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鼓励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

电子光

23楼 电子光说：
这抖音上都吵了好多天了，这边也来了啊。这钱能随便多出来的啊。这些死得不够快。这个经济这一块不懂，我总觉得多出了钱不怎么好，肯定会出问题，社会上。至于小孩子那就呵呵了。你钱多了，东西也跟着膨胀。养孩子照常贵。学校各种各样想办法赚钱。我们这边搞了什么风景区，根本就没人去，丑的要死不好玩，然后价格又贵。好了，现在这一些做生意的又把手伸向了学校。一个学生要100多。说是这么说自愿去不去？但是你要知道准备期末考了啊。然后呢，什么作文啊，什么一些怎么感受啊？到那时候肯定会让你洗。然后没点文化，我建议还是少生孩子。你除非请家教，要不然你根本就没法教。现在的教育让脑洞啊，简直就是有一点像那个脑子急转弯了。好了不多说，咱们这种庸俗的人，就只能想到这一些。

预知未来的我

24楼 预知未来的我说：回复楼主天涯过客
说明过去的计划生育是错误的。说实话现在的年轻人培养孩子真的不容易。给补贴是没有办法解决。
本帖来自微秘

永燃之火

26楼 永燃之火说：
我一直觉得把社会抚养费的罚款给退回给老百姓，老百姓觉得国家的态度挺好，就愿生了。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铁血丹心

27楼 铁血丹心说：
爱国的不是很多吗，他们带头就可以了，中央多宣传一下，不生娃不是真爱国
来自 畅游助手

天涯过客

28楼 天涯过客说：
近期，各省份陆续发布2021年统计年鉴。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发布的2021年统计年鉴梳理发现，共有16个省份公布了2020年出生率数据，其中12个省份低于1%（即10‰）。
这其中，常住人口过亿的第三经济大省山东，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8.56‰，是1996年以来首次跌破10‰。以常住人口计算，2020年山东出生人口为87万人，也是2001年以来首次跌破100万。
作为人口大省，山东生育意愿较强。因此在近年来人口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的变化也比较大。2009年到2013年，山东出生人口一直保持在110到115万之间。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4年，山东年出生人口增至139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4。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全年山东出生人口177.06万人，创下了该省自1988年以来的新高，比上年多出生53.48万人；其中二孩出生占比更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山东也成为全国最“敢”生二孩的省份。其后的2017年，山东出生人口为175万人，与2016年相差无几。
但到了2018年，全面二孩效应明显减弱，山东年出生人口降至13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24%。到了2019年，出生人口降至118万人。2020年，在疫情以及全面二孩效应持续减弱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山东出生人口20年来首次跌破100万人，比上一年下降了26%，比2016年下降了50.8%。
图：山东主要年份人口变动(来源：《山东统计年鉴2021》）
不过，若考虑到山东在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的变化，在三孩政策实施后，山东也有望成为“三孩大省”。
山东之外，包括河南、吉林、山西等地出生人口在2020年也都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其中，2020年山西出生人口为28.8万人，是43年来首次跌破30万人。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出生人口为92万人，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比2016年下降了36%。
16个省份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2021年统计年鉴梳理）
专家分析，育龄妇女减少、婚育成本上升导致出生意愿下降等是我国出生人口下滑的主要因素。同时，新冠疫情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疫情影响人们的生育活动，已经成为全球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比如，疫情带来的社会活动限制措施，影响了人们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了男女之间的沟通交流，甚至恋爱和婚育活动，同时，疫情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生活、对于生育的现实态度。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天涯过客

29楼 天涯过客说：
在疫情、育龄妇女减少等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继续走低。
1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1062万的出生人口，创下了近年来新低，比2016年下降了43.6%。
2011年以来出生人口（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出生率方面，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7.18‰，连续两年跌破10‰（即1%）。第一财经查阅历年资料发现，2021年出生率也是近72年（1950年以来）来的新低。
同时，相比2020年，2021年净增长人口为48万人。第一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1949年以来历年人口净增量梳理发现，2021年净增人口数量创下了近60年来（1962年以来）的新低。
1950年以来历年净增人口（数据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变化来看，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当年净增人口达到了906万人，随后几年，年净增人口不断下降，2017年至2021年分别为779万人、530万人、467万人、204万人、48万人。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对第一财经分析，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人口总量增加的动力缺乏，越来越难，出生人口越来越少。
宁吉喆说，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相比前一年减少，一个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2021年15-49岁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减少约300万。第二，生育观念有所变化，婚育年龄在推迟，年轻人生育意愿在降低。第三，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迟了年轻人的生育安排。
根据杭州市民政局近日公布的2021杭州婚姻登记数据，该市2021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8.5岁、女性为27.1岁，与上年相比，男性晚0.2岁，女性晚0.3岁。男性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31.7岁、女性为30岁，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晚0.3岁和0.4岁。
新冠疫情对青年婚恋生娃都产生了影响。董玉整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比如，疫情带来的社会活动限制措施，影响了人们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了男女之间的沟通交流，甚至恋爱和婚育活动，同时，疫情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生活、对于生育的现实态度。
展望未来，我国出生人口走势如何？
宁吉喆表示，我国出生人口2021我国人口平稳增长，我国人口总量未来一段时间将保持在14亿以上。目前仍有3亿多育龄妇女，出生人口每年能保持在1000万，三孩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一些被推迟的生育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释放。
在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同时，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2021年，我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天涯过客

30楼 天涯过客说：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是0.34‰。
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进展和经验做法情况。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总体上看，社会各界对优化生育政策广泛关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平稳实施，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2021年育龄妇女比2020年减少473万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杨金瑞表示，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杨金瑞表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举例说，比如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增加，就使得家庭对未来的生育可能会很犹豫，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新冠肺炎疫情会直接或间接减少家庭成员的收入，使得育儿成本对于生育的影响更加突出。”宋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单位的效益不好，不光影响到家庭成员收入，也会增加家庭中的工作和家庭冲突，增加了生育的恐慌或者是畏惧。
还有一些人会担心在疫情期间母婴保健、孕产检查等常规的服务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促使群众选择推迟甚至是取消生育计划。
宋健表示，2021年以来，国际上有很多研究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死亡率、生育率等的相关影响，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影响。目前大多数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生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的出生人口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正陆续出台
未来一段时间预计我国出生人口趋势如何？是否还会持续走低？
宋健表示，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判断未来的走势需要综合上述因素来看。
宋健介绍，?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
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说，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她说，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记者注意到，从生育政策放开之后，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但是2021年生育率还在下降，有声音质疑说配套支持政策是不是没有奏效？
对此，杨金瑞回应，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他说，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
他表示，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决定》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天涯过客

31楼 天涯过客说：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是0.34‰。
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进展和经验做法情况。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总体上看，社会各界对优化生育政策广泛关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平稳实施，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2021年育龄妇女比2020年减少473万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杨金瑞表示，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杨金瑞表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举例说，比如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增加，就使得家庭对未来的生育可能会很犹豫，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新冠肺炎疫情会直接或间接减少家庭成员的收入，使得育儿成本对于生育的影响更加突出。”宋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单位的效益不好，不光影响到家庭成员收入，也会增加家庭中的工作和家庭冲突，增加了生育的恐慌或者是畏惧。
还有一些人会担心在疫情期间母婴保健、孕产检查等常规的服务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促使群众选择推迟甚至是取消生育计划。
宋健表示，2021年以来，国际上有很多研究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死亡率、生育率等的相关影响，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影响。目前大多数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生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的出生人口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正陆续出台
未来一段时间预计我国出生人口趋势如何？是否还会持续走低？
宋健表示，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判断未来的走势需要综合上述因素来看。
宋健介绍，?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
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说，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她说，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记者注意到，从生育政策放开之后，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但是2021年生育率还在下降，有声音质疑说配套支持政策是不是没有奏效？
对此，杨金瑞回应，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他说，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
他表示，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决定》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天涯过客

32楼 天涯过客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 中国网 李佳
中国网直播1月20日讯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上午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浙江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人口领域专家将出席，介绍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进展和经验做法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相关内容实录：
人民日报记者:
我们看到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人口数据，综合“七普”的数据，还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看到这几年来人口持续下降。请问原因是什么？谢谢。
杨金瑞: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永燃之火

33楼 永燃之火说：
别怪我在这个观点上偏激，这不是上面想执行计划生育的看到的成果吗？现在想止盈止损哪有这么简单呢？当年但凡二胎的政策没公布的前一两年，只要你敢生出来就罚你，也别叫社会抚养费这么好听的名字，就是超生罚款，在经济上限制你，郭佳的体制是特殊的，百姓和郭佳是一体的，只要郭佳遇到困难百姓就支持郭佳，但这一次百姓遇到的困难挺大的。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天涯过客

34楼 天涯过客说：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刊发的一篇论文指出，作者通过问卷收集了 1907名女教师在工作、生活、婚姻、生育方面的现状与意愿，发现女教师整体的三孩生育意愿不超过4%，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女教师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四分之一无职务女教师不想生育，三成未婚女教师不想生育……
研究发现，经济、教育、住房、工作强度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9 级硕士研究生贾萌萌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文章提到，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具有较高的女性比例，且伴随教师队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育龄群体比重增加。同时，教师群体的收入待遇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备较好的养育素质与能力。因此有必要了解作为适龄婚育主体，中小学女教师目前的工作、婚育情况如何。
本次调查中，女教师问卷的发放地区涉及 13 个省（市 / 自治区），其中吉林、青海、贵州、四川、云南地区的样本量较多。婚姻状况上，调查的女教师中近八成已婚（78.55%），未婚为 16.99%，离异与丧偶为 4.46%。
调查发现，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上，女教师整体愿意生育一孩的比例最高，为38.96%，其次是二孩，为 38.91%，接着是不想生育的，为18.77%，三孩的比例最低，仅为3.36%。对于未婚女教师而言，这类群体平均年龄 26.58岁，呈现出更低的生育意愿。其中，想要一孩的比例仍然最高，为 36.73%，其次是不想生育，为32.41%，紧接着是 29.63%想要二孩，最后是 1.23%想要三孩。可见，未婚女教师不想生育的比例远高于已婚女教师，双方都呈现出极低的三孩生育意愿。
文章指出，女教师，尤其是青年未婚女教师呈现出了较低的生育意愿。这一方面显示出一种“恐育”心理，是个体对于日益增长的生育成本的回应。对此，穆光宗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道：“随着生育理性的觉醒和高涨，青年生育已经进入成本约束型阶段，在明确生育需要承担巨大花销、巨大责任和巨大压力后，一些青年患上‘生育恐惧症’。”另一方面在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化进程中，人们出现原子化发展趋势，逐渐脱离旧有的纽带。数据显示，38.18%的女教师赞同“我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与其有家庭让自己不开心，不如一个人活得痛快”，年轻一代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越发强烈。与此同时，青年女性经济实力增强，独立能力提升，婚恋观也随之发生变化。
调查中，没有生育意愿的女教师占比 18.77%。具体按照职务划分来看，无职务的女教师中 25.19%不想生育，超过四分之一，是不同任职情况中不想生育比例最高的一类。女校长 / 副校长中 20%不想生育，女班主任中 18.77%不想生育。对于不想生育的普通女教师来说，改变其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减少和教育成本降低。
其中，工作量减少是一项值得思考的议题。答卷显示，超七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正如有研究者进行过计算，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就会造成工资下降约 7%，且下降比例会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职业女性正因为母亲身份而面临着“惩罚”，生育意愿下降的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渴求。但是，沉重的育儿负担又让女教师们不得不发出减轻工作量的“呐喊”。如果政策话语不断提倡减轻工作量，那么又容易加深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制度性歧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与满足发展自身事业的追求。因此，女教师对于“减轻工作量”的呼吁更多是出于对女性沉重育儿负担的一种无奈回应，根本问题仍在于如何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工作环境与家庭分工，从而缓解女性的被动处境。
文章还提出，“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在市场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儿童价值至上” “以儿童为中心”的精致化教养观念成为流行。有研究者指出：“现代儿童与母亲作为‘纯洁和爱’的象征，经历着‘神圣化’的过程……渐渐导向了母职至上和完美教育理念、文凭主义，再生产了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中国家长深陷“亲子陪伴” “母子依恋”“安全感”等消费市场宣传的话语体系中，自愿为“儿童价值至上”与母职神圣化买单。实际上这种观念与行为加重了家长尤其是母亲养育子女的经济与心理负担。
问卷结果显示，84.06%的女教师赞同“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通常会有心理问题”，43.52%的女教师赞同“在公共场合，其他成年人不应批评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家长在所谓科学育儿的话语中塑造着对自我角色的高度期待，背上了沉重的养育负担。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