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多么史无前例的历史大戏，所有的角色都是人，永恒的主题是人性。

高富帅的烦恼

21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0楼高富帅的烦恼
五、让毛忍无可忍的“串烧”
无论是面对刘少奇的“准黑话”，还是面对刘少奇的“半公开”的挑衅，毛泽东虽然“憋气”，但总算是勉强忍住了。
真正让毛泽东忍无可忍的是刘少奇的由另外几句话组成的“串烧”：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我在拙作《
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
》曾经写道：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
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泽东畏惧什么呢？毛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历史将如何评价他？身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掘墓鞭尸的伍子胥，会不会出现一个做秘密报告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过去，我们常常将此叫做“赫鲁晓夫情结”，其实中国特色的“赫鲁晓夫情结”就是“伍子胥情结”，所以那几年他老人家常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老人家的心思，就在于此啊。
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修防修、四清、文革，一茌又一茌的政治运动，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原动力全都出于这个“情结”啊。
所以当刘少奇讲出这一段“串烧”来，毛泽东也就认定了刘少奇就是当代的伍子胥、中国的赫鲁晓夫了。
什么“你我是要上书的”？
在毛泽东听来，说“你”是真，说自己是假，摆明了要对我秋后算账啊！
什么“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你小子是“王八吃秤舵”铁了心了，要在我死后做赫秃那样的秘密报告了。
什么“人相食，要上书”？
人已经相食了，我就一定要让它“不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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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1楼高富帅的烦恼
作者按：　?　总的说来，在建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工作中，刘少奇同志确实经常有一些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一些确实也是比毛泽东正确的主张。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了。　　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畏惧什么呢？他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就是历史的评价。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一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本文旨在回答这个“为什么？”　　1962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有两个主角：毛泽东与刘少奇，还有一个“第三人”：林彪。“第三人”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用在这里颇合适。　　刘少奇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而且他一贯唯毛泽东的马首为瞻。对于“大跃进”，刘少奇是拥护的，似乎也不是“违心”的拥护，而是想通了的那种“拥护”。毛泽东视察徐水，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去了；庐山整彭德怀，他也是相当积极的“积极分子”；“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　　所有这些历史上重大的左倾事件，刘的立场与观点与毛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半年之前的刘还在支持周恩来的“反冒进”，所以说对于“大跃进”，刘既缺少那个思想基础，也没有那个地位去充当发明者。但作为毛“大跃进”的拥护者及执行者，刘是既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有那个理论水平，还有那个政治地位的。　　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一个“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查一查刘在这期间的言行就行了。　　在大跃进的这几年，除了“毛主席走遍神州大地”外，刘主席也是走遍神州大地的，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也处处留下他的话语。　　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一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居然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再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场合，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夠吃了。“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也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同样被烧糊了。　　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刘少奇虽然是跟着毛左做左事，有时却经常表现比毛泽东还要左。但是由于“大跃进”毕竟不是刘的原创，所以他转弯起来也比较快。　　杨的访谈中举了这样一个小例子。早在59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和邓子恢上厕所的时候，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没想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的破坏力这么大。这说明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也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笔者认为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毛搞“调查研究”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将身边的秘书悉数派了下农村，他在上面听汇报，做总结。　　刘当然不能落后。广州会议后，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刘的权威毕竟非毛能比，他没有那么多的秘书好派，只好亲自下乡，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一行三人，轻车简从，一杆子扎到底，一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一人。　　笔者认为：这44天的下乡调查是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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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2楼高富帅的烦恼
。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讲这些故事前，先将笔者花了颇多时间整理的刘少奇下乡44天的日程表拿出来与各位分享。　　1961年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日程表　　1、4月1日：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开会，硏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刘说：下去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　　2、4月2日上午：听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汇报。　　下午3时左右，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出发，座驾为一辆草绿色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　　原计划第一站是老家宁乡。　　3、4月2日：临时改变计划，在离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住下来。　　这是因为听说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刘少奇在王家湾万头猪场的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走访农民，听取汇报，查看生产。　　4、4月8日午后：刘少奇告别王家湾，赴韶山。　　途经老家，没有下车，让汽车在老家门前绕了一圈，然后朝韶山开去。　　当晚住在韶山。　　5、4月9日上午：在韶山听取胡乔木汇报，　　下午去长沙。　　6、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　　当晚，刘到毛的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的初步情况。　　7、4月12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经湖南省委的推荐，选择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1961年第４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先进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１３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少奇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已经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4月12日到30日：刘在天华蹲点调查18天，和干部群众座谈15次。座谈会记录175页，共10多万字！　　8、4月12日：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生产队两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　　9、4月13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　　刘讲完话后，彭梅秀第一个发言，于是下面的发言全与他们的彭书记雷同。　　10、4月14日：上午，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下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　　11、4月15日：刘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带秘书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考察。　　上午，察看了施家冲食堂。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8名社员座谈，老中青、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给男社员每人递一根“大前门”烟，王光美给每一位社员倒上一杯茶。　　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生产，刘令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座谈会后，刘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　　12、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出席会议并讲话，主要谈食堂问题。　　13、4月18日：刘约见天华大队原党总支副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下台干部段树成谈话，了解情况。此举引起彭梅秀公开不满。　　14、4月19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　　随后几天，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交换意见。　　15、4月22日：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在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上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大队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16、4月26日，回长沙接见外宾　　17、4月27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　　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接到刘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18、4月30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　　上午、召集中央调查组开会安排下一步工作；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　　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当晚、又召集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他嘱咐大队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天华大队建设成为真正的红旗大队”。　　随后，乘车离开天华。　　19、5月1日，刘少奇在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　　并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　　20、5月3日：傍晚，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他没有住公社事先准备好的房子，而是一头住进了自己家的老房子。　　回老家是他调研的最后一站。　　21、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22、5月5日：晚上，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刘还亲自探望了很多浮肿病人，　　23、5月7日上午：刘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　　下午，召集炭子冲的干部、社员代表在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向父老乡亲道歉。　　24、5月8日：刘来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　　姐姐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　　外甥女鲁新秀告诉刘说：“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　　接着，刘就在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米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　　25、5月9日：下午，刘和夫人王光美，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和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型土坝工程之一的黄材水库。　　26、5月10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宁乡县城住了三天，查处几起冤案和老百姓给中央写信为什么被多次扣压的问题，解决供销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问题。　　27、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农村调查的故事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湖南省委讨论接待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一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已63岁，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一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给县委打电话“打招呼”，也被制止了。刘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2、国家主席与夫人在猪场住了六天六夜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一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干部对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说瞎话，所以一捞家常，那些老农民们什么话都说了。说起“万头猪场”没有猪，老乡们说人吃不饱了，那有粮食去喂猪；猪都吃不饱，也就不怀崽了。那个妇女也一样，就是两个乳房都瘪了。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成为困难时期的生动描述。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训练有素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是说瞎话的干部。　　权力的力量实在太伟大，说瞎话的干部不仅有力量不让吃不饱的农民外出逃荒，甚至还能训练农民与他们一起编排瞎话。　　有一次，刘少奇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正在地里挖野菜。　　于是问一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一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农村妇女竟被训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基层干部们弄虚作假、装神弄鬼的本领该多大？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里面有没有粮食？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一转，看见有一堆粪。刘找了一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一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一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笔者感叹：人的嘴有说假话的功能，所好人的屁眼还不具备这种功能啊！　　6、到天华大队后开的第一次干部会，听不到一句实话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的天华大队，他在天华一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进、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一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没有饭吃，也吃不饱，每一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三两米都不到。　　刘在天华的调查一开始非常不顺利。到天华的第二天召开干部会，刘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座谈会上，刘出了一些题目，如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作为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是一个绝对女强人。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干群嘴巴。彭本人对刘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矢口不谈全大队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刘少奇的官比彭梅秀高出十八级，但县官不如现官。你刘主席官儿再大，你不是还得走吗？你走了后，咱们不是还得听彭书记的吗？老百姓都是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彭的封锁就很效，干部们居然对刘主席全都不肯讲实话。干部们还是按习惯讲形势大好，刘听得实在不耐烦，就向大家作揖，恳切地说：“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你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干部们只是个个低头，仍然不说话。刘见此便叫散了会，第一炮没打响。　　7、刘少奇亲自给农民点上烟，王光美亲自给农民倒上茶，这才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　　4月15日，刘少奇拒绝了社队干部的陪同，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上午，他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下午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给男社员们每人递上一根大前门香烟，王光美给每人端上一杯清茶。　　刘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刘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丝，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影响你们的工作，就让随我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有一位老农民紧张得把香烟掉到了地上，刘去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重新给点上，并请他发言。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一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刘终于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后来他开会就用这个办法：脱帽，鞠躬、递烟、端茶，这个主席当得真窝囊。　　8、大队总支书记隔窗漫骂：刘胡子，我不怕你。　　刘在天华的头几天都没有听到干部们说实话，后来得知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因为与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　　刘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彭梅秀听说刘找了她的政治对立面谈话，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叫骂刘：“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刘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刘没有计较彭。　　这件事使刘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9、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还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案子”很快就破了，定性为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　　其实，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已经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案破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着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听罢笑了起来，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10、一切从实际出发，可“实际”是假的　　当时的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看到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笔者注：应为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华大队及总支书记彭梅秀说得花儿一般。　　调查开始时，由于彭的威势，干部们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封锁情况，刘听不到一句实话。但刘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亲自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　　大队的粮食产量，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笔者注：产量虚报了48万斤，但国家征购的32万斤这个数却不会少，所以只剩下40万斤，人均只有337斤了。这个数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11、果断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实在是一个猪脑子的主意。　　只要有一般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其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它连农民做饭的权利都剥夺了，断绝了农民最后一条生路。　　可是，当年毛却将此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也是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谁要想解散农村食堂，就必须先过毛泽东这一关；谁要解散食堂，就必须得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　　当年，敢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也只有刘少奇。即使是刘，他也是犹豫再三、谨慎再四，他知道拂逆了毛意思风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大。　　尽管如此，刘还是做了这件事。　　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大队。　　12、1961年，刘少奇为农民制定的小康目标　　刘少奇在基本解决了天华大队的迫切问题后，同时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　　“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　　这个“十个一”目标何等好啊，太实在了，也太诱人了。　　它的提出也反映了刘少奇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　　这是五十年前刘少奇为中国农民提出的“小康目标”。　　如果五十年前就按刘的主张做，中国老百姓早就过上了好日子。　　从毛的角度看，刘真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啊！　　毛为什么不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没有道理啊？古今中外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不肯让自己的臣民过好日子的啊！　　13、当主席的弟弟给姐姐带了五斤米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　　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　　主席弟弟说：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你呢？　　主席弟弟也无语。　　14、“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由来　　5月4日，刘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小学同班同学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着刘在田野里走啊走啊，围着这个田埂走到了安湖塘边。　　刘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一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　　李桂生插话说：就“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　　刘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李还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醍醐灌顶，从此就扎根在了刘的脑子里。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王的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15、发了“扒我的祖坟”的毒誓　　刘赶上了一次农民集会。在集会上，刘先向大家一鞠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一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说了真话！”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16、数字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17、结语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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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

24楼 我来了说：回18楼kttell
小黄狗，要日你妈，你总是要求别人，讲事实说道理，看是要客观公正，谁主张谁举证？你这儿哪一条做到了的，你他妈的不要空口说白话，你也不要以为就靠你那张逼嘴忽悠别人了，你也不要以为你长了一张低嘴，说啥就是啥，既然你说的头头是道，那么你手中掌握了确实的证据了哟，那好啊，少说废话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白芷洗黑字，就把你有利的证据拿出来吧，来打我的脸吧，我不躲不闪的，等着你来打我的脸，对了，你有种敢说老姜是内奸，那好啊！你就别说的那么含糊啊？你有种就把老姜的全名说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这样的话就好像你是个太监似的，呵呵，有可能你确确实实的就是个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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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扬

25楼 云淡风轻扬说：回24楼我来了
你也说说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可歌可泣的事情，总是骂他也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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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26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
1966年5月23日的那个上午11时左右，田家英最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不归之路！
这一年英44岁，参加革命28年，入党27年，担任芝（毛泽东字润芝）的秘书也已经整整18个年头了！
一、曾几何时
曾几何时，芝是何等地喜爱、赏识和器重英啊！
英的年龄恰好与他和已过慧夫人生的大儿子一般大，连名字也都带着一个“英”，一个是“家之英”，一个是“岸之英”【注1】。一度间，芝也曾经迷惑过，难道这是上苍赐予他的又一个儿子吗？
曾记否，抗战烽烟销歇，内战烽烟骤起，芝与他的中央亦已从延安安全地转移到了河北一个只有6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西坂坡。此前，1946年年初，莫斯科审时度势终于将他的大儿子岸英送回来了。慧夫人牺牲时，岸英年仅8岁，与弟弟岸青在上海街头流浪五年。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流落在外整十年，中国话都说不好，读他爷老子的信，都要请人来翻译，更哪来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啊。此时的芝虽偏据华北、西北一偶，然已拥兵百万，坐地千里，志在逐鹿中原，江山亦或可染。芝的帝王意识可以说是与生俱有的，早在1937年刚到延安不久就在窑洞里深夜拉着肥肥白皙的女作家丁玲的手，做着“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太子尿”的中国皇帝梦【注2】。如今大儿子回来了，芝当然意识到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无比重要性，现时已然是王嗣，它日亦或为皇储也。他要请一位老师来教授岸英的“汉文化”。选谁好呢？芝起先瞩意于陈伯达。要论起当年的中共学问界，数来数去陈伯达是数得着的人物。可这个南蛮子说的是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让他当岸英的老师本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陈却理智地推荐了田家英。芝想起了三、四年前在延安时曾看过《解放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从侯方域说起》，文笔老辣，立意深沉，后经了解这篇1600多字的小文章竟然是一个叫田家英的刚满20岁的少年郎写的。芝特地找英来谈了话，指出文章的优缺点。从那时起，在芝的脑存里，也就有了英的一个仓位了。陈伯达推荐得好啊！芝立刻首肯了。英精熟文史哲，年龄又与岸英相仿，真是一个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进一步的考察就不必了。芝让这个“岸之英”拜那个“家之英”为师，让那个“家之英”收下了这个“岸之英”为弟子。
英兢兢业业完成芝交给的任务，他选用了鲁迅的著作为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凭借肚子里的学问则足矣。英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学，时时告诫自己不懈怠。虽说面前的学生只有一个人，可他是“主公”的长公子啊！
此前此后，英已经习惯地称芝为“主公”了。
什么叫“主公”？马列的著作里有这样的名词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有这类旧时代的称呼吗？但就是有。在延安早期，毛就称自己为“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主公”也就不算什么希罕的叫法，毛也听得很顺耳。“主公”这个词在《三国演义》里俯拾皆是。《三国演义》谁没看过呢？有人说《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圣经》，在老百姓中的普及程度非任何典籍可比，三尺之稚童、七旬之野老，在中国有谁不知道《三国演义》呢！那里边所有的大佬如曹操、刘备、孙权，连同“三姓家奴”之吕布，“冢中枯骨”之袁术也全都被部下们称之谓“主公”的。“主公”者，拥兵自重之“大王”也；“大王”者，割据一方、逐鹿中原之军阀矣。成者为王败者寇，成功了就驱兵入京当皇上。芝眼下也是“准皇上”！准皇上的长公子自然就是准太子啰！英就这样成了“准太子之师”了。从前这样的角色有一个难以理解的称呼：“太子洗马”。呼呼！英年纪轻轻，竟然被“太子洗马”了。对此，英也颇感受宠，身份由此而窜升。不过，英少年气盛且恃才自负，故而也并不十分诚惶。
神马都是缘分啊！两人都是性格直率之人，岸英非常喜欢他的同龄塾师。平日里，二人言谈相契，甚是投机，进出相随，同步起居，形影不离，甚至连如厕也是一起去的！
“异姓之子”并不恃才居傲，“亲生之子”呢，也不腆鲜托大【注3】。岸英在家英的辅导下，进步神速。回国仅三年，读父亲的信也早就不用请人翻译了，复信也是洋洋洒洒、头头是道，还能灵活准确地运用成语与典故，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注4】！儿子之进步是芝日日所能感受得到的，也就感受到了家英之勤勉与称职。芝看在眼里，表面上装着不在意的样子，内心是倍感欣喜的。
经过长达两年的鹰眼观察，芝对英处处满意，遂于1948年收下了时年26岁的英成为他的正式秘书，也可说是“入幕之宾”了。距离更近了，相处时日稍长，芝更是察觉出英的兰质蕙资。芝越来越信任英，信用、重用，倚为心腹之家臣。
开国之初，一元肇始，万象更新，国事尤为繁忙，芝更是将许许多多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事情一股脑地交给英去办理。
存折交在英手上，工资由他去取去存去开支，稿费也由他去取去存去开支。
有人说芝这一生活得真潇洒，打了无数次仗，却基本上从不摸枪杆子；有“含金量”极高的工资，有源源不尽的稿费，可从不经手钱粮之事。这种看法真是太浅陋了。你看，他的家政之事宁交秘书办理，却从不让家婆染指，仅从这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在钱财之事上用心之缜密了。相反，家婆江青及敏、讷二女要用几个零花钱了，也都得通过英；亲戚故旧来了，芝也免不了有俗人之举。用钱去打发，用钱去示恩，这个送二百，那个送两千，都是涮涮水的小意思。芝给英写张小纸条，由英指派勤务员王福瑞去银行取，再由英代表芝本人送给亲友们。已故慧夫人的亲戚来了，芝更不能慢待，也必由英代表自己去接待。芝真是把英当作自家的孩子一般使来使去。
工作上的事，那就更是如此了。那几方“毛泽东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印”都放在英的抽屉里，芝自己要用，还得通过英。每当“掌玺”先掌灯，英先就将屋里照得通明了，再端坐于案前，调匀了丹田之气息，稳住了灵台之神思，横平竖直，着力均匀，位置绝无一点点歪斜，着色更无半点点不匀。建国之初文武百官的“委任状”也体现了新朝新气象，红泥大印全都鲜亮无比，无不都是这样通过英的手一张张地发出去。
编辑“毛选”了，虽说由刘少奇挂牌当主任，其实都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众秀才们在做具体事。尤其是英，不仅是壮劳力，更是主力军。英早已无数遍地通读了芝的书，烂熟于胸，驾轻就熟，更难得是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连那个中国的克格勃头子康生在芝的面前也不由得竖起大老拇指夸奖不已，当着芝的面夸奖英的校阅工作就像小学生描红一般的准确与细致。
要知道这个康生啊，绝对是一个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人。除了毛泽东，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又有谁在他的眼里呢？康自己也是读书人，却工于学习芝的方法手段，精于揣摩芝的思想意向。他当然知道芝一向就有看不起知识分子的情结，所以也学着芝的样儿对知识分子是尤其需要看不起的。康竟如此诋毁过中共的首席文人郭沫若，他说郭老的那几个臭字算不了什么，他自己用脚趾头夹根木棍子也能写出比郭更好的字来；他还给自己的画儿落款为“鲁赤水”，与“齐白石”之名对应成巧联，言下之意自己画画的水平当与白石老人在伯仲之间。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自大自狂、巨奸巨恶，在文史领域内确实很有两把刷子的康，却能对英欣赏与推崇。这固然是因为康对芝身边的这位小书生有存意交好之意，但也折射出英的学问和才能多么了不起。
有人说，英差不多就是芝的“总管家”了，这还是不符其实的。因为八千御林军8341部队就不属英管。但如说英是芝的“掌玺大臣”，那倒是名符其实的。只是，英管的事儿比皇帝老儿的“掌玺大臣”要多得多，而英的地位却比“掌玺大臣”要差得多。这么多年了，他始终只是一个秘书，就算是“五大秘书”吧，仍然是秘书，竟然连个“候补中委”也没混上。混上混不上的，还不是芝一句话的事，但芝就是不给这句话。有人又说啦，这体现了芝对身边工作人员格外严格的要求。这话谁信呀？陈伯达不也是他的秘书吗？七届二中就当上中委了，八大又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了，还不都是芝一句话的事。虽说英的资历比陈伯达浅，但党内地位的差别也不能这样大。
英最大的官儿也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吧。就那，还是杨尚昆与邓小平提的。英最大的荣誉职位也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传说历史上的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十分吝啬爵位的人。两军对垒时，项王大声一吆喝，如同千钧霹雳，千万人都会被他所吓倒。可在平日里，这个项王待人却磨磨叽叽，说话细声细气，既有礼貌又富爱心，瞧见部下病了，甚至还会掉眼泪。项王还常将自己好吃好喝的东西赏赐给部下，大家都说我们的项王心眼甭提有多好，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可就是有一样，每当部下立了大功劳，需要论功行赏时，项王的好心眼就立刻变成了小心眼，千犹豫万吝啬，舍不得给部下实在的封赏，憋屈几天也放不出一个响屁来。即使后来勉强想通了，也手捧着封爵的印，左摩右看，把印的四角都摩光了，还是舍不得给人家。
芝可绝不是这种“妇人之仁”的人，芝比项羽高明一万倍。芝有芝的心中算计，芝有芝的帝王之术，芝有芝的御臣之道。芝知道哪种人是既要用也要赏的？哪种人则既要赏也要罚？还有一种人是不赏则已，小赏则不行，要赏就要赏出个“黄马褂”。还有一种人呢？着实是个老实人，只需表示“信任”就够了。马儿本身很千里，无须加料加鞭子，只需不松不紧的握住缰绳就行了。
英果然就是这样一匹老实巴交的千里马，他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计较功名与利禄、永远也不在乎付出与回报。对于英而言，主公信任，工作胜任，相处愉快，就是一切了。
在开国之初的相当长一段岁月里，两人的相处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芝十分赏识英，英真诚崇拜芝，相处愉快无间。有一次英患了重感冒，芝竟屈尊降纡至英的“狗窝”【注5】来看望，将英感动得涕泗涟涟，“忠诚”二字就植根在心里了，身心久久迷惑在芝融融的情怀里。
二、君臣际遇
田家英其实并不姓田，他的本名叫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平民之家。父亲曾国融，母亲曾周氏，开有一家中药店，膝下三子一女，英是最小的一个儿【注6】。英的八字肯定是不好的，三岁背父，九岁丧母【注7】，命途乖舛，夙遭闵凶，与《陈情表》中的李密的命运差不多，都是“苦人儿”啊！随着父母的早逝，门衰祚薄，兄嫂继业后，不事经营，家境每况愈下。兄懦弱，嫂泼悍，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英，就不得不缀学回家了，在兄嫂主事的药铺里当“抓抓匠”（成都话，即抓药的小学徒）。不过英从小就不是窝囊废，他既聪明又调皮，常会生出一点促狭小主意去反抗他的统治者。有一则小故事很有趣：他在当“抓抓匠”时，有时用一根小竹竿的一端抹上黏性很强的膏药，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注8】。业余时间读书写作投稿，田家英的名字就是他投稿时的主要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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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27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6楼高富帅的烦恼
1937年12月，十五岁的曾正昌与向往革命的几位青年在成都地下党的介绍下结伴投奔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从此正式改名田家英，原来的名字竟渐渐地无人知道了。笠年2月入了党，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从1941年开始，田家英陆续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其中于1942年1月4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受到毛泽东特别赞赏并约见【注9】，由此崭露头角。1946年经陈伯达推荐，毛泽东首肯，成为毛岸英的老师。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英成为芝的秘书。
英自打进入延安，一路顺风顺水。在延安整风中，许多从内地来投奔革命的青年被康生的“抢救运动”整得鬼哭狼嚎，小命儿那叫一个“惨”。可英只挨了小小的整，三、五天也就过去了，竟然与组织上派来做他思想工作的女干部董边结下了“秦晋之好”，此后就再也没有遭逢什么劫难了。渐渐地他有了名声，渐渐地他又有了职位。延安实行的是供给制，英却时有稿费，手头因此颇宽余，不时买点书，不时请朋友撮一顿，革命小酒常常咪，活得挺滋润。在英的心里，作为一个只身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能够在红星闪烁的圣地得到伟大领袖的垂青，在革命心脏部位里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这实在是太幸运了，也很奇妙，一般投身革命的青年哪有他这样好的运气啰。
这一切，当然都得拜革命所赐，拜芝所赐，芝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再造之恩，恩似日月齐辉，泽同山高水长。再加上芝的才华、文采、演讲、战略战术，处处洋溢着蓬勃、豪迈的雄主气势，无不使英倾倒。芝是他的“天地君亲师”，是他的“主公”，是华夏民族的“真命天子”。英发自肺腑地崇拜芝，也感激芝，非披肝沥胆、肝脑涂地不能为之报。
对于这样一个自幼父母双亡，兄嫂寡恩、从小缺少亲情并渴望亲情的孩子，英对芝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只有对父亲才有的信任与依赖的感情。英口口声声称芝为“主公”，其实他好想好想与岸英一样叫他一声“父亲”啊！想虽想，也不过是感情上不时之冲动，他毕竟不是他的儿子，他是不敢莽撞造次的。而在芝这一方，他固然是喜爱英的，但是他更懂得将感情掩饰起来让你看不见，让你始终惦量着自己是老几。你就看看他写给英的那些无数张便条子，开头都是正儿八经的“田家英同志”或“家英同志”，一付板板六十四的面具，从来就不肯用表示更亲密的“家英”两个字【注10】。天意自古高难测，身在咫尺，心在天边，不管英如何努力，嘉许是有的，表扬也是有的，但英终究走不到芝的心里去。
三、掌声响起
1956年八大时，芝的心情很不爽。这一年的2月间，遥远的莫斯科举行了苏共二十大，就在2月25日闭幕的那一天，赫秃子作了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系统揭露了死去刚三年的斯大林的罪行，既触目惊心又证据确凿。据赫秃的揭露，曾经参加过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的竟有1108人；“十七大”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就有98人被逮捕或遭到枪决，占总委员人数的70％【注11】。当这两个数字一宣布，“二十大”会场上群情激愤，随后在国际共运中也立刻掀起一股汹涌的反“个人崇拜”浪潮。这股“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共，几个资深老家伙也跟着苏共二十大瞎起哄，借秘密报告之“西风”，掀起了一阵子反“个人崇拜”之波涛。芝一脑门子不高兴，却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来对付，在中共八大前也不得不故作姿态地同意了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老家伙们明知道他是言不由衷的面子活，竟然就借驴下坡地顺势在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中均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芝料想他们长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当小媳妇时间长了，憋了不少怨气，故而想出出气。但其时之芝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也只能“捏着鼻子喝酸醋”，只好听任老厌物们去鼓噪啦。在这样的形势下，芝的情绪就有些沉闷，有点无心无绪。“八大”快要召开了，当然得由芝致开幕词，一向主张自己动手写文章的芝也起草了两份草稿，却终因情绪不佳，没有文思，而没能写下去。后来他又让陈伯达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拿来一看，亢长繁复，离题甚远，很是令人不满意。芝不悦，扔稿于地而对英说：“家英，这篇八大开幕词，就由你给我捉笔吧！”英欣然领命，倚马成章，只花了一个通宵就交稿了。芝首肯后，增添了一些外交政策的文字，又经刘、周、朱修改审定，就拿到大会上念了。
令芝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篇2000多字的报告竟引起全场34次掌声，其中又有5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及至读到“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时，全场更是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面对大会场上如此热烈的反应，芝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芝亢奋了，声音越来越宏亮，整个会场也越发山呼海啸起来。
会议开得成功，开幕词更成功。会议散后，数不清的代表们前呼后拥地簇拥着芝，结队成群地趋前称颂道：“主席啊，你的开幕词写得太好啦！”芝兴奋得合不拢嘴，可也不掠人之美，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从此“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竟成了一副绝妙佳联，成了应用最广泛的“最高指示”之一，也成了老百姓的日常用语。老百姓哪知道毛泽东的身边有一个什么田家英啊！在将近30年时间内，全都以为这是他们伟大领袖的绝妙好句。在笔者看来，此联在中国格言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孔老二的“满招损，谦受益”，实际上也是由此脱化而来的。甭管毛泽东后来有多少多大的错误，这两句话总是正确的。
那一刻的芝忘记了不快，夸耀英就像夸耀一个自己的有出息的孩子一样。心情愉悦，溢于言表。他为自己有英这样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而骄傲，为自己培养出这样一个好秘书而自豪。
英不仅帮芝写文章，也间或在国家大事上替芝出主意。芝一向是重视调查研究的，早在江西时期就不时地走乡串户，写下了“寻乌调查”、“长岗乡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宏文。但那时的他年轻、是布衣，而今已是万乘之尊，身子也早已发福了，只能作巡游视察，无法再蹲点调查。建国后，芝所有的“农村调查”主要依靠田家英，56年、59年、61年、62年，所有关键的重要的农村调查，英是阵阵不离的穆桂英。而英呢？也特别乐意下乡，他不怕自己吃苦，愿意下乡了解百姓的疾苦。因为接了地气，实地感触到了百姓之苦，他的心深沉了纠结了，常常想革命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熊样子。因此他掉了许多泪，越是掉了泪，越是与百姓心连心。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英这辈子下乡的次数为八次，大部分都是长达几个月。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就写成了中央的“纠左”文件。1961年2月8日，英在浙江调查期间向芝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芝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在芝的主持下，英参与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迅速恢复农村经济起到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六十条”，大饥荒提前结束了；因为有了这个“六十条”，起码也少饿死了几百万人。省、地及地方上的干部都称赞“六十条”，芝也高兴地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芝把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芝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听听！听听！听听这些赞美的话！应该客观、公正地说，当时当景芝的这些话都还是由衷的。
四、往事不堪
唉！往事不堪回首啊！往事痛苦，固然不堪；往事甜蜜，仍然不堪；一切的一切因为当下“不堪”。
开国之初的那一段岁月，恍惚如蜜一般的甜！那时共和国年轻，英也年轻，英沐浴在春风里，朝夕亲泽皇恩，人如桑之若沃，卉之初萌，浑身上下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儿。
芝常常让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泡上一杯上等的龙井茶，把英叫过来，交办一些简单的工作，然后坐拥在大沙发里，捧着茶叼着烟仰着头，英则谦卑地躬身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这主仆二人开始上下五千年、天南海北地侃大山，从麻将牌的“中、发、白”聊到算命先生如何看手相【注12】，当然侃得最多的还是古诗词。
那时的芝，小青儿犹如鸡肋，食之无味了，门外虽有雄鸡头儿之警卫，门内尚无文工团员之佳丽，侃大山就是芝每晚最好的身心休息了。
芝一代宗师，手不释卷，无书不读，博闻强记，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如此宏大的学问，又有谁能与他聊得到一起呢？芝的诗咏叹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尽情表达了一种笑傲古今、独步天下的胸襟。战场上他独孤求败，文坛上他难觅知音，就连个谈话的对子也是难觅的。可是芝惊奇地发现唯有身边的这个英却还真的行。英的学问也许不能与芝比，可是他也已经具有了足够雄厚古文化底蕴，他能背得出成百成百的古文古诗词。加之毕竟年轻，记忆力超好，又有过目成诵之天分，芝说到哪朝哪代，英就能说出哪朝哪代的子丑寅卯来；芝背涌一句诗文，英不但能接着把一整首诗背诵下来，还能说得出作者的生平事迹及作品的时代背景。芝的脑库里储存着历朝历代丰富的诗文典籍，也有许多记忆模糊了，成了残诗残句，心血来潮时就写上一张条子要英去找，英一会儿功夫就将典籍找出来奉上了芝的书几【注13】，没有一次让芝失望过。芝于是由衷地惊讶而感叹，年纪轻轻的，居然也读了那么多的书，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学问！
有一夜，芝忍不住赞叹地对英戏言道：
“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注14】
说完，芝开怀大笑，硕大的头颅舒服地搁在沙发的肩上，四脚无限松弛的摊开着，向空气中喷着缭绕的烟。
英也笑了。
君臣二人都笑得好舒心啊，舒心得接天地之气！
屈原的弟子宋玉说过“风”有“帝王之风”与“庶民之风”之分。其实又何止于“风”呢，“笑”更是有“帝王之笑”与“庶民之笑”之分的。芝的笑就是帝王之笑，帝王之笑是自由王国里的笑，想怎样笑就怎样笑。
这样的“笑”一般都发生在芝的心情相当舒畅时，眼前一定还得有几个不讨厌的且读书甚多的后生之辈围着他神聊。同僚是不行的，同僚拘谨；警卫也不行，一般警卫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佳丽那就更不行了，佳丽心生旁鹜没正形。必须是在被饱读诗书的后生辈簇拥着的时候，自己又脱口说了一句连自己也预先没有想到的“生花妙语”后，芝自己越想越幽默，越想越得意，于是就暴发出这样一种开怀大笑来。
芝身边的任何别的人笑时都没有这般自在的。你就看刘少奇的笑，你再看看林彪的笑，这两个一先一后的的接班人几乎就压根儿不会笑。即使偶尔露一笑，也是比哭还难看。周恩来倒是会笑的，也只有在被电影演员、文艺战士围着的时候才有灿烂的笑。一旦到了芝身边，周也不会笑了。当然有时仍然笑，却也笑得不好看了。
芝身边的人全都要看他的脸色和他的脸色所营造的气氛。就像芝在十七岁时写下的那首《咏蛙》诗“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发声”【注15】。芝不笑，哪个敢笑？芝大笑，别人才能小笑而和之。
如在庐山会议前期的“神仙会”阶段，莽将彭德怀还没有上书之前的一个晚上（那是1959年7月11日晚，彭的信是7月14日的的中午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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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与几个秀才在“美庐”唠嗑儿。虽说“大饥荒”的洪波已经隆隆地越过了地平线，但芝却没有看到，芝没站在高山之巅；“饿死人”的风早起于青苹之末，但芝也没处于阡陌之野。所以他麻木不仁，眼不明，耳不聪，心情却莫名其妙地好。芝心情好时才有点蜻蜓点水般的“自我批评”，他说道：“我这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虽然也不是什么自责，“曹营之事”只是一种揶揄，却是揶揄自己。
别看芝常自喻“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对于马及马系列的马恩列斯的书读得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真信仰；对于秦及秦系列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有点瞧不起，不是贬他们“略输文采”，就是叽他们“稍逊风骚”，至于那个“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芝的笔下仅只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而已。尽管芝相当热衷于为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平反，如被骂了两千年的秦始皇，在芝的手中得以咸鱼翻身；一向名声不好的武则天，芝称其“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注16】。连商纣、隋炀这样的早已被历史定格了的暴虐、荒淫、亡国之恶君，芝也很乐意为他们恢复名誉或局部恢复名誉。真不知道是怎么一种心态支配着他做这些无聊的事。芝的格调比这些历史人物都高雅，他的内心深处真正推崇的是“文能载道，武能安邦”的全面性人材，在中国历史上勉强能入芝法眼的也就只有两个人：曹操与曾国藩。
曾国藩是乡党，青年时代芝作为一名湖湘子弟对曾别有一番动了真感情的评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注17】
至于曹操，芝的评价就更多了。芝说：“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注18】。又说“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注19】。“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注20】。
曹操其人在中国百姓的心中也是早已定型了的白脸奸臣，芝却肇事为其平了反。无端作祟的是自己的潜意识，芝的潜意识中认为自已就像曹孟德那样文韬武略，多谋善断，又兼有曹阿瞒般的多疑善变，朝令夕改的毛病，常令手下人等不知所措。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流垫底，这才在庐山上的这个特殊的晚上，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自己想想妙，自己想想高，于是开怀大笑。英与众秀才也陪同大笑一场。
芝的一位兼职秘书李锐的回忆中说：当时“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锐还有一首小诗记载了这件事：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注21】
所谓的“四心”，除芝外，其中有一颗就是英的，另两位即英的好友李锐和周小舟，他们也都当过芝的秘书。
笑声音犹在耳，英却永远的走了！
五、落木萧萧
1966年5月23日，芝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杭州刘庄听到英毙的消息，往昔的感情早已无处寻觅，也全然忘记了当年“读书人之墓”的笑诺。
芝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芝又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指彭德怀）、彭（指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注22】
脸儿变，这也有好几年了。但说出如此伤心伤肺、逻辑混乱的话来，谁也想不到。“读书人之墓”，固然苟儿屁，现在居然是“自绝于人民者之墓”！“右派秘书之墓”！“‘也有野心者’之墓”！
其实，哪儿还会有什么“墓”啊！“死无葬身之地！”这话也是英自己说的，现在应验了。
最先得知英自悬而殁消息的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周在接电话时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随后在听到了芝从杭州传来的意见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既然芝已将英定性了，周落实指示不过夜，结果尸体没有送检，用了一个化名，以公安部的名义送去火化了事。
笔者至今仍然不能理解周公的思维逻辑，为什么有了芝的指示，尸体就不能送检了？奥秘啊！
此后的五、六年间，芝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任命了他的老婆小青儿为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芝在天安门城楼上伙同他的亲密战友小蓉儿（林彪，原名林育蓉）八次接见红卫兵，打倒刘邓陶、掐死“王关戚”，抛出“杨余傅”；支持阿朝越，支持美国黑人、支持亚非拉、支持刚果（布）坦桑尼亚赤道几内亚委内瑞拉尼日利亚------这么说吧！只要是穷国家，他就没有不支持的，他都愿意充当冤大头，主动送钱买吆喝。至于自己这个国家的人民吃得饱还是吃不饱，全不在他的心里。于是我们庄严的报纸也欢呼“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时代”------
爽歪歪！
烈火喷油般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得飞快，眼花缭乱般“假胜利”一个接一个地应接不暇，谁还记得田家英？英不再被提起，芝不提，也没人敢在芝的面前提起英，仿佛这世界上就从来不存在过叫田家英的人，仿佛芝也从来就没有一个秘书叫田家英。
时光匆匆，转瞬间这就到了1971年。
那个倾注了芝晚年心血，精心策划，破格提拔的亲密战友小蓉儿居然必然的逃跑，又偶然地摔死了【注23】。这个消息太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觉得他被林彪骗了。芝一辈子神武英明，只有他骗人的份，没有人骗他的先例，却不料这回被小蓉儿着着实实的骗了一回。虽说从九大以来，芝对小蓉儿已经有所防范，九届二中以后更是加紧了布局，伪游云梦、敲山镇虎、摔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等一系列“烂计”正一步一步地有序地展开。芝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只等着坐收瓮中捉鳖之功，却不料仍被小蓉儿金蝉脱壳，月黑风高夜遁逃了。虽说是小蓉儿最终摔死在异国它乡了，但这毕竟不是“伟大战略部署”所要的结果。“九一三”对于小蓉儿固然是完败，可是他死了，胜败对于小蓉儿已是永远的解脱；“九一三”对于芝又何尝不是完败呢？甚至可以说是更大的失败。且还活着，胜败对于老芝头仍然是无穷的纠缠。面对臣僚，面对黎庶，面对世界，芝还如何解说？这张老脸还要不要？芝受的刺激太大了，泄了真精，伤了元气，一下子就衰老了过去，接连休克了好几次，鬼门关里转悠了好几次。虽然醒过来了，却气息悠悠，全没了往昔的精灵与神气。黑夜里，小蓉儿的鬼魅，吊梢浓眉、三角细眼，伴随他那特有的拉长了老妇人的尖嗓音，常常越过荒漠，越过边界，越过长城，越过中南海的红墙，闯入梦中，将芝的元神吸走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下一句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只有“花落去”而没有“燕归来”了！小沈阳说“人生的悲哀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赵本山断然地说“错！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还活着，可钱没了。”
“九一三”后的芝就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老本输得精光光，可人还得强撑着，芝于是急速地衰老了。当芝衰老得已经走不动路了，行将就木之际，那份对英遥远的感情又曾回光返照般地在心田淡淡地涌了上来，面对窗外无边的萧萧落木，芝喃喃地说道：
“看来，田家英也没有什么问题！”【注24】
其时，英已走了8个年头了。
笔者写此掷笔大怒：“早干啥吃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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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翠柏

28楼 苍松翠柏说：回24楼我来了
你除了能骂街还能做什么？你没有父母吗？你没有姐妹吗。他就算是一个反革命，你可以杀了他，但是不可以这样一次次的骂他。你骂街是最恶毒的。我说这些你可别骂我啊。阿弥陀佛。

苍松翠柏

29楼 苍松翠柏说：
无论是毛还是蒋，他们的心中只有帝王思想，而没有对中国人民的一点想法。因此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充满了帝王思想，而没有一点的其他思想。

苍松翠柏

30楼 苍松翠柏说：
虽然是这个作者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感觉他写的还是挺客观的。毛这个人的帝王思想太严重了。如果是他没有这么严重的帝王思想。那么我们中国的约翰华盛顿就是他了。

我来了

31楼 我来了说：回28楼苍松翠柏
呵呵，你没惹我，我干嘛骂你呀，至于我为啥骂他，跟你没关系，我不会做过多的解释，你认为我骂她人品不好，那么没关系，以后你在论坛上见到我，你不用搭理我就行了，同样的，有相同观点的人，你们也可以不用搭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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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32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7楼高富帅的烦恼
“文革自杀者”们一旦决定了自杀，自然明白这是这一辈子所能创作的最后一件“作品”了，谁都想将这最后一件“作品”创作得“漂亮”些，利落些，甚至“愉快”些。而这主要取决于“自杀方式”的选择。
选择“自杀方式”首先要根据客观条件，以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能上”的可行性。例如家中有足量安眠药存量，那就服安眠药；没有安眠药，有敌敌畏也行；家中有管道煤气或液化气，那就选煤气中毒；住高楼的选择跳楼------
其次就是“预后”。要考虑死亡的速度，过程中的痛苦程度以及心理上的恐惧等等。
比如“跳楼”。这种方式的“预后”是脑浆并裂、断手断脚、粉身碎骨------太恐怖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都希望“全尸”，零部件一个也不能少，当然就不会采用了。像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总参谋长罗瑞卿------选择跳楼，那也是因为她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的余地。
又比如“服毒”。服毒后至死亡前这一段时间内有五脏六腑的绞痛及七窍流血的预后。自杀者一般对此也是十分恐惧，当然也不会采用了。
自杀是对人世最终的诀别，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使过了一万年再回来一分钟看看也不行。这世上既有“红烧肉”与“中国豆腐”这样舌尖上的美味让人留恋，更有父母妻儿的亲情让人犹豫，所以一般的“自杀者”都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增强自杀的决心，增加自杀的勇敢，同时减轻自杀的痛苦。最常见、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俗话说“酒壮怂人胆”。让酒精先将自己麻木了，然后再将毒药喝下去。
据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本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对蚯蚓、蛇这类动物害怕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他就是采用“喝酒”这种办法来为自己壮胆的，他喝了一瓶茅台酒后再上吊。
著名的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原名吴宇洪），也是这样做的。
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但他已经被江青点了名。这位昔日上海滩上的二、三流演员在文革初的一次讲话中一下子疯狂地枪毙了成百部电影，她说：“《冰山上的来客》作者乌·白辛是伪满州国人员”。白辛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背靠着这根树干，吃着喝着死着。
没有人知道白辛死前的痛苦究竟到什么程度？也没人知道酒精的缓冲作用有多大，反正在他被发现时，已经死多时了。
白辛所采用的方法比田家英有“诗意”，他利用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拥抱了大自然的美丽。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于1966年9月6日与夫人程卓如副教授决定自杀，他们家里既有安眠药也有煤气罐，但安眠药的数量远远不够，所以这夫妻俩先各自服了几片安眠药，然后再打开煤气罐，双管齐下，既能减轻痛苦，又能确保成功率。
作家白辛与音乐家杨嘉仁夫妻显然害怕自杀过程中的痛苦，但也有一些自杀者是不怕的。
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就是这样的人。
韩俊卿在文革初期经受了无数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虽然痛不欲生，但也忍了；虽然已有死的念头，但也想再等等再看看，蝼蚁尚且偷生，好死不如歹活，能熬得过去就尽量地熬着吧。
然而，她没有能熬过去。有一天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批斗她时，当众逼迫她脱下鞋袜。而她在小时候受尽苦难，缠过小脚。
年轻的读者们，你们见过女人的小脚吗？笔者毕竟上了一把年纪，小时候见过外婆的小脚，还见过邻居兰姑娘、曾家老太太------的小脚。小脚女人在穿着鞋袜站着时有亭亭玉立之感，走路时有弱柳扶风之姿，一旦脱了鞋袜，那小脚不但惨不忍睹，而且奇臭无比。
韩俊卿的小脚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痛，所以她的鞋袜是万万不肯脱的。这一脱，她那双畸形而丑陋的小脚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狗男狗女七嘴八舌，有人说好看，有人说难看，有人说臭；有人说脸是麻子，脚是小脚（她小时候得过天花，确是个麻子），太难看了。字字句句都是剜心的刀子。造反派还不罢休，又逼她那双光着的小脚在煤渣路上“走两步”。就像赵本山么喝范伟“走两步”。范伟“走两步”，就瘸了；韩俊卿“走两步”，从批斗现场一回到家里，就立刻自杀了。
她家没有安眠药，但有敌敌畏。在决定“死”的瞬间，韩女士所考虑的内容与白辛先生大不一样。她没有考虑用什么方法去减缓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而是只求快死、速死、万无一失地死。为了预防万一死不了或是死不快，她还是争分夺秒地搞好了一包火柴头，喝了敌敌畏后，立刻就将这一包火柴头咽了下去。让火柴头在体内燃烧。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她不知道“火柴”燃烧的要素中必须要有氧气。
韩俊卿的故事是另一种“悲惨决绝”，在这个故事里有两点有关“人性”的问题需要思考：
一、造反派的人性：
你说这些造反派，斗也斗了，打也打了，为什么还别出心裁地要她当众脱鞋脱袜，露出那双畸型而丑陋的小脚呢？
三寸金莲？年青的造反派们没有何见过，所以他们有好奇。这就是人性中一种“窥私”的阴暗心理。“严凤英之死”的故事里，那个畜生军代表刘万泉下令对严凤英的尸体“开膛破肚、砍尿泡”，就是“窥私”心理的极致发展，由“窥私”而“窥裸”而“窥阴”。
二、韩俊卿的人性：
韩俊卿在决定自杀后想的是什么？她难道没有想过喝“敌敌畏”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吗？这是常识，她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她当时大脑的兴奋点并不在这里，所以她也没有想如何减轻痛苦？更不会采取任何减轻痛苦的措施；她的“兴奋点”是如何迅速死，确保死。她对“活”的恐惧远远胜过了对“死”的恐惧，再痛再苦，只要早死就好，她一分一秒也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她非但没有找酒喝，相反还吃下一包火柴头。
即使在数以万计的“自杀者”中，韩俊卿也算是一个“一不怕痛，二不怕死”的典型了。再痛也不怕，就怕不得死。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啊？
这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让生灵对活着的恐惧竟到如此的程度！
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
暗夜恁地浓无边！暗夜恁地浓无边！暗夜恁地浓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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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33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32楼高富帅的烦恼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时期，“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开始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内容；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导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
“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报道表扬，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4次，即上午上班、下午下班、上学、放学各1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1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或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但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也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X页，第X段。伟大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如果这位“领导”不是本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导”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和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不同项目的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学者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阑尾炎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但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环节。(葛剑雄，《病室忆旧》，1997年11月2日《文汇报》)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
在农村，同样要求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做“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此项活动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的活动。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2006年6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的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或许因为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有人指出：“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试想，一个人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与“汇报”，使生活终能短暂片刻地摆脱无时无刻不在的“政治”管制与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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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34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33楼高富帅的烦恼
“文革”时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
一天，我去供销社，进门就听到一个中学生和售货员的对话，堪称经典。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就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我见两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急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售货员：“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你还能咋的？”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啥了不起？”
我看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我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了台阶，转身而去，他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回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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