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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

101楼 我来了说：
之前没有进来，没想到一进来真的很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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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

102楼 我来了说：回101楼我来了
一不注意就翻页了，哈哈。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cyec

103楼 cyec说：
打开一颗心：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手记

简介
这是牛津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故事手记。面对不同患者，不尽一致的治疗和手术方案，有时「起死回生」，有时「回天乏术」…
由于简介太短。我就吧第一节的内容直接发出来。

前言：心脏真有这么简单吗？

伍迪·艾伦有一句名言：「脑子是我第二喜欢的器官。」

我对心脏也有这样的情感。

我喜欢观察它，停止它，修复它，使它重新跳动，就像机械师喜欢掀开轿车的引擎盖修理引擎一样。当我终于明白了心脏的工作原理，接下来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毕竟我在年轻的时候当过艺术家，原先在画布上摆弄画笔，后来只是改成了在人类的肉体上摆弄手术刀。

对于我，心脏外科是兴趣多于工作，喜悦多于辛苦，这是我拿手的活。  

我的职业生涯有一条奇怪的轨迹。我念中小学时谦虚低调，上了医学院却变得十分外向；刚做医生那会儿雄心勃勃，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外科开拓者和教师。

这一路上，常有人问我心脏外科到底有什么魅力。

我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但是在开始讲解之前，我还是想先介绍一下这个鲜活跳动的器官。

每一颗心脏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肥胖，有的苗条；有的厚实，有的纤瘦；有的跳得快，有的跳得慢。没有两颗心脏是相同的。

我经手过 12000 颗心脏，它们大多病得厉害，搞得患者精神苦恼，胸部剧痛，总是疲倦，还会有程度可怕的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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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心脏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运动：它的节奏和效率。

关于心脏运动的事实是惊人的：它每分钟搏动超过 60 次，泵出 5 升血液。

换算下来，也就是每小时搏动 3600 次，每天 86400 次。每年它都要搏动超过 3100 万次，80 年里会搏动 25 亿次。

每一天，心脏的左右两侧都要往身体和肺部输送超过 6000 升血液。这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需要巨大的能量才能完成。

因此，当心脏衰竭，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人类的心脏有如此惊人的成绩，我们又怎么能想象把它替换成一部机械装置呢？甚至替换成一颗死人的心脏？  

我上学时在生物课上学到，心脏位于胸腔中间，由四个部分组成：两个集流室，左心房和右心房；两个增压室，左心室和右心室。

在教科书的插图上，它们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仿佛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起居室和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心脏的外面是松软且能够扩张的肺部，就像一座瑞士木屋的屋顶，持续补充血液中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我们大多数人还知道，一些别的化学物质也能随呼吸排出体外，特别是酒精，当它在血液中的含量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时，我们就会呼出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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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氧气的血液从肺部流出，进入左心房，一路流过四条不同的静脉，左右两侧各有两条。在心脏充血的阶段，也就是心舒期，血液通过二尖瓣（又叫「僧帽瓣」，因为形似主教的帽子），进入强有力的左心室。

而在心室收缩的阶段，也就是心缩期，二尖瓣闭合，左心室内的血液通过主动脉瓣射入主动脉，再经由各条动脉流遍全身。  

有趣的是，右心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右心室的形状仿佛新月，贴在左心室旁，中间由「室间隔」分开。因为新月的形状，右心室在泵血时如同风箱。左右心室就这样协同工作着。心脏的这种节律很让我着迷，就像观看钢琴家的双手或是舞蹈家的双足。  

但心脏真有这么简单吗？

我母亲以前常从屠夫那里买来绵羊的心脏，它们价格不贵，味道也好，也很适合解剖。在剖开羊心的时候，我明白了心脏要比教科书上的插图更加复杂难懂，因为两侧心室的形状和肌肉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它们实际上也不是「左右」的关系，而更像是一前一后。其中左心室较厚，呈圆锥形，靠环状的肌束来收缩和旋转。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左心室的真实工作方式了：当强有力的心肌收缩变厚时，它内部的腔室就会变窄变短。而当心肌放松，也就是处于心舒期时，左心室又舒展开来，主动脉瓣随之关闭。

舒展的腔室变宽变长，将血液通过二尖瓣从心房吸入。就这样，在每一个收缩和舒张的周期，心室都先变窄、团紧、变短，接着再扩张、舒展、放长。这真像一曲阿根廷探戈，但它和真正的探戈相比又有两个重大分别：第一，一个心动周期的时长不到一秒；第二，这支舞会永远跳下去。  

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生命之血」和氧气。缺了这两样，身体组织就会以不同的速度死去，先是脑，最后是骨头。组织死亡的速度取决于每个细胞需要的氧气量。当心跳停止，脑和神经系统不到 5 分钟就会损坏，接着就是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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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04楼 cyec说：
第一个故事

乙醚厅

谢谢您来接我的班，今夜酷寒，我心中不适。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   
生与死，胜与败，希望与绝望，这些状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只要多死几个肌肉细胞、血液中的乳酸高出分毫、脑部稍稍肿胀，就会使人从前一种状态进入后面一种。

举着镰刀的死神盘踞在每一个外科医生的肩头，死亡永远是最后的结局。

人死不能复生。  

1966 年 11 月，我十八岁，正在查令十字医院的医学院读第一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个礼拜。学校位于伦敦中心，和医院只隔了一条街。当时的我想要亲眼看看一颗生机勃勃的跳动心脏，而不是解剖台上的一块粘糊糊的死肉。

学校门卫告诉我，街对面的医院每周三会做心脏手术，我想看的话就该去乙醚厅，爬上没有人去的顶楼，找到屋檐下方的一道绿门。他还警告我不要被抓，因为临床前学生是不许去那里的。  

那天下午，时候不早，天色已经暗了。河岸街上细雨蒙蒙，我出发去找乙醚厅。那原来是老查令十字医院手术室上方的一座式样古旧的铅灰色玻璃穹顶。

自从入学面试之后，我就再也没踏进过医院那道神圣的大门。我们这些学生只有通过了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三门考试，才能够赢得这份殊荣。

于是，我没有通过正门的希腊式柱廊进入医院，而是从亮着蓝灯的急诊室溜了进去。我找到一部电梯，那是一只摇摇欲坠的旧铁笼子，是用来把设备和尸体从病房送到地下室的。  

我担心自己来得太晚，手术已经结束，那道绿门也已经锁上。

幸好并没有。

穿过绿门是一条落满灰尘的昏暗过道，里面推着老旧的麻醉机器和废弃的手术器械。在九米开外，我看见了穹顶下手术室的灯光。

我站立的地方是一间旧手术室的参观廊，下面不到三米就是手术台。一层玻璃满怀敬意地将参观廊与手术台上的紧张场面隔开。参观廊里有一道栏杆，还有一条弧形的木头长凳，一代代外科学生扭动的背部把它磨得十分光滑。  

我坐下，双手扶住栏杆。

四下没有别人，只有我和死神。

透过蒙了一层水汽的玻璃，我费力地朝下方望去。这是一台心脏手术，病人的胸腔还开着。

我边走边寻找最佳的视点，最后在主刀医生的正上方停下。

他是个名人，至少在我们医学院是。

他长得又高又瘦，仪表不凡，手指修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心脏外科手术还是激动人心的新鲜事物，能做这项手术的就那么几个人，彼此离得很远。受过这方面专业训练的人也不多，他们往往是老练的普通外科医生，先去某家率先开展心脏手术的医疗中心访问，然后自告奋勇在自家的医院开展新项目。他们必须紧张快速地学习，代价则以病人的性命来计。  

两名手术助手、一名洗手护士         [1]        正挤在敞开的伤口上方，急速递送着手术器械。接着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目光的焦点，也是我的兴趣焦点——一颗跳动的人类心脏。

严格地说它不能算跳动，只是在蠕动。

心脏通过插管连着心肺机，一组成圆柱形的碟片在槽中转动，槽里盛的是富含氧气的血液，一只粗制的滚压泵正在挤压管子，促使这些生命之血回到病人体内。

我仔细望去，依然只能看见那颗心脏，病人全身都盖着绿色的手术巾，在场的人谁也看不到病人的脸。  

主刀医生不停地在两只脚之间切换重心。他穿着一双硕大的白色手术靴，为了防止袜子沾血，那个年代的外科医生都穿这种靴子。手术团队已经置换了病人的二尖瓣，但那颗心脏仍在为脱离心肺机而挣扎。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颗跳动的人类心脏，就连我这新人也看得出来，它太虚弱了，那鼓胀的样子像一只气球，虽然还有脉动，但已经不在泵血。我背后的墙壁上有一只盒子，上面标着「对讲机」。我打开开关，眼前的这一幕有了声响。  

在一片放大了的嘈杂背景声中，我听见主刀医生说了一句：「我们最后再试一次。加大肾上腺素，通气，然后关掉心肺机看看。」  

一片寂静，人人都在看着这个挣扎的器官为最后一线生机而奋斗。  

「右冠状动脉里有空气。」第一助手说，「给我一根排气针。」他将针头推进主动脉，泛着泡沫的血液从伤口渗出。接着，病人的血压开始好转。  

看到时机出现，主刀医生转头对灌注师说：「关掉心肺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心肺机已关闭。」灌注师回答。他音调平平，不像有多少信心的样子。  

心肺机一关，病人的心脏就全靠自己了。左心室正将血液泵往身体，右心室将血液泵往肺部，两者都在苦苦支撑。

麻醉医生期盼地盯着监护仪，看着上面的血压和心率。几位医生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他们沉默着从心脏上拔掉插管，然后缝合创口，每个人都巴望着它能强健起来。心脏先是无力地颤抖了几下，接着血压开始缓缓跌落。有什么部位在出血，血量不大，但出个不停。

出血点在心脏背面，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将心脏抬起的动作使它发生了纤颤。它又开始蠕动了，就像一袋软虫扭个不停，这不是正常的收缩，因为缺乏协调的心电活动。

它在白费力气。麻醉医生看了一会儿监护仪才发现这个异常。「是 VF！」他喊道——我后来明白，「VF」意思是心室纤颤（ventricular fibrillation）。「准备电击。」他接着说。  

主刀医生已经料到这个，把除颤器的电极板紧紧贴上病人的心脏。「30 焦耳。」呲啦！没有起效。「加到 60。」  

呲啦！这一次心脏除颤了，但接着它就呆在了原地，完全没有心电活动，仿佛变成了一只湿漉漉的棕色纸袋子。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心脏停搏」。  

血液继续流入胸腔，主刀医生用手指捅了捅心脏，左右心室都收缩了几下。他又捅了捅，心律恢复了一些。「太慢了，给我一针管肾上腺素。」他接过注射器，毫不手软地从右心室扎到左心室，针头中射出一股清澈液体。接着他用修长的手指按摩心脏，想把这股强力兴奋剂推进冠状动脉。  

感恩的心肌立刻有了反应。

接下来的一幕和教科书上写得一模一样：心率开始加快，血压开始飙升，它越来越高，几乎到了冲破缝合线的危险境地。

接着，就像是慢镜头，主动脉上插管的部位破了一个口子。哗啦！就像间歇泉喷射，猩红色的血液直喷到手术灯上，几名医生也给溅了一身血，绿色的手术巾也浸湿了。

有人小声说：「坏了。」他说得太保守——这场战斗，他们输了。  

还没等他们用手指堵住创口，心脏就已经流空了血。血从手术灯上一滴滴落下，几道红色的溪流在大理石地面上流动，粘住了他们的橡胶鞋底。麻醉医生发疯似地朝静脉里挤压血袋，但已经不起作用了。

生命的气息迅速消逝。

当注入的肾上腺素效力减退，这颗肿胀的心脏像气球一样鼓起，再也不动，永远停止了。  

几个医生在绝望中默默伫立。

每周都是如此。

接着主刀医生离开了我的视野，麻醉医生也关掉呼吸机，等待心电图变成一条平线。

他从病人的气管中拔出管子，然后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病人的脑已经死亡。  

就在几米开外的地方，雾气笼上了河岸街。下班的人们匆匆走进查令十字车站躲雨；辛普森餐厅和鲁尔斯餐厅         [2]        里，有人终于吃完了午餐；华尔道夫酒店和萨伏伊酒店内，酒保正在摇晃鸡尾酒。那些皆是生机，这里只有死气。

手术台上刚刚有人孤独地死去。

不再痛苦，不再气短，不再有爱，也不再有恨。

什么都不再有了。  

灌注师把机器推出手术室。在服务下一个病人之前，它还要用几个小时来拆分、清洗、组装和消毒。

只有洗手护士还待在原地，接着麻醉护士也进来了，她刚刚在安慰等候室里的下一位病人。两个人摘下口罩，默默站立了片刻。

周围所有表面都洒满了黏稠的血液，病人的胸腔也依然敞着，但她们好像都不在意。麻醉护士的手探到手术巾下，握住了病人的手掌。洗手护士从病人脸上拉下浸透鲜血的盖布，把它甩到一边。

这时我看见了，那是一名年轻女子。  

她们都不知道我就在上层的乙醚厅里。没有人看见我进去，除了死神，而现在它也带着病人的灵魂离开了。我在长凳上轻轻挪动，想看清女子的面孔。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凝视上方的穹顶。她肤色苍白，但颧骨精致，秀发乌黑，仍看得出是个美人。  

和两个护士一样，我也不能离开。我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们从病人的裸体上揭下血淋淋的手术巾。我在心中无声地呐喊：把撑开她胸骨的丑陋牵开器也拿走，让那可怜的心脏回到原来的位置吧！当她们终于撤掉牵开器，她的肋骨缩了回去，那可怜的没有生命的器官重新被盖住。它平躺在那里，空了，败了，上方只有一道可怕的深深裂缝，分开了她两只浮肿的乳房。  

对讲机依然开着，两名护士交谈起来。  

「她的孩子怎么办？」一个说。  

「大概是给人收养吧。她没结婚，父母也在伦敦大轰炸的时候死了，她没有别的亲人了。」一个回答。  

「她住在什么地方？」  

「在白教堂一带，可能皇家伦敦医院还不能做心脏手术吧。她在怀孕的时候得了重病，是风湿热。生的时候差点死掉。也许那样倒好呢。」  

「孩子现在在哪儿？」  

「大概还在病房，得让护士长来安排了。」  

「护士长知道她死了吗？」  

「还不知道，你去告诉她吧。我找人来帮忙把这里收拾一下。」  

她们的口吻那样平淡无奇。一个年轻女人死了，留下一个孩子举目无亲。再没有爱，也没有温暖，她就这样在手术室里那些缠着管线、泡着鲜血的机器之间永远消失了。

我对这一幕准备好了吗？这是我要追求的吗？  

两名护士生进来清洗遗体。我认出她们是我在周五晚的新生舞会上见过的两个女孩，都来自受人尊敬的私立学校。她们带了一桶肥皂水和几块海绵，开始擦洗她的身体。

她们拔掉了血管插管和导尿管，但是看得出还是很害怕那道切口和它下面的东西。切口仍在不停流血。  

「她动的是什么手术？」和我跳过舞的那个女孩问道。  

「看样子是心脏手术。」另一个回答，「大概是瓣膜置换术吧。可怜的姑娘，才和我们差不多大。她妈妈肯定伤心坏了。」  

她们在切口上盖了一块纱布吸血，然后用胶带封好。洗手护士回来了，她谢了两个女孩，说工作完成得很好。接着她又叫外科住院医师进来关闭切口，准备把遗体送去太平间，因为所有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都要送到验尸官那里尸检。

这个年轻姑娘的身体还要切开一次，从颈部切到耻骨，所以眼下关闭她的胸骨或是缝合那几层胸壁根本没有意义。住院医师拿了一根大针和几段粗线，把她像缝邮包那样缝了起来。她的切口边缘仍旧张着，向外渗着血清，邮包可要比这整洁多了。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左右，我本来说好了去路边那家酒馆和橄榄球队的人一起买醉的。

但是我怎么也走不开，仿佛被眼前这个空壳、这具皮包骨头的尸体吸住了。我从没见过这个病人，现在却感觉跟她很熟了似的。毕竟我陪她度过了她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三个护士用力给她穿上了一件浆得很白的荷叶领寿衣，在背后系上扣子，然后用一根绷带固定好她的脚踝。

她已经因为尸僵而有些变硬了。

两名护士生带着善意和尊重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知道将来会再和她们见面，也许到时候可以问问她们此刻是什么感觉。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我和遗体。

手术灯依然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她们为什么不给她闭上眼睛呢，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透过那两只扩散的瞳孔，我能望见镌刻在她脑海中的痛苦。  

根据我偷听到的零星对话，再加上一点医学知识，我大致描绘出了她的生平故事：她今年二十多岁，出生在伦敦东区。父母在德军轰炸中丧生时，她肯定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带着那些战争景象和巨响留下的创伤度过童年，她总害怕一切会分崩离析，只留下她孤单一人。她在贫困中长大，患上了风湿热，那是单纯由链球菌引起的咽喉痛，但会诱发破坏极大的炎症。风湿热在贫困拥挤的地区相当常见。也许她有几个礼拜关节肿痛。她不知道同样的炎症发展到了心脏瓣膜。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方面的诊断测试。  

她患上慢性风湿性心脏病，成了大家口中的病孩子。她或许还得了风湿性舞蹈病，身体不受控制地抽动，步态不稳，情绪混乱。

她怀了孕，这是干她这行常有的风险。这让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她那颗患病的心脏必须更加辛苦地工作。她开始呼吸困难，浑身浮肿，但总算熬到了生产的时候。也许皇家伦敦医院成功地为她接了生，但是也发现了心力衰竭的迹象。

心脏有杂音，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他们给她开了心脏病药物地高辛，想让她的心跳强健一些，但是她没有遵医嘱服药，因为那药让她恶心。很快她就浑身乏力，呼吸困难，没法再照顾孩子，就连平躺都做不到。她的心力衰竭越发严重，前景很不乐观。他们推荐她到城里找一位外科医生，那是一位真正的绅士，穿一套晨礼服，裤子是细直条纹的。他和蔼而富有同情，说只有在二尖瓣上动手术才能治好她的病。

但结果并非如此。手术终结了她悲哀的生命，东区又多了一个孤儿。  

搬运工来的时候，手术灯已经关掉很久了。太平间的推车（一口装着轮子的铁皮棺材）给拖到手术台边上并排放着。她的四肢已经僵硬，身体被随随便便地拖进这只人肉沙丁鱼罐头，脑袋「砰」的撞了一下，令人心里一揪。然而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她了。我终于不用跟她对视，松了一口气。

搬运工在棺材上罩了一块绿色毛毯，让它看起来像是一部普通推车。他们走了，去把她锁进冰柜。她的孩子再也见不到她，也永远不会有妈妈了。  

欢迎来到心脏外科的世界。  

***  

我还坐在原地，手臂搭着栏杆，双手撑着下巴，从乙醚厅的穹顶望向空荡荡的手术台的黑色橡胶表面。在我之前，一代代预备外科医生都曾在这里观望。乙醚厅是一座上演角斗赛的环形剧场，人们来到这里，俯瞰一幕幕生死戏剧。如果当时有人和我一同观看，分担这可怜女孩的死和她孩子的悲惨命运带来的冲击，这景象或许还不会那么残忍。  

几个助理护士带着拖把和水桶进来了，她们要抹掉她最后的痕迹——干结在手术台周围地面上的血，迈向手术室门口的血脚印，麻醉机和手术灯上的血。

到处都是血，现在她们正小心翼翼地擦掉。一个瘦小的女孩抬起头来擦手术灯，正好看见穹顶下的我，看见昏暗中我苍白的面孔和凝视的眼神。

她吓了一跳，我知道自己该走了。但是我看见手术灯的顶上还有一点血迹，除我之外没人能看见。它粘在那里，已经变成了黑色，好像在说：「我的一部分还在这里。记住我。」  

绿门在我身后关上，我走进那部颤巍巍的电梯。她的遗体刚才就是从这里送去太平间，放进一只冷冷的冰柜里。  

尸检通告贴在医学院门廊的公告板上。尸检的对象一般都是老年病人，要是有年轻人也都是吸毒成瘾者，交通事故死者，跳地铁自杀的，或者是心脏手术失败的病人。我看见她也在名单里，时间是周五上午。

她名叫贝丝，不是「伊丽莎白」，只是贝丝         [3]        ，今年二十六岁。准是她。尸检那天，遗体会从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里推出，装进铁皮箱子，由一个滑轮系统在轨道上拖行。箱子经过地下通道进入医学院，然后上电梯送进解剖室。我该去吗？该去看她的肠子和脑子被挖出，看她已死的心脏被切片，告诉大家她是如何在泉涌般的猩红色血泊中死去的吗？  

不，我做不到。  

那天在乙醚厅里，贝丝给我上了相当重要的一课：不要纠结。要像她的主刀医生一样，手术完了立即走人，明天再救别的患者。

罗素·布罗克爵士（Sir Russell Brock）是那个年代最有名望的心脏外科医生，他对病人死亡的态度出了名地直率，他说过：「今天的手术名单上有三个病人，我不知道哪一个能活下来。」这样说好像太麻木了，甚至有些残忍，但在当时，纠结于病人的死亡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习，争取下一次能有所改进。如果沉迷于悲伤或者悔恨，只会带来无法承受的痛苦。  

我在之后的职业生涯里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的兴趣转向了心脏外科中的一个艰难领域：给心脏有复杂先天畸形的婴儿和幼儿做手术。

有的小患者还在蹒跚学步，他们开开心心来到医院，一只手抱着泰迪熊，另一只手牵着妈妈。他们嘴唇发紫，小胸脯不停起伏，血液黏稠得就像糖浆。

他们从来不知道健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的任务就是努力给他们健康。我要让他们拥有粉红的皮肤、充沛的精力，将他们从迫近的厄运中解放出来。

我诚心诚意做着这件事，但有时也会失败。那时我该怎么做？和哭泣的父母一起坐在黑暗的太平间，握着一只没有生命的冰冷小手，责备自己不该冒这个险吗？  

心脏手术都有风险。既然做了外科医生，就要一意前行，决不回望。一台手术做完，就接着治疗下一个病人，我们总是期盼更好的结果，从不怀疑。  

    [1]      洗手护士，亦称器械护士。需在手术台上传递手术工具给医生，有时甚至在一些小手术中充当助手。相比于巡回护士，洗手护士需要身穿洗手服/刷手服，因而得名。（本书脚注均为译者和编者添加，后同。）  
     [2]      河岸街辛普森餐厅（Simpson's-in-the-Strand， 1828— ）和鲁尔斯餐厅（Rules， 1798— ）都是伦敦的老牌餐厅，主打英国传统风味和高端宴聚。  
     [3]      「贝丝」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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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05楼 cyec说：
第二个故事


卑微的开始

勇气就是做你害怕的事。如果你不害怕，就谈不上勇气。   
    ——爱德华·V. 里肯巴克，《纽约时报》，   
    1963 年 11 月 24 日   

我是乘着二战后的第一波婴儿潮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出生在斯肯索普战争纪念医院的产科，生日是 1948 年 7 月 27 日，狮子座。斯肯索普是个好地方，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八岁。那是一座钢铁城市，也是下流笑话的长期笑料         [1]        。  

我亲爱的母亲在漫长而痛苦的分娩之后筋疲力尽，但是她很高兴有了第一个孩子，从惨烈的产房把我安全带回了家。我这个粉红健壮的儿子，从刚刚张开的肺叶深处发出嘹亮的哭声。  

我母亲是一位聪慧的女性，举止文雅，富有爱心，很受大家欢迎。战争期间，她在城里的商业街上打理一家小小的银行。就算其他柜台前面都空着，老顾客们也喜欢到她那里排队，对她倾诉自己的烦恼。我父亲十六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人作战，战后在我们当地的合作杂货店找了一份工作，努力改善一家的生活。那段日子很不容易。  

我们当时穷得要命，住的是肮脏的公房，房门号是 13 号。那种房子的墙上都挂不了画，因为灰泥会掉下来。房子的后院有一间波纹钢板防空棚，我们用来养鹅养鸡。厕所在房子外面。  

我的外祖父母就住在街对面。外婆为人亲和，处处护着我，只是身子很弱。外公在炼钢厂工作，战时是我们这一片的防空队员。每到发薪日，他总会带我到厂里领工资。我对厂里的景象着了迷：白热的铁水倒进铸模，男人们戴着扁帽，光着上身，大汗淋漓地往锅炉里加煤，蒸汽列车喷着火焰，在轧钢机和矿渣场之间叮叮当当来回行驶，到处都是飞溅的火星。  

外公耐心地教我用硬笔和软笔画画。当我画出烟囱上方的红色夜空、一盏盏路灯和一道道铁轨时，他就坐在一旁抽着忍冬牌香烟。外公一天要抽二十支烟，加上一辈子都在烟火缭绕的炼钢厂工作，实在不利于养生。  

1955 年，我们有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是一只十寸的方盒子，播放画质粗糙的黑白节目，只能收到一个台，就是 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大大扩展了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就在那一年，剑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描述了 DNA 的分子结构。在牛津大学，医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发现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联系。

有一档名叫《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Your Life in Their Hands）的节目宣布了一则激动人心的消息，它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消息说，美国的几位外科医生靠一部新机器补好了一颗心脏上的破孔，他们管它叫「心肺机」，因为它能替代心脏和肺发挥功能。电视里的几位医生穿着拖到地面的白大褂；护士们穿着上了浆的考究制服，戴着白色帽子，很少说话；病人以僵硬的姿势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床单都折了回去。  

节目里介绍了心脏手术，还说伦敦哈默史密斯医院的外科医生很快也会试着做一台，同样是修补心脏上的破孔。我这个七岁孩子在电视机前看得入了迷，简直像被催眠了一样。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要做一名心脏外科医生。  

十岁那年，我通过了本地文法学校         [2]        的入学考试。这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安静、顺从而怕羞的少年了。老师把我归进了「前途光明」的一类，督促我用功学习。我天生有艺术才能，但这时只能从艺术课上退出，专心主课。

不过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我有一双灵巧的手，我的指尖和大脑直接相连。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我和外公还有他的高地梗犬「威士忌」一起到市郊散步。走上一座山丘之后，他忽然停下步子，抓住自己的衬衫领口。他的脑袋垂了下来，皮肤变得惨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像一棵砍倒的树那样瘫软在地上，说不出话来。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恐惧。

我想跑去找医生来，但是外公不许。他不能丢掉工作，即便他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只好搂着他的脑袋，直到痛苦平息为止。这次发作持续了 30 分钟，等他恢复之后，我们才缓缓走回家。  

外公的病我母亲早就知道一些。她告诉我，他骑车去上班时，常会「消化不良」。外公不情愿地放弃了自行车，但他的健康并没有改善多少。他的症状更加频繁了，就连休息时也会发作，爬楼梯时发作得尤其厉害。

他受了寒气胸口就不舒服，于是我们把他的旧铁床搬到火炉跟前，还把便桶放进屋里，省得他还得往外走。  

他的脚踝和腿肚都因为积液而肿得厉害，必须穿更大的鞋子，每次系鞋带都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从那时起，他变得不太外出，只在床和火炉前的一把椅子之间挪动几步。我常常坐在他身边，给他画几张素描，好让他的心思从这恶劣的症状上分散一会儿。  

我到今天还记得 11 月那个阴沉潮湿的下午。那是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前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外祖父母家的屋外停着一辆黑色的奥斯丁希利。         [3]        那是医生的车，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透过水汽凝结的前窗朝屋里张望，但窗上拉着帘子，于是我绕到屋子背面，从厨房门口悄悄走了进去。

我听见了抽泣声，心沉了下去。  

起居室的门半开着，透出昏暗的灯光。我定睛朝里望去，只看见医生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只注射器。我的母亲和外婆站在床脚，搂紧彼此。外公面如死灰，胸口不停起伏，脑袋向后仰着，嘴唇发青，鼻子发紫，里面滴出发泡的粉红液体。他痛苦地咳嗽一声，喷出带血的泡沫，溅落在床单上。接着，他的脑袋歪到一边，睁大眼睛注视墙壁，目光落在写着「祝福这一家人」的海报上。

医生在他的手腕上搭了搭脉，然后轻声说：「他去了。」一股平静与释然的氛围降临房间。痛苦结束了。  

死亡证明上说死因是「心力衰竭」。我避开大人的视线，悄悄走进外面的防空洞，和小鸡坐在一起，悄悄地崩溃。  

那之后不久，外婆诊断出了甲状腺癌，肿瘤开始封堵她的气管。医学上有个术语叫「喘鸣」，专门描述肋骨和膈肌努力将气体送过狭窄气道时发出的嘶嘶声，我们听见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她去了六十多公里外的林肯医院接受放射治疗，然而射线烧坏了她的皮肤，使吞咽更加困难。

医生建议给她做气管造口术，这给了我们一些希望。但是手术开始之后，医生却发现气管变窄的面积太大，无法在下面找到造口的地方。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痛苦挣扎，直到死去。要是他们允许她使用麻醉安乐死就好了。

在这之后的每天晚上放学后，我都会坐到她身边，尽我的努力让她舒服一些。很快，阿片类药物和二氧化碳麻醉模糊了她的意识。她在一天夜里安详地走了，死因是大面积脑出血。外婆终年六十三岁，是我的祖父母辈中最长寿的一位。  

我十六岁那年在炼钢厂找了份工作，学校放假时就去上班。但是，一次卸料车和拉铁水的柴油火车相撞之后，他们就解雇了我。我发现医院在招临时搬运工，就争取到了一份手术室里的搬运工作。

手术室里分成几个完全不同的群体，每一个都需要好好对待。病人们穿着病号服，为准备手术而禁食，战战兢兢，缺乏尊严。对待他们就要和蔼友善，安慰尊重。年轻护士友好风趣。年资较高的护士自大专横，公事公办，对我的要求是闭嘴听话。麻醉医生不喜欢等别人。外科医生态度傲慢，眼里根本看不到我，至少起先是这样的。  

我的一项工作是将麻醉了的病人从推车搬上手术台。我事先总要读手术清单，了解每个病人接受的是哪类手术。然后，我会调整上方的手术灯，使灯光正好照在切口上（作为画手，我对解剖很感兴趣，也知道一点各个器官的位置）。

渐渐地，外科医生们开始注意我，其中几位甚至问起我的兴趣。我告诉他们有一天我要当心脏外科医生。没过多久，他们就允许我参观手术了。  

我很喜欢在夜里工作，因为急诊病例多：有人断了骨头，有人破了肠子，还有人动脉瘤出血。动脉瘤出血的病人大都死去了，护士为他们清洁遗体、穿上寿衣，我负责把他们从手术台上抬起来，放到铁皮太平间推车上，每次都发出「扑通」一声闷响。然后我再把遗体推到太平间，堆进冷库。

我很快就熟悉了这份工作。  

我第一次去太平间，免不了是在死一样寂静的夜里。那是一幢没有窗户的灰色砖楼，和医院主楼是分开的。

老实说，想到里面的东西我还是怕的。

我转动钥匙，打开了那扇沉甸甸的木门，门后面就是太平间了。我进了门，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灯的开关。幸好事先领了一只手电筒，我壮了壮胆，跟着摇晃的光柱走了进去。  

手电在黑暗中照出绿色的塑料围裙，锋利的器械和光亮的大理石地板。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至少我认为死亡的气息是这样。

终于，手电照到了一个电灯开关，我打开了头顶的几盏氖灯。这并没有让室内的气氛轻松多少。我看见墙上有许多方形的金属门堆叠起来，从地板一直排到天花板——这就是冷库了。我需要找一只冰柜把尸体放进去，但不知道哪一只是空的。  

有的门上插着一张硬纸卡片，上面写着人名，我心想那里面一定是有人了。

我找了一扇没有名字的门，扭动把手，但里面赫然现出一个裸体的老太太，身上盖着一条白色亚麻被单——一具无名尸体。真倒霉。我又试了第二层的一扇门。这回运气不错，里面是空的。

我拉出滑动的铁皮托盘，把吱吱作响的升降机推到带来的尸体旁边。这东西要怎么操作才能不让尸体掉到地上？用皮带、手摇柄和一把蛮力。我放好尸体，然后把托盘重新推进冰柜。  

太平间的门还敞开着——我可不想被独自关在里面。

我快步出门，推着吱嘎作响的推车回到医院主楼，准备去装下一位「乘客」。我心想，病理学家可真不容易：要在那种环境里度过一半的职业生涯，在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挖出死者的内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我哄一个老太太病理学家让我旁观了尸检过程。虽然我之前就见过病人被手术弄得面目全非，或者遭受可怕的重创，但是一开始旁观尸检还是令我不太适应：一具具年轻的年老的尸体从喉咙切到耻骨，内脏掏空，头皮从左耳切到右耳，拉下来盖住面部，就像一只只剥了皮的橘子。一把振动骨锯锯开颅骨，仿佛敲破一只煮熟的鸡蛋。接着，一个完整的人脑就暴露在我的眼前。这一团柔软的、灰色的、布满褶皱的东西，它是怎么支配我们人生的呢？这样颤巍巍的一团胶体，外科医生又到底是怎么给它动手术的呢？  

我在那间昏暗荒凉的解剖室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明白了人的身体是何等复杂，生与死的界限是何等微妙，病理学家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冷静超然。病理学是容不下感伤的。

他们对死者或许有一丝同情，但对尸体的亲近是绝对没有的。我却在心里替来这里的年轻人难过：那些婴幼儿和少男少女，有的得了癌症，有的心脏畸形，他们有的注定要度过短暂而痛苦的一生，有的因为一场悲惨的事故而突然丧命。

看见一颗心脏，你要忘记它是爱和奉献的源泉；看见一个脑子，你也不要把它视为灵魂的容器。忘记这些，统统切开。  

很快我就能辨别尸体上一些常见的迹象：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心肌梗死，风湿性心脏瓣膜，切开的主动脉，还有扩散到肝脏或肺部的癌细胞。烧焦或腐烂的尸体气味很坏，这时就要在鼻孔里涂满维克斯软膏，好让嗅觉神经轻松轻松。

在所有死因里，我觉得自杀是最令人伤心的。我把这个感想说给老太太听，她叫我「要做外科就要克服这种想法」，还说等我到了可以喝酒的年龄，心里就不会这么沉重了。我注意到酒精是外科医生放松消遣的首选之一，这一点在他们夜间急诊的时候尤其明显。然而我能说他们不对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考进医学院。我在学业上并不出色，数学和物理都念得很辛苦。在我看来，这两门学科才是测量智力的真正标杆。

不过我生物学得很好，化学也过得去。最后我通过了好几门考试，都是些从来用不上的学科，像是拉丁文和法国文学、附加数学和宗教研究之类。这些我认为都是努力的结果，和智力无关，但也正是努力让我得以搬出公房。

另外，在医院打杂的这段时间也开阔了我的眼界。我还没有出过斯肯索普，就已经了解了生命和死亡。  

我开始在医学院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每到学校放假就回医院兼职。我当上了「手术部助理」，成了一名清理血液、呕吐物、骨屑和粪便的专家。这是一个卑微的开始。  

我意外收到了剑桥一所著名学院的面试通知，一定是有人替我说了几句好话，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剑桥的街道上满是生机勃勃的年轻学子，他们穿着长袍，用私立学校的口音大声交谈，个个看上去都比我聪明得多。教授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戴着眼镜和学位帽，骑车经过卵石铺成的路面，去学院晚餐会上喝了葡萄酒再喝波特酒。我一下想到那些浑身污垢的炼钢工人，他们戴着扁帽，围着围巾，在灰霾中沉默地骑车回家，晚餐只有面包和土豆，饭后或许喝一杯司陶特黑啤。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面试官是两位杰出的研究员，面试地点是一间四壁镶着橡木的书房，窗外就是学院里最大的方院。我们都在磨得很旧的皮革扶手椅上坐下。面试氛围相当轻松，没有人谈到我的出身。我满以为他们要问我「为什么想学医」，结果根本没问，我白准备了。他们倒是问了我为什么美国在不久前入侵越南，有没有听说美国士兵可能患上什么热带病。我不知道越南有没有疟疾，于是答了「梅毒」。  

这让气氛热络了起来，尤其当我说这对健康的危害或许比不上燃烧弹和子弹的时候。他们接着问我，雪茄烟会不会是丘吉尔死亡的原因（那时他刚刚过世）。

我对吸烟的话题早有准备，于是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大串：吸烟会导致癌症、支气管炎、冠心病、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烟民的尸体在解剖室里有什么样的特征。「问我看过尸体解剖吗？看太多了。」我还在解剖后清理过脑子，肠子和体液。

「谢谢。」他们说，「我们会在一两周后通知你结果。」  

接着我又给叫去了查令十字医院，它坐落在河岸街上，位于特拉法加广场和科文特花园之间。建立这家医院的初衷是服务伦敦中部的贫苦市民，它在战时做出了杰出贡献。我很早就到了，但面试是按姓氏字母排序的，所以我照例又是最后一个。

我焦虑地拨弄着大拇指，打发漫长的等候时光。一位和蔼的护士长用茶水和蛋糕接待面试者，我和她礼貌地交谈了几句，问了问医院在战争期间的情况。  

面试在医院的会议室里举行。我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另一头坐着总面试官，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来自名医云集的哈利街，身上穿一件晨礼服。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以脾气暴躁闻名的苏格兰解剖学教授，系列剧《医生当家》（Doctor in the House）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

我挺起腰杆坐在一张直背木椅上——这里可容不得松松垮垮的坐姿。他们先是问我对这家医院有多少了解，我答得很好——这要感谢上帝，或者刚才的护士长，也可能两位都该感谢。接着他们又问了我打板球的纪录如何，会不会玩橄榄球。

问完这些，面试就结束了。我是今天最后一个面试对象，他们早不耐烦了，对我也没有掩饰。  

我在路上闲逛着，经过市场上花花绿绿的摊位和繁忙的酒馆，走到了科文特花园。这里众生云集：流浪汉、妓女、街头艺人、银行业者、到查令十字医院就诊的病人，各色人等会聚；黑色的出租车和鲜红的伦敦巴士在河岸街上穿梭往来。我在人群和车流间漫步，不经意走到了萨伏伊酒店的气派大门前。

我不确信自己有没有胆量进去——当然，我身上穿着面试的正装，头上涂了百利牌发乳，模样应该够精神了。正在犹豫之际，那位一尘不染的看门人替我做了决定。他把旋转门一推，一声「先生，请进」将我迎了进去。这是接纳的标志。我从斯肯索普一脚踏进了萨伏伊。  

我踌躇满志地穿过大堂，经过萨伏伊烧烤餐厅，半路上只稍停片刻，仔细看了看那份镀金边框的菜单。太贵了！我继续向前，奔着美国酒吧的招牌走去。这一路上贴满西区明星的卡通画、照片和画像，上面都有签名。酒吧门口没人排队，因为这时才下午 5 点。我坐上一只高脚凳，鬼鬼祟祟地吃了几块免费饼干，开始仔细阅读鸡尾酒单。我还是第一次喝酒，完全不知道该点什么，但侍者已经站到身旁，我只能匆匆决定：「请来一杯新加坡司令。」一杯下肚，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我的人生从此变了。当时要是再点一杯，我是绝对找不到查令十字车站的。  

就在同一个星期，查令十字医院的医学院给我寄来了一封信。

我在父母焦急的环绕下拆开了信封，仿佛是在拆解一枚炸弹。

他们给了我一个入学名额。

什么条件？只要通过生物、化学和物理考试就行了，考几分没有要求。

查令十字是一家小规模医学院，每年只招五十个学生，但是学院虽小，校友里却有不少值得追随的大人物，像是动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等等。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立志成为医生的人，希望也会是第一个心脏外科医生。  


     [1]      斯肯索普（Scunthorpe）中的-cunt-是英语中的脏字，尽管这不是正常分出的音节（应为 Scun-thorpe）。  
     [2]      英国中学的一种，提供大学预备课程而非职业训练，对学生的学业表现要求更高，学生必须通过成绩筛选才能入学。  
     [3]      肯尼迪遇刺于 1963 年 11 月 22 日。Austin-Healey 是英国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跑车品牌，后「奥斯丁」并入罗孚（Rover），「希利」出售给 MFI。如今两个部分都已为上汽集团收购，此品牌有望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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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06楼 cyec说：
第三个故事


布罗克勋爵的靴子

      他已经当了一年医生，总共看了两个病人……不对，好像是三个。对，是三个。他们的葬礼我都去了。   
    ——马克·吐温   

要想通过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考试，成为会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医学院的解剖教室里做一名解剖演示员。

向新生讲授解剖中的细节，帮助他们一片一片地分解尸体，从一具完整的死尸上拆分出皮肤、脂肪、肌肉、肌腱和器官，这样就能透彻地了解人体，通过考试了。

学生会领到一具具油腻腻的死尸，它们躺在铁皮推车上，都做了防腐处理。每具尸体供六个学生使用；他们入学不久，心灵还很敏感。他们排队进入解剖教室，穿着浆得雪白的大褂，带着崭新的解剖器械——手术刀、剪刀、钳子和钩子，全都卷在一块亚麻布里。孩子们个个年轻，鲜嫩得就像青草。就像刚开始的我。  

我给一组组新生轮流鼓劲，帮他们维持学习的动力。

有少数人撑不下去。

花费无数个小时分解尸体，这并不符合他们对医学的憧憬。

为了让他们坚持下去，我会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比如多喷点香水，不要不吃早饭，解剖的时候尽量想些别的事情——足球、购物、性生活，什么都行。我会告诉他们，学这门课，及格就行，别让尸体挡你的路。这些建议只对一些学生有用。还有一些会做噩梦，梦见他们解剖的尸体夜里来找他们。  

我的第一次外科考试要求掌握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这些学问并不能让你掌握手术的技术。在伦敦有一些应试课程，教课的都是从前的考官，他们反复向你灌输考点，教给你医学院希望你掌握的知识。这些课程的宗旨是花钱上课就给过，只要不是傻子，都能通过考试。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有三分之二的考生不及格。我第一次应考时也没通过。  

在这片单调乏味的求学氛围中，皇家布朗普顿医院打出了招募「外科住院医师」（       Resident Surgical Officer）的广告，申请者「最好」是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成员，但也不强求。我能申请上吗？我才刚刚通过第一轮考试，还要至少努力三年才能全部考完。但是现在申请对我并没有损失。  

虽然希望不大，我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几周后就到布朗普顿上班了。医院给我分配了两位导师，一位是马蒂亚斯·帕内特（Matthias Paneth）先生，他是个仪表堂堂的德国人，身高一米九八；另一位是克里斯托弗·林肯（Christopher Lincoln）先生，新上任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身高与帕内特相当。

初见面时，我觉得这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各有各的可怕之处，直到比较熟悉了才不再害怕。在查令十字医院做住院医师的那段脚不沾地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一件事：要跟上医生的节奏，就必须把一切都写下来。

医生说出的每一条命令或要求，都要原原本本地记录。一旦忘记什么，就有大麻烦了。于是，我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块笔记板。这让帕内特先生忍俊不禁，他后来总喜欢问我：「韦斯塔比，这个你记下了吗？韦斯塔比，那个你记下了吗？」  

我这本外科日志的开篇就写得惊心动魄。

当时帕内特团队在门诊后给一个病人预约了手术，那是一位来自威尔士的身材矮小的老太太，要接受二尖瓣置换术。

老板帕内特自己要先看两个自费病人，于是请我先开始手术。

我换上蓝色刷手服，相当得意。不仅如此，我还在一只打开的储物柜里发现了一双白色橡胶手术靴，已经磨得很旧，脏兮兮的。

我本可以穿一双新的手术鞋，但还是满怀渴望地穿上了这双被丢弃的二手靴。

为什么呢？因为靴子后面的带子上写着「布罗克」的字样。我要继承布罗克勋爵的靴子啦。  

那时，温布尔顿的布罗克男爵已经有七十岁，不再亲自手术了。帕内特隐约跟我提过原因，说他「总是因为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而失望」。在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是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主席，还兼任学校外科学系的主任。而今天我将名副其实地踏上他的足迹。我大步走出医生更衣室，径直走进手术室，向大家介绍了自己。  

老太太躺在手术台上。洗手护士已经用碘酒给她消了毒，用几张湖绿色的亚麻手术巾盖住了她的裸体，现在正不耐烦地在大理石地板上踢踏她的手术鞋。任劳任怨的麻醉医生英格利希大夫（Dr. English）和主灌注师正在麻醉机旁下象棋。

我看出大家都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于是戴上口罩，迅速刷手上台。想到自己的技术终于能够发挥，我实在有些跃跃欲试。  

我仔细确定了两处解剖标志——脖颈底部的胸骨上窝和胸骨最下方的剑突。从上到下笔直一划，就能将两者精心地连成一线——这就是此次的手术切口。老太太因为心力衰竭，显得瘦弱憔悴。她的皮肤和骨骼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脂肪，不用电刀也能切开。另外那名外科助理医师这时还没到场，我不等他了，直接开始手术。我想叫护士们对我刮目相看。  

我拿起振动骨锯试了试，「嗡嗡」几下，听声音够锋利的。于是我大着胆子用它锯开脖颈下方的骨头。灾难发生了：切口中央先是溅出一点带血丝的骨髓，接着就忽然涌出大量暗红色的血液。坏了！我瞬间惊出一身汗。护士长看出情况不对，迅速绕到第一助手的位置。我抓起吸引器准备吸血，但她已经开始下令了：「压住出血点！」  

英格利希大夫从棋盘上缓缓抬起头来，对眼前的忙乱好像无动于衷。「给我拿一单位血。」他平静地吩咐麻醉护士，「再给门诊部的帕内特先生打个电话。」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是骨锯撕开了右心室。但怎么会呢？按说胸骨后面有一片组织间隙，心脏周围的心包里还有一些液体，骨锯应该碰不到心脏才对。护士长看透了我的想法——之后的六个月里，她还要看透许多次。「你知道吧，这是再次手术。」她这表面是在陈述，其实却在询问。  

「不，我当然不知道！」我暴躁地答道，「上次的倒霉切口在哪儿啊！」  

「上次做的是闭式二尖瓣扩张术，切口在胸部侧面，在乳房下面就能看见。帕内特先生没有告诉你吗？」  

到这个当口，我已经决定闭嘴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不是推卸责任。  

再次手术时，心脏和它周围的组织会因为炎性粘连而接合在一起，心脏和它周围的心包之间也就没有了间隙。比如这个病例，老太太的右心室是贴在胸骨的内表面上的，一切都糊在了一起。更糟的是，她的二尖瓣因为风湿而变得很窄，导致肺动脉压力升高，右心室扩张。

这台手术的目的是换掉病变的二尖瓣，而我却一开始就搞砸了。真有我的！  

按压没有控制住出血。血液依然从胸骨后面大量涌出，而这时胸骨还没有完全锯开呢。病人的血压开始下降，她是位矮小的女士，没有多少血可流。英格利希大夫开始给她输血，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就好比往排水管里补水，刚刚输进去就流走了。我是外科医生，止血是我的责任，而想要止血，我就必须看到出血点才行。  

我的汗水滴进了病人的伤口，也沿着我的双腿流进布罗克勋爵的靴子。老太太的血没过手术巾，滴到靴子的白色橡胶上。一名巡回护士已经刷手上台，协助我们。这时的我已经不再胆大，我再次举起骨锯，叫护士长把手拿开。我瞄准脖子下方，对着胸骨还连在一起的最厚的部分，在一片血泊中锯了下去。接着，我们再次按住出血的部位，英格利希大夫也不停输血，血压终于回升了一些。  

当血压下降时，出血的速度也随之变慢。我抓住这个机会，把心脏与胸骨内表面充分分离，然后塞进一只金属的胸骨牵开器，把胸腔撑开来。这下我终于看清楚了：撕裂的右心室正在从伤口喷出里面的血液。当一切都像这样粘成一团时，骨骼切开的边缘就会在心肌上划出大口子，有时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算我走运，她的心脏还没有完全撕裂——不过也差不多了。  

这时我自己的心脏也在咚咚直跳。

我看出了问题所在：右心室的游离壁上有一条参差不齐的伤口，长 5 厘米，幸好离主要的冠状动脉还有一段距离。当我打开牵开器，护士长本能地用拳头压在了伤口上，血终于止住了。英格利希大夫又通过输液管补充了一单位血，老太太的血压回升到 80 毫米汞柱。待命的洗手护士分开了连接心肺机的几根长塑料管，好让我们随时使用。不过现在心脏暴露得不多，还没到用的时候。我最紧迫的任务还是缝合出血的伤口。作为外科住院医师，我缝合过皮肤、血管和肠胃，就是没缝过心脏。  

护士长告诉我应该用什么缝合线，还说最好来回多缝几道，不要一道一道地缝，因为这样速度较快，缝合效果也比较好。「结不要打得太紧。」她补充说，「要不然线会切进肌肉里。她身子弱，下手要轻。现在开始缝合，或许还能赶在帕内特到这儿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之前缝好。」  

病人的心脏每跳动一次，都有血液从右心室涌出，要精确缝合实在不容易。眼下我的手套外面已经在淌血，里面也被汗浸湿了。在这种状态下缝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格利希大夫见状大声说道：「用纤颤器！让心脏停跳两分钟！」  

纤颤器是一种电气设备，它能引起我们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想见到的现象：心室纤维性颤动——心脏不再泵血，而是一味颤抖，无法在正常体温下向脑部输送血液。心室纤颤超过四分钟，脑就会开始受损。  

英格利希大夫向我保证道：「只要在两分钟后再为她除颤就行了。如果到时候还没缝好，我们就等两分钟，然后再让她室颤一次。」  

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具提线木偶，正由几名老练的艺人操纵着。我觉得他的建议挺有道理，于是将纤颤器的电极放到我能看见的那块心肌上面，英格利希大夫接着打开了开关。心脏随即停跳，开始颤抖起来。我随即以最快的速度缝合。

就在这时，帕内特先生出现在了手术室门口。他在心脏监护仪上看见室颤，立刻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但是我没分心，继续埋头缝合。到英格利希大夫宣布两分钟已到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把伤口两边的肌肉拼接起来了。我继续工作到了第三分钟，终于伤口闭合，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我把除颤器的电极板放到尽可能靠近病人心脏的位置，说了声「开始除颤」。没有动静——原来电极板还没有接到机器上，一个小失误。滴答声中，时间一秒秒过去。终于，我的耳边传来了期待的「呲啦」一声。心脏静止了一小会儿，接着再次纤颤起来。  

帕内特大步走了进来，他身上还穿着讲究的休闲装和户外鞋，手术帽和口罩之类的一概没有。他看了看手术巾下那块颤抖的心肌，然后提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建议：「加大电压！」又是「呲啦」一声，室颤消失了，心脏有力地跳动起来。  

帕内特咧嘴一笑，然后问我：「有什么要汇报的吗，韦斯塔比？你应该知道二尖瓣不在右心室吧？我还以为你挺聪明的呢。」说完他冲护士长挤了挤眼睛，然后向众人宣布他要喝下午茶去了，别让韦斯塔比胡来。  

我定了定神，判断了一下形势，然后打上了最后一个结。虽然经过我一番折腾，这颗心脏看样子仍在正常工作。血到处都是，在我的手术衣上，在布罗克勋爵的靴子上，大理石地板上也积了一汪。好在病人的血压已经正常。今天的仗我们打赢了。  

我望向护士长，只看到口罩上方那对冷静的蓝色眼睛。我伸过手去握她那双沾满鲜血的橡胶手套，感谢她救了病人，也救了我。

到帕内特先生来接手的时候，已经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只对心脏正面多缝的几针开了几个玩笑。我很想对他怒吼：「你他妈的怎么不告诉我这是再次手术？！」接着我意识到，大概他不记得了，毕竟他在门诊看这位病人是在好几个月以前。  

剩下的步骤进行得很顺利。英格利希大夫和灌注师继续下棋，我举着吸引器吸血，帕内特切下畸形的二尖瓣，换上一片结构玲珑的人工瓣膜，又缝了许多针。  

外科住院医师的活是干不完的。那天夜里我一直坐在重症监护病房，等着老太太恢复意识。我一边拼命祈祷她的脑部没有受伤，一边寻思她白天要是因为出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我会有什么感受。我会有勇气继续求学吗？我的外科生涯会不会在这一天结束？从成为英雄到一无所有，两者间只有一条极细的分界线。但我总算是熬过来了。现在我只想要她快点醒来。  

老太太的丈夫和女儿在她床边陪夜。她丈夫问我手术是否顺利。我圆滑地回答：「嗯，相当顺利，帕内特先生的技术很好。」完全没提我把手术搞砸的事。  

仿佛接到命令一般，老太太张开了眼睛。我浑身一阵轻松。她的丈夫女儿都一下站了起来，好让她直视天花板时能看见自己——因为插了呼吸管，她还只能仰面平躺。他们伸出手，去握她的手。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对我来说，心脏手术或许会成为每天的工作；但对病人和家属来说，这是一生才有一次的事，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做医生一定要善待病人。  

***  

心脏手术好比流沙，一旦进入就会越陷越深。我每次离开医院都很不情愿，因为我不想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我不在场。我在林肯先生的那些小病人的小床边坐了无数小时，耳朵听着监护仪上的滴滴声，眼看着他们的血压先是下降，接着又在我的努力下再度上升，盼望血不要再滴进引流管。  

我的下一次惨败来得很快。圣诞节前的一个周六晚上，我们一班住院医师在杯盘狼藉的午餐之后去酒馆喝酒。布朗普顿医院没有急诊部，所以也很少有夜间紧急手术，在周末夜里就更少了。但在灌了一肚子啤酒之后，我们却忽然接到总台的调度，说有一架美国空军飞机已经从冰岛起飞，机上搭载了一名在车祸中受伤的年轻男子，他的主动脉壁有一处撕裂。帕内特先生正赶回医院手术。

这下麻烦了：一是伤口的位置，二是我们肚子里的那些啤酒。倒不是里面有多少酒精的问题，这点酒精我们早习惯了；麻烦的是在四小时的手术时间里，我们要撒几次尿的问题。我是肯定跑不了的，因为帕内特需要两个助手。我不可能在膀胱胀满的情况下集中精神，但我也不想像一个抽搭搭的小学男生那样举手上厕所，那样太丢人了。  

就在高级专科主治医师跑去安排手术室时，我脑子里盘算了几种方案。在手术期间接一根导尿管和一只引流袋怎么样？但是想到给自己插导尿管我就犯难，在腿上绑一袋子尿液肯定也不舒服。

接着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布罗克勋爵的手术靴！这双靴子很深，一只就能盛一升多。再接一根保罗管（Paul』s tubing，一种薄壁橡胶管，曾经用来给失禁的男病人导尿），我就不会像自己插导尿管那么容易膀胱感染了。  

我去病房找管子。管子盘成一卷，使用时切下需要的长度就行。我切下了我的腿部内侧那么长的一段。有了这个，我立马赶到外科更衣室，因为我想在老板进来前做好一切准备——拿好记事板，穿好白靴子，腿上用胶带贴好管子。我刚准备好这身行头，从希思罗机场赶来的救护车就呼啸着驶来，比我们预想的早了很多。战斗机可真够快的。  

到午夜时分，我们已经切开男子胸部左侧的肋骨，里面很快开始出血。帕内特刚从一个圣诞聚会上给叫回来，情绪很暴躁。不出我预料，我们肚里的啤酒很快显出了效果，我的医师同事开始躁动起来，他两腿不停挪动，注意力也不在手术上了。

终于他憋不住去上厕所，于是我站到了第一助手的位置。我用力咳嗽几声，好掩盖走路时鞋子里的哗啦声。他回来后，我依然站在他的位置，因为我的膀胱一点没觉得不舒服，虽然右脚的那只靴子越来越满。又过二十分钟，那个主治医师又忍不住去上了一趟厕所。  

这时病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帕内特却很恼火：「他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去酒馆了？一直在喝？」  

「这个我真不知道，帕内特先生。我一晚上都在图书馆用功呢。」我一边回答，一边等着被天降的一道雷劈死。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干得好，韦斯塔比。」帕内特说，「你来关闭胸腔，这次换他来协助你。咱们下周一见。」  

手术后我倒掉证物，陪年轻男子去了重症监护病房。没人知道我的秘密。  

反正已经睡不着觉，我干脆坐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喝起了咖啡。我一边和那里的护士们闲聊，一边看着一个个小人躺在舒适的培养箱里，在这个圣诞夜努力求生。

我们这些外科见习医生个个长期睡眠不足，不过说老实话，睡觉也没多大意思，那是我们偶尔周末放假时才做的事。我们都是对肾上腺素上瘾的人，始终亢奋，始终渴望行动。从流血的病人到停搏的心脏，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病房，从酒馆到派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睡眠不足下，是外科医生的变态人格在勉力支撑——不畏压力，善于冒险，去掉共情。渐渐地，我也加入了这个只对少数人开放的俱乐部。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107楼 cyec说：
第四个故事

贫民窟男孩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托马斯·爱迪生   

那是 1979 年 10 月，我正在伦敦北部黑尔菲尔德医院的胸外科团队做高级专科主治医师。

每一个接受心脏外科训练的人都必须学会对肺和食道动手术，这就必然涉及癌症，而癌症特别让人沮丧。

很多时候，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大多数病人的预后      [1]    都很不好，所以他们自己也很低落。

另外，癌症治疗还有单调的一面。我们面临的选择很直接：不是摘掉半个肺就是摘掉一个肺，不是摘掉左肺就是摘掉右肺，不是切除食道上半段就是切除食道下半段。每种手术都做过一百遍之后，就没什么好兴奋的了。  

不过，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两个更有挑战的病例。比如马里奥，他是一位四十二岁的意大利工程师，在沙特阿拉伯参与了一个重建项目。他是个快乐、顾家的男人，去沙特工作是为了赚够钱买房子。为此，他必须忍受沙漠中的炙热空气，在吉达市郊外的一组大型工业建筑里一连辛苦劳作几个小时。

接着，灾难发生了。当他在一处封闭区域工作时，一只巨大的锅炉突然毫无预警地爆炸，向周围喷出大量高压蒸汽。蒸汽烫伤了马里奥的面部，也烧坏了他的气管和支气管内壁。  

爆炸的冲击几乎当场要了他的命。烫伤的组织死了，坏死的黏膜从他的支气管内壁整块整块地脱落。这些碎块必须用老式的硬质支气管镜去除。那是一根长长的铜管，一头装着一只灯泡，使用时从喉咙后部插入，由喉进入气道。  

为了防止窒息，马里奥必须定期接受这样的清理，几乎天天都要。

但是，将支气管镜在他的喉部伸进抽出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快他的喉部就布满伤痕，支气管镜再也无法通过，他必须要接受气管造口术，也就是在颈部开一道口子，帮助他呼吸。然而，坏死的支气管内壁很快被炎症组织取代，大量细胞开始封堵气道，就像钙质水垢封堵了水管。他呼吸困难，身体状况也无情地恶化。  

我接通了从吉达打来的电话。照看马里奥的烧伤科医生解释了他的危险处境，问我们有什么建议。我只提了一条：把病人用飞机送到希思罗机场，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建筑公司支付了医疗运送的费用，第二天他就到了。

这时我的老板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黄昏期，他很乐意让我多承担一些在我自信范围之内的工作——也就是所有的工作。我不害怕。但这对一个中年男人是一场灾难。我请老板和我一起检查他的气管，然后订出治疗方案。  

马里奥看上去糟糕极了。他艰难地喘息着，大量感染的泡沫从气管造口管中溢出，发出可怕的咕噜声。

他面色深红，烧伤很严重，坏死的皮肤一块块脱落，向外渗着血清。他的气管里里外外都烧坏了，脆弱而充血的组织堵塞了整条气管，马上就要令他窒息。被我们麻醉之后，他的样子安详了不少。  

我一边看着他陷入无意识，一边吸掉从他颈部洞口分泌出的带血黏液。我把呼吸机的管子接到气管造口管上，然后挤压黑色的橡胶气囊给他供气。因为支气管里的阻塞物，他的肺部已经很难扩张。我决定将硬质支气管镜通过常规路线直接塞进他的声带和喉。

这无异于吞剑表演，但不是通过食管，而是通过气道。  

我们需要看到整条气管的全貌，还有左右两根主支气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他的头部仰到合适的角度，让喉后部的声带暴露出来。我们的动作很小心，生怕敲掉他的牙齿。

以前，这项技术都是在病人接受肺部手术后、有意识的情况下使用的，那时我总是先用吸引器把病人的气道分泌物清理干净，因为理疗师总是人手不够。那真是一项粗野的技术，但总比病人被黏液淹死要好。  

我操纵硬质支气管镜穿过牙齿，探到舌头根部，然后向下观望，寻找那一小块软骨——那就是会厌，它负责在吞咽时保护喉的入口。用支气管镜掀开它的尖角，你就会看见闪着白色光泽的两条声带，中间有一条竖直的缝隙，那就是通向气管的门户。

这个步骤我已经重复过几百次，有时是为了给肺癌患者做活检，有时是为了取出花生。可是现在，病人的喉部烧伤，声带也因为发炎肿成了两根香肠，支气管镜根本伸不下去。马里奥的生命现在完全依赖气管造口了。  

我站到一旁，将支气管镜放到牙齿上固定，让老板看了看情况。他咕哝一声，摇了摇头：「再多用点力推一推，我看情况也不会更遭了。」  

我对准了应该是竖直缝隙的地方，将支气管镜推了进去。肿胀的声带分开了，支气管镜撞到了气管造口管。我们将这个通气装置连上支气管镜的侧面，把气管造口管拔了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看见整段气管，一直到它分叉出两根主支气管的地方，但在这个病例身上绝不可能。不断增殖的细胞已经几乎把气道堵死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支气管镜继续向下推进。我一边用吸引器抽出瘀血和剥落的组织，一边通过支气管镜的顶部把空气送进去。我希望能看见烧伤的尽头。直到进入两根主支气管一半的地方，我们才终于看到健康的气道壁。但就在这时，受伤的气道壁又渗出血来。  

马里奥那张鲜红的面孔已经变成紫色，随着时间一分分过去，颜色越来越深。老板接过我的工作，他顺着管子向内注视，偶尔将长长的支气管镜往下一送，好看得再仔细些。情况已经岌岌可危，我一时想不出什么方案。

不能呼吸，人就会死。

幸好，出血渐渐停了，抽出一些黏液之后，气道也比刚才通畅了。我们把气管造口管塞了回去，重新给他连上呼吸机。他的两侧胸膛还在起伏，两侧肺部也仍在扩张。这本身就是一次胜利，但他能否继续好转，却值得怀疑。我和老板都认为情况很不乐观。  

两天之后，马里奥的左肺萎陷了，我们把同样的步骤又做了一次。情况还是那么坏，气道内的组织不断生长。他连着呼吸机，意识完全清晰，但也非常痛苦。  

窒息是最悲惨的死法。

我不由想起了外婆，想起她如何被甲状腺癌慢慢绞杀。医生也说过要为她做气管造口术，后来却放弃了，于是她只能靠着枕头坐在床上，夜以继日地艰难喘息。

我记得自己曾经设法帮她。为什么就不能把管子再放深些，越过阻塞的区域呢？为什么就不能把气管造口管做得再长一些呢？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却总有人告诉我这不可能。  

根据我在支气管镜里看到的情况，马里奥的情况和我外婆几乎完全相同。他需要一样东西来疏通他的整个气管和两根主支气管，不然他就没几天好活了。我们不能老是用支气管镜来替他疏通气道，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死神即将赢得这场战役，他的镰刀就要落下。  

身为坚定的乐观主义者，我问自己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们能做一根分叉的管子来替代受损的气道吗？老板认为不行，因为它会被分泌物堵住。如果这样可行的话，之前肯定已经有人在癌症病人身上试过了。接着我又想到一个点子——美国麻省的波士顿有一家名叫「胡德实验室」（Hood Laboratories）的公司，他们生产一种硅橡胶管，上面伸出一根侧枝用来做气管造口。这种管子称为「蒙哥马利 T 形管」（Montgomery T-tube），是以发明它的耳鼻喉科医生命名的。也许我该找这家公司谈谈，把我的问题跟他们解释一下。  

当天下午给马里奥做支气管镜时，我测算了用多长的管子才能伸到他主支气管的健康区域。当天晚上，我给胡德实验室打去电话。这是一家小小的家族企业，很乐意帮忙。

他们确认从前没有人试过这个法子，答应为我制作分叉的管子，好伸进马里奥的整根气管和两根主支气管。我说我要得很急，结果不到一周他们就把货送来了。没有附发票，说是很乐意为这个独特的病例出一份力。

接下来，我就得研究怎么把这东西放进去。  

我需要用导丝把这根管子分叉的两头同时塞进两根支气管。但是导丝太锋利，可能损坏柔软的硅橡胶，我需要一种钝而无害的材料来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以前曾用拿弹性橡胶做成的探条来扩张狭窄的食管。

现在我可以用两根最细的探条穿进我定制的这条「T-Y 管」，并把它们分别穿进两根 Y 形分支。我可以将两根探条插进受伤的气管，分两次插进两根支气管，然后再把 T-Y 管套安装在探条上就位。我将这项技术一步步画出来给其他胸外科医生看。

他们一致认为这绝对值得一试：如果不用一些疯狂的新方案，马里奥一定会死。  

第二天，我们将马里奥带进手术室。

先取出气管造口管，再通过他烧伤的喉部插入硬质支气管镜。这一次我尽力减少出血。我们用外科手段扩大气管造口，好方便 T-Y 管插入，然后再借助支气管镜，在直视下将两根探条分别插入右左两根主支气管。每两个步骤之间，我们都为他大力通入百分之百的氧气。一切都很顺利。

我在硅橡胶管上涂了一层情趣润滑液，然后用力插了下去。它的两根分管在气管分叉处分别进入了两根支气管，不断深入，直到再也推不动为止。进去了。比性爱还美妙。老板帕内特把心一横，将支气管镜抽回到了喉部。  

接着他像一个爱尔兰人那样喊了起来：「乖乖不得了！看看这个，韦斯塔比，你他妈真是天才！」在支气管镜下，原本破烂不堪的气管已经换成一根干净雪白的硅橡胶管，它的左右两根分管正好放进了两根支气管，没有扭结，没有压缩，再往下就是干净健康的气道了。  

这时，马里奥的脸已经因为缺氧而发青。

我们都在为手术成功而激动，竟然忘了给他通气。于是我们开始拼命为他吹进氧气。好在通过这副宽敞的橡胶气道，他的肺已经能够轻易扩张了。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

这办法能否持续奏效，我们还不知道，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这完全取决于马里奥是否足够强壮，能否从管子里把分泌物咳出来；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分泌物吸出，通过水平的分管给他通气。

等到他的喉和声带消了肿，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橡胶塞把这根分管封住。到那时，他就能用自己的喉呼吸和说话了，如果它能够恢复的话。

未来还有太多未知，但至少现在，马里奥已经安全，能够呼吸了。当他在十五分钟后醒来时，他的症状已经大大缓解，真太好了！  

我本该为想法奏效而兴奋，但是我没有。当时我的精神很苦闷。我刚刚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儿杰玛，却不能和她一起生活，因为我住在医院里。这在内心深处折磨着我。为了填补空虚，我开始狂热地对所有能接手的病例开展手术。我总在工作，内心却一直躁动不安。  

在此期间，马里奥也顺利康复了，虽然他还发不出声，生活有些困难。

他能从管子里咳出分泌物，保持它的畅通——之前人人都认为这不可能。

接着他出院回到了意大利的家里。令人欣慰的是，胡德实验室开始批量生产这种 T-Y 形支架，还称它为「韦斯塔比管」（Westaby tube）。

我们常常用它来帮助那些下气道有堵塞危险的肺癌病人，使他们不必像我的外婆那样忍受绞窄之苦。

为什么当年在她需要帮助、我备受煎熬的时候，就没有人来为我们做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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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不知道韦斯塔比管总共生产了多少套，但是我知道它在胡德实验室的产品清单上待了许多年。

我最初的手绘图纸发表在一本胸外科杂志上，成为医生的指南。

后来继续做胸外科手术时，我依然用它来解决复杂的气道问题。我往往将它作为临时的过渡手段，直到放射疗法或抗癌药物使肿瘤缩小。

这是我外婆留下的贡献。不久之后，我又得到一个少有的机会，将这种人工气道配合我擅长的呼吸机，一起使用了一回。  

***  

那是 1992 年，我受邀去南非开普敦参加一次研讨会，纪念克里斯蒂安·巴纳德（       Christiaan Barnard）开展世界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二十五周年。

会上，杰出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苏珊·沃斯卢（SusanVosloo）要我去看一个两岁的孩子，他是红十字儿童医院收治的患儿，已经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小病人名叫奥斯林（Oslin），住在开普敦机场和市区中间一块辽阔的贫民窟里，那是一亩连着一亩的铁皮屋、木棚和帐篷，水是半咸的，几乎没有卫生设备。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个快乐的小家伙，油桶、铁罐和木块都是他的玩具。他不知道还有别样的生活。  

一天，他家的煤气罐出了故障，在棚屋里发生爆炸，点燃了墙壁和屋顶。奥斯林的父亲当场死亡，奥斯林的面部和胸部也严重烧伤。更糟的是，他还像马里奥一样，吸入了爆炸产生的炙热空气。

红十字儿童医院的急诊部救了他一命，他们抢在他窒息之前给他插管通气，还用静脉输液和抗生素为他治疗烧伤。小家伙不会被外部的烧伤杀死了，但烧坏的气管和主支气管却仍足以致命。要是不用支气管镜反复清理气道内的死肉和分泌物，他就难逃窒息的命运。不但如此，他的面部也严重毁坏，眼睛几乎失明，也无法吞咽食物，只能吞咽自己的唾液。他们直接往他的胃里接了一根管子，喂他流食。  

当时，苏珊恰巧在期刊上读到一篇文章，里面介绍了马里奥的伤情和我设计的管子。虽然奥斯林比马里奥小得多，她还是问我能不能做些什么帮帮他。我第一次见到小家伙时，他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汗衫，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正在病房里背对着我骑一辆儿童自行车。苏珊叫了一声，他回过头来。看到他的面孔，我倒吸一口冷气：他的头皮前面没了头发，也没了眼皮，只剩下白色的巩膜、一只严重烧伤的鼻子和两片嘴唇。

他的脖子上布满挛缩性疤痕，脖子中间有一根气管造口管。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令人心碎，那是一种从浓稠黏液中挤出的嘶嘶声，先是吸气时一声长长的杂音，再是用力吐气时一声尖利的气喘。这简直比恐怖电影还要恐怖，悲惨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可怜的孩子，他应该和爸爸一起炸死。那样也比现在仁慈多了。」  

奇怪的是，他看起来很快乐，因为他在爆炸前还从来没骑过自行车。我跪到地板上和他说话。他的眼睛正对着我，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我的脸，因为他的角膜是浑浊的。于是我牵起他的小手握在手里。这当口，我没法做到客观。我一定得帮他，即使我不确定该怎么帮他。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这时我已经是牛津的心脏外科主任了，必须赶回医院去做手术。开普敦没有韦斯塔比管，即使有也肯定无法植入，因为成人使用的型号太大了。我能不能说服波士顿的胡德实验室做一副小点的？大概可以，不过时间大概不够——要是奥斯林在接下去的两周里感染肺炎，那他肯定会死。  

第二天我就要飞回希思罗了，所以我没有到港口去吃午餐，而是要苏珊带我去看了奥斯林生活的镇子。开普敦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城市，但这时我看到的却是以前从没见识过的一面：连绵数千英亩的穷苦和堕落，走在这里最好有武装保镖的陪同。过几周我会再来，等我有了合适的管子和合适的手术策略——飞机上的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很快在脑子里想通了一切，没等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我就已经列出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我在三周后回到了那家儿童医院。当地发起了帮助奥斯林的募捐活动，他们也打算支付我的出诊费用。但是钱对我并不重要。我是一心想帮这个男孩，仿佛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孩子。我猜想有数千名越南儿童因为燃烧弹遭受了同样的苦难，但是我没见过他们。我只见过奥斯林，我关心他。红十字儿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关心他。也许整个开普敦都在关心他。当我乘出租车从机场到达市区时，我看到一根根路灯柱上贴着「英国医生飞抵南非挽救贫民窟垂死男孩」的新闻公告牌。仿佛在叫我别有压力。  

我在医院里第一次见到了奥斯林的母亲。煤气罐爆炸时她正好在外工作，逃过了一劫。眼下她显得很消沉，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同意书的内容就连我也没怎么看懂。  

我们在第二天上午做了手术。我在术前修剪了成人用的韦斯塔比管，将两根支气管分管、用作气管造口的 T 形部件和放置在声带下方的顶端都改短了。但是即便这副改短了的成人管，也依然无法插进这个两岁儿童布满疤痕的气管里。我的目标是围绕着管子重建他的主气道。如果成功的话，他就会拥有比事故前更粗的气道。  

显然，在重建手术期间他无法自主呼吸或用呼吸机通气，于是我们决定用心肺机为他供氧。这意味着我们要像心脏手术那样切开他的胸骨。这台手术的难点在于从胸部正面的切口进入整个气管和主支气管，而这些结构都位于心脏和几根大血管的正后方。  

手术前，我已经在牛津的解剖室里对一具尸体成功操练过一遍。只要在主动脉和相邻的腔静脉周围束一根悬带，就能将它们拉到两边，露出心包的背面，这就像拉开两幅窗帘后看见窗外的一棵树一样。然后再在主动脉和腔静脉之间竖切一刀，就能让气管下部和两根主支气管都露出来。  

我的计划是将这些受损的气道切开，放入改短了的 T-Y 支架，然后我们再修补切开的气道正面，并用奥斯林自己的一片心包来盖住支架。这就好比在一只磨损的外套袖子上缝一块手肘补丁。

就是这么简单。他的气道会在支架周围愈合，等到组织全部长好，并在硅橡胶管的周围定型，我们或许就能将这副义体取出了。总之这就是我的计划——也许更实在的说法是我的「幻想」，但是除我之外，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切口从奥斯林的颈部——就在喉的下方——开始，向下一直延伸到胸部末端的那块软骨。由于他身子消瘦，无法进食，体内没有脂肪，所以电刀径直切到了骨头，接着我们又用骨锯锯开了胸骨。我切掉他多肉而累赘的胸腺，然后切到发炎气管的上半段，整个过程，呼吸机都在通过气管造口管给他通气。在拿掉造口管、暴露气道的其余部分之前，我们先要给他连上心肺机。

金属牵开器撑开他那布满疤痕的小小胸膛，露出更大的一块纤维心包。我切下它的正面，准备待会儿用作气管补丁；我看见他那颗小小的心脏正欢快地搏动着。我很少看见这样一颗正常的儿童心脏，我见到的大多是畸形而挣扎的病态心脏。  

当我做好切开气管的准备时，我们启动了心肺机。这下肺部空余下来，我们就能把受污染的气管造口管从清洁的术野中取出了。从造口向内看去，损伤的情况一览无余。可怜的奥斯林简直是在用一根污水管呼吸。

我用电刀切开了整条气管，然后继续切开两条主支气管。我差不多切到了能够切开的最底位置，才终于看见了正常的气道内壁。大量浓稠的分泌物从堵塞的气道中涌出，我们将感染组织从内壁刮除，内壁不出所料地出血了。  

好在电刀终于止住了出血，于是我们将洁白发亮的 T-Y 管塞进奥斯林的气道，又在上面盖了一块他自己的心包。我最后调节一次这个橡胶圆筒的长度，使它的长短正好合适，然后缝合那块心包，把植入物包在里面。这个结构必须是气密的，要不然呼吸机就会把空气吹进他颈部和胸部的组织，让他像个米其林轮胎人那样膨胀起来。我们将这副崭新的呼吸管连上呼吸机，然后朝他的小小肺部吹气。没有漏气。他的左右肺都能正常地鼓胀收缩。手术室里一片兴奋。这个高风险的策略生效了。  

奥斯林的心脏脱离心肺机搏动起来，肺部开始自由起伏，呼吸机需要提供的压力也比之前小了许多。我们的麻醉医生小声说：「真不可思议，我绝对想不到这会成功。」我关闭了心包后壁，盖住修补的地方，然后吩咐住院医师放置引流管，关闭切口。  

透过手术室的窗户，我们看见奥斯林的母亲坐在等候室，她的脸上仍没有表情，身子因为恐惧而僵硬。我本以为她听到手术成功的消息会反应强烈，但她的情绪已经耗尽，表露不出释然的表情。她只是伸出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她轻轻说了声「上帝保佑你」，接着两行泪水沿着她布满痘疮的脸颊蜿蜒流下。无论如何，我祝愿她以后生活得更好。  

重症监护病房的人很高兴能把奥斯林接回去。他们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来做心脏手术的贫民窟孩子，有几个护士也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他们过去几周一直在照料奥斯林和他沮丧的妈妈，眼看着母子俩的状况越变越糟。而现在，「英国医生」飞到南非来挽救「贫民窟男孩」，并成功把他救活了。我很自豪。我想我现在该在落日余晖中打马而去。  

奥斯林一天天恢复，已经能通过脖子里面的白色橡胶管自由呼吸。

他还是不能说话，但是移植了新的角膜。

在呼吸的同时能够看见，他已经心满意足。这个小家庭搬到了城市外围较好的社会福利住房里，房子很简陋，但很干净，也比以前安全。奥斯林的身体还不稳定，一次胸部感染就会要他的命，因而在手术后的前几个月里，我经常打电话到开普敦去了解他的情况。

他恢复得不错，他妈妈在服用抗抑郁药，也好一些了。于是我不再打去电话。  

十八个月后，我收到红十字儿童医院的一封信。奥斯林在家里死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世界上的事，有时就是一滩烂污。  


     [1]      医学名词，指对于某种疾病发展过程和最后结果的估计。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108楼 cyec说：
大望路女司机见闻录

这是一个从网约车女司机视角延伸出去的城市视角，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有边缘人的挣扎，也有普通人的温情。这是大望路女司机笔下的乘客生活，却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109楼 cyec说：
第一个故事

差不多的模样，差太多的人生：我是按摩女郎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切格瓦拉

1

「遇到客人乱摸的啊，我也不会说啥。出来都为了挣钱，闹得太僵以后活儿不好干。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再干那档子事儿的。」 陈秀莲一脸严肃，非常认真地强调。

眼窝下的细纹提示着陈秀莲她已经不再年轻，无论扑上几层的粉底液，细细的纹路还是在眼袋下若隐若现。陈秀莲 37 岁，是一名做按摩理疗的按摩师。虽然更多的人喜欢称从事这个行业的女人为：「按摩女郎」。

「干这一行，遇到有歪心思的男顾客那都是正常的。添点钱加个钟，只要给钱我一般都能接受，乱摸啊，打个飞机啊，都没啥。但是绝对不再干那事儿，这是我的原则。」陈秀莲歪着头斜眼盯着车前方的雨刮器，尽量压住嗓音，云淡风轻地说。

陈秀莲出生在福建宁德的一个村子里，村里盛产茶叶，她们家建在一个半身腰上，山腰上零星散落着十几户人家，山脚下有一条傍着河流的小山路，那是唯一通往城镇的路，蜿蜿蜒蜒，曲曲折折，秋天堆满了落叶。她小时候就和姐姐在小路上捡叶子，山里的风很清新，带着茶叶的芬芳吹翻了两个姑娘的花裙子。这种快乐的记忆持续到 11 岁，姐姐就被送到了邻村做媳妇，他爸骗人家，说女儿已经 16 了。

姐姐走了以后，陈秀莲就和哥哥开始干农活。她幼小的肩膀上扛着耕地的犁左晃右摆，吃力地往前走。一抬头就看到了姐姐，姐姐穿着红花的睡衣，脚上踩着拖鞋，眼睛和额头是一块块的青紫色。她还没跑到姐姐跟前，就看到姐姐后边出现了几个光膀子的男人，拖拽着把姐姐拉走了，姐姐使劲儿挣扎，地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鞋子划过土地的沟。

后来陈秀莲知道姐姐嫁的男人家暴，他们花了 1 万块钱买了姐姐发现她只有 13 岁，根本生不了孩子。所以那男人每天喝了酒就打她。陈秀莲跟着父亲屁股后面打转，「救救姐姐啊，救救姐姐啊。」

「救什么救？人家给拿了钱的，你哥不得结婚呢。家里没钱，你哥就得一辈子打光棍，咱陈家就得断后。」父亲扭过头，气急败坏，唾沫星子溅在了陈秀莲的脸上。

从那以后，11 岁的陈秀莲就晚上再也没有睡踏实过，她经常会做噩梦梦到姐姐被打，梦到自己也被卖，梦到父亲飞溅的唾沫星子。忐忑中到了 13 岁，她做了一个决定。去救姐姐，并且一起逃走。

按照陈秀莲的计划，一切进展得很顺利。她和姐姐走了十多里地的山路，饿了就吃背篓里的红薯，渴了就蹲在溪边用手捧水喝，在天亮之前她们到了崔姐家，一个每年带姑娘去大城市的阿姨。就这样，她和姐姐来了北京。

那是 1996 年的北京，那时候街上自行车很多，小汽车也开始在大街上穿行。那是陈秀莲第一次见小汽车。「头是方的，有四个轱辘是圆的。噌的一下就从身边飞过去了。」陈秀莲想起第一次见小汽车的场景还是满脸的惊喜。她和姐姐被安排在平谷的一个玩具厂做玩具到 15 岁，然后她们就下海做了小姐。

起初陈秀莲并没想过走这条路，她想的是在玩具厂再打几年工攒了钱去读个成人教育。但是后来她爸打听到了她和姐姐的消息，直接带着两个姑父来北京的工厂闹事，还威胁她姐，以后不每个月给家寄钱，就把她的地址告诉那个邻村家暴的男人，还要把陈秀莲抓回去也卖给同村的一个光棍瘸子。

刚开始只是寄钱，后来每个月要的越来越多，父亲的要求变本加厉。后来陈秀莲在崔姐的暗示下，和姐姐开始学按摩，做了站在门口五颜六色灯光下的按摩女郎。做了按摩女郎以后，赚的钱多了，可以寄回家里，自己买衣服，让哥哥娶媳妇，一切看上去如此合情合理，又那么的轻而易举。

2008 年，汶川地震，神舟七号发射成功，三鹿奶粉被爆三氯氰胺，李明博当了韩国总统，北京扫黄打非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2008 年 7 月 6 日，陈秀莲第 7 次进公安局。她走出派出所门口，七月的北京炎热难耐，阳光晃进眼睛里阵阵的发疼。她摸着自己的小腹，决定金盆洗手了。那一天，是她 28 岁的生日，她怀孕了，孩子并不知道是谁的。

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年，她又出来做了。「一个女人没文化只能干这个！不然还能干点啥！但是我不会再出卖自己的身体了，我就单纯的按摩。」陈秀莲讪讪地说。

现在足疗店里依然有姑娘出去陪客人的，陈秀莲并不会劝谁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啥到底是好啥到底是坏，说不清楚的。」她眼睛里有束光。

冬天，北京的黄昏来得急，暮色中几只流浪猫在车底下喵喵叫。陈秀莲把藏在楼梯口的猫粮拿出来，小心地洒在草丛里。

「陈秀莲，上钟了赶紧的！」从窗户口探出老板的头，急促地叫着她。

「来了来了。」陈秀莲扶着楼梯扶手一个健步往上冲。

暮色降临，整个小区变得热闹了起来。几个女人提着音响在小区里开始跳广场舞，遛弯的老夫妇挽着胳膊在小区里散步。几只流浪猫围着猫粮，静静地吃着。

2

枕头底下的手机嗡嗡作响，李颖睡眼惺忪地探索着摸到了手机，关上了闹铃。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整，还可以再睡半个小时。十一点半，老板娘清脆的高跟鞋声在走廊里准时响起，推开门，尖着嗓子：「起来了都起来了啊，上班了上班了。」

李颖缩紧身体，打了个喷嚏，一股寒气从门外涌入屋内。在这个不足 30 平的隔断房间里住着 10 个女孩，冬天是没有暖气的。不过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个提供住的地方总比租地下室要舒服。李颖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老板娘咚咚咚先敲了上铺的床板，然后又来掀开一个个下铺女孩的被子。女孩们惊慌地穿起鞋子，一边扣纽扣一边往洗手间跑，卫生间不时发出响亮的小便声。自来水龙头前已经挤了三个人，李颖用手捧了水往脸上浇。「水真凉啊。」李颖又打了个寒颤。

十二点，李颖和其他姐妹们来到了**温泉会所，这是她们上班的地方，而她，是一个入行 1 年半的按摩女郎。化好妆，穿上工服短裙，挤出丰满的胸部，一天的工作即将开始。李颖走到一个狭小又幽暗的包间里，一张软绵绵的按摩床边，等候客人的光临。对于按摩女郎来讲，中午 12 点是清晨，凌晨 4 点后才是可以休息的夜晚。

117 是李颖的编号，每次服务结束她都会习惯性地和顾客说：」我是 117 号，您下次报我的号就可以找到我了。「她擅长的是足部护理，包括泡脚、修脚、修指甲、穴位按摩。和同龄的十八九岁的姑娘不同，她并没有觉得抱着一个臭脚丫子有多么的脏，也并不排斥。做的时间长了，她会觉得她修过的脚是一件艺术品，当顾客夸赞她做得好的时候，她会暗自得意。对她而言，做按摩这个职业没什么不好，除了会遇到用脚踢着她胸，故意猥亵的男顾客。

「长这么丑，我愿意摸你两下那是我给你脸！」男人挺着肥大的肚腩指着李颖鼻子骂。19 岁以前，每个见到李颖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诶呀，这个姑娘怎么这么好看」。那时候她在广西最大的一家商场里做导购，这个商场对于导购最大的要求就是「长得美」。

19 岁 7 个月零 19 天的时候，她在街上收到了一个美容院的传单，邀请她去做免费的水光针美容注射，还承诺效果好给她 1 万块的代言费。然而，注射后 3 天后，整个脸都肿了起来，满脸都是小针眼，整个脸都是红斑，鼻子因为注射了玻尿酸竟然也塌陷了下来。从那以后，皮肤每况愈下，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别人眼神里都写着：「哎呀，这个姑娘怎么这么丑」的那种人。也正因为如此，她进了按摩这一行。

来北京将近两年，李颖每年过年都没有回过家，春运车票难买，而且走亲戚串门也都需要钱，所以她每年过年都是留在岗位上的按摩女郎。虽然过年不回家，但她却会在每年农忙的时候回家干农活。哥哥需要娶媳妇，弟弟需要上大学，爸爸糖尿病要吃药，需要钱的地方太多。

「我当然不会跟家里人说我是按摩女。虽然我真的什么亏心事都没做过。」李颖垂眸，目光悠远。「这个社会就这样，所有人都是带着标签的。比如我是按摩女，比如你是司机。」她打趣着说。

李颖有一个男朋友，是个偷手机的，平时流窜在大望路附近，偷了手机再卖给二手贩子，每偷一个赚 1500 元。这些她都是一个月前才知道的，因为那个男朋友被警察抓走了，那时候她还正寻思着，也许 2018 年过年，她就可以带这个男人回家看看了。然而现在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仍然是找到一份真挚的爱情。她打算多攒些钱，回到陕北的老家开一个水果店，找一个踏实本分的男人，好好过一辈子。

这一年秋忙，李颖又请假回了家。她左手提着在绝味鸭脖买的 40 块钱的鸭脖子，右手提着一箱蒙牛的纯牛奶，走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此时陕北的这个村子已经进入了暮色。暮色中，庄稼汉子仍然在田里耕种，路的前方有一只羊，它头一直抬着，向着天空，低低地吼叫，声音在山谷里穿行，一直传到山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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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回到了北京找我喝酒，酒过三巡她喝多了。12 月的北京并没有下雪却也有点冷。刚走出酒吧，李颖脱掉大衣，在门口左扭右扭地跳起了舞。

「我就是一个按摩的啊，我不是妓女！不是妓女！」她挪动着纤细的腰肢，抬起胳膊，转着圈，翩翩起舞。

「恩，我们都插手不了别人的人生，我们能做的，只有善良。」我默默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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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10楼 cyec说：
第二个故事

不同的受精卵住过你的房子

「钱是个好东西，穷的时候想，宽裕点的时候还是想。」

1

「你二表姑明天去北京了，你记得去接一下。」挂了奶奶的电话，我脑子里在回忆二表姑。

第一次见二表姑的时候大概在 10 年前，那会儿我还在上初中，我们一家人由奶奶带队去了二表姑家，因为二表姑要生二胎了。

二表姑家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小村里，那里是林区。村庄坐落在山谷和树林中间，村子东西两边，串着一条小溪。清晨，小村的上空是袅袅的炊烟，菜园里有绿油油的韭菜，红彤彤的辣椒，亮晶晶的黄瓜。去村庄的路上，路有些坑洼不平，一路很颠簸。路两边是松树林，松树林的缝隙里，偶尔可以看到错落有致的玉米地。

那是 15 岁的我对二表姑家的所有的记忆。

2

清晨五点，我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我远远地看到一个微胖的女人从到达口 11 往出走，我打开手机看奶奶发给我的照片。国字脸，高鼻梁，眼睛大，颧骨高，脸蛋上还有两片红。

我正看着照片认真比对着对面的女人，她已经一路小跑过来敲我的车窗：「姑娘啊，是我啊。」

熟悉的东北口音和高高的颧骨让我大概确定了她的身份。「表姑！」我笑着去打开副驾驶的车门锁，给她开了门。

不同于儿时的记忆，此时的表姑皮肤已经蜡黄且粗糙，还留着长头发，马尾辫扎在脑后。看得出来，头发是烫过的，几个卷还在半卷不直地耷拉着，耳朵上坠着两个银色的圆状小耳环。

「姑娘啊，现在在北京干啥呢？」我把她的行李箱放到车后，刚坐到座位上，她就急着问我。

「就是拉拉活儿。」我笑着回答。

「拉拉活儿啊？就是出租车司机吗？能赚上钱吗？我看你这车跟那出租车长得也不一样啊！」她挪了下屁股，侧过身面向我，严肃地问，仿佛对我的回答充满了好奇。

「对，表姑。偶尔写稿赚赚稿费。」我俯身，把副驾她的安全带拽过来系好。

「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在北京够花吗？」她眉毛上调，眼睑处多了一个小坑。

「多少钱不一定，看情况，够花。」我看着车窗前方渐渐变宽的马路，想到每次回家，家人也都是类似的问题，这些都是无论亲戚远近的必要盘问。

「哎呀，小姑娘出门外的可是不容易。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挣多少钱花多少钱！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咯！」她撇了撇嘴。

「那姑娘你现在有对象了吗？」她转正身子，用手蹭了蹭鼻子。

「还没呢，表姑。」我保持着我的好脾气，笑着回答。

「没有呢啊，也行。反正也年轻。」她若有所思，眼神开始望向窗外。

气氛有点尴尬，我在想，应该问点什么。「来北京要做什么？」「住的地方都安顿好了吗？」「表姑夫和表哥怎么样？」我脑子里想着各式适合寒暄的问题。

正在我酝酿如何开腔的时候，她说话了：「姑娘啊，我看不然你跟着表姑干得了，大概也就十几个月吧，一共能赚上个二十多万，这活儿也不累。」

我有点诧异，什么样的活儿可以来钱如此快？而且还不累？现在传销的名目五花八门，每个都宣扬着低投入高产出，表姑多半可能是被骗了。

「就是，就是……」她有点说不出来。

「代孕！」她下了决心脱口而出，用手撸了撸胳膊上的灰色套袖。

「代孕」这个词，我只在新闻和书里看过。对身边人，尤其是亲戚从事这个行业我很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3

原来，二表姑来北京是做代孕的。她做这个行业已经快 5 年，在代孕圈混得可谓风生水起，是她所在的**国际代孕公司怀孕成功率最高的代孕母亲。从 2012 年到今年，她已经成功帮助客户生了 4 个小孩，累计赚了快 100 万了。

在我们陆续的交谈里，我大概了解了这个隐秘的地下代孕工厂的整个产业链。

表姑最初是被同工厂的女工张霞介绍来到这个代孕公司的，那时候是 2012 年，表姑听同村女工介绍说条件怎么怎么好，能赚特别多钱，就和几个姐妹一起来了北京。

当然，表姑那时候不知道她即将做什么，也不知道介绍她去的那个看着老实巴交的负责给她们打饭的女工，从她们每个人身上拿到了 1 万块的介绍费。她不知道的有很多，唯一笃定的是她要挣一大笔钱回去，把老家的老屋好好装修一下。

这些同乡的姐妹几乎都是至少生过一胎的女人，对于生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表姑和一行人来公司以后，经过公司的培训、体检，签了一大堆的表格和协议以后，很快就开始等待他们的客户了。

移植之前，还要进行体检。表姑的子宫内膜厚，体检直接就过了。而自己同村的姐妹有两个都不达标，需要注射黄体酮，吃补佳乐来增加子宫内膜厚度。

表姑很幸运，刚没等两天就赶上了一对失独父母的订单。这对父母 50 多岁，他们 20 出头的儿子在不久前的一场车祸中丧生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两口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最终在老同事的鼓励和介绍下，想做代孕再要一个儿子，并且是和自己儿子长相一样的儿子。这个订单要求比较高，公司在寻找了体貌特征和逝去儿子及其母亲相似的女孩的卵子以后，和老父亲的精子进行了体外受精。

这是一项可以称为「高精尖」的医疗技术，获得胚胎以后，表姑要进行的就是把这个胚胎移植到她的子宫里的手术。

表姑的子宫就像一个被租赁的房子，房子里住着不同的孩子，房子是自己的，孩子虽然住过，却在 DNA、亲子鉴定和血缘上没有一点的关系。

表姑说做手术之前她特别紧张，她有一次还想不然逃出去吧。她蹑手蹑脚地开了门，走下了这个自建的民居二层小楼，推开门，除了满眼的黑什么都看不到，连个路灯都没有。她再迈出一步的时候，发现门口蹲着的黑色拉布拉多正望着她，黑洞洞的眼神直直地看向她，她吓得想喊一声，又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还好，狗并没有叫。

第二天，表姑就被带着去做胚胎移植手术了。表姑体格健壮，一生没生过啥病，最怕去医院。自己生的两个娃都是在家里接生婆给接生的。不过她被带到的并不是医院，而是一个有着自动门的白色房间，房间上有个牌子「实验室」。

实验室里，她看到了四名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和一张手术床。她们自称为医生，这些医生有的是公立医院兼职出来做，有的干脆辞了职专职做这个，代孕公司要给他们支付的费用每年都在百万以上。四个女人口罩遮得很严实，只能看到两只很淡定眼睛。

表姑躺到床上，等待手术。她心里想着会发生的各种意外和疼痛都没有发生，她只感受到自己的阴道口被一个冰凉的东西打开，有个细细的类似管子的东西把什么注入了体内，不疼也不痒，就结束了，全程只有 4 分钟。

做完胚胎移植手术，表姑在两个男人的搀扶下上了车。表姑坐的车一直都拉着窗帘，看管人员不准许拉开窗帘，为的是让代孕者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哪里。随后车子七拐八拐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后，表姑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住所。

「我跟你说实在的姑娘，我觉得这个生孩子其实挺舒服的。因为有人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睡都有保姆照顾你，啥家务都不用干，产检的时候也有人专人陪你去，记下一些你要吃啥补充啥，注意啥。她们给你去拿药然后再送你回家。」表姑说。

还记得那次去表姑家，表姑二胎即将临盆。为了迎接我们，她依然大着肚子给我们做饭，准备水果，奶奶连连摆手说：「小琴你什么都不要干了，这马上要生的人了。」

当时二表姑一脸憨厚，咧开干裂的嘴唇说：「没事没事啊，我这啥时候都干，不分怀不怀孕。」

相比农村生活，代孕以后的生活无疑是舒适的。每天吃好喝好，躺着就可以赚钱。

从那以后，她就不再想跑的事儿了。她所住的房子，只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同乡阿芳。阿芳所服务的客户比较特别，她的客户是一对同性恋夫妇，同性恋夫妇在欧洲注册结婚，想生一个中国宝宝。

作为代孕母亲，平时工资一个月 2000 元，怀了孕每个月加 1 万，5 个月以后每个月就 2 万块钱，最后到生产完，就会把剩下的所有钱都结了，一共能拿到 20 多万。孩子要是超过 7 斤，每多一两就多给 500 元。

孕期，表姑和阿芳两个人每天在屋子里唠唠家常，彼此安慰，想象着一切结束后，两个人拿到 20 万要做什么。经常聊着聊着就笑出了声。20 万，是一个农村家庭 10 年的收入。

表姑有时候也会想丈夫和儿子，一边摸着自己隆起的小腹，一边看着天花板出神，窗外有鸟叫，好像是布谷。可能春天快来了，表姑想。

差几天十个月的时候，表姑生下了一个八斤九两的男孩。入院前，公司已经用客户的信息给表姑办了住院，同时表姑还获得了一张是自己照片，但名字和家庭住址信息都是客户信息的假身份证。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孩子能获得一个合理的出生证明，以便落户。

当表姑看着那个白白净净的男孩，眨着眼睛望向自己的时候，她禁不住掉下了眼泪。想着这个十月怀胎的宝宝在自己的身体里孕育，成长，她心里五味陈杂。

出院的那一天，客户在门口等着陪产人员把孩子送到手里。客户是并不想被代妈认识的，因为未来保不齐会出现什么争子大戏或者伦理风险。客户希望在拿到孩子的一瞬，和这个公司，这个代孕母亲，甚至代孕这个词再无瓜葛。

据表姑讲，代孕公司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已经形成了一条缜密的婴儿生产线。销售人员负责去医院买客户的材料，主要是医院的生殖科，几千块钱可以买几百个用户的资料，销售人员会打电话推销代孕服务，价格是 70 万起，最高可以到 150 万，可以分期付款，也可以全款付。后勤人员会负责照顾代孕妈妈，包括洗衣做饭，陪产等。

这是一条隐秘而庞大的生产线，每一个环节都有人为此兢兢业业。他们所面临的客户，有不孕不育的夫妻，有因为二胎政策想要孩子但如今已大龄的夫妇，有同性恋者，有失独家庭，也有自己不愿意生孩子的女人。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有人提供服务，有人愿意买单。

4

「姑娘啊，跟着表姑干吧。你太年轻了，不用去生孩子。你长得好看，个子高，学历也高。你去我们公司，捐卵吧。」二表姑看我目光呆滞，突然继续问。

「捐卵？你们公司还有这个服务？」我看向表姑。

「都有。有的夫妻就想要孩子好看的，老婆的卵子不行，就得让老公和好看的女孩的卵子整一起，然后冷冻上。我跟你说姑娘，你这个水平的哦，卖个十几万没问题的咯。」二表姑边说边打量我，仿佛在扫描一件物品。

我突然想到某一年过年回家，奶奶训斥叔叔：「你看人家小琴（二表姑名字），女孩子家家的啊，全国各地做生意，现在赚了不少钱，家里的盖了两个房子了，装修一个赛一个的好，你们这些男孩儿啊都不如人家一个姑娘家。」

我记得叔叔羞红了的脸和奶奶恨铁不成钢的眼神，那是儿时的我第一次感受到钱所能给人带来的羞耻感。

清晨五点四十，到了表姑写给我的北京某花园小区。我卸下行李，本想送她上楼，她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事儿你不干就不干，别跟别人瞎说啊，也千万别跟家里人说。」

「那，表姑夫一直也不知道呢？」我问。

「他咋不知道，他早就知道了，一早说不让不让的。见到钱以后，啥都不说了。一个种地的农民一辈子都见不上我带回去的那么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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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楼 cyec说：


第三个故事


服务过 1000 位美女后，我决定去整容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木心



「你看，司机，我是不是有白头发了！」她把头靠向我，低得很深。

栗色的发丝自然地垂下，阳光跳跃在上面映着不大的光斑。

「只有一根，就一根。」我强调说。

「那就好。」 她深抒了一口气，头靠在副驾的玻璃上。

她叫王昕，26 岁，在北京做美甲师。

她的故事都和漂亮有关。

1

23 岁，大专毕业。王昕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去整容。

毕业证塞回到印着香奈儿标的黑色菱格包里，这个包是她从二手闲置网站上买的。卖家说是正品，是香奈儿代工厂产的，只要 1000 元。

她立马了转了账，她并不想纠结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真的她根本买不起，五位数的包包不如攒下来整容，一本万利。

北京的深秋和冬天一样冷，虽然捂着厚实的毛衣，王昕还是缩成一团。她坐在公交车上，往窗外看。泛黄的叶子飘乎乎地旋到地上，没有方向。路边有人在卖糖炒栗子，纸袋子包住栗子，甚至能看到糖冒出来的热气。

「等都弄完，就来这儿买一份。」王昕暗自跟自己说，双手紧紧地按住包包里鼓起来的尖角。毕业证仿佛要穿过包的黑色纤维，也到外面透口气。

「你做好准备了吗？」微信有新消息通知，来自于陈姐。

陈姐是王昕做美甲的客户，她整容的大部分动力来自于这个头像面容精致的女人。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陈姐家时的情景，那是北四环的一个别墅区，绿化做得很好，偶尔还有几个孔雀在园区里晃荡。保安西装革履，腰板儿挺得直，手上还戴着白手套。

空荡荡的二层别墅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开了门，那会儿王昕看到陈姐，瞬间明白了她能住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这个女人实在太美了。完美的脸型，完美的鼻子，完美的大眼睛，除了完美，王昕想不到更贴切的词可以形容陈姐。

接触得久了，陈姐开始告诉她，其实自己是个人造美人。陈姐翻出一张张相册里的照片，那是每一次整形的改变。王昕看得愣住了。她有种错觉，仿佛在陈姐整容之前的照片里看到了自己。对啊，那个没整之前的陈姐，明明和自己很像啊。

王昕的长相不能说丑，但确实不好看。单眼皮小眼睛，脸圆有痘，尤其到了夏天，她的脸每天都冒着油光，在那个蒜头鼻上熠熠闪光。她随身带着几张吸油纸，没事儿就吸一吸。当看着透明的吸油纸变成了黄色，她会忍不住叹气。因为那张吸油纸好像自己的青春期，油腻而没有希望。

「准备好了。嘿嘿。」王昕回陈姐。

从学校到整形医院公交有 7 站，下了公交只需要走 500 米就能到那个写着「美丽人生，从此开始」的标语，那就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并不是第一次去这里，在做决定之前，她已经来这里踩点 8 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前台的女孩双眼皮还肿着，如今前台女孩已经笑颜如花，眼睛至少大了两圈。

「手术方案就是这样，你确定了吧？」整形医生已经在王昕的脸上画了横七竖八的线，她需要调整的地方很多，手术费用要 32000 块。

「确定了大夫。」王昕笃定地回答，边说还边抖腿。

医生夸王昕勇敢，整个面诊的过程她都冷静克制。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抖腿不代表自己什么都无所谓，而是她在掩饰裤管里哆嗦着的腿。

当然，32000 块对于刚毕业的王昕来讲不是小数目，这是她省吃俭用加做美甲打工攒下来的血汗钱。

王昕没课的时候，会在一个美甲美容的 APP 做兼职。她没经过什么培训，天生对指甲和指甲油莫名的喜爱。她什么指甲都能做，只要客户有需求，她都能超出预期完成。做美甲久了，她发现，接触到的女孩个个都很漂亮，极少数有长得丑的。而这些客户们也在不停地给她讲述，变美以后开挂的人生。

「我跟你说啊，整了以后，你不仅能找到好工作，还能找到好老公！整容嘛，不过就是需要点钱，再加点勇气！」余阿姨相同的话跟王昕重复过好几遍。余阿姨已经 50 岁了，她还在打玻尿酸，肉毒杆菌，每个月还找王昕做一次美甲。

女人对于美的追求，不分年龄，不分阶段。她们都说，女人只有漂亮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王昕不想主宰命运，她只想不被命运拖着走。

「有个段子说啊，宁可美得千篇一律，也不能丑得千奇百怪。你现在的付出，等你恢复了以后，就会觉得很值得了。」穿上手术服，医生最后一遍跟王昕做心理建设。

王昕用力点头，用手拽住医生的衣角。「大夫，这事儿就靠您了！」

「你放心！你这手术不大，保管成！」医生把王昕的手扯下去，坚定地回答。

医生是个约莫 50 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下巴上有颗痣，又大又黑亮。他做过上千台手术，摸过上千个女性的脸。他成功过，但也失败过。那些失败的案例窝在心底的角落，被锁起来，蒙上了尘。

王昕上午十点到医院，下午一点推进了手术室。

2

变好看以后，王昕感觉最大的变化是身边的好人突然变得很多。

她问路的时候，总有人耐心地指点。面试的时候，会得到很快的反馈。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也会耐心而细致。整容之前，她从来没发现原来身边的人都能如此友善。后来她发现那不是心理作用，漂亮就是加分项，体现在方方面面。

她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所笼罩。冒着热气的糖炒栗子，泛着水光的无籽西瓜，风儿又轻又温柔，无论在哪里，她都想挺直腰板，咧开嘴开心地笑。

有很多道理是她变好看以后才明白的。比如什么服饰穿搭根本没那么重要，一张好看的脸抵过万千搭配。

她整容恢复好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一书架子上的书都推倒，一本一本的装进白色编织袋里。

午夜十二点，她提着重重的袋子跑到楼下的一个小角落。扑通一声，书从袋子里都滚到了地上，火柴的火光亮起来，王昕一本本烧。

「《活出生命的意义》，呵，长得好看才有资格谈生命的意义。」她把灰色封皮的书一页页撕下来，红色的火苗窜得老高。

火光里，她脑袋昏昏沉沉，在窜起的火苗里她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的自己。龅牙，下巴歪着，嘴唇也向外张着。

青春期时，王昕开始明白自己有个无法改变的缺陷，那就是长得不好看。

老师说人丑就要多读书，于是她拼命读。书店里她最喜欢的分区就是励志区，那里堆放着大量的励志书籍。有人身残志坚，有人克服缺陷，有人诚恳又乐天。她试图在每个故事里找到自己动力的来源，有时候也能成功说服自己，但是一本书的励志功效最长只能维持一个月。

励志功效过去，王昕就会陷入自卑的循环里。她很少照镜子，也不愿意看到自己。

「没有人会愿意通过你不好看的外表，去了解美丽的内心啊！」李姐那天一本正经地跟她说。李姐也是王昕的长期客户，她做了一个土豪的小三。她外表靓丽，身材苗条。她跟王昕说，女人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不然就不能怪别人对你狠了。

那天晚上她辗转反侧，对自己二十几年的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她明白了三段表白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长得丑。曾经她还天真地以为，凭借她是学生会主席，年年都会拿奖学金，还能拉上两段悦耳的小提琴，所有人都肯定会喜欢她。

但事实上，长得好看才是恋爱的敲门砖。长得丑，门儿都没有。

火光跟着风儿摇曳，跳跃着撕裂无边的夜。王昕的脸烤得很热，红彤彤的。她并不觉得这些伴着自己青春的书烧了可惜，她只觉得它们每一本都刺眼。因为每一本，都是她曾经丑的见证。

不是说人丑多读书吗？既然都好看了，还读什么读？王昕跟自己这样说，把最后一本书丢在火堆里。

3

「你说，你是不是整容了？」男人很气愤地质问王昕，本是温文儒雅的脸变得有些扭曲。

「为什么这么问？」王昕对这个问题并不惊讶。她缓慢地脱下高跟鞋，换上了舒服的拖鞋。

「我朋友说，她看你的额头有问题，正常人的额头都是有凹陷的，而你，完全是饱满的，这肯定是假的！」男人边说边在自己的额头上比划说。

王昕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发生，以她对她老公的了解，父母都是高知，他接受的都是传统正统教育，整容这件事他多半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如今孩子已经 2 岁了，生米煮成熟饭，又能怎么样呢？

「额头做了自体脂肪填充。」王昕进了客厅，摆弄着书架上的书。这是一批她新购进家里的书，但是都还带着塑料薄膜，完全没被拆封。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骗我王昕！你你你！你太虚伪了！不仅虚伪而且虚荣！道德败坏你！你居然去整容！」老公捶桌子，气得眼眶发青。「你去给我做回来！我要真实的人！真实的！」

「好啊。」王昕穿上大衣，走出门外。她没有摔门，就只是轻轻带上了门。她不想做太多的解释，因为解释就代表掩饰。

有人说整容是作弊，就像考试作弊一样。但是谁又能知道，整容所承受的痛苦呢？考试作弊是不劳而获，整容的钱是劳动获得的，整容的痛也是自己承受的，哪里的不劳而获呢？10 个女孩大概 9 个想整容，只不过这些人没有自己勇敢。王昕把手插进风衣兜里，缓缓地走。

太阳正缓缓地往西边落，高跟鞋踩在地上，哒哒哒地响。她闻到了豆角炖排骨的味道，不用猜，这是三楼的男人在做饭。三楼的男人总是按时五点下班，五点半开始做饭，做好等着老婆和孩子回来。王昕更向往那样的生活，这是她各方面条件颇好的老公没法给的。

「你变成你想成为的人了吗？」她突然脑子里想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在某本她烧了的励志书里，她曾经读了好几遍，也问过自己好几遍。但是变好看以后，她很少再想这个问题了。

王昕又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她给她起名叫：「美美」，希望她能长得漂亮。但那个摇篮里的女孩，蒜头鼻，微微龅牙，眼睛小得像一条缝。她继承了自己所有的缺点，一个都不落。

所以目前的人生努力方向，就是等到女儿成年时给她做整容手术，或许可以给更早一些，越早所要承受的痛苦就越少。她想。

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红色的晚霞映着天，王昕感觉自己的脸，红彤彤。

路过篮球场，一个篮球滚到了她脚跟前。

「美女，把球扔过来！」篮球框下的白衣少年冲她喊。以前她觉得被叫美女是一种讽刺，现在那是她相貌匹配的一个关键词，她不觉得唐突。

一脚把球踢得很远，篮球在空中画出一道白色的弧线。她突然想到一个画面。

那是在初三的时候，她可能 12 岁。学校里组织合唱比赛，她唱歌最好听，个子也不高，按道理她应该站在第一排。但是音乐老师看着她，眉头皱着，把她安插在了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她还保存着那张合唱照片，别的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而她，只露出半个头，看不见脸。

「张大夫，我想把额头上的脂肪填充弄下来，有办法吗？」王昕给 3 年前的那个大夫发微信。

「可以啊。」医生很快地回复她。

王昕带上耳机，听许巍的歌。

「为了孩子，就先牺牲一次吧。既然你老公发现了额头，那就先把额头整回来。其他的，发现了再说吧。」陈姐给王昕回了微信。

「我也这么想。谢谢陈姐。」王昕回复。

夜似乎要来了，冰凉的风吹了过来。王昕收紧了衣襟，她打算做完了手术，就去买一份糖炒栗子。想到糖炒栗子，她冰凉的四肢似乎也有了点力气。

「司机，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虚荣，明明是为了自己，还堂而皇之地包装自己勇敢。」她下车前，露出半个车缝问我。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没有什么对错。但是，书不应该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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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楼 cyec说：
第四个故事

自从当了鬼媒人，我就害怕打雷

惩罚恶人是上帝的事，我们应该学会饶恕。——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上午十点，我刚把一个乘客送到北京西站。还没掉完头，就收到了一个叫车单。从「北京西站—昌平殡仪馆」。这么远？我一愣，这至少得超过 46 公里。

我停在路边，打着双闪，男乘客上了车。他从头到脚都是黑色，古铜色的皮肤也接近黑色，肩很宽，下巴尖尖的。

「你好。」他打招呼，「一会儿到了昌平殡仪馆，你能等我个 20 分钟吗？我一会儿还回北京西站这里，不然那么偏远，你也不好拉到活儿。」他额头上皱纹很深，至少四十岁。

「可以啊。不是在北京工作啊？」我问。

「不是，我是山西人。」他声音很有力。

「我这次是来给北京的一个客户送干骨的，我的工作是鬼媒人。听过吗？」他没抬头。

「啊？」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过媒人，还有鬼媒人？

「这个客户是山西人，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了。过世了也有 3 年了，一辈子没结婚。他们山西老家的人最近不消停，就打算给这个老人配个冥婚，用我带过来的干骨。」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干骨？」我吸了一口凉气。

「就是死人的骨头。」他说着，从脚下的一个大包里掏出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盒子，盒子上还盖着一层红色的布。

「我看了路线，到那边要一个半小时。如果你不害怕，我就给你讲讲，我到底是干啥的。」

他叫陈喜，在我们相识的三个小时里，他始终把头埋在胸前。

关于他的职业——鬼媒人，他娓娓道来。

1

「喜哥，抽，抽烟。」于勇颤颤巍巍地递过一支烟，他眼睛眨巴眨巴，眼神里都是恐惧。

我接过烟，又凑过去点火。乡村的夜，黑暗幽深，一股风从篱笆外闯进来直接晃灭了刚点着的烟。

我是陈喜，一个媒人，为需要结婚的人牵线塔桥，主办婚礼。和普通媒人不同的是，我操办的是已经死去的人的婚礼，也叫冥婚。村子里很多人叫我：鬼媒人。

「那个喜哥，今晚咱真要在这里过夜？」于勇又打着了火儿，火苗明晃晃地摇晃着身姿。

这是山西陈村郊外的一个田埂上，此时田埂上放着一具刚去世不久的女尸。晚上 22：45，这姑娘才刚过世。我和于勇从县医院把她抬到这边，准备明天嫁给邻村的一个煤炭大亨已经死去了一年的儿子。

「没得办法。只能住这里。李半仙算了的，定的是明天晚上八点的婚礼。放到医院要被周宏那龟孙子抢去，放这田埂上也得看着，不然怕是半夜也得有人来偷。我们就在这里看着。」我说。

女尸保卫战，是鬼媒人工作的重要环节。村里的女孩从病危入院的一刻起，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鬼媒人们从医院周边打探到消息，然后蜂拥跑来找女孩父母问价。大多数时候，生病的女孩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具体啥情况并没有定数，但是掌握一手信息并且快速出击，是保证获得高质量女尸的最快途径。这是我的第 301 单，我从妇产科医生张富贵那里得到消息，连袜子都没顾得穿，就往医院奔。

我拎着从餐馆带过来的 3 个菜和米饭刚到护士站，就看到周宏正在跟女孩父母点头哈腰着出来。周宏是我发小，干这行比我早。也因为我踏入了这个行业，我们有了几次女尸抢夺冲突，因此成了陌生人，甚至可以说是冤家。

我侧着身迅速溜进了护士站旁的一个病房，从门缝间看他走远以后，我抬高脚，轻手轻脚地走进了病危女孩徐红娇的病房。

「叔叔，我知道红娇的事儿了。来看看你们，给你们带了点吃的。」进了病房，我边说边把饭菜从袋子里拿出来递给了徐红娇的父亲。

以情服人，是我套取客户的办法。「这事儿这么突然，二老这心里肯定不好受。你们就这一个孩子，哎。」我低下头表示出了悲伤，眼睛余光瞄着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的女孩。

面目清秀，身体完整。加上父母都是村干部，家境良好，女孩也是大学毕业。这是典型的高质量女尸，一年难遇的一个。徐红娇这个单如果能成，20 万是起步价。

一个小时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和女孩父母谈拢了。约定女孩一过世，就立马联系我，出价 40 万。我正要起身离开，女孩的眼皮突然动了动，我心里慌了一下。

女孩眼睛微睁，正好对视上了我的眼睛。她的眼睛瞳孔还没有放大，看上去似乎还有生机。她爹立马按了床头的呼救铃，直接跪倒在了女孩床前。女孩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她爹急忙凑过去听。我也竖着耳朵听，那声音很微弱。但是我也听到了：「不卖，不卖。」

我的心凉了半截，并不是因为女孩说不卖，她父母反悔。在陈村，未嫁娶的女儿是进不了祖坟的，不去配冥婚就只能暴尸在自家的田埂上。老人们信奉入土为安，不然家族会受到诅咒。我心凉的原因是，我怕女孩会不死。虽然我知道我这么想，确实丧尽天良。

「听天由命吧。」我想，能不能赶得上这个财路只能看老天爷给不给这个机会了。于是我出了病房和于勇在医院周围找了个宾馆，一晚上 30 元，谁都没敢合眼。

后来就像开头提的，女孩顺利地过世了，生意我也顺利接了。

「行，哥。都听你的 。」于勇蹲在田埂上又点了一根烟，旁边是已经抽完的两包红塔山烟盒。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古铜色的棺材盖上划过，留下刺啦刺啦的声音。

2

第二天晚上七点半。

「这就是我儿媳妇？」胡孟德拄着拐杖到了门口。

「恩。对。这是您儿媳妇，徐红娇。」我连忙应道，于勇在旁边咽了口水，望着棺口发愣。

胡孟德拿出一大袋已经捆扎包裹好的钱递给我。我接过钱，往里看，红通通的毛爷爷仿佛在冲我笑。我并没有检查，这种钱是不会错的，老家人迷信，不敢怠慢阴间的事儿。

进了胡孟德家北屋，于勇喊我：「哥，这我能放下了吗？」于勇正背着女尸，腿在裤管里打着哆嗦。

「不行。得办完礼数以后。」冥婚有规定，婚礼没开始是不能把新娘放下的。而且李半仙根据生辰八字给两个人算过，仪式必须八点才开始，距离仪式还有 20 分钟。

我环顾堂屋，婚礼已经准备充分。给新人准备烧的嫁妆彩礼，纸糊的珠宝首饰，家电四件套，贡品、熟食鸡鸭鹅肘子，合欢酒都一一整齐地码在一边。正中间的是胡朝阳，胡梦德的儿子的棺材。

因为已经过世一年，所以已经腐蚀得只剩下骨头了。我把一旁已经准备好的米和面拿起来，小心翼翼地把眼睛、鼻子、耳朵和嘴都填满。这是个手艺活，虽然干了十几年，我还是会偶尔把一些细微的骨头不小心弄碎。不过这并不影响什么，因为这个在业界，并没有什么标准。

秒针刚到了八点。我清了清嗓子：「新郎胡朝阳和新娘徐红娇，婚礼开始！」 伴随着我的声音，顿时唢呐乐器吹了起来，门口也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

我把两个人的照片压在各自的牌位下，随后让黄家人把嫁妆彩礼贡品一股脑烧起来，放进了铜制的盆子里。黄色火苗蹿得老高，这在阴界里，代表着两个人收钱收得很快乐。我取出三炷香点着，对着两张照片拜了三次，然后把两张照片用红线拴在一起，这就算礼成了。

「礼成，开棺合骨，请亲友道别。」我拉长声音，声音刚落。顿时屋内外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哭声。于勇扶着女尸的头小心地放进了棺材里，手松开的一瞬间，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我看到，他的裤子已经湿了，脸上完全没了血色。

于勇是我发小的弟弟，昨天才刚入行。他小学没毕业就一直在工地打工，听说干冥婚来钱快，就死乞白赖地非要跟我混。正好我之前的搭档回家伺候老婆月子了，我也就一口答应了他。

合骨以后，两个尸体被葬在了胡家祖坟。我和于勇开着车，拉着钱回了家。

刚到家门口，我眼前一黑，一个黑布鞋直接飞到了我脑袋上。「你这个龟孙儿，有这好的女尸你没联系我。亏我儿还跟你是朋友！」

周老头光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我跟前。「叔，不是我帮你。这个价格太高。就没通知你。」女尸的价格被多种条件影响，这个女尸是病死而且是刚刚去世的新鲜女尸，价格自然是周老头无法承受的。

「对了，我这儿还有个女尸。长得年轻漂亮，就是是交通事故过时的，过世两年了。您看您考虑不」

「考虑个屁，那太晦气。你给我找家庭条件清明，而且我要病死的。」按他这个要求，这至少是 12 万起，厉害的还能卖个几十万。

「行，周叔，那我给您留意着点。」周老头嘟起了嘴，捡起鞋子，在门口的石阶上发愣。他看上去至少 70 岁了，但事实上他还不到 40 岁，儿子突然地过世，让他一夜间就白了头。

「你多关照关照我啊。你和我儿是发小，要多照顾的。」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穿上鞋子，用手杵着石阶起了身。

「叔你回去慢点。」我看着那个瘦小的背影一瘸一拐说。阴云聚拢，突然起了风，地上的黄沙被吹起，那个背影又好像突然就不见了。

3

我进屋给爷爷上了一注香，这是我每干完一单以后的习惯。冥婚这个事儿在我们村非常的正常，并且据我爷爷说，他爷爷的爷爷那辈而就开始干这个。十里八村谁家未婚的儿子不幸过世的话，他爹妈就会找到我们家，为他们的儿子寻上一个未婚的女尸，寻上了以后，我们就会去给做礼，让这两人在阴间结成夫妻。干这个行当，也算是可以积阴德。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来钱快。

「亲家啊，我是胡孟德。我，我儿媳妇不见了！」胡孟德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因为胡孟德没接触过女尸父母，所以就称我为亲家。

「怎么回事儿啊？」我把贡品给爷爷摆好坐在了沙发上。

在陈村，偷盗尸体的事屡见不鲜。这个村重男轻女，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很多年轻男孩到了 14 岁就会去邻村最大的一个矿井去上工，工时长，早出晚归，还经常会遇到事故，因此陈村男性死亡率很高，给死亡的男孩找媳妇成了一个难题。

「俺每天都去坟头巡视的，我就怕儿媳妇会被挖走。昨天晚上老婆子肚子疼，我就耽搁了半个小时八点到的坟头，刚到地方就看见坟已经被挖了。儿媳妇没了。」隔着电话，我听到他用力地敲着桌子，声音里还带着哭腔。

「胡叔您先别急。这个坟您是挖的深坑，用水泥浇筑了吗？」我耐心地问。

「还没来得及呢。我找人看了日子，想等这个月 30 号我再找工人弄这个。没想到啊。」胡孟德舌头好像打了结。

「都怪我，多怪我。」粗重的呼吸和短促的哭声在话筒里此起彼伏。

「您别急啊。我再帮您留意着有没有更合适的。」这种场合下说什么都是徒劳。女尸优质，没人看着，就会被盗走这件事大家心照不宣。光去年，陈村我知道的就有 50 具尸体不翼而飞的。

挂了电话，我看着爷爷的照片发呆。奶奶 20 岁意外过世后，爷爷一辈子再未娶妻，每次吃饭都要要给奶奶摆上一双碗筷。60 年过去了，现在爷爷真的可以和奶奶坐一起吃饭了吧。我想。

4

房顶已经塌陷了一半，老旧的门板跟着偶尔进来的风吱呀吱呀，门口的两个石狮子眼睛里泛着青色的光。

院子中间的是李半仙，陈村有名的算命占卜风水先生。他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眼珠子里泛着青色。我悄悄地走到他后身，听着他惯用的一套说辞。

「没有结婚的儿女死后，会因为孤独和憎恨变成恶灵，诅咒这个整个家族。而结了婚的，可以守护整个家族。你儿子 18 岁过世，如今过去 3 年。虽然还是 18 岁，但是他仍在阳间阴魂不散，成了恶灵。你们得赶紧给他配个媳妇安抚。」李半仙边说边捋着花白的胡须，话音刚落，他嘴里开始念念叨叨，突然眼泪就开始往下流。

「事不宜迟。快去办吧。」他甩开青色的道士服，又进了屋。

李半仙给我发短信说来活了，我赶过来的时间刚刚好。「我这些年天啊，身子骨难受。浑身疼，晕晕乎乎。我就知道是儿子回来怨我了。那你说我有啥招啊，俺老公杀人蹲了大牢，谁知道都不愿意跟俺家攀亲，我真是没有办法啊。」

我这才看清楚了我这潜在客户的脸，50 岁上下，女性，非常瘦，眼睛已经凹了进去。

「您考虑买干骨吗？」我试探性得问。干骨，就是从坟头挖出来的骨头，很多都是外村人从自己村子里挖出来的，只要确认是女性干骨，从几千到几万，一套完整的干骨也能卖到 6 万左右。

「中啊。我要完整的。」女人从糟乱的头发里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

我勉强扯了一个笑，给于勇打了电话。干骨生意不好做，只适合不好配婚的男性或者已经死去的先祖男性。

女人感恩戴德地跟我点头哈腰，然后我们商量了价格。就一起出了门。

临出门，我给瞎了的李半仙发了条短信：「成了。回来分钱。」

短信刚发出去，一道长龙似得闪电从天空刷过，「哗」的一声雨铺天盖地倾泻下来，雨点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雷声在云间翻动，混合着闪电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我心里有点虚，干了这一行，我开始害怕打雷，生怕哪天真的天打雷劈。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了个神，却听不到她说什么。我放佛又看到了爷爷的脸，他摸着我头说：「不用害怕啊。这是在积阴德。」

我是陈喜，一个媒人，为需要结婚的人牵线塔桥，主办婚礼。和普通媒人不同的是，我操办的是已经死去的人的婚礼，也叫冥婚。村子里很多人叫我：鬼媒人。

「司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什么都不怕，不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一种是从不做亏心事儿的，另一种就是良心完全被狗吃的了的。」陈喜打开车窗，掏出一盒长白山烟。

「那你属于哪种？」我看到他的脖子上长着四道皱纹，深的皱纹里还蔓延着细小的皱纹，像枯树一般。

「我属于那种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人，所以没被吃的那一半总是时不时出来谴责我，折磨我。」打火机的光亮映着他的脸，我看到了一种我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情绪。

「以后北京再有客户，我还要坐你的车。你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烟雾升起，好似他的忧愁，不浓，却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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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13楼 cyec说：
第五个故事

你对老一辈的爱情一无所知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



1988

1988 年冬，天很高，雪很厚，树上顶着白。这一年，我 6 岁，爷爷 70 岁，奶奶 66 岁。

东北的冷，刺骨的寒。冰凉的空气锥人的疼，窗户上爬满了密密的冰花。

窗户外头堆着两层厚厚的棉被，北风呼呼地叫，爷爷的汗烟袋吧嗒吧嗒。

1988 年的冬，实在太冷，我们仨儿很少出门。

晚上七点，新闻联播准时开始。

「老婆子，老婆子！天安门让去旅游了！」爷爷眼睛冒着光。「北京啊？」奶奶从厨房里徐徐走出来，手里还粘着白面，奶奶在包饺子。

「就北京！你瞅瞅！这城楼多气派啊！毛主席当时就是在这上边宣布新中国成立的！」爷爷神采奕奕，虽头发花白，但脸上仍满面红光。

爷爷是抗联老兵，1940 年加入共产党，曾是炮连的班长。我听他讲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战役，辽沈战役、抗美援朝、苏联卫国战争等等。

战争期间，他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爷爷虽然活了下来，但是耳朵却被冲击波摧毁了骨膜，聋了。

「那咱就等小人精小学毕业，咱就去看一趟。」奶奶把手里的饺子皮对折，一捏，一个饺子就成了。

小人精是我，我从小学习好，爷爷奶奶说我是小人精，意思我人小脑子聪明。

我抬头看了眼电视里朱红的柱子和黄色的琉璃瓦，又继续埋头算数。我喜欢数学，动一动脑子就可以很快算出来。更重要的是，数学老师家的孩子是我同桌，我俩虽然隔着三八线，但我挺喜欢他的。

晚上七点半，新闻联播播完了，开始播天气预报。

爷爷伏在电视前，不看屏幕，就可以先预报员两秒快速报出了城市名称：「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爷爷一字一顿，节奏掌握得好，背得津津有味。

他虽年过七旬，除了耳聋，眼明心善，而且记忆力卓群。至今，天气预报里，我仍只记得开头的是北京，结尾的是香港和澳门。

后来学了地理我才知道，原来城市天气预报的顺序是从北到南的，并不是按照城市重要度排序的，东北在全国的版图里并不是数一数二的。

晚上七点四十，爷爷准时把频道从中央 1 台切换到 6 台，齐鲁卫视。

我们仨整个冬天都在追一部台湾电视剧，叫《情义无价》。那会儿我不知道导演是啥，但片头看多了，记得上面写的导演姓赖。

1988 年的电视只有几个台，我们家的有 8 个台。但是你可以打开频道旁边的小门，拧啊拧，调出其他卫视。但是怎么调，电视也只有 8 个台，你要取舍，要选出你最喜欢的频道。

我最喜欢动画频道，爷爷喜欢说评书的频道，奶奶最喜欢的就是齐鲁卫视，因为这个频道会播放《情义无价》，这是奶奶最喜欢的电视剧。于是，我和爷爷都跟着看。

爷爷因为耳朵聋，所以搬个椅子眼睛贴着电视看，耳朵立在电视的扩音器边上。

我和奶奶坐在一米开外的椅子上，我耷拉着腿，想坐到爷爷旁边去，因为那样可以看得更清楚。奶奶把我按在椅子上，她说：「离那么近看电视，小孩子的眼睛就完了。」

奶奶嘴里的「完了」，在东北话里就是坏了、不行了的意思。这个词出现在我童年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是奶奶给我时刻敲的警钟。

不好好学习，脑子就完了。抠耳朵太深，耳朵就完了。不吃水果，缺营养就完了。饭吃得少，不长个儿就完了。晚上九点不睡觉，胃就完了。那时候「完了」就像「game over」，是不能碰的红线，我奉为圭臬。

《情义无价》的剧情我记不太住了，只记得里边都是好人，几乎没有反派。几个主角为了对方牺牲来牺牲去，爷爷看得贼生气，有时候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他就问奶奶：「这人儿和这人儿咋回事啊？」奶奶就扯着嗓子分析给他听，「那个人儿不是因为那个啥吗，所以才.…….」

爷爷听完，有时候气的拍大腿，有时候默默自己念叨。

这是一天里，爷爷奶奶交流最多的时候。我看不太懂在演什么，就是觉得主角那个发型挺酷的。

那是 1988 年版本的《情义无价》。爷爷奶奶都已经退休，全部的精力除了照顾我，就是遛弯和看电视剧。

1988 年，我 7 岁，爷爷 70 岁，奶奶 66 岁。



1995

1995 年的冬，依然银装素裹，雪没过了脚脖，在院子里留下了三行脚印。大号，中号，小号脚印对应着爷爷，奶奶，我。

1995 年，我 14 岁，爷爷 77 岁，奶奶 73 岁。

到了我寒假，我们仨在追一个新的电视剧叫《傻阿甘》。

我个子长起来了，到了爷爷肩膀，超过了奶奶。

爷爷奶奶的脊背越来越高，奶奶说那都是年轻时干农活累的，因为总要哈腰栽苗拔杂草。弓起来的背呈弧形像锅，爷爷奶奶管驼背叫「老锅」，爷爷叫奶奶董老锅，奶奶叫爷爷姜老锅。他们继续叫我「小人精」，因为我期末又评上了三好学生。

25 寸的电视偶尔信号不好，要把天线拉得很长。

地上冷，于是三个人钻进被窝里看电视。爷爷听不清，我们就把音量拨到了最大声。

电视剧看完，已经晚上九点。那会儿还没有遥控器，关电视必须走到跟前按一下。爷爷奶奶总会因为谁去关电视而拌嘴，我则撒娇着钻到被窝深处。

每一次，最后都是爷爷去关电视。

爷爷把衣服拽进被窝，披好。一个箭步穿上大棉鞋，关电视，盖上电视布，飞快地又跑回床上，钻回被窝。全程一气呵成，用时不超过 19 秒。

爷爷刚回被窝，就把头埋进被里，两条腿往奶奶身上贴。奶奶摸着爷爷冰凉的腿，絮絮叨叨：「你这死老头子，冰冰凉的往我身上贴。」

1990 年的冬天，雪特别多，三个人挤在封闭的小屋子里，钻在被窝里，对着一米外 25 寸的电视机，其乐融融。

我至今记得《傻阿甘》的剧情，男主人公叫阿甘，他是低能儿，会吹口琴。他虽然生活得很艰难，但他一直乐观而勇敢，因为他有个伟大的妈妈，妈妈爱他。

奶奶看得常哭，感慨阿甘命运的多难。爷爷就塞毛巾，「你这傻老婆子啊，这电视演的都是假的，你哭啥哭啊！」



1997



时间走得飞快，1997 年，我 16 岁了，奶奶 75 岁，爷爷的年龄停留在了这一年，他 79 岁了。

我常在想，生命的结束其实是获得了永恒，比如爷爷可以永远活在 79 岁，再不会更老了。

我记得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儿，香港回归那天爷爷看着电视乐，邓爷爷去世以后，他看着电视哭。他咳嗽越来越多，最终，因为肺癌走出了他的时间，也走出了我和奶奶的世界。

我在外地上初中，家里只剩下了奶奶。

家里的换了 32 寸的大电视，奶奶却几乎不怎么看了。她给电视上蒙了一层红布，布上面一层灰。

几乎每次回家，我都看到她一个人坐在窗前，一颗颗剥瓜子，冰箱里已经剥了好几盘瓜子仁。爷爷生前爱吃瓜子，奶奶总给他剥。

奶奶把爷爷的遗像立在卧室，她每天早起都要擦擦爷爷的黑白照片。有时候还会磨叨两句：「你这老头子能吃能睡的，咋还走我前头去了。

逢年过节的时候，奶奶还是会给爷爷的位置放上凳子，放上碗和筷子，就像爷爷在的时候一样。

叔叔说奶奶这么整，太瘆得慌。奶奶不理他，人只有做亏心事儿才怕鬼。比如我叔，从来没孝敬过我爷爷。

2007 年，《情义无价》出了新的版本，导演还是赖水清。主演换了，换了黄海波。我把家里的台式电脑打开，给奶奶下载了新的电视剧。

奶奶带着老花镜，眯着眼睛看，眼睛快贴到了电脑屏幕上。她不再说离电脑太近，眼睛就完了的话。自从爷爷去世以后，她几乎没再说过「完了」这个词。

她对生活的热情和禁忌，都伴随着爷爷的离开一起消失了。

我边切西瓜边问奶奶：「好看吗？」奶奶眼皮耷拉着说：「不如原来好了。还是原来那个好。」

还是原来那个好。我总感觉，她在说别的。

在爷爷奶奶那一辈，物质匮乏，他们的爱保守而隐忍。那时候，确实情义无价。

临走的时候，奶奶送我到门口。我把冲洗出来的照片给她，那是爷爷去世前我们三个人拍的。

她摩擦着手里的照片，说：「我也老了，你也长大了。」

「奶奶你没老。」我抱着她，摸着她高昂起来的脊背，心里不是滋味。

那会儿我就在想，人什么时候会意识到一生里什么最宝贵呢？答案是：失去的时候。



2018

2018 夏至，我时常会梦到爷爷奶奶。梦里，我们仨个在看电视。

我们在看电视，窗外下着雪。

奶奶指了指厨房，爷爷会意，走出卧室来到厨房。他蹲下身，把灶坑门口的柴火往里塞，几缕白眼从厨房钻进屋内，奶奶右手捂住自己的鼻子，左手捂住我的鼻子。我屏住呼吸，忍不住咳嗽了好几声。

爷爷也咳嗽着进屋，脑袋上蹭了一道黑。奶奶冲着爷爷喊，「老头子把门带上啊！」

爷爷夹紧了门，嗓子呼啦啦响。奶奶掏出兜里的白手帕，给爷爷擦他脑袋上蹭的那道黑。

爷爷配合着低下头，左右扭动头。我在一旁嘻嘻地笑，手旁是一盘盘奶奶给爷爷剥好的瓜子仁。

屋子里已经暖和了起来，冰花开满了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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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楼 cyec说：
第六个故事

那个在曼谷拉皮条的农村姑娘

微信 ID 是孙冬冬的姑娘已经连续给我发了半年的「早安」、「午安」、「晚安」，除了 2017 年 10 月 8 日那一天。

据她说，那一天，她前任过生日，她在前任门口从晚上 8 点蹲到 12 点，终于等到了那个男人。太兴奋，太激烈，太刺激。她一个晚上没来得及跟我道晚安。

2018 年 5 月 10 日，她加我半年以后，又一次提出了见面。我不那么忙，就去赴约了。她说，从第一次看女司机故事集以来，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可以把她的故事写出来。

见冬冬之前，她所有的印象都集中在那张寸头的头像上。据说，寸头是检验女神的唯一标准。金色的寸头，线条清晰的侧脸，纤细修长的脖子，用酷来形容，都不足够。

对了，忘了交待我们见面的时间。北京的凌晨 2 点，在一家海底捞，她说她时常深夜一个人来吃火锅。

「司机，我完了！」冬冬扑到我对面，墨镜没来得及摘。

她在人群里直接认出了我，没有丝毫犹豫。我刚放到嘴里滚烫的牛肚没完全咽下去，呛了一下问：「出什么事儿了？」

她靠在沙发上，右腿搬上来，一条雪白的腿，一个豪迈的坐姿。「我手机丢了！」她低声说。

如今，无所不在、从不离身，装满数据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人身体的一部分。它可能比你的最好的朋友多更了解你，我经常想，某种程度，我们已经是半个机器人了，一半的秘密存在心里，一半储存在手机里。

「娘耶，那么多嫖客的信息要是落到小偷手里我还不怕，真被警察逮到了可就出大事儿了！」冬冬紧张得用手拨了下头发，摸了空，显然她还是会忘记自己没有长头发了。

冬冬的身份有很多种，她是演员，是导游，也拉皮条。现在，她 29 岁。

「吃吧！都点好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个刚丢失手机的姑娘，除了转移话题我有些尴尬。

「司机大望路我最熟了，我在飘 Home 那没少试戏。我第一部戏就是在那接的，不过是个群演。」她墨绿的眼影延伸到了眼尾，声音清脆，甚至有点甜。

我看了她 iPad 上的视频，画着浓重的妆，坐在酒吧一角。一闪而过的镜头滑过，要不是仔细看，我甚至无法分辨这和眼前的姑娘是一个人。

冬冬身高有 1 米 65，鼻子尖尖的，眼睛很大，双眼皮尤其明显。她边吃火锅，边不时地扯住自己的眼睛，告诉我，哪里开了眼角，没开眼角又是什么样。

她对我，似乎没有任何戒备。事无巨细地讲述着她的种种故事。而在我看来，有的是故事，有的却是事故。

冬冬出生在甘肃的一个小山村里，初中没毕业就出来谋生。第一份工作是导游，常年路线是北京到曼谷。拉皮条是她的副业，因为带团的过程中，总免不了客户有需求。

记得第一次带人去红灯区交易时，她还是个懵懂的少女。领队带着她，他们带着四个游客，去了泰国红灯区的一个酒吧。

酒吧红红绿绿的灯闪，窗帘拉到一半，你从外面蹲下身可以在透过的缝隙里看到裸体的女人。女人在跳舞，手里提着个皮鞭，舞台中央立着一根管子。

四个游客一进酒吧，纷纷掏出了口袋里的墨镜。一个学生样的男孩，手在口袋里转，冬冬知道，那里边有个手机。冬冬按住了那只手。来之前就强调过，这地方不能拍照。

男孩白了他一眼，一个人往酒吧深处走。操着不太流利中文的泰国人立马追上了他：「哥们，来玩玩吧？」

「多少钱？」男孩问。

「900 泰铢。还有泰国浴。」皮肤黝黑的泰国人，边说边比划。

男孩听完，气得摘下了墨镜。直直地奔着冬冬和领队而来：「人家说了 900 泰铢一次！你们怎么报价 4000 泰铢？这跟你们价格差这么多啊？」

冬冬有些蒙，她直到进入这个酒吧，都不知道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喝酒看表演。

「在外人生地不熟，你敢吗？他们要是仙人跳，讹你钱，你不怕吗？出门在外还不是图个平安？这可不是在中国，你要是真被警察为难了，你也别想好过了。」领队换了一口气，「不过，你们找他们也行，回不去，误了行程我可管不了。还有，我告诉你，泰国人妖泛滥，你要是不小心找到了个男人。他缠上你，你就等着搭钱吧！」领队义正言辞，把四个人叫到门外说了这番话。

这番话后来成为了冬冬的日常话术，遇到小姐把价格透漏给了游客或者游客对价格有异议的时候，她也会如此的义正言辞。虽然他们确实在中间转了不菲的差价，平均一单赚 600 人民币。

拉皮条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就是利益。随着接触的人原来越多，冬冬开始笃定地认为，在利益面前，道德连个屁都不算。

那天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冬冬和领队把客人带进去，然后就坐在酒吧里喝酒，等待客人结束。完事儿了，一起打车回酒店。

后来每次带团来泰国，她都会在导游车上有意无意地说：「泰国虽然是佛教国家，但是性工作只是当地合法的一个工作。尤其是曼谷红灯区，泰国是男人的天堂。」

这话在普通人耳朵里就是一个普通的风俗介绍，而对有心的男人却信息量丰富。她话音一落，光看表情，就可以一眼看出来，谁会今晚微信联系她。

拉皮条要学会，察言观色，随机应变。

在泰国拉皮条，已经 8 年。她开始热爱曼谷这个地方，她学了泰语，在路上和不同的人聊天，慢慢跟这一片的妈妈桑都认识了。

她认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吸毒的人、人妖、妓女、小摊小贩，以及和她一样拉皮条的。

她小心地经营着皮条生意。回到北京，她又变身为正经的女演员，接点群演的活儿，微信里也加着几个导演。

刚入行的第一年，虽然见识到了人性深处的欲望与险恶。但冬冬还是个四好青年，相信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以随着和领队信任的加深，同为甘肃老乡的领队，当然可以被考虑为洞房花烛夜的对象。

冬冬还记得第一次跟领队开房的时候。她躺在床上，领队在洗澡。哗啦哗啦的水声特别响，砰砰砰地敲着她的心。

她手心里都是汗，在此之前她虽然短暂的有过一次性经历，但是并不美好。那个男人可以算是性侵了他，男人是村里的混混，总在她学校转悠。

有一天放学回家晚，她被骑着摩托的男人拽上车，拖到了巷子深处。她脑袋里无法过滤掉那个黑色的夜，自己赤裸地从巷子里爬出来，最怕的事儿是爸妈知道。

她爸妈很封建，即使是夏天，裙子都不让她穿。村里哪个姑娘穿得少，她妈都会骂，那个不要脸的，不正经。勾搭男人呢！

「正经」是她 20 岁之前给自己约束的词。生长在闭塞的村子里，她对性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月经和尿道是两个系统，孩子会从哪个通道出来她也不曾琢磨过。

被性侵的经历给她的经验就是那个事儿太疼，没劲。并且夜里只要一个人走，她都要侧着走路，这样前面后面都能看得到。

自己那会儿最好的朋友告诉她，人都得「那个」的。于是她决定和领队那个一下，但是她很害怕，如果领队发现自己不是处女，是不是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更别提什么真爱了。

不是处女，当然得不到真爱。她不是被迫地这么想，她就自然那么想了。

「你是不是想笑？想笑就笑，别憋着！」冬冬从包里掏出一包烟，Zippo 镀金打火机，收藏款。

「然后呢？果然没获得真爱？」我放下了筷子，火锅的热气在我们面前升腾，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那天事情发展得很快。她太没经验，甚至连安全套都没准备。她总觉得，女人准备这个太那啥，感觉太那个。于是就那么巧的，一发中的，她怀孕了，四个月的时候才发现。

「然后我就在泰国的小诊所里做了手术，太疼了。」

「领队呢？」

「和另外一个人好了啊！还正好是在我流产那段时间，现在想想真特么渣。但是那会儿的我还是觉得，都怪我自己。」

19 岁的冬冬看过很多人流广告，但是却没看过避孕套广告。避孕套被东躲西藏，人流手术却满天飞。农村尤为如此。

如今，人生那四喜在她看来哪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四喜是，「老爹是马云，公公王健林，老公有别墅，鲜肉藏金屋。」

对性看法转变，发生在又一次带游客去嫖。这个游客长得很帅，文文静静，带团的前几天，他从来没提过，直到最后一天给她发了微信。

完事儿以后，他俩走在回酒店的路上。鲜肉男孩突然搂了冬冬肩膀，她没觉得烦。于是他们又去了一家酒店，出了酒店，鲜肉男孩跟她说了句英文：「open-relationship」。

「开放式性关系」这个名词刚开始听，冬冬本能地抗拒了一下。

「这玩意儿说好听点，不就是长期炮友吗？」冬冬把一块儿鸭肠埋在一碗麻酱里。

这段历时半年的关系里，让冬冬对性开始了另外的认知。她发现原来性不是为了生育，就是单纯一个愉悦的过程。

刚开始，她还不好意思主动要，羞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程都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那种。现在，她有 3 个稳定的开放式性伴侣。

后来她又认识了第二个嫖客，这个男人的前戏让她太满足，她开始善于说自己的需求了。「你说让他轻点，他马上就轻了。」

中国女人的性经验是由从男人那里获得的，而男人是从 AV 里学的。

冬冬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来似乎更有意思，她跟我说一句很学术的话：「面对自己的欲望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儿。」

冬冬很快地，从一个谈性色变的农村女孩变成了约炮成瘾的都市丽人。

「哎呀，司机。我得走了，导演给我发消息了，让我去试戏！」冬冬收到消息的时候，激动地喊出了声。

凌晨四点，海底捞里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火锅。有刚下飞机的金融男，和男朋友吵完架生闷气的女孩，有从深夜自习室里出来觅食的大学生。他们多是一个人，对面摆着一个大大的玩偶。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被张艺谋潜规则一下！这种事一闭眼睛就过去了！」她边收拾桌子上的口红和粉饼，边自言自语。

「司机我跟你说这个剧本特别牛逼，虽然我台词只有两句。但是我万一踩到狗屎运了呢，没准一下就火了，以后你就只能在电视上见我了！」

我笑着恭喜她，点了一桌子吃的，还剩下大半桌。

席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冬一直在重复地问我一个问题。

「司机，你要是遇到你老公出轨你怎么办？」

「离婚啊！」

「那再找了一个还出轨怎么办？」

「那还离呗！」

「你太幼稚，男人出轨是肯定的。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避免这个事儿。」

我认真细致的调着火锅蘸料。如果说冬冬演戏没准会踩到狗屎运，买了彩票也有可能中 500 万，如果再来一瓶的雪碧也有 0.32% 的中奖概率。那为什么不去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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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15楼 cyec说：
第七个故事

确认过眼神，你还是 200 斤的女人

一个人的品质，不是由他人所说，而是看这个人做了些什么。——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1

电梯「叮叮叮」的叫了起来，没错，超重了。

张鹤把头埋得很深，跟 HR 约好了 14：00 的面试，现在已经 14：01 了。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看向了她，她低头看自己的新买的耐克鞋。这双鞋是她买来打算跑步减肥的，然而跑了 3 年，她还是一个 200 斤的胖子。

门口的两个女孩往电梯里看，一个女孩焦灼地看手表，拉住另一个女孩的手。直接对张鹤说：「您好，不好意思啊，我们赶时间，特别着急。您不然先出来，让我们俩先进去。」

张鹤没抬头看女孩的脸，但她看到了两个女孩细长的腿。她低着头从里边的位置蹭出来，旁边的人立马侧过身给她让路，两个女孩说着谢谢，即刻钻进了电梯。

张鹤认真算过电梯里写的数字，「定员 13 人，载重 1000KG」，那么每个人的平均体重是 76.92KG，而她，100KG。这么看，从某种角度来讲，她确实占用了公共资源。

果然，电梯不再响了。

张鹤心情低落，直接往大厦门口走。面试也不想面了。早上面了两个，她还是无法忘记 HR 眼里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变成胖子以后，她的别的标签都淡了。胖子是言简意赅概括她整个人的代名词。她聪明，热爱写作，日语无师自通，经常帮助字幕组翻译字幕，还是业余羽毛球队的组长。这么多个标签，都藏在胖子这个标签后边，陌生人看不到，熟悉的人也很少提到。

阳春三月，北京开始热了起来。街边粉色的樱花肉呼呼地长满了枝头，她张开双臂想拥抱这明媚的春色。然而，她却终究没勇气抬起胳膊，头也低的沉。

红色轿车掠过高架桥，温暖的春风甩在脸上。生机盎然季节了，她却开心不起来。

2

张鹤的记忆里是曾经瘦过的，从小时候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那是她 7 岁的时候，她瘦得皮包骨，锁骨在肩膀上凸的厉害。

真正开始胖起来大概是 8 岁的时候，那会儿她爸爸给她找了个后妈，后妈不喜欢喝可乐。年幼的她，能想到唯一对抗后妈的办法就是疯狂地喝可乐，并且只喝可乐。从 8 岁喝到了 20 岁考上大学离开家。

而离家见不到后妈以后，她突然就不爱喝可乐了。哪怕看一眼，都觉得反胃。

也许是因为可乐，也许是因为遗传了妈妈的肥胖基因，8 岁以后她就开始迅速发胖。小时候是个小胖子，长大以后是个大胖子。

体重不再是简单的数字，它贯穿着张鹤的整个人生。她人生的第一个外号是「胖丫」。那会儿她和小伙伴们玩跷跷板，两个女孩坐在一头，她坐在另一头。小伙们用力地向下压，跷跷板还是被张鹤稳稳地坐在地上。男孩子们嬉笑着从她身边跑过，大声地叫她：「胖丫」。

年少不明白胖对于人生能有多大的影响。直到她高二的时候爱上了一个男孩。

男孩高高瘦瘦，是班级里的学霸，张鹤默默暗恋他，还偷偷给他桌堂里放过牛奶面包和水晶葡萄饮料。学校组织大家去植物园踏青，张鹤和男孩分成了一组。张鹤脸红心跳，一晚上都没怎么合眼。

第二天，张鹤和男孩要一起骑一辆双人自行车。张鹤刚一坐上去，前边的男孩和车轮都被翘了起来。男孩一惊，用脚支地，勉强撑起了车。张鹤从后边的车座上爬下来，脸憋得通红，不远处的同学笑得很大声。她眼泪流到了嘴里，是咸的。那是她第一次明白了，胖原来会被歧视。

至此，她没再敢喜欢过其他的男孩子，因为自卑。

没有胖子不是自卑的。

那次以后，她开始第一次减肥。

她每天吃很少，坚持跑步。一个月，她还是体重没有什么变化。她又开始了节食，连着三天没怎么吃东西，确实瘦了 2 斤，然而第四天，正在操场上跑步的她，却突然晕倒了。

她朦胧着眼睛站不起身，老师打了 120，救护车很快就来了。高二，158cm，80KG。两个身形消瘦的人把她扶上了担架。「1，2，3，起！」她听到了救护员粗重的喘气声。

「慢点，慢点，过来个人把车门倚着点，来来来，往里顺，慢点慢点，再往左边来点，右边再过来一点点。小心小心，看着点胳膊！1，2，3，上！好好好！」放下张鹤，救护员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她甚至感觉到有汗水滴到她的手上。

这让她想到了她有一天一口气爬了 11 层楼时的感觉。那时候，嗓子眼里是扑通扑通快速的心跳，鼻子里是呼哧呼哧的呼吸，嘴巴里是咕噜咕噜的粗气。

这个场景总是在她脑海里转。原来，胖真的是一种困扰。不只是自己的，也能带给别人。

3

张鹤梦到爸爸了。她蜷缩在客厅冰凉的沙发上，电视上在放海尔兄弟的动画片。外面是滂沱的大雨，窗户上是噼里啪啦的雨点。

爸爸轻手轻脚的来到客厅，把她抱起来放回到了床上。她假装睡着，翻了个身又蜷缩起来。爸爸把被子一直拉到了她的脖子下，还掖好了被角。

她总会做这个梦，梦里的爸爸每次都会把她抱起来放回到床上。然而现实里，爸爸只会醉醺醺地晃悠回自己的卧室，有时候也会瞟一眼张鹤。她想，电视里演的爸爸和自己的爸爸不像，大概也因为自己太胖，爸爸根本抱不起来吧。

卫生间洗了个脸，镜子上是自己肥嘟嘟的脸，再往后站一些，肥硕的胳膊和厚实的肚子一览无余，她眼泪刷刷地流个不停。

不仅别人无法爱你，就连自己都无法爱自己。

划开手机，朋友圈吆喝着卖代餐粉的微商，依然孜孜不倦的发着客户的胖瘦对比图。微信好友里，一个不到 100 斤的姑娘也换了新的头像，白底黑字写着：不瘦 20 斤，不换头像。

贴吧微博里，漂亮的姑娘们热火朝天地分享着自己从胖变瘦的励志故事，评论区是男人们啧啧的赞叹声和女人们的唏嘘声。

每个人都在讲，你瘦了将会如何改变人生，你胖了是如何没有未来。但是胖其实是有未来的，只不过这样的未来，从某种角度来讲，非常痛苦。尤其，还是个女胖子。张鹤又总结出了一条胖生定理。

诚然，胖子是可以通过努力变瘦的。也诚然，对于一些胖子来讲，不是想瘦就能瘦的。张鹤就是后一种。

她吃得并不多，运动得也不少。每天都打羽毛球，跑步 30 分钟以上，睡前 30 个仰卧起坐，还要倒蹬车 200 个。绝对不吃油腻、高热量的甜食，连续 3 年没有吃过晚饭，但是她还是胖，一直胖。迫不得已的聚会，她也只是坐一边，疯狂地喝水。可是 3 年来，她依然不敢看体重秤。应该再没有什么，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有杀伤力了。

减肥产业丰富而又无用，她试过按摩减肥，灵丹妙药减肥，果汁减肥，哥本哈根减肥。她也曾信奉人生导师鼓励的话，只要有意志力，你就可以变成你想成为的人。但是不只要有意志力，还要有钱，这才是硬道理。然而产品宣传图上一个个线条优美的姑娘露出的迷人眼神，张鹤看了不少，却从来没真正相信过。

张鹤也时常在想，如果真的变瘦了，那就是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吗？那个人还是自己吗？

4

奶奶来了。奶奶带来了素馅的速冻饺子和馄饨，她一边往冰箱里塞东西，一边在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张鹤没认真听，大概内容她能猜到十之八九，大概 80% 的话是快减肥吧，不然找不到对象。20% 的内容是在抱怨，抱怨遗传了她妈的基因，怎么就瘦不下来呢。

真的，胖有时候真的让人没脸活下去。

因为不仅陌生人会多看你一眼，熟悉的人也会为此嫌弃。

好一点的寒暄还能说：

「哎呦，这姑娘真敦实！」

「哎呦，这姑娘真壮啊！」

「你怎么好像又胖了！」

更难以接受的是：

「你体重都控制不了，你还能干点啥？」

「胖就是不自律」

「胖就是好吃懒做，自甘堕落」。

张鹤不想解释太多。胖这个词仿佛生来就带着原罪，它代表着懒惰、贪婪、没有节制。瘦这个词造出来就仿佛和自控、美丽、健康挂钩。对胖子的歧视，和种族歧视、同性恋歧视、男权社会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它根植在脑海里，带着主流意识的偏见。

下楼去买鸡蛋。菜市场的陈阿姨是菜市场最勤快的人，她每天 5 点起床，晚上九点才离开。她卖的东西种类最齐全，从肉到菜，从蛋到禽。她说她老公过世了，她一个人抚养在美国读书的儿子。

陈阿姨也是个胖子，张鹤认识她五年，陈阿姨总是忙的不可开交，平时吃饭也都是白粥馒头，很少换。「一个人吃就不做了，麻烦。」

所以胖怎么能就是好吃懒做的代名词呢？陈阿姨这么勤快，始终忙碌着，可她还是个胖阿姨。

与减肥相关的数据报告里，说基因＞饮食＞运动。很多胖子身体里蕴藏着肥胖基因，身体会给你记录一个合适你的体重。而为什么，我们都要盲目地追求瘦，把别人的目标复制在自己的身体里呢？张鹤想不通。

一周前见得相亲对象，果然一周都没再没理张鹤。之前两个人打得火热，聊得情投意合，因为都酷爱海贼王而志趣相投。而真正见面以后，张鹤看得出，对方眼神里的惊惧。

胖，让她不得不承受相亲里的冷暴力。

尽管她工作好，有存款，买了房也买了车。

胖是一种原罪，一种社会暴力。社会有既定规范，例如有钱是对的，没钱就是可耻的，人好看是好的，丑的话就是不好的。选择胖与瘦，本来是自己的选择，而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既定规范。正因为如此，社会才对很多胖子缺乏宽容和关怀 。

以某物为美的时候，相对立的东西就是丑。精神暴力向来是普遍的。

不想按照主流社会塑造自己也没什么错，但是就是有那么多人去喜欢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论足，用自己的理解去定义别人的生活。

5



到了楼下的整形医院，张鹤拿着传单到了前台。「你好，抽脂手术我想了解一下。」

前台漂亮的姑娘眼睛扑闪着。「好的。您稍等，我给您找一下医生。」

前台姑娘岗步态优雅得走进走廊，刚拐弯，她激动地跳了起来，奔进了医生办公室，声音颤抖着跟座位上的医生说：「哎呀，张医生啊，咱们医院终于来了个大活儿啊！门口来了个特别胖的姑娘要抽脂！」

男医生眼睛一亮，放下手中的《整形外科主治医生 270 问》，披好白大褂。

刚看到张鹤的一瞬间，男医生特别努力地抑制了自己的笑，并不是嘲笑，而是看到了大活儿笑。

前台姑娘在男医生背后，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除了这么多啼笑皆非的事儿，还有什么温暖的事儿吗？」我问。

「你别说。还真有。我们楼下有个卖凉皮的大叔，有一天中午我去买了份凉皮。临走的时候，大叔又递给我一个他烙好的鸡蛋灌饼，用地道的东北口音说，你这光吃个凉皮，哪能够啊！这个叔免费给你了。」

张鹤说完咯咯咯地笑，「我是真能感受到大叔不是嘲笑我，而是真的关心我。」

我用力点点头。

我也想到一个画面，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身体弱，吃了很多激素多的药，9 岁的时候胖成了一个球。周末，爸爸带我去骑公园里的小红马，别的小朋友都要 5 块钱，而到我的时候，腰里别着个腰包的阿姨打量了我一下说：「那个，你家这孩子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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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16楼 cyec说：
第八个故事

爱是不能选择

01

星期六的北京，艳阳高照。空调坏了，鱼缸里发出闷闷的水声。

逼仄的小卧室里，生活着我和一只猫还有 3 只鱼，鱼是观赏鱼，我给猫观赏的。

手机响，是高丽给我发了微信。「骡子，你觉得生命里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头发湿透了，顺着脖子流。「钱」。我回了一个字。

她正在输入了半天，也回了一个字「恩」。

猫跳上床，用头蹭我的腿。高丽给我发了条链接消息，右边的小照片上，是一男一女的婚纱照。光从那个正方形的小图上，我就一眼认出来了，那女孩是高丽。

这是一个婚礼请柬。

我点开看，刺耳的歌曲循环着唱「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这种口水歌让我觉得烦躁，比室温 29℃还让人抓狂。不同组的婚纱照上下左右快速切换、动画效果很浮夸。不知道是不是过度 PS 了，高丽好像又瘦了，甚至不到 70 斤的样子。中学时，她还是个小胖墩。转眼，也 10 年没见了。

「恭喜你啊。」为了表达我的祝福，我特意加了「啊」，以显示我的心甘情愿。

「有空来呗。」

「嗯呐。」

对话结束，比上次长了 1 分钟。

修理工来修空调，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我给他倒水，他顾不上喝：「不喝了，今儿最后一单，赶着和老婆去接儿子放学。」他声音洪亮，面庞黝黑，身上的衣服黑一块白一块，汗味和机油味混合着。

我从楼上阳台上看他的背影，楼下有个中年妇女在等他。她从白色塑料袋里掏出一块毛巾，给他擦脸，他咧嘴冲着女人笑。

空调轰隆隆地工作，屋里的温度真的降下来了。

请柬已经到了最后一页，是婚宴的时间和地点。8 月 20 日，明天下午，在北京大兴。

02

刚到酒店门口，就看到了很大的指示牌。「高丽女士和张恒先生的婚礼。」门口豪车云集，整个五星级酒店都被包场了。

地铁上，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晒了图，那是我和高丽共同的同学，他发了六张图，还配字说：「高丽小姐这婚礼太有排面了，不愧是我们班嫁得最好的！」

我给他点了个赞，因为图上的高丽真的是太美了。她正在梳妆，围着她的有很多姑娘。大家都在笑，她却笑得勉强，或者说是我认为她笑得勉强。

进了酒店大堂，3 个老年女人排成一排收份子钱。我把口袋里准备好的红包递了上去，在一旁的账本上写：「2000 元」。

戴方形眼镜的中年女人颠了颠，推了推眼镜：「这可不像就 2000 啊？小伙子没记错吧？」

「没有。」我匆匆回答，把红包塞到了下边。

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从酒席到现场布置再到婚礼仪式，每个细节都反射着两个字「有钱。」

我坐在离舞台不远的地方，和初中同学坐在一起。「骡子，真是好久不见啊。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去。我以为你出国了呢？」白静凑过来问我。

「没出国，工作比较忙没赶上。」我低头看手机，希望能尽量减少和她的对话。她是有名的大嘴巴，上学时就喜欢传八卦说绯闻。

「骡子，好兄弟。见你一面真难啊。」过来搂我胳膊的叫韩广，是我曾经一起踢球的小伙伴。

大家都叫我骡子，因为我姓罗。骡子这个外号是怎么被叫起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我不排斥。骡子是公驴和母马交配的后代，和我的由来有异曲同工之处。我是爸爸和小三的儿子，但我没见过亲妈。我爸说，她是不负责任的女人。爸爸的原配对我很好，她不能生育，也让我叫她妈妈。

对于同学们如潮水般的关心与询问，我有点不知所错。没什么好交代的，因为我目前的一切都不值得交代。音乐响起，高丽出现在了舞台中央。

白色紧身鱼尾婚纱，精致小巧的脸，笑起来还是有两个小酒窝。旁边的男人很胖，上身的西装被大肚子高高顶起来。

俗套的誓词和表白，没什么意外。两个人都痛快地回答了「我愿意」，看上去有幸福的感觉。

酒过三旬，高丽和他老公过来敬酒，白静殷勤地递上名片。「张总啊，以后还得承蒙您照顾。」他老公咿咿呀呀地答应，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我用余光看高丽。小时候，我也常这样用余光看她。

「新婚快乐，早上贵子。」我递过去的酒杯有点抖。

「谢谢。」她已经换上了旗袍，脸上有两坨红晕。我又想到了她问我的那句话：「你觉得人生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什么？」

只有一次的眼神接触，她就挽着她肥胖的丈夫离开了我的桌子。看背影，我想到了大雄和胖虎，虽然高丽比大雄瘦太多。

白静已经喝得有点昏糊了，她絮絮叨叨讲很多事儿，多是她公司的奇葩事儿。她抱怨毕业后专业不好找工作，误打误撞进了保险业，如今是个保险推销员。「骡子啊，你买个保险吧，买个保险，给自己也给父母一个保障。」她说着还打了个嗝，一股酒气。

我没买保险，我的父母早给自己买了，家里好几张保单。

白静背课文般讲着诸多跟保险相关的案例。末了，她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再告诉你一个大八卦，高丽啊，上学那会儿暗恋你呢！」

我端起酒杯的手又抖了起来，止不住抖。

03

高丽和他的丈夫仍在敬酒，白静趴在桌上已经不省人事。我做了个决定，我起身飞快地跑向了门口。

正好看到了高丽的妈妈。高丽的妈妈和高丽一样，既高贵又美丽。上学时，我就听过她的大名，教导处最凶的主任。

「这不是骡子吗？你也来了啊。」她过来和我寒暄。我眼睛盯着门口，心里很焦灼。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她突然问我。

「挺好。」

「哎呀，她也不容易啊。把你抚养成人，你应该多看看她。老了啊，孤独。」

「恩。」

高丽妈妈总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不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她视高丽为生命，兢兢业业地照顾她，宛若自己的一件宝物。

我第一次见她妈妈是在班级后门的玻璃上，她透过玻璃眼睛盯着高丽的后脑勺。

我们的座位按照学习成绩排，高丽始终在学年前五，我的名次基本挨着她，成绩最差的时候和她隔了两个人。我坐最后一排是自己选择，表面上看我是高风亮节因为个子高主动坐在后面，事实上我喜欢最后一排。

因为最后一排，我可以看到所有人，但别人看不到我。当然，最重要的是能看到她——高丽，我暗恋了 12 年的女孩。

「总听高丽说起你，你们高中毕业照我也见过你，你现在已经这么高了啊。」这句寒暄很奇怪，一句无厘头的寒暄。事实上，她那次来学校，就是为了警告我，「我女儿的前途重要，她年纪小单纯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毁了她。」我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点头表达我不会打扰她，摇头表达我没有要早恋。这些话是我的心里话，但不是我的真心话。

工作 3 年，我也学会了寒暄。「阿姨您还是和以前那么年轻。」我说完，她笑得眼角皱纹翻了起来。

我和高丽的互相暗恋是一场禁忌游戏。那会儿我们相互写信，视彼此为知己。但那些信被我们的班主任看到，她给了一切定了性：「骡子，这个小痞子在想拖三好学生高丽下水。」

这个解释无可厚非，因为我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长大，这一点全区的人都知道。我爸和我原配的妈时常吵架、打架，有时候打 110，有时候打 120，离谱的时候也打 119。层层叠叠的人群围着我家门口，这些故事被改编成了不同的版本在学校里流传。

我和高丽妈终于寒暄完毕，我匆忙赶到份子钱台。

戴方框眼镜的阿姨正在把红包们放进一个袋子里。

「阿姨，我想找一下我的红包，封面上写的骡子。」

阿姨目瞪口呆，低着头找。大概从来没遇到一个随出去的份子钱还要拿回来。她不耐心烦地找，都是钱我不好动手。

「就这个吧，最厚的。」我一眼看出了我的红包。

我颤颤巍巍地打开，抽出了一个叠着四方的纸，钱塞了回去，递给方框眼镜阿姨。

我捏着信，手拼命抖。白静的话还在我脑子里：「那会儿高丽曾暗恋过你呢。」

那是一封信，我想给这段暗恋一个了结，但现在却只想把那些倾诉拿回来。

「有些人觉得爱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和一堆孩子，或许爱就是这样，高丽小姐。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我想到了塞林格的话，并把莱斯特小姐改成了高丽小姐。

如果我回答说，人生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你和爱。你会怎么选择呢？会更难选择吧。

爱是什么，爱是不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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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时候，当老师的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她朋友圈的截图，来自于她学生的妈妈。那是一段妈妈和女儿的对话，小女孩过来和妈妈聊《红楼梦》。

「妈妈，宝玉，黛玉，宝钗他们三个是怎么回事儿？」

「你觉得宝玉喜欢谁？」

「我觉得宝钗适合宝玉」

「你觉得爱是『适合』吗？」

「....不是。」

「那你觉得爱是什么？你可以想一下再回答妈妈。」

「……应该是，不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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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泉

117楼 金泉说：
谢谢楼主，这些故事都非常得好，感谢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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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118楼 cyec说：回117楼金泉
太客气了。好东西一起分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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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微光

119楼 暗夜微光说：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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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东

120楼 李文东说：
希望楼主继续更新。这两天由于人在苏州，没有时间浏览帖子，这不现在马上就回复。希望干活把这个帖子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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