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后如何当父母？这两个锅不能再甩。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以前每天回家辅导一下作业、周末上几个课外班，带孩子虽然很忙很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现在，仅剩的一个英语课外班也停了，真不知道以后这么多时间怎么打发了。”北京的小学生家长姜婷（化名）说。 　　长久以来，学生学业负担重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一大“顽疾”。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意味着我国教育改革迈入了深水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边玉芳在近日由中国青年报社、北京卫视主办的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讨会上这样说。 　　“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变化已经显现：孩子上学时间晚了、作业大多在学校完成了、周末也不用再去一个个课外培训班“赶场”了。那么，多出来的时间干什么？家长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双减”之后如何当父母？成了摆在很多家长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并于明年起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已不再是“说说而已”，而是写入了法律：“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由此，家长管娃这件“家事”将成为法律框架下的“国事”。家庭教育的质量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了，家长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而不能再当“甩手掌柜”。 　　如果说“双减”之前的家长们是想尽办法“鸡娃”、“拼孩子”，那么“依法养娃”之后，就要“拼”家长了。 　　家长们是时候该作出改变了。 　　改变一：不能再甩锅给手机 　　家庭教育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不少家长都投票给手机，甚至有些家长把手机称为家里的“不定时炸弹”，很多家庭矛盾都由它而起。 　　不久前，共青团中央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了《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同时，手机是未成年网民的首要上网设备。 　　这是一份针对全国近3万名小学、初中、高中及职业学校学生的抽样调查，他们中有00后，更多的则是05后和10后。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网络对于05后和10后这一代孩子来说已是有如空气般的存在，与上一代不同，他们与网络之间的桥梁已经从电脑变成了更为便捷的智能手机。 　　而当这些抽象数据还原为真实的家庭生活时，痛苦和冲突随之而来。 　　“不碰手机，儿子就是天使，只要拿到手机，‘天使’瞬间就变成‘小恶魔’。”北京的初一学生家长华欣（化名）说。 　　不久前的一个夜里，华欣起床喝水，突然瞟见儿子房间里闪过一道微弱的光，华欣很纳闷，便轻轻地走进了儿子的房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儿子也闭着双眼似乎已经睡着了。 　　华欣离开前，准备把放在儿子枕边的手机换个地方。“刚一碰到手机我就发现手机竟然是热的，甚至有些烫手。”华欣说。 　　就在华欣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时，儿子突然坐了起来，从华欣手中大力抢过了手机，并瞪起了眼睛。 　　突然发生的变化让华欣感到震惊，而更让她震惊的是，儿子眼中冷漠的目光。 　　就在一抢一夺之间，亲子之间的和谐不见了，家庭矛盾也随之升级。 　　问题是不是出在手机上呢？ 　　当家长们对手机“恨之入骨”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告诉家长们：“网络里也有风险，面对网络风险时大多数青少年的处理方式是‘不理会’。” 　　她所在团队的研究显示，如果分享的话，他们告诉同学的比例是16.24%，高于告诉父母15.29%的比例。按理说，父母本应该是孩子们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遇到危险时。但事实是，青少年在面对网络风险时，他们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或者是告诉他的同辈朋友，之后才是家长。 　　手机难题的背后，是在一次次的亲子互动和摩擦中，父母正在失去孩子的信赖，而这才是家庭矛盾频频发生的症结所在。 　　“研究表明，青少年上网所做的事情排名第一的是学习，包括查资料、传递作业等等，排第二的是听音乐，排在后面的是游戏、聊天以及短视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雷雳说，从这个排序来看，问题并没有家长想象得那么严重。 　　一名中学生曾经这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爸妈拿着手机就是在工作查资料，怎么我一拿起手机就是玩游戏？他们越这么说，我就越玩。”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秘书长恽梅指出，现在的家庭教育中有一种“经验性伤害”，就是父母总带着自己过去成长中的经验去要求现在的孩子。 　　“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喻时代了。”恽梅说。家长不能再把原来的经验用在家庭教育上了，必须跟孩子一起学习。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孩子，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回原来的信任。 　　雷雳教授指出，当下网络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青少年为什么特别喜欢网络、音乐、游戏？”雷雳说，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有一个成长中必须完成的心理发展任务，就是解决自我认同的问题：要搞清楚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我的未来什么样？网络恰恰给青春期的孩子提供了探索的平台和空间，而且，在网络中犯错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小。比如，一个男孩子在现实社会中穿裙子上学去，可能会“社死”，但是在网络上，大不了改回来就行了。 　　要防止青少年的网络沉溺，但是绝不能用“堵”的办法，更不能不让青少年接触网络。 　　改变二：不能再甩锅给时间 　　“家庭教育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习惯性外包的现象。”恽梅说。 　　以前，一说到家庭教育，不少家长就会说“没有时间”或者“工作太忙”，于是把学知识的事交给课外培训机构、把学技能的事交给专业的教练，连给孩子增强营养的事也“包”给了外卖。 　　是时间的问题吗？ 　　边玉芳提醒大家关注一个现象：去年年初，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少孩子和家长留在了家里，按理说家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可以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了，但是亲子冲突却明显增加了。“这说明不是时间的问题，一些家长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孩子，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跟孩子相处。”边玉芳说。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0.7%的受访家长平时在家庭教育中有很多的困惑，94.7%的受访家长期待家庭教育促进法能够帮助自己缓解教育的焦虑。 　　其实，并不是家长们没有能力给孩子们制定“时间表”，而是“时间表”上的内容过于单一。 　　在由奥运冠军、腾讯成长守护沟通计划发起人邓亚萍主导策划的《敞开心扉的少年》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 　　7岁的小女孩上小学一年级，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妈妈看到周围有孩子还会额外学习一些内容，担心女儿被别人赶超，便四处找题，每天给女儿额外加作业，小女孩形容每天的题量“有正反面两张A4纸那么多”。 　　这样的例子虽然极端，但是并不少见。 　　“有一次我给大学老师做讲座，提到家长应该把孩子40%的时间空出来，一位大学老师马上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兼专家委员会委员储朝晖说，因为这位家长已经用学习把孩子的所有时间填满了。 　　“我们的家庭教育知识化、学校化、技能化的特点已经越来越突出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说。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家庭教育没有大纲和教材，更没有做不完的习题。家庭教育其实要经历一个“去学校化”的过程。 　　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呢？ 　　“家庭教育一定是这样的，今天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孩子做得不够好，这时候，家长的教育机会来了；或者邻居家发生了一件事，也可以成为家长的教育机会；同样，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也是家长的教育机会。”边玉芳说。家庭教育应该发生在每一天的任何一个时刻，应该就发生在饭桌上。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每5年会进行一次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的调查。该中心2015年的调查显示，有近六成的孩子每周有6-7天与母亲一起吃晚饭，与父亲一起的比例为四成多，与2010年相比有小幅增长，但是同时，也有近两成的孩子每周跟母亲一起吃晚饭的次数不足两次，三成的孩子跟父亲一起吃晚饭的次数不足两次。 　　参与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讨会的多位专家指出，家庭教育要回归生活，一家人一起吃饭是家庭生活中最典型的场景。 　　都说这一代家长学习能力强，但是会学习并不意味着会教育。“很多父母看书的读书笔记就很厚，重要的是要把学到的内容做出来。”恽梅说。 　　所有的改变，归为一点就是家长要改变高高在上的姿态，放下身段，真正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点击进入专题： “双减”落地 教培机构纷纷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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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康

沙发 强康说：
现在有一个叫做课后补。每天下午放学，以前是五点钟放学，现在是六点钟才放。这个钱是交给学校的。等于每天下午老师多上一个小时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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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王

板凳 苗王说：
现在的作业比较多，不像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没那么多。再说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家长哪里管我们作业啊？该改革了，不然家长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陪小孩做作业啊，也不是家长的任务，家长也不是专业的。尤其是盲人的家长，压根就没办法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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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王

地板 苗王说：
至于视频和网络游戏吗，这个国家也应当出台什么政策来管一下。那些开发游戏的公司只管赚钱，他才不管你小孩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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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5楼 天涯过客说：
媒体：“双减”有多紧迫，“双增”就有多重要 　　笔者在上周专栏《“双减”精准施策，推动学生素质拓展提升》（11月21日《北京青年报》）中提到，教育部推进“双减”的同时推动“双增”：首先是在减轻校内课业负担后，在课程安排和课后延时服务中增加学生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活动的时间和机会；其次是在校外培训机构认定中，将体育和美育培训列为非学科类培训，学生接受体育和美育培训的时间将大大增加。 　　教育部在推进“双减”的同时推动“双增”，本身就表明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双减”客观上为“双增”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双减”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学生就难有更多参加校内外体育、美育、劳动等项目学习、锻炼、实践的时间机会、成本投入。另一方面，“双减”和“双增”的目的高度统一，都是为了让学生从过于沉重繁复、机械僵化的学科学习中解放出来，增加体育、美育、劳动、社会实践等复合型、成长型素质培养和能力塑造，从“做题家”“应试机器”转变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由此可见，“双减”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双增”出发的起点，“双减”的任务有多紧迫，“双增”的作用就有多重要。 　　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人以增强学生近视防控为例，分析协同推进“双减”“双增”可收到的实际成效：减轻校内课业负担，给学生腾出更多参加户外活动和体育、艺术、劳动的时间机会；减轻校外培训减轻负担，学生可以更多接受课外体育、美育学习培训，这些足以从根本上推动学生近视防控的有利进展。防控学生近视如此，控制学生肥胖率也是如此，当学校中“小眼镜儿”“小胖墩儿”越来越少，即可视为“双减”“双增”取得初步成效的一个明证。 　　做好防控学生近视、控制肥胖率等具体工作，反映的是对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综合考量。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包括身心健康、人际交往、创新创造、统筹组织、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素质发展，都可以通过“双增”得到强化与提升。“双增”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既体现为学科教育与非学科教育（体育、美育等）的结合，也体现为校内学习培养与校外培训实践的结合，还体现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做好这三方面的结合，学生才算是接受了规范、完整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才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全面发展。“双增”不但有利于推动“大教育”模式转变，也有利于从学校、家长、社会多方面推动“大教育”观念转变。 　　“双增”的重点之一是体育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国家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不断拓宽课程领域，增加课时并丰富课程内容。应积极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校外培训机构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渠道提供学生体育教育培训服务；完善学校和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互促共进机制，鼓励学校和社会体育场馆合作开设体育课程；统筹好学校和社会资源，城市和社区建设规划应优先统筹学生体育锻炼需要，等等。 　　“双增”的重点之二是美育教育。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涵养人文精神和厚植创新意识的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应注重激发学生艺术兴趣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审美格调；高中阶段应丰富审美体验，开阔人文视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文化观。应加强美育的社会资源供给，学校应积极探索与社会公共文化艺术场馆、文艺院团合作开设美育课程；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开展美育实践活动，作为解决中小学课后“三点半”问题的有效途径和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重要载体。 　　加强“双增”工作，当务之急要加大公共财政对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校体育、美育师资及教学设施设备的投入，为学校体育美育教育资源补上欠账、补齐短板。据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教师数量持续增长，但目前体育老师缺口仍旧巨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2600名学生只配备2名体育老师”的现象。另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按照国家课程设置方案，目前我国义务制教育阶段美育教师缺口为15.5万人，高中教育阶段缺口为10万人，总缺口达25万人以上。 　　此外，应加大公共财政对校外体育类、美育类教育资源的投入，推动、扩大社会力量对体育、美育教育的参与投入，以有效平衡学生接受校外体育、美育教育培训服务的成本。同时加强和完善对校外体育、美育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防止校外体育、美育培训领域过度资本化并制造新的教育焦虑，防止体育、美育教育培训成为学生（及家长）新的校外培训负担，不能让“双增”成为新的“增负”。 　　来源：郭杰/北京青年报 点击进入专题： “双减”落地 教培机构纷纷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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