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如何破解？

天涯过客

41楼 天涯过客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隐忧，需引起重视。出于生育率考虑，也应将结婚意愿走低的情况纳入人口政策调整中统筹考量。
最近，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了一份针对2905名18岁至26岁未婚城市青年的婚恋意愿调查，引发舆论关注。
在该项调查中，对于“你将来会结婚吗”，25.1%的青年选择“不确定”，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两者相加的比例高达34%。其中，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其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对婚姻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犹疑态度。此外，还有近三成受访青年从未谈过恋爱。而他们本该是未来10年结婚的主力军。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因此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已成为全社会的隐忧。而结婚年龄的推迟、青年的低婚恋意愿，又影响到社会生育情况，与人口发展直接相关，亟须引起足够重视。
近年来我国青年婚恋意愿下降、结婚率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从2013年至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粗结婚率从9.9‰降至5.8‰。
实际上，结婚率下降，并不是我国的独有情况。随着女性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不愿结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结婚率都在逐年降低。而结婚率又与生育率直接相关，低结婚率也导致生育率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走低。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许多国家，虽然结婚率也在下降，但仍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急剧上升。例如，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8年法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达到60.4%，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也已超过50%。
而且，这些国家对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一视同仁。为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样的家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这也是其生育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社会舆论，对于非婚生育问题则没有这么宽容。2018年，日本和韩国非婚生子女比例分别仅有2.3%和2.2%。
一方面，日本和韩国的结婚率不断下降，从1970年到2017年，日本结婚率从10‰下降到4.9‰，韩国结婚率则从9.2‰下降到5.2‰；另一方面，日韩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一直保持很低水平。这也是日韩生育率远低于法国和北欧国家的一个原因。
虽然我国没有公布过这方面的数据，但普遍认为我国非婚生子女比例也很低，情况与日本和韩国大致相同。所以，在我国，婚姻是生育的前提。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与结婚率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17年至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58下降到1.3。最近中央提出要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要提振生育水平，就有必要提升结婚率。
我国年轻人婚恋意愿下降，婚恋观念改变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现实困境还是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比如，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条件之一，高房价就会成为一种现实障碍。
调查显示，经济发达地区青年选择“不会结婚”的比例占14.4%，比小城市青年高出7.7个百分点。这其中就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房价不无关系。
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暂时不结婚。而小城市的房价相对较低，年轻人买得起房子或付得起首付，其结婚意愿也因此高于部分大城市青年。
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房住不炒”，并陆续出台与之相配套的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这无疑有利于提升年轻人的婚姻意愿。
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结婚还意味着生育，而包括教育在内的育儿成本也压抑了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中央最近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随着促进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也将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而调查显示的女性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近年来我国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6%，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分别为51.7%和58.7%，均已超过男生。
此外，虽然人社部等部门在2019年就曾要求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提出招聘时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但不同程度的歧视仍在一些用人单位存在，导致未婚女性往往比已婚女性更容易就业。要提升女性的结婚意愿，就需要切实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
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尤其在我国新阶段人口发展要求下，青年婚姻意愿下降这一问题，亟须引起社会各方的足够重视。为此，除了要对年轻人进行观念上的引导以外，也要将此问题纳入相关政策调整中予以统筹考量、解脱困境，方能提升其婚恋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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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林

42楼 伍淑林说：回楼主天涯过客
只能进口补充，
关键别国准不准大批量出口啊？
别国发现女人大批量外流？可能就不准女人嫁给中国人了，会不会有这项举措呢？

在国内调节男女失衡比例，短时间是看不到成效的。
而且，人民的思想观念也早已被糖衣炮弹给炸晕了。

一下子是不能回归传统朴素的，
所以，
尽管有，别人也不会嫁给资本不雄厚的男性的。

天涯过客

43楼 天涯过客说：
近期，农村青年婚姻情况受到社会舆论关注，其中“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更是引发热议。
）注意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文件要求--《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重点选题调研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浙江、重庆、山东、四川多地的统计部门已于今年6、7月间，在辖区内抽取部分地区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
以浙江为例：5月24日，浙江省统计局办公室向宁波、温州、金华、丽水市统计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该通知称，“根据《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重点选题调研工作的通知》和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经研究，决定在4个设区市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现将《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方案》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抓紧时间组织力量完成本次调研工作，按时上报调研结果和调研报告。”
此次调研的目的在于“了解农村青年婚恋现状，关注农村青年群体利益诉求”。浙江省《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方案》称，“通过开展关于农村青年择偶难易度、农村青年婚姻家庭关系、农村青年结婚成本等相关方面情况调研，了解目前农村青年婚姻关系的重要方面，以期为切实解决青年需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而参与调研的宁波、温州、金华、丽水4市，根据各自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状况，又分别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3-4个村开展调研。
比如，宁波市选取的是农村人口占比相对较高的北仑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及慈溪市，每个区县（市）分别抽取1-2个村。丽水市则选取了在缙云、松阳、景宁3县和龙泉市。
而浙江省统计局官网9月1日公布的《浙江省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分析》显示，农村青年婚姻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村青年婚恋意愿下降，生育意愿不强；农村青年找对象不易，存在“贫男优女”被剩现象；农村结婚费用居高不下，结婚成本消耗过高；农村婚姻不稳定因素增加，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农村建房审批困难，婚嫁女青年权益受损害。
该调查分析认为，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包括：娱乐方式日渐多元，正确婚恋价值观缺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婚恋竞争日益激烈；攀比风气依然存在，婚后压力持续攀升；男权观念影响仍在，法律制度救济机制缺失。
浙江省统计局同时也提出了5项对策建议：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婚恋宣传教育，倡导青年健康婚恋观；有效搭建婚恋平台，拓展农村青年交往面；加大移风易俗改革，从源头降低婚姻成本；以改革创新为利器，破解农村婚姻相关难题。
重庆、山东、四川多地统计部门也在6、7月间进行了农村青年婚姻关系情况调研。
譬如，重庆市统计局官网7月19日发布消息称，按照《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重点选题调研工作的通知》（国统办函〔2021〕94号）要求，为了解重庆农村青年婚恋现状，关注反映农村青年群体利益诉求，6月22日-7月7日，重庆市统计局开展了农村青年婚姻关系情况调研。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重庆局结合实际制定了《重庆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方案》，根据调研任务要求，在全市选取潼南区、璧山区、云阳县和酉阳县4个涵盖重庆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特色的区县进行调研，并分别在这4个区县中选取4个村，每个村选取不少于30个年龄在 18至35岁农村适龄青年（户籍人口）进行问卷调查，重点了解农村青年择偶难易度、婚姻家庭关系、结婚成本等情况。
类似的，山东青岛、四川乐山马边县、四川泸州叙永县也在官方平台披露了此次调研工作进展。
其中，青岛市统计局官网7月12日发布了《青岛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该市的农村青年婚姻关系中，存在“经济基础是农村青年婚恋的首要限制条件”“‘天价彩礼’是婚姻陋俗的具体表现”“性格不合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闪婚’‘闪离’是‘8090后’独生子女离婚主要特征”“农村适龄青年择偶结婚难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等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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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兰

44楼 空谷幽兰说：
啥也别说了，归根结底就是计划生育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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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

45楼 洪涛说：
应该组织他们去东南亚或者非洲工作，从那边带媳妇回来，否则国内性别比例摆在这，你帮他脱了单别人就要单着了，不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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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46楼 天涯过客说：
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武大教授指出问题关键 　　一个儿子进城要六七十万，两个儿子就要一百多万。这对当地农民家庭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有些村落传出一种说法，“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根据多地统计单位官网信息，为响应《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多地在今年下半年进行了农村青年群体的婚恋及生育调研。结果显示，农村青年的结婚率、生育率普遍较过往下降。以浙江宁波为例，当地已婚或离婚的农村青年中，育有一孩的比例为62.5%，二孩的比例为23.21%，三孩的比例为0.89%；有13.39%的受访者未生育。 　　“和城市里的青年已经不太愿意生育不一样，农村青年其实是愿意生孩子乃至生二孩三孩的，但是他们不敢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在数十年的乡村调研中发现，尽管仍有较为强烈的生育意愿，农村地区的青年群体往往受制于高成本的婚姻与生活模式，从而导致结婚难、少生育的状态，乃至陷入“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的境地。 　　杨华认为，在被广泛讨论的失衡的性别比之外，农民进城也是导致农村人口结婚率与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农村地区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农村婚恋、生育方面的调研的？是怎么调研的？ 　　杨华：从2007年开始，我每年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会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田野调查。在村里的时候，每天至少有两个访谈对象，上午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谈的内容很全面，政治、经济、文化都谈，同时也会听他们说很多自身家庭的情况。 记者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杨华：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就听说他们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那时候，要在村里说一个媳妇，必须要在村里建成一套新房子，带院子的那种，大门也要上档次，否则很难成功说媒。 　　我记得我在开封的农村认识一户家庭，给自家的儿子做了许多媒，请职业媒人也好，亲戚说媒也好，都不成。儿子到了28岁还未婚，在当地算非常大龄的未婚男青年。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家院子的院墙还没有砌起来，房子也是老式的房子。我调研结束后，他们家建了一栋新房，很快就门庭若市了。没多久，儿子就结婚了。建房子这类成本通常都由男方家庭负担吗？ 　　杨华：是的，在农村地区，适婚女性数量低于适婚男性数量，通常100个女性对应108到120个男性，男性的求偶竞争相当激烈，所以婚姻的成本也基本都由男性承担。不久前，某地民政局为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择偶难问题，“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你怎么看待这个提议？ 　　杨华：这是治标不治本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农村、城市都有体现，男的多、女的少，不管女青年流向哪儿，都注定会有条件相对差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在你的调研中，农村地区年轻人的结婚渠道是什么样的，是婚姻自主，以“爱情”为主要导向还是传统的媒妁之言？ 　　杨华：现在的多数农村地区，尤其是淮河以北的农村，主要是通过相亲结婚的。我观察到，农村的年轻人，即使出去务工了，原生家庭的文化体系也要求他回家过年时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最终进入与本地人结合的婚姻。在北方的农村，我所见的与外乡人结合的婚姻不到10%。这是一种传统婚姻观的延续，觉得找本地人靠谱，怕外来的媳妇跑掉，婚姻不稳定。 　　新京报：相亲这种方式，对男、女都一样吗？ 　　杨华：女性找外地人的比例要高一些，大概在15%到20%的样子。因为女性在流出农村后，在发达地区“往上找”的成功率要大一点，毕竟在大众观念里，女性找更强势优秀的异性结婚是很正常的。男性就不一样了，通常要“下就”。那么在农村的家庭观中，就不如回老家找个本地女孩。 ▲2021年7月，杨华在湖南农村与村民交谈。左三为杨华。受访者供图 　　━━━━━ 　　“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新京报：在你后续的调研中，上述的结婚成本是否发生了变化？ 　　杨华：我前不久去驻马店调研，发现目前最常见的现象是，男方要跟女方相亲的话，首先要有一辆10多万的车，并且在县城有套房子。现在县城的房子每平方米均价怎么也要六七千元，那么房子的首付、购车款加上十几万彩礼，婚姻总成本低则五六十万，高则七八十万。 　　一个儿子进城要六七十万，两个儿子就要一百多万。这对当地农民家庭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有些村落传出一种说法，“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新京报：这是传统生育观被动摇的表现吗？ 　　杨华：不能算。其实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还是有的，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都很高兴。但生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成本太高，负担不起。而如果第一个生的是女儿的话，就还有可能再生一个儿子。我之前做过一个农村地区生育意愿的数据调查，90后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是在1.5到2之间，80后是2出头，70后则更高一点。90后的生育数量比70后、80后降低大约21.3%和14.35%。 　　新京报：所以这和城市地区的低生育率不一样。 　　杨华：不太一样。城市的低生育率不仅仅因为生活成本、婚姻成本，它还是整个价值观转变的结果。大城市里的高知女性、双职工家庭，本身的生育意愿就非常得低。在事业发展面前，他们愿意生一个就不错了，更别说生三个。而农村地区并不是没有生育意愿，他们本质上生二孩、三孩的意愿是很高的，只是担心生不起，生育意愿被抑制住了。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种“担心”？ 　　杨华：在我的理解中，目前，农民的婚姻成本、生活成本与进城的成本基本可以画等号。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听说成亲的条件是在村里起一座新房。而从2014年后，说亲的基础条件就变成了男方家庭到镇上、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农民都想到县城发展，都在追求城镇化的生活。 　　我之前对华中地区的几个县城进行调研，发现各区县城镇化率在上升，多数区县的生育率却在下降。所以也可以说是城镇化影响了农村的生育率。比如说，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农村，城镇化的比率非常高，我观察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家庭都在县城买房了。相应的，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就非常少，我几乎没有观察到几例，都担心养不起。 　　而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由于城镇化水平比北方低，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在农村结婚、在农村生活，婚姻成本、生活成本都比较低，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出现得稍多些，有百分之三四十的80后、90后生育三孩。 　　━━━━━ 　　“搞好了，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农民的城镇化生活？ 　　杨华：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很多农民到县城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因为乡村教育在衰败，学生数量、学校数量都在减少。我调研的时候发现，生源、优秀教师群体都在往民办学校流动，而民办学校有90%都在县城。好些农村地区的学校只有一个学生，有30个到50个学生的学校是最常见的，50人以上就算人多了。而在教育学的概念里，必须有一定的学生数量，让班级成规模、有梯队，教育才有可能做好。 　　因此，农村地区的学校基本都没法和城里的学校比升学率。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只能往县城走，在县城买套房，让子女进城读书。 　　新京报：这加重了农民家庭的生活负担？ 　　杨华：这是最没有效率的生活模式。通常孩子在县城读书，由于缺乏寄宿、校车等服务，家长到县城陪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衡阳农村，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以上。陪读的往往是母亲，父亲去东南沿海打工，爷爷奶奶则在老家种田。这样一个家庭就分裂成了三块地方。且因为除东南沿海外，中西部地区工商业还不发达，农民到县里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陪读的母亲一般都是全职陪读。这就造成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的浪费，会给农民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 　　而越是家庭负担大，越养不起孩子，越把所有的精力、期待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在调研中，我就发现陪读的母亲常常会和孩子产生冲突，家庭矛盾很多。我接触的有陪读经历的母亲基本都不愿意生二孩或三孩。 　　新京报：目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杨华：三孩政策放开后，各地其实都在探索鼓励生育的方法。比如搞托育，小孩在半岁、一岁以后，由托育机构来托管，以此解放父母的劳动力，尽量不让生育和事业冲突。很多县城现在都在构建托育机制，有的是成立公益机构，有的是在工作场所、在单位设立托育地点。但目前的效果还不明显。 　　我觉得更本质的方法是，首先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第二是要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 　　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我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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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

47楼 杨锦说：
而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怀念毛主席。那个年代哪有这一系列的问题。资本主义就是万恶之源，这些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资本主义害死人啊。

来自：掌上乐园

希望梦想

48楼 希望梦想说：
无论任何的政策扶持提高收入都是没有用。最好的办法，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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