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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9 06:05:53 | 只看该作者
161楼 cyec说:
第十个故事


中国缉毒警:冰毒王国的覆灭

2013 年的初秋,当警察邓军第一次进入博社村时,眼前每幅景象,都让他觉得无比魔幻。

潮热海风,吹来化学制品的刺鼻气味,发电机嘈杂声响下,家家户户正忙着制作冰毒。塑料桶、残渣随地乱丢一气,旁边砖墙上挂着红色条幅,赫然写着「禁止倾倒制毒垃圾」。

不远处蔡家祠堂,前面戏台唱得火热,后面祠堂香火旺盛,不少村民赶来祭祖时,扛起大包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投进火盆里当冥币烧。门口停放的电动三轮车,装载着数桶制毒所需的麻黄素,以及 2 把 AK47 和手榴弹一箱。司机拜完祖先,见到邻里乡亲,不忘满脸堆笑热情寒暄。

邓军不敢想象,在当今的法治社会中,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一个沿海村庄里,藏匿了 18 个特大制毒团伙,77 家制毒工厂,280 名毒枭。村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制毒贩毒就是这里发家致富的良方。

一克冰毒可以让人产生幻觉、狂躁中杀死身边至亲。

十克冰毒可以让人兴奋过度、瞬间脑死亡。

而在博社村,三吨冰毒,不过是一周的产量。

看着又一大批冰毒被装进麻袋,码上货车发往全国各地,即将毁灭数百万个家庭,邓军心里疑惑:

「制贩毒是要被杀头的生意,到底是什么,能让博社村成为法外之地,堂而皇之地干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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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冰毒王国

邓军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做混混会这么顺利,像天生就应该做混混一样。从警校出来十年,他混成县城毒贩二哥,在两家迪厅,和十几家 KTV 里兜售冰毒。平常脑门上顶着一道长疤,随便去哪儿,身边都要跟着两三马仔。要不是上司老林给他指派任务,邓军都差点儿忘了,自己还是个警察。

「鹏仔最近麻黄草供货渠道断了,村里急缺制毒原料,这是你十年来,进入博社村最好机会!」

卧底生涯,邓军只有一个任务,就是通过陆丰贩毒圈,打进博社村制毒产业链。

可现在机会摆在面前,面对老林指令,邓军犹豫了。他卧底十年,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变成陆丰贩毒圈,饱经风霜的老大哥。虽然在毒贩和混混眼中,他纸醉金迷,风光无两,但邓军却愈发讨厌现在生活。

年轻时,作为缉毒警,他期待像无数电影里的警察一样,手刃毒贩维护正义。但现在,人生即将步入中年,却亲手卖出无数冰毒,让更多人堕入深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让他总想放弃目前的一切。

老林说完任务,请辞的话卡在邓军嗓子眼里,不知如何说出口。直到挂上电话才后悔,自己又在不情愿中,接受了任务。

当晚,邓军订了家 KTV,邀上鹏仔,一直嗨到半夜。鹏仔是博社村三号人物亲侄子,因为这个身份,邓军在十年前斗殴中,用脑门帮他挡了酒瓶,虽留了一道长疤,但却被鹏仔视为过命的兄弟,这给自己卧底工作,带来不少方便。

鹏仔一扎啤酒下肚,吸了一克冰,迷迷糊糊正说着胡话,当邓军提及去博社村谈生意时,鹏仔赶紧摇手:

「哥,不是弟弟不卖面子,说了多少回了,去我们村做生意,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得姓蔡!只要生在博社村,姓蔡,甭管是五六岁小孩,还是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想制毒贩毒随时都行。可要是不姓蔡,在村口把头磕烂都没人理你。」

「规矩我懂,可我福建有个亲戚,偷偷种了一大片麻黄草,价格便宜,你看能不能给个方便?」

鹏仔听到这话,瞬间来了精神。麻黄草是国家严格管制的制毒原料,自己老供货商断了,新的着实难找。以至于现在村里各家制毒工厂,原材料全线告急,每天都有乡亲,堵在他家门口催。如果趁机帮这位好兄弟一把,倒也是个双赢的局面。

「你确定货源稳定?人信得过?」

在邓军拍着胸脯保证后,鹏仔松口,先让他拉一车到村里看看货。

三天后一早,邓军将一货车麻黄草,运到博社村村口。鹏仔也没闲着,对着村里几个老人,不停解释,并非自己想坏规矩,只不过现在货不好弄,要保证村里制毒正常运行,只能出此下策。

得到几个大房头老人首肯后,鹏仔赶紧指挥村民,每人开辆电三轮车,不停往村里搬!

鹏仔一边手忙脚乱卸货,一边不忘对邓军问起:

「哥,咱哥俩这么多年交情,我铁定信你,但你得保证,这些玩意出不了岔子!」

邓军随口捏造了几个亲戚,从种植收割,到检查放行,瞎吹胡侃编了半天,给鹏仔吃足了定心丸。实际上,上司老林早对他通过气,今年剿灭博社村势在必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特事特办。这句特事特办,邓军让老林从福建,调来这一车麻黄草。

鹏仔安排三轮车,一辆接一辆将麻黄草运到村子,心情大好下,拉着邓军去家里喝酒。邓军假意推托了两次,随后便带着微型摄像头,跟着鹏仔进入博社村。



△停靠在博社村村口的麻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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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在博社村村口的麻黄草
十年来,第一次卧底博社村,邓军难掩紧张,左顾右盼看着周围一切。整个村中洋楼林立,夹杂着不少土屋瓦房和豪华祠堂,大大小小建筑建成一排,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村内道路密集,宽度狭小逼仄,勉强能够一辆电三轮车行驶。但凡超过两层的建筑,都配有监控摄像,楼顶专人放哨。虽然鹏仔在前带路,可邓军身后还是有村民跟着,不断汇报情况。

随着道路七转八拐,像是走完了一张蜘蛛网,邓军才终于到了鹏仔家洋房。随便从冰箱拿出俩菜,两人推杯换盏,从上午一直喝到傍晚。期间,鹏仔 1 岁的儿子,不停围着两人爬来爬去,鹏仔将儿子抱入怀中,倒出一克自制冰毒,本想邀邓军品尝,被严词拒绝后,竟当着孩子的面,自顾着溜了起来。第一次卧底行动即将成功,邓军长松口气,突然听到门外有村民大喊:

「鹏仔快出来!有警察踩点来了!」

邓军心里一紧,手中酒杯差点掉落,找机会摸了摸身上的微型摄像头。见鹏仔表情阴晴不定,已站起身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

「这么快就暴露了?」

邓军想要掩饰,没想到鹏仔拦在邓军前,歉然道:

「哥,村里进来警察,我得出去管管,今天的酒只能喝到这了。」

邓军一脸茫然,等鹏仔推开门,见路上村民三五成群,拿着各种家伙急速奔走,口中骂骂咧咧,誓言要将警察腿打断时。邓军才明白,恐怕老林安排的其他线人,已经暴露。

此时蔡家祠堂前广场,数千人围聚着,村里选了 20 多个精壮小伙,将一男子围住,不停拳打脚踢。

祠堂门口,村支书一袭黑衣,站在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中间,木然看着这一切。

「这家伙是公安局派来的侦查员,这要是把村里生意搅黄了,一村人不得喝西北风去!」

鹏仔咬紧后牙槽怒斥着,其余村民也是青筋暴起,要不是村支书刚立下规矩,只允许上 20 人,恐怕现在人人都要凑过去踢上几脚,以泄心中怨气。邓军看着爆发群体兽性的村民,问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他是警察派来的?」

「这还不简单,警察里面就有咱们的人!不管是突击检查,还是秘密侦查,我们事前全都知道,冰毒生意博社村干了这么多年,这两把刷子绝对是有的!」

邓军陷入沉默,鹏仔却满是骄傲,拍着他肩膀又安慰道:

「警察也好,法律也罢,在博社根本不叫事!跟我们做生意,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殴打足足持续二十多分钟,村支书对身边老者悄悄说了句话,便转身返回祠堂。20 多个壮小伙,见村支书离开,随即停止殴打,抬起血肉模糊的侦查员,合力扔到村外臭水沟。

老者对着村民喊着:「书记说了,大伙都别看了,赶紧回吧!」

刚才还如豺狼虎豹,对警察和法律嗤之以鼻的村民们,听到这话就像接到圣旨,很快散去,不敢逗留。邓军担心自身安危之余,也不禁感叹,自己在县里卧底十年,每天听闻的消息,全绕不开这个冰毒大鳄,中国制毒第一村的村支书——蔡东家。

可这个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能跳脱出法律之外,将一个村子,完全打造成自己的冰毒王国?

△博社村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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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社村全貌
2、博社村民

当晚,邓军回到家中辗转反侧,那个血肉模糊的侦查员,频繁在脑子里出现,让他越想越烦躁。

焦虑中打开手机,又看到新闻:云南某缉毒警执行任务期间,被女儿当街认出,只因叫了声爸爸,全家第二天被毒贩灭门……

当邓军情绪烦躁至极点,正好接到老林打来的电话。

说完事情起因经过,老林也交了实底,他早就知道警方队伍里,有人给博社村通气,可现在还没查出来是谁。虽然现在卧底任务,有随时暴露的危险,但剿灭毒村势在必行,必须得有人,打好这个前哨站。

邓军心里明白,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尽快摸清博社村底细,赶在身份暴露之前,将这毒村一窝端了。可理想固然美好,博社村作为多年禁毒顽疾,不仅具备与警方丰富斗争经验,还兼有警方内部情报、村民上下一心、易守难攻的堡垒村布局。想瓦解这个毒品帝国,仅凭自己一人之力,绝对是痴人说梦。

「你只负责收集证据,剩下的事,交给我来解决。」

老林的话,略微让邓军感到一丝安心。

有了第一次生意成功,此后,邓军与鹏仔在博社村往来,变得越来越频繁。

多次进出博社村,各处明岗暗哨,也逐渐对邓军放松警惕,身后不再有人跟着。每次邓军卸完货,便藏着微型摄影机,跟鹏仔派送麻黄草,借此参观了村中不少制毒工厂。

就这么到了 12 月,邓军交给老林的视频证据,已十分充足,只是每次建议派兵围剿时,总是被老林一句「时机未到,」,打发回去。

有了证据,这么长时间了,却还不行动,邓军总在琢磨,这老林在忌惮些什么?想起那个暴露的侦查员,以及鹏仔说过,陆丰警察队伍里,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邓军不禁对老林,产生了怀疑。

这天,邓军再次进入博社村找鹏仔,本想在谈论生意之余,旁敲侧击,打听下他们贿赂警方的消息。没想到,刚到鹏仔家洋房门口,便看到地面渗出一大滩血。

鹏仔家里,刺鼻血腥味,盖过了制毒气味,两种奇怪味道交汇在一起,差点让邓军当场呕吐在地。鹏仔母亲浑身是伤,用纱布包裹着头,坐在两具尸体中间嚎啕大哭。

左边尸体是鹏仔父亲,右边尸体便是鹏仔本人,鹏仔一岁多的孩子正坐在地上,自顾吃着手,浑然不知现在发生的一切。在老太太哭声中,邓军反复听到一句,本在博社村不可能出现的话:

「毒品害人啊!毒品害人呐……」

向围观村民打听后才知道,鹏仔在家溜冰,出现了幻觉,非说父母要杀他,提起菜刀就向老两口身上砍。等村民赶到时,鹏仔父亲已经倒在血泊,留下老太太躲在墙角瑟瑟发抖。村民见状,赶紧上前阻拦,没想鹏仔又从屋里摸出一把枪,大喊所有人都要害他!

就这么,在毒枭扎堆的博社村,鹏仔枪里子弹还没打出来,就先被村民给结果了。

鹏仔母亲反复念叨毒品害人,一直哭到傍晚。博社村父老乡亲视若罔闻,随便留下几句节哀顺变,便回家该煲汤煲汤,该制毒制毒。毕竟人死了事小,错过冰毒制作最佳时间,那才叫得不偿失。

人群散去,鹏仔的死,只换来了这世上两个人的惋惜,一个是他妈,另一个就是邓军。

鹏仔不仅是邓军卧底的依仗,还是他在这十年毒贩生涯里,唯一结识的朋友。现在他死了,邓军能在博社村卧底的日子,基本也宣告结束。想起身份暴露危机,随时来临,而自己离成功只差一小步,邓军心里极度烦闷。正低头往外走,鹏仔母亲将他拽住,不住磕头哭喊:

「你是鹏仔好友,求求你帮帮忙,把冰柜里的冰毒拿出来,放爷俩尸体进去,我怕第二天他俩就得烂了……」

见鹏仔母亲抱着孙子,又哭得死去活来,邓军于心不忍。处理好尸体后,顺手拿了瓶鹏仔珍藏的酒,盘起腿,陪她聊了一夜。

在老太太哭诉中,邓军才知道,以前博社村和中国其他村子一样,家家户户靠种植和外出打工过活。但 1999 年后,村支书蔡东家带着人制毒,随后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其中。原本贫穷的村子,几乎一夜暴富,动辄就是几千万人民币往家搬,家家盖起洋楼,买上了豪车。鹏仔父母也忍不住诱惑,参与其中。再后来,像鹏仔这批孩子,从小就学大人制毒吸毒,毒瘾染上后戒不掉,活得不人不鬼。

话停在这,老太太又开始哭起来,后悔当初就不该贪钱,学人家制毒,也不该让鹏仔管不住自己,冰毒越抽越狠,落得个家破人亡!

「都怪我管不住自己啊!不该贪,不该贪啊!」

老太太又抓住一句话,重新反复念叨起来。邓军也不知对眼前这人,是该保持同情,还是该抱有鄙夷。只是突然想到老林,曾在自己刚当卧底时,说过的话:

「不管环境变得如何,你也一定得记住,要经得住诱惑。」

邓军无奈摇头,一夜暴富、冰毒泛滥、毒瘾成灾,在这个畸形的毒村里,谁又能经住这些唾手可得的诱惑?

3、冰毒教父

鹏仔死后,邓军和老林反复讨论,接下来卧底行动该如何进行。

老林建议,邓军已在博社村留下麻黄草贩子形象,此身份不可改变。且鉴于博社村制毒相对产业化,肯定会有新人替代鹏仔位置,继续负责麻黄草收购。邓军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和新负责人搭上关系。

而据情报,这个人选决议,会在鹏仔出殡那天宣布。

就这么,在鹏仔和他爸在出殡当天,邓军再次混进博社村。此时,父子俩已双双变成木牌子,被隆重摆进蔡家祠堂。灵堂中,鹏仔母亲抱着孙子,完全丢了魂,像一根干枯的朽木,干巴巴坐在两口棺材边,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反倒是村民们站在那呼天抢地,哭得有模有样。大多人口中,念叨着如英年早逝,死得冤枉等词汇。哭最凶的人,更是刚抹完泪,转头就问今天冰毒市场行情。

祠堂外鼓照敲,戏照唱,还是不少人为充面子,扛着人民币,投进火盆当纸钱烧。

丧礼过半,邓军正闷头吃着席上酒菜。一阵嘈杂后,村民立即停下碗筷,有几个老者压低声音说着:

「东家来了!」

邓军看到,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正缓步走进灵堂,规规矩矩鞠下三次躬后,便向着席间人群问道:

「卖鹏仔麻黄草的朋友,今天来了吗?」

在一股强烈压迫感下,邓军被人带进蔡家祠堂。负责人交接仪式相对简单,在蔡东家介绍完新负责人后,邓军与他相互留电话递名片,毕竟在博社村,毒品都是明面上的生意。

等到蔡东家示意离开,邓军才敢松口气,刚要迈出祠堂大门,蔡东家却把手搭在他肩头:

「连缉毒大队的麻黄草都能搞来,看来你在陆丰,确实混得不错。」

邓军面容瞬间僵硬,全身上下所有寒毛都站了起来。第一次卖给鹏仔的麻黄草,的确是从老林那运来的,可这事完全保密,除老林外就只有自己知道……

「难道老林真被腐化了?」

邓军虽心中嘀咕,但面上对蔡东家的话,一口否决,强行解释了半天。

蔡东家听完也不多追问,拍了拍邓军肩膀,笑道:

「鹏仔年轻,好骗,可不代表博社村的人都是傻子。你以为当了十年混混,就能藏住身份?」

蔡东家强大压制力,让邓军逐渐放弃抵抗。他不敢想象今天结局,只能紧闭双眼,等待将要发生的一切。

过了大约半分钟,蔡东家让两个人,抱进来一个大纸箱。

「过去看看。」

在蔡东家指示下,邓军胆战心惊,打开纸箱,见里面塞满一摞摞崭新钞票。

「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是死路,你还是当你的警察卧底,跟我们作对;第二条是活路,拿着这笔钱,继续做麻黄草生意,但是交给警方什么证据,就得我来定。」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邓军选了钱,并答应以后听蔡东家的话,但脑中想的,全是鹏仔因吸毒惨死的画面;此刻,他比谁都笃定,如果毒贩不除,未来不知要有多少家庭,会再次经历这样的惨案。

邓军成了个被控制的卧底,但也因此,被彻底捆绑到另一条利益链,那个笼罩博社村上空,撑开庞大黑色保护伞的人们,渐渐浮现在他面前。

4、保护伞

和蔡东家多次接触后,邓军愈发发现,蔡东家太自信了,甚至十分狂妄。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更相信钱的能力,在蔡东家认知里,邓军肯定和其他人一样,只要不断给钱,就一定会死心塌为他卖命。

正是这份疏漏,给了邓军得以深入调查的机会。当村中制毒证据,已经近乎摸排完毕时,邓军将调查方向,对准了毒村保护伞。

汕尾市公安局局长马伟灵、

汕尾市公安局副局长、

陆丰市公安局局长陈宇、

包括县公安局、镇派出所,汕尾、陆丰两级党政机关,先后近 100 名工作人员,当名单出现在邓军眼前时,一时让他难以接受。

这之中,有他的老上司,也有他的前同事。邓军感叹,难怪自己身份,会被如此迅速发现。现在看来,十年卧底生涯里,唯有老林,才是唯一可信任的人。

邓军再次与老林密会,将自己得知情况全盘说出,并绘制的博社村地图,共标注了 77 个制毒窝点。临分别时,邓军依然劝说老林,赶紧展开收网行动,将自己从毒村解救出去。

可老林仍摇头称:

「想要收拾毒贩,必须首先将村支书蔡东家抓捕,只有这样,博社村的毒根,才能被彻底清除。」

老林让邓军继续沉住气,特别留意蔡东家的动向,如发现有出村计划,要立即想办法与他联系。

以往提出收网建议,老林总是大谈时机不到,而现在给出如此明确的任务,不用说,邓军心里也明白,一直以来,他等待的时机,终于要到了。

12 月 28 日晚,邓军观察到蔡东家坐上私家车,准备出村,多方打听下才知道,蔡东家的堂弟,整个博社村第三号人物——蔡良火,被扣押在惠州公安局。作为村民们最仰仗力量,蔡东家准备拿钱他出面捞人。

邓军赶紧将此消息报给老林,老林也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手,前往惠州,实施抓捕。

5、雷霆行动

在酒店,蔡东家还在计划着行贿方法,却先被老林带队闯入房间,将其缉拿归案。

蔡东家落网,收网博社村的计划,已势在必行。

老林通知邓军,今夜凌晨 3 点时,在博社村门口待命。邓军激动不已,提前落位等待。当时间接近三点,原本沉寂的马路上,警车车队缓缓出现,长度绵延数里,如一条无尾的神龙,不断向博士村涌来。车辆停靠后,3000 余名武警官兵,从车中鱼贯而出,排列出整齐纵队,被分成 109 个抓捕小组,等待发号施令。

看着面前举起钢枪的庞大部队,邓军正暗自诧异,老林再次回到他身边,塞给了一张地图,并布置下最终任务:

「邓军,你作为向导,带领十一队抓捕小组,突击地图标注的十一处地点,记住,速度要快。」

邓军敬礼领命,快速跑到队伍前方,才发现有九个似曾相识的人,已各自准备就绪。

十个人互相看着对方,均觉不可思议。他们隐藏在博社村中,有人是村里修洋房的瓦匠,有人是常来捡破烂的大爷,也有是村里常驻的拾荒者……他们把名字藏在绝密档案中,带着新身份混迹在博社多年,直到今天,才互相知晓对方是卧底和侦查员。

当指挥中心宣布行动开始时,十名侦查员,带领着 109 个抓捕小组,3000 名武警战士,趁夜潜入村中。走过蜿蜒曲绕,却无比熟悉的道路,准确到达各个任务地点。

邓军每经过一处,便将一组小队留下,赶紧带其他人,到下一处任务地点。行动持续半小时,他所带领的十一组,已全部进入目标。邓军正大口喘着气,紧张等待行动结果,村内漆黑夜空中,两束强光突然照下,两架直升机压至博社村上空盘旋,播放着「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广播。

天上的声音和地面的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一早,才陆续结束。

就像村民们曾经的暴富速度,整个博社村制毒产业,也在一夜间覆灭。同时,笼罩在罪恶头上的保护伞,也被连根拔起。汕尾、陆丰两级党政机关,先后近 100 名工作人员,因包庇制贩毒人员被依法查处。

由此一役,中国制毒第一村,算是彻底倒了。

6、天下无毒

2014 年 7 月 4 日,距离制毒村覆灭半年后,在无数铁证面前,蔡东家心理防线终于被击溃。

他将所有犯罪事实如实说出,配合警方再次来到博社村,指认犯罪地点。

曾经叱咤风云的冰毒教父,身着一袭囚衣,再次来到蔡家祠堂前广场,在武警扣押,及众多村民注视下,走过他来时的路。第一次制毒的空地,第一处盖起的洋房,最后到达一处还未完工的顶级豪宅前,配合警方拍摄照片。

村民纷纷围聚,不多久,便来了数千人。看着同村一张张熟悉的脸,蔡东家再无法掩盖情绪,眼里突然涌出泪水,滴落在这片土地。

如同野兽般的悲鸣,响彻博社村上空,等待他的,只有他曾瞧不起的法律,给出的最终判决。

2019 年 1 月 17 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对蔡东家执行死刑。同样没逃过死神的,还有他曾经 21 位同乡。

当邓军再次来到博社村时,情况已大有不同。余下的村民们,陆续开始了新生活,村里建立了不少禁毒宣传措施,孩子们在学校,宣读着毒品危害。

唯有那座豪华的蔡家祠堂,依然杵立在此处,回溯着他们的后世骨肉,当年所做的一切。

当极致的金钱诱惑,变得唾手可得时,造就了蔡东家和全村毒贩的疯狂。

当职权带来的便利,可以置换巨额利益时,有些执法者选择臣服诱惑,从而变成恶魔的帮凶。

当不愿面对现实,只求沉醉片刻爽感,而选择打开毒品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人,毒品诱惑,只会带他们走向更加无尽深渊。

而在这个世界中,蕴藏着无数诱惑,谁又能说清,有些看似唾手可得的诱惑背后,又隐藏了什么代价?

邓军想到这些,不禁长叹口气。他走到博社村集市,人流亦如以前熙攘。蔬菜瓜果琳琅满目,炸海鱼的香味更是绵延了数十米,只是在人群中,有个疯婆子,着实更引他注目。

邓军只觉得眼熟,离近才认出,她竟是鹏仔的母亲。此刻她一会哭,一会笑,手里领着个小男孩,嘴中不知念叨着什么,再仔细听去,像是在说着,一段并不顺口的顺口溜:

「制贩毒,不归路,祸害社会不可恕。

……

法理不容人头掉,断子绝孙死翘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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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个故事


番禺大劫案:追凶 21 年

「师爷」是个彻头彻尾的犯罪天才,不仅拥有极强反侦察意识和犯罪策划能力,连对人心的蛊惑,也是异常高明,一度将全体公安人员戏耍。

为了培养亡命之徒,施行银行抢劫计划,他多次到施工危险的工地上,精心选出五名工人。先往他们身上砸钱,吃喝嫖赌连番招呼,养足了五人不劳而获的惯性,以及急剧膨胀的金钱欲望。而后又组织定期训练,石场打靶、车船驾驶、体能拉练等等一应俱全。

一支由民工组成的散兵游勇,在他调教下,竟成了狂妄贪婪的顶级抢劫小队,磨刀霍霍四年,只为最终的天外来财。

1995 年 12 月 22 日,番禺市农业银行后门,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本宁静的清晨。满载现金的运钞车刚停在银行门口,师爷培训的匪徒,迅速从对面巷口冲出。他们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分头扑向前车和后门,两名押钞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被当场射杀。劫匪拖出尸体,从前后两侧同时上车,耗时不过一分钟,便挟持了银行值岗的经警,开走运钞车,带着满满 1500 万元现金,消失在城市中。

1500 万或许在今天,只能在广州买一套房,可在 1995 年,这些钱足以在广州盘下一整个小区。

△劫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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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案现场
1、案发

公安大院内,刑警队长火急火燎,向众人下达命令,银行运钞车被人暴力劫走,众警员赶紧取枪,立马去往案发现场!城市路口全部被封死,荷枪实弹的警员们,拦下所有来往车辆。各市县警力源源不断向番禺增调,全城市民,被这几声枪响搞得人心惶惶。

在这个混乱氛围里,人人提心吊胆,唯有郭少波心里有一丝兴奋。

从警四年,25 岁的郭少波,先前一直窝在派出所当片警,空有一身抱负的他,每天守着警棍和喇叭,工作重点不是醉酒打架,就是调解两口子吵架。他曾无数次申请,加入刑警队实现自己个人理想,但一直惨遭驳回。

郭少波也不放弃,争取了不少学习和表现机会,努力了四年后,终于在今年如愿以偿,加入市局刑警队。

这案子,是他实现理想后第一个大案,也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

郭少波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他赶到现场后看到的画面。无数张百元钞票,凌乱地洒在地上,流淌的鲜血把钱渗得通红。尸体横在街头,空气里还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

郭少波带着满身冲劲,来回穿梭个不停,先是在储蓄所的后门,找到 9 枚弹壳,又走访目击者,熟知案发情况。

他本以为,这些不断增多的线索,能让案件迅速侦破,过不了几天,就能将匪徒全部绳之以法,站在立功授勋的奖台上。却没想到,自己和整个广东警方的对手,是一群极度严谨、极度细致、且极度顽强的犯罪团伙,他们的能力,超乎了所有人想象。

回到警局,各级领导敦促破案的命令,像雪花一样传到番禺公安大院,所有人惊呼这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抢劫杀人案件。

正当大家都在立军令状时,郭少波却发现,现场采集的证物,要么是生活中的针头线脑,要么就是日常用品,一点点排查起来如大海捞针,很难找出有效线索;而关键的证据源头早已被彻底抹除。

郭少波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有反侦察能力的劫匪,他们留下海量无效线索,以此干扰警方侦查视线和时间。

案发第二天,警方在顺德码头发现的运钞车。

在接到发现运钞车线报后,郭少波和同事们立马赶到现场。被挟持的值岗经警已经死亡,脸、肩、颈共中 4 枪。车厢里 14 个装人民币的带锁铁箱被撬开 8 个,现钞劫掠一空,还有 12 个小铁箱下落不明,驾驶室里遗下一支「五四」式手枪。

郭少波走访附近目击证人,得知案发当天早八点,运钞车停靠此处后,在人接应下,5 名劫匪上了一艘运煤船。

如此一来,劫匪沿着水路,上行能到广西,下行可到澳门、香港。乘船逃走,几乎让全省部署关卡作废,警方逮捕行动无疑成了大海捞针。

更让郭少波咋舌的,是劫匪的作案时间。

他和队里几个最健壮的小伙子,模拟从现场抢劫,到乘船逃离。最快的极限也需要半小时。而劫匪整条路线用不到二十分钟。

只能说明,劫匪必须把抢劫、杀人、开车、路线、分赃,破坏现场、换船逃离等行动,精确到每分每秒,不出现任何失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不是事前做好充足预演,根本不可能完成。

「这不是抢劫,简直就像是百米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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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局

劫匪计划完备,让警方调查陷入僵局。

可再狡猾的罪犯也难免疏漏,郭少波将运钞车找到的五四手枪,带到刑警大队,这项证物给案件带来实质性突破。

「这把枪是有编号的!」

郭少波的话,让大家眼睛一亮,原以为劫匪用枪是从黑市来的,可如果枪有编号,就一定在公安备过案。

很快,枪支来源被锁定,在距番禺一百多公里的清远。一家银行里的五四式手枪,由于保管不善,已经流入到社会。

郭少波马不停蹄,和同事驱车到这家银行,在人事档案里,找到泄露枪支的元凶,是一名曾被开除的经警——何伟光。

郭少波长松口气,有了这个藤,不愁摸不到后面的瓜,破案已指日可待。可到了何伟光家,人却消失了。

距离何伟光结婚还有一星期,新郎官凭空消失了,眼看请帖都发出去,婚礼也操办差不多,何家人一个个急得像热锅蚂蚁。

「难不成劫匪卸磨杀驴,把何伟光这个枪贩子杀了?」

新线索再次中断,案件又是一片僵局。

时下刚满 25 岁的郭少波,在基层派出所钻研了四年,初当刑警,就想立马崭露头角,扬名立万。但现实的残酷,超乎他想象,在真正大案面前,原来自己如此的弱小。侦破一直无果,在经历数次希望破灭后,原本对破案十足笃定的郭少波,开始陷入深深自我怀疑。

这天一早,郭少波刚进公安大院,看到一对年迈的老夫妻,手举儿子遗像,在寒风中低声央求。遗像中的人,正是劫案中牺牲的押运员。

老两口哭红了眼,看到来往警察不断鞠躬,请求一定抓住真凶,替儿子报仇。

郭少波呆愣看着,直到被领导拍了下肩膀,才突然回过神。

「干嘛呢?」

郭少波看着老两口,压抑住嗓子眼里的哽咽,告诉领导,案子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展。

领导拍了拍郭少波的肩:

「那个消失的何伟光,极可能是劫匪团伙一员,你去赶紧去趟龙泉小区!」

原来刚刚清远公安传来消息,何伟光的表兄,曾在番禺龙泉小区租下一间房,而这间房位置,正对着发生劫案的银行!

线索来之不易,郭少波不敢怠慢,火速赶往龙泉小区,当他打开房间时,被眼前景象彻底惊呆。

房间被各种地图、望远镜塞满,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清晰标注着目标运钞车的车牌号、行车路线,还有得手后经哪条路、如何逃离,几乎与实际情形分毫不差。

同时,黑板上一个叫「师爷」的名字,引起郭少波格外注目,他立即将情况上报,请求对何伟光和他表兄进行大规模搜索。

何伟光表兄成为重大突破口,在多地警方走访侦查下,发现他已逃到广西藤县。

当郭少波赶到表兄落脚点时,已是凌晨一点。面前的乡村大瓦房,一片漆黑,反复确定屋里没人,才率众警员持枪冲进去。

瓦房内家徒四壁,一片寒酸,丝毫不像刚拿了 1500 万的样子。

郭少波踩着脚下的土,只觉得有些松软,赶紧号召大家去找些铁锹。

持续至天亮,整间房被挖出个底朝天,赫然看到深埋地底的两只大皮箱。当郭少波将箱子打开时,众人瞬间被满满登登的钱,晃得睁不开眼。

△公安人员在广西藤县,挖出部分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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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人员在广西藤县,挖出部分赃款
藤县某银行派来两个业务能手,沾着唾沫不停点算,直到手腕累到酸痛,才查清箱里装有人民币 410 万,港币 52 万。在大皮箱旁边,还有一只黑色皮包,里面有四把五四式手枪,和子弹若干。

证据确凿,警方即刻展开搜捕。这群犯罪分子得了大笔钱财后,除了吃喝嫖赌,也没有其他消费的地方,郭少波接到命令,着重带人去桑拿、洗浴等场所寻找,并将犯罪分子的照片,以协查通报发给各个兄弟单位请求帮忙。

当人海战术发起后,警方将广东广西两省迅速点亮,大批量线索连番汇聚,很快,在一名歌舞厅女子举报下,得到了何伟光的表兄的落脚点。

1996 年 1 月 2 日,广西警方在柳州一间出租屋里,将何伟光、何永新抓捕归案,押送至番禺公安。

郭少波到审讯室旁听,发现哥俩一点没含糊,把吴兆全、何东海、袁长荣、陈海强同伙供了个底朝天。但团伙中还有一人,不论怎么问,俩人都摇头不知,只是称他为「师爷」,是发起整个抢劫计划,制定所有行动的首脑。

但具体这位「师爷」长什么模样?姓氏名谁?他俩着实没见过。

审讯结束已到深夜,郭少波离开公安大院,见大门口两位老人,仍举着儿子遗像,在寒风中站着。

「同志,请问真凶什么时候能抓到?」

郭少波也没想到,这个问题,一回答,就是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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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凶

根据被捕的哥俩交代,他们同伙当初沿水路逃到广西,分完脏上岸,就四散逃了。

劫匪共有 7 人,5 人持枪抢劫,2 人开船接应。其中「师爷」就是接应者之一,在驾船逃走时,大家才第一次跟他接触。

抓捕工作持续进行,有了线索,很快吴兆全、何东海、袁长荣,纷纷落网,唯独「师爷」和陈海强了无音讯,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1996 年 2 月 17 日,法院判处 4 人死刑,1 人无期,缴获赃款 1335 万元,案件侦破基本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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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个可喜成绩,但郭少波所在的番禺公安大院,没人脸上有光。

首脑「师爷」和二号头目陈海强在逃,案件尚未完结,老两口举着儿子遗像,仍每天站在公安大院门口,请求将潜逃真凶抓捕归案。

看到这对父母,郭少波心里很是难受,即使单位下班、休假,也窝在办公桌上,没日没夜研究此案卷宗,想方设法找到「师爷」线索。

渐渐地,这个如若幽灵的敌人,成为郭少波最熟悉的人。

在他眼里,「师爷」是个彻头彻尾的犯罪天才,不仅拥有极强反侦察意识和犯罪策划能力,连对人心的蛊惑,也是异常高明。

为了寻找五个亡命之徒,施行银行抢劫计划,他隐藏在暗处做大脑,借由陈海强出面,多次到施工危险的工地上,对人进行挑选。

在明确用这五人后,先往他们身上砸钱,吃喝嫖赌连番招呼,养足了五人不劳而获的惯性,让他们对金钱欲望急剧膨胀。而后又组织定期训练,石场打靶、车船驾驶、体能拉练等等一应俱全。

一支由民工组成的散兵游勇,在他调教下,竟成了狂妄贪婪的顶级抢劫小队,磨刀霍霍四年,只为最终的天外来财。

根据案情信息,郭少波对「师爷」不断分析,经过和同事反复讨论后,大胆提出假设:

「师爷有复杂社会阅历,甚至是高学历;且能连续四年,大手大脚养下 5 个人,经济能力可见雄厚;最关键的是,他一度将全体公安戏耍,说明他极熟悉警方工作方式。」

可一个头脑聪慧,能力卓著,家底殷实,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怎么会冒着掉脑袋风险去抢银行?

分析和现实,不管怎么看都是个悖论,对「师爷」的寻找,再次陷入僵局。

卷宗资料不足,郭少波只能去到广西,在当初劫匪沿水路上岸的地方,进行排查走访。

原本郭少波没抱太大希望,却听村里一老乡说,那天之后,后山住了俩野人,今天还鬼鬼祟祟下山给自己钱,让他去山上送饭。郭少波来了兴趣,让老乡带路看看,没想到刚到山脚,看到不远处两人,二话不说扭头就往山上跑!

郭少波认出其中一人,正是在逃的二号头目陈海强,撒开腿赶紧向前追。山中乱石林立,草木盘根错节,郭少波紧跟不舍,眼看越追越近,忽听到一声枪响,子弹打到身旁树上。

郭少波躲在树后,呼叫增员,再向前看去,两人已消失在山雾中,不见了踪影……

「为什么要单独行动,不事先汇报!」

增员到来后,领导对郭少波大骂,身后数百名警力在山中搜寻,均一无所获。

晚上,灰头土脸回到番禺公安大院,郭少波见老两口仍在门口等着,心中羞愧难当。

「同志,请问真凶什么时候能抓到?」老两口弓着腰,低声询道。

郭少波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是在原地呆愣着,老太太掏出手帕,擦拭着郭少波脸上的泥点:

「孩子别着急,找不到就慢慢找……」

郭少波哭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本习惯了冰冷世界,这一点点温暖,为什么却成了崩溃的起点。

往后数年,寒来暑往,郭少波一直对着此案卷宗反复研究,找寻「师爷」线索,不时看向窗外,那对父母也在门口坚持着。

过了几年,老太太不见了,只有老头一个人来。

又过了几年,老头也不见了……

△90 年代的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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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的番禺
4、坚持

2016 年,番禺公安大院。

二十一年过去了,12·22 大劫案专案组,只剩下郭少波一人。

郭少波从小郭变成了老郭,从当初风光无限帅小伙,变成了现在讨人嫌的老顽固。他放弃过很多机会,也一直不愿意离开番禺,因为他始终不能忘记自己对老两口的承诺:

「放心,他们跑不了……」

郭少波成了局里老大难,轴人,死脑筋,祥林嫂,同事们私下里都这么称呼他。快年过半百的人了,仍旧抓着抢劫案不放,每年都找领导请愿,还总会把一些偷鸡摸狗的民事案件,往当年的抢劫案上找联系。惹得领导不开心,周围同事也都烦他。

「这么多年了,当初被判无期的人,都已经减刑出狱,「师爷」兴许早就客死他乡。」

无数人在郭少波耳边念叨这句话,让他早点放弃,回归正常生活。

郭少波听了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喝着他的茶。

每每在街上,看到有押钞员工作,郭少波总愿意停下脚步看会儿。

在那场劫案后,「师爷」缜密的计划,暴露了银行管理上严重漏洞。押解运输现钞尚不规范;各储蓄所都没有专门的押款车,且毫无防卫能力;押钞员也不下车,按按喇叭银行就有人出来取钱。

此后,警方改善了押运现钞的装备,同时规范了相关流程。包括采购防弹车、防弹衣,详细规定每个押钞员下车后的警戒位置、分工等。现在,装备有精良武器装备,以及先进的通信工具的运钞车,在中国比比皆是。

此案之后,运钞车抢劫案,骤减为零。

想到这里,郭少波不禁苦笑,不知「师爷」这位老朋友,了解自己曾为金融系统做出如此「贡献」后,又会作何感想。

这天,老郭又像往常一样,去医院检查关节炎,突然接到领导电话:

「云南瑞丽警局打电话过来,说是有一个自称是陈海强的人,到他们派出所自首,是 12·22 劫案的在逃人员。」

听到这消息,老郭赶紧从理疗床上起来,差点又闪着腰。

连夜赶到了云南,等郭少波从机场赶到市警察局时,云南警方已审完陈海强,并确定了,他就是当年番禺劫案中潜逃凶手。

陈海强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里带着哭腔说,他可以一直隐姓埋名活着,但他实在是过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听到警铃响就浑身筛糠,怕是来抓自己的。现在他身体也不太好,怕哪天就突然死了,临死前,他只想再见一见家人。

  郭少波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内心藏不住的激动。只剩下了「师爷」,苍天有眼,他的承诺马上就要实现。

郭少波反复提审陈海强,他只说了「师爷」叫陈恂敏,其余信息咬紧牙关,一字不提。

回到番禺,郭少波将信息如实汇报给领导,等待 21 年的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很快 12·22 专案组重新搭建,郭少波推出如山高般的资料,称这是自己多年瑰宝。

对「师爷」的寻找已箭在弦上,但陈海强丝毫不肯吐露信息,郭少波也不知道,怎么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师爷」。

「一代后浪推前浪,局里新人换老人,现在的探案技术,早就不是以前了!」领导说笑着,拍着老郭肩膀。

老郭只见到技术部门几个孩子,对着电脑键盘一阵敲击,在自己多年收集案件信息的基础上,又结合陈海强的相关信息,数天之后,大数据分析结束,最终锁定了嫌疑人陈恂敏的藏身范围——云南瑞丽建材市场。

△央视报道陈海强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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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报道陈海强自首
5、抓捕

郭少波赶到瑞丽建材市场,开始急锣密鼓的筛查,就这样,一个叫莫毅志的人进入了他的视线。

郭少波扮成客户,来莫毅志的小店里谈生意。进了店门,一个五十多岁,头发半秃的男人,过来热情地接待他。

男人自己介绍是莫毅志,郭少波一边和他聊家常,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他生活。虽然莫毅志一口云南腔,但偶尔还会露出几句广州口音。

郭少波提出要订三千平米的瓷砖,用来装修新公司,莫毅志开心地去仓库给李洋拿样品。郭少波趁机在莫毅志的躺椅上,取走了他掉下来的几根头发。

将头发送到检查机关进行毛发试验比对,结果出来,莫毅志的 DNA 和陈恂敏相似度高达 95%。可以确定,莫毅志就是陈恂敏,也就是郭少波日思夜想的「师爷」。

1 月 5 日下午 3 点左右,身穿警服的郭少波,再次来到这家小店,「师爷」看到这身衣服愣了一下,淡然说道: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郭少波将他双手铐上,同样毫无波澜:

「我也知道。」

「师爷」从建材市场的店铺内,被郭少波带走,整个抓捕过程历时 1 分半,附近邻居均未察觉,就像 21 年前那场抢劫一样,一切迅速发生,一切迅速结束……

△「师爷」开的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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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开的小店
1 月 6 日 14 时 38 分,广州火车南站,G2924 次高铁缓缓驶入。在 4 名特警的押解下,潜逃了 21 年的「师爷」缓步走下高铁。

车外各路记者架起长枪短炮,围堵在一起,一时水泄不通。

「你是否感到后悔?」

「你想过会落网吗?」

闪光灯下,记者连串追问,「师爷」木然地在特警的押解下一步步向前走,没有回应一个字。

从站台到出站口,短短一段路,押解人群足足走了 10 分钟,「师爷」始终不发一言。

至此,轰动一时的 12·22 番禺大劫案终于真正告破,压在郭少波心里 21 年的绳结,解开了。

通过对「师爷」审讯,郭少波才知道,高智商、有钱、有社会地位,当初令人不敢相信的分析,其实完全正确。

那时的「师爷」是高等学历,干部子弟,人送外号公子哥。负责管理公路局一家下属公司,承揽一些道路建设工程。他管理的公司有方,经营效益很好,每年盈利有百万之巨(95 年),小日子过得是人人羡慕。

可好景不长,「师爷」生意上有一笔亏空,又刚刚得到,清远到连山之间公路的开发权。这段路途经的全是喀斯特地貌,到处都是石头,开发成本很高,一旦做成源源不断的财富就会滚滚而来。

「师爷」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才想到用抢到的钱作为公路开发资金,好坐拥摇钱树,于是便开始筹划银行抢劫案……

听到这个理由,郭少波可谓哭笑不得,真不知道这人是绝顶聪明,还是脑子有毛病。

△「师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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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归案
6、授勋

  表彰大会中,郭少波荣获二等功,这本是他年少时,最期待的一刻,但在授勋期间,郭少波内心却毫无波澜。想起自己当年,何曾不跟「师爷」一样年少轻狂,总觉得自己天赋异禀。

  可理想和现实中间的路,谁又能知道其中辛苦?

21 年的积累,才让自己从那个不靠谱的毛头小子,成为一名还算合格的人民警察。

郭少波深叹一口气,环视会场下所有警察,一个年轻小伙子手中的照片,吸引了他全部目光。

那是当初老两口儿子的遗像,时隔多年,郭少波再次看到,只觉眼眶一热。

立正

敬礼

胸前勋章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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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9 07:59:59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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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辩护:揭秘重大刑事案件内幕

简介
揭露中国重大刑事要案始末;还原冤假错案平反过程;揭秘案件背后惊人内幕真相;带你领略「挣扎坚守,只因法治面前无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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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9 08:02:16 | 只看该作者
164楼 cyec说:
第一个故事


为「刑讯逼供者」辩护:黄山警察职务犯罪案

长久以来,我活跃在刑事辩护的第一线,接触过很多刑讯逼供的故事,迄今为止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影响最大的刑讯逼供,有相当一部分是我揭露出来的。一个是关于重庆打黑的大面积刑讯逼供行为,一个是极端残忍的河南南阳杨金德涉黑案。这两起案件被披露出来之后,关注的人们非常震惊,他们没想到,刑讯逼供这种古老又残酷的刑罚在中国依旧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生命力。

知道我的人,或者说知道我所办理的案子的人,几乎都知道,我是最痛恨刑讯逼供的。

像之前的马廷新、张氏叔侄等案件,都出现了非常残酷的刑讯逼供,当事人肉体、精神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就算不是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关人,看到他们所遭受的那些,都会感到心酸。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天,一个特殊的人物,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委托我办理一起特殊的案件。

这次案件,和「刑讯逼供」有很大关系,而交锋的双方,却不像一般案件的那种,老百姓对警察机关或者法院,本案中交锋的双方,一方是公安机关,一方是检察院。

这起事件的主角,一个叫方卫,一个叫王晖,他们两位原来都是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刑警。而这个事件,是这两位刑警被检查指控涉嫌刑讯逼供。

2011 年,一条题为「安徽黄山惊现『陷警门』」的帖子在各大论坛火了起来,这个帖子讲的是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的两名刑警因为办理一起盗窃案件,在讯问一名犯罪嫌疑人时,发生意外事件,这名嫌疑人死亡。于是他们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刑讯逼供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很快就被逮捕。但是两名警察的家人则认为这是检察机关的构陷,他们没有实施刑讯逼供。

毫不避讳地说,如果把刑警和刑讯逼供联系起来,社会上也极少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

而这件案子,其实很简单,2010 年 9 月 25 日,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公安局刑警队,一个专门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经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被送进了看守所。这是一起团伙盗窃摩托车案,该团伙共有三名犯罪嫌疑人:熊军、李政、潘世讨。犯罪嫌疑人李政、潘世讨先后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7 日辨认了犯罪现场,并均已供述三人合伙盗窃五辆摩托车的犯罪事实。

按照程序,这个案子的基本证据差不多齐了,再带犯罪嫌疑人熊军前往作案现场拍几张照片,案子就可以移送审查起诉。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下午,祁门县公安局刑警队方卫、王晖、王奇(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三人携带相关手续提解熊军出看守所辨认现场。

这天下午,他们像往常一样从看守所办完提审手续带出犯罪嫌疑人熊军,没有任何障碍,也没有得到任何提示。但是熊军上车后突然称:「记不清现场」了,不过之前熊军在做供述时对地点描述很清楚,几名警察推测熊军是想以此为由逃避法律追究,所以当即开始做熊军的思想工作,想让他转变思想,继续辨认现场。这时,车子已开到公安局门口,方卫发现暂时无法完成辨认现场工作,就叫王奇将车开进局里,并将熊军带至三楼刑侦大队方卫的办公室兼讯问室。

12 月的黄山脚下,寒气袭人,祁门县公安局办公楼里虽然没有暖气,但是装有空调,有的干警还自行配备了电暖器,室内倒也不显得很冷。

方卫带熊军进到办公室,将空调、电火桶打开取暖,让熊军坐在讯问椅上,用手铐、脚镣对其进行约束后继续做其思想工作。

不料,熊军情绪异常激动,身体剧烈晃动。考虑到之前发生过犯罪嫌疑人受讯时用前额撞击讯问椅挡板进行自残的情况,为防止类似情况发生,刑警大队的讯问椅上都备有一根皮线,必要时可以约束犯罪嫌疑人,防止自残。由于熊军情绪不稳定,为了防止他自残,方卫就用讯问椅上的皮线斜跨过他的胸部对他进行约束性保护,皮线距离胸部有几厘米的距离,这样既可以保证熊军前后左右都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同时又能阻止他弯腰用头撞击挡板。约二三十分钟后,熊军情绪渐趋稳定,但是在交流中要么说记不清现场,要么沉默不语。

晚上六点钟左右,公安局食堂送来饭菜,方卫和王晖打开械具带熊军去小便。回来后,方卫盛了一碗饭给熊军吃,但熊军称不想吃,方卫又倒了杯水给他喝。直到晚上九时左右,熊军思想工作仍未做通,方卫就拿出之前李政、潘世讨辨认现场的照片给他看。熊军见两名同案犯已辨认过现场且又交代了合伙盗窃另三起摩托车的事实,思想逐渐转变,同意配合警察辨认现场,并主动交代了合伙盗窃另三辆摩托车的犯罪事实。

方卫将此情况向队领导王奇作了汇报,王奇叫方卫将情况问清楚形成笔录后再把熊军送回看守所,早点回家休息,明天再辨认现场。王奇因为第二天要去江西出差,就先回家了。九点半左右,看守所民警胡晓晖打电话给方卫,问何时还押,方卫告诉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胡晓晖说,看守所看门的老头怕冷,让方卫早点送熊军回去。方卫见一时结束不了,再考虑到还押后第二天还要去指认现场重新办手续还需要中队长、大队长、局长签字,很不方便,心想就算是到明天中午还押也还在审批的规定时间内,就告诉胡晓晖,明天再送熊军回去,让看门的早点休息吧。

接完电话后,方卫拿起桌子上的一袋饼干,问熊军吃不吃,熊军还是说不吃,想喝水,于是方卫就倒了杯水给他,并解开手铐让他自己拿着喝。晚上十二时左右,方卫做完了笔录便和王晖将熊军械具打开,方卫倒了杯水给他,让他边喝水边核对笔录。

大约 22 日凌晨一时左右,熊军开始打瞌睡,方卫和王晖便在办公室内整理卷宗,上公安网,同时看住熊军,其间未发现他有异常表现。

一直到凌晨六时左右,方卫发现熊军脸色苍白,口唇发紫,牙咬住嘴唇,表情痛苦,呼之不应。身为法医的方卫立即紧张起来,赶紧上前探其脉搏,发现很慢很弱,又用听诊器听其心跳,同样慢弱。方卫感觉情况不妙,就招呼王晖赶紧一起打开械具,将熊军抬到办公室床上进行人工呼吸及心脏按压抢救。几分钟后,方卫听到心跳已不明显,就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又拨打副队长王奇电话汇报此事。打完电话后又抢救了十几分钟,王奇赶来了,救护车随后也赶到了,三人便将熊军抬上救护车,王奇随救护车去了医院,让方卫和王晖留下接受调查。过了一会儿,王奇打电话告诉方卫,熊军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2010 年 12 月 22 日上午,方卫和王晖分别就熊军死亡向祁门县公安局作了书面汇报。

祁门县公安局对此事件格外重视,在接到熊军死亡的报告后,他们当即向黄山市公安局和祁门县检察院、祁门县委、县政府进行报告。

很快,黄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钱丰赶到祁门调查此事。

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死亡,两名办案民警难免遭遇是否有刑讯逼供的质疑,尤其自从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发生之后,公安部也对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展开严查,近期各地多次被曝光的警察刑讯逼供,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赶到祁门的黄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钱丰第一时间将方卫叫到身边问:「你们有没有动手打他?」方卫说:「没有动手。」「真的没有吗?现在你们一定要说实话!」钱丰说。方卫语气肯定地回答:「真的没有。」

「那是怎么死的?」他继续问,法医出身的方卫回答他:「可能是猝死。」为了证实民警说话的真伪,也为了防止尸体发生变化,他随即指派黄山市局刑警支队技术人员对熊军尸表等情况进行了记录固定。

祁门县公安局至少已经连续 5 年没有发生过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动手的事情了,但是本案毕竟是人死在了公安局办公室,局领导心里也有些摸不准。

2010 年 12 月 22 日下午,黄山市人民检察院反渎局的检察官们也开赴祁门调查此事。方卫和王晖分别接受了调查问话,他们将事情经过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熊军死亡突然、迅速,极有可能患有心脏病。

12 月 26 日,应黄山市公安局的邀请,黄山市检察院的法医对熊军尸体进行了检验。

黄山市检察院人员赶到后,即对熊军组织尸检,当看到尸体没有体表外伤,体内也没有检验出内伤之后,黄山市公安局和祁门县公安局的领导才稍微放心。

实际上,之所以通报检察院,并由检察院的法医进行尸检,正是出于公正的考虑,本来公安局自己就有法医,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自己的法医参与尸检。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公安机关在检察院法医对熊军尸体进行检验的同时,还请来了熊军的家人,现场参与了全部尸检过程。尸检结束后,当发现体表没有任何外伤,体内也没有受伤,并发现熊军患有心源性心脏病后,熊军的家人也并未表示任何异议,也接受了公安机关对于这起突发的不幸事件给予的经济补偿。

本来,故事到此即可结束。但是后来的发展,是谁也未曾想到的。

12 月 27 日,法医鉴定尚未做出结论,黄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法医初步怀疑熊军为机械性窒息死亡(皮线勒死)。在此推测下,黄山市检察院当即将熊军死亡一案立为刑讯逼供案件,并于当晚 17 时对方卫和王晖进行传唤。

这一情况使得祁门县公安局和黄山市公安局有点措手不及,于是他们又紧急将此情况通报给安徽省公安厅。实际上,几乎与此同时,黄山市检察院的案情通报也到了安徽省检察院。

此后,事态升级,风云突变。

久未办理大案的黄山市检察院反渎职犯罪侦查局的检察官不容置疑地认定这就是一起刑讯逼供案。

仅一天时间,2010 年 12 月 28 日 7 时,在熊军死因尚未彻底查明,法医鉴定报告依然没有做出的情况下,黄山市人民检察院做出对方卫和王晖刑事拘留的决定,按照法律规定,副局长钱丰无奈地亲手签发了执行拘留他的两位手下的命令。

当天,黄山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程祖俊、郭环宇即展开对方卫和王晖二人的审查讯问。

办案人员问方卫和王晖:「看守时,熊军是否睡着了?」

方卫:「没有睡觉。」

办案人员:「你撒谎!熊军睡着后是否出现皮线勒住胸部?」

方卫:「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该办案人员武断地说:「人睡着的时候身体是软的,身体肯定会往下滑,熊军肯定被皮线勒住胸部。」

方卫:「你们这种询问方式是典型的指供、诱供,并且你的提问也证明了你并不懂医学常识,如果你们再用指供、诱供的形式来问询,我们将拒绝在笔录上签名!」

原来,检察官最初的判断是方卫和王晖睡着了,导致熊军在睡眠中身体下滑被皮线勒紧,导致窒息而死,并以此对他们实施刑事拘留。

这时元旦刚过,人们还停留在节日的气氛中,方卫和王晖失去自由已经 10 天了,原本想问题应该查清楚了,10 天是检察院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他们在等着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就在这一天,2011 年 1 月 7 日,他们被黄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不仅如此,他们还被转到外地,异地关押。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此案已经由省检察院亲自指挥,并在黄山市检察院、阜阳市检察院、马鞍山市检察院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一个要将此案办成一桩铁案。

其实,翻开近几年来的冤案平反史,我们不难看到,在「佘祥林杀妻案」「赵作海杀人案」「张高平、张辉强奸案」等一系列的冤案报道中,几乎每一起冤案的发生都与刑警的刑讯逼供有关。特别是这几年来,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不时会有一些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例曝光出来,刑警似乎成了刑讯逼供的代名词,警察职业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极大的负面评价。尽管近几年公安机关内部加强了严禁刑讯逼供的教育力度,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但是,刑讯逼供这种现象仍旧未能绝迹。

而司法实践中,检察院一般都会被认为是「护着」公安机关的,案件审理时,在众多的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时候,检察院往往当作耳旁风,或者干脆让公安局的警察自己写一份「文明办案」的书面说明交到法庭了事。

不过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处在同一战线,比如,一旦侦查机关出现死亡、自残等极端事件,那么一直「休眠」的检察机制就会立刻唤醒。因为检察院和所有的机关一样,在他们的领域同样会有一个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警察刑讯逼供这样的案件正属于检察机关内部的反渎职犯罪侦查局管辖的范围。事实上这个渎职犯罪侦查局也很为难,他们并没有多少案件可办,检察机关为了找到几个可办的案件,防止在连续的业务排名中不至于再次落到排尾,往往也是费尽心机。

回到本案,黄山市检察院及公安机关,似乎就陷入了这样的处境之中。

对于熊军之死,法医做出的鉴定结果并不一致。在第一次尸体检验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做出一个推断性意见,认为熊军系「体位性窒息死亡」,也正是依据这一意见,方卫、王晖两人被检方采取刑事拘留,后被逮捕。

正式形成文本的法医鉴定在两民警被逮捕后 10 天,也就是 2011 年 1 月 15 日,由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报告名为:[皖检技鉴(2011)2 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根据材料为《黄山市检察院关于熊军死亡的传真报告》、黄山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材料若干份、祁门县气象局气象资料证明、熊军尸体等,受理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3 日,开始鉴定日期 2010 年 12 月 26 日,检验地点在祁门县殡仪馆。

这份报告中显示,熊军的衣着上身从里到外分别为:灰色内衣、紫色羊毛衫、黑色夹克、黄色马甲;下身从里到外分别为:黑色三角裤、黑白条纹羊毛裤和长裤;脚穿棕色棉袜、棕色棉鞋。气象证明环境温度在 0℃左右,但考虑到当时被鉴定人处在室内,穿着有羊毛衫裤,不至于冻死,但尸检所见足以证明机体处于寒冷状况。

在检验中虽然发现熊军右腕部、右肘关节等处有一些表皮损伤,但鉴定认为上述为机械性轻微损伤,不致造成机体死亡,诊断机械性窒息死亡依据不足,这也否定了最初做出的「体位性窒息」致死的推断,同时也排除药物、毒物造成死亡的可能。

这份鉴定调阅了熊军的看守所体检表上有「窦性心动过缓」的病情诊断,病理检验也见心脏较正常人超重,镜下检验见部分心肌细胞核大深染,提示熊军具有潜在性的心脏疾病。

对于造成熊军死亡的原因,这份鉴定认为,熊军死前被固定在审讯椅上长达十多个小时,使机体处于极度的疲劳状况;另外尸体检验见胃内有稀糊状内容物约 50ml,案情调查其在被固定体位期间未进食,认为可以证明机体死前处于饥饿状态,因而认为属机体处于极度疲劳、寒冷、饥饿状况下,「内环境」出现紊乱,诱发了潜在性心脏疾病,致心源性猝死。

2011 年 1 月 28 日,黄山市人民检察院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的鉴定意见告知方卫和王晖,二人均对省检察院的鉴定书提出异议,特别是身为法医的方卫当即提出要求保存尸体以备重新鉴定,但是此时黄山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告诉他们,尸体已经火化了。

这份鉴定结论也确定了案件的走向。2010 年 12 月 30 日,黄山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黄山市辖下的休宁县检察院侦查。2011 年 3 月 8 日经黄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4 月 8 日又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两个月。6 月 7 日,休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方卫、王晖涉嫌刑讯逼供罪移送审查起诉,不过到了 7 月 13 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又将该案指定由马鞍山市辖下的含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已经被异地关押的方卫,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又被秘密转移到含山县看守所,化名「黄伟」羁押。对于这样一起简单的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动用了他们办理恐怖组织犯罪才会使用的化名、异地关押办法,这让方卫感到很不理解。他一直在想,本案的关键问题不就是熊军的死亡原因吗,而这又完全是个技术问题,技术问题需要专业鉴定,现在疑问没搞清楚,尸体已经火化,重新鉴定已经不具备条件,靠这种化名关押能找到熊军死亡的真正原因吗?他百思不得其解。

当晚七点多钟,体检结束,准备进看守所时,方卫感到肚子饿了,他提出没吃晚饭,想要点吃的,但是,在那个场所,竟然没有人理他。那一刻,他想到了在祁门县公安局,他和王晖审讯熊军这个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还给他准备饭菜和饼干,而自己,一个干了十几年的警察,当无辜蒙冤,身陷看守所的时候,居然要不到一碗饭吃。随着看守所铁门挂锁的声响,他被关进了一间几十个人的号房,躺在昏暗的地铺上,这位干了一辈子刑警的「犯罪嫌疑人」浮想联翩,他想到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想到了活泼可爱的孩子,想到自己经常在抓捕罪犯的一线冲杀,想到了文弱的妻子……再看看身边这几十口本应是他对手的号友,这位铁血汉子,不禁潸然泪下。

当真是,世事难料。

之后发生的,就是漫长的审问,3 月 12 日下午,省检察院、阜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前来提审,方卫提出要会见律师和申请取保候审,当即被拒绝。阜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你将见不着律师,如果不认罪,再把你羁押到阜阳看守所和艾滋病人关在一起,他们最仇恨警察,让他们整死你。」方卫提出要把以上言语记录在案,遭到拒绝。为此,方卫拒绝在该次笔录上签名。

还有一次提审,因为他不愿意在记录不实的笔录上签字,检察官「啪」的一掌拍在电脑键盘上,说道:「认罪吧,不要指望你们领导来救你,你信不信我们随时也可以把他抓起来。」一次又一次的提审,不仅有威胁、有逼供,甚至还有诱供和欺骗,这个审讯了一辈子犯罪嫌疑人的刑警彻底体验了一把「犯罪嫌疑人」的滋味。

2011 年 4 月 7 日下午,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一郭姓检察官和阜南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王冬提审方卫时,拿出一份笔录,称是王晖的,说王晖已经承认了刑讯逼供,王奇、与另一位侦办摩托车盗窃案的民警吴丽国也已经承认了刑讯逼供。前期公安和检察院闹了误会,现在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领导已经协调好了关系,决定不予追究王奇、吴丽国的刑事责任,只要认罪态度好,也可以从轻处理,起诉时可不定故意伤害致死罪,定为刑讯逼供罪。为了取得信任,阜阳市人民检察院这位姓郭的办案人员还拿出工作证件,说他同时兼任省检察院特别侦查大队大队长职务,可以此作担保。这样的方案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是,坚信自己无罪的方卫对此未予理睬,检察官们只好悻悻而去。

鉴于对安徽省检察院法医鉴定的质疑,虽然黄山市检察院对方卫和王晖重新鉴定的申请未予答复,但实际上,心中也没底的黄山市检察院在 2011 年 7 月 3 日还是委托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再次鉴定。该中心出具的[高检技鉴字(2011)89 号法医学检验意见书]显示,委托的要求是从法医学角度进一步查找熊军生前是否存在受冻的证据,综合分析论证导致熊军死亡的主要原因。

该中心的鉴定始于 7 月 15 日,鉴定书中所列简要案情中记载称:「黄山市检察院办案部门在提审熊军同案犯时了解到其他嫌疑人审讯时有被冷冻的过程。」这份于当年 8 月 2 日做出的鉴定分析结论中称,尸体具备一定的冻死表现,依据目前的送检材料(如死亡现场情况、衣着、尸斑等)确定「冻死」尚缺乏充足的依据,综合分析认为,熊军符合因饥饿、较长时间固定体位、寒冷,机体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在心脏潜在病变的基础上突然死亡,外来因素和其心脏潜在病变共同参与了死亡过程,其中寒冷等外来因素起主要作用,心脏潜在病变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这份鉴定报告出具之后,根据含山县检察院起诉书介绍,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含山县检察院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将案件退回休宁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同年 9 月 14 日休宁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重新移送含山县检察院;10 月 15 日,又依法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直至 2011 年 12 月 8 日,在两民警被羁押 350 多天之后,才开始第一次庭审。这一切做法,无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检察机关他们还需要更为扎实的证据。

果然在开庭前,检察机关终于找到了他们自认为是「宝贝」的证据,那就是熊军的两名同案犯证实方卫和王晖以及祁门县公安局的另外两名警察存在对他们采取「冻」「饿」等刑讯逼供的行为的证词。

案件在司法流程中运转着,坊间的各种传闻也散布开来。一种未得到确认的说法是,该案进入审判阶段,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内审后最初认定无罪,但由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某人的干预,最终本案还是被起诉到法院。审判,即将开始。

2011 年 12 月 8 日,含山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本案。

逮捕两警察依据的罪名是刑讯逼供,但进入起诉之后,罪名改变为故意伤害。那么,在熊军留置祁门县公安局的十多个小时内,两警察是否对熊军实施刑讯逼供行为,成为 12 月 8 日在含山县法院庭审辩论的焦点。

含山县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描述称,熊军自 2010 年 12 月 21 日 16 时许被强令坐在铁椅上后,除了上厕所外均如前所述状态被固定在铁椅上,并一直未进食。

同时检方列举提审熊军同案犯李政、潘世讨的证言,称两人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和 12 月 17 日同样被方卫、王晖带至祁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办公室进行讯问时,用手铐、脚镣、电缆线将李政、潘世讨捆绑固定在该局自制的铁椅上,用塑料袋装上冰块并用胶带捆绑在胸、背、腿等部位,同时使用电风扇吹风降温。

检方还称:另查,2010 年 9 月 25 日,李政、潘世讨因涉嫌盗窃被祁门县公安局抓获,方卫、王奇等人为获取口供,在讯问时对李政、潘世讨的胸部、下身阴部喷射催泪瓦斯,导致其二人下身阴部溃烂。

检方依据这些指控称,两警察均构成刑讯逼供,而李、潘二人提起的证言似乎显示,方卫、王晖有一贯性刑讯逼供行为,且手段极为恶劣,应对两人处以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方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结论不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认定熊军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心源性猝死」,死亡诱因为「长时间固定体位、寒冷、饥饿」;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则推翻上述对熊军主要死因的认定,将死因重新认定为「外来因素和其心脏潜在病变共同参与了死亡过程,其中寒冷等外来因素起主要作用,心脏潜在病变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两人的律师则在庭审中困惑地询问检方,起诉到底以哪份意见为准?

两名警察在庭审中坚决否认指控,辩称无罪,两人的一审律师也为两人作无罪辩护。对于检方的鉴定结论,律师在庭审中认为,报告中称熊军受饿、冻,但证人王奇等人的证言证明:看押熊军的房间确实开了空调、电火桶,室内温度正常,民警与熊军同在一室,并不存在民警故意「冻」熊军的行为;当时曾给熊军准备晚饭和水,中间也曾让其吃饼干,但熊军只要求喝水,称不想吃饭,且尸检中胃里尚有 50ml 食物。因此,并不存在故意「饿」熊军的行为。

对于「长时间固定体位」,检方认为熊军所坐的审讯椅属于「刑具」,被以「刑具」长时间固定体位,是熊军死因之一。律师则认为,让犯罪嫌疑人坐在专用椅上,是防止其自杀、自残、袭警,合法合规。该椅子由公安局统一配发,属于「械具」,且在 2010 年 12 月 21 日晚至 22 日晨这段时间内,熊军有过两次休息,包括小便、喝水,械具全部打开,每次持续数分钟。因此,对熊军的实际约束时间,每次均不超过 6 个小时,未超出正常界限。只因坐着不够舒服、坐上去让人难受,就算椅子有缺陷,那也是单位责任,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不符法理和情理。

针对控方出示的两份法医鉴定结论,辩方原本申请法院传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三名法医出庭,但遗憾的是,无一人依法出庭。仅有安徽省检察院的法医陈某出庭,就其作出的一份《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给予说明。

法医陈某在接受辩护人询问时,详细阐明了熊军突然死亡的原因:死者有潜在性心脏病,系「心源性猝死」,死亡诱因为「长时间固定体位、寒冷、饥饿」。对「心源性猝死」的结论,辩方予以认可。但对鉴定人所列举的死亡诱因,辩方质疑:「长时间固定体位」并不是鉴定人从尸检本身得出的结论,而是检察办案人员在鉴定前告诉鉴定人的案情。该案情并不属实,辩方有证据证明熊军在死亡前每 6 小时有一次休息,并非「长时间固定」在审讯椅上。对此,鉴定人无奈地声称「案情是否属实,这要去问公诉人」,于是把脸转向公诉人,引起庭审哄堂大笑。辩方还对鉴定人提出的死亡诱因提出质疑:可能诱发「心源性猝死」的原因很多,鉴定人只列举了「寒冷」「饥饿」,而未排除情绪激动、疲劳等因素,因而其鉴定结论仅具或然性,不具有确定性。

辩方还对控方出示的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的一份《法医学检验意见书》提出强烈质疑:该检验意见上记载:「黄山市检察部门在提审熊军同案犯时了解到其他犯罪嫌疑人审讯时有被冷冻过程」,而实际上,所谓「其他犯罪嫌疑人审讯时有被冷冻过程」并无证据支持,辩护人调取的相关证据也能够否定该事实的存在。因此,检察办案机关委托鉴定时,向鉴定人提供的案情不客观、不真实,极有可能导致鉴定人先入为主,从而影响鉴定的客观性、科学性。再加上,鉴定人无视人民法院的通知,拒不出庭。因此,辩护人提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这份《法医学检验意见书》缺乏客观性、科学性,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

这一质证环节,基本揭示了熊军在祁门县公安局死亡的真相:死者患有潜在性心脏病,死因是「心源性猝死」,而非暴力导致的死亡。

作为该案主要证据的两份法医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问题,法医出身的被告人方卫也是不遗余力,为了准备庭审,他找来了大量的法医学书籍,在看守所等待开庭的日子里「重操旧业」。2011 年 12 月 8 日,含山县法院的法庭上他自己针对两份法医鉴定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第一,鉴定程序有问题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201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为鉴定人进行鉴定提供必要条件……但是不得暗示或者强迫鉴定人做出某种鉴定结论。」而黄山市人民检察院却将无中生有、互不相干的材料(李政、潘世讨 2 人被冻)提供给鉴定人,其目的明显是想让鉴定人做出熊军也受冻的鉴定意见,而鉴定人也确实出具了熊军受冻的虚假的鉴定意见。

根据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鉴定程序规则(试行)第 2 条规定:「法医检验鉴定是指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的法医鉴定人运用法医学原理,技术和方法,对案件中涉及的人身、尸体及相关场所、物证进行勘验检查、检验鉴定,并做出意见的一项专门性技术活动。」第 30 条规定:「检验鉴定文书应当语言规范,内容完整,描述准确,论证严谨,结论科学。」检察院两份法医鉴定文书将委托单位提供的「长时间固定体位」这一案件调查情况作为鉴定意见明显违反鉴定规则。因为,任何一个法医都不可能运用法医学原理、技术和方法得出死者生前被「长时间固定体位」,就如法医不能推断死者姓名一样,检察院法医鉴定人员将「长时间固定体位」作为鉴定意见,既违背科学也违反鉴定规则。

第二个问题,是鉴定文书内容与事实不符

鉴定文书记录熊军面部呈「苦笑面容」,事实上熊军面部未见「苦笑面容」,而仅口部张开。其口部张开正好与方卫当时对其进行人工呼吸抢救时人为打开的说法相符,鉴定人认为是「苦笑面容」纯属牵强附会,「苦笑面容」可见于冻死尸体,鉴定人捏造这一尸体现象,目的是证明熊军受冻。

第三个问题,是鉴定意见不符合实际情况,检察院两份鉴定文书认定熊军处于饥饿状态,结论错误。因为医学表明,人进食 6 小时后,胃及十二指肠已完全排空,而根据尸体检验记录,熊军胃内有约 50ml 稀糊状内容物,内有少量腌菜叶,不完整饭粒。熊军自进食至死亡共历时 18 小时左右,胃尚未完全排空,仍存留部分食物,这说明熊军自离开看守所后其胃的消化排空功能即基本停止,他没有「饥饿」感,即使进食,也不会被消化。究其原因应当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其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胃排空功能被抑制了。而关于检察院两份鉴定文书认定熊军处于寒冷状态,鉴定意见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认定熊军受冻依据不足,「苦笑面容」。根本是无中生有。而「立毛肌收缩」不但见于活体受到寒冷刺激的反应,也见于新鲜尸体受到寒冷刺激的反应,最早在死后 30 分钟出现,多数在死亡后 5~6 小时发生(参见黄光照、麻禾昌主编《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法医病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6 页)。熊军在病发后不久即从温暖的室内被转移到零摄氏度左右的寒冷室外,无论其当时是否死亡,均会出现「立毛肌收缩」,鉴定人据此认定熊军生前受冻根本站不住脚。鉴定人陈洪出庭说明「死后温度的变化不会造成立毛肌收缩」的观点,更是与法医学知识相悖。而「胃黏膜大片散在出血点,心肌细胞,肝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均可见空泡样改变,肺及肾上腺应激性改变,气管支气管有泡沫样的改变。」鉴定人认定以上机体受冻的结论同「立毛肌收缩」一样站不住脚。因为以上这些改变并非机体受冻的特异性改变,而是急性死亡尸体的普遍改变。任何猝死尸体都会出现以上改变,检方法医鉴定以急性死亡尸体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推断死者生前受冻显然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就好比不能仅根据某个动物有四条腿就推断它是马一样,它有可能是鹿,也有可能是其他动物。

检察院法医鉴定人根据以上来推断熊军生前受冻显然是不科学、不公正、不客观的,而事实上在熊军尸体上反倒有许多现象与「受冻」是相互矛盾的。

比如,受冻尸体心外膜下有出血点,右心内含有凝血块,而尸检时熊军尸体「心外膜未见有瘀点性出血」,「血液呈明显流动性」。受冻尸体胰腺多出现急性胰腺炎,而尸检时熊军胰腺正常。受冻尸体骼腰肌多处出血,而熊军尸体未见出血。受冻尸体尸斑呈鲜红色,而熊军尸体尸斑呈淡紫色,指甲青紫。受冻尸体上可检见冻伤,而熊军尸体未见冻伤。受冻尸体胃黏膜糜烂,黏膜下有弥漫性斑点状出血,而熊军尸体是胃大弯前壁见散在出血点。

以上六个方面的情况均不符合受冻表现,但却符合急性死亡尸体的表现。

综上,方卫提出了检察院两份法医鉴定文书认定熊军生前受冻与尸体检验情况不符,尸检提示熊军符合急性死亡。

这种专业分析也恰与警察王晖对案情的陈述相吻合的:熊军自始至终都处于开着空调、电火桶制热取暖的室内,情况一直正常,出现异常后突然死亡。

而检察院两份鉴定文书的最大问题,在于死因的主次关系相互矛盾

熊军的体检表和病理检验有三个异常之处:重 311.6g 正常成年的心脏重量为 250~270g,而熊军的心脏重 311.6g,而且心窦房结体积偏小结内起搏细胞较少,梭形纤维细胞多;最后,心电图提示窦缓 55 次/分,比正常人平均最低的每分钟 60 次还低。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证实熊军患有潜在的致命的心脏传导系统疾病。说「潜在」是因为熊军之前身体一直看起来很「健康」,未发现有病,说「致命」,是因为窦房结是心脏搏动的源头,窦房结细胞变性,坏死或者数量减少,均可妨碍起搏冲动形成,引起心搏骤停。

然而,这样一个致命的隐患却被检察院法医鉴定人员轻描淡写,甚至认为「在死者目前年龄不应对其生命构成威胁」。

根据统计表明,猝死有以下特征:心血管疾病占猝死的原因首位;青壮年男性显著多于女生;高峰年龄段为 30~50 岁。熊军不但患有极危险的心血管疾病,更是处于猝死高峰年龄段。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人员的观点无疑是违背科学的。所以熊军死亡的根本原因是潜在性心脏病(窦房结发育异常)。

法医病理学将死因按作用大小依次递减分为:根本死因(原发性死因)、主要死因、辅助死因、诱因。

诱因,就是诱发身体原有潜在疾病恶化而引起死亡的因素,包括各种精神情绪因素、劳累过度、吸烟、外伤、大量饮酒、性交、过度饮食、饥饿、寒冷等,比如有些疾病会导致病人在睡眠中会突发猝死,却没有明显诱因。这些因素对健康正常人一般不会致命,但对某些重要器官有潜在性疾病的人却能诱发疾病恶化引起死亡。由此可见,「饥饿、寒冷、和不一定存在的长时间固定体位」,是属于诱因范畴,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人员却认为「寒冷等外来因素起主要作用,心脏潜在病变起一定的辅助作用」,这一鉴定意见不但与法医病理学关于死因的分类相悖,更是颠倒了主要死因和诱因的主次关系。

方卫在法庭上大声提出一个疑问:这种连法医专业的在校学生都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为什么居然会出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三位法医联名做出的鉴定意见中?

那么,熊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通过对法医鉴定意见的全面分析,方卫认为熊军有潜在性心脏病(窦房结发育异常)猝死。根据猝死的统计学资料表明,半数以上的猝死无明显的发病诱因。熊军患有致命的窦房结发育异常,这个病变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诱因就能猝发身亡。如果非要给熊军心脏病猝死找可能性的诱因,那么结合本案,两个最有可能的诱因即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睡眠,但是这两个原因恰恰被检方鉴定人给抹去了。

方卫进而分析道,熊军是上次犯法出狱后不久就犯下了这起案子,多年的牢狱生涯使他对坐牢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所以他便以忘记现场为由企图逃避法律追究,此时他的心理一定是处于恐惧、紧张、侥幸、担心等非常复杂的状态。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其植物神经功能出现紊乱,胃停止排空。也刺激着潜在病变的心脏。另外,睡眠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某些猝死便发生在睡眠中,比如「青壮年猝死综合征」,又叫「睡眠中猝死」,常发生于男性青壮年,多死于睡眠中,死亡突然迅速。而该案中,熊军也是在睡眠中突然病发死亡其原因是睡眠时迷走神经兴奋,对心脏起抑制作用,本就不堪重负的心脏雪上加霜,终致心搏骤停猝死。像我国著名的小品演员高秀敏也是在睡眠中猝死。

在这个法庭上,方卫穷尽了自己所有的法医学知识,并找到了一系列法医学专业书籍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身陷困境的被告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出具法医鉴定意见的警察了,他的这些质疑,像是泥牛入海,没有搅起一丝波澜。两名刑警被审判的消息在黄山公安系统引发强烈反响。不仅方卫和王晖这两位当事人不服,整个黄山市的警察也不服。警察夜以继日坚守岗位破案,出了意外事件就抓人判刑,太不公平!一时间警检冲突升级,案件直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

开庭当天,赶来旁听的来自全市的警察达近千名,含山县人民法院哪见过这阵势,法院几个法警一见这场面当即懵了。法律规定公开审理的案子允许旁听,但是这么多警察来旁听——而不是来维护秩序,这种事情他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法院为了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事态,只好用一把铁锁将法庭大门锁上,这又更激发人们的不满。法庭外人声鼎沸,热议纷纷,法庭内激辩热烈,场面十分震撼。

该局多名旁听过该案的中高层干部和刑警称,这些年,公安机关对刑讯逼供和非正常死亡进行了多次专项治理,要求很严,刑警不会为破这种小的盗窃案去冒丢掉饭碗的风险,尤其在带有更多文化气息的皖南地区。多年来,该市还没有发生刑警刑讯逼供的案件。刑警被问罪的事情之前也有发生,但除了表示惋惜和遗憾之外,并没有人表示过支持。而此案却不同,此案侦查工作均是在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和具有执法权的民警中进行的,案情容易了解。特别是通过旁听,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证据全部展示,案情昭然已揭。虽然现在法院并未宣判,但事实已证明刑警是无罪的。因为检方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刑警有故意加害死者的具体行为,所谓「冻」「饿」「固定体位」,拿这些原因认定警察刑讯逼供,太过幼稚,死者熊军应该是因为潜在性心脏疾病,因刑警无法预料的诱因致心源性猝死。他们还对检方在死因正式鉴定尚未出来的时候即对民警刑拘、逮捕,以及多次违反诉讼程序,甚至不惜威胁、引诱在押嫌犯诬陷民警的做法,表示极大不满。

而在此前,黄山市各区县公安机关还曾以全体千余名警察的名义,联合致信安徽省高院院长,表达对该案不同的看法,认为方卫、王晖两民警不构成犯罪,并「强烈要求」对熊军死亡原因通过中立的权威机构进行重新鉴定,还两民警清白。

但是,对这些行为,安徽省检察院表示:谁违法,谁犯罪,法院的判决最权威,该院将于近日进行宣判,届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外披露相关情况。对于两警察家属的上访及其他的反映,他们认为是在制造声势,向检察机关施加压力。

在拖延一年多后,该案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宣判。起诉书指控的数起刑讯逼供事实,一审法院只认定了其中一起(熊军死亡案),两被告人均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宣判当日,被告人当庭喊冤,表示上诉。家属情绪激动,法庭一度混乱。法官、检察官沉默离场。

一审两名警察各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对于黄山市的一千多名警察来讲是个巨大的打击,一时间消极办案的情绪在警察群体渲染开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案子与其他的刑讯逼供案不同,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知道被害人没有任何外伤、内伤。而且自身还确实有心源性心脏病。这样猝死的意外事件居然给两个没动犯罪嫌疑人一根指头的刑警判了 10 年徒刑,实在难以理解。

在他们的记忆里,即便哪里真的发生了刑讯逼供案,办案的警察也不过被判个刑讯逼供罪,判个一年半载甚至缓刑而已。

看到白纸黑字的判决书的时候,他们愤怒了。再一次,他们联名向负责本案二审的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写了抗议信。

然而,对于已经进入二审程序的案子,各机关的协调并不顺利,从最高检、最高法到省检、省法院直到黄山市公安局和黄山市检察院,无数次的协调沟通没有实质进展。的确,在现行体制下,抓人谁都敢批,放人却没有人敢担当。对于已经卷入司法机器的个案来讲,结果如何,有时不得不看运气。

但是仅仅抗议是不够的,二审即将开始,怎么办?黄山市公安局的领导也在思索着,毕竟不能抛下两个兄弟不管。但是之前所有的沟通和协调都做到了,没想到还是这个结果。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最终决定:案子既然走到了法庭,那么赢也只能赢在法庭!

于是,他们考虑到增加二审辩护律师的力量,组建最优秀的辩护团队是当务之急。局长亲自拍板,不惜一切代价,在全国范围内为两名警察找到最优秀的辩护律师。接下来,除了我之外,他们又聘请了三名律师进入这个辩护团队,他们分别是:

曾经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技术娴熟的金晓辉律师,

曾经成功为海南警察雷霆作过无罪辩护,网称「金牙大状」的王思鲁律师;

曾担任十年刑警,法学博士,理论功底深厚,实务经验丰富的毛立新律师。

公安局局长找完律师后,对两名警察的家人讲道,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且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二审为你们聘请到了全国最好的律师,结果就看命了。

二审辩护团队组建之后,我和三位律师开始布局二审方案,经过仔细研究,在吸收一审辩护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决定,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入手,中间启动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机制,最后分节点各个击破。

接下来的第二场战役,公安机关邀请我们四位律师出场,替这两名警察,或者说替整个黄山市警察辩护,讨回他们的公道和尊严。

在一切传统意义的协调和沟通无果后,一场法庭上的较量便拉开序幕。介入二审后,我们启动了刚刚实施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全国第一次尝试在刑事案件中申请辩方的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也许是自己最清楚证据真的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侦查阶段,专案组的检察官们也是费尽心机,为了把「疑案」办成「铁案」,他们利用起诉熊军同案犯李政、潘世讨的机会,威逼利诱,唆使二人诬告陷害方卫、王晖对其刑讯逼供,并取得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在这些笔录里,两名盗窃犯交代曾被祁门县公安局刑警队的警察「冻」和「饿」,并被刑讯逼供过。此招无非是为了进一步从侧面佐证方卫和王晖在办理李政、潘世讨同案犯熊军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实施过刑讯逼供行为。

在法律上讲,这二人所说的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明方卫和王晖对熊军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这样的证言,对于法官的心理暗示是巨大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内心形成二警察对熊军实施了刑讯逼供的确信。

但是蹊跷的是,律师介入调查后,李政、潘世讨出于良心自责居然反水了,他们又揭发了检察院逼迫他们指证方卫、王晖二人实施刑讯逼供的事情。

到此,一个极其狗血的剧情就这样上演了:一贯回避警察涉嫌刑讯逼供的检察官,这一次倒是非常希望犯罪嫌疑人积极控告警察对他们实施过刑讯逼供。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检察官这醉翁之意本不在酒,而在于顺利拿下方卫、王晖二人。

二审开始,我们首先就此问题打响第一枪。

针对本案证人之一,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潘世讨向检察机关指控两名刑警对其刑讯逼供的陈述,我们申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专门调查。我们提出,经向证人潘世讨核查,潘世讨承认之前其所有指控二警察对其刑讯逼供的证言均系在检察机关的威胁、引诱下做出,纯属虚假。

我们当庭宣读了潘世讨的亲笔证言和律师调取的询问材料,潘世讨表示:他对两名办案警察的指控,是检察办案人员不断威逼、利诱的结果,检察人员天天提审他,威胁他如不配合就给其加刑、配合了就给其减刑,而且必须说的和他们设想的一样才满意。在最后一次提审时,他已经明确告诉检察人员他原来说的不是真的,但检察人员却甩手而去,未做笔录。

面对这般「指控」,二审检察员明显拙于应对,他们既未能出示潘世讨的全部提审笔录,也未能出示提审潘世讨的录音录像,检方全部侦查人员也无一人出庭作证,仅仅出具了一份侦查讯问人员的《情况说明》,来证明其取证合法。

我们当庭提出,由于控方未能履行其举证责任,没有出示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潘世讨的相关陈述属非法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除了指出检察机关取证手段违法外,我们还当庭出示了大量证据,证明潘世讨的陈述完全虚假。例如,出示书证,证明潘某所谓因遭受刑讯逼供而「受伤」的陈述,纯属编造。潘某每次出、入看守所,看守所均按照规定进行体检,并留有《体检表》和《体检笔录》,证明潘某在接受讯问后返回看守所,身体从无任何异常。检察机关为验明体检的真伪,也曾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专门带潘世讨去祁门中医院体检,检查结论仍是「一切正常」。对于潘之前曾自称因遭受刑讯逼供导致「皮肤溃烂」,看守所医生为其开「无极膏」治疗的陈述,我们当庭出示了「无极膏」的《使用说明书》,上面明确指出了「无极膏」的使用「禁忌」:「皮肤损伤、糜烂或开放性伤口处禁用」。适用于无破损皮肤表面,忌用于皮肤损伤、糜烂或开放性伤口。看守所医生方纪新的证言,也证明给潘某开「无极膏」,是用于治疗蚊虫叮咬。至此,潘某所谓「刑讯逼供导致其皮肤溃烂」的谎言,被彻底揭穿。

经过这些证据的出示,检察机关先入为主、违法办案的种种问题被逐一曝光。从中,人们也慢慢看出这起被称为「陷警门」的案件果真就存在「陷」的端倪。

本案二审开庭,正好是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刚刚开始实施的第一年,在这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也就是在法条中叫做「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制度,这项制度是中国借鉴外国的「专家证人」制度而来的。第一次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后在中国尚无实践案例。我们决定,既然本案涉及多份法医鉴定意见,而且上诉人方卫自己也是法医出身,同时最高检的王雪梅法医也在网上公开对最高检的法医鉴定提出了广泛的质疑,那么,我们就还从这个法医鉴定着手,聘请更权威的「专家证人」出庭支持辩护方的观点。

鉴于这种操作在国内还是首次,我们也征求了法院的意见,他们也同意辩护人的这项申请。于是,我们开始寻找中国法医学界的权威,后来,经多方比较,我们决定聘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刘良教授担当此任。

庭审中,我向刘良教授询问道:「熊军是不是被冻死的?」

刘良教授:「从尸检资料来看,熊军不可能是冻死的,因为冻死的人身上有明显的大面积红斑,尸体上并没有出现。至于尸体皮肤出现的『立毛肌收缩』,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鸡皮疙瘩』,是因为在将熊军抬到院子上救护车送到医院的过程中,也许他已经死了。但是,人死后皮肤并不同时死亡,在受到冷空气刺激的条件下还会有应激反应。这就是老百姓说的皮肤冻得起『鸡皮疙瘩』现象。」

我又问道:「熊军是不是被饿死的?」

刘良教授:「熊军也不可能是饿死的,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尸检的时候,他的胃里还有尚未消化的食物。人在胃排空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饥饿感,死者胃里面还有未消化的食物说明他还没有产生饥饿感,当然更不可能饿死。」

我:「那熊军是不是被刑讯逼供致死的?」

刘良教授:「至于有没有可能被刑讯逼供致死,问题就更简单。多份法医鉴定报告显示死者有心源性心脏病,但是,应该知道心源性心脏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窦性心率过缓的心源性心脏病,一种叫做窦性心率过速的心源性心脏病。本案死者属于窦性心率过缓的心源性心脏病。这种病人往往会在半夜睡觉中发生猝死。原因就是夜晚血液回流心脏较慢,活动减少,导致心动更加过缓。所以说本案刑警如果在夜间对其刑讯逼供,打、折磨等,本能的会引起病人的应激反应,促进心跳加速,这样死亡的可能性反而要小于对其没有实施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我追问道:「那熊军死亡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站在法庭上,刘良教授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明了的回答:熊军死亡的真正原因系心源性心脏病猝死。专家的意见通俗易懂,句句切中要害,特别是对我第四个问题的回答,让人们茅塞顿开。争论了两年多的几份法医鉴定以及方卫自己呕心沥血发表的质证意见在此全部得以开解。

接下来,针对一审判决内容,我们展开一一辩驳:

一审判决认定二被告具有刑讯逼供情节,但是根据刑法学理论的分析,我们又得不出二被告在熊军的死亡中存在故意伤害的行为。

明知是故意(包括间接故意)成立的前提条件,但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二被告主观上具有对伤害结果的明知。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故意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二人具备故意伤害的「明知」:(1)所使用的讯问椅在祁门县公安局的侦查办案过程中已使用了十几年;(2)熊军正值青壮年,且本案证据显示将其从看守所提解出所时并未发现其身体存在任何健康问题,对其患有「窦性心动过缓心脏病」亦不知情;(3)讯问当晚,几次打开械具让熊军上厕所、喝水;(4)案发当晚办公室的空调、电火桶均开着制热取暖,室温正常;(5)被告只是将熊军约束在讯问椅上而非「捆绑」,亦非不能动弹;(6)一般常识表明,一个正常人在不缺水的状态下,若只是不吃一顿饭,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综合上述情况可知,二被告并不知道其行为会导致熊军身体受到伤害,另外,二人也不具备间接故意的「明知」,对危害结果的放任更是无从谈起。

几个具体的细节也说明了二上诉人不具有故意的主观意图:

2010 年 12 月 21 日 15 时 45 分,方卫、王晖、王奇将熊军提解出看守所的目的是辨认现场,而非讯问。手续齐全、程序合法,有《犯罪嫌疑人提出所外申请表》为证。

二被告将熊军带至办公室,是因为熊军突然称记不清现场,不愿意配合辨认现场。为完成辨认现场,二被告就近在办公室做其思想工作,这一点有证人王奇及当晚的笔录证明。该做法未违反相关规定。

熊军思想工作做通后,主动交代了另三起犯罪事实,作为侦查员,不可能不制作笔录,否则即为渎职。况且该讯问行为是在向副大队长王奇汇报后,按王奇指示制作笔录,该行为并未违反相关规定。

讯问、指认现场、做思想工作,都是侦查工作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截然分开。对此,一审判决也予以认可。在辨认现场时因情况变化调整工作方式和内容,甚至进行必要的讯问,都是正常的执行职务行为,并无违规、违法,一审判决中将这种正常的行为认定为「逼供」不符合逻辑,更无法律依据。

当晚未将熊军送回看守所还押,原因有二:一是方便工作,因第二天还要继续辨认现场。二是对提解出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当时并无必须回所过夜的强制性规定。熊军出所辨认现场的审批期限是一天,只要在 24 小时之内还押就不违反规定。

一审判决中,二被告讯问熊军时使用的讯问椅不符合法定规范也成为佐证其二人实施了刑讯逼供的理由。针对这一点,我们发现:

本案涉及的讯问椅是公安局十几年前统一制作,下发给各办案部门使用的。当时全局没有一把符合「制式」规定的讯问椅,即使是在一楼专用审讯室或者看守所讯问室,讯问也存在着使用「非制式」讯问椅的问题。难道作为办案人员,能以讯问椅「非制式」为由而拒绝办案吗?或者说自己去做一张「制式」讯问椅来办案?所以一审判决把使用「非制式」讯问椅作为实施肉刑或变相肉刑的一种方法我们认为也是极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一种说法。

一审判决将约束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认定为实施肉刑或变相肉刑,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什么叫做「长时间限制体位」,长时间有多长,限制是何种程度。

我们查阅到公安部监所管理局 2010 年 7 月印发的《看守所执法细则》规定,对在押人员「提讯、提审、提解、出庭受审或者出所就医等途中」,可以使用手铐、脚镣等械具,「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5 天(已判处死刑的除外)」,对「使用械具不足以防止发生危险的」,还可以使用「临时固定措施」,「时间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本案将熊军提出所外手续合法、合规,期限是一天。因此,我们认为将熊军留在办公室过夜,并在看押、审讯过程中,将其约束在讯问椅上,并不构成违规或违法。

而且,在当晚 12 时审讯结束后,仍将熊军约束在讯问椅上的行为,目的是看押,而非讯问。另一方面,在约束过程中,熊军有过 2 次休息(18 时、24 时左右小便)。事实上,熊军被约束在讯问椅上始终能保证一定的活动空间。所以一审判决将约束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认定为实施肉刑或变相肉刑缺乏依据。

更为有趣的是,如果这样的行为构成刑讯逼供,那么上诉人在本案的侦查过程中也可以说是刑讯逼供的受害人:因为 2010 年 12 月 27 日 17 时至 12 月 28 日 7 时,被告人也是在祁门县人民检察院讯问室接受黄山市人民检察院的讯问,时间超过 12 小时,中途除小便外,与熊军一样也始终坐在讯问椅上,并且也达十几个小时也未进食。

祁门县公安局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建造专用审讯室,但一直到 2010 年 12 月 21 日,尚未正式投入使用,事实上不能使用,因为其设施尚不完善:没有视频监控,没有专用讯问椅,没有电脑、打印机等必备的设备,甚至连照明也只是一盏普通白炽灯。但是法院将检方在 2011 年 3 月拍摄的审讯室已完善后的照片当作 2010 年底以前审讯室(未建好)的照片,作为认定证据。审讯室自建成「使用」至 2010 年 12 月 22 日事发时止,只有在 2010 年 11 月份「王胜利爆炸案」在市、县二局的要求下,在审讯室试用一次之后,再也没有使用过该审讯室。此期间,所有犯罪嫌疑人均是在办公室内讯问。

再说,此期间办案警察既没有接到命令要求必须到一楼专用审讯室审讯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任何领导禁止在办公室讯问。而一审判决认为无论专用审讯室设施条件如何,均应在此审讯室内讯问,认定在办公室内讯问即是「刑讯」毫无道理。

一审判决认定二被告「使其处于饥饿、寒冷状态」来实施肉刑或变相肉刑。并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情节。针对这些观点,我们逐条进行了分析:

我们认为作为刑讯手段的「冻」「饿」等行为,必须是行为人为逼取口供而主动实施。一审法院认定的四个方面,均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况:

其一,一审认为「熊军衣着单薄」。熊军的衣着是他本人出所辨认现场前就穿好的,在到处通风的监室内尚不觉得冷,到了开着空调、电火桶、门窗关闭的办公室内同样的衣着又怎会变成「单薄」?客观来说,穿着「内衣、羊毛衫、夹克、三角裤、羊毛长裤、棉鞋」在开着空调、电火桶的室内即便这般「衣着单薄」,难道会把人给冻死?

其二,一审判决认为当晚天气晴冷是熊军受冻的原因之一。祁门县气象局证明当晚最低温度在零下 0.4 摄氏度,这只是室外温度,而并非办公室内的温度。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在一个门窗关闭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内,开着十几个小时的空调和电火桶制热取暖,室内因该是相当温暖的。

其三,「熊军当晚未进食,再加上有约 14 小时被镣铐在讯问椅上,手、脚身体不能活动」。也是一审判决的描述。但是,熊军虽被镣铐在讯问椅上,但手、脚、身体均能有较大范围的活动,而且他也不是被连续固定在讯问椅上,其间上厕所、喝水时打开镣铐,并活动。何况,上诉人曾主动送饭给熊军吃,但他不吃,又二次给他饼干吃,他也不吃,这说明二被告并不存在故意「饿」熊军的情况。

其四,一审判决认为:「从生活常识来看,室内开着空调、电火桶、热空气在上,冷空气在下,造成寒气袭人。」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理论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纯属牵强附会,强词夺理。

一审判决关于熊军死亡与上诉人的行为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根据我国《刑法》第 234 条的规定,「致人死亡」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但这里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的伤害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而不包括间接致死的情形(《刑法》第 247 条规定的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况亦如此)。例如,被害人因受伤害而自杀、摔死或者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其死亡结果与伤害行为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但由于该死亡结果是行为人间接导致的,因而不会追究行为人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

本案中,根据一审判决采信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鉴定意见,熊军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潜在性心脏病发作,熊军「长时间铐坐在讯问椅上」的行为只是心脏病发作的诱发因素。从因果联系上看,心脏病发作是熊军死亡的直接原因,「长时间坐在讯问椅上」只是熊军死亡的间接原因,不符合故意伤害罪中伤害致死的成立条件。

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与此同时,应采用禁止溯及理论。该案中,熊军死亡的根本原因是潜在性心脏病,没有此心脏病,熊军在当时条件下就不可能死亡。所以「潜在性心脏病」和「熊军死亡」这两者构成刑法理论上的因果关系。而所谓的「寒冷」「饥饿」「长时间固定体位」等诱因即使存在,在刑法理论上也只能称之为「先前条件」,根据禁止溯及理论,不应将作为先前条件的诱因作为刑法学上的原因,否则便会涉及无辜,扩大处罚范围。

庭审辩护过程中,我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提及了一件一直隐瞒了王晖很久的消息:他的父亲在他被羁押期间去世了。但当时家人请求检察院批准王晖回家办理丧事时,居然未获得批准。借此,我开始大批检察机关毫无人性,听到这一消息,未等我话说完,站在上诉席上的王晖突然情绪失控,放声痛哭,那声音撕心裂肺,震撼全场,哭着哭着他不能自已,旁听席上王晖的亲属也开始哭泣,还有人在高声叫骂检察官无人性,陷害好人。法庭陷入一片混乱,看着这场景,审判长立即宣布休庭。

没过多久,审判长来到我的辩护席前,让我去劝劝王晖,平复一些情绪,坚持把庭开完。

我借此机会对审判长说,你看这个案子办成这样,这哪里是办案啊,这不就是在害人吗,再大的罪行,也不能不让人家回家奔丧啊,真是没有一点人性。

过了很久,我看王晖稍微平静下来,就劝他先把庭开完再说,并告诉他,我相信二审一定会改判。

为了解决两上诉人办案中是否存在「疏忽」的责任,我们又申请了祁门县公安局的刑警队大队长王奇出庭作证,以证明两上诉人事前不知熊军患有「窦缓」的心源性心脏病。

王奇是本案出庭作证的四位证人之一。王奇在本案中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两被告的直属领导,起诉书指控的所有犯罪事实,王奇均是现场知情人。而且是除两名被告人之外,他还是最后一个离开熊军看押现场,最早一个到达熊军死亡现场的人。他的证言,对查明本案事实真相,殊为重要。

控辩双方对王奇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交叉询问,证人王奇详细陈述了案发前后的种种细节:2010 年 12 月 21 日晚 6 点,他从食堂叫了饭菜,要了四副碗筷,送到看押熊军的办公室,但熊军表示不想吃。他们给熊军喝了水,并打开所有戒具,带其上厕所,随后又让其休息几分钟,才重新戴上戒具。晚上 9 点左右,负责主办案件的两上诉人向其汇报:经向熊军出示同案犯指认现场的照片,熊军同意明天配合指认现场,并交代出另外 3 起盗窃事实。王奇指示两上诉人要做好记录,然后就离开办公室(第二天要出差)。22 日晨 6 点,上诉人方卫打电话向他报告「熊军出现异常」,他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见两民警正在实施胸压抢救,此时 120 急救车已到,他拿了担架与二人一起将熊军抬到救护车上抢救,半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对于本案是否存在民警故意「冻」「饿」熊军的问题,他断然予以否认。他一再强调,22 日晨 6 时许他到达熊军死亡现场时,办公室开着空调和电火桶,温度正常;在办公室及熊军身上,亦无任何水迹等异常,不存在民警故意「冻」熊军的问题。

对于两上诉人是否知道死者熊军患有「窦性心动过缓」,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的问题,王奇也予以澄清:事件发生后,他曾去看守所调看了那天提押熊军出所的录像,确认他和上诉人方卫、王晖曾一起进入提审大厅,看守所值班干警绝对没有告诉他们熊军有「窦缓」病情。看守所监控录像也显示,熊军被带走后,体检表就放在窗口,十几分钟后还是空白,如果上面出现「窦缓」字样,肯定是有人后加上去的。对此问题,辩方还向法庭提交了看守所的全程监控录像,并宣读看守所民警胡晓晖的证言,进一步证明:在提审熊军之前,两上诉人对熊军患「窦缓」的情况并不知情,方卫、王晖只能把熊军当作正常的犯罪嫌疑人对待,并尽到了相关注意义务,并无失职或渎职。

证人王奇的最后一番话,令所有法庭旁听人员动容:作为刑警,对熊军的死亡,我们十分痛心和遗憾。但大家想想,对于一个小小的盗窃案件,有没有熊军的指认,都能定案,两被告何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去逼取口供?12 月 21 日至 22 日,正是祁门天气最冷的季节,我已经让他们俩将熊军送回看守所,他们又何必要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都是优秀的刑警,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从业经历,但是,这种工作责任心和工作精神,却导致了今天的结果,令刑警何其心寒!

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地跨越了四个年头的安徽黄山「陷警门」案件终于在人们的关注中渐渐平淡下来。2013 年,当方卫、王晖在看守所里待了快三年的时候,二审依然没法下判。

鉴于本案的巨大争议和复杂,以及可能引起的社会骚动,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层层上报,将此案正式报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数月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本案在法定刑以下改判。将原判二警察有期徒刑 10 年改为方卫 3 年半、王晖 3 年。

判决下来不久,我的当事人王晖先一步走出了看守所,接着方卫也恢复自由。

故事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虽然我非常痛恨刑讯逼供,但是是否真的发生了刑讯逼供,要以事实来作为依据而不是无端的臆测,牵强附会。那些关注了这件事,关注过我的人都在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辩手。

这个案子结束后,方卫和王晖走出看守所,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从此,这两名曾经的人民警察又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申诉之路,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本能地认为,是冤就必须申。

2014 年的某个时候,有人看见他们在黄山市检察院门口申诉,因为索要之前被扣押的物品与检察官发生冲突,方卫被打落楼梯,浑身是伤。

虽然这样一段精彩辩护的故事,最后的结局令人唏嘘,但是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在一个巨大的机器里,一旦卷入,就很难得以自拔。未来还很长,忘记过去,继续生活。或许,这种苟且,会令人忘记伤痛,也是我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所能劝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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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9 21:18:36 | 只看该作者
165楼 cyec说:
第二个故事


一个「临时工」的悲剧:外聘会计玩忽职守案

接下来的这个案子,是我接受过的案子中案情最轻的一个,但是顽强的当事人为了自己的案子不屈抗争,拒不认罪,一审被判 3 年,本来两年也就能减刑出来,但是她却选择了坚持。后来在我的辩护下,二审法院两次发回重审,最终检察机关无奈撤诉,做出不起诉决定书,她重获自由。

她叫刘雪琴,早前她是一名注册会计师,曾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缘于发生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里的一件至今她也没搞明白的案子,2005 年她被以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4 年执行。按照她的回忆,那次并不是她的事情,是事务所的另一位合伙人违法操作,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惹了麻烦,最终她作为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莫名地以实际不用坐牢的缓刑了事。可没想到牢倒是不用坐了,但注册会计师干不成了,她随后被吊销了注册会计师执照,成了一名有会计师资格和能力的非注册会计师,只能偶尔在一些同行的业务中打打临工。直到 2013 年的时候,50 多岁的她已经退休在家。

如果不是这次事件,她的人生经历也许要平坦得多,这个缓刑,并没有实际上影响她从事本职工作,但是吊销了注册会计师执照,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您接触过公司财务税务方面工作,应该知道「审计报告」这个东西,审计报告需要两名注册会计师签字盖章并经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才有效,这个签字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背后不仅仅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与风险,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时能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和不能签字的普通财务,能够赚到的钱,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被注销注册会计师执照的她,继续在其他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一般工作人员的身份干着会计工作,只是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曾经拥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她来说有点委屈,因为她所有的重要工作成果不仅不能以她的名字签字确认,还必须得由别的有注册会计师证的同事们代为签字确认。

2009 年,她的同行刘中斌开办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接到一项业务,在市政府「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和绿化景观工程指挥部」里承揽下了审计业务。说是审计业务,其实就是帮助计算各赔偿户的赔偿金数额等相关工作,老同事刘中斌想到了退休在家的刘雪琴,出于好意叫她前来帮忙,做些会计核数的基本工作,每天工资 60 元。不承想正是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再次让刘雪琴卷进了是非的旋涡。八朝古都开封,一段明代城墙依稀尚存,就像这个一直发展不起来的古老城市一样,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这座古城墙的残垣断壁也没能焕发出任何生机。

2009 年,新一届开封市委、市政府决定围绕古城墙做点文章,决定重修古城墙,并将城墙下参差不齐的民居全部拆迁,进行景观绿化改造。这项工程叫做「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和绿化景观工程」,市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指挥部。

不过想拆迁,哪有那么容易,多年来,古城墙下建成的一些民房基本将古城墙包围了,改造工程必将涉及这些开封原居民的房屋拆迁问题。市政府的规划是将这些城墙周围的民房全部拆除,高标准建造景观绿化带,提高以古城墙为依托的城市旅游项目品质。

初衷很好,但是实施起来困难很多,拆迁是第一道难题。这个项目共分为四个标段工程,每个标段均涉及民房拆迁。

让开封市政府始料不及的是第一波拆迁就遇到阻力,在城墙下祖祖辈辈住了多年的居民并不想拆迁。但是任何一个政府决定的事情,总是有办法推进的。具体到这些居民,无非就是赔偿标准的高低问题。很快,拆迁的赔偿标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被拆迁户认为,他们自建的大量营业房,虽然当初登记为住宅,但实际上已营业多年,应按商业房补偿,而且这种诉求还有国家「红头文件」予以支持。从此,拆迁工作陷入僵局。

为了尽快完成项目,开封市政府在几番研究之后,决定召开市长办公会研究拆迁赔偿标准问题,副市长王学杰亲自主持会议定下方案。

最终会议决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这些城墙下的民房根据国家政策,按照实际用途确定赔偿标准。即原来用于住宅的按照住宅标准赔偿,原来用于商业的按照商业标准赔偿。定下这样的方案后指挥部高速运转起来,拆迁工作也有条不紊地推进开来。

这样的项目工程庞大,市政府成立的指挥部里又下设了确权组、评估组、审计组三个核心部门。确权组的主要工作是确定被拆迁户的房屋产权,审计组的工作是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对相关房屋进行评估,而审计组的职责就是根据确权和评估的结果计算每一户应该得到的赔偿金。

按说这样的分工已经考虑到了整个工作的严密性,也兼顾了相互之间的监督和制约。仅仅在确权组就分别有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这四个部门基本上涵盖了房屋管理的所有机构和项目业主方开封市园林处。其他像房管局、城建局、国土局的工作人员也应有尽有。

这样的方案的确还是比较得民心的,毕竟在全国上下,时不时就会听到新闻报道哪里又发生因拆迁问题引发的自焚、跳楼等极端事件。仅在百公里之内的省会城市郑州也发生过几起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案件。

像房屋被强拆后维权不成,走上在全国普法维权道路,后以寻衅滋事罪被起诉的贾灵敏案件,还有因房屋被拆,开车撞死拆迁人员刘大孬案件,都是因为拆迁,一时间这种方式也得到了居民的理解,他们很快配合这个指挥部办理了相关手续,领取了赔偿款,顺利完成了拆迁。

相对于其他地区频现的血腥拆迁,开封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所有人没料到的是这种拆迁模式并没有被开封市政府继续坚持下去。如果全部按照实际情况赔偿,那么完成全部工程,将要花费巨资,这样的后果,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在后一期的拆迁工作中,开封市政府又开始不按照实际情况给予赔偿,引来众多拆迁户的不满,他们集体去市政府上访,质问为什么不能和第一标段享有同样的待遇。也许市政府在提到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拆迁赔偿时,还真的没能料到之后的资金压力和改变主意后所遇到的阻力。

于是,开封市政府开始否认之前已经做出赔偿部分的正当性,放言说,原来的赔偿标准是错误的,是有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给老百姓赔多了,现在要抓人。

但是这样的工作实实在在就是指挥部工作人员按照市政府的会议纪要来执行的,现在政府反悔,要抓人了,抓谁?

毕竟,指挥部的主要工作人员是从全市政府各部门抽调上来的,哪个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不抓几个人让外边看看,后边的拆迁如果不按照原来的标准一定进行不下去。

不久,在这个指挥部三个工作组里最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临时工」——刘雪琴被推向前台,有人要「借」她一用。接着,她被设定了一个玩忽职守的罪名抓进看守所。

让刘雪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一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一个社会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请,临时帮忙「算账」,而且这账一分钱也没算错,全部是按照前边工作组的确认和评估来的,怎么会变成玩忽职守的罪人?

在刘雪琴的思维里,会计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算对账,可是在这次帮忙的过程中,她所经历的所有账目,毫无差错,自己到底罪在何处?她在看守所里陷入了迷茫。

2012 年 5 月 4 日,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检察院通知刘雪琴接受讯问。

刘雪琴在一份材料中回忆到,检方工作人员在 4 日当天对她说,「开封市古城墙四期拆迁工程出问题了,关于住宅房按商业房赔偿的情况,有人到市里告状」。「这个事市里很重视,交给我们办,我们也得对市里有个交代。」「虽然你没有个人行为,因为是你在补偿结算单签字后支付的拆迁补偿款,给国家造成了 100 多万元的损失,住房按商业房补偿的责任应该由你负责。」

在这次讯问过程中,刘雪琴并没有认罪,她仅对自己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工作依据等进行了描述。

然而,两个星期后,刘雪琴的讲述及表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5 月 18 日,在检察机关对她的讯问过程中,刘雪琴称,「2009 年 8 月、9 月期间,我在评审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及绿化景观(四期)建设项目拆迁工作时,没有认真把关、审核不严有疏漏,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涉嫌玩忽职守犯罪。」

在相关侦查工作完成后,10 月 15 日,龙亭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雪琴涉嫌玩忽职守罪向龙亭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2009 年接受河南豫泰会计师事务所委派,参与到「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及绿化景观(四期)建设项目」拆迁工作中,并负责会计工作的刘雪琴,「因其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国家遭受了 180 余万元的「重大损失」。

2012 年 11 月 16 日,刘雪琴涉嫌玩忽职守一案,在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戏剧性的变化再次出现,开庭前一天,刘雪琴又写下「2012 年 5 月 18 日讯问过程」的说明,直指龙亭区人民检察院存在诱供的嫌疑。

她在这份说明中说,「5 月 18 日的笔录是不真实的。」

据刘雪琴记录,她是在 5 月 18 日上午 9 点 15 分被传讯到龙亭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告诉她,考虑到她已退休,年龄大了,尽量不要羁押,如果她配合好了,可以给她讲情争取从轻处理,争取判个免予刑事处罚。据刘雪琴讲述,办案人员还向她出示了同样涉案的开封市园林处李鹏的笔录。

刘雪琴在说明中提到,当时的办案人员告诉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不好好配合,马上把我关起来;二,积极配合,问什么,我如实回答什么。」

刘雪琴写到,她感觉自己「太冤枉了」,可办案人员对她说,「你主要是思想转不过弯,转过弯,你就不觉得冤了。两条路,你好好考虑吧。」

刘雪琴说,到上午 11 点 20 分时,她感到害怕,就顺从了办案人员的意愿。办案人员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录像,她也按照李鹏的笔录承认了指控罪名。

刘雪琴在当天的讯问中自认:「我在审查赵文志等 11 户共 18 处房产的拆迁手续时,因为我在工作中没有严格审核、认真把关,没有审查出来登记内容为住宅实际按照商业进行赔偿这一情况,违反了国家规定,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

就在 5 月 17 日下午,当时作为开封市园林处代表参与了拆迁项目的李鹏,也已做出了类似的供述。

2012 年 12 月 28 日,龙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雪琴玩忽职守罪成立。判决书中写道:「被告人刘雪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与此前因犯贪污罪、偷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3 年。」

2013 年 1 月,网络上出现了以「开封刘雪琴」为名注册的新浪博客,这个博客仅仅发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担心司法判决不公,网友求助媒体关注」。这篇发自 2013 年 6 月 8 日凌晨 3:15:15 的博文至今,浏览量也只有 264。这个博客正是刘雪琴的老公,60 岁的老汉郭金榜自己发的。他在妻子被抓进看守所后,找到所能找到的熟人打听,询问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真实情况后,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气愤,自己琢磨着开始在网上发帖申冤。但是并不熟知网络的他,最终还是罢手。但这篇求助帖还是被大河网的记者看到了。

《担心司法判决不公老公以网友之名求助媒体关注》这篇被大河网记者转发的报道里写道:近日,记者接网友投诉,称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受理该区检察院移送的关于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和绿化景观工程中,有部分商业房、非住宅用房,在拆迁赔偿问题上涉嫌玩忽职守,存有不尊重事实,不公正判决的情况。日前,记者对该投诉进行了初查。

自 2009 年启动的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和绿化景观工程,旨在提升城市品位、保护和利用古城墙、推进旅游业发展。该项目由市四期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实施,并由开封市财政局委托该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负责评审工作。

据该网友反映,按照时间安排,该工程须于 2009 年 8 月 30 日前完成征地拆迁工作,但当时对大梁门至东京大道中马市街村民 11 户 18 处房产进行补偿的问题上,由于初期按照程序进行入户调查后,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权属性质确认单、评估单、算账清单及安置结算单计算的赔偿数额,被拆迁户认为过低,存有很大异议和不满情绪,造成拆迁工作停滞不前。

为解决四期拆迁过程中的僵局,2009 年 8 月 7 日,该建设指挥部召集相关部门单位开专题会议,对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拆迁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汴城绿[2009]5 号《会议纪要》。该专题会议后,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关部门对上述房产的商业和非住宅性质进行了重新确认,出具了新的权属性质确认单、评估单、算账清单及安置结算单,并与被拆迁户达成协议进行了赔偿,按时完成了征地拆迁任务,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2012 年 4 月以来,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在对马市街村民 11 户 18 处房产进行补偿的性质确认上,补偿工作未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将村民的住宅房按照商业房和非住宅进行了赔偿,给国家财产造成了损失,相关人员应被追究法律责任,并将对多补偿数额进行追回。

2012 年 5 月 18 日,该检察院以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仅对受开封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委托的,河南豫泰会计师事务所聘用的临时工刘雪琴,进行立案追究,并移送法院。2012 年 12 月 28 日,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判决该临时工犯玩忽职守罪,刑期半年,刘雪琴不服提出上诉。目前此案正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审理。记者将关注该案的发展走向。

尽管有大河网记者的转发,但这篇以网友名义发出的帖子最终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不久便沉没在浩如烟海的网帖中。

从时间上看得出,刘雪琴的老公在发这篇帖子时,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

刘雪琴也因为原来的缓刑还在考验期内,按照法律规定,尽管这次也只是被判了 6 个月,但是原来未执行的 3 年有期徒刑却必须撤销,与这 6 个月合并执行。这一点是当时的开封市政府没有注意到的。本来,或许抓了刘雪琴这个「临时工」象征性地判一下,来个「免除处罚」,实际上也不用坐牢就算给访民们一个交代。但是没想到案子到了法院却遇到了麻烦。开封市龙亭区法院在审理时发现,刘学琴被指控犯「玩忽职守罪」时尚在原「偷税罪」的缓刑考验期内,没有办法执行「免除处罚」,而是必须执行原来的 3 年有期徒刑。所以,法院最后还是判处刘雪琴 3 年有期徒刑。这是此前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

据刘雪琴之子郭华回忆,刘雪琴此前的缓刑「应该是到 2009 年 10 月,缓刑期就结束了,谁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件事」。

这样的结果,刘雪琴一家人都不能接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律师准备二审,也是巧合,这个案子居然是我的一个朋友在与其同事闲聊中揽来的活儿。

原来,刘雪琴的案子判下后,他们家的很多亲戚也都知道了。一次刘雪琴的一位亲戚与我的一个朋友在闲聊中谈起这个案子,说感到很委屈,我那热心的朋友出于同情,说这冤案可以找朱明勇律师,我跟他很熟。

的确,我跟他很熟,当他带着这位刘雪琴的亲戚来找我时,我没有办法拒绝。

接受案件之后,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通过阅卷、会见、与刘雪琴家人座谈以及找到相关证人调查取证和实地走访,我才逐步理清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的确,这个荒唐的案子背景还真有点复杂,如果不是因为在退休后还想靠会计经验赚钱补贴家用,刘雪琴就不会参与到 2009 年开封古城墙修复和绿化景观工程拆迁工作中。同样,如果不是在这项工作中做了多处签字,如果不是因为曾背负缓刑,她就不会面临 3 年有期徒刑的判罚。

但不管如何假设,永远都没有如果。

「还自己一个清白」的信念,支撑着她和家人走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刘雪琴相信,法律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

接受这个案子之后,好奇心驱使我去看看这个对刘雪琴来说,那段惹祸的古老城墙。

前往现场我看到了这个历经沧桑而今又焕发了一线生机的开封古城墙,它与众多名胜古迹一起记录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沧桑巨变。

不远处还有一座包公府,包公府边上也会有冤案吗?

古城墙的大梁门下一如往常车水马龙,自大梁门向北,沿西关北街至东京大道一段路东的古城墙下,已是附近市民常散步休闲的公园。而就在 4 年前,这片公园地上,还有着近 20 处民宅,也就是本案涉及的一些居民。

接受这起小案子,对我来说压力可不小,这样一起我已经内心确信无罪的案子在我的字典里一定是要打成无罪释放的。而且本案一审刘雪琴的刑期也仅为 3 年有期徒刑,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刘雪琴已经在看守所里被羁押了 11 个月,如果再拖延下去,即便打赢了,也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无罪,对不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当事人来说,除了名誉和赔偿,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将她拯救出来。

在看守所会见的时候,刘雪琴还是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每一次会见她都特意换好衣服,虽然还是得穿着黄马甲,但是她说,不想让别人看着自己面容憔悴,像个犯罪分子,她确信自己没有罪。

也是知识分子的习惯做法,她在看守所里开始研习法律,自己写了好几本心得体会,还有结合自己案件所写的辩护意见和陈述理由。

这种案子,我把它归结为典型的无罪案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的辩护的方法,就像一个指鹿为马的例子,你很难用什么有效的方法说「这是鹿不是马」,当你和控方不在一个语言体系里的时候,传统的辩护往往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对于这类案件的辩护更多的时候就是需要找到背后的原因,法律关系或许根本就不重要,因为当初办理这案子的人心里也跟我们一样清楚,这是无罪的,之所以追诉是因为「需要」。

看着刘雪琴罗列的那么多法律规定、政策文件,我很痛心,我知道这些东西哪一条都不能证明她有罪,但是她不知道没有人会按照她所理解的法律来对她做出评判。

每一次会见,她都会说出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候真的是过于精细,也许只有她这种会计师出身的人才会认真如此。甚至,我想,对于刑事案件,我们还真的需要她这样的一种精细精神。她会把案子里所有涉及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都找来,并结合自己的案情逐条分析。她似乎认为跟着这样的分析思路就必然得出无罪的结论。

是的,我办理的很多案件的分析过程都是这样做的,也很有效。但是,这样的做法有效的前提一定是案子背后没有非法的干预,否则,再精准的计算,哪怕得到一加一等于二的结果,也不会被法官采信。因为他们在基本良知和常识判断之外还有「领导决定」。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典型,明明就是一个和谐拆迁的典范,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故事,可是,当领导一旦决定需要拿下某人「借头一用」的时候,一切法律都不再有力量。

我不期望这样的案子在我手里维持原判,我也深知在河南开封这样一个古老的地方,二审无罪何其艰难!

鉴于这样的分析,我就期望二审能发回重审,然后撤诉结案,给检察机关一个脸面。

接下来我就与二审主审法官沟通,并提出了我的想法,二审法官是少年庭的副庭长,一位 30 多岁的年轻女性。在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对律师还是非常的客气,特别是对来自外地的律师。每一次前往沟通她都会专门安排时间听取意见,虽然她不会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态度的确和蔼,这样的态度还体现在对待当事人和家属方面,有时候我让当事人家属代为领取开庭通知之类的文书,她从不像有些法官那样故意刁难。

总之,我感到法官对案情应该是熟悉的,至于对案件性质的看法,我觉得她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只是不便于对我说而已。因为这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对于一个资深法官来讲不会看不明白。

但是我也知道,体制的惯性有时候会冲淡人性的本能和常识的判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激发法官人性之中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的感知,让他们在错误面前至少可以暂时踌躇不前。她做到了。

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是,产权登记为「住宅」但实际已用于「商业」的房屋,能否以商业房的标准补偿?

争议源于 2009 年的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和绿化景观工程。2009 年 7 月 9 日,该项目启动。范围内共需拆迁 412 户,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 7 万余平方米。根据工程计划,2009 年 8 月 30 日前,需完成征地拆迁工作;2009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土建施工任务;201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植物栽植任务,整个工程全面竣工。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该项目是开封市的重点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一开始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

范围内有 13 户拆迁户大部分为临街房,虽产权登记为住宅,但这 13 户有的租赁给商户经营,有的自己开店经营,办超市、烟酒店、澡堂、旅社等,并且办有合法营业手续。在拆迁时,这些商户认为事实上已用于经营活动的,应按照营业房标准补偿。如果按照住宅标准补偿,被拆迁户抵触情绪大,拆迁一度陷入僵局。住宅用房还是营业性用房两者利益差别较大,以拆迁户姜银凤所得到的补偿为例,她的住宅补偿标准仅为 1767 元/m2,而营业性住房的补偿标准则为 4525 元/m2。

相关资料显示,因对房屋权证和用途存在异议,该项目拆迁指挥部组织了市产权产籍处、国土资源局、园林处、金明区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逐户对这 13 户的房屋实际用途、经营状况、用于营业的面积进行了测量、区分,并制作了书面文件。

该核查结果得到拆迁指挥部加盖公章确认后,由市园林处委托评估公司根据确定的面积和使用性质进行估价,再由业主单位出补偿安置结算通知单,对补偿金、补助费、附属物等各项内容进行细分,最后由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总价的核算和跟踪审计。

最终,在园林处与拆迁户双方同意认可的前提下,拆迁顺利、和谐进行,双方皆大欢喜。

时任河南豫泰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刘中斌介绍,早在 2009 年八九月间,豫泰所接受开封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的委托,负责对该拆迁工程进行全程跟踪审计,该所共指派八九名工作人员或者临聘人员到拆迁工地,刘雪琴这一组的拆迁流程走得最规范。

刘雪琴当时被豫泰所分配在该拆迁工程一个叫马市街的地方工作,这里共有 14 户村民,刘雪琴经手的拆迁房屋总计 11 户 18 处房屋。证据显示,刘雪琴只是豫泰所聘请的「临时工」,每天 60 元的劳动报酬,配合项目负责人做一些辅助性工作。

事实上,刘雪琴 2005 年因偷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4 年,早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资格证,该项目的审计负责人也不是她,根据相关会计法律,刘雪琴根本无权对整个项目进行审计。

检方指控,刘雪琴将拆迁户中的 11 户产权性质为住宅实际用于经营的房屋,按照营业房进行核算、赔偿,致国家遭受 180 余万元的重大损失。证据是,拆迁的结算通知单「审核人」一栏有刘雪琴的签名。

问题是,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确认那些房屋属于「实际用于营业的房屋」,进而得出实际用于营业的房屋可以「适当增加赔偿标准」?

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在意这样的事实,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评判。

2012 年 12 月,刘雪琴被以玩忽职守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的这份判决书中同时还有自相矛盾的表述:「刘雪琴玩忽职守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一边「免处」,一边判处 6 个月,这样的判决书,让人匪夷所思,刘雪琴提出上诉。

在与二审法官交涉的过程中,我重点提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确定商业用房的问题,同时也将发现的一审判决中的这一程序错误,向二审法官提出,并建议她考虑发回重审。

这位女法官也表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说会慎重考虑,等先开完庭再说。

2013 年 6 月 14 日,开封中院二审开庭,按照庭前了解到的情况,刘雪琴说她唯一的一份有罪供述还是在检察机关的诱供下做出的,这份有罪供述其实也只是一个被告人对自己的主观判断,她在那份笔录里的确说过「自己工作不负责任」这样的话。于是,我就决定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庭审开始,我就当庭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要求法庭对刘雪琴被诱供形成的「有罪供述」予以排除,出庭的检察人员自然程式化地予以否认。纠缠中,法官建议先开完庭再研究这一问题。

二审中,我就将之前总结的本案焦点,即如何确定营业用房作为突破口,找来了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规定,试图说服法院在二审直接改判无罪。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0 年之前下发的《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到:对拆迁范围内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性用房的补偿,各地可根据其经营情况、经营年限及纳税等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

《开封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改变房屋用途的,以实际用途为准;对于非住宅的认定,还应结合拆迁调查测量时的实际使用现状认定。

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用了「适当」补偿的字眼,那么这个「适当」到底应该按照谁的解释来执行,看来是本案的一个焦点。但是问题其实很简单,这个「适当」讲的是赔偿,那么赔偿不应该是赔偿和被赔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问题吗?双方的问题只有双方达成一致才叫做「适当」。否则一方不同意,达不成协议,何谈「适当」?

开封市拆迁管理处处长陈宝栋在接受检方调查时亦表示,按照开封市的惯例,临街营业房房产登记用途为住宅,实际用于营业的,经过一定的程序确认,可以按照商业性质评估。陈宝栋同时认为,「这样做在原则上是符合文件精神的」。

何为公平、合理?法律本身就很难做出界定,所谓适当补偿,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

在本案中,检察机关认为,开封市相关会议纪要也没有针对此拆迁项目如何补偿做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对此,我表示不能理解,会议纪要其实与本案完全没有关联,给当事人定罪,隐含的逻辑是可怕的——法律的弹性规定,在现实中,转变成领导的决定,领导说行就行,领导说不行就不行。但是,这涉及定罪量刑,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领导说了算的问题。

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我在调查中还发现,对于刘雪琴的追诉,开封市财政局也出具了书证表达了不同意见,称刘雪琴之所以在部分原房产登记为住宅却按经营房进行补偿的审核栏签字,是因为该通知单上的补偿内容与确权组和评估组提供的情况一致,并符合市政府有关拆迁补偿的政策规定。财政局还称,「我们认为在此事件上,刘雪琴同志的做法,没有不妥」。

这一焦点也引起了二审法官的重视,他们反复核对相关文件后表示会再行调查。

此后,2013 年 8 月 5 日,开封中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发回龙亭区法院重审。

发回重审之后,已经另行组成的合议庭法官接待了我,我在龙亭区法院继续发表我的无罪辩护意见,但法院并不愿意就案件问题过多沟通,再次开庭时间很短,似乎就是准备好的一次过场。

2013 年 11 月 7 日,龙亭区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不久,再次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刘雪琴有期徒刑 6 个月,与撤销的缓刑并罚,执行有期徒刑 3 年。我们再次上诉到开封中院。

2013 年 12 月 26 日,刘雪琴再次站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

在这次二审法庭上,我再次为刘雪琴进行无罪辩护。

发回重审之后原审法院原封不动再次做出同样判决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对于这样明显的无罪案件,发回后继续错判,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仅如此,本次二审期间,检察机关还进行了补充侦查,庭前,检察院又递交了一批新的资料,以证明刘雪琴有罪,看来形势不容乐观。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顺其思路将这个案子从他们奇怪的理论中杀开一条血路,让他们彻底明白什么叫做「玩忽职守」。

想当年,我在大学教书讲授刑法的时候,对《刑法》第 397 条非常熟悉,因为这一条的犯罪主体讲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样的规定事实上是对 1979 年《刑法》所做的修订。1979 年《刑法》中关于玩忽职守罪的主体界定讲的是「国家工作人员」,1997 年《刑法》是对 1979 年《刑法》在这个罪名上做出了主体限制。但是,不仅很多法科学生对这一点不注意,甚至一些司法工作者对此也没有搞明白,至于那些跟着感觉走的地方行政领导,就更不用指望他们能理解这些法学理论问题了。

但是检察官和法官,我想还是懂的。

我首先从主体辩护开始。我将刘雪琴是否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资格,确定为本案的第一大焦点。控方的逻辑是,刘雪琴是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我认为,从立法溯源来看,1979 年《刑法》对玩忽职守罪规定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在 1997 年修订后,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被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外延得以缩小。

我的主要辩护观点首先是「本案中,开封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系市财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一个事业单位,又委托了一个社会中介机构,这个机构又聘请了一个临时工,这个临时工有没有可能转化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的结论是这种演化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外,检察机关的指控本身就出现了逻辑错误,因为按照检察机关的指控,「刘雪琴是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说法是违背逻辑的。根据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对于检察机关所说的「委托」的结果应该得到的结论是「刘雪琴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两个主体有「机关」二字之差别,显然不是同一概念,而《刑法》第 397 条中所界定的犯罪主体明确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认为,本案的这些房屋在之前的拆迁程序中,已经进行了确权和评估,刘雪琴要做的事,不过是程序的第三个环节,即根据确权单和评估价格,计算需要补偿给拆迁户多少钱。她在清算单上所谓「审核人」栏目签名,只是对结算的补偿金额是否出错的审核。而事实证明,她是认真负责的,因为她「一个数字也没有算错」。

据豫泰所出具的证言,刘雪琴曾经质疑自己在结算通知单上签名是否合适,并向项目负责人关清和请示汇报,关清和又向刘中斌请示汇报,刘中斌又向委托评审的评审中心主任苑可汇报,最终,关清和回复给刘雪琴的是:「所长说拆迁指挥部有会议纪要,财政局也认可,我们的人员可以签字。」据此,刘雪琴认为自己完全是按照工作程序及时汇报拆迁工作的实际情况,按上级领导的答复办理,不存在玩忽职守。

另一个问题是,本案中,所有的拆迁户与业主园林处都达成了拆迁协议,这是典型的民事主体间的拆迁补偿,哪里来的玩忽职守?

我担心,刘雪琴案的出现将会演变成一个「苦肉计」,其他拆迁单位在后续的拆迁过程中,不敢再就类似拆迁诉求做出「适当」的赔偿,反而会继续使拆迁工作陷于僵局。

这种担心其实已经正在变成现实,自从检察院介入调查后,刘中斌的会计师事务所里的审核人员纷纷要求不再搞拆迁补偿审核工作,审核人员即使到了拆迁工地,也不敢签字,「不知道按评估机构的报告确认补偿金额会不会是渎职犯罪」。

在确权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登记的房屋性质进行补偿,而不按照房屋的实际用途和国家政策标准「适当」增加赔偿标准,从而遭到被拆迁户的激烈反对,豫泰所关联的拆迁工作,陷入了另一个泥潭。

而对于刘雪琴的身份,检察机关则一直与我进行争论。

检方认为,2009 年 8 月至 9 月期间,豫泰所接受开封市财政局评审中心和开封市审计局的委托,于是,检方把刘雪琴看作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从一审判决书中可以看出,龙亭区人民法院也采纳了这一对刘雪琴身份的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刘雪琴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判决书中写道。

我坚持认为,刘雪琴的身份属于「中介机构的临时工」,「豫泰会计师事务所是受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委托从事审计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而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也只是一个事业单位,并不是国家机关。刘雪琴的身份不属于也不可能转化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清楚,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搞明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整个刑法中,涉及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相关的委托,只在贪污罪里出现,也就是说,国家机关或者国有单位委托从事「公务」,只有在贪污受贿的情况下,才可以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对待。但是在《刑法》第 397 条玩忽职守罪里面,并没有「委托」两个字,也就是说,即便刘雪琴是受财政局委托,直接从事财政工作的「公务」,也不能按照第 397 条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定罪。何况,刘雪琴既不是受财政局的委托,也不是受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的委托,而是受豫泰所的委托,她从事的不是国家机关的「公务」,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劳务」。

至于刘雪琴签字的意义,2012 年 7 月 16 日,豫泰所向开封市「两改一建」指挥部汇报情况时称:「刘雪琴之所以在部分被拆迁户原房产登记为住宅,却按经营房进行补偿的《拆迁补偿安置结算通知单》审核栏内签字,是因为该结算通知单上的补偿内容,与确权组和评估组提供的情况一致,并符合市政府有关拆迁补偿的政策规定。我们认为在此事情上,刘雪琴同志的做法没有不妥。」

此外,豫泰所时任所长刘中斌还证实,刘雪琴在签字之前,曾通过当时豫泰所派驻拆迁工程的项目组负责人关清和做过汇报,刘中斌在向财政部门汇报并得到答复后,告诉刘雪琴,只要相关手续完善、数字计算准确就可以签字。

而且,刘雪琴签字的大部分内容,对于豫泰所来说,只是「审计底稿」。也就是说,豫泰所最后出具的审计报告,是以《算账清单》等内容为底稿做出的。而且最终的审计报告,是由刘中斌和关清和二人签字确认的。

刘中斌认为,当时刘雪琴尚不具有会计师资格,因此她无法在最终的审计报告上签字盖章,只能签在审计底稿之上。

我在第二次二审辩护中强调了原来并未作为要点的一些意见:

我提出,即便抛开所有的主体身份、补偿标准等关键因素,只看本案中涉及的拆迁协议,也足以证明本次拆迁工作完全合法。

国家法律有规定,政策也允许,对于拆迁行为,在有协议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拆迁协议,而不需要考虑什么规定。因为本案的核心基础法律关系就是拆迁方和被拆迁方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搞清楚这一基本的法律关系,我们就会明白,一审法院的荒唐在什么地方了。

本案中,从确权、评估、算账及签协议到最后执行,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按照国务院的相关政策以及建设部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的,而且拆迁工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到了被拆迁户的支持和配合,拆迁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我总结说,本来这是值得表彰和推广的工作经验,但是今天却节外生枝出现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件,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令人费解。

二审休庭之后,我申请为刘雪琴办理取保候审,审判长说要向领导汇报。我说:「这个案子一定会是无罪的结果,如果继续羁押,将来国家赔偿就更多,你们的责任也就更大。刘雪琴一个 50 多岁的女会计,取保候审会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还有就是判有罪,维持原判,那么她在监狱里也许通过减刑假释刑期过半,也可能自由了,但是对于原判 3 年有期徒刑的她,你们实际羁押的时间已经 1 年了,我不希望继续下去。」

这次谈话不久,我接到了法官的通知,2014 年 1 月 6 日,刘雪琴被开封中院办理了取保候审,那一天,她走出看守所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

我告诉她,要相信,这个案子一定会是无罪的结果。

但是,取保候审,并不是解决案件的最终结果,既然人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也就放开手来准备最后的较量。我一直也在思索,这一「和谐拆迁」案例,缘何成为检方眼里的犯罪案件?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拆迁怪圈?

取保候审之后,法院似乎放慢了审理的速度,这样的等待差不多过了一年时间,2014 年 11 月,开封中院又以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违反诉讼程序为由,将该案发回龙亭区法院重审。

2013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不准反复地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只准发回一次。我不理解开封中院在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之后,为什么还要将这个案子第二次发回重审,这不是明显和法律作对吗?

不过,对于这样的安排开封中院作了一个文字游戏,他将第一次发回重审的理由说成是「事实不清」,第二次发回重审的理由是「程序违法」。但是,对于这样掩耳盗铃的做法也真没辙。但是我已经感到,这个案子判不下去了,之所以违法两次发回重审,就意味着他们的思路是协调一审法院和检察院按照撤诉处理。

第二次发回重审后,我递交了辩护意见,我也知道,这个案子不会开庭了。果然,2014 年 12 月 10 日,龙亭区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起诉。2015 年 1 月 4 日,龙亭区法院准予撤诉。

至此,这起荒诞的小案子终于有了结果。

接到撤诉裁定的刘雪琴打来电话,说案子是不是结束了,我告诉她,是结束了,你无罪了。

她又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我可以到外地打工吗?

我说了句「可以」之后,忽然感到一丝悲凉: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好端端的注册会计师,有着知识女性典型的贤淑和文雅,在本应是含饴弄孙之时,却被这样荒诞的「罪行」追诉了整整 3 年。而这一切,不过是领导感到上访户的压力,反悔了已经做出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对民众的「承诺」而已。

案发前,她领着每天 60 元的工资,3 年后,她还要外出打工谋生。刘雪琴拿着撤诉文书,一脸茫然,「以前他们就追着我不放,一次又一次地判我刑。这次就只是说事实和证据有变,也没说是什么变化,但也没宣判我无罪,只是由检察院撤销了起诉。」

对这样的无罪结果,刘雪琴依然不能释怀。

不久,刘雪琴又收到了龙亭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刘雪琴再次打来电话,问是否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我说法律上没有障碍,如果你还有精力就再告他们吧。

这个案子到这儿,也算是结束了。其实这个案子,刘雪琴被判刑后,本来两年也就能减刑出来,但是她却选择了坚持,而这种坚持,才是我们律师能够成功做到无罪辩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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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0 00:09:23 | 只看该作者
166楼 李文东说:
精彩精彩。楼主辛苦了。继续支持。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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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07:54:47 | 只看该作者
167楼 cyec说:
下一个专栏。
唯有医生看透的人性:12 个直击生死的病房实录

简介
医院每天在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听医生们亲口说。在本专栏里,我们将带领你一一走过 ICU、急诊室、精神科,讲述有关生死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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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07:55:57 | 只看该作者
168楼 cyec说:
第一个故事


生命最后一刻:医生,我能不能请求不做有创治疗



老李是我参加工作接收的第一个病人,得的是肺腺癌晚期,确诊是在 60 岁,他退休的第一年。

第一次见面,老李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他老婆风风火火的。询问病史时,老李总是插不上话,都是他老婆在讲,讲也讲不到重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我问老李:「你抽烟吗?」老李说抽一点。话音刚落,老李的老婆几乎跳了起来,「抽一点?一天到晚烟就没离过手,天天乌烟瘴气的。」

旁边病床的病人家属也开始说起自己老公抽烟的事儿,你一句我一句,我这个医生都插不进去嘴。

肺癌的病因目前来讲,研究相对清楚,吸烟是一项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个,肺癌患者与其它癌症患者比起来,总是承受一份额外的压力,仿佛别的癌是命不好,而肺癌是「罪有应得」。

一阵剧烈的咳嗽,结束了两位家属的啰嗦,老李的爱人急忙拿出水杯递上水,老李边咳边摆手。

我在病历上写下:李某,60 岁,右肺腺癌,多发淋巴结转移、肝转移、骨转移。老李比较幸运,可以应用一种叫做易瑞沙的靶向药。我告诉老李把烟戒了,回家吃靶向药,每个月拍 CT,定期复查。

肺腺癌的病人如若存在基因突变,可以进行靶向治疗,这种治疗利用基因检测寻找肿瘤的「靶」,用靶向药作用精准射击的「箭」攻击癌细胞。

半年后,老李自己来了。

他走进办公室跟我打招呼,说老婆在家带孙子,家里人手不够。

老李胖了些,他戒了半年烟,饭量大了很多。这在肿瘤科医生看来是件好事。还有就是他起了一身疹子,这也是一件好事,说明靶向药在起作用。

复查的项目一项一项报出结果,我竟然有些紧张。老李毕竟是我的第一个病人。

不幸的是,肿瘤不仅长大了,还转移到了另一侧的肺。晚上值班,九点多,我在办公室写病历,老李来问白天检查的结果。

我问他家里人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可能需要输液,身边不能没人。

老李对于他需要占用家里一个人手很愧疚,反复说自己一个人也能行,再不行找个护工。

「还是叫家里来人吧,病情得跟你们交待一下。」

说到这儿,老李不倔了,也不问检查结果,给儿子打电话,说是大夫让来一趟,其他什么也没说。

面对肿瘤病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方式就是「你先回病房吧」,医生更多的是把坏消息告诉家属,由家属决定是否跟病人说。我的老师是这样,传到我这,自然也是这么说。

第二天,老李的儿子从外地坐高铁赶到医院,我向他告知病情,他爸爸的病恶化了,靶向药耐药了。

当下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直接上化疗,需要 3 个礼拜住一次院来输化疗液体;另一个选择就是用更新一代的靶向药,国内没有,得去香港或者美国买,一个月 5 万,全自费,效果比化疗好一些,病人受罪小。

他儿子犹豫了一会儿,说回去商量一下,并特意让我瞒着他爸。

按我的经验,商量一下的结果都是用不起,用得起的一般不商量。

第二天,他儿子告诉我,他们决定化疗,但是希望化疗的液体用进口的,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尽量让老人少受罪。





化疗的前一天,老李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特意解了一次大便,给自己的水杯配了一根吸管,准备一整天都不下床,为化疗做准备。

我有些哭笑不得,跟他说,如今的化疗不再是走着进去,躺着出来,会根据体重计算药物剂量,疗效和副反应把握得还算精确,基本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反应。老李脸上的得意还在,但明显神情紧张起来,干笑了好几声。

查房时,为了缓解老李紧张的情绪,我笑着问他酒量怎么样。他说,上班的时候每天喝酒,每次一斤多,有时候带着任务,喝得更多,退休了少一点。

「少一点是多少?」

「半斤吧。」

「半斤多少度的?」

老李笑了,说自己喜欢喝高度的。我告诉他酒量大的人,化疗的时候不容易吐,好事儿。

快下班了,老李来办公室找我,问第二天化疗能不能早点开始,这样儿子能早点回去。我告诉他,这期化疗已经结束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老李挺惊讶的,说还没什么感觉就结束了。我告诉他别急,会有感觉的。

聊了几句,老李问我,他的肿瘤是不是长了。我说:「你别想这个,好好输液就行了。」

「其实我都知道,隔壁床病友告诉我了,说只要是治疗药一改,就是瘤子长了,换几次方案人也就差不多了。他已经换三次,现在人都下不了床。CT 报告上都写了,我是右肺癌,现在左肺上也有了。我儿子也不告诉我,你也别告诉他我知道,这样挺好。」

这样你瞒我瞒的戏码,每天医院都在上演。我答应他,让他松了一口气。

随着化疗一期一期地进行,老李的肿瘤暂时控制住了,转移一侧的肺部肿物通过 CT 已经找不到,但化疗的副作用也随着药物浓度的积累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是瘦,老李体重轻了 50 斤,他总是自嘲:每个季度都得买一身小一码的衣服,多花多少钱,幸亏自己活不了几个季度。

还有就是食欲下降,平时吃饭用大碗,现在吃饭换小碗,老李说他跟他三岁的孙子比赛吃面条,经常是他孙子赢。

化疗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骨髓的抑制,就是常说的白血球低、免疫力下降。老李久病成医,学会了看血常规的化验,一发烧或者浑身没劲,意味着白血球又低了,就赶紧去医院打针。

后来,看别人化疗掉头发,老李也剃了个光头。

我告诉他:「你用的药不掉头发。」老李反应过来,骂了句脏话,说:「剃了也还好,在家逗孙子好用,一摘帽子就是光头强。」

就这样,老李每隔两三周来一次北京,持续了大概一年。治疗期间,肿瘤时大时小,化疗方案也更换了两次,效果却始终不好。

长期的化疗毕竟是一笔极大的开销,老李的身体也日渐瘦弱。渐渐的,他从可以坐高铁来,到后来需要买卧铺了。





与老李同期确诊的还有一位张大爷,两人化疗周期相同,被安排在同一个病房。他俩经常同时来住院,时间长了,便成了朋友。

老张患的是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平均存活时间不足 10 个月。

因为老张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获得过河北省某县级市书法比赛一等奖。老李经常揶揄叫他「书法大师」。老张则叫老李「局长」,其实老李可能科长都不到。两人插科打诨,老张也被老李带着笑呵呵的。

一次查房,一进门我就看见老李在切土豆,我笑着问他:「不喝酒改吃土豆了?要在病房里做饭可不行啊。」

老李指了指老张,「哪儿的话啊。你看大师那胳膊,肿成啥了,用土豆片敷敷就好。」

我有些哭笑不得。由于化疗药物刺激血管加上大量输液导致的静脉回流受阻,老张右前臂出现严重的肿胀,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土豆片能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去看老张,胳膊依然是肿的,仅仅是针眼的位置,淤血略有消散。看来老李的「土豆疗法」不太管用。

我想了一下,还是对老张说:「恩恩,有好转,接着贴吧。」

老李非常得意,「看看,土法子比他们这大医院也不差。」

老张兴致也很高,「嘿,这招好用啊,一块钱就把病治了。」

一期化疗结束,老张化疗反应比较重,躺床上一天没动弹。我对老张说:「您昨天抽血的结果出来了,白细胞下降得比较厉害,要靠打针把白细胞升上来,打完针可能会腰疼,发热,这都是正常反应,不要害怕,以后吃生白细胞的药就行了。」

老李刚好在他的床边,满病房晃悠,说:「生白药不管用,你这么办,你买红皮花生,别吃花生仁,把花生皮留下泡水喝,保准管用。」

老张看向我,意思是等待一个医生的认可。这又难住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管不管用问李老师吧,花生皮泡水饭前喝,饭后再吃两粒生白药,这样肯定效果更好,土洋结合嘛!」

老张听完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做起了笔记。老李指着本子又说:「还有,炖鸽子汤,小火慢炖,也能长白血球。哎呀,不用记,都在脑子里呢。」

我不知道花生皮和鸽子汤是老李开给老张的安慰剂,还是确有其事,但老李不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老张的脑部,肿瘤不会再给这些「留在脑子里的东西」留太多位置。

那段时间,老李经常带着老张在走廊「嘎啦嘎啦」地盘核桃。或者在病房里锻炼身体。病房不大,他俩就走到尽头,再转身往回走。

夜间查房时,我经常逮住他俩在房间里偷偷喝酒。

老张每次都很紧张,像考试作弊的学生被抓了现行,而老李非常淡定,「王医生啊,我们老哥俩也活不了多久了,喝一杯就少一杯啊。来这化疗不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多活几天不就是为了痛快痛快啊。」

老李说的没错,但我还是建议他们不要再喝,至少要改喝啤酒。

没过多久,老张就不再来北京了。

我和老李默契得都没有再提此事,只是从那以后,老李再也没偷偷喝过酒。





老张走后没多久,有一天,护士跑过来说:「21 床不好了!」

我赶忙跟护士一路小跑到病房,仪器上的血压心率都降得飞快,我立刻大喊:「推抢救车,家属往外走!」

护士拉上帘子开始抢救,「多巴胺泵开满,推一支肾上腺素,电除颤给我拿过来。」

「医生,他们家不同意有创抢救。」

「那就用药,多巴胺、肾上腺素反复推。」抢救待续半个多小时,21 床的家属叫我出去,哽咽着说:「算了,让他走吧。」

我表示理解,有创治疗只是徒增病人的痛苦。监护仪上的数字逐渐变成零,21 床病人走了。

我帮 21 床病人把插在胸腔和腹腔的引流管取出,护士把输针拔掉,用酒精将身上的污物擦干净。不一会儿,几个太平间的工作人员推着车,一身黑西装,动作娴熟,将病人整理妥当,再铺上一层雪白单子,推走了。

紧接着,保洁员打扫消毒。不到 1 个小时,21 床洁净如新。

老李是 20 床,抢救时就在隔壁输液。据说他吓得瑟瑟发抖,自己拔针跑了出去。

后来老李找我,说等他到那时候也不想往嘴里插管子。我同意了。

2018 年的夏天,一天值班,主任告诉我,晚上会来一个急诊的病人,有事儿打电话。

我到急症室才知道病人是老李。他高烧不退一个礼拜,救护车跑了 500 公里拉到我们医院,因为等不及排队住院,直接进了急诊监护室。

「双肺广泛感染,体温 39 度 5,白细胞几乎降到零。」

我把老李带回肿瘤科,住进重症病房,三种最强的抗生素大剂量同时应用,家属不让探望,每天只能隔着玻璃打半小时电话。

那几天,我们交完班,三个负责主治老李的医生就会围上去看他早晨的化验。到了第 10 天,老李的白细胞终于上来了点儿,仅存的免疫力配合上抗生素,终于让老李的烧退了。

这 10 天内,家属们 24 小时轮班,都快扛不住了。病房外面留人,不让进也不让走,大医院还不让打地铺,老李的儿子就在窗台上铺个坐垫,住了十天。

各位主任反复向家属交代病情:老李很危险,白细胞上不来,感染控制不住,人说没就没。

我妈曾经跟我抱怨,「你们医生挺过分的,总把病往重里说,出了事就没你们责任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全对,老李病危病重的通知书都签了无数遍,确实是说没就没。

治疗结束后,老李渐渐好转。有一天我查房,他问我:「我能不能提前签个字啊,不然等我昏迷了,就没法签了,我不插管。」

我安慰他:「你有授权委托人,你昏迷了,你儿子替你签。」

老李很坚持:「万一那时候,我儿子非让我插咋办?」

这个问题难住我了,授权委托就是为了在病人意识不清的时候,有人能来签字做决定。当时的我确实还不懂,就说:「这是不是得请师啊?」

老李也说:「可能是。」然后叹了一口气。





从层流病房出来后,老李下不来床,精神也萎靡不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输液。

多次化疗后,老李的血管条件很差,输液很慢。到第二天了,前一天的液还没输完。

输液的那段时间,老李的家里来了许多我以前没见过的亲戚朋友,其中一个是老李的女儿,在爱尔兰工作。她话语权很高,反复询问病情,讲话喜欢用反问句,经常弄得我哑口无言。

后来,她干脆只跟主任讲话,指示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坚持要做有创抢救,老李最害怕的气管插管也要做。

此时老李已经深度昏迷两天,家属还在为是否插管争论不休。最后是老李的老婆发了火,才将此事平息。她早就没有我第一次见到时的矍铄,眼神也空洞洞的。

病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无力回天。我想起老李是河南人,要回老家安葬,这样才可以进祖坟。

于是我叫来老李的儿子,「我得跟你说件事,北京市的规定,人死了是不允许出京的,必须在北京火化,我不知道你们家的习俗,必须跟你说清楚。」

他儿子表示明白,立刻联系救护车,准备赶往河南老家。

我给老李换了最后一次药,看着老李的胸部一起一伏。我知道,这还是老李,生命还没有翻篇儿。

临上车前,我将氧气袋充得满满的,嘱咐家属一定要把液体举得高一些。我又认真检查监护仪、氧气管、输液接头,询问救护车上的设备是否齐全,车上是否有医生陪同,是不是走高速,走高速要几个小时。

一切流程结束后,我跟老李的儿子一起将老李抬上救护车。这次并不吃力,老李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了人形儿。

我又送了老李几个口罩,在老李的耳边说了一声再见。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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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08:03:13 | 只看该作者
169楼 cyec说:
第二个故事


失独家庭:躺在 ICU 里的丈夫,是她仅剩的依靠



2015 年 5 月起,我在重症监护室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轮转学习。

重症监护室的病房由一道沉重的铅门与外界隔离开。由于收治的都是最为危重的患者,这扇铅门就像是隔绝着人间和死亡的最后一道关口。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快到五点,科室的电话铃尖锐地响起来。是急诊科打来的。

监护室的那扇铅门尚未完全打开,一个中年妇女便踉踉跄跄地挤进病房,一看到前来接诊的医生,满脸泪痕的她便死死抓住我的手。

她的身子骨纤细,让人觉得一阵风就能吹走。当我的手被她抓住时,这个瘦弱的女人体内似乎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像一个在海里快要溺毙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先别着急,现在在医院里了,你爱人怎么了?」我扶住她询问。

「他几天前受凉感冒,就是有点咳嗽、咳痰,我给他喂了感冒药,也没发烧。可就在一个小时前,情况越来越糟,无论我怎么喊,他都不应我一声。」

我看了一眼患者,已经深度昏迷,对外界刺激没有任何反应。虽然在救护车上就一直处于高浓度供氧,但他的面色青灰,口唇发紫,各项生命体征更是极不稳定。

患者的体型偏肥胖,几个医生护士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从转运平车搬到抢救床上。负责抢救的医生准备做急诊气管插管,护士也在配合建立通道、抽血、导尿、调试呼吸机……

我没有独立值班的资格,在其他医生抢救病人时,我就负责和家属签字谈话。

医院规定,抢救时不允许家属在现场,因为情绪激动且六神无主的家属会严重干扰到抢救进行。可我劝离这个女人多次,她都是嘴上答应着,每往铅门外的方向走一步,又频频回望。

出了病房大门,她慢慢镇定下来,没有刚才的惊慌无措。在询问既往病史时,她告知我,六年前,她的爱人得了脑出血,做了手术,但后遗症很严重,吃喝拉撒基本在床上进行。

在她听到病房里传来「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她的手开始止不住地颤抖,那只轻巧无比的签字笔似乎变得有千斤重。过了很久,她才颤颤巍巍地在病危告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像一个初学写字的孩童。

签完相关的告知书,我返回病房,准备协助正在抢救的医生。就在我要进门时,她再次拉住我的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医生,我们是失独家庭……」半天,她极力压抑着情绪,说出这半句话。说话的嘴唇很干,上唇粘在了牙龈上,像要掉渣的酥皮点心。

我的心瞬间一沉,她却咬紧牙关,再没说话。





经过抢救,女人的丈夫的生命体征总算稳定下来。她再次看到我,眼神里充满感激,并且熟络地让我喊她罗姐。

每天下午四点,是监护室的探视时间,家属可以和病重的患者见面,探视时长为半小时。即使是在这半个小时内,病人多半是没有意识的。

监护室的铅门被打开,罗姐总是第一个钻进病房。她快步走到到丈夫身边,第一件事是拍打丈夫的肩膀,呼喊他的名字。丈夫没有回应,她眼里的光就又慢慢暗淡下来。

短暂的失望后,罗姐打开保温杯,将流质饮食用注射器打进丈夫的鼻饲管里。喂完食物后,她又用自己带来的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丈夫擦拭身体。末了,她又麻利地帮丈夫按摩四肢。

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罗姐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不肯浪费一秒钟。

我们医护都知道,长期卧床的病人容易出现褥疮,在监护室里,每隔几小时就要给病人翻身。每次给罗姐的丈夫翻身,都把人累得够呛。

一般情况下,骨折的病人需要打石膏固定制动,过一个多月,不动的那一侧肢体很快就会出现肌肉萎缩,明显比健康的一侧纤细很多。让人意外的是,罗姐的丈夫卧床六年多,四肢的肌肉却依然丰满对称。

我不敢想象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罗姐是如何悉心照料丈夫,才会让他浑身没有一处压疮且丝毫看不出任何肌肉萎缩的迹象。

探视时间结束,家属会被劝离病房,在门外与医生做沟通谈话,了解病人当下的情况。罗姐丈夫的病情不见好转,接连好多天,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都是在重复。

我告诉她,她丈夫的肺部感染太重,而且是多重耐药菌,用了顶级抗生素后,效果依然不好,且开始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她立即说,「没关系,该用最好的药就用,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只要人能回来。」

看到她的殷切希望,我还是忍不住告诉她,希望她做好心理准备。很多家属一开始也是要求竭尽全力救治,可是医疗上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到最后很可能面临着人财两空的状况。

她叹了口气,有些自嘲地说,「没事,你们放心治。那种情况,我也不是没想过。可是人这一辈子,只有到闭眼的那一天,心里才能不悬着挂着。只要是活着,指不定就有新的麻烦事找上门来……」

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往下掉,可她很快抹了一把脸,扒着监护室的那道门缝往里看,试图再看看丈夫。

门缝很紧,尝试了几次后,她悻悻地走到门外的座椅上,把头埋进臂弯里。我没听见抽泣声,只看到她的肩膀在不时抖动。

外面烈日灼热,医院里的空调却开得够足,冷得让人有点哆嗦。





安抚好罗姐的情绪,她说起她和丈夫的事,有关她的失独家庭。

罗姐和他的丈夫都是公职人员,在这个不大的地方,算是高素质人员,自然是要响应当年的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

「我儿子一周岁时抓周,满床的东西,他抓了离他最远的一支笔。我们觉得这孩子长大一定是个文化人。他从上学开始,成绩就一直拔尖。基本不用我和他爸操心。」

说起儿子,她的脸上有遮掩不住的骄傲,像任何一个普通母亲和人拉家常时,提到自己的孩子总有发自内心的喜悦。

「那会儿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前几次模拟考的成绩都很好。老师都说他能考到主城区的巴蜀中学……」

她的神色突然暗淡下去,「就在中考的前几天,他在放学回家的途中被几个混混敲诈勒索。本来交出身上的钱就当破财消灾,可他年轻气盛,硬是不从,和那几个混混打了起来。」

罗姐之后的讲述,她的声音一直在打颤。在那次不起眼的打斗中,一个混混一刀戳中了她儿子的胸口,正中心脏。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没了。

「还差几天,他就满十六岁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此刻的她极其克制。

「我们看到他时,血都快流干了……」

失去孩子后的前两年,罗姐和丈夫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官司。「我们想给给儿子报仇,可那几个王八羔子都是未成年,被关进去没几年就放出来了。动手杀我儿子的那个,他爹是坐牢的,他妈早改嫁了,只有奶奶在。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到现在都还没拿到。」

罗姐和丈夫打官司的那段时间,他们从原来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她说在那个房子里只要一闭上眼,到处都是儿子的影子。

「很多亲戚朋友,在这件事后怕我们两口子触景生情,不敢靠近我们,渐渐就疏远了。」

罗姐抹了一把脸,叹了口气,眼神空洞的看着监护室的那道铅门。

我不自觉地跟着罗姐的目光看过去,那道铅门看着又厚重了一些。我不知道如何宽慰罗姐,恰好在这时,一对年逾八旬的老夫妻在监护室门外看见了我,走过来问他们小儿子的情况。

他们的小儿子和罗姐的丈夫同龄,两人的病情也相似,均是脑出血后长期卧床。得病的那一年,他们恰好没买医保,手术加后期治疗的费用一下就掏干了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手术后,儿子活了下来,而照料他的重担又全部落在两个老人的身上。

即便是这样,罗姐投向对那对老夫妻的目光里,多少仍带着些羡慕的成分。





后续的监护中,由于感染太重,医生给罗姐的丈夫用了最好的抗生素,但感染还是压不下来。他开始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靠着呼吸机和大剂量的升压药物,让心电监护仪上的基本数据勉强在一个「正常值」内。

我们都知道,一旦撤掉仪器和药物,他的生命体征会迅速停止。

在监护室住了快一个月,我们给罗姐的丈夫下了多次病危通知书,慢慢的,罗姐似乎也对此变得麻木。

每天下午 4 点,罗姐依旧准时到病房。那几天,她的丈夫并发消化道出血,不能再进食水,罗姐就省略通过鼻饲管给丈夫注食的工序。只给丈夫按摩,偶尔伏在丈夫的耳边,自顾自地说着些什么。

我知道她在等待奇迹出现。毕竟只要人活着,就会有希望。

科室的医生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在治病的同时,还得小心盘算费用,当患者欠费的数目可能影响到治疗时,药房就不给发药了,甚至医院的电子系统会被锁死,医生连医嘱都下达不了。

这些年,罗姐为了给丈夫治病,卖了两人的商品房,那笔钱到现在也所剩无几。我们都知道罗姐的情况,面对费用的事情,也都欲言又止。

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常年出入医院,花费金额过大,家属的期望值过高,外加上家属可能再无所寄托和牵挂,在治疗不甚理想时,引起医患纠纷的可能性极大。

而罗姐,基本符合以上所有条件。所以整个科室在尽心竭力救治她丈夫的同时,也尽可能将所有的医疗文书都写得找不出纰漏。

让我们意外的是,罗姐比很多家属都容易沟通,也非常配合治疗。

丈夫因为白蛋白过低,需要自费购买几百块一瓶的人血白蛋白,一天至少两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因消化道出血必须禁食水,需要去其他医院营养科购买营养液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因为合并肾功衰,肌酐非常高,需要上血液透析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丈夫又出现了顽固的心力衰竭,需要用数千元一支的药物,且这种歌药物为自费药物,她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看着罗姐赌徒一般的孤注一掷,我们心里五味杂陈。私下里,科室里的医生不止一次委婉地告诉她,看她丈夫现在的病情,基本没有奇迹可言,只是在花费着巨额的医药费拖时间。

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或许这样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但是这种没有任何生存质量的「活着」,对患者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煎熬。





慢慢的,我看得出罗姐开始有一些动摇。

那天下午,罗姐的娘家人陪她一起来探望她的丈夫。探视时间结束,我照例站在监护室门外,向前来咨询的家属告知患者目前的病情状况,下一步需要哪些治疗。

罗姐没有像先前那样,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当下的状况。在那天不久前,每天和她一起咨询家属病情的老夫妻没再来了,在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且始终看不到儿子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后,他们选择了放弃。

一直以来,罗姐和这对老夫妻都像是同盟的战友。我不知道,这对老夫妻决定放弃治疗的决定,是不是也影响着罗姐的抉择。

罗姐听完她丈夫依然没有好转的情况后,缓缓地从我身旁走开,一个人呆坐在门外的长椅上,垂着脑袋,像雕像般一动不动。站在她旁边的中年女子小声对她说,「这么多年了,你为他付出了多少,大家都看得到的。」

女人顿了顿,考虑了一下才说出口,「现在他姐和他弟也不帮忙了,从哪方面讲,你都是仁至义尽了。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钱真的就像丢在黑泥潭里一样,扔下去连个泡都不会冒……」

「可是我舍不得他,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说完,罗姐双手捂着脸。

过了许久,她用手背擦掉脸上的泪水和鼻涕,拉着旁边的女子,哀求道,「二妹,你再帮帮我,就帮我最后一回。我还有工资的,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扣……」

女人往前靠了靠,任由罗姐拉着她的手微微地摇动,没再吭声。

一天后,罗姐在住院账户上交了一万元,而这些钱仍不够缴清之前欠的费用。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罗姐的丈夫又出现了恶性心率失常。负责抢救的医生喊我给罗姐打电话,喊她快点来一趟医院,患者的病情极不稳定,随时有生命危险。

当我给罗姐打电话后,她告诉我,她一直在监护室的门外。

透过医生值班室的玻璃窗,罗姐就站在监护室病房门口。当时本不是探视时间,也许是她跟丈夫有心电感应,预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看到她踮着脚,重症监护室门外没有玻璃窗,她反反复复这样做,像是希望那道铅门能突然开一扇窗。

第二天清晨,我去交班,进了病房,发现罗姐丈夫的那张床空了。

一开始,我心里希望着罗姐的丈夫是怕感染多重耐药菌换了床,可我在不大的病房巡视一圈。心里一下空落落的,没有他。

我问值班医生病人的去向。他告诉我:昨天一整天,罗姐都在病房门外。患者昨晚反复发作恶性心律失常,想到罗姐的特殊情况,护士破例喊她进来,让她看丈夫的最后一面。

由于反复电除颤,罗姐丈夫的胸口都快被电焦了。看到那一幕,罗姐彻底崩溃了,她意识到对丈夫来说,这种治疗只是一种消耗,于是选择了放弃。

从那天后,我再没见过罗姐来医院。就连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也是由其他亲属代开的。

四个月后的中秋,那晚在公园外,我意外遇到了罗姐。她一个人坐在石凳上,目视着前方。直到她最后起身离开公园,我都没敢上前跟她搭话。

她就那样保持着四个月前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姿势,头顶的月亮很圆,像是一扇清冷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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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08:04:40 | 只看该作者
170楼 cyec说:
第三个故事


得了癌症的姑娘,比我见到的任何人都乐观



2015 年 9 月,我结束了重症监护室的轮转学习,被安排到所在医院的急诊外科上班。

门诊没有独立的外科换药室,医院把需要术后换药的病人,直接安排到急诊外科。这样一来,换药病人经常和急症病人冲突,急诊科也一直人满为患,戾气甚重。

有一天,我处理完急症患者后,回到外科诊断室,在一片牢骚声中,继续接诊先前积的门诊病人。一张挂号单被一双手递到眼前:「医生,麻烦你,我做了手术,来换药。」

「什么手术,换什么部位?」

对方递上了病历,我看到出院证:直肠癌,第三次手术。第一次手术是在 4 年前,直肠癌根治术。第二次因为肿瘤转移到卵巢子宫,又切除了卵巢子宫,一月前复查时,发现肿瘤转移到大网膜和腹壁上,又做了第三次手术。

肿瘤患者见得太多,我早已有些麻木,但面对这样年轻,几年间不断复发转移,频繁切除腹腔内脏器的癌症患者,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叹了口气。

我算了下时间,「伤口没长好,今天只能先换药,4 天之后再拆线。」

「你今天就先给她把线拆了,我们都到医院来了,又排那么久的队,今天必须把线给她拆了!」

我话音刚落,一个声音像炸雷一般响起,嘈杂的诊室瞬间鸦雀无声,原先抱怨的患者和家属都惊愕地看过来。

「你自己得这个病,到底想拖累多少人,做了多少次手术了,你表姐今天还特意请假陪你来换药,必须把线拆了,不然下次还得麻烦别人!」

说话的中年男人,脸色因暴怒涨得通红,额部的青筋暴起。

「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慧灵得了这样的病,一直在艰难抗癌,你倒好,有这样说自己女儿的吗?」

男人口中提到的表姐一直拉着患者的手,「医生,你别理他,他脾气一直这样,今天就先换药吧。」

「这样的手术如果提前拆线的话,伤口很可能开裂。」我补充道。

这一开口,直接将家庭矛盾转化为医患矛盾。

男人用力地拍打办公桌,「今天必须给她把线拆了,我不会再让她来医院,伤口开了就开了,要死就让她去死。」说着,他拉起女儿的胳膊,强行将女儿往换药室的方向拖去。

眼见状况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我站起身,对男人说,「这样吧,折中一下,为了不让伤口开裂,今天间断拆一部分。」

有了台阶可下,加上周围人的不断劝阻,慧灵的父亲也没好再说什么。就这样,慧灵和我去了换药室。

「医生,刚才的事情,你别往心里去,我爸爸这个人比较急躁,但是他很关心我的。」

在简短的交谈间,我听到有些熟悉的口音,开口问道,「你在新疆待过吗。」

「恩,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又在那里上完研究生,才来这边(重庆)参加工作。」

换药期间,我和这个眼神灵动的女生聊了很多,她情商很高,气氛没有和其他癌症病人相处的阴郁。

因为医护工作的特殊性,我平日很注重保护自己的联络方式,可是那次,我主动留了慧灵的手机号,并加了她的微信。





慧灵出生在新疆北方,在乌鲁木齐上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辞职开始考研,也是在读研究生的那一年,她遇到了喜欢的男孩。两人约好,等她研究生一毕业,就结婚。

可是一切都在研二那一年戛然而止。因为反复腹痛,慧灵在当地医院诊断出肠结核,抗结核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效果。后来转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才确诊为肠癌。

虽然很快接受了手术,术后开始放疗化疗,但癌细胞还是有转移的迹象。

病情控制住后,慧灵重返校园,继续攻读自己的专业,顺利拿下硕士学位。这时,男友的家人得知慧灵的病情,勒令两人分手。

刚刚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慧灵,没有时间自怨自艾,只是平静地接受了现实。

毕业后,为了换一个环境,她离开父母,前往重庆的一所学校工作。她开始渴望能像正常人一样,和喜欢的人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健康地活到退休,甚至更久。

但没过多久,厄运再次不期而至。

一年前的暑假,慧灵在复查时得知,肿瘤转移了。这次转移的部位,除了盆腔内多处的淋巴结外,还扩散到了子宫。

还没有结婚生育,她只能接受医生的意见,选择再次手术,彻底切除子宫附件。

几个月后,因为癌细胞向腹壁和大网膜上转移,她接受第三次手术。为了不让学校知道自己的病情,她花了很大功夫,在淘宝上买假病历,让周围人认为她是因为肝炎才请假治病。

「为什么不说出实情呢,学校多少会照顾一些。」

她笑了笑,「我想安静生活,不喜欢被同情包围,那种感觉很不好。」

经过几次换药,我和慧灵的交情越来越好。由于我们两人所在的城区毗邻,每次她去她表姐家,只要我不上班,便会相约碰头,一起吃饭喝茶。

和她在一起时,很难让人认为她是一个癌症患者。她比我更加豁达,有些纠结苦闷的事情,和她聊两句,我总会轻松很多。





2016 年元旦,我接到慧灵的电话,她的声音有些兴奋,急切地约我去她家,说有要事商议。

到她家小区门口,一个清瘦的男士下楼接我,我立马猜到了慧灵的目的。在这个男士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去了慧灵的家。

简单的一居室,室内收拾得温馨整洁。一进家门,慧灵妈妈便热心地倒茶水,拿点心,把我们安顿好,她又回厨房忙着包饺子。

慧灵向我介绍,这位男士是她的同事,单身,平日喜欢养猫看书烹饪。慧灵觉得我和他可能有戏,便制造这样的机会。

吃完晚饭,我留在慧灵家过夜。待那个男老师走后,我看着她,不怀好意地笑:「以我纵横相亲场数年的经验,他今天能来吃这顿饭,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冲着你才来的。」

「话说回来,那个老师若真如你所说,那还真挺不错,是个会生活的人,你没考虑过他?」

慧灵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瞬,轻叹了口气,「我已经不去想这些,也不敢奢望这些。研究生那会发现这个病,又是手术又是化疗,我以为可以得到新生,结果因为癌症转移,又切除了子宫附件。」

顿了顿,她又说,「有这样的病,哪怕对方不介意,我也不想再拖累其他人。眼下尽可能活得长一些,多和家人在一起,能多在讲台上课,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看到我的脸色变得沉重,她岔开了话题,又说起学生们的趣事。





春天到来后,我迷上了户外。周末不上班时,会跟驴友出去徒步。有次徒步的路线在慧灵所在的城区,便打电话想约上她一起。

电话接通后才得知,她因为病情加重,已经转到重庆肿瘤医院治疗。

虽然一开始就知道,她的病情进展到这一步,已经没有所谓的奇迹。我的心情陡然变得沉重,放弃徒步的计划,立马赶到医院。

在医院门口,我买了一大束花。因为之前没告诉她会过来,见到我时,她有些意外,随后她望着我,开怀地笑。

慧灵比三个月前瘦了很多,也更加憔悴,脸色是病态的苍白。因为化疗的缘故,头发脱落得厉害。她抱着花,开心地拿出手机,让我看录制的视频。

前段时间,慧灵的学校举办了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她得了第一名。后来,有家企业看中了她,专门录制视频,用来做企业的培训课件。

视频里的慧灵穿一件红毛衣,化了淡妆,气色很好。我才发现,其实她很漂亮。

「当时肝区很痛,虽然吃过止痛药,讲到后面觉得有点难以忍受,最后的环节发挥欠佳。」她注视视频中的自己,语气带着自豪,又有些遗憾。

转而,慧灵看着床旁的 CT 单,「三月初,肝区和后背都痛得厉害,晚上吃了止痛药也会被痛醒。」

她的语气异常平和,但我的身体却有些颤抖。早前我在肿瘤科实习过,深知「癌痛」是一种噩梦。

剧痛会让人把床沿抓烂,满地翻滚,用头撞墙或者自残,有的人实在扛不住,便请求安乐死。

「我知道癌症可能又转移了,这次不知道要治疗多长时间。可是现在离放假还早,我实在没有办法再瞒下去了,只能给学校说明病情。」

她笑了笑,「这些天,很多同事、朋友,还有学生都来看我,感觉情况也没那么糟。」

我来时,那些人都走了。医院里只有慧灵的妈妈在照顾她。阿姨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身体谈不上多硬朗。比起初见时,显得更沧桑了。

阿姨很热情,对人也非常友善。她说,慧灵的父亲因为不喜重庆的气候,加之性格暴躁,半年前就回了新疆。

我在病房待到了中午,慧灵要请我到附近下馆子,准备出发时,阿姨低头换鞋,我注意到她的两只袜子都破了洞,心里一阵泛酸。

出病房前,我拿出之前准备的礼金,虽然知道是杯水车薪,但也是自己的一点心意。

慧灵和阿姨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几番推辞后,我只好作罢。





我们到了三峡广场,慧灵强烈推荐一家陕西餐厅,前些天她带同事吃过,味道很不错。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像寻常家人的聚餐。没有人提及病情,但无论作为医生还是病人,我们都心知肚明。

因为化疗的关系,慧灵吃得很少,一直陪着我们说笑。饭后,慧灵和阿姨执意拒绝我结账,向先前绝收礼金一样坚决。

「你能来看我,我就觉得很开心。真的。」她温柔地笑。

说完,慧灵从包里拿出一个手工钱夹,「这是我在住院期间,自己做的,送给你。每次看你银行卡、钞票都是乱放,要好好整理下。」

我知道慧灵下午还有液体要输,一直劝说她们先回医院,可娘俩执意把我送到车站。

上了车,慧灵的妈妈在窗外嘱咐我看好东西。车子慢慢启动,她俩相互依偎的身影越来越小,眼泪终究没忍住。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慧灵的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学校将她安排到相对轻松的岗位。每隔一段时间,她要回到肿瘤医院复查和治疗。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陷入一场恋爱,和慧灵的联络少了很多。

再一次和她见面,是 2017 年的元旦。那天慧灵去她表姐家,得知我在上班,特意到医院来看我,还带了一些新疆特产。

大半年不见,她更加消瘦,戴上了假发。因为肿瘤多处转移,慧灵开始接受靶向化疗。药的副作用引起色素沉着,她的肤色变得异常晦暗,远远望一眼,她已经是重疾病人的模样。

只是那双眼睛的眼神依然温暖,闪着光。

中午吃完饭,我们到附近的商场闲逛。元旦这天的商场格外热闹,人山人海,慧灵也特别开心,试穿了很多衣服,可是都没有相中。

我们走到一家 XX 专卖店时,她看中了一款米色的羽绒服。她在试衣镜前停留了很久,反复看着镜中的自己,并让我帮她拍照。

当她看到衣服内侧吊牌上的价格时,眼神瞬间暗淡下去。最后,她抱歉地对导购小姐笑笑,小心翼翼地将衣服放了回去。

「真的不考虑吗?」我小声问。

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工作的第二年,家里为了照顾我,全款帮我在这里买了套房子。这个病开支太大了,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

离开商场前,她给妈妈买了一件外套,「过节了,让妈妈也沾点喜气。」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自从和慧灵认识,我经常翻朋友圈,如果太久没有看到她更新,难免会坐立不安。

2018 年的春节,慧灵更新了一条动态:

我是一名被上帝之手烙上 C 的人,但在这之前,我是一名可爱的人民教师,有我爱的三尺讲台。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我绝望过,痛苦过,但我还有爱我的家人,有好多愿望等着去实现。面对高昂的医疗费,我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也不想成为一个向社会伸手的人,所以我选择自食其力。

其实做这个决定挺艰难的,但没有办法,费用开支太大了,而我不想轻易向病魔妥协。

慧灵开了自己的微店,专门卖自制的手工包。我进她的微店逛了逛,那些包漂亮别致,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

之前她发给我一些图片,让我选择一款喜欢的。可是这些都是她在病中一针一线制作的,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收下。我直接在她微店里选中了一款,下单付账。

收到手工包的那天,我给她回了消息,同时问她病情。

她答非所问,「你快结婚了吧,婚礼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这几天在医院治疗,等好转一些就回家,材料都在家里,我给你准备一个漂亮的婚庆包,等你在婚礼上用。」

2018 年 5 月中旬,我收到慧灵的微信。她的病,情况不好,肿瘤转移到很多地方,小肠梗阻,没办法吃东西喝水,也不能再做手术,胆道也被堵了,全身皮肤都变得深黄。

她不打算再做治疗,想回到离家最近的医院的肿瘤科姑息治疗。

早前我在那家医院的肿瘤科实习过。我赶紧联系当年的带教老师,请他多帮忙照顾。

这家医院的肿瘤科已改名为「宁养院」,医生会尊重患者的意愿,不强加给患者更多创伤性检查以及治疗,让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尽可能少些痛苦。

那阵我的工作压力很大,还要准备晋级考试,一直对自己说,「等着忙完了这阵,就去看看她。」可是考完试,也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始终没去。

其实归根到底,是我自己太懦弱,实在没勇气去面对。

早前,科里有一个得了肝癌的年轻女孩,因为家境不好,直接放弃了治疗,长期在我们科室开镇痛药注射。有一个护士和这个肝癌女孩特别聊得来,基本每次都是她给打针。

可是很快,女孩的肿瘤破溃大出血,救护车拉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刚好那天是那个护士值班,她的哭声在整个急诊室走廊回荡,是揪心的疼。

到了这个阶段,癌症末期的病人开始失去力量,连手机也拿不起来。他们大多处于恶病质状态,由于肿瘤的长期消耗,加上无法进食,病人会变得瘦骨嶙峋,没了人相。

除此之外,还要伴随永无止境的剧痛,因肿瘤多处转移侵犯诸多器官引起的并发症,毫无医治的办法,只能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

我不敢想,记忆里温和爱笑的慧灵,最后要面对的是这些。

六月底的夜班,我刷朋友圈之前的状态,看到慧灵最后一条朋友圈:是莲花关怀团队写的讣文,文字下面配的是一张遗像。

数天前,她在医院病逝,三天前已火化。

那个夜班难得的清净,但我心里堵得慌,一晚都没闭眼,反复看讣文:

慧灵数年病痛和治疗,数年坚持和前行

她求解脱而解脱,受接引而去,于往生向好

事已至此,不可追亦不可复

下班后,我给慧灵的微信发了一条消息,我的心中对她满是歉意。一边颤抖一边流泪,后悔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

没过多久,我收到回复,是慧灵的妈妈: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们到了这个医院,你的老师对我们非常照顾。慧灵走的那天,刚好是你老师在值班。之后我就到殡仪馆,一直为慧灵念佛。

第二天下午我回医院找他,想向他道谢,可是他不在,我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见到他。我想你该结婚了,慧灵生前一直念着这个事情。

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来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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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0 15:57:10 | 只看该作者
171楼 金泉说:
谢谢楼主,这些故事真的很棒,可是我闺蜜也没有办法回复帖子,我只能用这个软件回复来表达对楼主的,感谢太感谢了,还好。
本楼来自 掌中世界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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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20:49:30 | 只看该作者
<
172楼 cyec说:回171楼金泉
本帖最后由 cyec 于 2021-1-12 07:46 编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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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20:58:53 | 只看该作者
173楼 cyec说:
第四个故事


带丈夫一起来做护工的女人,每天都在替我祷告



2012 年 5 月,我因肠梗阻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胃肠外科急诊住院。来姐是我的第二任护工。第一任只待了一天,可能接活时看是个年轻病人,以为会轻松,没想到要整晚看针。早上等到我爸来,要了一天工钱走了。

人事不省的我,床边空空如也,我爸越看越恼火,找到类似江湖领头人角色的护工何师傅发了一顿火。

这里的护工本不属于医院管理,是个松散的组织。何师傅的管控范围也只限于这一层楼——胃肠外科。她解释道,「胃肠外科的护工本就不好找,都是屎啊尿的,涉及到造口处理的,还需要一些技能。像是眼科、脑科啊这种科室都抢着做。」

当天下午,何师傅就带着来姐站到我的床边。来姐长得瘦小,尽管已穿了厚底鞋,但站在人高马大的何师傅旁,衬得很娇弱。头发上一丝不苟的盘了个发髻,两手紧握,眉目低垂,整齐干净的模样。我爸大致满意,只是担心她力气小,翻不动我。

何师傅长得慈眉善目,属于病患和家属日常挑选护工的首选。说起话来像蹦豆子一样,利落连续、气势十足。「她是新来的,很老实,我看人准,你们放心啊!都在家前后里外张罗的人,就是干活吃苦的命!」

我爸被这种不容拒绝的气场所打动,点头说:「那先试试看!」

在这个三人病房,谁都有家属偶尔空缺的情况,病人有些不便,别的家属看到了也会过去问问情况。看针、带饭、叫护士医生等都互相帮衬着。护工每日算计拿一份工资,大多不愿意去做分外之事,而来姐看到了就自然地去搭把手,我爹和隔壁床的赵姐都悄悄和我说来姐心善。

都说「苦难是人的勋章。」来姐却不太爱提这些,闲聊偶尔捕获到只言片语。夏天看到她穿凉鞋还穿着袜子,她说在家为了賺点外财,编竹筐被铁架子砸到,小指头残缺了难看。再看到她每天六点起床收拾,比护士进来查房还早,她说好要拾猪草早起,几十年习惯了,不然婆婆会念叨。

来姐和很多出来做护工的女人一样,扶老携幼、种田喂猪、做饭洗衣。等到孩子出来打工或者读大学,老人安顿好了,便在苍老和疾病袭来前,到大城市做点不需要太多技术的零活。





我知道来姐的信仰,是某日我醒来发现前额有湿湿的感觉。因为手术的影响,术后前几日我都迷迷糊糊的。我睁眼探究是何种液体,瞟到来姐正在扭紧一个矿泉水瓶。

来姐微笑道:「这是圣水!很好的,对你有用!」

来姐看着我懵懂无知的眼神,侧身坐在我身边,抱着一个「娃哈哈」标签的矿泉水瓶,微倾向我说:「这是我从老家的教堂请的,万能的主赐的!」

「啊?」我依然无法理解。

来姐再耐心地解释,「牧师给的,你看快完了!下次回去,我还得再去请一瓶才行!」来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略急切地追问:「你快出院了吧?」

「娃哈哈在你老家卖得好吗?」答非所问的我。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可能已经被「圣水」滴了好几天,来姐感受到了「圣水」的神奇功效,才想补充点存货给我。

我爸到病房后,听说了「圣水」的事情。自从我病后,一直信仰马列主义无神论的他也变得有点神叨叨的,「试试看呗,反正也没坏处!」

来姐也不遮遮掩掩了,把胸前挂着的木制十字架从 T 恤里面拿了出来。

来姐说基督教在她那里教众很多,周一是大集会,兄弟姐妹们唱歌、插花、分享食物。开始她老公「李老师」反对,但她偷偷地去,后来就不管她了。

「嗨!那教堂很大很大,很高的房顶啦!早会几百人呢!」来姐用手在空气中挥舞比划着,从来姐向上瞟起的故作惊讶的表演性的眼神中,能想象到她初次看到教堂时的震惊。





因为合作愉快,出院后,来姐帮我把行李提到家门口,并留下了手机号,约定年底住院还是找她。

再见面时武汉已入冬了。来姐裹起了长款的香槟色羽绒服,脚底还是踩着黑色厚底鞋,一边用力地拥抱我一边喊:「我的丫丫!」,手反复拍打着我的肩。她少有这么激动的情绪,她是想我了。

中途我们通过电话,她告诉我她女儿生宝宝了,宝宝有黄疸,婆婆也不给力,她就回老家赤壁照顾女儿。我笑着说:「你也没我想得那么重男轻女啊!」她也嗤笑道:「嗨,重男轻女!我姑娘也经常这样骂我呢!」

拥抱后,她从羽绒服内里的口袋掏出个椭圆牌儿塞在我手心,说:「在教堂里求的,去就帮你祷告呢!」我接过来,轻飘的质感,里面彩印着圣母玛利亚的像,不知是印刷的质量还是镶嵌的塑料,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

外面临近春节的欢乐气氛并没有使医院里沉重的气势减缓,僧多粥少,护工的工资从一天 80 元,涨到了 100 元。

来姐告诉我,李老师也来了。「家里没人管饭,非要一起过来!」这种妻唱夫随的行为让她眉开眼笑,她取笑道,「他说他也要来做护工哩!嘁!我说你都不干活的人怎么会做伺候人的活!」说话间,来姐手上不停地织着给外孙女的红毛衣。

李老师曾是小学校长,白白胖胖,五官斯文,面目光滑,像一颗去了皮的花生仁。他踩着一双光亮可鉴的皮鞋进来,背着手道:「你好!小来很惦记你啊!」吐字如上弦一样崩紧十足,医院里大多数湖北人普通话说得很不标准,他倒是少有的字正腔圆。来姐总是很尊重地称呼她先生「李老师」,而他先生则称呼她「小来」。





李老师活干得不顺。接了个岁数大、长期卧床的病患,除了看针搽洗,为了防止长疹子,每隔两个小时要翻身,且尿袋需要定期的清理。李老师做事生疏,病患家属就会骂骂咧咧起来。

来姐很心疼,常皱着眉不放心地飘去李老师的病房。来姐跟我说:「他还是很认真的,每天换几次药,量几次体温,多少度,尿袋多少升,他都有用本子记,可是别人不看这些!」入夜,我们病房已熄灯睡觉,李老师也常飘进来呼唤「小来小来!」我听到床架咯吱一响,来姐一骨碌起身就过去了。

我刚入院,每日是针剂和检查。看到来姐白天打着哈欠,也体谅她的难处。但同住的大妈与我们并不熟悉,估计也常被李老师的鼾声吵醒,总是横眉冷对的瘪着嘴。

某日,我爸听到隔壁床大妈说了什么,丧着脸坐在床边。我催他去上班,他没出声。过了半小时,来姐进来,我爸连声说道:「来姐!来姐!我姑娘身边怎么没人啊!」来姐已猜到因由,红着脸嗫嚅道:「没事,你去上班吧!」赶紧闪到我身边,动作很夸张地塞了塞我的被子角。

我爸拎着包迈出门,又返回问:「李老师现在都搞熟了吧?」

来姐刚坐下,赶紧起身答道:「现在他都晓得啦!」

「敬业啊!基督教没有说要敬业吗?」我爸瞪着眼压着怒气说。

后两日,我做了肠道修复术,来姐也大致恢复了以往的照顾节奏。除了两餐饭,因为要带饭和李老师一起吃,时间会长些。

至于圣水,这次来她也带了一瓶蓝色的「达能」,只是她忙碌得日夜颠倒,我也颠倒反复,神志不清,不知道她是否给我滴过。一次,来姐把圣水忘在窗台上,被清洁阿姨当做废品收走了。她发现后低落了很久,「这是惩罚我吗?神谕吧?」说完喃喃地掏出了一本卷边的《圣经》。

两周后我出院了。我叮嘱来姐:「基督教不常说要用你们的身子荣耀神吗?好好照顾自己啦!」

「习惯啦!李老师倒是之前没做过的......」说着,来姐眼神又飘忽了,我看着她越来越沉的眼袋叹气。





二次出院后,用我爸的话是「又打了个胜仗」,他开始有闲心剪起了报纸,一天正剪着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是来姐和李老师,赶紧请进门。

李老师很严肃地站在客厅里,怎么劝都不肯坐,并用眼神暗示着旁边小媳妇样的来姐。我们相互看着一阵尴尬,李老师很正儿八经地开口说:「这段时间,小来的工作质量你们看在眼里吧?」我爸看出这个架势,收了收神。「如果有做不好的,你们可以批评!当然,我也会批评的!」官样文章的套头后,李老师才说出上门的目的,「工钱少给了两天的!」

我爸掰起手指算了一遍,然后李老师又用他的算法数了一遍。两人争执不下,恨不得把每一天都掰开分析。我爸说,来姐出去找租的房子、你们一家三口吃饭开户等请假半天的,都按整日结算的;李老师说最后那几天何师傅都涨到 120 元一天,来姐都没有涨价。两人越说越上火,眉头挑得老高,直入鬓角。我爸用手紧紧按住大腿,青筋暴露,好像不这样就会有膝跳反射,弹跳起来。

我干巴巴地说:「算了算了!」来姐小心翼翼地想搭话,刚上前一小步,李老师反手推了来姐一把。

我爸和李老师对峙着,越来越大声,好像聚光灯下两个动作神情浮夸的演员。来姐和我退缩在路人的黑暗阴影中了。

最后,气喘吁吁的我爸拿出 200 元给了李老师,他说:「这是看在上次手术面上的!」李老师说:「一码归一码,你们不要欺负老实人啊!」

解决了战斗,李老师站在门口,仿佛不屑于再坐在我家椅子上。

来姐和我进了我的房间。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折叠成一细条的 100 元,眼框微红着对我说:「拿去补补身体吧!」我推拒着,刚才的事情仍让我们尴尬。来姐捏着我的手说:「我在教堂见过得一样病的,恢复很好。真的有神迹!我看见了!」我点头,从书柜上拿下同事送的真皮钱包,银灰蛇皮纹路的,递给她。我说:「做个纪念吧!」

李老师已不耐烦,高声地叫唤着:「小来小来!」来姐接过钱包,把 100 元搁在桌上,转身出去了。

春节后,我回到广州上班,同年十月,在武汉结婚摆酒,来姐曾说结婚就来恭贺我。我给她发短信,未回,再打电话,答复是空号。怅然若失。

自此,偶尔看到教堂里唱歌祷告的人群,总想找到类似她的背影,她低诵着:「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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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21:04:54 | 只看该作者
174楼 cyec说:
第五个故事


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医闹证词



刘阿姨住院那天是步行进入病房的,一起陪同的还有她的女儿。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请问哪位大夫负责我妈啊?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女儿走进医生办公室,张嘴就来。

当时办公室里最起码有五位医生,这简直就是「有喘气的吗」的文明版。她如此讲话,办公室里更是没人理她。

正常的病房接诊程序是患者在护士站报到,由护士陪同来到床旁,交代病房注意事项后由护士通知医生接诊患者。当然,急危重患者例外。

所以,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讲,这位患者家属有点「不守规矩」,自然没人抬头。我受不了空气的沉默,往往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我先回应。

「大姐,您别着急,护士站还没通知我们,写完这个病例我就过去。」

「你啊?你不是实习的吧?我们可得找有经验的大夫。」

她这句话说完,空气彻底安静了。我十分确信这位大姐用白眼瞟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回病房了。

她这一走,办公室里的叹气声此起彼伏。

「这人怎么回事?」

「谁欠她钱了?」

「这人可不好惹,谁管她妈可得小心点儿,别费力不讨好,还让人告了,现如今,医生可真是没法干。」

医生会给每个病人和家属贴标签,比如难缠、和蔼、低调、聪明。例如医生之间常发生的对话,「刘医生,15 床怎么样了?」「15 床是谁啊?」「就是那个家属特啰嗦那个。」

我翻看着排班表,这位「难缠」的患者家属,刚好轮到我去面对。

到了病房,刘阿姨已经换好了病号服,满脸慈祥地看着我,她女儿在收拾东西。「您好,我是您的管床医生,我姓王,您住院期间有事可以跟我说。」这句话很职业,是我普遍的开场白。

「呵呵,您好,您好。」

刘阿姨今年 76 岁,给人的感觉很好,仿佛就是自己的奶奶,是那种拿着大蒲扇坐在树荫下看着儿孙玩耍的老人。

本来他们一家人准备去海南过年,出发前刘阿姨突感不适,发烧,恶心。女儿们带老人来医院检查,发现一项反映肾功能的指标高达 700 多,超正常值的 5 倍还多,门诊的专家直接开住院单,留下住院。刘阿姨说来住院挺方便的,出去旅游的行李箱直接提到了医院。





她女儿边收拾边对我说——或者说应该是对我说,因为她头也没抬,「真是你负责我妈啊?不好意思,小王大夫,刚才说话急了点儿。」

对待如此没有礼貌的患者家属,我自认为我是有权利不理睬的。

见我没说话,她笑了起来,并且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嘲讽,对着刘阿姨说:「你看,这大医院医生脾气就是大,年轻医生都这样,主任得牛上天。小王大夫,对不起了。本来我们机票都买了,到了医院直接让住院了,票也退不了,到了医院先交两万多,你们可真挣钱,大病小病先住院。」

干了 5、6 年医生,让我面对这样的说辞已经可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了。

我回答:「大姐,咱们先看病吧,我这儿给阿姨问病史查体,一心不能二用。机票应该可以退,我给你开个证明,盖上医院公章,以前有病人办成过的。那两万是押金,不一定能花那么多钱。再说,如果我肌酐突然 700 多,我可不敢出去旅游,这叫急性肾衰。」

我与刘阿姨大女儿的关系就这样变得很奇妙,她坚持叫我「小」王大夫,而且对我的诊疗措施百般不信任。我面对她也是一嘴的职业说辞,多一句也不说。每日的例行查房也让我忐忑,走到刘阿姨门口的时候总是长出一口气,建设好心理防线了再缓慢步入。

任何不明原因的肌酐突然升高都要十分重视,一方面肾功能的急速衰竭可能危及生命,另一方面治疗及时,可以逆转肾的损伤,避免进入痛苦的透析阶段。

这些道理本不难懂,但是大姐十分不信任我。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总要千方百计地找主任再核实一遍。这种对抗让我们都很累,这不是交流,是较劲。

两天时间过去了,刘阿姨的肌酐已经飙升到 1000 多,慈眉善目逐渐晦暗。早晨复查的肾功能结果回报,看到这个结果我的心也沉了一下。高龄女性,急性肾衰竭,凶多吉少。

我立刻向主任汇报,主任看了化验结果后对我指示:「立刻跟家属谈肾穿刺活检,交待风险,尤其这个家属,一定要注意说话方式,规避医疗风险,不要勉强。

「注意说话方式,规避医疗风险」这几个字也许应该做成条幅挂在医院大门口。几乎所有的老医生都在说这些。

很多医院甚至成立了医疗风险防控办公室,各科室把「医疗风险」较大的患者上报,由医院专门派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重金聘请法律顾问处理医疗纠纷。





我脚步迟缓地走进刘阿姨的病房,尽量不看她的女儿。

「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

「王医生,今天感觉不太好,身上没劲儿,走两步就晕,脸也肿了,腿也肿了。」

「尿呢?」尿量是一个关键问题。

「一天没怎么尿。」

我翻看出入量记录本,刘阿姨昨天 24 小时只尿了 100 毫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好的,阿姨,治病是个过程,别急,慢慢来,我给您调调药。」

我把大姐叫出来,一定要向她交代病情,即使我能想象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大姐,阿姨今早的化验结果不是很好,肌酐又上涨了,已经到了 1000,而且昨天尿的这么少,说明肾功能衰竭还在加剧。」

大姐的眉毛立刻竖了起来,我真的很担心她插着腰骂街,所幸大姐还算克制,说道:「你们这么大的医院,老百姓都信你们这儿,可你们怎么回事啊,我妈来的时候好好的,这才两天就给治成这样了。」

我没有精力再跟大姐较劲,治病救人是第一位。我赶紧说道:「大姐,我们不是神仙,治病是个过程,一到医院病情就好转这不可能。现在就是要征求您的同意,我们认为阿姨现在有必要肾脏穿刺来明确病因,对因治疗,这样病情才有可能逆转。」

「穿刺完是不是就好了?」

「穿刺只是一种诊断的方法。」

「等于前两天诊断都没弄明白是吗?这不是瞎治吗?一住院抽了我妈那么多管血,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什么病?我真怀疑你这个小大夫把我妈给耽误了。」

现在一切的解释都是徒劳,现代医学在强大的辅助诊断技术的帮助下,很少有医生可以通过观察临床症状来诊断疾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眼就看出来」,即便是对自己的判断有十足的把握,也要通过各种检查、化验来验证,也就是寻找诊断依据。





我长出一口气,败下阵来,「大姐,看病不能靠猜,两种很相似的疾病治起来完全不同,诊断不明白就上治疗才是瞎治。现在跟您说的穿刺取活检就是为了明确诊断。」

大姐看我不再倔强,白了我一眼,接着问:「那穿刺是什么?有没有副作用?」下面要说的才是最艰难的。

穿刺是一种有创操作,用一根长长的活检针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入肾脏,取出 1cm 左右的组织做病理检查,在显微镜下判断疾病类型。这是目前大多数疾病诊断的最权威证据。

当然穿刺的并发症有很多,我们医院的签字单上列了 11 种。

我把肾穿签字单递给大姐,她边看,我边解释什么是穿刺。到了介绍风险这一项,一连串恐怖的词汇从我嘴里流利地说出,诸如「感染」「出血」「休克」「血栓」「猝死」「致死性心律失常」。

我几乎把这项操作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刘阿姨死亡的所有情形都囊括在内,错了,不是「几乎」,因为签字单并发症最后一条写着:难以预料的其他并发症。 我艰难地说完,大姐红着双眼瞪着我。我严肃地轻轻点头,意思是告诉她,我可以为我说的话负责。

我做好了准备迎接她的疾风暴雨,大姐眼中立刻燃气两团怒火,「你,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穿刺不行,穿刺还这么大风险,还让我签字?我可真算小瞧你了,你可真敢说啊!」

「您先别急,我刚才说的每一条都发生过,这没吓唬您。现在的情况是,不穿刺无法明确诊断,穿刺有风险,希望您权衡利弊。您考虑考虑吧,待会儿来办公室找我签字。」

我刚下临床的时候,跟病人谈话,让病人签字这项工作是最令我头疼的。那时我脑海中总是浮现一个画面,一个小卒喘着粗气跑至大帅帐前:报!敌军已攻破城门,城池危在旦夕。大帅一生气:混蛋,推出去斩了。

过了一会儿,大姐走进办公室,对我说:「我们做!」说完拿起笔在签字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字很漂亮,规规矩矩,有板有眼。





当天下午,刘阿姨就进了手术室。操作很顺利,我护送阿姨回病房,大姐看我的眼神柔和许多,我也对她笑了笑。

等待病理结果的过程是漫长的,像是在等待一个判决。这等待煎熬着刘阿姨一家,也煎熬着我。

大姐来办公室找过我好几次,询问病理的结果出来没有,她脸上的戾气终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和期待。

第三天,病理结果回报:ANCA 相关性血管炎。这不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大多数人一生都会与这拗口的名字无缘。这是一种累及全身各器官的疾病,症状表现复杂,是疑难杂症。

我把结果告诉大姐,她听完这个名字后愣了几秒,不知该高兴还是悲伤,只问了一句:严重吗?

「这个病最难的地方是诊断,现在咱们诊断清楚了,应该说已经胜利一半了。」

大姐听完松了一口气,竟然一把握住我的手,不停地上下摇了起来。这一握让我也轻松不少,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地讲话,不用担心每一句话都变成呈堂证供。

诊断的明确让治疗顺利不少,几天下来,刘阿姨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大姐态度的转变让我有点始料未及,居然一次夜班还吃到了她带的饺子,「小王大夫,真辛苦啊,你怎么又上夜班啊?有对象了吗?」

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但是与疾病的战斗不能停下。刘阿姨的治疗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大剂量激素的应用,而激素的副作用最突出的便是感染。不幸的是,刘阿姨还是烧了起来。激素不能停,只能期盼抗生素可以控制住感染。

一天,大姐兴高采烈地走进办公室,对我说:「小王大夫,感染源找到了!走走走,看看去。」

到了病房,她掀开刘阿姨的被子,指着左脚脚后跟一个直径约 3cm 的血泡对我说:「你看,这有个血泡,红肿热痛,这就是炎症,这就是感染源。」

红肿热痛,这是每个医学生学到的第一个知识点,相当于学数学时的「1+1=2」,这四个字肯定是百度老师教的。「大姐,严格地讲,您说的没错,可是这点儿炎症不会导致阿姨这么严重的感染。我给您处理了就是。」

一个血泡,我妈处理的方法是将针用打火机烧红之后挑破,更讲究的时候是往针眼里塞一根头发,这是朴素的无菌引流术。我准备了一个换药包,一瓶酒精,一叠纱布,5 分钟之内就可以处理完毕。

正准备器械的时候,主管病房的刘副主任看到了,得知我要给刘阿姨挑了这个血泡时,他发话了:「小王,你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血泡吗?病人在应用激素,血泡挑了之后护理不当发生感染了怎么办?谁的责任?再说你挑了血泡对她的病情有什么好处吗?她闺女这么难缠,你能确保出了问题之后她不找麻烦吗?」





主任一连几个反问让我无法回答,不仅涉及了专业知识,还对人性提出了质疑。我只好说:「主任,我觉得这两天大姐还行,态度好些了,再说我都答应她了,刘阿姨还在病房等我。」

「态度好点了?你等着出了问题再看,翻脸不认人的事多了。多少医生都是一个疏忽就没法干了。你去请个普外科会诊,就算处理也让他们来。」

一个血泡的处理需要我、上级医师、会诊医师三个人来共同商讨,医院的「严谨」可见一斑。我们医院的会诊制度规定,会诊请求发出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并由主治以上的医师进行会诊。

那天是星期五,不出意料的话,普外科的医生会在下周二上午前来会诊。大姐听完我对这个血泡引发的一系列医疗事件的介绍后,傻眼了。当然,我略去了主任对她的极度不信任。大姐提出,想自己借一个小针头将血泡里的液体吸出,我回答:「您去护士站借借试试吧。」

过了一会儿,大姐到办公室告诉我,护士不给,说是这违反了医疗常规,这种行为需要主管医生同意才行。

我当然不能同意,毕竟要听领导的话。

无奈之下,大姐自己去药店买了一个针管。她正准备自己动手时,被前来换液体的护士当场抓住,二话不说就没收了大姐的针管。

护士紧接着来办公室找我:「王医生,是你让 5 床自己处理伤口的吗?医院里能这么干吗?这是干扰正常医疗,出了问题还得我们护理组承担责任的你知道吗?」

「你别上纲上线,不就是一血泡吗?」

护士妹妹扬言要上报护士长,我立刻认怂,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等待会诊的这段日子,我每天给这个血泡消两次毒,用清洁的纱布小心包好。周六日也没有间断。刘阿姨夸我有责任心,其实我是怕,一怕血泡破了,二怕与大姐再次交恶,摧毁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

果然,到了周二,普外科会诊医生来到我们办公室,问到:「谁发的会诊啊?几床啊?血泡都处理不了啊?是医生吗?」

我急忙赶上前去,「我我我,是我,不好意思老师,您看一眼,随便写两笔,领导交代的,该办得办啊。」

我陪着会诊医生来到刘阿姨的床前,刘阿姨的血泡在我的精心护理下竟然吸收了,只留下一些坏死的皮肤和淤血。会诊医生看我一眼,扭头走了。

我很尴尬,就好像是去修电脑,到了维修点后电脑一点问题没有。会诊单上写了一行字:我科无任何处理。

一周后,刘阿姨身体恢复了,出院前,大姐找我聊天。

「小王大夫,你别埋怨我,我们病人家属不容易,得了这么个什么血管炎,到现在我都记不住病名。医生还不让问,就让配合治疗,这让我们怎么放心的下。脚上长个血泡,多大个事儿,一个硕士、两个博士处理了五天,还麻烦着你天天过来消毒。」

大姐又长出一口气,「你也不容易啊。这事儿非得这么办吗?」临走时,她还送了我一面锦旗,说是感谢我天天弯着腰消毒,还毁了我的周末,希望这个能让医院给我发点奖金。这一点,大姐倒是想多了。

举着锦旗合完影之后,刘阿姨问我:「我还能接着去海南吗?」

我笑着对刘阿姨说:「您想去就去吧。」这是我最勇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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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21:14:16 | 只看该作者
175楼 cyec说:
第六个故事


日常的凶险:死在精神病院里的男护士



高考那年,我的分数不高不低,家里商量来商量去,没一个结果。

不知道是哪个「有经验」的叔伯说了一句:「要不去学护理吧!」

我爸按着大腿低头思考半天,最后肩膀扎起来一耸,叹了口气:「就去学护理吧,好歹有口饭吃。」

当时我对护理没什么概念,跟高中同学说起报考专业时,他们大多调笑我:「护士啊,那是女人干的活,你去当个医生不好吗?」我嘻嘻哈哈地顶回去:「哟,你以后上医院可别碰到我。」

调笑归调笑,但作为一个男生去读护理专业,还真是不那么好受。

我们那一届的护理专业录取 120 来号人,分成两个班,算上我,总共就 3 个男生。

报到那天,一堆女生站成一排,我跟另一个男生站在另一边。我俩硬挺着人群的眼光,心想着等最后一个哥们来了就好了,三个总比两个强吧。

等到最后,那哥们也没来。后来听说,他为了不读护理专业,直接回去复读了。

因为护理系的男生少,我跟另一个男生被分到和药剂专业的人住一个宿舍。其实我心里还算有些安慰,起码有个伴。只是没想到,我们住进去不到一个星期,这个哥们就找关系换了专业。

哥们搬走那天,对我说:「听我句劝,想转专业就趁现在,能找人就快找人吧。」

由此,换专业的想法便一直在我心里,蠢蠢欲动。我写了一份申请,正犹豫着要不要递上去,系主任主动来宿舍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专业就剩你一个男丁了,你再走了,那就很难看了啊。」

系主任背靠着床边的柜子,眼睛有意无意地瞟向我放在桌子上的转系申请,没有再言语一句。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转系这事大概是无望了。

就这样,我成了我们那届唯一一个男护士。

不过男护士好就业倒是一个事实。大四实习时,班里的女同学都在抓紧时间做简历,跑各种校招会,而我却早早接到几家医院的面试通知。更有甚者,直接把电话打到系主任那里,想早早把我「预订」。

护士的工作大多以身体为基础,例如翻动病人、搬运医疗器材,都是体力活,一个男护士能顶几个女护士。况且男护士没有女护士的生理期、产假,只要没有原则上的问题,医院大都是来者不拒。

对男护士需求较大的科室,无非急诊、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精神科。这些科室所收治的病人,大多病情严重,没有自主配合的能力,需要护士有较强的体能。

考虑到精神科的男同志稍微多一点,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去我们当地最大的精神专科医院,成为了一名精神科护士。





去精神科工作前,我对精神科的印象停留在电影场景里:昏暗的走道,几缕斑驳的光线,走道尽头都是目光呆滞的人,他们在暗处,毫无目的地左摇右摆,身影忽明忽暗。

父母没有干扰我的意愿,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挑的。虽然心怀恐惧,但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做事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新护士上岗前,需要先在医院的每个科室轮一遍,才能正式上岗。

一般的精神专科医院,大致分男病区跟女病区,又根据病种不同,分成情感障碍、青少年、老年等各种小病区。由于是专科医院,没有综合医院的内外科急诊等科室,我的轮转便集中在几个主要的病区,接触的大多也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刚开始轮转,还没有师傅带,像我这样的新护士,只能做点粗浅的工作。比如每天的日常护理、清扫、简单的巡视。类似比对医嘱、清点药物、接受病人等「精细」活,我还不能插手。

轮转了 9 个月,我一直在各个科室干些不费脑子的活,本身我也算身强体壮,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简直是轻轻松松,我也乐得清闲。

我甚至想着,精神科的活也不过如此,没我一开始想的那么坏,在这儿一直干下去也不错。

直到我轮转到老年病区。

老年病区的住院患者的护理工作相对繁杂,人手也紧缺一些。护长那天对我说:「反正你迟早要干,不如现在就练练手。」

我没多想,接了一个老阿公的护理工作。老阿公是一位偏执型分裂症患者,在按时服药的情况下,能够大致配合我的工作。但他的病情比较严重,总以为我们给他的药是毒药,每次都要连哄带骗才愿意吃药,有时候稍不注意,他就把药往窗户外面丢。我只好耐着性子,一直盯着他吃下去才能离开。

有一回,我让他药,他直接吃了,没让我多费一句话。我惊喜地说:「阿公,今天乖喔。」

就在这时,他一把将床头的痰盂拉过去,迅速将含在嘴里的药吐了进去。紧接着,他两手端起痰盂,一股脑地倒在我的身上。

我气急了,大吼一句:「放下来!」

他可能是被我吓到了,反而更加激动,将痰盂奋力地砸到我头上。瞬间,我眼前一黑,瘫坐下来,手却下意识地死死抓住他的手,生怕他再做出什么事。

同事们及时赶过来制止了他。我的额头被砸出一道口子,周边乌青一片。我妈听说后从单位赶来,看到我的样子,她忍不住哭起来,一遍遍地跟护长说:「哪有这样的?他还什么都不会,怎么能护理这种病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换了衣服后,身上还是一股散不去痰盂味,吸一口气都感觉要吐。

让人更加难过的是,老阿公的家里人随后也找上门来,二话不说就要转院。他们指责医院不负责任,派一个还没正式上岗的新人来护理。出了事,谁都负担不起。我当时不在现场,听到后却哑口无言。

大家都说,他的家人这么着急转院,是怕我们索赔。而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来这里上班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





在家休息没几天,我咬咬牙,想着再试一段时间,便又去上班了。

没多久,医院把我正式安排在男病区的情感障碍科。报到第一天,科室领导给我找了一个师傅:甘哥。

甘哥在这家医院干了有 7 年,人际关系极好。每天上班下班,甘哥走在路上,每遇到一个人,都会跟他笑呵呵地打声招呼。

「小甘,今儿来得早啊!」

「甘哥,下班啦?」

遇到甘哥,我十分窃幸。不管是吃饭还是打球,他都叫上我。有时候甘哥的烟瘾犯了,就拉着我说:「走,跟哥冒儿一根去。」一点师傅的架子都没有。

我这个人对电子的东西十分迟缓,对医院的系统一直摸不到头脑,经常对自己负责的患者病历一头雾水。每次整理病例,其他同事都处理好了,就剩我这里几项拖了进度。

甘哥也不恼,陪着我在电脑前一项一项地教,他说:「你不要怕别人说你,也别害羞什么都不问,谁不是这个时候过来的。」我有时搞到大半夜才弄完,他也就陪我到大半夜。

跟甘哥上夜班时,他会从家里带来做好的饭菜,分给我们几个年轻护士吃。吃多了,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但甘哥总说:「吃吧吃吧,你们嫂子做的多得是,放心吃。」

在甘哥的带领下,我对自己慢慢有了信心。然而,这份工作要做的事情,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说没我经历过的那么平淡。

正式的精神科护士,特别是男护士,有一个必须要经历的工作——「抓」病人。

一般情况下,综合医院出车接病人,都是家属或者患者自己打 120,然后医院派车,准备好一些必备工具,再去把人接回来。但精神病人在急性期,几个人都拉不住,除了采取强制措施送到医院,基本没有别的办法。

当时快到中秋,天气转凉,病房也比往日安宁。

那天,下属的精神防治中心打来电话,说在城东小区有一个小伙子躁狂得厉害,要我们出车去把人弄回来。

可能是电话里没说清楚,急诊派了三个护士跟司机去接人,到了现场,他们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病人正拿着刀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死死抵着门,谁靠近就拿刀挥舞着要砍人。带车的组长报警,请求警察配合抓人,但是小伙子的母亲不同意警察参与,说:「给医院打电话就是去治病的,让警察抓人算怎么回事。」那位母亲态度很强硬:「你们敢抓他,我就去告你们。」

现场陷入了僵持。组长没办法,只好给医院打电话请示再派人。

科室里只有甘哥一个资格比较老的护士,他也不含糊,拍了拍我,再叫上在场所有的年轻男护士,坐上另一辆车便出发了。





我们赶到时,病人已经累得抵不住门,瘫坐在门口。那把刀就压在他屁股下面,漏出一个刀柄。

病人的母亲一直在跟警察争辩,不准他们靠近她儿子。甘哥找组长询问情况,组长摊手说:「要不回去吧,万一砍到人怎么办。」

甘哥摆了摆手,说:「我先去看看人,把人留在这里也危险,孤儿寡母的。」说完,甘哥慢慢走过去,靠近小伙子又缓缓蹲下来,指着自己的工作牌,对小伙子说:「我是护士,不是坏人。」

我的身体一直紧绷着,注视着小伙子的肢体,害怕他突然伸手去拿刀。眼见着甘哥坐下来,用温柔的语气说:「跟我回去好不好,你妈妈也跟着,我那里暖和,这里多冷啊。」

小伙子突然委屈起来:「妈欺负我,不让我吃饱,我不要她去!」甘哥伸手搂着他的肩膀,说:「好,那你跟叔叔回去,不让妈妈跟着。」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点了点头。甘哥把小伙子扶起来,对我眨眼。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拿起约束带往小伙子走过去。(这样的患者在运送途中一定要约束,不然在车上躁狂起来很麻烦。)

小伙子跟着甘哥往我们这边走,他的眼神一直躲闪着,突然间他抬起头,看到了我手里的约束带,眼里满是惊慌。我心里瞬间一沉。

要坏事。

小伙子挣脱出甘哥搭在他肩上的手,冲到门口捡起刀,接着往我的方向冲过来,一边冲一边喊:「老子捅死你!」

我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吓傻了,挪不开步子。甘哥冲了过去,两手将小伙子拿刀的手抓住,用腿把他绊倒,拿身体死死地压住了他。

我回过神来,赶快扑上去,协助甘哥按住小伙子的手。其他的护士和警察也冲了过来,我们废了好大的力气,才将小伙子彻底制服。

把人押上车后,我这才发现甘哥的手在流血。他的大拇指被刀划开了一道口子。我看着组长给他处理伤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甘哥拿脚拐了一下我,说:「咋了,还不好意思啊,傻愣的,不知道跑啊,站在那里给人砍。」

我心里很是自责,如果我不犯这样的错误,甘哥就不会受伤。

甘哥又拐我了一下,接着说:「没事,我第一次出车还不如你呢,以后多来几次就好了。」





跟着甘哥学习半年后,我终于可以独立当班了。

第一次上完夜班,我回家连着休息了两天,再去接班时,发现本该跟我交接的甘哥没有来。

我拉住接班的同事,问他:「甘哥去哪了?」

他的神情有些闪躲,考虑了好久,才说:「甘哥昨晚出事了。」

这句话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同事把我拉到一边,像是要避开什么:「昨晚的事,给一个病人打死了,领导不让人乱说,你也别瞎说。」

一时间,我无法接受这件事,在原地愣住。

甘哥死了,被病人从后面用棍子打死的。

当天,甘哥夜班巡房后,一个人坐在值班室。值班室没有隔离门,他一边整理病历一边戴耳机听歌,却没注意到后边来了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拆了桌子的一条腿,照着甘哥的头,一棍子打了下去。

从监控里看到,甘哥挨了一棍子后,人已经晕晕乎乎了,一直往后伸手想挡住什么,病人又补了几棍,直到甘哥不再动弹才停手。

当班的女护士听到动静,从病房赶过来时,甘哥已经没气了。

事后,医院没有通知甘哥的家里人,直接把人拉去火化。甘哥的老婆跟父母赶到医院,哭了一场,一定要医院给个说法。

由于事件发生时,甘哥戴着耳机,没注意到身后的情况。负责调节的领导一口咬定甘哥负主要责任,医院只负次要责任。

至于那个病人,他被关在单独病房里,用约束带绑着。谁也不能判定他打人时,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的,无法判定他是否有法律责任。

病人的家人处于半放弃的态度。医院跟警察一直在尽力联系他家里人,毕竟精神病人犯了法,监护人需要负责任。然而他家里人就一个态度:赔钱没有,要不你就抓他去坐牢,要不我们就换家医院。

嫂子希望医院按照甘哥现在的工资,按 25 年赔付,但医院只愿意一次性给 10 万。大家心里都清楚,这 10 万根本抵不了甘哥这条命。

我想为甘哥做点什么,在科室里说:「咱们一起凑点钱,先给甘哥家里应急一下。」没几个人应和我。主任干脆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呵斥道:「这个现在是你能解决的事吗?你不要胡搞瞎搞!」

不久,嫂子举着甘哥的照片,决定去北京上访。

那时刚过完新年。单位领导专门找到我,劝我跟着院务办的唐主任,一起去趟北京,把上访的人劝回来。

院领导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很是拿派,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说:「阿甘带过你,也就跟你师傅一样,你也不想他不能安稳入土吧。」

我人微言轻,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什么。他继续说:「你跟老唐去一趟,跟他家里人好好说,他们提出的要求,院里会尽量满足,人先回来再说,这样搞,大家都难看。」

从开着暖气的办公室出来时,屋外的寒气激得我浑身一颤。

事后,院长特意塞给唐主任 2 万块钱,说:「该吃吃该喝喝,先把人劝回来,辛苦了。」我知道他是害怕,怕甘哥老婆不松口。

我跟唐主任到了北京,甘哥老婆见到我们,听说医院答应了条件,没多说什么,愿意跟我们回来。

回去的路上,嫂子在车上一直在哭,她对我说:「我哪里是为了钱,老甘死了换回来这些钱,我愿意出十倍把他的命换回来。」我心里难受,替甘哥不值,却也说不出安慰的话。

从北京回来后,我毅然向医院递交了辞职申请。

离开精神科快一年了,以前的同事跟我还保持着联系,经常约着一起打球、吃饭。只是,他们鲜少再提起甘哥。

我偶尔向他们打听科室的情况,大家伙也不会瞒我,好的坏的都讲给我听。

谁升了护长,谁被病人打了,谁被家属刁难了。每每听到他们这些遭遇,我都忍不住想问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干这一行?」

后来有一次喝多了,我搭着某个前同事的肩膀,大声说:「病房里有什么好待的呀?跟我一样出来多好。」

那哥们听完狠狠地灌了一口啤酒,说:「走?我一开始也想走,但是现在,走不了啰。」

「有什么走不了的啊,谁需要你啊?」我有些气急败坏。

大家伙都沉默了,这个哥们认真看着我说:「有人需要我。」

我有点发愣,想起甘哥,拿起酒杯,独自闷了一大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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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21:22:5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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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故事


在 ICU 多熬一天,他的女儿就多赚一笔补助



晚上七点多,急诊那边打来电话,通知我们马上准备接收病人。

刘护士一边打手势让我过去,一边继续举着听筒问病人的基本情况。末了,只听她皱着眉说了句:「又来了?行吧……」

挂了电话,刘护士沉声嘱咐我:「李芳,急诊那边来了个病人,就收到你的 20 床,你去准备吧。」

我端详着刘护士的表情,见她眉头不展,便试探着问:「刘姐,这个病人很棘手?」

刘护士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也不是棘不棘手的问题……反正你做好份内的事情就行了。我先给你大致讲一下这个患者的基本情况:老年男性,97 岁,之前来住过两次院,这次是因为无法吞咽、两天未进食才又送过来。你刚轮转到咱们老年 ICU,经验也不足,就先接收这种轻症病人吧。」

「好的刘姐。」我点点头,马上转身准备床单去了。

十分钟后,这位 97 岁的男性患者,被急诊护士用轮椅推着从电梯里出来。旁边跟一个年约六十、精神矍铄的老太太。

初见这位患者,我着实被吓了一跳。我虽早已料到他如此高龄下,身体基本情况应该不会很好,却没料到这般不好——满头银发,面容凹陷,全身瘦得皮包骨,皱巴巴的皮肉下,连血管脉络都清晰可见。

老人的牙齿虽然还剩几颗,却几乎说不出话,只是「呜呜呜」地叫着。从齿缝里艰难挤出几个字,凑近细听,说的却是「回家」。

我很快与急诊护士开始交接病人,一旁的刘护士却十分熟稔地跟那位老太太打起了招呼:「胡婆婆,老大爷这回又不好了啊?」

老太太冲刘护士瘪瘪嘴,抬起手搭在轮椅上,「可不是么,我父亲的情况是越来越不好了,他这一周都几乎没咋吃饭。前几天,还是我把肉羹用注射器给他打进嘴里才吃了点,这两天他都咽不下去,只能来医院麻烦你们了。」

「没事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刘护士礼貌微笑,停顿半晌,带着几分犹豫道,「胡婆婆,那对你父亲的治疗,还是按之前的来是吧?」

老太太看了看轮椅上的父亲,神色如常,语气中带了一丝波澜,「嗯,之前你们也管过我父亲,总之该做的治疗都做,该上的仪器都上,」顿了顿,她稍稍压低了语气,「只要让他活着就行。」

我心里一突,总觉着这话听起来有些怪异,转头看向刘护士。她对老太太点了点头:「嗯,我们医护人员自然希望老人家能多活几年,多享享福的。」

简短交流后,刘护士从急诊护士手中接过轮椅把手,掉转方向,朝 20 床的监护病房缓缓推过去。





办完住院手续,老太太跟我们嘱咐了几句,拔腿便走了。我瞧着她一脸轻松,竟似甩掉了什么包袱一般。

到了床边儿,我俯身凑近老大爷耳边,温声道:「爷爷,我们现在要把你移到病床上去,你配合一下啊。」

说完,我与刘护士一左一右,搀住老大爷的胳臂,小心翼翼地往上扶。他枯瘦的手臂硌得我生疼,我也不敢用力,唯恐稍不留神就将他弄骨折了。

老大爷登时呜咽起来,嘴里含糊地说着「回家……回家……」,然后用力挣脱我们的手。我们费了老半天劲儿,好不容易才把他安置到床上躺下。

给老大爷换病员服时,我注意到他的左肩有一处长约七厘米、形状怪异的伤疤,像一道沟壑陷进皮肉里,沟壑中间是一处凹得更深的漩涡状的小洞。

我压下心头的疑惑,迅速将心电监护开机,撩开老大爷的病员服,准备将电极片贴上皮肤。他实在瘦得厉害,整个胸膛上条条肋骨凸起,根本贴不上电极片。不得已,我只得撕下几条医用胶带,才将电极片贴到他的皮肤上。

接上导联线,心电监护仪上出现各组数据和波形,我直观地感受到老大爷的糟糕状况——心电监护上显示的血氧饱和度只有 92%,心率和血压也较低。

刘护士拿来吸氧装置,吸氧管一端接上湿化瓶,另一端准备往老大爷鼻子里塞。老大爷又剧烈挣扎起来,嘴里「呜呜呀呀」的叫声愈发急促,不停挥动手臂,想要挡开刘护士手里的吸氧管。

「前两次他住院的时候,我们给他上了一些仪器、插了一些管道,估计让他很不舒服,也害怕了,所以这次就非常抗拒我们给他做的这些治疗。」刘护士一边跟我解释,一边把吸氧管往湿化瓶上套。

与此同时,刘护士弯下腰从旁边抽屉里拿出四条约束带,「没办法,他这么抗拒治疗,只能先把他绑起来。」

我接过约束带,将老大爷挥动的手抓住,稍稍用力按到他身侧,在他手腕处垫上一层棉垫,然后将约束带绑了上去。

绑完两侧的手腕脚腕,刘护士总算顺利把吸氧管塞进了老大爷的鼻子里,再用胶带固定在鼻侧。

不多时,管床医生走了过来,详细评估了病情后,就到办公室下医嘱。

趁着这空档,我将刘护士从一旁叫过来,指了指病床上渐渐睡去的老大爷,低声问道:「刘姐,这大爷什么情况啊?」

刘护士一脸茫然:「怎么了?」

「这大爷都 97 了啊,一般到这年纪,加上他一身病痛,家属都很看得开了,也不会硬要让他来医院受这罪。」

刘护士往病床上看了看,又转过头定定地看着我:「是啊,一般家属肯定不会强迫一个快一百岁的老人,隔三差五地来医院受罪,而且说实话,老大爷这么大把年纪了,该有的老年病真是一个都没落下,活着也是白受罪。」

她语气愈发低沉,说到最后,甚至带几分嘲讽:「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

「为了钱?」我不自觉地拔高了音量,「为了钱就更不该把老大爷送来医院啊,这 ICU 一天的费用都够呛……」

刘护士冷哼一声,「这大爷住院是国家公费治疗,不花钱。」

「这老大爷什么来路啊,来我们医院公费治疗的,都该住高干病房吧,来我们老年 ICU 干嘛?」

「你也不看看整天往高干病房钻的是哪些权贵,光托关系塞进去的病人就挤满了,哪儿还有空床留给这些最该住高干病房的人。」

说到这儿,刘护士缓缓吐了口气,「他以前是参加过战争的,好像后来还当过什么干部……你刚刚给他换衣服的时候,应该看到了吧,他左肩上的伤疤。」

「那就是之前留下的枪伤。」

我心下一紧,怔怔地看向病床上那副枯索的身躯,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那……为啥他女儿非要把他弄来医院这样受罪,没其他人管他呐?」

刘护士随着我的目光,也看向病床:「要是没那些退休金,他不过就是他女儿眼里的累赘而已。吊着他的命,好歹还能每个月领到近两万块钱,那胡老太婆的算盘打得响着呢!」

我脑子里嗡嗡直响。刘护士的话,一字一句地钉着我的神经,心里像是堵了块石头,难以喘息。





由于老大爷无法吞咽,医生在致电询问过胡婆婆后,下了安置胃管的医嘱。

我准备好石蜡油、纱布、胃管、胶带等用品,站在病床旁,轻轻唤醒老大爷:「爷爷,因为你现在吃不下东西,医生让我给你插个胃管,然后从管子给你打营养液进去。这就是一根小管子,插进去不痛的,你别害怕啊。」

他缓缓转身,费力地看了我一眼,见我手上拿着的东西,顿时又「呜呜呀呀」叫了起来。

我见他手腕已被约束带拉扯得发红,有些心下不忍,赶忙叫刘护士来帮忙将他按住。

刘护士紧紧按住他的左手,又横过半个身体将手伸过去按住他右手。我赶紧洗完手戴上手套,一手捏住胃管后段,一手捏住擦了石蜡油的胃管前端,小心翼翼将管子往老大爷鼻子里送。

一般情况下,胃管从鼻腔插入约 15 厘米,进入咽喉部时,需要患者配合我们做吞咽动作,胃管才能顺利进入食道。

可安插胃管毕竟是侵入性操作,年轻人都难受得很,更何况是老年患者。

胃管刻度下到 15 厘米时,老大爷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胸廓起伏得厉害,眼里满是泪水。

我急得额头出汗,一边反复告诉他做吞咽动作,一边俯身看他嘴里——胃管完全没插进去,全部盘在了他的嘴里。

见老大爷如此痛苦且抗拒,我用求助的眼神望向刘护士。她只说了句「继续」。

其实我很清楚,要是无法成功安置胃管,只能增加老大爷的输液量,这样一来,他的心脏负担又会大大增加。

别无选择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弯腰安插胃管。平日里只需五六分钟的操作,这次足足用了四十几分钟才搞定。

胃管虽成功安插,治疗却远未结束。

由于老大爷血氧饱和度不高,吸了氧也没能达到标准值,医生便嘱咐给他吸痰,看是否由于痰液过多,阻塞了呼吸道。

吸痰看似简单,对患者来说,却着实痛苦。

我开了袋吸痰管,戴上薄膜手套,将吸痰管在手上绕几圈捏住,接上负压吸引器,然后缓缓将吸痰管伸入老大爷口中。

每次伸进去,负压吸引器就传来「嗬嗬」的机器运转声,老大爷整个身体也随之一阵痉挛,然后剧烈咳嗽起来,整张脸涨得通红,几乎咳得快晕厥过去。

等稍稍缓和后,他带着浓重的哭腔含糊着叫「求你……求你……」我手下不敢停,心却止不住地打颤。

好不容易吸完痰,我长长吁了口气。虽然眼见着他的血氧饱和度上来了,可心里明白,他这样实在受罪。





老大爷在 ICU 待的几天,胡婆婆再没出现在病房过。她每天会打几个电话来,询问病情进展。

每当我们劝她来医院多看看她父亲,她便不耐烦地推说有事,匆匆挂了电话。

虽然用有限的医疗手段维持着老大爷的生命体征,可他体内的衰败气息还是逐渐掩不住。到了 97 岁的高龄,再好的治疗手段,也终究挡不了他各个器官的老化腐朽。

几天后,眼见着老大爷已有气息奄奄之势。刘护士给胡婆婆打了电话,如实告知了病情,并让她再次决定她父亲的去留。

意料之中的,胡婆婆坚持让她父亲留在医院,要求科室在必要时可以给他进行气管插管等系列操作,也就是一句话——吊着命就行。

目睹了老大爷这些天受的罪,刘护士和我终究没忍住,直接建议胡婆婆将她父亲带回家。

刘护士在电话里平静地说:「您父亲年龄太大了,医院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体征,这样吊着他的命,没什么生存质量,不如您把他带回家,让他舒舒服服地走完剩下的日子……」

这些话触怒了胡婆婆,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质疑我们不想照顾她父亲。

「你们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其实就是不想照顾我爸了,你们是不是嫌我们住院不花钱,没给你们科室创收。我告诉你们,我家这位老大爷可是参加过战争的!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你们现在嫌他麻烦了,还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配当医生护士吗……」

糟了这通骂,刘护士在电话这头一边苦笑,一边向她诚恳地道歉。我们自知不敢招惹她。挂了电话,我和刘护士相对无言。





到第八天早上,我正换衣服去科室交班,见 20 床围了七八个人,很是嘈杂。

我走近一看,心脏被攥了一把——老大爷已经没有生命特征。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全身灰白枯索,像一具干枯的木乃伊。

我怔怔地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胡婆婆到底是来了,她正冷着脸,瞪着太平间上来收尸的工作人员。

看这架势,我自觉不妙。我还在晃神,刘护士赶了过来,拉开我。

在医生宣布老大爷临床死亡后,胡婆婆立即打电话叫来了一大票亲戚,紧接着演了一场大戏。

他们拒绝签死亡通知,拒绝工作人员收尸,也不许医护人员撤走抢救仪器。胡婆婆声称她父亲来时还身健体壮,一定是医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没尽全力,有懈怠疏忽的嫌疑。

就这样,那群亲戚们一会儿跟医护人员大声争执,一会儿又聚在老大爷的尸体前,商讨着应对的策略。其他患者都觉得忌讳,跟着劝说挡在尸体前的亲戚们。可说来说去,愣是没弄出个结果。

在我们一筹莫展时,科室主任和院领导得到消息赶来了科室。他们将胡老太拉到一边说了些什么。没过一会儿,胡婆婆就签了字,尸体也被拉走了。

他们一群人离开时,我注意到胡婆婆的眼角有泪痕。

后来,我才得知,院领导告诉胡婆婆:她父亲死后,国家还会发一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用,但她继续找人闹的话,很可能一分钱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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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故事


病患家属,咱们有话能不能好好说



凌晨十二点二十七分,3 床病人呼叫,我像是被按了一下开关,赶紧起身。

半小时前,3 床病人的呼吸节律略有改变,

人较前也有些躁动,心电监护显示:指尖血氧饱和度为 95%(正常值为 94% 以上)。我将情况报告给值班的张医生,被嘱暂且观察。

从张医生的办公室离开时,我刻意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在认真翻看病人的病历,脸上的神情冷静。她注意到我的目光,抬起头问我,「超,还有事吗?」

我像是被识破了心思,却不好开口,只好摇头说,「没事,张医生,你有什么需要记得和我说。」张医生目光温柔地朝我点头,梳理了一下齐耳的短发,转而又认真看手中的病历。

我生出一阵心疼,就在前几日,张医生的父亲因脑梗死去世。她忙完了葬礼,就回到医院值班,并且一来就是值夜班。

零点二十八分,我来到 3 床病房询问呼叫原因。病房里,二床的妻子正欲起床给病人翻身,见我来了,朝我客气地点头。一床的病人处于脑出血稳定期,家属和病人都已睡着。

「靓女,请问怎么了?」我轻声问三床病人的家属。

女人看都没看我一眼,指了指病床上的病人,「他想抽烟,借个打火机给我。」说完竟从口袋里拿出香烟。手机重复播放着抖音里夸张的笑声,与病房的宁静显得格格不入。

我诧异地看向她,仿佛自己听错了,问道,「他想抽烟?」

「对啊,不可以吗?」她对我的质疑有些不满,缓缓抬起头,瞥了我一眼。

「当然不可以,医院是禁烟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对我的回答置之不理,我只好解释道,「吸烟有害健康,不利于病情发展,而且病房有氧气装置,吸烟会引起爆炸。」为了确保她能理解我说的话,我有意放慢语速。

「知道了,知道了。」她撇撇嘴,摆手示意我离开。我还没走出病房,就听见她跟隔壁床的家属抱怨:「呵,烟不让抽,一天到晚就输液,这药水用了没效果不说,人还更差了!」

「不可理喻,住院不输液还应该给烟抽?」我心里犯嘀咕。

走到办公室,我提醒张医生病人家属不易沟通,她笑了笑:「家属也是太过关心病人,目前可能还没有接受病人的病情。他们不懂,我们向他们解释清楚就好了,互相理解嘛,你说是吧。」

张医生说完,不忘嘱咐我密切观察病人的血氧情况。





凌晨一点,走廊的灯已半数熄灭,昏暗的灯光中透着病人们的鼾睡声。我起身查房。

为了避免惊扰病人,我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看到 3 床病人的监护仪上血氧饱和度的数字已跌到 91%。我本想查完整个病区再回来看看,刚要踏出病房的门,监护仪便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我赶紧夺步回头,血氧已降至 86% 且正缓慢下降。多次拍背吸痰无效后,我只好调高氧流量。做完这些,我小跑回办公室,「张医生,3 床血氧跌到 86%,呼吸有点急促。」

张医生正与其他病人家属讲解白天的检查结果,听见我的呼叫,她边起身拿听诊器,边说:「目前病情就是这样,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个紧急病人,如果还有问题麻烦您稍等一会儿。」

我们赶到时,3 床病人的家属正跟人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你们快来啊,爸怎么会这样……」

张医生走过去安慰她,「你不要着急,情况没那么糟糕,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一边说一边示意我,马上要进行气管插管,「准备插管用物,再急查个血气分析。」

「家属跟我来签个字。」张医生拿出知情同意书,将家属领到病房外,「现在病人血氧不好,我之前跟你说过,脑干作为我们的生命中枢,控制着心率、呼吸等重要功能,病人脑干梗死已发展到病情高峰期,生命危在旦夕,现在需要马上进行气管插管,必要时可能还会上呼吸机……」

「那还能治好吗?」张医生还未说完,家属便打断了。

「现在病人处于缺氧状态,我们会给他插一条管子帮助他呼吸。等病情稳定后再拔管,希望你配合我们治疗。如果你没别的疑问就在这签字吧。」张医生催促家属签字,眼神一刻不离监护仪。

「怎么突然会这样啊,是不是那个针水……」家属似乎还有什么想问,握笔的手犹豫了几秒才签字。

收好知情同意书,张医生将枕头垫在病人肩下,使头部后仰。戴手套,插管,退导丝,一气呵成。这一切不到十分钟,病人的血氧数据逐渐上升,我和张医生都松了一口气。

妥善固定管道后,张医生摘下口罩,准备出去向病人家属解释现在病人的情况。还未走出病房门,我们就被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拦住了去路。

那人张口就向张医生吼道,「我爸怎么会突然这样,今天早上还好好的,是不是你们用错药了?」

「阿海你别着急,听医生说。」旁边的家属小声劝他。

「我们回办公室慢慢说。都凌晨了,我们不影响其他病人休息好吗?」面对家属的质问,张医生的声音有些颤抖。

「回办公室干嘛!你们医术差劲还怕让人知道吗?现在躺床上的又不是你爸,你当然能慢慢说!」阿海的情绪愈发激动,有些无语伦次,「今天早上我看过你开的针水,全是高价药,我都拍下来了,我跟你说。」说完掏出手机抵在张医生的脑门上。

「你是不是要钱,要钱我给你,干嘛害我爸!」

那张憋红的脸和粗声的喘息着实吓到了张医生,她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眼看形势不对,我赶紧打电话给保卫科。

其他家属见状赶紧拉开阿海。一个叔伯辈的家属呵斥道:「阿海,你冷静下来,你现在就是把这医生弄死也没用,我们是来讨个说法的,不是来闹事的。」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张医生坐在地上继续劝说阿海。

话还没有说完,阿海又想冲上来。「呸!理解,你们医生就只会说理解!」他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目光鄙夷地看向张医生。

张医生抬头直视着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我怎么就不能理解了,啊?我已经向你们多次解释病情,你们有配合过治疗吗,还问护士能不能抽烟,你爸这病是我害他得的吗?我也想他明天醒来就好好的。」在场的人被她的气魄给震慑住了,张医生这时却小声啜泣起来。

阿海面对张医生一连串的质问,身子僵住了一般,他呆呆地看向张医生,不知如何回答。走廊一瞬间又变得出奇的静,其他围观的人见势也都回了病房。

我和张医生一起回办公室,她还没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来,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你刚才是不是通知保卫科了,再打个电话,让他们回去吧,事情不要闹大了。」

我才从惊吓中缓过来,迟迟说出一个字,「好。」





凌晨三点,阿海来到护士站,已没有了刚才的气势。

阿海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护士你实话告诉我,那个张医生我信不过,她是不是太年轻,资历不够,给我爸滥用药?这网上明明说用这些药,但我看医生一个也没给用。我爸来医院的时候还能和我说话,怎么现在叫都很难叫醒。」

我接过他的手机,一看,差点骂脏话,「天呐,你这是什么眼神啊!」我有些哭笑不得,「这是回答脑出血病人的提问,且不说答案千篇一律,更何况你爸是脑梗死。两种完全不同的病,完全相反的用药,并且里面的很多药物早已不是常规用药了。你看回答时间——2009 年,现在都 2018 年了。」

阿海睁大眼睛看了看手机,又看看我:「啊?我爸不是中风吗?我老婆说是的啊!」

「中风是没错,问题中风也分出血和缺血。你爸是缺血,就是脑梗,梗塞的部位在脑干,所以是脑干梗塞。这个病是逐渐发展的,现在是脑水肿高峰期,病人情况会比较差,如果熬过去就会越来越好。」

我见他脸红得说不出话,故意问他,「你们两夫妻之前没听医生讲病情吗?」

「之前一直是我妈在照顾,我们俩刚从外地回来。」他若有所思地重复锁屏—解锁的动作。

「我们张医生是正经医科大学毕业,现在虽然还有书生气,总比网上的医生了解你爸的病情吧,你真是……唉!」我忍不住叹息。

阿海尴尬地朝我笑了笑,端着他的手机离开了。

阿海离开后,我在座位上怔了许久,为张医生感到百般委屈。我有些担心她,就去她的办公室看看。

进门时,张医生正用冷水洗脸,她见我来了,擦了擦手,有些腼腆地跟我说:「我爸是乡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生,小时候我常常跟着他去上班,别家小朋友玩过家家都想做老师,做科学家,只有我一心想做医生……」

说到这,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没再说下去。随即拿起 3 床的病历翻开看。

「你别想这么多,我已经和家属解释过了,他们就是没搞清楚状况,等明天家属态度缓和了,你再和他们谈谈。」在安慰人这一点上,我还真是一个词穷的护士。

「哪还敢谈啊,今晚当着这么多家属的面丢死人了不说,明天他一准会向主任投诉我。我还是先想想明天向家属道歉的说辞吧。」她自嘲道。

看得出,张医生的情绪有些缓和。我走出办公室,夜更安静了。剩下的几个小时,我在护士站随时待命,还好一夜无事。





早上八点,是医生查房时间。

主任听张医生汇报病情后询问家属意见。张医生不自觉地看向阿海,眼神里还有余悸,身子不禁往主任背后挪了一点。

阿海走到张医生跟前,低着头,过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张医生,是我不对,误会你了,往后只要是对我爸病情有好处的,你放心用药。」他的语气格外诚恳,和昨晚判若两人。

张医生从主任身后往前站,顺势接道,「感谢你的理解,昨晚我也不够专业,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情绪有些失控。但是烟可不能再抽了,就算康复了也要开始戒烟。」张医生打趣他的时候,语气依然认真严谨。

病房里的气氛比夜里温热许多,我看向张医生,她的目光正放在床上的病人身上,许是想起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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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21:35:04 | 只看该作者
178楼 cyec说:
第九个故事


我妈说我有病,医生,是真的吗



我是一名心理治疗师,目前在精神病院工作。

精神病院是以前的叫法。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精神病院」几个字的象征意义太鲜明,受到病人和家属的一致排斥。大部分医院都已经改名,现在一般是:XX 第三人民医院,XX 精神卫生中心等。

出于各方面考虑,医院的建址都比较偏僻,且门诊及各科室设有保安巡查。相比较综合医院,我们没有手术室,没有内外妇儿等科室,甚至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急救车默认不出急诊。

那天下暴雨,我和杜哥值班。快六点的时候,杜哥翻箱倒柜地找外卖单,挨个打电话询问哪家外卖能送。问到第三家,门诊来电话通知我们科收病人。

下楼前,我扒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天,可视范围不超过两米。

医院大楼离外面的主街道马路有差不多三公里的距离,只有一路公交车,那天还停运了。我以为在这种恶劣的状况下来就诊的,不是其他医院 120 急诊送过来的无法沟通的三无人员,就一定是警察送过来的有精神症状的棘手病人,比如一些吸毒人员。

当我看到门外站着的两个衣着齐整,面容相似的女人,多少有些意外。年长的女人穿戴较为精致,裤脚上有星星点点的水渍。虽然化了淡妆,但神情疲惫。年轻的女孩齐肩长发,简单的白 T 恤加牛仔裤,微微侧身站在年长的女人身后,看不清神情。

我把两人请进接诊室,关门的时候才发现年轻女孩的白 T 恤被淋湿了,衣服黏在皮肤上。她很安静,两手交握放在腿上,垂着眼睑。

看了年长女人递过来的住院卡,确定就诊的是年轻女孩,名字叫阿曼。年长的女人是她的母亲,姓林。

我尝试简单的沟通:姓名,年龄,工作,学历。阿曼意料之中的沉默。反而是她的母亲,大概是个急性子,想代替她回答,被我拒绝后,一直用手轻推阿曼的身子。

女人不断地用眼神示意阿曼无果后,女人带有歉意地对我笑着说:「这孩子,在家也跟个木偶一样,谁问都不理的。」

阿曼听到这句话有些不安,微微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原本垂放在腿上的手松松合合,又低下头。

我刚想继续引导下去,杜哥和门诊医生交接完回来,告诉我外面有情况需要处理。我便出了接诊室。





等再次回来,聊天已经接近尾声。进门时听到阿曼的母亲感叹道:「医生,我真的对她死心了。」

我下意识去看阿曼的反应,她依旧是我离开前的坐姿,只是由和她母亲并排坐,变成了面对杜哥,侧对她母亲。齐肩的长发垂在耳边,把她的表情遮得严严实实。

是一种下意识的抗拒。

阿曼的母亲正拿出手机,指着上面的屏保说:「医生,我真的不明白,都是一个肚皮出来的,你看看她弟弟,才五岁,活泼开朗又懂礼貌,是一家人的开心果,哪像她,一棍子打不出半个响屁来。」

杜哥微微皱眉没有接茬,他看向阿曼,神情温和地说:「在我心里,能考上 XX 音乐学院的都是很棒很聪明的,我们阿曼现在只是生病了,不要怕,医生会帮你的。」

阿曼似乎并不适应这样的安抚,她不安地动了动身子,抬起手又不自在地放下去,最后有些腼腆地笑了笑以示回应。

杜哥在心理科工作了十几年,这样的安抚做了不下上千次。早年间,杜哥更固执,脾气也算不上好,曾为了病人和病人家属起争执被投诉过不少次。

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位六十几岁的老太太骨折需要转院治疗,需要家属陪护并且办理相关手续。联系家属时发现,家属换了电话换了住址。

好不容易通过村委和当地派出所联系到人,家属一脸不耐烦地跑到医院,要求签署放弃治疗协议书,并警告医生不许再骚扰他。杜哥没忍住,当家属面爆了几句粗口。家属投诉到院里,杜哥被全院通报批评,取消了那年的所有评优评先资格。

从那以后,杜哥脾气好了很多,气得再狠也能压住,最多也就像对阿曼母亲一样,用无视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阿曼母亲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失言,有些尴尬地低头看手机。

我跟阿曼说要带她去病房安置。阿曼垂着眼睑不回应,她母亲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最后没说话,低下头继续看手机。

我讲了一些住院环境和注意事项,问阿曼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阿曼摇摇头,顺从地站起来。我以为她准备跟我去病房,她只是站起来,跟我平视,「这里是精神病院。」

明明是肯定的语气,声音却有些抖。

我见过太多相似的眼神,绝望又不甘。像是早就接受了最后的宣判,又想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安置好阿曼后,杜哥从宿舍拿来两桶泡面,我们俩守着饮水机聊了起来。

杜哥说他们谈话不过一个小时,阿曼母亲一半的时间在说阿曼的不足,另一半的时间在夸她小儿子。

据阿曼母亲提供病史,阿曼参加工作,做一名音乐老师,不到半年被辞退,学校老师说阿曼情绪经常不稳定,会毫无征兆地冲学生大喊大叫,不练琴的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

失业后,阿曼越来越抗拒与人交流,也不再外出找工作,整天只待在自己房间里看着墙壁发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大概半年。

阿曼这次入院的直接原因,是和弟弟因为一个玩偶起争执,她把 5 岁的弟弟推倒在地,弟弟磕到了脑袋,被父亲带去人民医院缝针,母亲觉得阿曼彻底疯了,当即冒雨将她送到我们这里。

我们见过很多病人,入院的大部分原因是受精神症状的影响冲动伤人,还有部分是因为干扰到家人和邻里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

阿曼算是特殊的一个,她没有幻觉妄想,也没有引出其他思维内容障碍、接触被动,对答基本切题。除了回避社交、情感反应平淡外,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甚至不具备必须入院治疗的条件。

如果家属愿意的话,可以定期在门诊看诊,取药回家治疗。但杜哥还是将她收治入院,暂时脱离了那个环境,治疗可能更有意义。

科室分有陪护和无陪护两个病区,一般那种精神症状较为复杂的,有冲动行为需要约束的,会安排在无陪护病区,方便管理。待病情稳定后再转入陪护病房。其家属也会在医院附近住下,以便有事情能第一时间赶到。

像阿曼这种初次入院,意识清楚的,我们会建议直接住在有两张床位的陪护病房。一是因为初次入院,陌生的环境有熟悉的家人陪护会好很多,二是因为无陪护的病区病人多,相关设施比不上陪护病房。但是阿曼的母亲办理入院手续后就匆匆离开了,她说她还要去人民医院看缝针的小儿子。





不同于其他病人的躁动和喧闹,阿曼入院后一直表现得安静和拘谨,就算有其他病人主动和她聊天,她也是尽量避开。

她每天把自己的床位收拾得特别干净,不在活动室的时间,就一直睡在床上,或者看着窗外发呆。

因为并未引出精神症状,我们用药都特别小心,以借助一些辅助仪器做心理疏导为主。大概见我的次数比较多,阿曼渐渐跟我熟稔起来。

从一开始的多问少答,到见面能主动跟我打招呼。这一过程,用了整整四天时间。

在这四天时间里,我发现她是真的很喜欢钢琴。每次在活动时间找她,她都在活动室,那里有一台很旧的钢琴。我鼓励她弹一首,她却总是摇头拒绝。

后来音乐治疗师跟我说,阿曼每次坐在那里,就只是对着钢琴发呆,从来不弹。唯一一次,音乐治疗师弹了一首童谣,被恰好过来的阿曼听到,她示范地指出了其中两个错音。

到第五天,阿曼终于愿意在活动室的钢琴旁边主动跟我讲她的事。

阿曼是初中开始系统性地学习钢琴的,父母忙于生意很少陪她,但是对于花钱方面毫不吝啬。学校是本地有名的贵族学校,封闭式管理,小班授课。

她学习成绩拔尖,很多老师都夸她有天分,以后走专业最好能出国深造。

2011 年,阿曼考取了国内某知名音乐学院,同年母亲怀孕,双喜临门。

2012 年,弟弟出生,她发现长期出差的父母开始回家,家里出现烦人的吵闹声。

2015 年,大学毕业,阿曼没能得到国外深造的机会,大受打击后找工作也频频碰壁。大概是爱之深责之切,在她未找到工作的那半年,在家唯一的交流就是被拿来和弟弟比较,然后被批评得一无是处。

总算找到工作之后,她发现自己根本应付不来学生的吵闹和淘气,学生刁难她,家属投诉她,学校领导批评她。除了会弹琴,她就像母亲形容的那般,比不上她五岁的弟弟,是个废物。

阿曼说她之前瞒着母亲找过心理咨询师,可是只要一回到那个家中,她的心境就会跌入谷底。最绝望的时候她有想过割腕。

而这一切的根源,阿曼觉得就是她弟弟的出生,小家伙很可爱,三岁的时候就会追着她喊姐姐,只是他的每一点乖巧都会被家人作为攻击她的武器。渐渐的,她变得无法忍受。常常躲在房间或者学校里,对家人避而不见。

弟弟出生以前,母亲总说一切都是她的,会送她出国。可是弟弟出生之后,母亲就再没说过这种话。

「没考上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们愿意拿钱,哪个学校不能上?而且我同学都是这样的。」阿曼说这句话的神情,和她的母亲如出一辙。





那天在钢琴房,是阿曼的过渡期。

她跟我敞开心扉后,有明显的转变,从主动跟医生交流到主动和其他病人交流,也能在我们的示意下和别的病人一起做康复训练。

并不是所有的治疗都能在短短几天内取得成效,阿曼能重新接受周围的一切,还是归功于她自己,她没有明显的精神症状,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另一点,不知算不算得上庆幸,阿曼母亲说好的第二天来看她却没有来,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家庭因素的干扰。

之后的几天,阿曼的母亲一直没出现。

差不多一周左右,收费处催费,我们给她打电话。因为阿曼的情况慢慢平稳,也需要开始接触家属。

阿曼母亲来的时候,阿曼和同病室的病人聊天,不知道那个病人跟她说了什么,逗得她眉眼弯弯。

看到阿曼的样子,阿曼的母亲有些意外,随之而来的是看得见的欣喜,她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地向我们道谢。

只是阿曼在大病区看不到外面,也看不到她母亲高兴的样子。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阿曼母亲是来给阿曼办理出院的。她说他们公司的业务要向广州扩张,想把阿曼接到广州去治疗,她和阿曼父亲两头奔波太累了。





阿曼对于出院这件事显得有些茫然。她母亲脸上的笑意犹在,看着阿曼眼底似有泪花,仿佛重获新生的不是阿曼,而是她。

阿曼母亲颇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阿曼:「曼曼,你还练钢琴吗?我叫你爸爸去找找人!」

阿曼摇头,临走之前,郑重地向我们深深鞠躬。她母亲甚至拿出几百块钱想要塞给我们,被杜哥瞪了一眼才讪讪收回去。

我看着她们,心里说不上是无力还是难受。在我们四个人相处一室之前,我在楼下偶遇阿曼母亲打电话:「小宝磕到头了,我跟他爸带他去三亚玩了一周,这不刚回来!」同样高兴的神情。

我给阿曼整理病例,在她住院期间,除了送她来和接她走的母亲,没有其他任何人来见她,甚至没有接过任何人询问她的电话。

我突然想起,那天在钢琴房,阿曼还跟我说,她入院那天是弟弟生日,一家人围着弟弟拆礼物。一直到现在,他们谁也没有想起来,弟弟生日的前一天,是她的生日。

我不知道阿曼的母亲说出那句:「医生,我真的对她死心了。」是否只是一时气话,可我只能祈祷,祈祷她能让阿曼从自己狭窄的世界中走出来,因为她可能是阿曼在这个世界唯一的支柱。

那是我们医生无论如何都取代不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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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0 21:41:45 | 只看该作者
179楼 cyec说:
第十个故事


第九十九个百草枯中毒者



我在西安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工作。到我们这看病的人,很多是被别的医院判了死刑,来寻找最后的希望。

八月的一天,我值夜班。第一个患者是个 19 岁的女孩。她脸色红润,有说有笑,没有一点抢救指征。用医学术语形容就是「一般情况好」,而她却躺在了抢救室。

我以为她来错地方了,打算立刻让她出院。后半夜从各地来的重病人会很多,病床紧张。这时同事告诉我,女孩和男朋友闹别扭,喝了农药。

「你喝了多少?我们要根据你喝的多少,来计算用药量。」我问她。

她边玩手机边回答:「我听说除草剂对人没毒,就喝了好几口,能有半瓶吧。我没想着死,就想气一下我男朋友。」

她所说的除草剂是至今尚无药可解的百草枯,不到 10 毫升就能致命。

「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你们医院收费太贵了,我爸妈都是农民,挣钱不容易,不想在这浪费。来之前已经在我们县医院洗过胃了。」

女孩一脸的稚气和无所谓,出神地看着手机,偶尔笑出声来,应该是在和男朋友逗着玩。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母亲交代病情。看着她们有说有笑,唯一能做的就是少打扰她们,这样温馨的场景所剩不多了。

给她下完医嘱,我来到第二个患者的床前。

他三十多岁,因为突发脑出血入院,看穿着打扮家境应该不错。妻子守在床边,用手轻轻抚摸他的额头,见我来了便不停询问最新的检查结果和用药情况。

「昨晚突然就说头痛,一会儿就晕倒了。这么年轻怎么会脑出血呢。大夫,你一定要救救他,我两个孩子,一个 6 岁,一个才 4 岁,你一定要救救他。」

我跟她讲了讲脑出血常见的发病原因,让她耐心等待检查结果。

这时中毒女孩的母亲跑过来,说想出院回家。「已经洗过胃了,你们还想给她用什么昂贵的检查,不到一晚上就花三千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沟通,心里又急又燥。她根本不了解情况。

百草枯的靶器官是肺,短期内不会有大的症状出现,主要是胃黏膜灼伤引起胃痛,到后面肺的功能会越来越差,逐步纤维化,最后呼吸衰竭而死。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药,能做的只是减轻痛苦,减慢病程,从死神那里争取时间,患者往往到头来人财两空。

跟她解释后,我让她尽快筹钱,为女儿多争取一点时间。

她一脸愁容。我想她已经听明白了,转身准备带另一个重病患做检查。她突然拽住我的白大褂。「医生天职治病救人,你让我去哪里筹钱呀,能不能给她治好了再给你交钱?我老公在外地打工,他挣钱太不容易了,你就先给孩子看病吧。」

「阿姨,您没听懂我的话吗,孩子情况很不好,如果费用有保证,我们能为她赢得一些时间。」我有点替她着急,欠费到一定程度,医生是没办法继续治疗的。

「那她的病到底重不重,不是已经洗过胃了吗?一个除草剂能有那么厉害?你能不能下手轻点呀!」





脑出血患者的 CT 检查结果出来了,出血位置极其危险,位于脑干,曈孔已经散大。我们给他插管接上了呼吸机,用多巴胺维持血压。

他的妻子趴在床头,紧握他的双手,不停呼唤他醒来。她紧盯着监护仪上的各种读数,好像那些数字能带给她希望。

我正忙着处理其他患者时,她跑过来,「医生,他刚才动了,是不是醒了,你快过去看看。」

我箭步走过去。他还和刚才一样,曈孔始终散开,血压开始下降。刚才腿脚抽搐只是一种反射罢了。

他活下来的希望已经极其渺茫了。我让她把两个孩子带过来,顺便通知一下双方父母。她意识到情况不妙,失声痛哭。

「你一定要坚强,做好最坏的打算。他的出血位置是低级生命中枢,现在靠呼吸机维持,血压靠药物……」我感觉自己说不下去了,有些哽咽,这些年看惯了生死,但依然这么不专业。

她失去了最后的防线,整个身子瘫软下去,趴在丈夫身边,嚎啕大哭。我觉得自己闯了祸,但是又必须这么做。

「医生,他刚才真的动了,腿真的动了。我感觉他想起来,跟我说话,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他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叹口气走开。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冲出了抢救室。

这时候,来了几个身着军装、步履匆匆的年轻人,「快准备一张病床,我们老爷子突然胸痛。」

我问病人在哪里,一个面容稚嫩的列兵告诉我还在后面,让我赶紧通知护士。「我们老爷子是副军职干部,以前是军区卫生部长,管你们的,赶紧给他安排个安静点的地方。」

几个小战士推着一名患者进来了,某干休所的老干部。跟着他的是一位女军医,「大夫,我已经给他用了药,但效果不怎么好。」我问了他的病史,仔细查了体,判断他可能是急性冠脉综合征,准备进行心肌损伤方面的检查。

老爷子女儿走过来,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医生,这么晚了还值班,辛苦了,我爸爸怎么样?」

我简单给她介绍了病情。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又打住了。我回到电脑前,老爷子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还算良好。我简单开了些营养心肌扩张冠脉的药。





十点左右,一个老太太把一叠收费明细拍在我面前,「我说你们医院收费也太黑心了吧,收了我两百多块的抢救费,医生连我老伴心脏都没听,肚子也没摸,你们抢救个屁呀。还有这么多检查,动不动四五千,别的医院一个礼拜都花不了那么多。」

我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场面,感觉很疲惫,不想和她争执。她便找其他人理论,不一会儿就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这时,一名患者的呼吸骤停,我和护士赶紧给他接上呼吸机。患者的儿子冲过去,要求保安强行带走老太太,「阿姨,我爸病情很严重,经不住这么吵闹。你老爷子算是保住了命,我爸这还危险着呢。」

老太太骂骂咧咧走开后,脑出血患者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三个人静静地守护着那个命悬一线的人。

过了一会儿,她跑来找我,「医生,我想带他回家,让他走得舒舒服服的,不用插那么多管子,也不用胸外按压。我看刚才那个病人肋骨都按断了,我不想他受那种罪。」

我不知如何是好。建议她放弃治疗吗?虽然明白这样的患者醒来的机会很小,但万一奇迹发生了呢?

回到病房和老公说了几句话后,她带着两个孩子,像奔赴战场一样,回到我面前。「医生,我要求自动出院,由此带来的后果,我们自己承担。我虽然不学医,但是人的曈孔散大意味着什么,我还是知道的。」

「我们双方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致意见是让他走得平静些。他活着的时候光知道挣钱,每天各种应酬,昨天下午还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他一直有高血压,可是从来没管过,都是我们关心不够。医生,你让人把监护和呼吸机撤了吧,我们去叫救护车。」

「叫一辆有呼吸机的车吧,这样他能安全到家。」我补充道。她点点头,抹去脸上的泪痕,走出急诊室。





十二点左右,我去查看老爷子的情况。他睁开眼,笑着对我说:「我以前是军区卫生部长,你们医院和大学的地皮就是我给划的。你们的校首长前两天还来干休所慰问我们。抗战胜利 70 周年了,你看我身上还有当年和鬼子拼刺刀留下的伤疤。」

他揭开上衣让我看。只见右季肋区沿肋缘有一条很长很整齐的伤疤,缝线的痕迹还在,看起来像是做胆囊切除手术留下的切口。

「您当时受了这么重的伤,战斗一定很惨烈吧?」

他有些激动,「我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那时候有多艰苦。」

老爷子女儿说这里的环境太嘈杂,能不能给她爸安排个单独的病房。「你看一会儿家属闹,一会儿抢救病人,氛围太可怕了,我这心脏都受不了,何况我爸呢。」

我跟她解释,老人的情况还算稳定,可能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需要继续做些检查。同时请心脏内科的郭医生过来急会诊。

郭医生很快来了,他是心脏内科博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这么晚请他过来,我双手合十表示抱歉,告诉他这是一位 VIP 患者。

等他检查完后,我问他能否收入院治疗。他思考了一会儿,「他的情况目前看不是很重,一般不收入院,病床很紧张,心肌梗死窗口期的患者太多了。」

老爷子女儿跑过来,急切地想让郭医生收入院治疗。「大夫,我爸对我们全家特别重要。」

郭医生表示很为难,但是她不依不饶。正当他焦头烂额时,科室领导打来电话,要求立即收老爷子入院。

既然领导都发话了,郭医生只好协调病床,结果只有重症监护室有一张病床,家属是不能随便进去的。老爷子女儿有些不满,「我们家属怎么能不陪在身边呢,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说里面有医生护士 24 小时值守,他们都很专业。她犹豫半天还是决定暂时不住重症监护室。

老爷子妹妹也来了。一来就大声抱怨,说为什么军职干部都不能及时送到特诊病房。「一个 97 岁的老革命,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的吗?他以前做过胆囊切除手术,身体很不好。这还是部队医院,明明国家对有突出贡献的老干部是有政策的。」

我从嘴角挤出一点笑容向她解释:「我们知道老爷子情况特殊,已经向领导做了汇报。心内科也来人会诊过了,安排了住院。你们家属因为不能进去陪,就没有办手续。干部病房我也打过电话了,一会儿他们就来了,我们已经是最快的速度来处理了。」





凌晨两三点,中毒女孩的母亲拦住正在查房的我,问她女儿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有些惊讶,因为我己经跟她解释过很多遍了。这位可怜的母亲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女儿有多危险。「阿姨,她喝的农药剂量太大,远远超过了致死剂量。」

她终于彻底明白了,大哭起来。哭声响彻急诊大楼,但没有一个人回头。

「你意思她活不成了啊,她才 19 岁,刚考上省城的大学。你一定要救救她,他爹在外地挣钱呢,不会欠你们医药费的。」

女孩在病床上大哭起来,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妈妈,我不想死,不是说除草剂毒不死人吗?我不想死……」

我像犯了错的小学生,灰溜溜地回到医生工作站。

天快亮的时候,女孩自己跑过来问我:「医生你告诉我,这个农药到底会不会毒死人?我已经洗过胃了,县医院的医生说没事的。」

我只能苦笑着劝慰她:「没事的,这里条件比县医院好多了,你用了很多药,慢慢会好的。等下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陪陪你。」

她那个远在南方的父亲,此时可能已经起床前往工地,正在竭尽全力为这个刚考上大学的女儿挣学费。

女孩回去后,我查了一下记录,近一年来,我们医院已经收治了近百例百草枯中毒患者。这些人多半是跟家人吵架后气不过,想吓唬一下对方,并不是真的想轻生。

我给上级医师发了条微信:老师,上次那个转到监护室,喝了百草枯的女孩,最后治好了没有?

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后来意识到才五点多,老师应该还在睡觉。我感觉自己有点晕了。

天微亮的时候,医院领导来了,是来看老爷子的。我急忙赶过去汇报病情。领导对治疗还算满意,然后跟老爷子解释:「我们医院患者很多,床位很紧张,向老首长表示歉意。但急诊科的急救条件是最好的,对您的治疗肯定是最有帮助的。」

「理解理解,我们打鬼子那会儿,连块纱布都缺,更别说青霉素了,好多人都感染死掉了。这里的医生护士晚上都没睡,你们都费心了。我那不省心的女儿这么早把你折腾过来,真是不好意思。」

后来,护士长接到通知,把老爷子转到干部病房。

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准备写交班的材料,尤其是要把老爷子的病历整理好。我算了算,从老爷子进来到住院,不到六个小时,真的很快了。我们急诊室有躺了一个多礼拜,依然在等病床的人。

接班医生来了。这一晚,我感觉好漫长,像过了一辈子。推开急诊大门,一阵热浪袭来,我这才意识到是夏天。这时,手机震了一下,我收到一条微信。

「那个姑娘家里花了几十万,拖了三个月,还是去世了。最后一直插着呼吸机,生命很没有质量。这个百草枯,目前没有很好的药物治疗,如果喝的量小,及时洗胃,还有希望。当然家里经济允许,肺移植也许还有机会。」

医院外面的十字路口处,交警在车水马龙中自若地指挥来往车辆。大街上一切如常,好像某个角落的生死从来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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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楼 金泉说:
微秘不是闺蜜语音打字出现的错误。不好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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