价格倒挂、煤炭短缺、价格暴涨等困难，全力实现满负荷安全运转。坚持不计代价“能开尽开，能发尽发”，决不能无序检修、擅自停运。组织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热电企业，协调满足贷款需求，给予贷款贴息支持。
然而，多位行业人士说，“面粉比面包贵”的情况毕竟不能持续，因为这样循环下去，会很快耗断企业现金流。9月29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相关负责人士就近期限电问题答记者问时称，严格落实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让更多电量进入市场交易，不得对市场价格的正常浮动进行不当干预，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发电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认为，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伴随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电力系统以及需求侧电气化程度的提高，电力负荷的峰谷差势必逐年增大，“尖峰负荷”现象将更加显著，预计“十四五”期间，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缺电现象将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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