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帝师，三朝元老，却活成了最失败的人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1898年，大清光绪二十四年。


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惨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后，清朝统治集团终于从春秋大梦中醒过来了。这也意味着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时代潮流淘汰了。


这一年的6月11日，清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变法自救运动的序幕。


然而，变法仅过去4天，《明定国是诏》的作者、被公认为“帝党”的两朝帝师翁同龢，却被他的学生光绪帝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勒令罢官回老家。


这一天，正好是翁同龢69岁生日。


▲两朝帝师翁同龢，来源：网络。


面对皇帝突如其来的苛责，身为臣下的翁同龢失声痛哭。他不相信自己一手教出来的好学生，居然会让尊师在将近古稀之年，承受莫大的打击。


接到圣旨后，翁同龢并没有立即启程返回老家，而是以“明日须磕头”为由，在光绪下朝回宫的路上，堵住了这位学生，一个劲地磕头谢罪。


可是，对于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光绪连看都没看，就匆匆与他擦身而过。


翁同龢只能目送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离去的背影。


自己也从历史舞台上，黯然离场。


师生缘尽，光绪与翁同龢二人，此生不复相见。







光绪其实谈不上有多厌恶翁师傅。在他的成长历程中，翁师傅亦师亦父。


光绪二年（1876年），6岁的小光绪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毓庆宫就学，翁同龢成为他的老师。对于离开父母没多久的小光绪而言，见到如此伟岸且慈祥的师傅，难免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对父亲的依恋。


因此，刚入学的光绪有时会在翁师傅身上寻求安全感。据《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小时候很害怕打雷，每逢上课雷击之时，就会像小猫咪一样躲入翁同龢怀中，玩弄他的胡须。


但对翁同龢而言，此时做光绪的老师，压力山大。在日记中，翁同龢表示，当时接到慈禧太后懿旨时的心情是，“闻命感涕，不觉失声”。


按理说，“人臣高贵，无如帝师”，能被委托如此重任，换做旁的大臣早就跪地高呼皇恩浩荡了，可翁同龢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先帝同治的学业启蒙也是他教的。那时尚在幼年的同治帝出阁授读于弘德殿，为人聪明好学。在教授学业时，翁同龢倾注了全部心血，旨在教出万人敬仰的圣君。然而他这个学生，在正途上“大业未成”，反因不成器早夭而闻名史册。


▲同治皇帝载淳，来源：网络。


翁同龢不清楚，尚在冲龄的光绪未来会不会也如同治那般不服管教，带领大清朝步入无法挽回的深渊。


在思索良久后，翁同龢给慈禧太后上了道折子，声称“自问己难称职，若复腼颜就列，必至有负圣恩”，请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另请高明。


对于这位年仅26岁就考中大清状元的两朝股肱，慈禧太后相当清楚，翁同龢绝对胜任帝师职务。所以，翁同龢的请辞奏疏刚一递上去，慈禧就批示道：“凛遵前旨，毋许固辞。”并指定光绪帝的所有授业课程，只由翁同龢一人来完成。


此后，除非光绪生病请假，翁同龢一般都早出晚归，四季如常，风雨无阻。


翁同龢对光绪的教育并不止于四书五经。在书本之外，他尤为看重帝德教育。在给光绪启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就郑重地告知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针对光绪一路成长可能遭遇到的问题，翁同龢早早准备了预案。当时，根据清朝传统，八旗子弟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受骑射洗礼。对此，翁同龢特地向两宫太后反馈自己的意见，要求两宫太后看在帝王基础教育的份上，对光绪帝骑射方面的要求稍缓，一切以治国读书、保卫圣躬为主。


▲骑在马背上的满族小孩子，来源：网络。


多数时候，翁同龢成了小皇帝温暖的依靠。史书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某日，慈禧太后降下懿旨，要求光绪帝必须完成当天学业功课后才能回宫，否则就在课堂上传膳，吃完继续读书。太监传完圣旨，就冷漠地走了。此时，光绪的神情颇为紧张，手心冒汗，厌学情绪陡然上涨。见状，翁同龢赶紧安慰小皇帝：“唐诗、讲书两项皆可伸缩，不必定在书房用膳。”


在翁同龢的理念中，罚读、罚坐并非教育良方，应以正面鼓励、表扬为主的方式，来激发皇帝的自信心。为使皇帝的教育不至于脱离现实，他还时常将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引入课堂中，训练光绪处理政事的能力。


种种体贴关怀，给了孤独的小皇帝最大的安全感。小皇帝对翁师傅的敬重之情也与日俱增。《崇陵传信录》称，“常熟（翁同龢）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光绪皇帝）所亲”。







谁能想到，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浓厚的师生情谊，才是翁师傅后半生的悲剧根源。


就在光绪帝与翁师傅感情日深之时，华夏大地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进入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在欧美国家的坚船利炮持续打压下，屡战屡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到了光绪年间，大清王朝国力更加衰微。各国列强虎视眈眈，瓜分中国领土的外国侵略者团队不断扩大。除英、法两个老牌的欧洲列强外，从鸦片战争到光绪年间，大清国战争赔款名单上多了美、俄、德、意、葡等国。就连原先在亚洲东边，与清廷一样抱有闭关锁国思想的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确立“大陆政策”，准备到中国分一杯羹。


当时，来自中亚的侵略者阿古柏在沙俄的撑腰下，悍然发动了侵略新疆的战争，占领了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新疆南部地区。沙俄趁火打劫，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从西伯利亚地区发兵南下，公然进犯新疆伊犁地区，并扬言：“清朝无力管辖伊犁，可暂由沙俄先行管理，待清廷有能力了，我国再退还不迟。”


所幸，在清朝官员中，还有像左宗棠这样的国之柱石。


▲左宗棠画像，来源：网络。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着左宗棠钦差督办新疆事务，负责收复失土。在“剿抚兼施”的策略下，左宗棠率领的清军进入新疆后，很快打跑了阿古柏一伙，成功收复乌鲁木齐及新疆南部等地。


然而，左宗棠战胜后，沙俄却赖死不走。


清廷只能派出使臣崇厚前往谈判协调。结果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崇厚阳奉阴违，只按要求收回了伊犁地区的主权，而将原来由左宗棠等爱国将领拼死收复回来的新疆领土让出，并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


事后，清廷震怒。朝野上下也就要不要继续收复新疆伊犁展开激烈讨论。


当时身兼工部尚书的翁同龢虽痛心疾首，却也审时度势，向慈禧太后提出“和局不可破，战备不可缓”的解决策略，声称必要时可“缓索伊犁，保全大局”，并坚决拒绝执行崇厚签订的条约，建议朝廷委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驻俄公使，前往俄国圣彼得堡，重启和谈。


在翁同龢的思想中，暂缓收复伊犁并非放弃收复，而是根据清廷落后的军备现状，提出务实建议。如果因“强索”伊犁，导致沙俄再起兵戈，即使有左宗棠的西路军应战，对于落魄腐朽的清廷无疑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最终，朝廷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派遣曾纪泽出使沙俄负责谈判事宜。尽管过程曲折，但在曾纪泽的力争下，清政府还是保住了新疆大部分领土及通商权，令各国列强不敢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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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的成功，背后无疑也有翁同龢的功劳。《伊犁条约》重订后，光绪六年（1880年），奉慈禧太后之命，翁同龢在帝师及本兼各职之外，再着入南书房阅看奏折。


随后，经过两年多的磨砺，翁同龢正式以帝师身份参预军机，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开启他后半生权倾朝野的政治生涯。


当时，清政府腐败落后，但身处高位的翁同龢却还是一个谨守儒家礼教思想的清廉文官。


他出生在江南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翁心存、长兄翁同书等均为科举进士，在朝廷历任高位，故从小对儒家忠君爱国、德高为尚的传统耳濡目染。其父翁心存教导他“学勤可补拙，守清先戒奢”，当官后的翁同龢一直保持着“操守洁，吏职勤”的官风。


作为两朝帝师，翁同龢在朝廷上恩宠日隆。曾国荃、丁日昌等人都曾向他馈赠过金银，以求其在太后、皇上面前多加美言。但翁同龢对这样的为官行径嗤之以鼻，并批判朝廷上下流行的奢靡之风，颇有些明末东林党的意味，被称为“南派清流”的代表。


▲翁同龢，来源：剧照。


在理财专家阎敬铭因重修清漪园一事开罪慈禧之后，清廉持正的翁同龢得到慈禧赏识，以军机大臣身份主管户部。


户部历来都是国家大笔款项进出的地方，是油水最多的衙门。翁同龢上任后，在给其侄子翁曾荣的信中却称，主管户部三库是门苦差事。


他说：“像我这种官员，为官只求廉洁，在户部干活可谓是最辛苦的。你也知道，户部旗下有银库、颜料库、缎匹库等三库，其中银库收发银两，数量巨大，既要防范库兵中饱私囊，又要保证国家在用兵之际，国库不能空虚，而且每次进出银库的账目必须清晰。户部银两每月进出三次，还有颜料库、缎匹库每个月不定时进出的材料，均需我在场监督查验清楚，方能登记造册。你想，你叔我能不辛苦吗？”


翁同龢上任之初，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之际，战争善后要钱，抚恤民生也要钱，如何管好、管紧国家的钱袋子，是一门智慧。但他表示：“司农慎金谷，第一恤民饥。”可见，在宦海沉浮间，翁同龢始终秉持着孔子以“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注重修德以安万民的翁同龢，反倒成为了清末官员中的一个异类。







随着清政府屡屡战败，一群知晓世界大势的名臣，如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纷纷要求朝廷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引入西方先进技术，掀起洋务运动。


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一批具有西方先进技术的官办机构诞生，为萎靡不振的大清注入了一丝新鲜血液。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型军工企业，其研发和试验均是为提升清军战斗力作准备的。


打仗烧的是钱，这预备打仗也是相同的道理。故这些军工企业，免不了要与翁同龢主管的户部打交道。于是便发生了北洋水师要购买新式舰艇，翁同龢不同意；洋务大臣李鸿章提议向德国购买大开花弹，翁同龢极力阻挠等人尽皆知的矛盾冲突。


坊间传言，翁同龢与李鸿章的这些矛盾，是二人把私人恩怨公开化了。传言认为，这与早些年李鸿章介入“翁家惨案”有关。

▲直隶总督李鸿章，来源：网络。


咸丰十一年（1861年），翁同龢之兄翁同书署理安徽巡抚，任内恰逢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招降割据皖北的悍将苗沛霖，翁同书将寿州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苗沛霖有仇之人斩杀，以期换得苗沛霖投靠朝廷，进而补充兵力共同对抗太平天国部队。


但对翁同书所为，苗沛霖并不感动，反而转身投靠太平天国，举兵攻打寿州（今安徽寿县），导致翁同书弃城逃跑，几经波折才逃回京城。


此举令当时负责督办江南军务的湘军首领曾国藩颇为不满，他在给河南巡抚严树森的信中提到，“苗逆（苗沛霖）狂悖，罪不容诛。翁中丞（翁同书）垂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痛之患”。说明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极度看不惯翁同书的做法。


于是，曾国藩上书弹劾了翁同书，并致信李桓、袁甲三、李瀚章、李续宜、叶兆兰、毛鸿宾、毓科、黄赞汤等人，反复陈述翁同书此举的弊端，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朝野一致的质疑声中，翁同书被罢官，下狱候斩。随后，减罪流放伊犁。年迈的翁同龢父亲翁心存很快忧惧而死。


但整个过程与传言中李鸿章极力攻击翁同书颇为不同，李鸿章并未出现在曾国藩的传讯人员行列。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无从得知。翻阅《曾国藩家书》可知，咸丰十一年这一年，李鸿章在淮军的招募和组建上忙得不亦乐乎，大体上是无暇顾及朝中弹劾官员事宜，即便有，或许也是在朝廷聆讯的情况下，就事论事。


而翁同龢尽管对父兄身死深感悲痛，但弹劾翁同书之人是曾国藩，且有众多朝廷大臣参与，若只恨李鸿章一人，未免有失偏颇。可见，世人所传翁、李的私人恩怨是站不住脚的。


翁同龢之所以不肯拨钱给李鸿章买船买炮，多半是因大清国家公帑捉襟见肘，身为户部尚书，他不得不抠门。


大清户部主要职责包括掌管全国土地、赋税、户籍、军需、俸禄、粮饷、财政收支等。除了军需、粮饷，其他事无巨细，凡涉及到要用钱的，均需翁同龢这个户部尚书拍板。可谓钱无大小皆出户部。管理得好自然没事，管理不好别说太后会怪罪于他，就是朝廷上的同僚估计也会生吞活剥了他。


如此压力下，翁同龢不得不变着法儿“抠门”。


甲午中日战争前夕，翁同龢极力主战。当他的得意门生王伯恭向其力陈不可对日开战时，他抛下了一句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也就是说，翁同龢想借战争的机会，检验一下李鸿章麾下的北洋水师，以便在来年的财政计划中作出新的军费预算调整。


同时，翁同龢还说了另一番话：“合肥（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这说明，在翁同龢心里，李鸿章不一定是自己的“仇人”，有可能还是挽救大清危局的能人。


然而，手握重兵的李鸿章竟然主和，这让翁同龢想不通。


作为治军几十年的大臣，李鸿章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北洋水师除了外表长得不错，没枪没炮，说白了就是个纸老虎。破铜烂铁不值几个钱，可指挥这堆破铜烂铁的海军精英，却是李鸿章的心头肉。割心剜肉，谁能乐意？


可是，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李鸿章迷之自信，翁同龢还是以一个“建议者”的身份，向光绪帝力陈主战。而作为一朝之傀儡皇帝，光绪帝也希望靠一场战争来立威，实现真正的亲政。


在翁同龢与光绪师徒的这种“默契”配合下，李鸿章是不打也得打了。







战争的结局，最终朝着李鸿章预料的方向发展：在日军高涨的士气下，北洋水师节节败退，损失惨重，除了求和，别无出路。


作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战前极力主和的李鸿章，还得在甲午败局已定之际，背负着莫大的哀伤，头顶着“卖国贼”的万世恶名，被清政府丢出来，担下了一切战争罪责。


而战前极力主战的翁同龢，内心同样十分煎熬。


清政府向日本求和后，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疆事如此，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于讲帷则无补救，于同列则致猜疑，疾病缠绵，求死不得，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随着清军的战败，光绪借助战争立威，以达到亲政掌权的想法，变成了一种空想。造成这样一种难堪的结局，帝师翁同龢当居首过。


因此，翁同龢在光绪心中的光辉形象大打折扣。师徒之间的感情，已不复从前那般美好。


但这似乎不妨碍翁同龢要“带领”光绪帝走上新的道路。


无论翁同龢此前做了什么，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他，爱国之心还是有的。在支撑自己做出“对”的选择的旧式思维崩塌后，翁同龢与同时代的人一样，认为维新变法势在必行。


变法是大事，而知识结构与人才遴选是基础。


为了变法救国，翁同龢在对光绪帝的教育中，开始加入了西学内容。


光绪所用的教材，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中庸》《大学》等，还有李提摩太的《时事新论》、曾纪泽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这些中西并存的知识，拓宽了光绪的眼界，为其日后主持维新变法奠定了基础。


翁同龢还经常虚己礼下，听取新学的合理建言。黄遵宪、谭嗣同等人都成了翁同龢的座上宾。


除了向这些人请教新法，翁同龢也试图为光绪物色合适的变法人选。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康、梁等具有维新思想的举子，才会在“望治心切”的翁同龢协助下，进入光绪的视线。


▲光绪皇帝画像，来源：网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康有为第六次上书之后，光绪终于在颐和园接见了他，并授其军机章京职务，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但很快，翁同龢发现，康有为等人提出的虚君共和思想，完全悖逆了自己想要借助变法扶君中兴、实现皇权向光绪集中的初衷。


于是，在旧学新法的双重折磨下，翁同龢只能选择首鼠两端，口中喊着变法，实际上却处处给那群实践变法的人制造障碍。


这一切，被执政经验不足的光绪看在眼里，却有了一种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的难受。加上之前甲午海战，翁同龢给光绪挖的大坑，新账旧账一起算，不办你，怕是不行了。


最终，在戊戌变法开始数日后，光绪突然下旨将帝师翁同龢罢黜，开缺回籍，永不叙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一个闷热的夏夜里，75岁的翁同龢在江苏老家病逝。临终前，这位大清状元、两代帝师口撰了一首绝命诗：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19世纪的老人只是想起自己身为帝师遭遇的种种不公，却未曾复盘过身为帝师，他到底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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