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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孙吴政权的「灌酒文化」相当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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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10-30 00:38
标题:
三国孙吴政权的「灌酒文化」相当恶臭
有观点认为,以将人灌醉为目的和乐趣的酒桌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古代文化人的酒局很有格调,玩的多是曲水流觞、行令作诗之类的雅事。
曲水流觞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格调仅限于小部分古代文化人。真正广泛存在的传统酒桌文化,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致力于让客人尽兴的“劝酒”。如英国商人利特尔(ArchibaldJohnLittle)1883年在重庆参加宴会,主人便是以劝酒来表达热情招待之意:
“我作为当天的客人坐在上首,独自占用桌子的一面,其他人每两个人占一面。……酒席从不停的小杯喝烫热的小米酒开始,……渐渐地,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那一道一道端上来的菜;经过两个小时,大家就又开始喝酒,伴随着吵闹的、最使中国人兴奋的猜拳,我对此也很熟练。”①
因为饮食习惯不同,坐得不舒服且卫生条件不好,利特尔觉得宴席全程“冗长乏味”,但他不觉得主人的劝酒有强迫成分。
另一种则是致力于逼人喝醉取乐的“灌酒”。三国时代的吴大帝孙权,便是这种酒桌文化的践行者。
《吴书·张昭传》记载,孙权在武昌钓台之上召集酒局,不但自己喝至大醉,也强迫与会的群臣也必须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②——让人拿凉水泼洒群臣,命令他们必须喝至坐不稳自钓台上掉下去的程度。惟有孙策临死前指定的托孤重臣张昭敢于违逆孙权的酒桌文化,“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一言不发离席而去。
但即便是张昭,也无法做到次次回绝孙权的灌酒。《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孙权在宴会上喝多了,先是让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字“诸葛子瑜”,以讽刺重臣诸葛瑾的长相取乐。然后又让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负责“行酒”,要他去给张昭灌酒。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也”(逼老人喝酒不符合养老之礼)拒绝,孙权与诸葛恪则以“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姜尚九十岁了也没说自己老,还在替朝廷打仗)为由,硬逼着张昭把酒给喝了。③
?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里的孙权像
对孙权来说,逼人醉酒不仅仅是为了取乐,也是为了测试对方的服从度。张昭虽有托孤者的特殊身份,但他在酒桌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服从,孙权便不愿重用他。当朝野皆认定张昭必是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时,孙权却刻意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孙邵。于是便出现了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在《三国志·吴书》中竟没有独立传记这种怪事。
如果一个人没有张昭这样的特殊身份(超级名士+托孤重臣),又不愿在酒桌上迎合孙权的服从度测试,便很可能面临难以预测的命运。孙权称吴王后举行酒宴,亲自向与会群臣一一劝酒。来到虞翻的席前时,虞翻趴在地上装作已经喝醉,待孙权离开后才坐起来。孙权见状大怒,“手剑欲击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就要去捅死虞翻。幸亏大司农刘基跑过去抱住孙权,好说歹说才化解了一场流血冲突。虞翻保住了生理性命,却保不住政治生命,只能在孙吴政权里做边缘人,最后落了一个流放交州的结局。
在孙权的“潜移默化”之下,孙吴政权内部的酒风走向了全面的恶臭化。
比如,督将陈勤与众将领一同饮酒,便仗着自己的身份“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侮辱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灌酒罚饮全不按规矩来。这种做派引起了年仅十五岁的下属凌统的不满,“面折不为用”,当面表态说不愿服从陈勤。二人的冲突从席上延续至席后,最终以凌统忍无可忍拔刀砍死陈勤告终。
再如,宗室孙皎与下属甘宁饮酒时,也曾“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导致甘宁不愿再做他的部下,且对人怒称:“臣子一例,征虏虽公子,何可专行侮人邪!”——我是臣,孙皎是宗室公子,一样为朝廷效力,他有什么资格在酒席上侮辱我?这类冲突在孙吴将领中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孙权不得不站出来处理。他给了凌统“以功赎罪”的机会,又通过痛骂孙皎安抚了暴怒的甘宁。
但这种痛骂只是策略性的,并不代表孙权意识到了孙吴政权酒风的堕落是个需要改变的真问题。《吴书·胡综传》里说,胡综这个人特别爱喝酒,每逢朝中宴会,“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一喝多就失控,就要给别人灌酒,灌酒不顺利就要动手打人。酒风如此恶劣,孙权却“弗之责也”,从来不曾谴责过。不谴责的原因很简单:这个胡综是孙权最亲近信任之人,孙策当年做会稽太守时,便安排十四岁的胡综“与孙权共读书”。他敢在宴席上像孙权一样给人灌酒,正是仗恃着自己与孙权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孙权坐视胡综灌酒打人,是因为众人对胡综的服从度,基本上也等同于对孙权的服从度。
?电视剧《三国演义》塑造的孙权形象
这种酒风,在吴国的第二位皇帝孙亮与第三位皇帝孙休的时代(皆是孙权之子)略有收敛。原因是权力一度旁落至诸葛恪、孙峻、孙?等人手里,孙亮与孙休无力在酒桌上对这些权臣实施服从度测试。
第四位皇帝孙晧(孙权之孙)即位后,孙权式的酒风又得到了继承并被发扬光大。《吴书·孙晧传》里说,孙晧每次召集群臣举办宴会,“无不咸令沈醉”,都要将与会者灌到烂醉。同时还要在宴席上布置一群“黄门郎”,这群人不许饮酒,职责是将与会官员醉酒后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交给孙晧。孙晧便以这些酒后醉言来检测群臣的服从度与忠诚度。不能通过检测者,严重的杀头,轻一点的论罪。
《孙晧传》的记载应该可信,因为《吴书·陆凯传》与《吴书·韦曜传》里也有相似的内容。《陆凯传》保存了陆凯给孙晧的一封谏章,里面批评孙皓,说他不该对群臣“惧以不尽之酒”——不应该拿喝不完的酒来灌群臣,让他们惧怕。
《韦曜传》则提到,孙晧的宴席通常一搞就是一整天,“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不管能不能喝,一律以喝至少七升为标准,实在喝不下去了,就用浇灌的办法让与会者喝光。韦曜的酒量不超过三升,早年得宠时,孙晧常常特批他可以少喝,还偷偷让人拿茶水当酒帮他作弊。后来宠爱消失了,便也遭遇了“逼强”之事,与其他人同样被灌酒,喝不完会被责罚,喝多了说错话也要被责罚。孙晧还会让近侍们在宴席上针对公卿大臣“发摘私短”,公开披露他们醉酒后说出来的种种隐私。无法配合完成这种服从性测试的韦曜,最终的命运是被孙晧诛杀,全家也被流放到了偏远的零陵。
? 《三国志·吴书·韦曜传》的记载
孙权与孙晧祖孙的做法不是个案,魏蜀两国也有类似风气,只是程度有别。如《魏氏春秋》便记载称,曹丕曾在宴席上针对曹植“逼而醉之”③。总之,哪里有权力想要检验他人的服从度与忠诚度,哪里就会有这种恶臭的灌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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