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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cyec说：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我会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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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cyec说：


第五个故事


死亡辅导班：我们科室的「团宠」是位癌症老人
医院里有个共识，大多数人在临死前，精神痛苦大于肉体痛苦——这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当病人得了癌症，出于保护患者心理的考虑，我们一般会先告诉患者的家属，再由家属判断患者本人能不能承受这个消息。
希望隐瞒病情的人很多。有些时候，即使患者自己已经猜到了，也会因为无法面对而假装不知道。
但有时也有极端的例外。

在医院里工作久了，人就会变得不信神佛。
但这两年，我还是会去寺庙。每次站在宝殿正中，我双手合十，就一个简单的心愿：天下无疾，万药生尘。碰见老黄之后，这个愿望变得尤为强烈。
我曾经想，如果佛祖显灵，让我给老黄最好的祝愿，那一定是——让我治好你的胰脏，好好活下去。
老黄是我在外科轮转时遇到的病人，73 岁，胰腺癌。
胰腺癌是「癌中之王」，致死率和治愈难度在癌症中数一数二。老黄也很困扰，他说这个病太委屈自己，连甜食都不能碰。
我答应过老黄，如果他能活到「五周岁生日」，我一定亲手给他做个蛋糕，十寸，千层的。面皮里塞满芒果块，上面铺满草莓粒，红彤彤一片，让他一气儿吃个够。
老黄不在乎生死的样子，实在太反常。在医院工作 18 年，我看到了太多人最后的样子。有人放弃，有人被迫放弃，有人迫切地渴望活，却屈服在病魔的侵害下，有人搏斗到最后一刻……
这些反应都没有错，都是人最本能的选择。但偏偏老黄和他们都不同。
他从住院开始就脱离了我的掌控，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干了数不尽的「疯事儿」。更要命的是，我手底下一帮小姑娘，都在跟他一起疯。
总有病人转头找到我，「护士啊，这个老黄家里什么来头啊，他得了这病，怎么这么看得开？」
我知道，这个人，我是忘不掉了。
2008 年夏末，老黄来医院报到的第一天，我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跟这人开玩笑，绝不会被投诉态度有问题。
北京奥运仍有余热，这个干瘦的老头穿着奥运文化衫，晃悠晃悠进了护士站，「啪」地一声，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
「我要住院，要住人少的房间，最好朝南边。」老黄唾沫星子乱飞，须眉皆白，眉梢和唇角留下花白的两撇，活像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
我打趣地问他，「住个院干么挑挑拣拣？还坐北朝南，你当买房子置业呢？」
老黄换上一副惨兮兮的表情，说自己有糖尿病，偷吃东西老婆就要骂，「我老婆很凶的，房间里人少一点，看见我挨骂的人也会少一点。」
他说完，突然四处张望，像是怕这话被几十里外家中的老婆听见。
「而且我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了，朝南的窗户正对医院大门，可以看到小食摊，还可以观察我老婆有没过来。」老黄凑近我，眉飞色舞地打着小算盘。
我带老黄来到符合他要求的房间，指着窗户：「坐北朝南，非富即贵。大爷你住进来一定长命百岁。」可我发现，他选的这个位置，不止可以观察到小食部和老婆，还可以观赏一群广场舞大妈。
我之所以和老黄打趣，是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入院诊断：胰腺癌待排。
老黄今年 73 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黄半年内体重下降十来斤，还伴有腹部轻度胀痛，近期血糖又在升高，情况不容乐观。
但眼前的老黄非常开心，我觉得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看老黄一副来医院住上几天就可以欢喜回家的模样，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才好，生怕不小心戳破了表面的平和，让他的笑脸垮掉。
「那个，老黄啊，你老太婆没来，儿子怎么也没来啊？」我话刚说完，一个大嗓门在门口响起——「我来啦，有什么事不？」
我转过头，乐了，老黄儿子就是个「加大号的老黄」，手里捻着根棒棒冰，迈进了病房。
「有什么事问我也行，问我爸也行，随便。」老黄儿子边说，边递给我一整根棒棒冰，另一根自己和父亲一人一半。
老黄对儿子的分配非常不满意，他盯着我手里的一整根，幽怨地说：「我都得了癌症了，不晓得能活几天，你还不让我吃个整的！」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
一般来说，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癌症，我们都会用「Ca」或者「MT」来替代「癌症」这个刺眼的词汇。既是避免病人突然崩溃，又可以替家属打打掩护。
我看了看老黄，又看了看他儿子，这爷俩的反应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老黄，你知道什么是癌症吗？」这样问不行吧……
「老黄，癌症是什么你晓得吧？」这样好像也不合适……
我脑子里一时检索不到杀伤力比较低的方式提问。
老黄的儿子一脸轻松，准备收拾父亲的生活用品，「你随便问吧，我爸啥都知道，你啥都不用忌讳。」
一旁的老黄一脸不爽，他好像只介意自己的棒棒冰被扭走了一半。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这爷俩的「洒脱」，总觉得他们只是暗暗做最坏的打算，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罢了。
胰腺癌有多可怕，我曾亲眼见过。这种癌太难被发现，大多人查验出时就是晚期，昨天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今天突然就要准备后事。
巨变之下，人的精神就会崩溃。
我见过病人听到这个病名时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愤怒，有的错愕，有的忙不迭地否认，有的「扑通」一声跪倒，开始求神拜佛。总之，从表面到内心一定不会平静。
像老黄和他儿子这样明明白白又浑不在意的，我从没见过。
我后来才知道，老黄来住院前做了很多「攻略」，关于什么是胰腺癌、治疗方式，他都一清二楚。
这都是老黄的孙子，医科大学在读生「小黄」直截了当一字一句讲解给自己爷爷听的：「癌症之王、不好治、生存期大多在一年左右......」
老黄住进来之后，检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结果都一步步向着胰腺癌这个诊断靠拢，慢慢重合，尘埃落定——他确实得了胰腺癌。
主任亲自找老黄和他儿子谈话，我很好奇这爷俩的反应，尾随其后。
主任拉着老黄儿子轻声细语，小心说着最终诊断，征求他的意见。这时老黄突然凑过来，一副中了六合彩的模样说：「看来我孙子没白学医，至少能看出我得了什么病！」
我看看主任，主任看看我，我俩又一齐看向老黄。
主任愣了一会儿，询问起父子俩接下来的打算，「你们准备在本院继续治疗还是转上级医院？」
这是一个基本的征询流程。通常来说，病人一旦确诊，立刻头也不回地奔赴上级医院，连给我们的背影都透着嫌弃。
可老黄看着「宣判」他的主任，依旧乐呵呵，还把干瘦的胸脯子拍得啪啪作响：「主任，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里治病，你拿个你认为最妥的方案，我相信你！绝对支持你！」
这个像龟仙人一样的瘦小老头儿，用一种身高二米八的气场放出话来。
我和主任都有点感动，像老黄这种信任的态度，是对医生最大的尊重。我俩暗下决定，要用对待「团宠」的方式好好待老黄，控制好血糖，才能进行手术。
我作为他的护士，第一关就是「管住他的嘴。」
我没猜到，照顾一个病人，还要斗智斗勇。
我从没见过这么害怕测血糖的老头儿。一天四次血糖监测，他到处东躲西藏，让我在病房找了整整八圈。
「小妹啊，十指连心知道不？」老黄不止一次跟我抱怨。
我望着手中的采血针，顿时觉得自己像是阴狠的容嬷嬷，还有点罪恶感。
我就用采血针试着戳自己的手指头，半晌，指着老黄说：「好你个老黄，随便编排我！一点儿都不疼，你少来装可怜！」
老黄用舌头舔了舔拇指和食指，然后对搓，一副要数钞票的架势，再摸着耳朵嘿嘿地笑。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为了让这个老爷子配合测血糖，我想尽一切办法：除了用自己的手指「示范」，还会在他吃第一口饭时，给他看戏曲节目，一两个唱段下来，刚好够测血糖的时间。
就连老黄儿子都夸我们服务周到，感动中国。但老黄仍「不领情」。
有一次，小护士去测血糖，回来之后说老黄要她转唱一首歌给我们听。我和主任翘首以待，小姑娘张嘴就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主任笑出了眼泪：「这个老黄，把我们科室当『渣滓洞』了。」
这绝不能忍。我冲进老黄的病房，用自己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对了一曲：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我被老黄这个男版「江姐」活生生逼成了女版「刁德一」。
那年夏天，为了对付老黄，科室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上到科室主任，下到保洁护工，每人都能对着老黄唱几句革命歌曲。
对歌败下阵来，老黄又转而想收买我手底下的小姑娘。
九月底，老黄给我们摘桂花去了。隔天人手一支，老黄边发边点头哈腰地提条件：能不能不要测血糖……护士站里到处荡漾着桂花的甜香。
很多单身的小姑娘都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个个笑逐颜开，拥着「爷爷」老黄走进病房，「你乖一点嘛，不偷吃东西血糖就下来了，只要血糖正常了，我们保证少测几次。」
老黄的妻子也和我们一条心，加入到对丈夫偷吃零嘴的严防死守中。她是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生得又高又大，站起来，能将老黄笼罩在她的阴影里。老黄已经被妻子统治了 40 多年。
黄太太每天戴个遮阳帽，把电瓶车骑得跟风火轮一般，突突突地来科室给老黄送饭。先从篮子里拿出新鲜的香瓜或葡萄，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吃，再从篮子的一角拎出老黄的口粮。
一个小饭盒，一半是小米饭，一半放着蔬菜和几片瘦肉，偶尔有一块红烧鱼。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够老黄塞牙缝。老黄一副贫下中农的模样端过饭盒，小声嘀咕，「这么一点，根本吃不饱。」他盯着我们的水果，敢怒不敢言。
我们曾经目睹过老黄因为偷吃了恰恰瓜子被抓包，被妻子插着腰关在病房里，挨好几个小时的训。
当然，黄太太也有温柔的时候。我会在下班的路上，看到这俩加起来快 150 岁的老夫妻，蹲在糖画转盘门口，为转到一只「大凤凰」而绞尽脑汁。那时候，谁都觉得这样的婚姻和晚年生活，特别让人向往。
在我们 360°无死角的监控之下，老黄的血糖调节到了正常水平。他通过了麻醉师、呼吸师以及上级专家的审核，喜提手术一次。
明明是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老黄的步伐是如此轻快。
老黄手术的日子选在了 9 月 16 日 8 点整，主任跟神棍似地说，这个日子特别好，九九归一，六六大顺，大吉大利。
面对胰腺癌这个预后极其不好的病症，这一家子没有谁脸上流露过悲伤凄怨的神色，似乎永远都神采奕奕，永远用尽全力活好每一天。
那天下夜班前，我替老黄换好了手术衣裤，陪同老黄一路到手术室。老黄握了握我的手说：「付护士，等你休息回来，记得唱歌给我听啊！」
我一口答应，和老黄拉了拉勾。
交接完手术的准备工作，我没急着下班，想了想，又返回病房，将寺庙里请来的平安符掖在老黄的枕头下面，又在他的床头柜上摆了个苹果。我告诉黄太太，这是对老黄的祝福：平安归来。
回家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看到 QQ 群里当班的小护士更新状态：活宝老黄满血回归。
心上的石头突然松了，我这才安心地合上眼睛。
上班后，我直奔病房，看见老黄抱着我给的苹果躺在床上，气色很好，只有身上多出的管子和旁边的心电监护提醒着，这个老人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手术。
我看着老黄打趣道，「哟，大清早的抱着个苹果做啥，许愿呢？」黄太太忙不迭塞了只大桃子在我手上，告诉我，老黄禁食馋得慌，就抱个苹果闻味儿呢。
我检查了每一根导管，又协助老黄翻了个身。手术毕竟只是打出的第一枪，老黄要面对的难关还在后头。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持久且惨烈的战役——化疗。
化疗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一并杀灭许多正常的细胞。虽然有效，但也看病人身体素质。
我们都不知道，刚做完大手术的老黄，能不能熬过这一关。
我不是个特别愿意进入病人喜怒哀乐的人，但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钻到老黄心里。
老黄的第一次化疗，我们都很重视，生怕各种副作用让老爷子吃不消。
但老祖宗说过：天公疼憨人。这话在老黄身上应验了。
开始化疗之后，老黄异常勇猛，几乎看不见任何副作用：不恶心，不脱发，该吃吃该喝喝，白细胞也不往下掉一分一毫，跟个没事人似的。但凡有点儿空闲，就坐上科室楼梯间的平车，一条腿屈在车面上，另一条腿晃里晃荡，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一副上了自家炕的悠闲模样。
我们看见了就会逗老黄，「老黄，吃了没？」
每当这时，老黄就会按照国际惯例，数钱似地舔舔他的拇指和食指，再搓搓耳垂响亮地答一句，「没！」
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仿佛和老黄打过这么一个招呼，才算新的一天开始了。
化疗的老黄有了大把的时间，别人这时可能就忙着交代后事了，他反而在忙着给自己找新乐子。有一天我发现，他和儿子拿着一根竹竿，居然在科室外的大树底下粘知了。
等到一只比老黄还笨的知了落网了，他就喜滋滋地把知了拿进护士站，科室里那群姑娘们纷纷围上去，和老黄凑成一圈，争论如何烹饪这只知了。
「红烧吧，加点儿五花肉。」
「不，清蒸，清蒸最美味。」
「吃刺身最好啦，配上我的小芥末。」可怜的知了成了哑巴。
很快，小姑娘们把老黄的病房改名「粘杆处」，那是古代皇宫专门负责捉知了的地方，而我也成了掌事宫女「付嬷嬷」。
出院前两天，我老远就看见老黄儿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锦旗，大红色，黄色的流苏荡来荡去，他大大咧咧经过护士站，所有人都看见了，才把锦旗带进了父亲的病房。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黄为了藏这面锦旗操碎了心。
他每天晚上把锦旗放进柜子，大清早又藏进被子，以为自己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出院当天，我们到老黄病房门口时，只见老黄正盘坐在床上打量锦旗。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立马从床上蹦下来，把锦旗塞进被子，整个人又盘坐在上面，装作若无其事。
我们目睹了老黄「掩护锦旗撤退」的全过程，等他都准备好了才走进去，无奈锦旗的流苏落在床沿上，晃里晃荡实在抢眼。主任好半天移不开眼神，一屋子人都没憋住笑。
小姑娘们热烈欢送，一遍又一遍地和老黄约定，「爷爷，下一轮化疗你一定要来啊，我们提前把粘杆处给你收拾好！」
对于其他病人而言，我们恨不得永远相见于病房之外，但对于老黄，期盼着他按时来化疗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祝愿。
我们知道胰腺癌有多严重，但我们不想让这颗病房「小太阳」早早落下。
第二次化疗前一周，老黄儿子来报喜，说父亲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必须挑战第二次。
粘杆处早已整理得干干净净，床头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给老黄准备的解馋糖尿病患者专用零食，接待规格之高羡煞旁人。
然而不好的消息出现了：CT 显示，肿瘤已经向其他器官转移。我一遍又一遍问老黄有没有什么地方疼痛不适，老黄坚定地把头摇成拨浪鼓。
我略微感受到一点安慰。虽说死神没打算放过老黄，但至少现在没有让他太痛苦。
每天大清早，老黄依然会出现在走廊的平车上，用招牌动作和固定句式跟我们打招呼，让人熟悉又安心。
「老黄，吃了没？」
「没！」
人生的路就要走到头了，老黄表面不在乎，但在背后，却一直不作声地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纪念。
为了不让老黄觉得寂寞，我们常会拉他干点小活：老黄，帮我们发报纸；老黄，帮我们拆药袋。
隔了几天，老黄掏出许多药瓶瓶盖串成的小灯笼，花花绿绿，给我们一人一只做钥匙链。这下科室里的姑娘们疯狂了，下班后纷纷买来彩色塑料绳，缠着老黄给她们编大龙虾，小拖鞋。
除了给科室的姑娘们留下记忆，老黄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病房搬来一个绝望的小伙时，老黄拿出了医院里最稀缺，自己也没有的事物——希望。
这小伙子出了交通事故在楼上做手术，老婆刚好是预产期在楼下妇产科待产。不知是幸与不幸，他术前检查时又发现肾脏出了岔子，已经病入膏肓，如果没有这次交通意外，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他将一无所知地步入尿毒症。
小伙子想想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想想即将生产的老婆，家人也不在身边，咧开嘴嚎啕大哭。
老黄那时身子骨还硬朗，他盘在床边的椅子上，不停为小伙子擦眼泪。
老黄用半吊子的普通话安抚小伙：「小兄弟你别担心了，不就是家里人没来齐吗？你先安心手术，我和老太婆会照顾你们两夫妻的，不着急啊！」 老黄的儿子和妻子也配合地站在一旁点头。
老黄又一次释放出他那二米八的气场：「这是好事情，你看看老黄我，得了胰腺癌，发现得比你晚多了，也不晓得能活几天。我还不是好好的活着，你比我好多了。」
小伙子听完，忘了哭，也忘了躲避他横飞的唾沫星子。
那段时间老黄很忙，他帮着小伙子处理好手术事宜，而黄太太则在楼下，照看小伙子要生产的媳妇。
老夫妻俩安慰着小夫妻俩，还准备了大人和孩子的用品。莫名的，老黄似乎也在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我们都给这老两口点赞，「老黄啊，你和奶奶这么能干，以后你的重孙子小小黄，还有小小黄的儿子迷你黄，你一定都能带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老黄面对小伙子赶来家人的千恩万谢一脸淡定，对我们的祝福却无比受用。
他每天都将有「小小黄」和「迷你黄」的未来畅想一遍，那是老人们都想看到的儿孙满堂。
我猜，他肯定是想活得久一点，看着子孙走得远一些。
我无意间得到一个重磅消息，老黄要过 74 岁生日了。
按照科室里的惯例，术后一年被称为病人的「一周岁」，我们借机把老黄的生日当成他的周岁生日。
我们给老黄买来蛋糕，还办了「抓周礼」，小姑娘们写了许多心愿卡：老黄变成长腿欧巴、老黄永远 18 岁、老黄会唱 BigBang 等等。
每张卡片的末尾我们都写了同样一句话：老黄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老黄说这些卡片压在枕头底下，做梦都会笑醒。但是蛋糕得挨批评，「太小，没吃过瘾！」
我答应他，五周岁的生日我亲手做个大千层，每一层面皮的颜色都不重样，每一层都铺满水果。我知道要完成这个约定，对于平均生存期不超过 1 年的一个胰腺癌晚期病人来说，有多难。
「老黄啊，为了这个蛋糕你也得好好努力啊。」
老黄照例舔舔指头，搓搓耳朵，豁开缺了牙的嘴斩钉截铁地答应：好！
大年初一时我去寺庙祈福，虔诚地许愿希望能再次见到老黄。老黄也依旧争气，开春的第五次化疗穿得喜气洋洋地站在我面前。小姑娘们纷纷给老黄拜年，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可我作为老黄的责任护士，除了拜年，还需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面对新年伊始一切好的和不好的消息。
这次的老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他悄悄告诉我有乏力感，肚子也会胀痛，饭量比以前小了一些，有时候腰会疼。化疗并没有很好地遏制肿瘤的侵犯，我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
我正在看着老朋友走向一条我深知结局的路，却没有办法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头。
「肯定是转移了吧。没事，我努力争气一点，多活几天。」老黄淡定地说，然后拍了拍我的手，「我还要吃你做的大蛋糕呢。」
看着老黄的笑脸，我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举头三尺有神明，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一个人可以留下来。
有时，我会看着一袋袋药品液体发呆，数着它们一点一滴注入老黄的身体，想象着它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和癌细胞厮杀。
老黄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对此我无能为力，却抽空就要坐在老黄床边握一握他的手，跟他说几句话。期待自己的心意能传递给那一滴一滴的透明液体，让它们功力大增，将老黄体内的癌细胞杀个一干二净。
我们开始宠着老黄了，想让他吃好一点。但老黄再也不吵吵着要吃零食，癌细胞逐渐侵犯到了他的胆囊，现在再看见曾经最爱的零食，他会犯恶心。
那么不愿意亏待嘴巴的一个人，再也吃不了好吃的了。
我们只能换个方式宠老黄。每天中午，我们放弃去食堂打饭，小姑娘们总是到饭点就在走廊上喊，「老黄，吃了没？」然后等着老黄从哪儿钻出来，边小碎步走边做着招牌动作回答，「没！」
我们总是热情地邀约老黄加入饭局，一齐说说笑笑地去小饭馆，然后再三对着厨师说：东西要清淡一点儿哦，爷爷要减肥！我想周围的小馆子一定很奇怪，这个老爷子怎么有那么多花朵般的孙女儿。
黄太太和中年黄抓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很真诚地说希望老黄可以陪我们久一点，一起过他的五周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群笑口常开的家人们，眼中闪过一丝晶亮的泪光。
最后一次来医院，癌细胞已经无孔不入地吞噬了老黄，远远看去，老黄跟抽了真空一般缩水了一个号，在高大的黄太太身边显得更加瘦小。
老黄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乏力、腹胀、胃口不好、黄疸指数升高，腰骶部疼痛……无论是临床表现还是各种检查都告诉我们，老黄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节节衰败。
老黄已经不适合化疗了，这次住院是来跟我们告别的。
「化疗已经不适合我了，我还是在家陪陪老婆吧。」老黄微笑着说出自己的决定，随即拍了拍我的手背，「不好意思啊，估计吃不上你做的大蛋糕了。」
我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跟他讲着这个疾病到最终可能出现的所有症状和不适，反复教他应对方法。
「小妹啊，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老黄和他的儿子站在我面前，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悄悄地看着对方，怎么说？说老黄以后会很疼？会也许一口东西都吃不下？
说老黄啊，你可能会因为胆汁淤积变成真正的「老黄」，然后成天在深黄色的皮肤上抓痒？还是说以后会躺在床上碰一下都会疼得打哆嗦？
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让我说给老黄听，我真心说不出口。
「没事小妹，你给我爸爸说说以后的情况吧。」老黄的儿子比父亲还真诚。
那天之后，我常常在下班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给他做「单人辅导」。
没有人注意到，在医院的一角，一个护士跟一个病人用最直接、毫无保留的方式谈论着疾病和生死。
今天讲解疼痛的程度，以及止痛药怎么用，明天告诉他胆道梗阻的症状，后天再向他细细描述吃不了东西要怎么办。
我像在手把手教小学生解题。老黄虽然虚弱，却时不时会露出得意的笑，表情像是在说：「你看，我听懂了」。
这道风景很奇妙，夕阳的余晖披洒在我俩的身上，我和老黄庄重又坦然地讨论生死，毫不避讳，绝不隐瞒，没有虚幻的安慰。我说得认真，老黄听得仔细。
「老黄你好鸡贼啊，你孙子不是医学生吗？干嘛不问他？」
「我孙子那么小，听了要哭的，他是我们黄家的独苗，我才舍不得，找你的话，你又没有压力嘛！」老黄笑眯了眼，衬着粉红色的夕阳，好像在发着光。
余晖中，我对他说：「老黄，你总是要死的，我希望你能最舒服地死。」
我从来没这么跟病人说过话，但我知道，对方是老黄，我应该这样做。他不是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但他更在乎自己该怎么活。
我不敢直视老黄的内心，他是那么爱笑，他的乐观不受一丝一毫外界的影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力量——既不为生，也不为死，就是为自己。面对不可扭转的结局，他有自己的活法，并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个时候再面对这位老人，我觉得用直白和坦诚的语气与他对话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太阳西垂，关于那个铺满草莓的蛋糕，他不得不失约了。
我和老黄做了一个君子约定，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会做电话随访，「老黄你要是在，就接我的电话；你要是不在了，就让你儿子给我们打个电话。」
老黄爽快地答应了，和我们挥了挥手，走出了医院大门。
第一个月的周六，我给老黄做电话随访，电话开着免提，旁边乌泱泱围着一群小护士。
电话通了，那头老黄的声音精神了不少。我乐了，张口就问，「老黄，吃了没？」老黄还是用熟悉的腔调说：「没！」电话这头，已经有小护士调皮地模仿着老黄舔手指的招牌动作了。
之后的几个月，老黄还邀请我们去家里随访，主任当即答应，科室里沸腾了。
我因为责任在身，没能去成。傍晚时分，随访的小姑娘回来，科室里的人扑上去询问老黄的近况，小姑娘小嘴叭叭地说给老黄买了顶红帽子，祝他鸿运当头。姑娘们一窝蜂地翻看着照片，时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
我看着护士长的脸色不对劲，悄悄地问，「不好了吧？」
「这群傻丫头，就知道傻乐呵。在镇上卫生院查 B 超也有腹水了，每天就靠吃止痛药，这能顶多久！」
因为癌症细胞扩散到胆囊，现在老黄成了真正的「老黄」了，整个人活生生黄了一度。一旦出现这种症状，说明病情已经开始急剧恶化。
我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就是学医的残忍之处，我可以将疾病的演变预算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挽回。
直到那一天，我照例对着电话问出那句「老黄，吃了没？」电话那头的老黄含糊地回了我一声，「没。」
老黄儿子说，这次是真的没，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还说，老黄感谢我们这群人陪伴了他那么久，「你们的祝福卡片，我爸每天都要我读给他听，晚上就放在床头，他疼的时候就伸手摸一摸卡片。」
下班时，我在休息室听见有小护士带着哭腔打电话，「叔叔，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要是黄爷爷不行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我让爷爷听着他喜欢的歌离开，我学了好久好久的。」
我的眼睛一瞬有点热。我绝不敢给老黄儿子我的号码，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听到那个消息。
人支撑到最后关头会调动全身每一寸细胞发起进攻，直到弹尽粮绝，就像蜡烛，熄灭之前总有那么一会儿异常地亮。
我们见证了老黄最亮的时刻。现在，这束光要彻底熄灭了。
我们和老黄儿子约定，老黄不在了一定联系我们，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竖起耳朵听着科室里电话的响动，怕老黄家来电话，又怕老黄家不打电话。毕竟老黄仁义，从来不喜欢麻烦旁人。
月末的一天，我们刚开完晨会，科室的电话响了。
送老黄的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给老黄买的零食装了满满一大箱，里面放了一张卡片：老黄，我们想你。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比现在还快乐。下面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签名。
我默默解下钥匙上老黄送的灯笼串，放进了箱子，其他姑娘见状，也默默地将钥匙上的「大龙虾」、「小拖鞋」、「棒棒糖」取下来，一块儿放了进去。
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只是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想起那个老黄。我们默默地将小箱子贴上胶带，再用红色绸带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那是老黄喜欢的颜色，红火，喜气。
目送着抱着箱子的小姑娘走进电梯，我定定看着电梯指示一路向下，与老黄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里走马灯一样掠过。
那个屈着腿坐在平车上和我们打招呼的老黄，那个偷吃零食被老婆骂得鸡飞狗跳却不敢还嘴的老黄，那个总是舔一舔指头再搓搓耳朵的老黄。
老黄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是我们的话题。看着电梯间门口的平车，中午三五成群约着吃饭，路过曾经的「粘杆处」，甚至逛街看到好吃的零食，我都会想起他。
有个电影里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你，那么你将彻底消散，无影无踪。
我想，有我们这么多人念着老黄，在另一个世界，他一定也是最欢乐的那个。
只是偶尔，我脑海中会突然闪出一个画面：老黄像一个披挂着铠甲的将军，站在白色病房，谈笑间横扫千军。

亲历者：付嘻嘻
事件时间：2008 年 8 月-2009 年 6 月
记录时间：2019 年 7 月

后记：
付嘻嘻一直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老黄的故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医院里有个共识，大多数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我认为，老黄肯定不是所谓大多数。他并非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而是更在乎自己能不能好好活。
看完故事，我突然联想到身边的挺多例子：如果一个人陷入困境，他会得到帮助，会被安慰有奇迹，却少有人告诉他，「如果结局不可扭转，你至少可以用自己开心的方式度过。」
这种精神是会传染的。几个重症患者在最绝望的时刻，又被老黄这个「小太阳」，拽到了更暖的地方。
我想这个故事的意义不仅限于医院。看看我们的身边，这世上各种各样的困局，远比重症更可怕。
付嘻嘻说，人生太难，所以老黄的人生信条才尤其重要：再难又怎样，我还要笑给你看。

cyec

23楼 cyec说：
第六个故事


「保命只是第一步」：烧伤科的窗户上，都焊着铁条

医院烧伤科的重症病房，是最像监狱的科室：不仅装着防盗网，还撤走了所有的锐器，防止病人痛苦到自杀。

在这里，60% 的重度烧伤病人都会死去。活下来的幸存者，也会承受极大的疼痛与恐惧。

对于医生来说，每天都会见到各种病人与家属，格外要求工作时的理性，否则很容易对人性失望。

王鱼肠医生就在烧伤科工作，他一直不喜欢这里的绝望，直到遇到了一个病人。

这个患者一度选择自杀，且面临太多难题：重度烧伤、家庭贫困、亲戚主张放弃。

可他身边的两个女人，让他挺过了这一切。
在医院轮岗时，六楼的烧伤科是我最不喜欢的科室。

除了要面对鲜血淋漓或烧得黑紫的皮肤，和护士一样要每天护理病人，工作量巨大，其他医生都不太愿意上来，这里还有太多令我绝望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患者，入院后顺利抢救了过来，但当家属看到第一天就花掉了 5000 元，以后还要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的时候，他们找我商量，能不能拉患者出院。

我不能强行让患者住院，眼看着直系亲属签下自动出院同意书，带患者回了家。

看着手中的同意书，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被家属放弃了。

第一次见到霍明的家属时，我以为又是这样。

那天，抢救室外等着一群人。被抢救的霍明是重度烧伤患者，我告诉家属，「情况很危险，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时，一位双鬓斑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是霍明的舅舅，身上还穿着化工厂的工作服，「医生，费用要多少啊？救得回来吗？」

「生存率比较低，后续治疗几十万应该要的。」见过太多人放弃，我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

「医保会报销吗？我外甥还有工伤保险。」他问。

我只能回答说，烧伤患者很多药物、器械无法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

霍明舅舅说要商量。走廊上人来人往，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依稀听到「放弃」、「拖回家」、「钱不够」。

人群中有两个女人——霍明有点驼背的母亲和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妻子。

几分钟后，霍明的母亲含着泪走过来，她用力地拉我的衣服，「医生，我老头子死得早。儿子没了，这个家也没了。你救他就是救我们全家！」

霍明的妻子也坚定地看着我，「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救。」

听到她们表态，我没有立刻相信，但心里有点欣慰，我希望霍明活下去，毕竟，他是我和同事冒风险救回来的。

2018 年春节，市郊爆竹厂突然爆炸。伤员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我们这所小医院烧伤科的整条走廊。

烧伤科平均一年只接纳 300 名患者就诊，且大多不是重度伤员，爆炸发生太突然，我被临时调到烧伤科帮忙。

上午 11 点，烧伤科的走廊上一片混乱。我走进科里，急诊医生朝我跑来，「霍明，男，46 岁……马上通知麻醉师来插管。」

还没到霍明身前，我就闻到一股烧焦味。走近一看，他的嘴上下开合，整张脸被烧得完全看不出原貌，到处是露珠般的水疱。

站在无影灯下，我发现霍明的手指被烧得粘连在一起，胸膛和小臂的皮肤甚至泛着蜡白色。除了小腿还好，他全身几乎都有烧伤。

这是个重度烧伤患者，而我只是个烧伤科「菜鸟」。当初在烧伤科轮岗完，主任让我在普外和烧伤二选一，我果断选了普外。

现在，突然和同事老李单独处理这么重的患者，我俩心里都没底。老李换手套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尺码都拿错了。

烧伤患者的死亡速度快，大部分不是死于急性感染，而是窒息。此时，我最怕的就是霍明的呼吸音减弱，再慢慢地衰竭。

只有插管，他才有活下来的希望。然而主任和麻醉师迟迟不来，没独立做过气管切开术的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我低头跟老李说：「今天可难办了哦，你气管切开术咋样？我先说好，我还没学会，只能给你打下手。」

老李手上不停，回答：「没单独做过，你也别指望我，还是指望患者多扛点时间吧。」

「患者呼吸衰竭了怎么办？」我加紧换药，轻轻说。

老李不说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等下呼吸衰竭了，咱俩得给他做气管切开术。」

「你疯了！」老李提醒我，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就是在做气管切开术的过程中死亡的。

「要不然就看着他在这里死？」我有点激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抢救时间多宝贵，主任没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做。手上死了个人，你也知道多麻烦。」

我实在不想对家属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请你们带患者回家看最后一面吧。」这种很操蛋的话。

我们拼命往霍明身上倒生理盐水，希望把紧紧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撕下来。

听着他的呻吟，我的内心很恐惧，但更怕连这点呻吟都听不见。我不停地和霍明说话，希望他保持住意识。

一会儿的功夫，我的额头、袖子、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霍明左手的手指已经完全被烧融，没救了。右手的手指粘得很紧，我们想尽力保护这 5 根手指的功能。

涂药润滑，把他右手手指一根根分离。有的地方就只能用剪刀、血管钳暴力分开。

霍明在跟时间赛跑，我和老李也是。

霍明随时可能因为吸不上一口气而死。我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哪怕一个上级医生，都会让我的压力少很多。

当他们终于赶过来，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抬头看下时间，才过了十几分钟，可我好像熬过了一个世纪。

门外面传来哭声，霍明母亲的声音不停地呢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于重度烧伤的患者，有三关要闯：

第一关，保住命；

第二关，保护创面，让他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防止各种休克；

第三关，尽量减少并发症，平稳过渡到出院，整形受损的皮肤创面。

现在，霍明的命算是保住了。可第二关和第三关，更难闯。

我们把暂时保住命的霍明送入重度烧伤病房。

主任给家属交代病情，霍明母亲和妻子双手合十，一直说谢谢。

显然，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多数烧伤病人可以保住命，却是在后两关倒下的。

我让护士教他们穿隔离衣，讲解护理措施。听护士说霍明得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人问：「平常的大小便怎么办？」

「我们会给他插尿管，大便需要家属尽量擦干净。无论如何患者都不能下床。平常要给他翻翻背，要不然背部也会烂。」

家属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嫌弃，尤其是霍明舅舅。他埋怨：「这些事不是护士来做吗？」

「科里有几十个患者，不可能给每个人配一个护士。家属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请护工，也可以轮班照顾。」我耐心解释。

「我今天翘班来已经被扣钱了，不可能天天来这里照顾，我五大三粗的，从来不会照顾人。」

其他人跟着表态，「那怎么行，我还要送孩子上学」、「我家里还有农活没做」。

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表露任何不满情绪，母亲在默默地流泪，妻子朝我重重地点头：「就我们两个人照顾，不用请护工，又贵又不仔细。」

妻子转头拉着护士到心电监护仪旁，一个一个地问仪器上数字的含义。母亲也蹲在一旁，认真听着。

吵闹的家属们安静下来，脸上堆着「辛苦了」的表情，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们。

无论家属对患者是不管不顾，还是不离不弃，我都见得多了，也麻木了，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

在我们医院，60% 的重度烧伤患者，都会死亡。有些患者并不是痊愈后出院的，他们的生死，是患者和家属做出的选择。

烧伤患者都有漫长的恢复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前功尽弃，同事老李曾经有一个患者，面部烧伤很严重。虽然经过整容修复，还是无法承受这份落差，来精神科开药。

烧伤科的医生能够救治创伤，却无法陪伴病人走过后面的路。

主任离开后，我得空仔细观察了这家人。

霍明妻子和母亲的裤脚上还沾着泥，穿的是下田的套鞋。她们的经济条件很可能无力支撑后续的治疗费用，知识背景看样子也很难帮霍明完成心理创伤的修复。

到时，霍明会怎么样？他会被拉回家等死吗？

我不敢想下去。

当晚我值完夜班，返回烧伤科看霍明。

他住的重度烧伤病房只能容纳两个患者，里面除了配有消毒仪器、急救药物，最特殊的是——没有任何锐器，还安装了防盗窗。

这里几乎是我们医院的「牢房」。

防盗窗不为防贼，锐器也不止是担心意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有行动力的患者自杀。

患者在医院自杀的原因有很多：治疗的痛苦、逐渐减弱的求生意志。当然，还有钱。

不久前，烧伤科一个患者忍受不了术后的疼痛，趁家属半夜熟睡，从窗户跳了下去。从此以后，重度烧伤者的病房就有了「铁窗」。

我走进「牢房」，霍明正在安静地睡觉。他母亲蹲在一旁，用湿毛巾给他擦拭尿管。妻子弯着腰，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

看到我进来，霍明妻子对我轻轻笑了一下，顺手把刚用过的棉签放回包装袋。

「棉签没有了去找护士要，重复用容易感染的。」知道她们是想省钱，我小声说。

我把口袋里的几包棉签交给霍明母亲，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想退给我。我猜她是怕收钱，宽慰她：「不要钱，这些小东西你问护士要，她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这是霍明入院的第一晚，如果不是注射了止痛药，他会痛得整夜睡不着。

见霍明被照顾得很好，我回到办公室，没过多久，外面传来护士急促的呼叫声。我一出去就看到霍明的母亲在呼救：「我们控制不住他了！」

半个小时前，霍明清醒过来，他对妻子说自己「人不人鬼不鬼」。 手不停地朝插管的位置挥舞，嘴里发出尖细的声音，「给我拔掉，我要拔掉。」剧烈的疼痛让他崩溃了。

很多人都有被热水烫伤的经历。如果尝试将这份疼痛，延长很多天，放大数百倍，大概就是霍明正在经历的痛苦。

护士和家属都想按住他的手脚，又不敢用力，怕伤到他。最后注射了「安定针」，才让霍明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霍明还在哭闹，不断地呻吟说：「想死。」

「你安静点，医生主任肯定会救你，让你跟以前一样，你不要总是说想死。」霍明妻子不断安慰他。

霍明的求生意识已经很低了，走出病房时，主任开始嘱咐我，「如果患者狂躁得厉害，跟家属交代病情，你就往严重了说。」

我明白主任的用意。像霍明这样的重度患者，一旦出现狂躁、自杀迹象，医生就得给家属打「预防针」，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否则患者出了事，家属会把责任都推给院方。我们是民营医院，没了口碑，损失会很严重。

霍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他的胸部 CT 提示支气管炎，肺部纹理增粗增多，如果是正常人，这可能是感冒；对烧伤患者，就是气管损伤。

这种时候，哪怕脱落一点物质，都容易引起窒息。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防止他因为疼痛难忍扯断管子。

那几天阴雨连绵，入院的烧伤患者少了很多。晚上 11 点，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王医生，你快起来看看，霍明把金属管拔掉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怎么可能！」之前我专门用针和胶布固定了金属管，他的手脚都被布绑住了。

来到病房，就听到霍明说，「反正我活着也没有用了」，「还不如我死了，都高兴。」

我以为是家属说了什么话，让霍明受到了刺激，却见到他的母亲一边擦泪，一边急得来回走动；妻子陪伴在霍明身边，也在用尽所有积极的词汇安抚他。

后来我了解到，霍明如此激动，是因为那天堂哥在和别人视频聊天时，不小心让霍明看到了自己被烧伤的样子。

另外，他拔管的另一个诱因，也可能是因为钱。

的确，进了医院，钱不像钱，像纸。他妻子曾经私下找我，「王医生，能省掉的药咱就不用。行吗？」

她把亲戚都借遍了，乡下的小卖铺也在转手，可治疗费还是凑不够。

霍明换药的材料费、预防感染的进口抗菌药物、营养液、重度病床费，每天要花几千元。虽然我给他减少了一些辅助药物，但还是杯水车薪。危及生命的烧伤治疗复杂，也不能什么药物都停。

霍明拖欠了一两万的费用，护士去催了几次，我也找过他的妻子，「如果再拖欠，估计会慢慢停药了。」

霍明的治疗费不知道该找谁负责，不仅治病的钱没着落，他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住院不到一个月，他母亲和妻子的早饭就是粥加免费咸菜，中午在食堂打 8 块钱快餐。再往后，她们开始自带萝卜拌饭。

霍明母亲一个人看护时，干脆连中饭都不吃。我和护士看不过去，送了她饼干和面包凑合。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想过放弃霍明。

她们自己苦，但对霍明极上心。有一次我说要给霍明喂肉汤，最好天天喝。她们自己天天吃素菜，但一顿都没给霍明落下。

霍明这次成功拔掉了管子，也是因为母亲心疼儿子难受，松开了绑住他的布条。

主任凌晨被折腾来医院，很生气：「一个重度烧伤，四肢被绑在床上的患者，你们看不住？你们要是什么都想依赖医生护士，还是明早转院吧，这里庙小伺候不了。」

霍明的母亲想跪下，被护士一把扶住：「都怪我。他一直喊手脚难受，我真没想到他会拔管子，寻短见啊！」

老太太当着所有人的面求主任：「只有这家医院会救我们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以后都听话。求你救救我的小孩吧！」

主任不好继续发火，但私下吩咐我：我们是在对霍明尽人道主义救助，如果再出事，就直接让他们转院吧。

这个时候，除了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人相信他能走出来。

霍明住院期间，我曾经建议他妻子网上众筹，并表示愿意帮忙，没想到，被他妻子拒绝了。我之前见过太多令人失望的选择，有一瞬间怀疑，她是不是也要放弃自己的丈夫了？毕竟霍明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也失去了劳动能力。

但我很快决定相信霍明的妻子，这些天来，我看得出，她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如果她都无法相信，我还能相信谁的家属呢？

一个礼拜后，医院组织多科室专家一起会诊霍明。原来，主任院长已经得到市里的通知：政府向各家医院承诺，承担爆竹厂受害者的治疗费。

霍明妻子拒绝上网众筹，原来是担心把事情闹大，影响了政府的资助。

医院想尽快治好霍明，展示民营医院也有公立医院那样的实力。

医药费有了着落，病情也有缓解，霍明变得越来越配合了。

有一阵子，霍明是我手上最麻烦的患者。换药时只要把他的绷带拆开，他就嚎叫。我只能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比别人温柔十倍的语气来哄他。给他换药，有时候比给小孩换药还要累。

更让我觉得头疼的是，他经常故意扯掉监护仪的电极片。护士怎么解释都没用，霍明只是喊痛，装作听不见。

烧伤病人心态特殊，霍明的奇怪行为不是个案，不仅折腾医生护士，也在消耗家属的耐心。

这一次，专家会诊，大家认为霍明病情比较乐观。4 天后，CT 显示霍明双侧肺部和支气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在主任的指导下给霍明进行堵管试验，为了检测霍明拔除置管后，是否会呼吸困难。观察两天，一切如常，他终于可以拔管了。

我跟霍明嘱咐：「尽量少说话，雾化不能停，食物要多吃有营养的。」

霍明不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一切都在好起来。

霍明住院三个月后，有一次，我去病房看他。正赶上霍明旁边的病友和自己的家人起了摩擦。

隔壁床的病友烧伤程度较轻，但家属早就失去了耐心。那个患者呼吸道受损，咽不下去家属准备的米饭，想吃点粥。病友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去哪里给你弄稀饭，你这打短命的。」

烧伤病人的护理极需耐心，这个家属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还是霍明的妻子在一旁劝说，告诉病友的家属，自己知道医院外面有一家卖稀饭的小店，味道不错，可以带她去。病友的家属没好意思继续骂下去。

我见过很多烧伤患者的家属，最多坚持一个月，就要喊护工帮忙，很少有霍明妻子这样，亲自照顾了三个月，还非常耐心的。

我愈发觉得霍明妻子对霍明的重要。她从来没有显示出厌恶的情绪，就像才来医院照顾了几天。

别的患者插上尿管，不到一个星期，管子表面就会有很明显的污垢，可霍明的尿管，肉眼看都是干净的，要不是怕有尿路感染，他的尿管都不用换。

好几次值夜班，凌晨两三点，我还能看到霍明妻子跟他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语气很温柔。

他们聊生活里的趣事，给霍明打气。霍明妻子还常举着手机，给他看女儿在大学的视频、照片。怕影响女儿的学业，霍明妻子还没把丈夫的伤告诉女儿。

霍明的状态在好转。

我终于越来越确定，霍明的妻子不会放弃他。

有一回，我和老李给霍明换完药，他笑着对我们说最近天气热，从老家带了西瓜，问我们吃不吃？

我有些惊讶，能够想吃东西，意味着他真的活过来了。

他开始和我聊天，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霍明甚至会调侃自己，说以后走夜路都不怕抢劫了！

我看他笑起来，脸上被烧得坑坑洼洼，像个鬼脸，却在上面看到了活的希望。

在霍明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忽视了，他的妻子在承受着什么。

有一次我值夜班，霍明妻子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话，还拿出家里的合影给我看。

那时候霍明还年轻，怀里抱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妻子站在身旁，他笑得不晓得有多开心。

霍明原来的面相给人聪明却本分的感觉，头发乌黑，眼睛滚圆，是很耐看的男人。

「你看他以前长得多聪明啊」。 霍明妻子对我说。

被烧伤后，他头发都没了，整个脸肿得滚圆，眼睛只剩一条缝，和之前判若两人了。

一直以来，我感觉到的都是霍明妻子的坚强，除了当初在急救室外，她看起来弱小和无助，之后霍明的治疗中，一些问话，第一个回答我的都是她；她也会主动问我问题，比如：霍明这块创面有点红，这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直到这天，拿着过去的照片，她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我心里落差是很大的。」这些话，她却不能对别人讲。

我这才意识到，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和乐观，是强撑着走下来的。

她照顾丈夫和婆婆，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业，还在费心瞒着女儿。

她扛起了很多。

但多亏了妻子和母亲的陪伴，霍明的病情才逐渐稳定，连心电监护仪都撤了，护理级别也从特级护理改成二级。

对我来说，只要看着患者一天天好转，比听到任何感谢的话都要开心。

但后面发生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因为我的疏忽，竟将霍明再次推到了死亡边缘。

那天早上查房，我发现霍明神情恍惚，嘴唇干皱苍白。

虽然这几天给他喝了很多汤水，但没什么用，他的尿量反而在减少。从头天白天到现在就一小瓶，才 300 毫升。

我连忙给霍明查体听诊，心脏和肺部都还好，不像衰竭。他的脚肿得厉害，妻子说自从把绑带撤掉，他们就没怎么关注脚了。

霍明的低哑声音响起：「王医生，一开始我也没在意，这四五天才感觉越来越肿。」

我叫护士给霍明急诊查生化全套，测血压，发现血压偏低，有可能是体内失血。我赶紧让护士给霍明上心电监护仪，吸氧。

霍明体内缺氧，尽管还没到重度缺氧的标准，但这情况持续下去，他可能很快就死在病床上。

看到霍明的血常规结果，我大吃一惊。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重度贫血。我十分不解，这段时间他没有表现出贫血症状。

主任发现护胃药只用了三天，他质问我：「为什么不用久一点？」

「当初我考虑霍明没有恶心呕吐等应激性溃疡症状，也没有胃病史，家属那时也没得到政府的免费治疗，私下找我想少开点药减轻负担，我就把护胃药物停了。」

主任看了我一眼，说这应该是当初应激性的溃疡导致的慢性贫血，今天低血容量休克，引发了肾衰竭。

我心中一震，来不及道歉，主任已经在指示我急救了。

霍明闭着眼睛，萎靡地问：「王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说不会，「你还有希望！」

霍明看了看妻子，又转了一点点头，隔着玻璃，看了看在外面拄着拐杖踱步的母亲。最后，他朝我微弱地点头，不说话了。

妻子站在病床边，一只手紧握着霍明，另一只手拿着热毛巾擦拭他的脸，湿润嘴巴。

我注意到她可能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张开口。

她没再给霍明擦脸，而是把热毛巾举起来，盖着自己的脸。她不想让霍明看到自己流泪，更不想让自己呜咽的声音漏出来。

当天下午，霍明的病情突然加重。肾脏、心脏、胃部都出现严重问题，有了休克症状。

主任决定让霍明转院，去省烧伤医院抢救。主任跟家属说：「只有转院，才可能救霍明一命。你们尽快讨论，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霍明母亲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连问主任三遍：「去省里霍明就可以活吗？」

主任说有 50% 的机会能救活，「但如果留在这里，只能等 1% 的奇迹。」

「要不算了吧。以前一百四五十斤的人，一天吃 5 碗饭。你看现在，身上哪还有一块好肉。」霍明舅舅声音悲切，「让他这样子继续煎熬，还不如早点安安乐乐地走掉。」

堂哥也在劝霍明妻子放弃：「政府补贴的是治疗钱，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钱，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以后你和婶子，侄女怎么办？」

霍明母亲生气了，老太太挥舞着拐杖去打他们的腿。办公室里，霍明的家属互相推搡着，大家用方言争吵起来。

有女人对霍明妻子说：「你就听我的话，就在这听天由命，看霍明能不能挺过来。」

我在一旁沉默地看着。我只对霍明的妻子、母亲以及堂哥有印象，其他人这几个月都没怎么来过，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却一个个冲前前，仿佛自己付出了很多。

霍明妻子一直平静地听完所有人的意见，然后走到主任桌前宣布：

「我和霍明去省里。」

直到这一步，她依然选择不放弃。

霍明的妻子长得矮小，挤在人群中甚至毫无存在感。但此时，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力量。

当天下午，我把材料带好，坐上救护车送霍明去省烧伤医院。

我经历过很多次送患者转院，面对霍明时，我有一种心酸的情绪弥漫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霍明和他的妻子、母亲，改变了我。他们让我对重度烧伤患者以后的生活，不再那么悲观。

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开始变好的时候，我却伤害了他们。

我心里有愧，不敢和霍明妻子交流。

我把精力都放到了霍明身上。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一手掐他的手臂、脸蛋，一手给他抓好氧气袋，希望他不要昏睡过去，哪怕是胡言乱语几句，都是希望。

一路上，妻子和母亲握着霍明的双手不放，他妻子的眼眶红红的，但依然保持着平静。

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家属的恳求，停止护胃的药；如果留意霍明吃饭没胃口，及时给他复查胃镜；如果我复查他的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时候，不觉得轻度异常是重度烧伤的生理改变；如果我可以多注意一下他的并发症……

很多事情，没有如果。

到达省医院，与霍明告别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推车旁，霍明的妻子拿着生活用品，呆呆地听接班医生的指示。

我不敢再看下去。救护车司机在外面喊我上车，我只能疲惫地坐上救护车原路返回。

后来，我也曾打过电话随诊，开始还有人接，后来就没人回应了。我想，霍明大概没抗住，已经走了。

几个月后，我从烧伤回到普外科。

对于患者繁多，嘈杂的烧伤科，我没有什么留恋。只是每次接待患者，我总会想起霍明，想起他妻子和母亲泪流满面，孤立无援地站在病房外的情景。

我会再审视自己的诊断和治疗，不想让自己再次体验那种遗憾、内疚、后悔。

一天上班，我接到一个外地号码打来的电话，「您好，王医生，我是霍明的家属，我们要出院了，要到您这拿材料报销，明天您有空吗？」

我猛地一惊，急忙问：「霍明好了？」

一个气质恬静的女孩来到办公室。她单眼皮鹅蛋脸，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霍明。

当初抢救霍明时，我曾在他手机锁屏页面上见过这女孩。她就是霍明的女儿。

她说，她父亲现在已经回到宜黄老家休养去了，她留下来处理报销的事。我把抽屉里准备好的材料交给她，嘱咐她千万不能弄丢。

办公室里很安静，我给女孩倒了杯茶，请她坐下，以随诊的理由询问霍明是怎么闯过这最后一关的。

她慢慢地喝了一口茶，叹了口气，「我爸真的吃了很多苦，在那边住了几天 ICU，病危通知书下了一叠。」

霍明病情逐渐稳定，他女儿办了休学照顾他。从禁食、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一步步康复。

省医院看霍明恢复得蛮好，还给他了植皮，「你要是看到我爸的手掌和头，肯定会觉得判若两人。」

她越说越兴奋，一次性水杯都被她的手压皱了。

霍明出院时，医生说他整形的禁忌症不明显，还有整形的希望。如果在家调养得不错，身体有 100 多斤，就可以做微整手术。

「我爸听到这句话特别开心，那天午饭都多吃了一碗。」

爆竹厂烧伤的工人由政府提供免费救治，还会得到一笔补偿用于整形。为了他们重新择业，还有人教他们养蚕。霍明正在努力学习养蚕的知识。

「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可能我爸早就走了。」

那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把抱歉说出口。但我决定，下次去看霍明时，要亲口对他说出那句「对不起」。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风吹在我的身上，脸和脖颈上有点发热。我忽然想起一句话：「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24楼 cyec说：回41楼李文东
可以的，我想的是一个专栏一个专栏的发。要不然会看起来很乱。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25楼 cyec说：
第七个故事


出院前夜：一个医生的「卑微时刻」

2008 年春天，我们妇产科收治了一位病人。

她的病情已经到了癌症最危险的时候，癌细胞扩散至脑部，随时都可能出血、丧命。

这么紧要的关头，她却硬生生被拖了 10 天没有治疗，因为她的家属只准备了 1000 元。

钱不够，医生也没办法救人。我们手拿账单，却催不到费，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

这是我医生职业生涯中，最为卑微的时刻。


1.

这个病人第一次来我们医院时，28 岁，绒癌四期（癌症分期的最高级别），住 5 床。

5 床所在的病房，是我们科室的危重病房。那间房很大，抢救车就靠墙放着，准备随时待命。

当时已经是暮春，天气开始渐渐热了，她还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厚毛衫，头戴一顶医生用的那种白帽子。在我们这里的农村，戴这种帽子意味着要特别注意卫生——要么是少数民族，要么是产妇，要么就是重病的人。

因为左侧肢体无力，5 床病人很少下床活动，经常是半躺着。她瘦弱，皮肤细腻，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衬得一双大眼睛分外的黑。有时，她和旁边的病人家属聊天，笑起来，一口白牙。

虽然重病，还是可以看出她是个漂亮的女人。

听王医生说，她是因为突然左侧肢体瘫痪，去省医院检查才发现绒癌的。

绒癌，是一种继发于正常或异常妊娠后的滋养细胞肿瘤，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人。

这种癌症的恶性程度极高，转移发生得早且广泛。最常见的是肺转移，其次是阴道、盆腔、肝、脑等。它破坏血管，转移的部位容易局部出血。

在没有化疗药物之前，绒癌患者基本没得救。但随着诊断技术和化疗药物的发展，生存率也达到 90% 以上。

尽快开始化疗，5 床病人还有被治愈的希望。

但有一个前提——看病的钱要够。

王医生第一次见完 5 床家属，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大约 30 岁左右，中等个子，瘦削的男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咖啡色西装，里面的衬衫颜色也可疑。他的头发蓬乱着，脸好像也没洗干净，整个人显得黑黢黢的。

王医生耐心地对 5 床家属说：「等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就上化疗。而且，她要加强营养，每天最好喝一斤牛奶。化疗很耗人的，一定要吃好一点。」

王医生在我们科里是出了名的温暖，5 床家属不断点头。

「你尽快交上住院费，这样不影响她的治疗，一千块钱肯定不够的。」王医生继续说。

第二天，我又看见王医生在和 5 床的家属谈话。

5 床家属还是半低着头，有些难为情，「钱，钱还，还没拿来哩，全都交了住院费咧。」

「就 1000 元？手头再没钱了？」王医生有点懵了。

「把所有钱都交咧。」说着，5 床家属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伸给王医生看。

我瞟了一眼，那些凌乱的毛票里，最显眼的是紫色的。一张红、绿、灰的都没有。



2.

当医生，最怕碰到的不是疑难杂症，而是那些嘴里说着「钱不是问题」，却又拖着，迟迟不肯缴费的家属。

不是他们有钱任性，而是这句话背后，大多别有深意。

要么真是经济困难，「钱不是问题，可没钱才是最大的问题」；要么就是在算计，「钱不是问题，但病人就像个无底洞，花冤枉钱才是最大的问题。」

手拿账单，却催不到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

于是，「催费」成了医生临床工作中绕不过的一部分,有时候难度甚至超过了治病本身。

而 5 床，入院第 3 天，账上的住院费只剩下 400 多。

更糟的是，5 床的情况比较紧急，她之前在省医院接受过一个疗程的化疗治疗，只要化疗开始，中途就不能停药。一旦中途停药，很容易造成耐药性，就算后边再治疗，效果也不会好。

她的住院费所剩无几，只要化疗一上，一取药，立马就会欠费。

王医生叹口气，一下斜靠在椅背上，呆呆盯着面前电脑上打开的临时医嘱界面。

「怎么了，没钱的？」我关心她。

听到这，平时好脾气的王医生像找到一个发泄口一样，着急地说：「绒癌呀！四期呀！脑转移呀！带 1000 块钱来住院，还死活交不上住院费，这不是难为人吗？」

这时，护士长过来说，5 床的病人来自山区。她生了 4 个女儿，大的 7 岁，老二 4 岁，小的是双胞胎，才 1 岁多。

当时农村已经有新农合，但这家人由于意识不足，考虑自己还年轻，就没有买。

「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偏瘫，她都不会去医院检查。」护士长叹气。

「住院什么都不做，光喘气都要钱的。不喘气，花的更多。」护士长调侃，「咱们是三甲医院，一天怎么也要几十块钱呀。」

护士长的一番话，让王医生的压力更大了。

王医生的担心不无道理，再不交钱，谁也没办法给 5 床治疗。可这样拖下去，再想活命，只能花更多的钱。

家属没钱，医生贸然开始诊治的话，会承担很大的风险。

几年前，我们接诊了一个急诊来分娩的产妇，她的住院费缴纳不足，我们给她开辟了绿色通道。谁知产后没两天，她就欠费逃逸了，后来主管医生发现她就在我们医院不远处卖水果，去找她，她装糊涂，最后医生也没讨回欠费。

三年后，这个产妇又来我们医院妇产科生孩子，还是那个主管医生接诊。听说，她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和愧疚。

在医院，一旦病人欠费逃逸或需要医疗赔偿，那全科的同事都要跟着倒霉，所有的欠费就得从全科人员的绩效工资里扣掉。

经历了这件事后，那个医生不仅要面对同事们或明或暗的白眼和抱怨，更难躲过自己对自己的质疑。

在医院，想要救人的命，有时候真不是医术高超就行。



3.

5 床入院第 4 天，科室晨交班会上，王医生向主任汇报了情况。

主任的指示很简单：多和病人家属沟通。

不过，他多补充了一句：「重点找家属谈，别给病人太大压力，她病情危重，不能有心理压力。」

王医生只能被迫把每天的工作重点，放在 5 床的催费上。

她写好谈话记录，又把 5 床家属叫到办公室，语气温和，把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男人保持着弯腰、微笑、搓手、点头的姿势，看起来那么淳朴、谦卑。我在一旁看着都觉得有火发不出。

顶着这么大的压力，王医生一边着急，一边尽力地帮 5 床省钱。从他们住院到现在，只做了化疗钱的常规检查，特殊点的检查全用省医院的复印件。偏瘫病人，护理级别只给下了二级，根本没什么其他的收费项目了。

可是，家属还是没动静。

几天后的晨交班会上，主任终于忍不住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交不上费用，就让他签字出院吧，总不能住在医院里等死。」

王医生的压力一下子到了顶峰，听到这句话，她沉默了很久。

我理解主任的难处，5 床病人绒癌已经脑转移了，CT 片上显示，她脑部光肉眼可辨的癌灶就有 5 处。一旦脑部的转移灶增大或周围组织出血，形成脑疝，她就会死亡。

如果再不治病，她随时会有死亡的风险。

而且，她之前在省医院化疗了一个疗程，左侧肢体肌力已经有所恢复。再拖下去，不仅疗效都会被抵消掉，还会产生耐药性，情况会更加复杂。

5 床病人的第二次化疗迫在眉睫。

领导施压， 5 床病人成了我们科室的重点监测对象，她成了大家口中的「定时炸弹」，每个医生都怕她在自己的班上「爆炸」。

向 5 床催费的队伍变得越来越庞大，办公护士每天都在给 5 床发催款单，甚至当着病人的面，去催家属交费。

那天晚上我值班，按照惯例，我和当班护士一起晚查房。

走进危重病房，我就看到一个 6、7 岁模样的小姑娘。她趴在 5 床的床边，个子比床高一些。

她的下巴尖尖的，大眼睛又黑又亮，像极了 5 床。头上两个羊角辫扎得一高一低，细碎的绒发散下来，显得乖巧又可爱。

她两手撑在床上，两条小腿不停地踢踏，对 5 床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老师都表扬我了……」嘴里的门牙都没长齐。

5 床的女人怜爱地看着面前的小人，满脸幸福的微笑。她抚摸着小姑娘的头发，问：「你还在学校学什么了？」

「我们学跳舞了，我站第一排，六一儿童节要上台表演。老师都说我跳得好哩，我跳给你看……」看到我们进来，小姑娘忽然有些害羞。

「别怕，跳给我们看看，跳得好，我们给你鼓掌。」护士弯腰鼓励她。

小姑娘看看我们，又看看 5 床，犹豫了一下，然后嘴里哼起调子，一板一眼地跳了起来。

她挥动着手臂，弯下腰，旋转着……舞姿稚嫩，但看得出，她很卖力。

我们都给小姑娘鼓掌，5 床女人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光彩，苍白的双颊泛出了微微的血色。

「你女儿？」我问。

「嗯。」5 床躺在床上，满脸骄傲，「今个儿她达达（大妈）进城办事，带她来看看我。」

离开病房，护士还在感叹小姑娘的美丽可爱。走到西病区的大门口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人影。

那人蜷缩着，蹲在墙角的阴暗处，把头深深地埋进臂弯。一只手在脚边的地上慢慢来回划着，另一只手插进蓬乱的头发里。

我和护士走了过去，听到脚步声靠近，那人抬起头来，原来是 5 床的家属。

「哎呦，是你呀。」护士叫到，「你女儿来了，在他妈那儿呐。我们都看见了，你女儿真漂亮，舞跳得真好。」

5 床家属又憨憨地笑了起来。

「你女儿让人心疼得很。」我也忍不住夸。

在我们当地的方言里，「心疼」几乎是对孩子的最高赞赏。它包含了漂亮、乖巧、聪敏、懂事、招人喜爱等等美好的含义。

男人抬头看我，脸在黑暗中熠熠闪光，「我娃都乖滴很，特别是两个小的，彭医生，你是没见，更心疼人。」

我仔细看才发现，这个男人有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浓眉大眼，直鼻梁，嘴唇棱角分明。

忽然，他脸上的神采黯淡了下去，「真的心疼人得很，彭医生，你要有认识的好人家，要娃娃的……就，就抱养了吧。我娃都心疼人得很。」

说完，他颓然地垂下头，那一瞬，我看到他的眼里有东西在闪光。

我和护士好像都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沉默着，转身离开了。接下来，我俩一直无言，直到查完所有病房。



4.

一天中午，我去看术后的 4 床病人，5 床的家属买饭进来了。

他一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个馒头。另一只手拿了一包简装牛奶，8 毛钱一袋的那种。

他见我就打招呼，依然是习惯性地弯腰、点头和微笑。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说，5 床家属对他们的态度都超级好。每当有护士抬病人，搬东西的时候，他总是主动帮忙跑前跑后，是真心卖力。

我发现，他还有一项「特异功能」——我们科室里的每个医生护士他都能一口叫上名字，绝不会喊错。

只见他凑到 5 床面前，满脸堆笑：「我给你买了包牛奶。」

「我不想喝。」5 床的女人慢慢地说，她脸色祥和，没有丝毫的不悦。

「要喝哩，你有病哩，医生说要加强营养。我给你热。」

5 床家属不急不躁，往两个碗里倒热水，他把牛奶袋放进一个碗里热着，又撕了一块馒头放进妻子的口中。他端起另一碗热水，轻轻地吹……

我走出病房，去阳光大厅买了两份盒饭，让护士送给 5 床。

下午，护士长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来找我。

「老彭，你别再给 5 床买饭了，我已经告诉全体护士了，不论在谁的班上，到了吃饭时间就去给 5 床买份盒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让我来吧，我的工资总比她们高些。」

我们医院地处西北的一个四线小城，虽然是三甲医院，但在 2008 年，普通护士的月工资只有 480 元，低年资执业医师的月工资是 800 元。

所以，大家基本都是靠那点绩效工资生活。

护士的绩效系数是 0.75-0.8，医生的绩效系数是 1.0，就是说，如果科室全绩效是 1000 元的话，护士能拿到 750—800 元，医生是 1000 元。

绩效不好拿，哪怕病历上有了一个标点符号错误，都会被扣绩效的 5—20%。

可是，护士长告诉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大家分担点，负担轻些。」

「护士要顾不上，还有我们呐，谁要不忙都可以去帮忙。」办公室里的几个年轻医生都在附和。

护士长打开她手中的塑料袋，说：「5 床到现在了还穿毛衫，也没有换洗衣服。我觉得她个子和我差不多，就找了几件我的旧衣服，你看看合适不？」

我翻了一下，袋子里有几件洗干净了，叠整齐的衬衣、裤子和外套。

护士长还跟护士们交代，5 床如果需要一次性的耗材，便盆什么的，只告诉家属价格，不记账也不收钱。

「不象征性地说一下也不行，别的病人知道了会有意见，说不定会给咱们惹麻烦。」护士长摇着头。

她忽然靠近我的耳朵，神秘地放低了声音，「你知道吗，早晨主任给 5 床交了 300 块的住院押金，刚把押金条给我。」

我俩心照不宣地暗笑了一下。



5.

5 床就这样住在医院里，没有任何的用药和治疗。

她的住院费只剩 300 多了。晨会上，主任对王医生更加不留情面。

那时，我一直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要骗我们说，钱快到了。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只是他心存幻想。

他像孩子似地幻想，老婆的病突然有奇迹出现，亲戚们借的钱会很快到账，或者医院让他们欠费治疗。

好像只要住在医院不离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然而，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他们账面上不断减少的数字。

5 床住院的第 10 天，账上只剩下 100 多元了。午夜 12 点，电脑自动扣费后，余额最多只够支付次日的常规费用了。

那天，我值晚班，大概 7 点左右，5 床家属忽然慌乱地来找我，「彭医生，你去看看，我屋里……我屋里……」

我当时只觉得头皮一紧，耳朵都要竖起来，立即冲出办公室，直奔重危病房。

只见 5 床的女人躺在床上，半抬头挣扎着，似乎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看见我进来，她停止了用力，突然平躺下去。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胳膊……腿，不、不、不听使唤了。左、左面……」说着，她的面部扭曲起来，像在使很大的劲儿。

女人又瘫了。我心头一凉，但尽量控制着自己的五官，想不露出一丝表情。

我故作镇静地托起 5 床的左胳膊，「用劲儿，用劲儿，保持住。」可我一放下手，她的左胳膊立即软绵绵地跌落在床上。

怎么办？怎么说？该安慰，指责，还是鼓励？那一刻，我的大脑在飞速抛出问句。

我边想边托起女人的左腿，做了同样的检测，还用棉签划了她的皮肤，询问她的知觉。

明知道做这一切都是徒劳，但我需要这段时间整理思路。

5 床一脸恐惧地看着我，拼尽力气地配合。家属站在床尾脸色惨白，双目空洞，显然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一切都做完了，我还是没有想出合适的措辞，只好尽量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语气，说了一句：「好的，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我逃似的几步窜到病房门口。就在我的手接触到把手的那一刹那，5 床的女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利的，近乎绝望的哀嚎。

如果说，那晚 5 床家属想把孩子送人的话，是在我心头重重一击。那这次 5 床的哀嚎声就像是一把大刀，直接朝我的后背砍来。

我飞速地打开门，闪出去，又立即拉上门。好像这扇门能帮我挡住那把大刀的砍杀。

我逃回医生办公室，靠在办公桌前喘气。

定定神，平复了一下心情，我拨通了主任的手机。

主任静静听完我的汇报，沉默了好一会儿，她问我：「向家属告知了吗？」

「没有。」我迟疑了一下，咽下了最想问的话：我该说什么？怎么说？

「10 天了，这个王医生呀，每次都是关键时候用不上力。面情太软，碰上棘手的事下不了狠心，难为自己，难为科室。」

「你今天务必要跟家属谈清楚，让他一定要交费，明天就化疗。」

「那，那要交不上费呐？」我有些没底气。

「那就让她出院！」主任语气严厉，「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敦促这个病人做最后的决定，不管用什么方法。也算是帮王医生的忙，帮全科室的忙。」



6.

医生办公室里，还能听到 5 床女人的哭嚎声。我叹了口气，让护士去叫 5 床家属。

见他犹犹豫豫地走进了医生办公室，我没让他坐，两个人就这么站着谈。

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只有还没缓过神的呆滞。

「她的情况你看见了吧？」我语气严肃地开头，「病情加重了，癌细胞在繁殖，越长越多。上次化疗的效果已经被耽误抵消完了，如果再不治疗，她随时可能死。」

我停了几秒钟，5 床家属似乎还没缓过神来。

「现在你要马上交费，哪怕是先交一部分，我们明天就要上化疗。」我单刀直入。

5 床家属似乎清醒了一点，我继续加码，「你呀！你呀！已经把医生，把你媳妇逼到绝境了，没有一点点退路了。这是最后的治疗时机。」

我一再逼问他，5 床家属就一直低声告诉我没借到。

「这些我不要听，我现在只要结果。她的命掌握在你手里，只有你交了费才能救她的命，你不能再逃避了，自欺欺人没用的，你现在还能逃到哪里去？」

5 床家属被我彻底击败了。

「我们商量商量……」说完，他神情恍惚地走了。

9 点多钟，我再次叫来了 5 床的家属。还是不能交费。

「赶紧继续找，一定要找下钱。」我没松口，「你们在市里有亲戚没有？」我一边说，一边观察他的反应。

「她好歹和你夫妻一场，给你生了四个娃。你就算不为她考虑，也应该为娃娃考虑，娃娃那么小，没妈了咋行？」

5 床家属已经完全被我的气势压住了，走的时候拖着两条腿，腰更弯了，背也更驼了。

10 点半过了，他深深地弯着腰，「我给你们签字，签字……」

我再也没办法继续看着他。最后，我转过身，撂了一句狠话：「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样住在医院白白耗钱，还不如回去给老婆给娃买点好吃的。」

等我再转过身，发现 5 床家属已经走了。



7.

凌晨 1 点多，我还在想着 5 床的病人。

她的哭嚎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天，此时终于没有了声音，估计是哭累了、睡了。

我开始写出院前的谈话记录，一边心不在焉地敲着键盘，一边留心听着走廊里的动静。

到了半夜，5 床家属来找我了。

「彭医生，我们过一哈儿就走了，车快来了……」

我打印好出院谈话让他签字，他很痛快地签了。

「你们去哪儿？」我很意外，忍不住问了一句。

5 床家属怔了一下，「去、去省城……附属医院。」

「哦，一会儿走，天亮前就能到。」我算了一下时间。

不一会儿，我就听见远远传来的停车，开关车门的声音。脚步声和说话声越来越近，进了 5 床的重危病房。

过了一会儿，这些脚步声，说话声还有其他悉悉索索的声音从医生办公室门前穿过，越来越远了。

我忍不住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走到护士站。从护士站往外望，夜色很黑很黑，化都化不开。

楼门外停着一辆惨白的小面包车，车门大开。借着医院大楼的灯光，我看见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往面包车里拖拽用棉被裹着的 5 床女人。

「彭医生，他们去哪儿？」护士问。

「家属说去省城。」说完，我们都不说话了。

回到医生办公室，我开始逐字逐句地敲打着 5 床的出院小结。在最后一项出院医嘱上，我写：赴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停了一下，我又在那句话前面敲上了「及时」两个字。

「及时赴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我静静地看着这句自己写的出院医嘱，慢慢的，那字迹在我眼前模糊了。

我放在键盘上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把双手抱握，双肘支在桌上，用额头紧紧抵住手，想尽力遏制住这种颤抖。然而，这颤抖越来越剧烈，慢慢由双手向全身蔓延，我开始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我哭了，无声的，在这个漆黑的深夜。

我父亲也是医生，记得 1993 年选报专业的时候，他的同事们都来问我：「为什么选妇产科呀？又苦又累还高风险。」

我的回答很文艺，也很真心：「妇产科，是唯一可以笑着跟病人说恭喜的地方。」人总要生孩子吧。

当时我意气风发，还曾把希波克拉底誓言抄写在课本的扉页上，不时读一读，也把悬壶济世当作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

可现在，我只觉得这个雨夜无比地寒凉。

我上一次这样大哭，还是在我父亲去世的那个夜晚，他久病，而我作为一个医生却无法阻止死神的到来。

而现在，我为医生另一面的无奈和残忍而哭。



8.

我一夜没合眼。

不知从何时开始，天亮了，雨也停了，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嘈杂。

医生小李第一个来到办公室，「梁老师，5 床走了？！」显然他已经去过护士站，得到了消息。

「你和 5 床说了什么，她居然真的出院了？」小李好奇地拉住我的衣袖。

这个大男孩的追问，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一整夜都不曾平息过的心上。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低下头，整理着手边的病历。

再抬起头时，我认真地看着小李说：「说实话，我现在很想抽自己两嘴巴。」

小李怔住了，他想说什么，却没开口。最后，他一脸同情地看着我，坐回了自己的桌前。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 5 床，得知她出院的消息，所有人都很意外。同事们陆续都上班了，不断有年轻护士和医生跑来问我 5 床的情况，我一概不理，偶尔回头，就会看到小李在对他们轻轻摇头，欲言又止。

大家对我的追问，像是一声声扣在我心里的重锤。

最后，我对问我的一个护士说：「说句实话，我真的希望昨晚说动他的那个人不是我。我也希望，你们都不要再碰见这样的情况，不要做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人。」

对此，高年资的医生和护士全都反应平平，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他们没有惊呼，没有询问，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沉默。

沉默的背后，是沉重。

下班时，护士长闯了进来，拉着我走了出去。

她把我拉到了医院后边的小花园，说想要剪几枝桃枝。「压在 5 床床垫下，就当是祈福。」

看着桃枝纷纷脱落，我忍不住问出了那个叩问了自己一整晚的问题：「护士长，你说，我算不算一个好医生？」

问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感到丝毫轻松，而是一直盯着护士长。

一直剪着桃枝的护士长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叹了口气，对我说：「老彭，说实话，咱们除了有限的技术能力外，其他一无所有。」

说罢，护士长拍了拍我的肩。

护士长不再说话，而是细致地用几个红色的小皮筋，把那几枝桃枝扎成了两把。

我俩来到重危病房，把桃枝压在 5 床的床垫底下。一把压床头，一把压床尾。

我压得很小心。放桃枝的时候，我想到了护士长说的那句话。医生是站在死神和病患之间的战士，面对强大的死神，试图挥动手中医疗的剑。可是，每个医生背后，也插着无数后方射来的箭，有来自道义的、制度的、还有人性的。

或许，面对强大的死神，我首先能够做的，是不让自己在病人前面先倒下去。

桃枝压好了，希望这把开在暮春的桃枝，能保佑下一个住在 5 床的病人，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本帖来自pc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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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cyec说：回45楼cyec
有时候医生也会很无助吧。
本帖来自pc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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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 cyec说：
第八个故事


新手主刀医生：本想切个肿瘤，却让病人变了性

在医院，医疗事故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医生的责任心、技术水平、对风险的评估、医疗器材。

但也有一些情况，一个医生技术好、有担当，于是风险高的手术都由 TA 来做。看似的事故背后，是医生的「再试一试」。

妇产科医生梁镇恶，给我讲过自己作为新手主刀时一台「失误」的手术。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很多事外行看不出来，法律也没有规定这是错的，但只有自己的良心知道」。
当了 18 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人疯了。

那天，我让自己的病人——「少女」小欣坐在诊台对面，她显得局促不安，手指互相交缠着，不知该放哪里好。

「你已经满 18 周岁，是个大人了……」我脑中回想起，自己还第一次见小欣的情景。这个浓眉大眼，及腰长发的小姑娘走在爸妈前面，朝屋里探头，看见我们一办公室的白大褂，还有点不知所措。

18 岁，是个多好的年纪啊。

而现在，随着我对病情的叙述，小欣的眼睛越睁越大，不可自制地缓缓摇头，一只手指指着自己，脸上带着难以名状的奇怪笑容，「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

我知道，无论放在谁身上，这件事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

但残忍的是，染色体不会说谎。

妇产科是个埋藏秘密的地方，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女同胞，来跟妇产医生们诉说那些她们父母不知道，丈夫更不能知道的秘密。

然而小欣到来时，我们整个妇产科都忽略了一点，某些秘密，就连患者本人都不知道。

她今年 18 岁，这个年纪的女孩，住院大多因为卵巢上长东西。她也一样，卵巢上长了个囊肿，术前检查都考虑是良性病变。

小欣的父母就站在女儿身后。我想着该怎么措辞，告诉他们小欣卵巢囊肿的情况。我的目光在这一家三口身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回到小欣的父母身上。

「除了卵巢囊肿，她子宫小的事情门诊医生和你们说了吗？」

小欣的父母刚要开口，小姑娘就自己小声说：「我知道的，主任说了，先把卵巢上长的东西切掉，然后再继续吃药。」

没过多久，我们确定了手术方案，也提醒了他们：「小欣以后可能无法生育」。

讲完以后，我问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小欣的父亲攥紧笔，盯着眼前的纸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也不懂这些，都听你们医生的，你们医院是最好的了，我们都听你们的……」小欣的母亲也跟着点了点头。

我最怕听到病人这样说，医生喜欢的是对手术风险有认知的病人，他们能通过和医生的对话，自己再思考利弊后做决定。

小欣的父亲显然不够冷静，他迷茫地看着我，脸上黑黑的，眉间的褶皱和指缝里深深嵌入的泥土，让他握着签字笔的手看起来更加游移不定。

一直安静坐在一旁的小欣突然起身，接过父亲手里的笔：「我听懂了，我来签吧」。

我看着这个小女孩，在风险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发现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勇敢。

我有些庆幸，遇到这种病史简单，心里清楚的病人，对刚做主刀没多久的我来说，是最理想的。

在妇产科 4 年，我总算当上了主刀医生，小欣的手术，是我当上主刀医生的第二场，尤其重要。

主刀不是谁都能当，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能扛得起这份责任，才有机会。

每一场手术的背后，都是主刀医生不可控的风险：曾经有一次，我们缝好患者的切口，却发现缝针的尖端少了一截。一刹那，所有人动起来，在整个手术室翻找那一小截针尖，手术台上、仪器上、病人腹腔。

我们掏出吸铁石，蹲在地上，一遍又一遍。

我已不记得那一次具体找了多久，只记得找不到谁也不能离开。

这种级别的手术事故，可以葬送主刀的职业生涯。出了任何问题，主刀就是法律上的第一责任人。

小欣大概率是卵巢的良性囊肿，这样一个小毛病，主任让我主刀了。

手术准备就绪，只差一份术前检查结果——染色体检查，这份报告要再等一个星期。

因为卵巢囊肿总归要处理，我决定不等了，先给小欣做术前准备。我眼前的小欣，长了眼的都知道是女孩儿。

我拿着她的报告反复看，发现她的子宫特别小，人已经成年了，子宫还停留在儿童时期。

其他检测结果都很正常，只是几个卵巢功能的指标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一边的数据显示卵巢的功能非常好，另一边的数据却很不乐观。

我和几个同事讨论了一下，他们都是比我要更资深的老前辈，但大家也没得出什么结论，只是说：「可能就是激素紊乱了吧，所以子宫也没发育好。」

我当时天真地想，激素紊乱而已，这对手术没什么影响，术后再复查就可以了。

沉浸在即将给「主刀史」再添一笔的我，并没有看到，伴随着这个宁静午后到来的是一场怎样的暴风雨。

小欣的手术如期进行。

她躺在手术台上，眼睛时不时瞟向我，可能比我更紧张。

我把她的手轻轻握在我两手之间，「你想想你最开心的事，等下睡着了就能梦到了。」

看着小欣的心率慢慢恢复正常，麻醉师把半透明的面罩扣在这张年轻的脸上，随着胸腔的起伏，氧气和麻醉药物一起缓缓进入体内。小欣刚牵起一半嘴角，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手术开始时和预想的一样。没有手术史的小姑娘肚子里非常「干净」，像一片雪地，还没被人走过。

直到看见她巨大的卵巢囊肿，以及小小的一颗子宫，我才默默叹了一口气。

但是，就在我朝卵巢划下去第一刀，就感觉到了异样。这触感不对。

按理来说，切开卵巢表面就能看到囊肿出现在眼前，可小欣的没有。她的卵巢里反倒出现了一些糊状的东西，稍微扩开一点切口，还能看到像剥开的蒜瓣一样的组织。

那一刻，我满脑子只剩一个想法：这东西怎么看都不是卵巢，倒是有点像睾丸。

「囊肿送冰冻，叫主任过来！」我急忙喊。

主任来之前，我尽量先把病灶清理出来，每取出一小块「蒜瓣」，都感到头皮发麻。

手术室的自动门缓缓开启，我看到主任戴着口罩的脸，觉得一阵安心。主任在妇产科工作 30 年了，处理过很多疑难病症。

我赶忙把病灶亮给她看。主任仔细地检阅，正面，反面，拨开，我的心也随着她不时皱起的眉头揪紧。沉默了很久，主任才缓缓吐出一句，「看起来不像是良性的东西，你先尽量清理干净。」

几乎是一瞬间，我就听懂了主任的意思——她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我的脑子轰隆作响。我下意识地去看小欣的脸，她睡得那么安详，不知道正做着什么梦。

手术室里出奇的安静，助手、护士、麻醉师都默契地一言不发。

原来「主刀」这两个字，不是手术台上的位置，不是手术成功的赞扬，而是有一个人把生命托付在你手上，她毫无保留地睡去，相信你能带给她更好的明天。

可我把小欣的明天切坏了。

当时手术台上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刀不仅没有割去病症，反而将我和小欣往后的生活彻底连在一起。

手术仍在进行中，大门再一次打开，这次被送进来的，是那块囊肿的检测结果：无性细胞瘤考虑。

我刚刚那一刀，只剥除了囊肿的一部分。小欣的囊肿破了，癌细胞可能已经扩散，目前的情况，最好也是癌症等级里的 IC 期了。一般情况下，病人需要接受化疗。

越年轻的癌症患者，往往恶性程度越高。如果小欣是卵巢癌，别说成家立业，就连大学毕业都可能会成为奢望。

但无性细胞瘤，虽然非常罕见，但预后很好。小欣可以活下去！

没有时间留给我整理纷乱的思绪，我走出手术室的门。

手术室外的等候区坐满了家属，我在人群中搜索着小欣的父母。

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相信这份病理报告，直接做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

但因为这份报告是临时做的，准确性只有 70%，现在直接开大刀，万一以后出来更准确的检测结果，这个 18 岁的小姑娘可能得白挨这一刀，还永远地失去一个卵巢。

另一个选择，就是等准确的病理结果出来以后，再决定治疗方案。这意味着小欣得再做一次手术，把该切的都切掉。

「医生，你是说我们女儿得了癌症？」这个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否定的答案。

我点了头，又赶紧补上一句「但还要等最后的病理结果。」

最后，手术终止，小欣被推出病房。所有人都陪着她，等待那份牵动命运的病理结果。

和小欣同一天手术甚至比她更晚手术的病人一个个都出院了，小欣开始时不时地跑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开始几天，我会说：「还得多观察一下，肚子有胀气，还不能回去。」

可是毕竟年轻，术后四五天，小欣已经可以活蹦乱跳了，我只好说你得等病理结果出来才能回去呀。

小欣躲开我的眼神，盯着自己的脚尖若有所思的样子，转身乖乖回了病房。

接到遗传科打来电话的那天，我的最后一丝希望灭了。那份缺席的染色体报告，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我捂着嘴，强撑着走出办公室，在科室走廊的尽头蹲下。那里有个小窗户通向天空，远处还能隐约看到湖泊的一角。

我把小欣父母叫来了办公室。「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我想先和你们说一下，再商量下怎么和小欣说。」

情况比预想的更糟，更离谱。我只能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他们，小欣的染色体检查结果是 46，XY。

「Y 是男性才有的染色体，所以从基因上来讲，小欣是男性。」

小欣的父母完全懵了，他们就像是没听到我说话一样。

只有检测为男性这个结果，才能完美解释此前所有反常的状况：术前自相矛盾的检查报告，术中长得像睾丸一样奇特的病变「卵巢」，以及罕见的肿瘤类型，一切都因为她是男的。

这种性别反转的染色体报告，实验室会反复核查，确保万无一失才发出来。

小欣的情况实在太特殊，我们科最德高望重的老主任都说，她从医生涯也就遇到过一次类似病例。

一般这种病人，多少会有些男性化的地方：比如体毛较重，身高特别高，或者没有阴道没有子宫等等。可小欣除了子宫没能发育完全，和正常女孩一模一样：中等个子，匀称身材，微隆的胸部，发育完好的外阴和阴道，怎么也没法通过外表让人相信，她实际上是个「男生」。

从这一点上看，甚至可以说，小欣是「幸运」的。

因为要二次手术，小欣那里肯定是瞒不住的，我只能征求小欣父母的意见，商量怎么跟小欣说明情况。

小欣的母亲啜泣着望向丈夫，可这个平日里的主心骨也不知所措。这对夫妻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女儿病房走去。

学医之前，我总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可现在，我觉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太重，像小欣这样美好鲜活的生命太重。

我一遍又一遍刷新着病理页面，开始做噩梦。

梦里，小欣躺在无影灯下，腹部切口随着心率的脉动，一股一股涌出鲜红的血液，瞬间浸透了手术台的床单。

她的身上布满血污，我疯狂地扑上去，死命地按住她的切口，可是没有用，血从我的指尖喷涌而出，我的手上、身上、脸上沾满了她的鲜血。我在梦里哭喊，喉咙却发不出声音。

有时候同事会问起，「听说你把一个卵巢癌搞破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他脸上的表情，也许就和无数的办公室八卦一样，只是随口一说，可我却觉得心口一震。

我有千万句话想解释，到嘴边却只能微笑着回答一句，「是啊，我手术做得太差了。」在生离死别轮番上演的医院，这样的情绪，多说一句都是矫情。

我怀疑自己，5 年本科，3 年研究生，3 年规范化培训，1 年正式工作……可我真的适合走这条路吗？

我决定自己去告诉小欣实情。不是出于勇气，而是情况过于复杂，由我来说明或许对小欣的伤害能降低一些。

看到我，小欣多数时候都是腼腆地笑笑，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像是想从我这儿探听到更多自己的病情，但和我目光相对时，她又很快低下头，像是偷吃糖果被发现的小孩子。

小欣父母告诉我，小欣是家里的大姐，父母在外打工时，家里的一双弟妹都靠小欣带着，她从来就是最照顾人的那个孩子。

「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小欣的反应很大。当了 18 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人疯了。

我赶紧解释，「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如果你决定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下去，谁也不能阻拦你！除了需要治病，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任何区别。」我尽可能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她，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信心。

她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看我，像是深深地陷入到另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机械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默默往病房走。

回到办公室，同事打趣道：「听说你手上有个男人啊，你说要是病房里其他患者知道，睡在她们隔壁床位的是个男人，会不会吓到啊？」

平日里，我们也会关起门来开玩笑，可小欣的事却像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谁也不能碰。

我大声喊了一句：「病人的隐私别乱说！人家好好的小姑娘！」

只是，我强撑的自尊并不能改变结果。主任主刀的二次手术很顺利，术后病理也给我下了最后的判决书——如果我主刀的那次手术术中囊肿没有破裂，小欣本身的病情只是最早期，可以不用化疗的。

最后一根稻草终于也落在了我的身上。

从那天之后，我一到手术室就会莫名地感到害怕，脑海中回想着那句话：你不行，你根本就做不好手术。

我开始不由自主地避着小欣，我害怕看到她开心的样子，又害怕见到她情绪低落，更怕她刨根问底地追问我那场手术。

小欣是病房最靠近门的一张床，每次我路过病房门口，都会看到她那双大眼睛追着我的身影，我只好加快脚步，三两步掠过这道门，也掠过小欣那双欲言又止的眼睛。

直到有一天，我路过病房门口的时候，余光没有瞟到小欣，我的心顿时不安起来，三两步退回到门口，站定往她病床的方向看过去——

她蜷着腿，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就像未出生的宝宝在母亲子宫里那样。我想她大概是刀疤痛了，赶紧走到她床边。

被子里的她一抖一抖的，我的心也跟着颤动，我掀开被子的一角，小欣像被突然的光亮吓了一跳，惊慌地抬起头。大眼睛红红肿肿的，脑袋旁的床单上留下了湿哒哒的一小块。

看清了是我，小欣张了张嘴，哽咽着说，「姐姐，我会死吗？」

看着她的眼睛，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突然钻心地疼起来。她才 18 岁啊。

性别反转的情况已经极少，再加上罕见的无性细胞瘤，即便是在我们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小欣的病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例。

了解她病情的只有我，后续的手术方案都没有定论，如果连我都躲着她，她还能依靠谁？

小欣后面要走的路不仅难，而且会很长。这个孩子在和病魔战斗，我不能逃。

主任问起我小欣的情况，我说着说着眼泪便不争气地滚下来。我赶紧擦掉，不想表现得更软弱了。

「哭吧，你就该哭。」主任这句话彻底击穿了我伪装的平静，所有的情绪翻滚而出。

「没有人能不犯错，知道痛就好，这次痛狠了就长大了。」主任告诉我。

我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小欣，还和她加了微信，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患者联系方式。

「害怕了就告诉我。放心吧，你一定不会死的。」听我这么说，小欣将信将疑地点点头。

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不专业」地回答患者的问题。

作为一个医生，我比谁都清楚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但我的懦弱和逃避已经够多了，接下来，我要打起精神，陪她打完这场仗。

只要她活着，我就有机会被原谅。

有机会去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

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直面小欣一家。

他们总是很安静，从不给人添麻烦。

好几次，小欣父母都是在办公室门口偷偷看我。我招手让他们过来，他们才会小心地询问一些小欣的情况。

我从没听她父母抱怨医疗费用，但能看出这个家庭不宽裕，偶尔看两口子默默地吃着简陋盒饭，甚至白饭配些咸菜，就尽可能帮他们删掉一些非必要的费用。

小欣这一边，我会时不时把查到的和她相似的病例、报道发给她看，把医学期刊上最新的指南标注出相关的部分。

「你看，这些人都活得很好啊，有的都随访十几二十年了，基本都没有复发。」每当查到和她一样的存活得很好的病例，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她。

小欣半靠在病床上侧身转向我，她的眼神里又期待，又害怕，「姐姐，我可以不做化疗吗？我听说化疗会掉头发……」

其实入院以来，如果不是我主动开口，小欣几乎不会先和我说话。这次能先开口，想必这个问题已经在她心里翻来覆去很久了。

我站在她床边，双手攥紧想借点力给自己。我决定告诉她在心里搅了这么多天的话。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的经验不足，术中你的肿瘤破裂了。为了将来能好好活着，我建议还是化疗。我，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这三个字早在心里滚得透熟，但到了嘴边我却再也没有力气。我没有看她，也不敢看她。

小欣思索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姐姐我听你的」，她的反应出奇的平静。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尽我所能读取那里面的信息——

有害怕，有担忧，可是没有怨恨。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只是说，「乖，听话」。我转过身，大颗大颗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

即使是这样一个我，她依然愿意继续跟我走下去。

化疗的第三天，这个腼腆又坚强的小姑娘明显蔫了，无法控制的呕吐让这双大眼睛里的光渐渐黯淡下去了，圆圆的脸蛋也变成了暗黄色。

用了好几种止吐药效果都不好，我没了办法，只能多去看看她，陪陪她。

不管多难受，看我来，小欣还是会冲我笑。

我跟她开玩笑说，明星为了瘦和漂亮，很多还要靠吃减肥药催吐呢，你这两天吐一吐，回学校就是漂亮的瓜子脸了。我摸着她的头发，「会好的，我保证。」她也总是弱弱地跟着我说：「会好的，会好的。」

出院后一周，小欣给我发来微信——

「姐姐，我开始掉头发了，一把一把的，感觉我要变成光头了，好可怕。」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毫无预兆地出现了肿瘤科化疗病人那一张张苍白绝望的脸。因为脱发，那里的每个病人都戴着帽子，大大的帽檐尽量压低，用来挡住脸。

我不想小欣也变成这样。

我安慰她，「你长这么好看，秃头了也很帅！真正的美少女都经得起秃头的考验！」还给她发了张自己戴假发的照片，结果反被小欣嘲笑，「姐姐，你太臭美了！」

小欣不在的时候，每次经过她的病房门口，我都会不自觉放慢脚步，忍不住想，小丫头此时在干什么呢？

到她的化疗周期我就给她发微信：小妞儿啊，又到了紧张刺激的化疗时间了，快来投入我的怀抱吧。她则会娇嗔地骂我：变态！

我一直觉得，小丫头比我想象的坚强。

小欣最后一次化疗时，正好赶上我下乡 4 个月，我问同事，发现小欣没有按时来住院。

「光头美少女，你怎么不乖乖来化疗啊？是不是忘记了？」

「家里出事了。」看到「出事」两个字从小欣的对话框里跳出来，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欣告诉我，她的舅舅出海翻了船，人找不到了。

「你说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有一天也突然就不见了？」小欣的话让我的心一瞬揪得紧紧的。

看到这句话，我一瞬又觉得无力。

我最怕夜深人静的时候收到小欣的微信，脱下白天坚强的外衣，她会短暂变回那个茫然无措的孩子。

她总会说：「我觉得我也活不长久，感觉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看着身边的人就像是看着另一个世界。」和朋友们聊天，聊着聊着她就会抑制不住地失落，「他们把我当做一个正常人聊天，可我并不是。」

这个时候，我就会坚定地站到她一边，用不容质疑的语气告诉她，「正常人也会生病，你就是正常人。」

从小欣拔掉手臂上的 PICC 管那一刻起，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活了。

恶性肿瘤只要 5 年内不复发，就相当于临床治愈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陪她走完接下来的路，我由衷地替她开心。

小欣出院后，反倒是我越来越婆婆妈妈了，总是会想，小丫头在学校还适应吗？落下的课程跟上了没有？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有没有和男孩子交往？

她时而和我分享追剧的心得，时而抱怨某个老师疯狂点名，还会郁闷自己毫无运动细胞，打死也学不会游泳。我常会在聊天中恍惚，忘记手机那头跟我嘻嘻哈哈的小姑娘曾经历过怎样的巨变。

只有在每月复查的时候，小欣会跟我闹脾气，「每天吃药都要偷偷摸摸的，反正吃了月经也不会来，我干嘛还要吃！」

每月一趟的复查，开药，每个环节似乎都在提醒她，自己还是个病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在她看来，即便病好了，自己的身份也是一道怎么都跨不过去的坎。

对于小欣这样的病人，吃药是必须的，因为她身上既没有卵巢也没有睾丸，维持女性或男性外貌，全靠外来的药物补充激素。

我明白她的心情，无论表现得多乐观，这样的孩子心里总是敏感而脆弱的，身边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对她们的心理造成致命的打击，甚至放弃治疗。

我开始像个真正的姐姐一样，安慰她接受治疗后的心情，甚至做人生以后的安排。

「你可以买两瓶维生素，把药放进去，就当天天补充维生素嘛。其实很多人都在每天吃药的，包括我啊，我有时候吃起药来也是好几个月不停的。你和大家没什么不一样。」

劝她吃完药，我还关注她的情感生活。她说自己既没有喜欢的男生，也没有喜欢的女生。我不知道该不该感到高兴。

我常常陷入矛盾，既希望小欣能有人爱，有人陪伴，又怕她去追求幸福反而遇到不珍惜她的人，让这个已经遍体鳞伤的孩子再添一道伤疤。

我只能督促她一定要留在大城市。没说的是，我希望她千万不要回农村，毕竟小欣这样的情况在农村的生育观念下，一定会吃很多苦。

为了让小欣成绩好，留在城市里。我只能不间断督促她学习，对她说：「开学还得补考生病落下的科目呢，化疗也把书背来，休想偷懒！」

小丫头回了我五个字：你是魔鬼吗！

我就像多了个妹妹。不知怎么的，又感觉，是这个小女孩支撑我更多。

在小欣出院之后，我每遇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问对方，卵巢囊肿手术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一有时间，我就去手术台仔细观摩。

我有时会跟小欣说，觉得自己做不好一个医生，好多时候都觉得无能为力，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用。

然而小欣很郑重地对我说：「姐姐我觉得你很好啊，我爸妈也说你特别好。」

化疗以来，小欣一直表现得坚强乐观，她的懂事总让人忘记，这其实是个突遭变故的孩子。我突然觉得，小欣的「乐观」或许只是因为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

她还是会在没人的时候，跟我讨论生与死的问题。关于存在的意义，关于怎么面对自己，我其实和小欣一样，一边怀疑，一边摸索。

我们唯一能为对方做的，就是相互打气。

小欣吃着她的「维生素」，给我分享她大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也慢慢愈合、结痂，我也终于再一次站在了主刀位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小欣也喜欢看科幻小说，她是我身边第一个把《三体》这种「艰深难懂又绝望」的真科幻小说看完的女生。

「二向箔飞向太阳系，把三维的世界降维成二维空间，此间的一切三维生物瞬间毁灭，但即使是这样，所有的信息依然印刻在了二维世界里，宇宙间的旅人依然能从中读出一句话：人类曾经存在过。」

「我们来过，就该留下一些什么，让这短暂而渺小的一生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那一天，我把这句话讲给她听，又好像是在说给自己。

我们都度过了自己的成人礼。

本帖来自pc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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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楼 cyec说：回47楼金泉
不用客气的，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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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楼 cyec说：
第九个故事


我在医院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父母：孩子住在昂贵的病房，父母就在地上铺几块泡沫板，睡在医院的楼梯间、走廊里。

当孩子生了重病时，很多家长为了治疗，不惜倾家荡产。

护士付嘻嘻，就遇到这样一对父母。为了让儿子安心，他们在他面前穿名牌、开豪车。背地里为了省钱，只吃 5 块钱一份的盒饭。

他们为治好儿子的病，竭尽了全力，却在漫长的过程中，发现孩子的举止逐渐产生异样。

直到有一天，这对父母崩溃了——他们发现儿子写出了一封遗书。
2012 年 9 月清晨，住院部，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背着吉他的男生。

我跟他打招呼，他回了一个露八颗牙的标准微笑，「护士姐姐好！」

奇怪的是，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硬生生往下撇嘴角，一副不爽的表情。

这小男生年纪不大，让我想起《流星花园》里的花泽类：眉眼清秀，却是一副硬拽拽的样子，好像球场上正准备三分投篮，却被上课铃拉回教室那样子。

我忍不住偷偷在心里称呼他「阿泽」。

但阿泽走路的样子一瞬间把我点醒：住进这里的人都是病人。

他划着不怎么协调的顺拐步伐走进了病房。父母紧紧跟在他身后，怕他随时会摔倒。

阿泽妈妈告诉我，13 岁时，刚上初一的阿泽发现自己手指有点不听使唤，她带阿泽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了颅内占位，诊断为脑胶质母细胞瘤。

这是一种预后差又极易复发的恶性肿瘤，平均生存期仅为 14 个月。

阿泽的妈妈递给我一叠厚厚的就诊记录：从国内顶尖医院到大洋彼岸的医疗机构，从中文到英文，一应俱全。

每页纸翻起来都哗哗作响，像钞票正刷刷划过数钞机。看得出，阿泽家境不错，父母极尽所能想治愈他。

最近，阿泽发现自己又提不动笔了，而且症状比之前还要严重，走起路像方向盘失灵的汽车，总朝一边拐。

复查结果显示，阿泽脑内的肿瘤原位复发。

这个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把阿泽家的希望炸碎。尤其是少年阿泽，他手术没哭，放疗化疗没哭，拿到磁共振报告时，一下就哭了。

「活下去」对阿泽来说更难了。

阿泽父母准备好了百万存款，想再带儿子去国外看一次，阿泽不肯；说要回家，阿泽也不肯。

我听说，阿泽最后拿着自己的病例，默默翻了两天两夜，然后告诉父母，一定要来我们这家当地的医院，其他任何方案免谈。

没人知道，这个少年心里是什么盘算。

阿泽到底看上了我们这里啥，一直到住院，他的父母都没问出来。

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儿子危在旦夕，却铁了心要在一个小医院安营扎寨。

其实我能看出来，阿泽父母对此很不满意，毕竟他们家境非常好，完全可以负担更好的治疗条件。

阿泽父母是做外贸生意的，总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来到医院，他们直接奔向神经外科 VIP 病房：全套家具家电、电动病床、原木陪客床、定制寝具、配套沙发、落地窗。与其说是贵宾房，不如说是高档公寓。

房好，价钱也好，单日价格 500 元，月租就是 15000 元。

因为价格的问题，这间病房时常空着。这对中年夫妻仅仅进病房看了 3 分钟，就大手一挥，VIP 病房开张。

有没有钱，对于看病来说很关键，我暗暗替这家子庆幸。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家人都有点怪。

好几次我下班的时候，撞见阿泽父亲在路边停好他的大奔驰，钻进附近的民工排档。

我之前在那家踩过雷，那里的米饭会掺着隔夜的卖，菜又油又咸，硬要说优点就俩：量大、便宜。

阿泽父亲一身笔挺西装，戴着块大金表，每次都是打一份全素套餐，5 块钱，挤在一众背心汗衫迷彩服的民工里快速解决，最后仔细地擦净嘴巴，扮出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走进医院大门。

我起初没在意，以为他只是赶时间，在吃上不讲究。

但接下来我发现，阿泽母亲的行为更可疑：白天拎着一只香奈儿包包走来走去，化着精致妆容一副随时要出席宴会的贵妇模样，晚上却趁着阿泽睡着了，爬起来躲进护士站做手工活，给一大堆商品做包装。

一打听才知道，如今外贸生意难做，货款拖欠已成常态，阿泽父母的工厂资金链断裂，厂子难以为继，可维持工厂运转需要钱，阿泽看病也需要钱，夫妻俩只能咬着牙死撑，私底下恨不得一毛钱掰成两半花。

香车宝马既是为了生意场上装点门面，也是不想让阿泽起疑。夫妻俩商量好了，儿子面前绝不能露怯：钱，你随便花；卡，你随便刷；旅游，想去哪？好吃的，要哪家？

在儿子醒来后的每分每秒，这对夫妻都在称职地扮演着过去的形象，甚至特意装作一副土豪的样子。

但阿泽母亲告诉我，为了给儿子争取时间，这些年攒下的家业已经消耗一空。从治病开始，就已经卖了 3 处房产，如今手里所剩的筹码不多了。

阿泽才住院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对父母为自己做的那些事，要么不知道，要么根本不在意。

他似乎对一切都不满意，天天和父母闹情绪：不吃药不打针不检查，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凭父母如何好脾气地哄，他也不答话，自顾自地看书，书页翻得哗哗响，把病房里的气氛搅地躁动不安。

小护士总对我咬耳朵，「帅是帅，脾气不好也不可爱！」

时间一长，阿泽的性子越来越孤僻。

那天，妈妈怕阿泽寂寞，特意挨家挨户上门请同学过来。结果同学们到了，却被他拒之门外。几个孩子围在病房门口小声地喊，房里的他一声不吭。

阿泽妈妈只能一边点头哈腰跟同学家长们道歉，转头还要哄阿泽，「都是妈妈不好，没照顾好你」。

即便如此，阿泽母亲还是没有怨言，她觉得儿子只是暂时心情不好，还总跟我强调，「这孩子心细，特体贴懂事。」

我看她讲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有一股骄傲的神情：「之前治了两年，无论有多难多疼，我儿子都忍着一声不吭，就是不想让我难受。」

我觉得阿泽妈妈对儿子的印象也太跑偏了，这能是那个成天在病房瞎闹的阿泽吗？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个乖巧懂事的阿泽哪去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开始暗暗观察，果然发现了异样。

例如每日晨间护理，他虽然冷着脸，但总会帮我们护士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查房的时候，他在会站起来打招呼，再故意绷着一张苦瓜脸；自己都走得磕磕绊绊了，还会帮病区里上了年纪的病人拿东西。

最拧巴的，莫过于他常常笑着发现不对头，又匆忙换回那副冷脸。

很快，我从他这些怪异的举动里，找到了一个规律：只要父母在场，他一定是熊孩子附身，摆出一副无赖相来刺激父母。但等到父母一离开，他就恢复正常。

而且，如果当场没刺激到父母，反而被宽容的话，阿泽就很不开心，好像受了挫折。

我悄悄告诉护士长，阿泽是个藏着事儿的孩子，大家等着看吧。

就在我觉得已经摸透了阿泽的小心思时，他却憋了个「大招」。

那天早晨，我刚换好衣服准备上班，病房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哭声，锐利得像把剪刀，划破了病区里安静的空气。

我凝声一听，拖着抢救车就往病房冲，那是阿泽妈妈的声音。

护士们纷纷冲向病房，生怕是阿泽病情突变，不敢耽搁一分一秒。

结果到了病房，发现阿泽好端端的，手上攥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地上满是细碎的纸片，阿泽妈妈坐在地上大哭，阿泽爸爸则两手颤抖地杵在正中，一边撕扯着本子，一边语不成调地咆哮着，「我让你写！让你写！」反反复复就这么一句话，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向地面。

那些撕碎的纸片上，我注意到两个字：遗书。

小护士们拥着阿泽父母离开病房冷静一下，我这才感觉到刚刚跑过来时的一身冷汗。

老远还飘来阿泽妈妈的哭声，我站在病房里，瞥见旁边的阿泽一副吓坏了的模样。

我拍拍胸口定了定神，问他，「你是成心的对吧？你住进来以后成天和你爸妈对着干，就是为了惹他们生气，这回你的目标真的达成了，恭喜。」

阿泽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死紧死紧地，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还小声地哭了起来，「怎么办，姐姐，我是不是做错了？」

眼前这个少年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招有多大的破坏性。

我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阿泽啊，你爸爸妈妈哭得多伤心啊，你真的希望他们这么伤心吗？」

阿泽红着一张脸，摇了摇头，「姐姐，我去道歉行不行？」

看他知道自己错了，我一瞬间「原形毕露」，凶巴巴地展开他的手掌，抄起桌上的尺子敲在他手心上，「玩大了吧？收拾不了了吧？」

尺子打在手上，啪地一声脆响，吓得阿泽一哆嗦。

我接着揍，「你装什么坏孩子啊，演那么差！还写遗书呢，你有啥遗产？你玩这么大，到底想怎样？」

我一条一条数他的罪状，阿泽瑟缩着脑袋一声不吭。

「新仇旧恨」都报完了，我才得意洋洋地告诉他，「姐姐这把尺子，上打昏君，下斩佞臣，中间教训熊孩子，以后可不许犯浑了啊！」

阿泽乖乖地点头，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再不胡闹了。

但阿泽反问我：「姐姐，你知道我这两年花了多少钱吗？」

阿泽说，自己看过账单，也查了很多资料，知道这病治不好，干脆不配合治疗了。父母只要厌恶自己，就不用再做无用功了。「我都知道的，爸爸还要养活厂里的工人，我能少花一点是一点。」

这对父母在儿子面前装大款，儿子则扮演不良少年，我不由得感慨，真是一家人啊。

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坦率好像很难。

我以为，只要跟阿泽把话说开了，事情就到此为止。没成想，这个少年的心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我正怀着宝宝，干不了重活，护士长就发话，让我多陪陪阿泽。

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少年被揍了以后，总是围着我打转，喊我姐姐。我也很开心多了这么一个帅气的弟弟。

阿泽特别爱热闹，自从恢复和兄弟们的邦交之后，病房里总能听见阵阵少年的爽朗笑声。

有时阿泽也会直接拎着吉他，闯进护士站，坐在椅子上现场卖艺。或者替护士姐姐们抄写病历，铁画银钩的瘦金体，颇见功底。

这个孩子总能想办法把场子撑得热热闹闹，但我总觉得他有心事。

我观察了好几次，发现他和喜欢的小女生见面过后，总是一副沉重的模样，好像在考虑什么大问题。

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为什么他既不出国救治，也不愿意回家，非在一个小医院空耗着？

阿泽爸爸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存了笔钱，可以再次出国寻求更好的治疗。但阿泽的态度特别坚决，没得谈。

面对我的问题，阿泽掏出了一张卡，他偷偷告诉我，「里面有 200 多万，是我的『救命钱』。」

阿泽父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早早存了一张卡给他。

「平时治疗和日常花销再大，爸爸都不会动这张卡，都是先卖房子。」阿泽眼见着家里的房子一套接一套卖了，「安心卡」拿的越发不是滋味。

一旦谈到家庭，阿泽就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和懂事。

我好想把这些话转述给阿泽的爸妈听，但是我和阿泽有君子约定：我是他的树洞，得替他保守秘密。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很多绝症病人都会选择在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不能死在家里啊，」阿泽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姐姐你好笨哦，我治又治不好，万一死在家里，我家就成凶宅了！以后都不值钱了！」他为自己的深思熟虑洋洋得意。

我看着这个把一切安排妥妥当当的少年，只觉得命运特别残酷，还残酷得特别认真。

陪伴阿泽的那些天，他的身体正在慢慢衰弱，而我的肚子却在一天天显怀。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怀里的新生命，会让阿泽在人生困局里，执着地下出最后一步棋。

那是我换上孕妇服的第一天，阿泽惊讶地张大了嘴，「你有小宝宝了？不是胖了吗？人家孕妇都是小心地挺着肚子，你怎么跑得跟飞毛腿似的？」

我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挺下肚子验明正身，最后想了想，抓住他的手贴在肚子上，「你可不许说姐姐的坏话，小宝宝听着呢。来，跟他打个招呼。」

阿泽用手贴着我的肚子，感受一个小生命正在使劲折腾，嘴巴张得更大了。

「姐姐！你疼不疼？他就这么在肚子里翻来翻去的吗？真好玩！」阿泽一边问，一边好奇地屈起指头在我肚子上四处敲敲，就像一只啄木鸟。

阿泽妈妈在一旁准备阻止，我笑了笑表示不介意。

这个 16 岁少年，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小生命的存在。

我对阿泽说：「你也是这么长大的啊，每个小宝宝都是在妈妈肚子里揣上十个月，从花生豆大小一点点长出小手，小脚，最后变成你这么大的熊孩子的。」

听见我又提「熊孩子」，阿泽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难怪我怎么捣乱爸爸妈妈都不生气呢！」

阿泽像是想到了什么，扭头去看妈妈。

「妈妈你当时也是这样的吗？」他似乎是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妈妈当年怀他时的影子。

一瞬间，他的眼睛亮亮的。

他后来悄悄附在我耳边说：「原先我知道自己会死的，我怕他们难过，就想着犯点儿错误让他们讨厌我，这样我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我懂，我当然懂。只是一个少年这么单纯的心思，有时还真让人招架不住。

「以前我觉得爸妈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办到，后来我生病了，看见过妈妈偷偷哭，也看见过爸爸站在门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也有脆弱的时候。」

阿泽陷入了自言自语，他反复说着，「我脆弱时有他们撑着，他们脆弱时我必须强大起来，变成他们的支柱。」

阿泽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决定，在自己离开之前，为父母们找到新的「支柱」。

那次谈话过后，阿泽就变得神神叨叨的，总爱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姐姐，你是独生子女吧，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

看我点头，他又紧接着抛出问题，「独生子女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在了，他们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

我三两下就被阿泽绕晕了。他成日在病区里晃荡，估计是看多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有感而发了。

可阿泽却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失独家庭。

他自己百度了很多「失独家庭」相关的资料，还去查了这方面的政策，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政策再多，政府也不管发孩子，我得让我爸妈生个妹妹！」

他摆事实讲道理，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理由。「你看，我现在动不动就头疼，走路都走不出个直线，说不定过两天就得瞎，然后一命呜呼，我爸妈怎么办？我死了以后，他们怎么安度晚年？老了会不会上敬老院？」

阿泽缩了缩脖子又补上一句，「想想都觉得可怕！」

他决定跟父母谈谈。

他把父母叫进病房，关上了门。

我在护士站里静静等待着——

阿泽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从门那头传来，像在发毒誓，很响，很坚决，「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之前就你一个，之后也就你一个！你现在想这些，是不是想气死我们？」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在阿泽面前，这个曾经无所不能的父亲，第一次慌了。

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我都能感受到阿泽爸妈的坚决。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从这夫妻俩硬是将儿子原本短短一年的生存期，努力拉长了一倍多，就能感受到：他们没想过给自己留后路。或者说，他们不容许自己去想。

我强迫自己也不去想，此时此刻的病房里，阿泽的表情。

阿泽的提议就像一个诅咒，成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禁区。每每被提及，都会让那间小小的病房房门紧闭。

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阿泽实在难受了，就会气鼓鼓地找我吐槽，像只炸着刺的河豚。

「姐姐，这明明是一个好办法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可人总要朝前看嘛！」

「姐姐，我爸爸妈妈这么大年纪了，现在再不想生小孩的事，以后怕是生不出来了，到时候我又不在了，他们怎么办？」

「姐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肯回家去？因为我怕我万一在家里死掉了，以后爸爸妈妈真有了小妹妹，妹妹会害怕我的房间，不敢进去……」

我惊讶于这个 16 岁少年心里揣了这么多事，还每一件都不轻。

虽然我当面把阿泽打击得不轻，但背地里我总想帮帮他，除了时不时教他一些劝服父母的「话术」，碰到阿泽妈妈的时候，我也会装作不经意地样子旁敲侧击一下。

渐渐地，话题传到了我这里，阿泽妈妈跑来护士站，主动聊起儿子让人头疼的提议，忧心忡忡，「你说阿泽现在想这些事，是不是想放弃了啊？」

我赶紧宽慰这个爱子心切的母亲，「阿泽这么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正说明他心里还有念想，没有放弃自己。」

阿泽妈妈略微点点头，脸上的表情还是很犹豫，「我现在的目标就是陪着儿子，怎么能分心想二胎呢？而且我要是表现出这种想法，阿泽会不会觉得我想放弃他？」

我劝慰了她好一会儿，一家人最不该计较这些。阿泽是个心胸开阔的好孩子，大人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至少让儿子放心。

也许都是做母亲的人，我的劝说让阿泽妈妈的表情稍稍缓和，她答应再和阿泽爸爸说说。

过了一阵子，阿泽没再和我聊过劝父母生二胎的事。

我猜想，八成是少年郎有了新策略，不告诉我。

他开始提前熟悉角色，操着做哥哥的心了。

有时跟我出去看到路过的小女孩，阿泽就会说：「我妹妹将来也要穿这样的裙子，一定很好看。」还跟我预约，「姐姐，等你的孩子出生了，我要当你孩子的哥哥。」

我告诉他辈分错了，你得当叔叔。他一脸神气，好像已经当上了哥哥。

我还观察到一个好现象：阿泽的病房不怎么关门了，一家人一起聊天的时间多了很多。

阿泽妈妈会时不时带着笑抱怨一句，「我生你一个都累死了，再生一个我可不干！」

阿泽的胆子也越来越肥，不光安排好了要生二胎，还给爸爸妈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定是妹妹！」

他当着父母的面，跟我商量将来的妹妹要叫什么名字，还说妹妹的名字要跟自己特别配才行。

每到这时，阿泽妈妈就会点点阿泽的小脑袋说：「我怀胎十月费老半天劲，名字还得让你做主？」

看着这一家人如释重负的样子，我知道，阿泽可以放心了。

做阿泽的专职陪聊其实很愉快，但陪聊的时光也非常难熬，因为我会第一时间看到阿泽病情的进展——

那个曾经能写一手好字的小帅哥现在没法握笔了，雷打不动的练字时间被迫停止。

他的眼睛开始重影，走直线会偏移，一块糕点递给他都不能准确地放进嘴里。

突然来袭的头疼会让他蒙起脑袋闷声不响。头疼的次数和频率也多了起来，降颅压的药从一天 1 次增加到了一天 4 次。

当初的阿泽有多美好，现在的阿泽就有多糟糕。并且我和他都明白：这种糟糕一旦开始，就不会回转。

你会心疼这个一声不吭的少年，也会谴责自己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阿泽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他笑笑说：「姐姐，说不定再过些时候，我会看不见东西，还会出现吞咽困难。唉，我好惨啊。」他自我调侃着，三言两语就将这个疾病最后阶段的症状说得明明白白。

他对自己的结局了如指掌，清醒得可怕，又懂事得吓人。

「你挺有勇气的啊，还敢掐指算自己能活几天，要我才不呢，先哭几天再说。」我试着调节气氛。

少年得意地昂着头，「姐姐你多陪陪我吧，我爸爸妈妈看我这副鬼样子，会哭的。」

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如此消沉，还要这个 16 岁的小鬼头来安慰。这对他不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

我答应他，不仅要帮他达成心愿，还要陪他开心地度过剩下的每一天。

那段时间，我和阿泽最关心的，就是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们今天要干什么。

在阳光照射的病房里，他喜欢学电视剧里金三顺的口气跟我宣言：「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跳舞吧，就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歌吧，就像没有人聆听一样，干活吧，像不需要钱一样。」

天气多好，也总是有日暮西垂的时候。

渐渐地，阿泽的颅内压增高到甘露醇也不能控制了，他总是躺着跟我念叨：「姐姐，唐僧又开始念紧箍咒了。」

我说你要是疼，可以摸姐姐的小宝宝。他小心翼翼地抬起手，又放下，说：「不行啊，头太疼了，我怕我手劲儿大，一不小心碰疼了姐姐。」

他头疼的时候，父母总是抱着他，陪着他，一遍遍地抚摸着他，希望能帮他缓解一点。他缓过来了就会说：「姐姐，我们来唱首歌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俩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五月天，从《温柔》到《倔强》再到《突然好想你》。

科室里谁都知道，我是绝不开口唱歌的人，因为跑调跑得着实吓人。但面对阿泽的请求，我没法拒绝。

「就唱《温柔》，那首好听，我陪你一起唱。」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忽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刚开始阿泽起个头，我轻轻地和，唱着唱着就变成了我的独唱。

我发现阿泽没了声音，一眼看过去，原来是他的力气跟不上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抬起手，勉强为我打着拍子。

阿泽父母可能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这个场景，一家人默默地帮儿子打理着日常生活，头疼的时候冷静地询问要不要吃止疼药，或者要不要用甘露醇。等阿泽头不疼了，他俩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谈天说地，还时不时地调侃起阿泽小时候的糗事。

这时候的病房，笑声比往常还要多。

阿泽的妈妈曾经私底下告诉我，陪伴阿泽治疗的这两年，她因为看过极少数生存期超过 5 年的病友而心生羡慕，也因为看过这个星期还计划着手术，下个星期就离开的病友而感到幸运。

一路同行过来的病友，三三两两都在术后一年左右的时光里离去，阿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我觉得难过，又觉得幸运，至少我儿子多陪了我那么久。」阿泽妈妈说。

这一家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活得分外清醒，又分外努力。

很快，阿泽的生命开始数倒计时了。

肿瘤剥夺了阿泽的意识，他一句话说得含含糊糊，我弓起身子凑近使劲听。

阿泽一字一顿地说：「姐姐，对不起，我再也没法和你一起唱歌了。」

我告诉他没关系，「姐姐唱给你听就好了。」

阿泽父母彻底将家里的生意搁置，每时每刻都陪在阿泽的身边。我不再长时间呆在阿泽的病房里，把最后的时光都留给这一家三口。

阿泽持续高热，呼吸变得急迫，所有指标都显示，肿瘤像潮水一样蔓延开来，破坏了阿泽的大脑。

再过两三天就是圣诞节了，我月初时给阿泽准备了好看的帽子和围巾作为圣诞礼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送。

我趁着记录生命体征的时候，拉起阿泽的手，悄悄说：「阿泽啊，你可要争气，至少陪姐姐把圣诞节过了，姐姐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阿泽就那样静静地躺着，用力地呼吸着，给不了我一点儿回应。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大晴天。阿泽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我知道，这个圣诞夜，阿泽就要划着他生命里最后一根火柴了。

他深深地，慢慢地呼吸着，头一点一点，我陪在旁边，看着心跳从 140 逐渐下降到 110，再慢慢到了 80，眨一眨眼，就断崖似的下降到 20，直至一条没有太多波动的线。

我替他拉出了心电图，上面准确地记录着阿泽离开的时间。那条线，像他渐渐走远的背影。

他走完了一生，有点短暂的一生。

我替他拔掉身上所有的东西，给他戴上我送的帽子和围巾，阿泽又回归了初次见面时那个酷酷的「花泽类」。

我轻轻地拉起阿泽仍有余温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说：「阿泽，跟姐姐说再见，也跟宝宝说再见了。」

我一直看着工作人员离开病房，迈入电梯间，离开我的视线。

我原本以为我会哭出来，为这个无端闯入我生命的少年。但是眼睛干干的，我摸了摸脸，一点儿泪痕也没有。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再回忆起他，我的欢乐远多于遗憾。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依旧有他的吉他，他的毛笔，他的青草地。

我忽然想起了阿泽曾经在许愿卡上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

那是一手好看的瘦金体。

时光过得很快，快到我几乎忘记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唱过那么多歌，就为了搏一个少年一笑。

我只是默默地希望，他们能过上阿泽想看到的那种生活。

这个城市说大不大，时隔多年，我竟然在街上碰见了阿泽的母亲，她一脸慈爱地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说：「叫姐姐。」

我一瞬就笑开了。女孩的眼睛和阿泽好像。

我无需开口多问，这些年阿泽一家一定过得很幸福，就像阿泽想的那样。我甚至笃定女孩的名字是什么，因为那是我和阿泽商量过的名字。

我和阿泽妈妈相视而笑，然后互相告别。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30楼 cyec说：
感谢大家的回帖，大家喜欢我就会接着发。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31楼 cyec说：
第十个故事


基因的力量有多可怕？临死前只想「争口气」的人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病人问医生，自己的病到底有多罕见。医生回答：「这种病，可能得用你的名字来命名。」

作为医生，我却完全笑不出来，因为在我的工作中，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一个叫朋朋的病人，就得了这种罕见病中的罕见病。朋朋发现自己感染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他的肺部积满白色渣子，就像灌了一层厚厚的水泥。即使四周都是空气，他却难以呼吸，时刻体验着被活埋的感觉。

如果说，罕见病是几百万人里有一例，朋朋的情况则少见到根本无法统计。全科所有医生都重点研究过朋朋的手术，专家教授们慎重讨论了很久，得出了同一个意见：风险太大，不建议手术。没有大夫敢冒这个险，为他洗肺。

最终，我收治了朋朋。为了给他手术，还签订了一份生死状。

经过病人及其家属的授权，这篇文章我们使用了真实姓名。
3 个月前的一天，我端坐在医院办公室，大脑混乱，焦灼等待。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两位律师如约而至。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份「手术生死状」——这薄薄的文档，上面一条条列举十几项这场手术可能的后果，任何一条都意味着直接死亡。

「生死状」结尾一句很冰冷：医生已详细告知所有风险。最后一栏：同意，或是拒绝，然后签名。

在外科，医生和病患签订「生死状」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医务处在场全程录像。除了提醒病患，这也是医生面对不得不做的高危手术时，最后一道保护自己的措施。

而我在内科干了 11 年，手术量不多，更没接过高风险手术，看着眼前这份「生死状」，我很茫然。

两位律师郑重告知我——如果你敢接这场手术的话，签「同意」。如果病患和家属敢让你接这场手术，也是签「同意」。而她们律师会代表第三方会见证整个过程。

两位律师的身后，是这份「生死状」的主角——病患谭朋朋。

朋朋坐在轮椅里，脸上紧扣吸氧面罩，旁边一个氧气瓶。家属在他身后。

朋朋抬起手，慢慢接过这份「生死状」。我当时还有些担心，要知道，有些病人读到最后，甚至会被这些风险直接吓走，更何况是朋朋这样的病，这样的选择。

但朋朋显然是个例外。他没提任何问题。直接签名。

放下笔，他还是什么也没说。他戴着呼吸罩坐在那，就那么直视着我。气氛凝滞了，他的呼吸罩上，蒸腾起一阵阵白雾。

「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觉得生死大事还是谨慎得好。

朋朋的爱人拿起同意书，想让一旁的父母看看。但朋朋却抢先说：「不用看了。」 朋朋的声音透过面罩，短促而沉闷——呼吸，对于他太重要了。

他的爱人与父母都签下名字。

现在「生死状」上的同意栏，只剩一个空格，那是留给我的。

我拿起笔，郑重签下名字。四周只剩笔尖在纸上的摩擦声。

我突然意识到，要动真格的了。




朋朋，这个看似冷静的男人，必须时刻把自己扣在呼吸面罩里。透明呼吸面罩后面不断升腾起来的白雾来自他的口腔、气管、胸腔——来自他被「侵占殆尽」的双肺。

他那本应通透呼吸的双肺，不知从哪天起长出了一种罕见的「白色渣子」，然后越来越密，面积越来越大，像蚂蚁要占领食物，像水流要铺满河床。他的肺简直就是马上要被「水泥」 糊上、砌住、填满了。

朋朋根本脱不开氧气瓶，自由呼吸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不可能的事了，连去距离病床十米之外的洗手间上厕所，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面罩中那些白雾是如此晶莹、鲜活，更是如此宝贵、稀缺。朋朋的每一口「呼」都极其费劲，因为呼不出什么东西。朋朋的每一口「吸」都更费劲、心痛，因为吸不进去什么东西。朋朋说，「我有力气，但怎么吸都吸不了气。」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日益稀少的白雾，看着自己日益虚弱，垮下去，而后窒息而死。

朋朋很快就要在空气中被活埋。

不能「洗肺」吗？——理论上可以，往肺里面灌生理盐水，像大浪淘沙，把渣子冲出来，这种手术就俗称「洗肺」——这也正是朋朋现在强烈盼望我帮助他做的手术。

但没有医院和医生敢接。因为对于朋朋，洗肺后那些「白渣子」依然会卷土重来，甚至加速蔓延，而且更有可能的是，朋朋还没靠自己呼吸到一口空气，就倒在手术台上了。他的肺已经衰竭了。

早在同事找到我之前，全科所有医生曾重点研究过朋朋的手术。专家教授们慎重讨论了很久，难得的意见一致：风险太大，不建议手术。

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了。

教授们的担心是有确凿道理的。虽然在全国最权威的医院排行榜上，我们医院历年来都蝉联综合排名第一，很多罕见病患者慕名而来。可朋朋的这种罕见病，却是迄今为止，我们见过的唯一一例。

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不断自我复制生长，无法彻底根除的「白色渣子」其实是「肺泡蛋白沉积症」。

如果说罕见病的概率是百万人中的一个，那么朋朋的状况，几乎就罕见到根本无法统计。

之前，朋朋已经辗转去了全国几家大医院，毫无悬念地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拒绝。理由很直接，第一，手术风险实在太大；第二，「全国最好的医院都不给你洗肺，我们就更不可能做了。」

洗肺，手术风险极高，仅仅有可能自由呼吸，而很快又面临「白渣子」的进攻、占领，然后死去；不洗，就只有戴着面罩，看着白雾日渐稀少，也就只有等死。

没有人想到，4 个月后，朋朋再次出现在我们医院的大门口，并找到我。

朋朋说话困难，但异常坚决——

「我只想，好好吸一口气。」




手术前，我来到急诊，在患者中寻找朋朋的身影。

「这里，在这里。」不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招呼声。

理着平头、圆圆脸的朋朋坐在一张狭小的病床上，说不出话，但正竭力冲我招手。四周环绕的家人大声呼唤着我。

环境太嘈杂，没办法细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想好了吗？」

朋朋没有丝毫犹豫：「想好了，付出任何代价都愿意。」

没有痛苦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但代价呢？

很久以后，偶然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我才知道当他得知我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时，心情有多雀跃。

当时我让他先躺下休息，朋朋艰难地说很久没躺下过了，躺着更喘不上气。

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跟他的爱人和父母谈了很久，再次告知手术风险：如果一定要进行手术，最坏的结果是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父母最先流泪了。「孩子生病这几年过得实在太难了，现在就剩一个最后的要求了，无论如何都要实现，我们劝不住。」

两位老人一看就是朴实的农民，他们乡音很重，怕我听不懂，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努力地说。

「如果下不来手术台，朋朋因为处在麻醉状态，死亡的瞬间是不会受罪的。」我没有过多强调自己需要承担的风险，只是反复告诉他们，「但家人只能在外面等着，连他活着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开弓没有回头箭。」朋朋的爱人很瘦弱，但却是最冷静最坚定的那一个，「之前全家开过会，已经想好了，都支持他的决定，无论什么后果都接受。」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朋朋，他坐在床边，正在往我们的方向张望。

所有人里，我唯独没有叮嘱他要好好再想想。因为他此时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写着四个大字：破釜沉舟。

只是谈到后面，朋朋的父母仍然有些犹豫，我让他们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我冲着朋朋远远挥了挥手，转身离开。

第二天大清早，朋朋全家人找到我，他们昨晚一夜没睡，最终做出了要手术的决定。朋朋对我说，他已经交代好了后事，包括财产分配……

手术前一天，临近下班时，朋朋的爱人再次找到我。我以为手术还有什么没交待清楚的细节，甚至他们有什么变化。

没想到，她告诉我，朋朋要捐献器官。

朋朋说自己才刚刚 30 岁，万一在手术台上死去，那些有用的器官，还可以再帮助其他人。

她说朋朋说服了每一个家庭成员，除了奶奶坚决不同意，奶奶说自己的孙子连一把骨灰都留不下，就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我专门找了一趟朋朋，安慰他：「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死亡的先例。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努力让你平安下手术台。」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戴上开过光的护身符。

虽然洗肺手术我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根本不一样。

此前我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很扎实了。我一边通过私人关系，请来了资深麻醉师。另一边，我的查房教授是呼吸危重症方面的专家，那个帮朋朋跟我取得联系的同事，是研究呼吸罕见病尤其是肺泡蛋白症的教授，他们都答应来手术室坐镇帮我。这是我能请来的最强阵容了。

那一早，朋朋的亲弟弟也从老家赶过来了，一家人围在接朋朋的平车四周，来到手术室门口。我让他们放心，还顺带指了指天花板：「有事会通过那个喇叭叫你们。」

其实手术室外，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很快，手术台上，平躺、麻醉、插气管插管。

麻醉之前，我握住他的手告诉他：「等听到有人喊『睁眼睛』的时候，你努力睁开眼，就又能看到我了。」

他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紧紧抓着氧气面罩大口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白雾继续升腾。

朋朋很快进入麻醉状态。

「洗肺」跟外科手术不一样，不需要动刀见血，是往肺里灌入无菌的生理盐水，再让水流出来，顺势把填充在朋朋肺里的渣子带出来。

但是，「洗肺」的难度在于，灌进去和流出来的水量都必须精准控制，还要时刻密切注视着监护仪上的各种指标。

生理盐水开始流进朋朋的肺部。

我们先洗的是左肺。现在左肺就是不通气的，只能依靠右肺通气呼吸，也就是我们把氧气只送到右肺，而把水灌进左肺清洗。朋朋的高风险在于双肺功能极差，手术中又始终只能依靠一半的肺来呼吸，另一半肺还要不停的往里灌水、再流出来。

进出的水量完全靠人工——也就是我来控制。一般一次性灌入 500 毫升，一瓶矿泉水的量，如果顺利的话，也会达到 1000 毫升。

我慢慢操控，让水流缓缓流进朋朋的身体中，流进那个布满「白渣子」的地方。

我们灌进去 500 毫升，至少也要放出来 300-350 毫升，否则水留在肺里出不来是很危险的，必须寻找原因。而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气管插管的位置不合适，水就可能误流到另一侧肺里。

不多久，「水流」从朋朋的肺里出来了！

那根本不能叫水，而是像豆浆一样。

水很粘稠，几乎乳黄色，那是因为一开始洗出的渣子很多。我松了一口气。随着肺被洗得越来越干净，渣子越来越少。

水真的越来越清亮了。

这说明肺洗干净了。每洗一侧肺大约需要一万毫升水，大概 20 多瓶矿泉水的量。其实整个过程是挺枯燥的，但每次冲洗出来的一点点，就说明生，说明存活的时间又多了一点点。你不得不狠狠盯着。



水流依然顺利地流进流出。

躺着的朋朋其实是一名血站护士，是我的同行。

第一次见面，我原本以为，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所有的不幸都要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我害怕被问到这种问题，甚至专门打了草稿，把所有一切归咎于命运——比如说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只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得不认命……

然而朋朋没有提问，他只是反复感谢我。他说自己确实很绝望，因为「空有一身力气，却使不上劲儿。」

他说现在一心想要洗肺，就是想使出这最后一把劲儿。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这种执念，为了「争一口气」，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值得吗？况且洗肺手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朋朋的病，即使一切顺利，个把月以后，肺部又会被白色渣子填满。

「我一直在被动承受命运的安排，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现在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可争取的了，能争的就是这口气。一个月的自由呼吸，值了。」他对我说。

很久后，直到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接下这起罕见病手术有多冒险。也是这次谈话后，我思考了很久，既然帮他的决心已定，我打算独自承担风险。

几个小时过得很慢，好在目前为止，朋朋的洗肺手术进行顺利。

洗完一侧的肺以后，已经到午饭时间，教授说有他盯着，让我先去食堂。我匆匆吃完午饭，突然想到朋朋的家人还在提心吊胆地等待，虽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我还是拿出手机，给他的爱人发了一条微信：「目前一切都很顺利，不用担心。」

没想到，这句一切顺利，反而变成了一语成谶。





意外发生在下午，手术进行到 2/3 的时候。

我们麻醉机的氧气无论如何也送不进朋朋的肺里去了。

变故来得太突然。气管插管其实有两个气孔可以往肺里送气，两个气孔都送不进气的概率很小很小。正是朋朋最最需要，最缺的氧气，现在供应不上了。

手术瞬间变成了抢救。

「所有麻醉科二线、三线，速到 XX 手术间支援！」我们医生的内部喇叭高声响起，反复在我的耳边回荡。

一瞬间，整个手术楼，所有不需要值守在手术台第一线的麻醉科医生，全都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

此时的朋朋，因为缺氧整个人开始发紫。

我默默地把位置让了出来，让更有经验的麻醉科医生们赶紧上前。

以往的「洗肺」手术从来没有病人下不来手术台，这也是我敢于接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万万没想到却会发生这种突变。此时此刻，医生们希望病人活下来的愿望，其强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病患家属。

赶来的麻醉医生越来越多，小小手术床周围聚集了十几位医生。我已经无法看到朋朋了，我只能紧盯着监护屏。

朋朋血氧饱和度断崖式地下跌，随后血压和心率开始哗哗往下掉。

朋朋露在外面的两只脚，越来越青紫。

我慢慢退到了屋子角落，无力地背靠着墙壁，大脑一团乱麻。

疾病走到尽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让朋朋在家人的陪伴中，走完生命最后的日子，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浑身青紫地躺在冰凉手术台上。

看着眼前忙碌的同事们，我的内心很快陷入无尽的愧疚中。虽然在律师公证下签了手术同意书，也把最坏的结果都反复交待了。但毕竟我是手术医生。而万一病患家属接受不了意外，我这一腔孤勇的热血，还会连累很多同事。

监护仪的报警声越来越刺耳，朋朋的生命迹象迅速消散，有些数字已经测不出来了。

教授说：「咱们把家属叫过来，交待一下吧。」

我实在不甘心，如果朋朋就此醒不过来，这将成为我永远的心理阴影。我咬着牙慢慢挤出三个字——「再等等」。

此时朋朋仍然被十多个同事抢救着，人影重重，我越来越看不清里面的样子。

终于，同事通过有效调整呼吸仪器，又把氧气送进了朋朋肺里。监护仪器上开始测出数字，并在缓慢而坚定的回升。

抢救过程大约三分钟，却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朋朋在鬼门关徘徊一圈，掉头往回走了。

手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了。教授让我把家属叫到门口，简单交待一下。我让他等我一会儿，先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里，我不断擦拭眼泪。

回病房 3 个小时后，我们决定给朋朋拔出气管插管。这是有点风险的，毕竟才第一天，我和教授商量了一下，想让朋朋舒服一些。

拔下来的瞬间，朋朋就在大口喘气，是嘴和鼻子都竭尽全力用上的那种喘气，发出很响的声音。那种姿态让人印象深刻——

朋朋就像在猛嗅一朵花。

「认识我是谁吗？」 我的第一句话没有问朋朋感觉如何。

「林医生。」 朋朋回答。

至此，我的一颗心才算彻底放下了，他并没有因为那几分钟的缺氧而大脑受损。后来朋朋告诉我，听到我第一句话的时候，特别开心。

自由呼吸，让朋朋立即开心了。

朋朋以为自己手术成功了。我的心情却再次复杂起来，一是因为他能呼吸而高兴，但又担心手术意外中断，没有为他争夺到更多自由呼吸的时间。

我唯一欣慰的地方就是，虽然手术提前终止了，但朋朋肺里绝大部分的「白渣子」都被洗出来了。

朋朋这种罕见情况，手术后维持时间会很短，我的参考文献很少，我只能在心里说——自由呼吸，希望能维持一两个多月吧。

朋朋说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呼吸了。当时他的肺里，大概还有 30% 的残渣，虽然不是正常人，但是呼吸已经比从前轻松太多了。以前扣个面罩，全方位送 100% 纯氧，现在只需要鼻导管。这一刻，朋朋呼吸起来的感觉，相当于普通人跑了 800 米，有点喘，但能成句说话。

做完手术后第 2、3 天，朋朋一直处于特别亢奋之中。他仿佛要拼尽全力在这生命的最后一两个月里多呼吸几口。

我觉得他挺好的，甚至把他转到普通病房，因为重症病房晚上也会开灯，机器轰鸣，清醒的人住进去是很难受的。

转进普通病房，朋朋的家人就可以进来陪护了。

朋朋和家人聊，和护士聊，感觉想和见到的任何人说话。他一口气能说半小时。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那时他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根本没心情和别人聊天。

也就是在这一周，我和他聊了特别多。他一边大口呼吸，一边大口讲，似乎想要把此后的一两个月用话语填满，他连绵不断地呼吸，连绵不断地对我说话。

其实，围绕朋朋身体的秘密，他和医生花了 8 年才知道，不过那个谜底上帝已经埋了三十多年。

2008 年，朋朋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测出免疫力低下，相关的「单核细胞」几乎降到了零。

作为在血站的护士，朋朋知道不对劲，但去医院没查出病症，也就随便了。

整整 8 年后，2016 年，朋朋突然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发烧，三月不退。

辗转求医到北京，转入我们医院。主治医生发现这不是普通肺炎，朋朋的肺部及血液里，都充斥着一种「特殊菌」（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体）。

大家以为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接下来挑选药物治疗就行。但主治医生很不安心。她在网上搜索，看是否有类似的病人。

一次，她把朋朋的两种病症——「单核细胞减少症」与那种「特殊菌」——同时输入检索框，居然跳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疾病——MonoMAC 综合征。

——这个复杂的名词其实就是一种「基因突变」！

那就好比街上的红绿灯中有个颜色的灯出了故障，开始乱闪，进而引发大规模车祸。

此时此刻，朋朋身体内就是这样一个「大型车祸现场」——免疫力低下、发烧、肺炎、特殊菌等等，就是一桩桩车祸的表象。它们都是死神的烟雾弹，那个坏了的红绿灯「基因突变」才是真凶。

朋朋体内的基因染色体不多也不少，但是其中一条出现了错乱。这也像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其中一粒居然是黑色的，还是橡皮做的。

然后，「黑色橡皮珍珠」开始「融化」，项链随之「断裂」。

在我们这所全国一流的医院，罕见症不可怕，但你要说「基因突变」，谁也没辙，无药可治。严重者的寿命很短。

这种情况下，医生与家属的努力无用，成吨的钞票也无用。或许这样说，是命运压根就不打算让你好好活下去。

不过主治医生告诉朋朋，还有一种办法「逆天改命」——骨髓移植，也就是拆掉坏的「红绿灯」，装一套全新的。

但要「逆天」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融入新骨髓前，会对患者进行体内清除，一瞬间人会丧失全部免疫力。但朋朋现在身体里都是特殊菌，清空了免疫力，这些菌很可能会立即吞噬掉他。

朋朋很幸运地遇到了骨髓匹配的捐献者，但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放弃。

最终，耗时 2 年半，朋朋体内的特殊菌被清除。主治医师甚至让朋朋一度回到家乡的献血车上，继续他热爱的工作。但医生知道，朋朋体内的定时炸弹一刻也没离开。

当朋朋再次联系中华骨髓库与医院时，所有医院都婉拒了——因为此刻朋朋体内又出现了一起更严重的「车祸」——那些日益填满朋朋双肺的「白渣子」，那种能不断生长直接要窒息朋朋的「白渣子」。

新找到的骨髓捐献者在最后关头也悔捐了。

那段时间，朋朋开始录短视频。视频里，他问儿子：「昨天你来看爸爸，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短短几句话，他需要不停地喘气。

「白渣子」吞噬着他的肺，越来越快。见到我的时候，朋朋已经是不想着活了，他只想大口自由呼吸。

现在，病床边，朋朋已经开始那术后可能仅有的一两个月的自由呼吸、自由谈话。

不过谈话都是我问他答。只有说到一个话题，他是主动讲的，那就是帮助过他的每位医生，他都记得名字。

不过我发现，在他简述自己一生的时候，聊到骨髓志愿者「悔捐」这件事，是低下头闷着说话的。

看着他呼吸，听着他讲话，我总在想，早在 30 多年前，上帝残忍地埋下了一道判断题，答案都判定朋朋死去。但抗争 3 年后，朋朋硬生生将这道判断题做成了选择题——

他要自己在「多活一段时间，但在痛苦、直至窒息中死亡」与「自由呼吸一两个月」之间做出选择。

朋朋选择了后者。

术后第七天，朋朋肺里残留的水终于吸收干净了，该拍 CT 复查了。

我还是有自信的，即便是两个月，虽然手术意外中止了，但最多也就剩余 30% 的白渣，朋朋的肺里应该干净很多。而新的即将生长的「白渣」也得长一阵子吧。

老天总爱开玩笑。

拿过 CT 片子，朋朋的肺里依然白茫茫一片！满是白渣！

我几乎肯定是拿错了手术前的片子，白渣占据了肺部 80%。我反复确认上面的拍片日期，才不得不相信这真的是洗肺手术后新拍的。

因为基因突变，因为上帝的选择，朋朋肺里的白渣再次卷土重来。仅仅 7 天，「白渣」从 30% 又翻番到 80%！这怎么可能！

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换回来的「争一口气」，难道仅仅能维持一个星期？！

我很沮丧，几乎要变得迷信了，基因突变造就的天命，它难道就这么强势不可逆转吗？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按理来说，没有基因突变的人，肺里有蛋白沉积这样的「白渣子」，洗一次肺，能维持将近 16 个月。而我和专家们预估，朋朋这次至少能维持一两个月，当初跟他反复说的，也是这个时间。

事后来看，术后第 3、4 天，朋朋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其实他的肺部的沉积物应该就又返还到 50%，他可能觉得呼吸会困难一些，但因为躺在床上没活动，显不出来。

只能实话告诉朋朋。

「不想活了！」朋朋直接崩溃。他的爱人吓到了，赶紧找我劝他。

我和朋朋聊了近两个小时。

朋朋就坐在那里，但和之前几天完全不同，原先见到我很高兴，现在一点反应也做不出来了。他的「心气儿」没了，他说自己突然觉得呼吸很困难。确实，他现在不是跑完 800 米的喘气，而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喘气。

他说，自己输得一塌糊涂。

他问我，这不过就是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用生命才换回来的畅快呼吸，怎么那么快就没了呢？不是两个月吗？！

我并不是很擅长安慰人，想了很久，无法给他虚假的安慰。我决定实话实说：「朋朋，你知道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还很惊心动魄吗？」

我坐在病床边，详细讲述手术的全过程，并给朋朋看了我拍的一张照片——医生们围了好几层，正在全力以赴地抢救，中间是躺在手术床上的他，只露出来一双青紫青紫的脚。

「当时稍有耽搁，就有生命危险。现在的情况虽然绝望，但比起那时，还是好了很多。你现在的每一天，其实都是赚来的。」

「抢救的时候，我作为你的主治医生，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走到最后，还有家人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再也醒不过来。」

朋朋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有些埋怨自己刚才的情绪失控。

我安慰他，你已经很勇敢了，不需要再苛责自己。我看见他那张曾经圆圆的面孔，已经消瘦成另一个样子。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朋朋准备回家了。他说本想给我写封感谢信，却实在不知道如何落笔，这份感恩，只能埋藏在心里了。







分别时，我和朋朋很默契地都没有提再见面的话。

奇迹并没有发生，朋朋回到当地的医院后，身体越来越差，呼吸也变得愈加困难。

他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会给我发微信。我每次都第一时间回复他，虽然我知道自己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我是个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即使已经在「天才捕手计划」写了好几个故事，但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享过，因此知道我的朋友也不是很多。

有一天，我发现朋朋竟然在我写王澍医生那篇故事下面点了「在看」！我非常兴奋，马上发消息问他：「你也是『天才捕手』的粉丝吗？」

当他知道我就是文章的作者的时候，静了很久，问我——

「你能不能把我的故事也记录下来」。

「万一有跟我一样病的人看到，会少走很多弯路。回想起来，我真的太难了。」

我答应帮他记录，但也提了一个条件——

「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等着看自己的故事。」

他的身体肯定又差了很多，肯定连打字都极其费劲，但从那天起他开始非常努力地为我补充自己的各种细节，不论是生病前三十年的还是生病后抗争这三年的。我感觉他是在把希望赋予进这些文字里。

然而，连这个小小的心愿，也变成了奢望。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始终只能靠坐着，几乎完全无法睡觉，哪怕只是咳嗽一小阵，都有很强烈的濒死感，需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恢复过来。他太难受了。

有一天，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林医生，我坚持不住了，可能看不到你写的故事了。」

这时，我现在写的这个故事只写到一半。

我立即将这一半的故事提前发给朋朋——我刚刚写到手术后，拔掉气管插管，朋朋像嗅花一样狠狠地吸进第一口空气。

朋朋说自己看哭了。此前我从来没见他掉过眼泪。

很快，当地医院的医生开始准备输送大剂量镇定剂，帮朋朋减轻痛苦。后来他的爱人告诉我，在朋朋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没有直接插上气管插管，反过来叮嘱他爱人，记得去登记器官捐献。

插上气管插管的第二天，他猝然离开。

朋朋离开以后，有关于他的故事，我写了很久。老是有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故事只写到手术那时，只写到一半，朋朋就一直都在那。

直到今天，我总不自觉想象着朋朋深夜在病房里，脸上扣着氧气面罩，升腾起一阵阵白雾，独自看着那半篇故事的样子。

我时常翻出和朋朋的聊天记录，还能看到他当时读完那一半故事时的反应——

那时等他哭过之后，我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了，想说的话已经都在这里了。」他说。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32楼 cyec说：
第十一个故事


ICU 里的「战斗奶奶」：我要鸣金收兵了

康复科护士付嘻嘻遇到过一位病人，明明 85 岁，记忆却会重回 30 岁的某一天。

这种怪异的处境，源于阿尔兹海默症。得这个病的人，每次醒来都会回到一个特定的时间。

那偏偏是老人最难熬的一天：那段日子里，为了保护女儿，她要时刻准备与人斗争。
我是一名康复科的护士，但康复，并不等于复原。很多东西是不能回到当初的，比如身体，比如记忆。

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只有 24 小时，会怎么样呢？

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病人，忘记过去，忘记现在，被困在人生的某一天无止境地循环。

她叫邵老太。


1.

第一次见邵老太的时候，她正仰面躺在 ICU 的病床上。

一根长达 30cm 的透明塑料管，连接着嗡嗡作响的呼吸机，剩下的 22cm 左右插在她的嘴里，死死压住她的舌头，贴伏着气管，吞不下吐不出。

远远看上去，邵老太就像一条被甩在岸上，还未脱钩的鱼。

她的记忆也像一条鱼。

此时此刻，她正安稳地沉睡。不过病床边的一群护士们可不敢放松——一不留神，邵老太就要跑了。

我们用固定胶布将她的呼吸管牢牢固定在脸上，还给她上了约束带，防止她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拔除身上的管子和线路。

但这可能无济于事。

要知道，邵老太虽然 85 岁了，但身高有 170 厘米，体重也有 170 斤，手脚灵活，力大无比。不久前，她竟然生生扯断了两根约束带。那是成年男子都难以做到的事儿。

在护士们提心吊胆的注视下，邵老太渐渐苏醒了。

刚一睁眼，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剧烈的反应就吓了我们一跳：拼命左右摇晃脑袋，想看清我们是谁。

她发现身边一个人都「不认识」，又在不大的床上来回扭动身体，妄图找个合适的角度伺机逃跑。惊恐的表情活像被绑架了的人质。

面对惨白的灯光，她并不明白自己是在 ICU，只是一门心思和周围陌生又让她害怕的一切对抗着。

她不断对我们发起「进攻」。一旦有人靠近她，她就会「突突突」地发出气声，试图用她的壮硕的身板和气势吓退对方。

这个 80 多岁的老太太，正在不断从 30 岁醒来。

邵老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她的记忆以 24 小时为限，天亮时分自动混乱或遗忘，不会累积。

在 ICU 的这些天里， 只有在女儿来探望时，她才会镇定下来，放下防备的姿态，反复询问女儿：「闺女啊，你什么时候订婚？」

她的女儿，今年已经 50 多岁了。

邵老太的女儿告诉我，患病后的邵老太回到了年轻时的脾气，暴躁、不讲理，还「六亲不认」，每天都要挥舞拐杖，叫嚣着将曾经疼爱的孙子孙媳赶出家门。

30 岁那年，邵老太时刻准备着与人发生冲突，因为她要从别人手里保护下女儿。

邵老太的脑袋里，就像下了一场雪，大部分记忆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女儿好似一株小松树，枝干上盛满雪花，却定定地站在雪地里，没有倒，也没有被雪埋住。

2

在以前，ICU 从来没有病人会和医护人员作对。但邵老太不喜欢 ICU。从住进 ICU 的第一天，她就认准了一个目标：逃出这里。

因为在这里，她每天只有 1 个小时可以见到女儿。

邵老太对我们不理不睬，随时摆出一副抗拒的姿态。她的双手被约束带牢牢地固定着，动弹不得，就把嘴里的管子顶得咔咔作响，偶尔赏我们几个白眼，也仿佛在说：走着瞧。

只有女儿来探视时，邵老太才真正地「活」起来。她靠坐在床上，女儿女婿一左一右地拉着两根约束绳，邵老太像牵线木偶一般挥舞着双手，一会儿指指窗外，一会儿指指女儿，一会儿又指着操作台上的我，痛心疾首地告状。

女儿安抚着手舞足蹈的邵老太，「妈妈，你坚持七天。只要坚持七天，我们就可以拔掉管子回家。」

但我和邵老太的女儿都知道，这大概率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邵老太的诊疗单上列着长长一串病症：慢阻肺、肺心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腔隙性脑梗......这些名目，哪一个都可能致命。

尤其是慢阻肺，这个病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病人的肺会慢慢堵塞，无法呼吸，最后活活憋死。

那些邵老太拼命想要摆脱的仪器，正在把她的生命线一点点拉长。

可邵老太根本不屑于配合我们的治疗。她每天醒来，都在用一种怪异且防备的眼神打量着一切，能板着脸，守在床位上，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防御姿态。

情绪激烈的时候，但凡有医护人员靠近，她就会挣扎着起来，亮出枯干的双手，一把抓住对方，上下一通又掐又挠。

我们穿着夏装，短袖也遮掩不了手臂上的伤痕，邵老太的女儿目睹了邵老太的「残暴」，决定亲自上阵，劝说老妈「放下利爪，化敌为友」。

可惜邵老太摆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铁了心地让女儿把她弄回家，无论孩子们如何哄劝安慰，邵老太只认定一个事实：只要你把我丢在这里，你就是我的敌人！

隔着玻璃，我远远地看着邵老太的巴掌一下又一下，朝女儿和女婿身上招呼，而 50 多岁的女儿女婿夫妻俩，就那样双双站着，一动不动地挨揍。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但也知道，这对邵老太的女儿来说可能反而舒服一点。

邵老太的女儿曾告诉我，母亲一辈子都是个要强的人，大半辈子都是母女两人相互支撑挺过来的。

她还小不记事的时候，母亲邵老太就带着她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

邵老太女儿有时也会想，母亲要多努力，才能带着自己生存下来，还没让自己心里留下任何糟糕的回忆。

邵老太的女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的邵老太眉目清秀，眼神里有几分倔强，好像随时要从照片里跳出来念叨你两句的爽利模样。

这个出生于旧社会的老太太，小的时候吃过很多苦。她不识字，只能做繁重的工作，但是好在非常聪明，又能打得一手好算盘，解放后当了供销社的社员。

谁知婚后没几年，丈夫生了一场大病离世，好端端的一个家只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邵老太女儿唯一记得的是，母亲在那段时间变了，变得将泼辣和凌厉刻在脸上。

邵老太不仅要带着女儿吃饱饭，还要在那个时代里，争取孤儿寡母难以获得的尊严。

由于没有父亲，学校的熊孩子会围着女儿嘲笑她是没爸爸的孩子，女儿哭着回家，邵老太会拉着女儿上门要求熊孩子道歉。

总有一些家长梗着脖子不肯道歉。体型壮硕的邵老太为了给女儿出一口气，堵着熊孩子家的大门骂个不停，骂到对方家长赔礼道歉为止。

邵老太为了让女儿有保护伞，总是善待女儿的朋友，在那个吃喝都缺的年代，时不时地给女儿朋友几块糖果，一个头绳等小玩意。她想自己对小朋友们好，这样才能让他们保护女儿。

那个仗着自己身高体重比别人高大的邵老太，像只鹰一样，拼命挥动翅膀，顶风冒雨地给女儿辟出一片晴空。

女儿回忆起那段时间，似乎邵老太的英雄事迹，怎么也说不完：「我妈每次都是抱着我，跟我保证，她一定会陪着我长大。我还和她拉钩，要陪她变老。」

说到这里，女儿很难过，「她现在一定觉得我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或许是那个年代在邵老太身上留下的印记太沉重了，她患上老年痴呆后，记忆虽然不断在遗忘，却一直停在了那段岁月。

3

女儿是邵老太记忆的主角，也是她记忆的守门人。

虽说邵老太的女儿没能成功劝服母亲，但我们却借此机会结成了同盟，经常回顾邵老太的彪悍人生。

女儿听说邵老太的激烈反抗，一脸感慨，说当初她们孤儿寡母被人欺负的时候，母亲就是这副凶悍的模样，把自己护在身后，一个人冲上去动手。

邵老太女儿看到我们的伤，满怀愧疚地双手合十，弓着背连连道歉。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法子。接下来每天短短 1 小时的探视时间，邵老太女儿硬是拿出十几分钟，给我们这些小护士挨个儿道歉。

邵老太起初像看戏一般，乐颠颠地看女儿一个个赔礼道歉，可慢慢地，邵老太觉得不对劲了。

她开始计较起女儿在我们身上花费的时间，那宝贵的一分一秒都应该属于她才对。邵老太不满地拍着手，恨不能下床把女儿一把薅过来陪着她。

可一向孝顺的女儿不为所动，执意花费时间来赔礼道歉，还会认真看着母亲的眼睛说：「这是你伤害过的医生和护士，我作为你的女儿，应该给他们赔不是。」

邵老太一下就慌了，眼睁睁看着自家女儿整日对我们这群小辈点头哈腰。她脸上渐渐显露出几分心疼，几分疑惑。

她忍不住上下晃动着脑袋和手臂想阻止女儿，发不出声音，嘴张得大大的。我们都看得出邵老太那份焦急与不解。

我趁热打铁对邵老太说：「奶奶，你打我们，阿姨就要给我们道歉，你打得越厉害，阿姨道歉时间越久。你不心疼我们，也要心疼阿姨和宝贵的探视时间，对不对？」

邵老太眼睛横了横，又妥协地点点头，像是在许诺我。

这个世界规则真的很公平，就是一物降一物——女儿是邵老太的铠甲，也是她的软肋。

沾邵老太女儿的光，我们惊喜地发现，邵老太对我们「温柔」了。

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般，邵老太依旧张牙舞爪，但对护理操作不再又抓又挠让我们见血，而是挥舞着拳头象征性地威慑一下。

我们也趁热打铁，在邵老太心情好的时候陪她聊天。她是个极有手语天分的老太太，我们起初半蒙半猜她的手势，猜对了，邵老太竖起大拇指，猜错了，邵老太翘起的小拇指，明目张胆地嘲讽我们。

渐渐地，我能一眼就看懂她那「专业八级」的手语在说啥，时常和邵老太凑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我用嘴，邵老太用手。

我总是刻意地向她强调「配合治疗」与「回家」的关联性，一下击中了邵老太的心思。她的病情逐渐稳定，从 24 小时上呼吸机，到每天能够脱离机器 2-3 小时，再到允许床边短距离轮椅推行。

这种一日好过一日的变化，让邵老太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她不再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有时还会在忍耐了让她很难受的治疗流程后，露出一副「我乖吧？快夸我」的讨赏表情。

就像在过去一样，她想要讨好女儿身边的小朋友。只为了让他们对女儿好一点。

4

我们满心希望邵老太能够脱机、拔管、安全出科，但邵老太几十年的肺部疾病根本不容许我们随意乐观。

监测一周之后，邵老太的肺功能依旧没有恢复，只要脱开了呼吸机，她的胸部就像被人踩着，一呼一吸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正是她的最终走向——一步步走向窒息。

呼吸师告诉邵老太女儿：邵老太需要拔掉嘴里的气管插管，立即进行气管切开手术，继续留在医院，用呼吸机维持治疗，否则生命会有危险。

邵老太女儿毫不犹豫地点了头，「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女儿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满心憧憬着要回家的邵老太并没有。

邵老太再次见到女儿时，她努力操纵着面部肌肉，想调整出一个喜悦的表情，但就在听到女儿说「还不能回家」时，她出离地愤怒，哐当哐当地拍着床栏，恨不能当下就扯断约束带逃回家。

女儿在床边缓缓俯下身，凑近母亲和她头抵着头，耐心轻柔地解释着。

邵老太没有用她擅长的手语给出任何回应，只是用自己的脑袋恨恨地，一下一下，撞着女儿的脑袋。

女儿不躲不闪，只是一遍又一遍，用轻柔的语调重复着那些话，「你要听话啊，乖啊......」

邵老太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也轻了下来，她满脸泪水，疲惫地闭上了眼，然后微不可闻地冲女儿点了点头。

站在旁边的麻醉师一拥而上，将邵老太麻醉，又利索地在她的脖子上装了另一根短短的气切套管——这根套管将代替取出的长塑料管，继续维持邵老太的正常呼吸。

麻醉醒来的邵老太迷迷蒙蒙地睁开眼打量四周，头顶的天花板好像和家里的颜色不太一样？

她又用力眨了眨眼睛，表情随即变得惊恐：天花板还是 ICU 的天花板，日光灯还是 ICU 的日光灯，就连四周围着的人都还是 ICU 里的那群医生护士。唯一不同的是，自己脸上交错的宽胶布和嘴里那根长长的塑料管，没了。

邵老太砸吧砸吧嘴，准备开口说话，突然惊悚地发现，自己的嘴可以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下邵老太彻底慌了，她用力拍打着床栏，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约束带。整张床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我们赶紧请邵老太的女儿来安抚，可女儿刚一走近，邵老太凌厉的眉眼就挑起来了，两片嘴唇上下翻飞，手指还不住地指指戳戳——八成是在骂人，一边骂女儿，一边骂我们这群讨厌鬼。

女儿来到邵老太的床边，边微笑听着，边点头哈腰地给母亲道歉，说自己不该骗母亲。

我希望能平息她的怒火，尝试去握邵老太的手。谁知，她用大拇指灵活地掐了下我的手背，留下一个深红的指甲印。

我抬起头，愣住了。

邵老太射向我的眼神，凌厉地像把手术刀，里面写满了质疑与抗拒。我从未在老人身上见到过这种眼神。

我和这双眼睛对视着，突然能想象到，邵老太 30 岁那年，是如何保护她的女儿，捍卫母女尊严了。

但这也说明，之前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就像邵老太的记忆一样，被一朝清零。她又回到了 30 岁那年，对任何事物都充满防备的状态。

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让她走出来。

5.

邵老太回家的梦破灭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个不喜欢的地方待多久。更糟糕的是，她在那段记忆里越陷越深。

她会比划着问我：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还没等我们回答她，她又比划着说：「我能不能回家？我女儿还小，还没有订婚，家里总有一对占便宜的小年轻蹭吃蹭喝，我能不能回去？」

她一刻不停地比划着，带着央求，带着讨好，一点儿也不像女儿口中那个当年威风八面的老太太。

休假前的一个夜班，给邵老太抽血，她突然攥住我的手，一上一下地拉扯着，在我胳膊上掐出来一道道红肿的痕迹。

我的两只手火辣辣地疼，邵老太却在一旁露出得意的表情。我看着自己的胳膊，各种情绪涌上心头：明明我是为了邵老太的身体着想，得不到理解就算了，还要受这样的委屈。

忽然，我咧开嘴，在病房里嚎啕大哭。

她惊呆了，拉起我的手，轻轻碰了碰那些血道子，比划着问我：这是我挠的？

我边哭边把胳膊举得老高给邵老太看，「就是你干的！让我妈妈看见了要来找你报仇的！」

邵老太一听到「妈妈」这个词，立刻反应过来，捧着我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伤口，给我擦了眼泪，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放进嘴巴，沾了下口水，作势就要涂在我的胳膊上。

我立马跳开，连哭都顾不上了。

以前的人，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土方子。女儿有时磕了碰了，邵老太会忽扇着胳膊，嘴里念叨「痛痛飞走咯」安慰女儿。给伤口涂口水，也是老人家常用的方式，邵老太想替我消肿止痛，就像若干年前，在女儿被人欺负以后，她曾为女儿做过的那样。

只有亲近的人才会想着这么做。

这是我接触邵老太以来，第一次看到她真的像一个 85 岁的老人一样，温和、慈爱地照顾小辈。那一刻，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一个母亲的反应。

此时她摸着我胳膊上的伤口，反复念叨着什么，好像在说：「痛痛飞走咯。」

她还是那个母亲，那个会把女儿护在身后，一个人担下外面世界所有风暴的母亲。不管她记不记得。

很快，邵老太的病情又有了新进展：她患上了消化道溃疡。

可怜的邵老太成天躺在床上，只要她肚子咕噜一声响，我们就会忙不迭地围上去帮她清理，再让护工阿姨打水给她擦身，为了避免皮肤破损，时不时还会用防潮灯照射她的皮肤。

这下邵老太坐不住了。

邵老太不像其他的老太太，会随便让人清理身子，连换衣服都不想让其他人帮忙。

看着邵老太羞涩地举起拳头，我突然理解了，她记忆还停留在自己最好的年纪，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地抿在耳后，怎么可能随便让人看身子。

我们也想出了逗邵老太开心的法子。每天给她翻身照防潮灯的时候，我们摆各种「造型」，就像闺蜜一样和她开玩笑。

渐渐地，她也放下了包袱，慢慢开始配合我们。直到有次我发现，换衣服时，她举起拳头打在我身上，那力度就像捶背一样。

原来，要让一个人走出过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理解过去的她。

6.

相比起换衣服，让邵老太更难受的事儿来了——我们不让她吃饭！

消化道溃疡的患者需要禁食，但邵老太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那个没有吃穿的年代，看向我们的眼神总是「绿油油的」。

要知道，邵老太是经历过大饥荒的人。她这一辈子，对「吃饭」这件事非常有执念。

邵老太女儿不止一次说过，就算后来日子好了，大家也是吃不饱穿不暖，眼巴巴望着供销社。

而邵老太担任的供销社社员，是一个「高端职位」，可以有些小便利，例如私下不凭票交易一些物件。但邵老太耿直，不懂得用这一套给自己谋福利，不拉关系也不愿意靠别人。丈夫去世后，她用自己的死工资养活家里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一家六张嘴只能节衣缩食。

后来，邵老太把女儿送去读书，需要的额外开支更多了起来，但给女儿买书邵老太从不犹豫。代价就是，邵老太更加「克扣」自己，布票肉票什么的，都攒起来给老人，肉票留着给女儿补充营养。菜里成天见不到一丁点荤腥，一周吃个鸡蛋就算是开荤了。

那时候的邵老太堪称「吝啬」，恨不得不吃饭用西北风把自己喂饱，却在女儿订婚前，爽快地拿出一把把供应票据：米、面、油、肉，让女儿嫁得风风光光，衣食无忧。

但邵老太落下的「病根」就是，那段时间真的饿到怕了，现在禁食，她再次次陷入当年的无米无粮的恐慌。

ICU 里，一个昏迷的病人躺在她旁边，她突然很严肃，跟我们一下一下比划：「这个人住进来好几天都没吃饭，应该是被饿死掉了！你们得把他抬出去，不然会发臭的，我保证不告发你们。」

她甚至会在禁食期间不断产生各种「幻觉」：有时指着科室的药品冰箱，愣是让我从里面给她拿根冰棍。在我们给她输状似牛奶的「脂肪乳剂」时，指着旁边的除颤仪说，牛奶要放进微波炉里，热热更好喝。

邵老太经历了一周的幻想，终于等到解除禁食的日子。我等不及她女儿送来的饭，先给她泡了一碗藕粉。

邵老太丝毫不晓得何为矜持，一把抢过，两三口囫囵吞完，然后指着我比划：太少了！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了，不给我吃饱？

那段时间里，邵老太只要一有机会，就想要吃的。

而我们也在控制量以内，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当下最需要填补的，就是曾经缺失的安全感。

7.

治疗就快要接近尾声，邵老太的情况越来越好。

只是住院时间一长，她忽然关心起自己的医药费，心血来潮地问我：自己花了多少钱，还抓着女儿问：家里还剩多少钱，会不会因为她住太久，家里已经吃不上饭了？

我意识到，她的记忆交错在一起，时而清晰，时而混乱，但总离不开她的小家，和她一点一点熬过来的那些日子。

女儿听完笑了出来，告诉邵老太：「老妈你享受退休职工的医保，有报销的。」

邵老太松了一口气，但随即又摆出一副不赞同的表情：工会的钱也不能浪费，家里和组织的钱总是花一天少一天的。

后来，为了让邵老太安心，她女儿探视时带来了一沓红红绿绿的钞票。

从那以后，邵老太多了一个乐趣：每天晚上定时清点账目，把每张钞票都捻得哗哗作响。就像她年轻时做供销社销售员时一样。

那些来自过去的记忆总能给她最大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数完了钱，邵老太会把钱缝进自己的被子或枕头里，然后幸福地睡着，第二天起来就忘个精光。

于是，我们也配合着邵老太，交接班的时候一人放哨，一人悄悄拆开邵老太的被子枕头，把红红绿绿的钞票取出来，清点一遍之后交还给送早餐的女儿，让她下午探视时再送来一遍。

这个场景每天都会在 ICU 里上演——女儿每天都不厌其烦地送，邵老太每天也会不厌其烦地点。女儿送来的钱一直没少，邵老太很开心，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钱没少说明自己没有地方需要花，那么病情一定是在慢慢好转。

对于这样的「小游戏」，女儿和邵老太之间已经心照不宣。

罹患老年痴呆之后，邵老太总是喜欢到处找旧版人民币，喜欢找各种票据。女儿问她干什么，邵老太一脸焦急地说：「我存的那些粮票布票哪去了？你马上要结婚了，我得给你准备起来。」

女儿只好每天都拿着新版人民币带着邵老太去买旧币，还会把结婚证给邵老太看，告诉邵老太，她已经成了婆婆，你每天赶走的小两口是我生的娃，你的外孙。

女儿不停的重复，希望邵老太即使活在过去，也能找到安全感。

因为曾经的母亲，也是这样为了她一意孤行的。

女儿初中毕业时，很多人说让邵老太的女儿顶替邵老太进厂当工人，赶紧赚钱补贴家里，但邵老太最懂女儿的心思。她对女儿说：「我一辈子不识字，但妈知道你爱读书，我希望你能做个有文化的人。」女儿知青下放时，邵老太邮寄各种书籍给女儿，鼓励她不要放弃文化课。女儿知青返城后，谁也没有想到，邵老太没让女儿进厂子，而是让女儿去参加高考。

女儿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为此，邵老太非常骄傲，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女儿，唯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女儿也很感念，「都是母亲，我才是现在的我。」

一眨眼，邵老太从夏天住到了秋天，病情也趋于稳定，她脱机的时间越来越长，需要使用的药物也逐渐减量。主管医生开始重新考虑让她彻底脱机的事。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邵老太脱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活动半径多了一些，每天像巡洋舰似的在病房里散步一圈。把自己和周围仪器包裹着的病人比比，脸上竟然隐隐浮现了一丝优越感。

或许她是觉得，和其他吊着挂瓶的病人比起来，自己还有的吃。

我们都做好了邵老太出科的准备。我给邵老太的女儿推荐了一款家用无创呼吸机，邵老太也向我们保证，按时吃药，避免复发。

她那快活的神情，会让我觉得，即使她 30 岁那年再艰难，如今度过了一遍，可能也是充满甜味儿的岁月。

8.

临出院前，邵老太已经获准在 ICU 内短距离活动。

她隔壁新收进来一个车祸伤的小男孩，双腿裹着石膏动弹不得，整日哭喊着要回家，像极了刚入院时的邵老太。

邵老太对这个新来的小邻居很好奇，慢慢踱到小男孩身边。

她摆出自认为最好看的笑脸，摸摸小男孩的脑袋，掏出女儿留给自己的点心放进男孩的嘴里。

饼干、橘子，邵老太像一个变戏法的圣诞老太太，笑眯眯地一口接一口喂小男孩。

不多会儿，嘴里鼓鼓囊囊的小男孩就不哭了，甜乎乎地冲着邵老太喊「奶奶」。

邵老太嘴里无声地应着，摸着小男孩脑袋的手更温柔了。那段时间，来往经过 ICU 的病人和家属总能看到这一老一小凑在一起乐呵呵的身影。

在这个连空气都异常凝重的屋子里，从没有过这么多欢乐和温馨的气息。

小男孩出科那天，一步三回头地挥手跟邵老太告别，大声冲邵老太喊着，「奶奶，你好了记得来看我！」

男孩的背影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邵老太依然倚在 ICU 的门口，定定地站着，很久很久。

突然，她转头问我：「男孩呢？」

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告诉邵老太，「男孩回家了。」

「他回家了？」

「嗯，回家了。」

一遍又一遍，邵老太重复问了我很多次，我就陪着她回答了很多次。

我不知道邵老太答应去看小男孩的事她能记着多久，但是看到她的记忆里开始出现新的角色，我由衷地开心。

我以为邵老太是要强，不停地鼓励她：「邵老太诶，你这么厉害，咱们也努努力，争取早点儿出去呗？」

邵老太没应我，只是一个人若有所思。

下午孙子孙媳来看望邵老太，之前，他们在邵老太眼里是经常闯进家里的小偷。但那一天，邵老太整个下午都是笑嘻嘻的，也没有赶人，只是看着孙子说：「我再坚持两年，重孙子都来了，我一定要出去，给他包红包！」

当时我以为，邵老太的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因为接下来只剩试堵管了。只要成功，她就能出院。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准备试堵管的前一夜，邵老太病情再次出现变化。病情变化之快，预后之差超出我们的想象。

靠着呼吸机和各种药物，邵老太还有最后一丝呼吸。

我深知慢阻肺病人的最终走向，也深知 85 岁高龄，多种病缠身的病人病情反复是一种常态，但我总觉得，邵老太那么威武彪悍，完全可以再打一场胜仗。

邵老太穿着粉色的小碎花睡衣，双眼紧闭，空前安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缠绕着各种管道和仪器线路——这是邵老太最讨厌的状态，她讨厌这些仪器把她像困兽一样困在这张小床上，让她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所有仪器上的参数都在告诉我们：这个老人战斗了一辈子，现在要鸣金收兵了。

邵老太的女儿从容镇定，不管医生告诉她什么不好的消息，她都只是点头，微笑致意。

只有在面对母亲时，她会俯下身，靠近母亲的额头，语带哽咽，轻轻说着告别的话。

她说过，邵老太患病二十多年，年龄也一日大过一日，这些年进进出出医院无数次，她已经想过了任何结果。现在这一种结果，她觉得未尝不好。

至少邵老太不是孤零零地缩在旧时记忆的角落里，默默承受最苦难的那段时间。

她不再挨饿，她有数不清的粮票布票，她的女儿每天都在告诉她，自己嫁给了一个好人。

这些日复一日的喜报，就像一块「橡皮擦」，每个人将它高高举起，在邵老太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擦去那些过去不好的记忆，让她尽可能沉浸在幸福里。

邵老太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会不自觉地在一拨拨病人里找邵老太的影子。

恍惚片刻后我才意识到，邵老太已经离开我了，而且，是带着美好的记忆。她战胜了过去。

无论是 30 岁还是 85 岁，她都记得自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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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33楼 cyec说：
刚才发的是这个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接下来我继续发一些其他专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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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34楼 cyec说：
下一个专栏来了。名字叫做：“异世界的我：在平行宇宙拯救世界的艺术”
你是否相信平行宇宙里还有另一个你？有一天，ta 会穿越时空与你相遇，在 ta 的指引下，你们一同执行一些改变现实的特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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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35楼 cyec说：
第一个故事


我的初恋今天结婚

我的初恋今天结婚。

我们相爱四年。

分于一场地震。



那天，地动山摇，学校的操场上，到处都是人。

像是被端了窝的蚂蚁。

哭声喊声，连成一片。

还有人在大庭广众下，因为没有来得及穿衣服而裹着被子。



那个人就是我。

哦，不，准确地说，其中一个是我。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室友。

我俩用的，是一条被子。



若在平时，我们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不过在这种时候，也没谁顾得上我们。



我俩就像逃难的灾民一样，裹着被子，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但我和室友还不一样。

她是单身狗，而我名花有主。

我在等我的盖世英雄披荆斩棘，向我奔来。



这一等，就是四个小时。



天快黑了，他才姗姗来迟。

没有踩着祥云，也没有一脸的宠溺。

而是傻呵呵的，看着我笑。

我顿时泪流满面，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



「你是准备等我死了才来么？滚啊！」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说。

我明明想说的是，

我很害怕。

我很想你，

我在担心，你有没有受伤。

出口却变成了其它。



而他再也没有那般好的脾气。

不像曾经，不顾一切的地上前哄我。

这次，他一句话没说。

转身，走了。



后来虽然余震不断，但我们学校的建筑，都还坚挺着。

阳光落下，校领导开始安排大家分批回宿舍拿生活用品。

这时男朋友又来了。

他比我大一届，是我的学长。也是他们班的班长。

在安排好了他们班的其他同学后。

马上就过来找我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明明有一股暖流在。

脱口而出，又是埋怨：

「我那么狼狈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他抿了抿嘴巴，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晚上，大家把被子铺在操场上，睡成一片。

我却失眠了。

月光温柔，照在每个人身上。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

回想起，曾经的他为我做的点滴，心里一阵生疼。



我手里带着的手链，还是他花了半个月时间，一点点帮我串好的。

手链的背面，是我们两个人名字的组合。

寓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突然开始后悔。

不知道是不是重大灾难引起的应激反应。

总之今天，我确实过分了。

生平第一次，我有了这么强烈想要道歉的欲望。



于是我轻手轻脚，循着他们系的方向找去。

借着月光。我看到了在地上睡得像死猪一样的他。

或许是累了一天。

他均匀地呼吸着，月光打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温柔。

就像一副油画。



只不过破坏美感的是。

在他的旁边，还睡着一个女生，雪白的胳膊，放在他的身上。

身子还紧紧贴着他。



我怒火中烧，血气上涌。

冲上去对着男朋友就是一脚。

他猛地惊醒，莫名其妙。



「啊？晓堂你来啦？」

一旁的女生也假装刚睡醒。娇滴滴地问：

「姐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么？」



我气得减脂头发都要竖起来。

指着那个女生吼道。

「她为什么睡在你旁边？！还抱着你睡！」



男朋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反倒是那个女生先委屈上了。

「地震之后，大家都睡在操场上，可能是睡着之后不小心碰到的。我一个女孩子，你这么说我……」

说到后面，带上了哭腔。

当时夜静，吵醒了很多人。

男朋友强行把我拖走，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力气。



到了没人的地方，他解释说这肯定是误会。

我大吵大闹，像疯了一样，迁怒于他。

却忘了，自己明明是跑来道歉的。



他颓然地坐在路边，一声不吭。

我骂累了之后，转身往操场边走。边哭边走。

他在身后默默跟着我。

看我走到了自己的床铺后，又默默离开了。



后半夜，我突然冻醒。

血液像凝固了一般。

胸口生疼。



可即便如此。

之后三天，我还是硬扛着，坚决不理他。



我们所在的城市，并不是灾区。

没多久就恢复了正常交通。

因为学校停课。大部分学生选择回家。

男朋友找我来，说自己想回家时。

我冷着个脸，没有说话。



他败兴而去。

之后的两周，他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过。

我虽然想念，却依旧硬抗。

等他再回来时。我气势汹汹跑去分手。

本以为，我这么一闹，他就会哄我。

然后我就可以顺势撒撒娇，缓解我这段时间的相思之苦。



却没想到，他平静地点点头。

答应了。

只说了一句：

「对不起，我累了」



我一下懵了，愣在原地。

他摸了摸我的头，让我以后照顾好自己。

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

步子很稳，也很决绝。



我知道，这次，他不会再回来。



我已经记不得之后的事情。

只记得眼泪没有断过。

回到宿舍，倒头便睡，睡了个昏天黑地。

其中噩梦无数，但我还是坚持不愿醒来。

因为现实，更可怕。



一个月后。我的状态开始慢慢恢复。

有天我突发奇想，决定去找他。

躲在他的宿舍附近，看看他失恋难受的样子。

然后再突然出现。

我想重新开始，这一次，我来追他。



然而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心如死灰。

因为那晚的绿茶姑娘也在。两人已经成双入对。

她挽着他的手，亲昵异常。



我下意识地蹲下，把自己藏在暗处。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宿舍门前缠绵，缠绵，缠绵，然后分别。



等我再起身时，脚已经麻到站不起来。如同无数个蚂蚁在啃食一般。

不止是脚，还有心。

那天回到宿舍，我朝宿管阿姨鞠了一躬。

告诉她：

「对不起，以前让您辣眼睛了。」

没等宿舍阿姨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我就哭着走开了。



从那以后，我浑浑噩噩地过着大学最后的时光。

好像没什么记忆一样。大脑一片空白。



转眼，大学毕业，回到家乡。

家里给安排了清闲的工作和无穷无尽的相亲对象。

我疲于应付，痛苦不堪。



直到今天。

突然 QQ 上一个熟悉的头像，跳了起来。

我点开，发现，是他，前男友。

他给我发了一张电子请帖。



上面是他和他的绿茶姑娘。

两人一脸幸福。



我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子。

想必就是绿茶姑娘了。



不知道说什么，我变得十分客套：

「隔着几千公里，人不到，礼会到。祝你们白头偕老。」

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我反复看着 qq 上，他给我发来的那张结婚请帖。

上面的他熟悉又陌生。



我在对话框里，敲下又删除，反复地打下一句话。

「如果，我没那么拧巴，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却始终不敢按下发送键。



不知道是不是巨大的冲击，导致我急火攻心，

亦或是最近一直没吃早饭，我有些低血糖。

总之我有些发昏，突然眼前一黑，昏死在床上。



再醒来时，地动山摇。

我懵懵懂懂地睁开眼睛，突然被室友一把拉出被窝。

「快跑，地震了！」



「哎哎哎，我还没穿衣服呢...」



没等我说完，室友顺手抓起床被子。

披在我俩身上，一路跑出了教学楼。



等站在操场上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不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



「哎，你不是结婚生孩子去了么？」

我对着被子里的闺蜜室友说道。

对方一脸懵逼。



哎，给孩子吓傻了。

没事没事哈，咱已经安全了...



闺蜜室友摸着我的头，不断安慰着我。

我环顾四周，半晌才明白。



这是三年前那场地震！

我，回来了。



不管是什么逻辑。

是梦境亦或是其他，总之，我回来了！



我突然想起我的前男友。

心里一阵畅快。

这次，我不会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了！



当男朋友姗姗来迟的时候。

我连忙嘘寒问暖，温柔得不像话。

他显得有些惊恐，不住地道歉，说自己在帮班里善后，耽搁了时间。



我帮他擦擦额头的汗，笑着说没事。

眼里尽是温柔。



他帮我临时借来了其他女生的衣服。

换好之后，我提出陪他走走。



一路小鸟依人，我用尽了所有柔情。



夕阳西下，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吉他。

坐在操场的观望台上，为我唱了一首情歌。

落日发出的光，打在他的脸上。

美得像一首诗。

我不忍打扰。



突然间，好像地震也没那么可怕了。

周围的人渐渐围上来。

大家跟着他的歌声一起唱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

仿佛演唱会，有不少女生惊声尖叫。



直到他从台子上跳下来，当着众人，吻了我的手，

如同他的公主一般。

周围起哄声，掌声四起。我整个人都有些迷乱。



他还是我印象里的他。

温柔帅气，浪漫得一塌糊涂。



如果当年不是我作，或许，我会是最幸福的新娘。

我暗自想着，这次，我一定不会再弄丢你。



分别之后，我们去了各自的班级睡觉。

突然，我想起，好像还有一个绿茶姑娘。

一阵好奇，我想知道，此刻的她，在做什么。



于是一如往初，我又去了操场的另一头。

只不过这次，是偷偷的。



果然，她贼心不死。

我能明显地看出，她一点一点地，在朝我男朋友的方向挪动。

就在她快要得逞的时候。



我一下跳到了他们中间。

然后轻轻摇起睡得跟死猪一样的男友。

告诉他，

我想他了，想陪他走走。



他揉揉眼睛，强撑着困意，带着一脸宠溺，爬了起来。

跟着我一起，在操场边打转。



我问他毕业后的打算，他有些支支吾吾。

我知道他还在犹豫。



我们的大学在成都。

毕业后，我会回厦门。

而他，一直都没有决定，要不要跟我走。

只是把开心挂在嘴边，说暂时不希望想那么多。

我有点失落，但刻意装出温柔。没说什么。



逛了很久，聊了很多。

之后他把我送回睡觉的地方。

等他走了之后，我又默默爬起来。



借着月光，一个人在操场踱步。

突然一个足球，正中我的脑门。



我又气又想笑。

有没有搞错，谁会在这种时候踢球啊！



我捂着脑袋，带着哭腔，寻找罪魁祸首。

只见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孩，带着军姿朝我跑来。

很明显他有些慌乱。

甚至在我面前，还敬了个礼。



「对不起，踢到你了。」



我看着他，感觉有些眼熟，却说不上来在哪里见过。

看他一脸憨傻，我也没忍心怪他。

轻轻说了声没事。

转身便走。



原本是因为我有心事，不想计较。

可能是被他误解为生气了吧。

于是一路小心翼翼地跟着我。



「都说了没事，干嘛还跟着我。」

「我，我害怕你脑震荡，突然摔倒在地怎么办……」



我噗嗤一下，笑了出来。

不由地多和他聊了几句。



没想到，他也是厦门人。

一时的熟悉感，让我倍感亲切。

不知为什么，我把心里淤积的一切，都统统告诉了他。

甚至，包括「穿越」这件事。



他听得很认真。

没有丝毫的质疑与惊讶。



「哎，我说我是穿越的你都信啊？」

「信啊，你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你的理由嘛。」



看他一脸认真，我第一次感觉，和一个人聊天竟然会这么的舒服。

不知不觉夜深了，困意来袭。

他送我回去。



「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看着他的背影，我突然小声问了一句。

他回过头来，看着四周睡觉的人，欲言又止。

「算了吧，下次见面再告诉你。」



之后，我便沉沉睡去。

醒来的时候，一切恢复正常。



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屋。

像是睡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我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脑。

男朋友的 qq 头像，再次跳动起来。

我点开。

发现竟然，还是那封电子请帖。



上面的新郎是他，新娘，不是我。



为什么？ 我明明！

突然，一大串的记忆涌入我的大脑。

那个绿茶妹妹，在那场地震之后，用尽一切手段，靠近我的男朋友。



或许是临近毕业，我们即将面对两地分居，或许绿茶的坚持不懈，最终让人感动。

总之，男朋友妥协了。

我们和平分手。

他奔向她的怀抱。



我愣愣地坐在电脑旁，发呆了很久。

我不服，我真的不服。

我凭什么会输给那样的女生。



她就是一纯绿茶，她有哪点比得上我。

或许是我过于强势了。

为什么非要他来厦门陪我呢。

我明明，也可以去他的城市，陪他啊。



我输给的不是人，是距离。



我捏紧了拳头，狠狠砸向电脑桌。

我不服，真的不服。

这次不止有遗憾，还有愤怒。



我一定要再回去。

我不要输！



但，我想尽了办法，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再次回去。



或许，头晕就可以？



于是，我原地转了二百个圈。

转得昏天黑地，十分想吐。

本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结果一躺下， 就昏死过去了。



再醒来，依旧地动天摇。

真好！

我又回来了。



「傻笑什么啊！地震啦！快跑！」

闺蜜一把把我从床上拉起来。



我挣脱她的手，让她先走。

然后在衣柜里，挑出了我最漂亮的那条长裙。

当然，顺手也拿上了闺蜜的短裤。



走到操场上了时候，闺蜜裹着被子，直接傻掉了。

半天才跟我打趣。

「不是吧，这是哪家仙女下凡动静太大，搞的我以为地震了……」



我没心情跟闺蜜贫嘴。

顺手把她的短裤扔给她。安抚好之后。

径直朝男朋友所在班级走去。



一路上，众人侧目。

在慌乱的人群中。

我无疑是最亮眼的那个。

没人有像我这般气定神闲，自信满满。



只是一开始我并没有找到男朋友。

他是从另一个方向赶过来的。



看到我之后，惊讶异常。

半天都没说出话来。



「怎么，不认识啦？」

他连忙招手否认。



看他有些慌乱。

我提出陪他走走。



一路上，我还是小鸟依人，温柔异常。

只是这次，没有了吉他，也没有了那场演奏。



或许这就是混沌效应，初始的一点改变，就会使结果完全不同。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希望这次，能修成正果。



不过，男朋友却有些心不在焉。

我很贴心地问他为什么。

他说，班里面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处理。

他是班长，他担心大家的安危。



如果放在平时，我一定会闹小性子。

但这次，不会了。

我很通情理地，帮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告诉他，

我没事。你先去忙。



他十分感动，对着我的额头，狠狠地吻了一下，然后走开了。

我回到睡觉的地方，看着日落西山，静静等着夜幕的来临。

我一直都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在观望台上待着。



因为，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一个可能会影响我一生的决定。

我要放弃回厦门，和男朋友一起，在他的城市打拼。



操场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我就像个无关的过客，没有人注意到我。



突然一个足球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正中我的脑门。

我有些发懵。

「不是吧，又来？」



我揉揉脑袋，果然，是上次见到的那个男生。

他一脸憨厚，人高马大。

带着军姿朝我跑来。

还是那个标志性的敬礼，还是那么一脸傻气。



我气得有些想笑。

「怎么又是你！」

「啊？什么？」

「没事没事，你踢球也太烂了，我离球门那么远，你都能踢到。」



他挠挠头，笑得傻乎乎的。

「没事啦，好好踢球去吧！」

他嗯了一声，像个小孩子一样跑开了。



我继续在观望台上坐着，看着他踢球笨拙的样子。

忍不住地想笑。

好像心情突然没那么糟了一样。



终于，不知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下定了决心。

我要找到我的男朋友，我要跑去他的家乡。



当这个决定作出之后，我变得异常轻松。

一个小跳就从观望台上蹦了下来。



结果崴了脚。下意识地啊了一声。

本以为自己会惨兮兮地摔倒在地上。

然而我却被一个厚实臂膀接住。



抬头一看，是那个踢球的男生。



「哎？你刚刚不是在踢球么，怎么会……？」

他又挠了挠头。



我想了想，有点过意不去，就去买了瓶饮料。

本想送过来，结果你就开始往下蹦了……



他手里拿的是露露。

说来也巧。

我最讨厌喝饮料了，尤其是碳酸饮料，我不喜欢那种太甜的味道。

唯一让我欲罢不能的，就是杏仁露。



没想到，这年头，还真有人给女孩子送露露的。



我笑了笑，表示感谢。

接过杏仁露，一瘸一拐地就跑走了。



「哎，你别去了，歇会吧！ 」他显得有些担心。

我没理会，头也不回地就跑开了。



先不跟你聊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谢谢啦。



我举起杏仁露，朝他晃了晃，算是告别。

那瓶露露是温的，拿在手里很舒服。



我一路小跑，跑去了男朋友所在的班级。

我以为他会为了班级里的杂事忙前忙后。



结果没等走进，就愣在了原地。

因为我看到。

他拿着一把吉他，对着那个绿茶女孩，唱着情歌。

那首情歌，是他上次唱的。



而那个女孩身上穿的。

就是上次回来后，他帮我借的那件衣服。



原来，吉他是她的，衣服是她的，他，也是她的。

从一开始就是，早就是了。



我还傻傻地以为是自己作闹。

傻傻地以为是现实残酷。

却不知道，变心的人，早已变心。

所有的不对，都是借口。



我也终于明白，之前所谓的作闹，是自己早已察觉，却不敢面对。

只是在下意识地保护自己罢了。

我总把过错归因在自己身上。

以为只要自己不犯错，就能维持一段感情。

可如果错不在我，我又有什么错误好纠正的呢？



刹那间，我整个人垮了下来。

失魂落魄，行尸走肉，就这么一瘸一拐的地操场上游荡着。



直到一个足球，啪的一声，飞到我的脑袋上。



「又是你！！！」



我看着那个跑来朝我敬军礼的男孩子。

突然放声大哭。

一下把他弄慌了。



看着他笨拙又忙乱的样子，我一把抱住他，哭了好久。

向他诉说起所有的委屈，与不甘。

丝毫不管，这个时候，他都还不怎么认识我。



也不知说了多久。

突然，他摸了摸我的头，声音里是无尽的温柔，

「都叫你不要去了，非去。怎么这么不听话。 」



一股暖意，感觉奇妙。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继续娓娓说道，

「其实我啊，老家不在厦门，我是东北人。」



「半个月后呢，我会去参军。做得还不错啦，会成为一个军官。」

「三年后，我会为了你，跑去厦门。」

「那个时候，你会告诉我，你喜欢会弹吉他的男生，喜欢唱歌好听的男生。

不过，不管我怎么苦练，你都不会满意。」



「再然后，你会在某一个普通的夜晚，约我去海边，然后带着几罐啤酒，一声不吭，边喝边哭。直到我把你搂在怀里，你告诉我说，你觉得我人还不错。」

几个月的相处下来，你会慢慢接纳我，我们会在你二十七岁那年订婚，然后我会花光所有积蓄，偷偷买下你最喜欢的那套房，然后再偷偷写上你的名字。作为新婚礼物。」

「然后的然后，你会成为军嫂，而我们会有两个孩子。每天闹得你不可开交，顾不上浪漫与理想。」

「平时里你总会埋怨我不懂浪漫，吵吵闹闹说我木讷。后来我们还闹过离婚，分居了好几个月，可最后，你终于想通，抱着我痛哭了一宿，开始变得格外温柔。」



「 我也是偶然翻日记，才明白你的遗憾。原来在今日今时，此时此刻，你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原来在你心里，还有这样一根没有拔去的刺。」

「你的遗憾，就是我的遗憾。你说你是努力穿越回来，要改变结局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这次回来，我只是想告诉你。别哭别难过，未来还有我。其实，我一直都在。再等等就好啦！」



我愣在原地，刹那间，地动山摇。



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脑袋。

然后身影就开始模糊。

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把我喊醒，

「都几点！还睡！」



不用想，是我妈。

原来是梦，我坐在床头，回味了好久，真是太奇怪了。



电脑上，跟前男友的对话框，还没关。

上面还保留着他的结婚照。

我叹了口气。把电脑关上。



妈妈推门而入，开始了新一轮的絮叨。

「哎呀呀，你都这么大人了，还懒懒散散，邋里邋遢，怎么嫁的出去……」



「妈，别说了，我要工作了！」

「什么工作不工作!  今天约的相亲，你忘啦? ！」

「啊？相亲？！」



「对啊，听你刘姨说，这回是个军官，人高马大的。」

「哦对了，好像大学跟你还是一个学校的！多有缘分」



我一脸惊愕，挠头愣在原地。

不会吧。



直到被推上出租车，来到相亲了地点。

我才如梦方醒。

果然是他。



只是他好像还不认识我。

看到我后，立马起立，朝我敬了个礼。

一如梦中那般憨傻。



他手里还拿了瓶露露，据他说，是听刘姨讲的。

我从小只喝露露，不喝其它。



坐下之后，他开始一板一眼自我介绍。

如同面试一样。



「你好，我来自东北，今年 29 岁，男，身高 185，体重 150，喜欢踢球，踢得贼准。」



我没忍住，抿嘴笑了笑。

他有些疑惑，挠挠头问，

「哎？怎么啦？ 」

「没事，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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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36楼 cyec说：
改变不了结果只可以改变一下事情发展的过程吧。至少结局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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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37楼 cyec说：
晚上好，当我看到你的帖子时我已下班回家了。所以只能说声晚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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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38楼 cyec说：回65楼伍淑林
上条帖子回复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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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39楼 cyec说：
第二个故事

一个来自未来的女孩，说我害死她妈

2008 年夏，有个女孩拦住我，说我害死她妈，让我救活她妈。

我，活在地球，普通人类，没收到过魔法学校录取通知书，没被外星人绑架过，也没有穿越到任何狗血网文、奇幻世界。

女孩比我高 1 个半头，腰有 2 个我粗，我，13 岁，刚上初一，坐公交半票的小豆丁。



放学铃响，我溜达出校门，眼角余光，瞥见一个大女孩拿钞票收买一伙小混混。

5 分钟后，我被这伙小混混堵在小巷。

大女孩晃悠悠走进来，大吼放开她，小混混一哄而散。

大女孩拦住我，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得报恩。」



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滚，骗子。」

她没滚，咧开嘴，乐了，露出一副很怀念的表情。

继而垂下眼帘，怀念转为感伤，说：「我从未来穿越回来的，我妈一个月后会死，只有你能救人。」



我瞅瞅她庞大的成人身躯，瞄瞄自己的豆芽身板，从她腋下钻出，快步逃离。我琢磨着，是疯子还是骗子，该打 110，还是打精神病院电话。

她没有跟上，在我身后大喊：「一会别看楼梯扶手，别开家门，晚上见！」



不开家门怎么回家？

我撇嘴，决定， 110 和精神病院电话，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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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都没打成。

怪我！



我记得骗子女说别看楼梯扶手。

我偏要看。



我附身，凑近扶手，一杯奶茶从天而降，精准地在我后脑勺上开了花，糖浆从发丝流到额角，渗入脖子，浑身黏腻。

我急切切冲回家洗澡，没来得及摸上电话。



其次，怪我妈！

扯开家门时，我妈在门内，手握把手，正欲推门而出，给我拉的一个趔趄，手里的玻璃音乐盒，摔成 3 瓣。

音乐盒是她给学生准备的生日礼物，为此，她指着我的鼻子，训斥我耽误她为祖国的花朵庆生。



我妈，我校金牌教师，每年开学前，校长家挤满家长，大半为了把孩子塞进我妈执教的班级。

年级前十的学生，几乎都是她教出来的。她对学生也如母亲般温暖，每天 24 小时，刨去睡觉吃饭，剩下时间排满：帮学生改作业、开小灶、纾解心理压力、买生日礼物送某某同学……



我看着地上的碎片，泪眼朦胧。

我的生日也快到了，从小到大，她没送过我任何生日礼物。

她的精力与爱，百分百贡献给学生，骂我都要盯手表、掐时间……

她哪来精力，给我过生日。



我抢在眼泪坠落之前，转身出门，没来得及用家里电话拨打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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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力夹住眼眶，不让泪珠流出，埋头乱窜。

不知觉中，我蹿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央。



一辆大卡车疾驰而来，我看见亮得刺眼的转向灯、司机过度惊恐而瞪得老大的眼睛和他疯狂转方向盘的手。

顿时膝盖发软，挪不开脚步。



血案一触即发之时，一只手钳住我手臂，把我扯回人行道上。

我和拉我的人齐齐仰摔到地上。



「嗨，又见面了~」

我扭头一看，是骗子女。



骗子女说：「我现在，真是你救命恩人了。报恩吧！」

我撇开头，要不是她，哪来这事。



骗子女拖起我，照着一个翻到毛边的笔记本，左拐右拐，把我拉进一家凉茶铺。

她点了 2 杯最苦凉茶，推了一杯到我面前：「他家凉茶超苦，苦到让人想哭。」



确实，太苦了，跟当我妈的女儿一样苦。



那一夜，我哭掉凉茶铺老板 3 包 180 抽的绵柔纸巾。

向一个陌生女孩，痛诉我妈，不爱我。



平日，不记得我生日，每晚为学生开小灶，却不曾指点过我一次作业等，这也就算了，我能忍。



一个月前，一个平静的午后，教室中读书声朗朗。

突然地面震颤，教学楼晃得跟随时会砸下来一样，人人尖叫溃逃。



我没逃。不是不想，是逃不了，教室门窗都震坏了。

当时我妈在隔壁上课。



我趴在窗口，看她有序疏散学生，看她一次次回来，把腿软跑不动的，一个个抱出去，救出她们班全部学生。

看她第 n 次回来，带着救援人员。



我想，这回总有空救我吧，用力拍窗，唤她。

她越走越近，停在我趴着的玻璃的正前面，然后，略过我，带着救援人员，奔向另一个班级。原来，她发现那个班级有学生被困。



走在末尾的救援人员，发现泪流满面的我，把我带出来时，她正检查那个学生，有无受伤。

看到我，表情错愕，好像刚刚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5 月 12 日，汶川地震。

我一直等她向我道歉，她没有。

她好像不认为她伤害了我。



那日之后，我有一个月没有对她说过一句话，但她好像丝毫不在意。

骗子女伸出中指，抹掉眼角眼泪，说：「好惨！」



「呵，一点同理心都没有，要不是看在你救了我的面子上……」

我收回递纸巾的手，忍下揍她的冲动，问：「你真的，从未来穿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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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不然咧？再给你预言几个？」

我说：「这周的彩票号码？」



骗子女面色一滞，掏出一个薄薄的钱包，放在桌上，叹气：「你猜猜，我知不知道彩票号码？」

我说：「切！」

我压低声音，脸颊微微发热，问：「那…我以后，会跟皮肤白白、个子高高、脸蛋斯文帅气的男孩子恋爱吗？」

骗子女瞟我一眼：「隔壁班的文学小王子是吧？」

「死心吧，人家后来找了个女朋友，长得跟洋娃娃似的。」

「洋娃娃你认识，也是隔壁班。」



我嘟起嘴，把下巴搁到桌上，为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告终的暗恋默哀。

犹疑再三，看向她的眼睛，问：「你，真是回来救你妈妈的？」



她扭开头，望着路灯，说：「怎么不问问，你一个月后生日，你妈有没送你生日礼物？」

我叹气，趴回桌子：「这还用问。」



路灯渐次亮起，光投在骗子女脸上，留下明和暗的色块。

骗子女猛吸一口凉茶，给苦得五官缩成一团，闭上眼睛吸气，讲：「确实没有。」

「到时你会因此跟她大吵，摔门而出，她追你，发生车祸，意外去世。」

骗子低头，又喝一口凉茶「我回来，是为了救人。」

我说：「啥？」



我支起身子，语无伦次地问「你不是回来救你妈吗的吗？」

骗子女掏出一面镜子，轻轻放在我手边，说：「我是 5 年后的你，我妈，就是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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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不清那晚是怎么离开凉茶铺的。

好像我们坐到收摊，下一秒，我已回到我家楼下。



我拉开家门，发现灯火通明，街坊乡邻齐聚一堂，我妈泪痕未干，问我跑哪去了。

我嘴巴张张合合，脑中很多字符飘过，捞不出一句完整的。

最后，呆呆看着我妈，叫道：「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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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俩，怎么救妈？」

晨光熹微，我和骗子女头靠着头，蹲在学校围栏底下。

我在床上烙了一整夜饼，天将亮，鲤鱼打挺，起身，出门。

没想到，骗子女，来得比我更早。



骗子女掏出一张数学竞赛培训报名表。

我说：「这跟阻止车祸有啥关系？」

骗子女说：「负责人是咱妈。」

「所以呢？」

「没有关系，就是记得，当时蛮想参加，因为跟妈赌气，没参加。」



「难得穿越回来，把遗憾弥补上。」

我看着她故作轻松的表情和因为五指过于用力而被捏皱的报名表，再次忍住揍她的冲动，问：「那咱，怎么救妈妈？」



她说：「哦，生日那天，你别跟她吵架就成。」

我瞪大眼睛：「就这样？那这一个月？」



骗子女把手横过我的肩头，揽住我的肩膀，说：「好久没见咱妈，带我见下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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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竞赛培训报名截止时间是今天中午。我踩着点交上报名表，又踩着点，在下午放学后，参加了第一节培训课。

我妈执教，她看见我，眼眶微微扩大，旋即恢复如常。



说来羞愧，长这么大，第一次上她的课。

我妈跟在家里板着脸训我的朴素妇女，迥若两人。



她眼神泛光，肢体动作十分潇洒，吐字昂扬。

台下学生看着她，眼神也渐渐泛起光芒。



我拿出拍立得，偷拍她讲课的模样。

这是骗子女的请求，说想要张照片，未来留念。



她忘了告诉我，拍立得的声音很大。

按下快门瞬间，所有同学齐齐扭头看我，面露疑惑。



我抬起一只脚，准备上门外罚站。我妈纪律严苛，我深有体会。

意料之中，她脸红了，假咳 2 声，继续讲课。



我，于是捂住发出声音的地方，又拍了一张，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她脸红。

她这次咳嗽得很大声，脸一直红到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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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女接过照片，痴痴看了一会，塞回给我，说你先保管一下。

她伸出手指，指向一个路口说：「去菜市场有两条路，走这条路，你会被人绊倒。」她翻开毛边笔记本看了一下，平移手臂，指向另一个路口：「走这条路，会有免费炒沙冰吃。」



骗子女看我，扬眉问：「想走哪条？」

骗子女一开始，只说想看看咱妈，隔了半天，提出，还想说说话，想了想，又说，要能坐下一起吃顿饭就更好了。

我忍下骂她为什么不一次性说完的冲动，说：「那以我的朋友的身份，来家里吃顿饭吧。」



骗子女嘴巴快笑到太阳穴，口里说着不好意思，足下生风，迈向菜市场，说现在通知来不及，咱自己加点菜。

我递给骗子女一个看傻子的眼神，走进有免费沙冰吃的路口。



然后，浑身湿透。

沙冰店门口，小孩打水仗，水气球比成人年的头都大，错手砸我身上，连砸两个。小孩子吓傻了，哭着叫爸妈，跑进店里。



沙冰店老板捧出两份双倍分量的沙冰，连连道歉。

我斜眼瞟骗子女：「原来沙冰是这么来的？！」

骗子女笑得前俯后仰：「姐姐只是想告诉你，凡事皆有代价。」



我好奇，问：「那走另一条路会怎样？」

她答「被绊倒。」

我问「然后呢？」

她笑嘻嘻揽住我的肩膀，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幽深，

「没有然后，有时候，不幸就是这么猝不及防，无可避免。」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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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到底没吃成。

我们走到菜市场，刚好见我妈小跑着买菜，小跑到小摩托边上，跨上摩托车，远去。



我和骗子女买了盐水鸡爪，往家里走。

经过花店，骗子女面色薄红，说：「我买束花。」

正红色康乃馨，花语：「慈母的爱」

小卡片写上：「您的爱慕者赠」



我摸摸鸡皮疙瘩此伏彼起的手臂，感叹：「岁月，是把有魔力的刀，竟把 5 年后的我，雕琢得如此肉麻。」

骗子女瞟我：「我们没妈的孩子，你不懂。」

我闭上嘴巴，不说话。



走到家楼下，没看见我妈的小摩托，我上楼，发现人果然走了。

她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妈回学校批作业，你先吃。」

我面露愧色，说：「明天再来？」



骗子女却不见失望，她摸摸我的发顶，反过来安慰我：「妈最近除了正常教学，还得带数竞培训班，买菜都用跑的。」

她从书包掏出两瓶挂着水珠的可口可乐，喜滋滋地说：「汽水配鸡爪。」

我们在习习凉风里，坐在阳台边上，两条腿伸出围栏，边晃荡，边啃鸡爪。

夕阳是旧纸张的暗米色，宁静，淡泊，令人犯困。

骗子女絮絮叨叨不知道在说什么，好像关于童年，关于妈妈去世后，搬家到很远的地方，这栋楼被铲平，她只能在梦里回家等等。



我坠入梦乡，梦见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妈带着我，买上汽水配鸡爪。那时候，她还没当上班主任和金牌教师，也还年轻明媚，偶尔有空，陪我在阳台晃脚丫。

后来，她不知道从哪看到，喝太多汽水会长不高，就不让我喝了，改成绿茶配鸡爪。

再后来，她越来越忙，心思全在学生身上，鸡爪也没了，我一个月不跟她说话，她也不会在意。



骗子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被我妈叫醒，她捧着康乃馨，面色陀红又眼带愧疚，说：「还跟妈玩这套。」

我张张嘴，说不出话，不知如何向我妈解释，花是 5 年后的我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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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起床，我在床头发现一份自制版《数学竞赛历年题目归纳和讲解》，我妈放的。

承诺骗子女的饭，没有吃成。

我妈的母爱，一闪而逝。

除了这份竞赛资料，她对我再无关注。



无论我在课堂上如何积极，她的时间依然只分配给她的竞赛种子选手。

每天回到家，我只有做好的饭和留言纸条。



我朝着鸡爪泄愤，嚼到粉身碎骨，哼哼唧唧抱怨。

骗子女收回晃荡在阳台外的脚丫子，踮起脚尖，做贼一样，走进主卧。

她从书柜最下一格，抱出一个箱子，让我双掌向上，把箱子搁我手上，说：「捧着。」



箱子打开，一堆零碎的小玩具，每个上面挂了一张标签和一张照片。一个翅膀烂了的小娃娃，标签写着 1 岁，挂着我的婴儿照；一只不出水的钢笔，我人生中第一只钢笔，我妈送的，标签上写 9 岁，挂了一张脸上画着两个红坨坨，眉心一点红的「福娃照」。

骗子女笑得喘不过气。



我想起来，9 岁之前，她虽然也忘记给我过生日，但会送我礼物，每年带我拍一次成长照。

10 岁之后，照片就变成学校合照上抠下来的单人照，没挂任何东西。

13 岁，挂着一枝真空密封的康乃馨，还没挂上照片。

骗子女拿起康乃馨，感叹：「这里如果能挂上跟妈的合照，就好有纪念价值！」

「培训选拔出的竞赛选手，能跟老师 2 天 1 夜市区游，你知道吗？」



我手有点酸，问：「箱子为什么要捧着？」

她说：「傻孩子，手酸就放下来。」

我问：「你很紧张数竞选拔，跟救妈妈有关吗？」

她接过箱子，背对我，沿灰尘的痕迹，放回原位，说：「跟救人有关。」

我说：「我通不过选拔。」



一个月，临时抱佛脚，要考过长期接受竞赛培训的尖子生们，天方夜谭。

骗子女一巴掌拍我背上：「姐姐可是从未来穿越回来，怕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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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女拿过《数学竞赛历年题目归纳和讲解》，掏出笔记本，对照着笔记本，「哗哗哗」，划出三、四张试卷分量的题型，说：「这些题型都可能考到。」

我拿过一看，点头：「你划出了所有的题型，确实，都有可能考到。」

骗子女拍我肩膀：「小同志，练好基本功。」

她眨眨眼「考试前，给你个惊喜。」



日复一日，上课下课写作业睡觉，我感到很无聊。

跟骗子女斗嘴和埋头竞赛题海倒是很有趣。她出现以前，我从未发现自己如此寂寞。



如果能，不要蹲在学校围栏下做题，以及，她别跟踪我妈，就更好了。

我一巴掌拍扁胳膊上的蚊子，背后传来脚步声，「大姐，来了来了。」

我回头，是第一次见面时，被她雇来围堵我的小混混。前几天见我们蹲在围栏外，试图收保护费，骗子女露出脸蛋，小混混立即马脸变笑脸，几顿糖衣炮弹下来，化身小跑腿。



我妈在 3 个学生的簇拥下，手举试卷，边讲题，边走出校门。

我和骗子女，不远不近跟在身后。

骗子女听得沉醉，有时眼眶微红，我踮起脚，摸摸她的脑袋，刷题时愈发认真。

我也听得入迷，原来电视上，因专注于某种才学而魅力四射的老师，我身边就有，而且是我妈妈。

我被感染着，对数学渐趋热爱，开始能理解，那些挤破头也要把孩子塞进我妈班级的家长。

就是跟踪时胆战心惊，怕遇见见义勇为的路人，将我们扭送警局。



没遇到见义勇为的路人，我们先自行暴露，骗子女踩到石子，身子一歪，把我绊倒，「噗通」一声，我妈转过身来，骗子女已不知躲哪去了。

留我一人，面对这尴尬的场面。

我举起《数学竞赛历年题目归纳和讲解》：「那个，老师，有几道题不太理解。」

那一夜，我跟我妈，在客厅，对坐到深夜，人生中第一次，被我妈开小灶。

好酸！原来她给学生开小灶时，耐心又温柔，跟那个整天板着脸骂我的家庭主妇，判若两人。

之后，每 3 天，我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我妈帮我整理的错题集。



考试前一夜，骗子女约我在凉茶铺，留了一杯凉茶，两个信封，第一个信封中有三句话，「妈妈走后，我难过时，就到这喝凉茶」「对不起。」和「我尽力了。」

我以为她说的是考试。

第二个信封里，有救妈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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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跟大风天的云一样，消散得飞快。

竞赛培训最后一天是选拔考试，早上考，考完 30 分钟内出成绩，中午老师带队，跟选拔出来的竞赛选手，坐车去市区比赛。



日光明媚，透过围栏，落在骗子女毛茸茸的脸蛋上，

我吸着豆浆，端详她的脸，心想，5 年后以后长成这样，真不赖。

我问她：「惊喜呢？」

骗子女抽出 5 张试卷，说：「来，碰碰运气，说不定有一张是考卷。」

我翻了个大大白眼：「说好的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呢，就这？」

骗子女眼神幽深：「每次回来，卷子都会变化。」

我捂住不安跳动的心口，刺探道：「万一，我没通过选拔，还有办法救妈妈吗？」

嘴巴绷成直线，眼神黯淡飘忽，说：「妈妈的车祸，跟通不通过选拔没关系，你拿到成绩，立即出来找我。」



预备铃响，我跑向考场，内心隐隐不安。

拿到卷子，跟骗子女提供的 5 张试卷，完全不同。

我的心沉下去。

成绩出来，2 分之差，我没能通过选拔。



我拿起卷子往门口跑，膝盖发软，眉梢眼角都往下坠。

如果通不通过数竞选拔，跟救妈妈，没有关系，骗子女为什么鼓励我报名时，手指紧握成拳，为什么夜夜陪伴刷题，督促用心备战？

我心如擂鼓，停在距离她 3 米远的地方，不敢靠近。

她跑过来，拉起我的手，毫不关心选拔结果，只说：「快回家，妈在家等你。」



我用目光描摹她的眼睛，不见一丝笑意。

她拉起我的手，蹿入离家更近的小巷。

小巷中一群小混混在收保护费，看到我们，自觉让路，笑嘻嘻叫道：「大姐好！」

跑到小区门口，她拉住我，绕路从侧门进，说正门邻居抢车位吵架，过不去。



我们跑到楼下，她推我，说：「快上去。」

我往上走，

她拉回我，双手撑在膝盖上，看着地面，累得大喘气，说：「我有很多话想跟妈说，没来得及。」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说「你有话别憋着，记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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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头没脑地冒出话来，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问：「你不是回来救妈妈的吗？」

她蹲到地上，低着头，喘得说不上话，递给我她那本翻得毛边的笔记本，说：「妈出门后，你打开笔记本，有救妈的方法。」

我如游魂般走上楼梯。



脑海里电闪雷鸣，闪电照亮幽暗角落，却不敢靠近细看。

我也不清楚在怕什么，只是越靠近家门，眼眶越发涨。



我推开门，妈果然在家，正往桌上蛋糕插蜡烛。

她连忙拿起纸巾，给我擦脸，拿走我攥在手里的试卷。



我哽咽：「妈，我没通过选拔。」

她展开卷子，说：「比你一个月前的水平，高了 40 分左右，很棒了！」



泪水积蓄在眼眶上，模糊视线。

我说：「对不起，妈妈。」



我妈停下动作看完，很讶异。

我问她：「有谁生日吗？」

她说：「后天你生日，到时妈在市区参加数学竞赛，提前帮你庆祝。」



脑中惊雷炸响，生日那天，妈不在家，怎么可能跟我吵架，然后车祸？

我说：「怎么想起我生日？」



我妈笑了，拿出康乃馨的小卡片：「你这孩子，不是你自己提醒我的吗？」

卡片背面写着：「妈，我 6 月 3 号生日，想吃蛋糕。」



她点亮 13 根蜡烛，说：「许愿吧，还以为你不在乎生日。」

我看看蜡烛，又看看我妈。



我张开嘴唇，闭上，张开，又闭上，说：「地震那天，为什么不来救我？」

我妈愣住。



我艰难地在电闪雷鸣的大脑中，打捞字句：「每年，我都很想过生日。」

我看着蜡烛，哽咽许愿：「明年，也想过。」

我妈愣住，帮我擦干眼泪，切好蛋糕，拿起背包，说：「妈赶着带队去市区，我们回来聊。」



我目视她，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

手抖得跟帕金森一样，打开骗子女给我的笔记本。



第一页写着：「第一次穿越，……，失败；第二次穿越，……，失败…….」

一页页看过去，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写着：「前往市区参加竞赛的大巴车祸，一人死亡，妈妈。」

我往后翻，是封底，没有救妈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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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抬腿往楼下冲。

骗子女蹲在楼梯下。



我扬起笔记本，质问：「救妈妈的方法呢？

她没有说话。



我伸手，抹掉溢出的泪水「你不是回来救妈妈的吗？」

她说：「曾经是。」



她说：「我回来过 1000 次，每一次，都没有成功。」

她说：「我竭尽全力，可是每一次，只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第一次，她故意让妈妈迟到没赶上车，她就自己打车赶过去——车祸，3 死 1 伤，妈妈死了。

第二次，雇佣混混，弄坏校车，妈妈带着学生们租坐大巴，翻车，10 死 7 伤，妈妈死了。

第三次，我在她教室的饮用水里放通便药，所有人腹泻，当天无法出发，第二天在校门集合出发，校车爆炸，21 死 3 伤…

第四次…

妈妈死去的 5 年，她不断穿越回来，踏遍学校周围的大街小巷，熟知这里每一寸土地，每天会出入什么人，发生什么事。

可唯独，无法改变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



她尝试每一种阻止妈妈前往市区的可能，每一次，只会害死更多人。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拒绝服从命运，穿越重来。

直到上个月，她发现，可以时空穿越的笔记本，只剩最后一行空白。

也就是，只剩下一次穿越机会。



我用力眨巴眼睛，大概，猜到她接下来会说什么。

骗子女说：「所以，我决定，放弃拯救妈妈。」



眼泪失控奔涌，一股绝望涌上心头：「可是，你说你回来救人的？」

她说：「我回来，救你。」



时值正午，皓日当空，我被猛烈的阳光，晃得头轻脚重。

她说：「妈妈出发前，你们大吵一架，接下来 5 年，你的每一天都像是被放在火上烤，悔恨交叠，却永远没有挽回的机会。」



我恍然大悟，难怪，她从不跟妈妈接触，却拉着我，送花，上妈妈的课，给我跟妈妈，制造互相了解的机会。

她说：「我想帮你，在来得及的时候，理解妈妈，释怀不开心的事情。」



我说：「那为什么骗我？不说清楚？」

她说：「对不起啊，我试了好多个理由，这个最管用。」

她停顿了一下，有点小心翼翼说道：「因为，你爱妈妈。」

她愣住，眼中泪珠滚滚落下。



我倒退，倒退，隔得远远地看她，脑中一团乱麻，总觉得忽略了什么。



小区外一声汽车鸣响，劈开脑中迷雾。

我不该在这里，妈妈会出车祸，我该在去救她的路上。



我绕开骗子女，往小区外跑，仿佛离她远远的，就能甩开可怕的事情。

她小跑跟上来。



我边跑，一边扯起衣袖抹眼泪，大吼：「你别跟上来。」

泪水抹不尽，越掉越多。



我抽抽噎噎，问：「真的，没办法救妈妈吗？」

她说：「我，没有救成。」

我说：「可是，我要救妈妈。」

我梗着脖子说：「就算救不了，我也要去救！」

她说：「我知道，我陪着你。」



我们奔跑在笔直的公路上，我们拐进七弯八拐的小巷子，我们穿过收保护费的小混混，穿过因为两个女孩哭泣飞奔而投来诧异目光的人群。

我在路边泣不成声，又起身接着跑。



我哭诉：「你太过分了，让我知道妈妈很好，却告诉我，她要死了。」

我说：「你太没用了，怎么救不了妈妈呢。」



我们穿过阳光、嬉闹的人群和和煦的风。

我说：「我跟妈妈抱怨地震没救我的事情，忘记帮我过生日的事情，她道歉了。」



我们看见校车的尾巴，它已经启动，它开走了。

我哭着说：「妈妈，不要死，好不好。」

我们跟在车后奔跑，正午的阳光很强，我们仿佛奔跑在光里。



我在后视镜里，看到司机好像朝我们望了一眼。

他好像想伸头，确认是不是有人跟在车后跑着。



我们用力地跑。

司机看到我们了吗？还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

他会为我们，停下这辆奔赴一场死亡的车吗？



这是我的 13 岁，我遇见一个奇怪的女孩，她说她是五年后的我，我喜欢我的妈妈，我正在极力奔跑。

我微微偏过头，对骗子女说：「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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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楼 cyec说：回68楼cyec
这个故事应该算作开放式结局吧。因为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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