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故事。来源知乎付费专栏

cyec

21楼 cyec说：
写在前面

你好，我是林大鼻，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医师，

我工作的地方，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这里经常被患者当成「最后一站」，因此，患者在这里经历的绝望也是最大的。

为了避免冲突，我给自己规划过最快的办公室逃离路线，绝不坐后背靠门的位置，电脑上还设置了一键定位呼救。

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明白，当人的压力被放大数倍以后，就没那么容易互相信任。而作为医生，我总是得站在冲突第一线的。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要经常去急诊室里「捞人」，也还是喜欢一句挺中二的话：你若生死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从业 11 年，从轮转新手到协和主治医师，我遇到过许多事：

一个病人，执着要找医生签生死状——手术发生事故自行负责。因为基因突变，病人肺部被白色渣子填满，生不如死。他四处寻找愿意帮他洗肺的医生，哪怕签知情同意书都行，只要能让他临死前呼吸新鲜空气。最终我站了出来，决定帮他「争这一口气」。

一种极端罕见的病症，患者被称为「蓝梅女孩」。她们的呼吸每时每刻都在衰竭，但因为病症太罕见，适用的药物在说明书上都没有标出该病症。最终导师带着我，创办了该病在全球第二大的研究基地，并且一步步推动了药物应用于这种罕见病。那是一场十多年的「战役」。

一位丈夫，妻子得了血液病。幸运的是他有上亿家产，妻子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下子就有了两份合适的骨髓配型。为了妻子，他自愿把所有财产做为答谢，来换取妻子亲兄弟的骨髓，却不料，如此的厚赠吓坏了妻子的「准救命恩人」，迟疑犹豫之间，眼睁睁错过了最佳时机。

类似的事情，医院里发生了太多，只是我一直没想过要把他们记录下来。

直到今年我遇到了陈拙，他说服我写下医院里的故事，呈现医院的真实一面：看见医院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理解医生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冰冷的医疗机器。

记得一篇记录检验科王澎医生的稿件发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人的留言，向检验科这个没有锦旗，没有鲜花的科室致敬。

一篇有关骨髓捐赠的稿子发出后，我们收到 77 条留言，咨询如何捐献骨髓，18 条留言告诉我，自己已经加入中华骨髓库，这给我鼓舞。

我意识到「写下来」的力量。

陈拙还认识不少优秀的医生，他们大多和我有相似的经历，那些真实的故事或温情、或离奇、或残酷……

的确，医生知道那么多故事，是因为在医院的某些角落，有常人无法接触到的生死场。人的生命就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陈拙和我共同在知乎推出这个专栏，里面的故事由我和另外几位同行一起记录，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分别来自不同的科室。

我们希望更多人知道，每一份病例背后，不只是医疗技术，更是人心。

我们决定写下这些「生死场」里的故事。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22楼 cyec说：
第一个故事


全国最好的医院：到这儿可就没地方转诊了

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这里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我们每天都要接收从全国各地转来的病人，需要承受不小的压力。因为病人如果在这里治不好，基本没有上级医院可转。

在这里，我见过最多种类的疑难杂症。但在我看来，对于重症患者，死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每天都看着身体恶化，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那天，一个男孩出现了。没有病因，没有希望，没有科室愿意接收。

我做出了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难的决定：把他「捞回」自己的科室，决不放弃。
在这家医院工作了 11 年，我算是见识了全国所有救护车的型号。

每一天，都有不同城市牌照的救护车冲进医院大门。下车的病人和家属操着不一致的口音，但神情同样疲惫，像是经过了一场长途旅行 ，如今总算熬到了终点站。

出现在这里的人们，都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们冲进办公室的时候，手里都拽着一张 A4 纸，上面盖着鲜红大印，加上一行小字——「病情疑难危重，建议转上级医院。」

往往这时，病人会拿着这张纸，用近乎祈盼的眼神望着我，越凑越近。甚至有人还会把那张转院通知单放在桌上，怕我不收下。我总是很细心地提醒他们：「这张纸，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这里就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没有上级可转。

但这份声名背后，是无孔不入的压力。如果病人在这里还治不好，那他可能就无处可去了，这是任何病患家属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我不止一次面对过这种突然爆发的绝望。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绝对不坐在后背靠门的位置。

这些外地来的病人们，会被送到一个叫作「抢救室」的地方。作为危重病人的中转站，那里就是人间修罗场，监护警报以高频率发出扎耳的「滴滴滴」，心脏按压到骨头的声音是尖锐的「嘎吱嘎吱」，这些杂音里不时掺和着医生的高声呼喊：「抢救！过来这床！抢救！」

一切都是吵的，就算有人死掉，也还是吵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活人是安静的。

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抢救室，门外的地上躺着横七竖八的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较轻，但家在外地的患者。有时我得从她们身上跨过去，小心翼翼。

在这里有两种病人。幸运的，会找到接收的科室，住进病房。不幸的，医生判断无法治疗，被家属拉回家。如果是后者，对方家属的情绪可能会崩溃，毕竟这里已经是寻医问药的尽头，还能去哪呢？

只是对医生来说，还有比「无法治疗」更可怕的情况。

第一种是年轻的病人，因为岁数小，家人觉得还有未来，一般会抛掉全部身家，不到尽头不罢休。第二种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每天花费重金等待结果，抱着一丝希望，却看着自己身体逐渐恶化，比明明白白知道得了绝症更可怕。

这两种病患一旦治疗失败，家属根本无法接受。而第一个面对这种情绪爆发的，往往都是医生。

这也不能怪谁，毕竟从抢救室里来的病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活着。

林晓宇就是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他符合这两种病人的所有特征——年轻，家人也准备拼劲全力，且根本查不出病症。

可从我与他对视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个小伙子，活不下来。

因为长得显小，我这个主治医生常常被当成实习大夫。

但有时我会觉得，要真是实习就好了，这样就只要关注病房，不必每天去抢救室「捞病人」，这事儿担子太沉，关乎人的生死。

一进抢救室大门，就有同事跟我介绍这一批病人的情况：「昨晚又来了几个『好的』，特别适合你们病房，快来看看。」

有的人习惯把还有救、不会长时间住院、经济条件过得去的称为「好病人」。

按照这种标准，林晓宇显然被排除在外。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这个小伙子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遇到过的另一个病人。

一样的年轻，一样的充满希望。

见林晓宇的第一面，他挂着氧气罩，见到我只是点点头。因为呼吸困难，他必须费上一点劲儿，才能靠坐在床头，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

「我是来会诊的医生。」

他抬头看着我，没说话，几秒过后微微张嘴，也只是喘气，扣在脸上的呼吸罩腾起一层白雾。

我翻看着他的急诊病历，二十多岁，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村，一开始高烧不退，当地医院认为是肺炎，却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个器官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崩溃迹象。

一个月后，他才被告知那一句：「治不好了，太重了，转上级医院吧。」

我把他的病历翻到最后，都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什么病。

我踱步到林晓宇跟前，一边看着 CT 片子，一边悄悄打量他。

仅仅病了一个多月，他已经瘦得脱了形，病号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双颊凹陷下去，显得眼睛格外的大，也格外有神。

整个人看起来比病历里写得还要差一些，不仅各项化验指标都出现问题，口腔和皮肤也已经开始出现溃烂。

我暗自摇摇头，太难了。

还不清楚是什么病，就没有办法对林晓宇给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况且他这么年轻，疾病恶化的速度就那么快——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太少。

这样下去，林晓宇很可能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还是按照惯例，没说自己是负责收治病人的管病房大夫。这种做法，也是不想给每个来到这里的患者「无谓的希望」。

而且我手上只有非常宝贵的最后一张空床了，必须把它留给最有救治希望的病人。抢救室随时都会有全国各地转运来的重病人，能不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疗，有时就取决于有没有一张病床。

我在心里打了退堂鼓，没有跟他过多交流。

急诊的同事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一把拉住我说：「我们都满床了，再来病人只能加床了，帮帮忙，捞一个走吧。」

我摆摆手，从侧门出去了。

走了几步，我又停了下来，这小伙儿实在太年轻，心里有些不忍。我绕到前门，喊了一嗓子「林晓宇的家属在吗？」

一个衣着朴素、操着浓重乡音的中年妇女应声跑过来，「我！我是晓宇的妈妈！」

看她黝黑的面庞，显然是个平时干农活的劳动妇女。我用尽量简单的话语问了她一些情况，但她完全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什么都答不上来，抹着眼泪不停重复着：「求求大夫，救救孩子，求求你了。」

看着林晓宇的母亲，我虽然万般无奈，但还是要考虑如果她不能很好地配合，后续治疗会很难开展。

我不死心，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

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我只能安慰她几句，沮丧地离开抢救室。下班前，我忍不住悄悄打开急诊的病历系统，发现林晓宇的名字仍在急诊名单里，并没有被任何一个病房「捞」走。

我盯着电脑上的名字看了又看，几次把鼠标移到右上角的「叉」，都没能点下去。

全国最好的医院，也是病患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我不在此地接手这个男孩，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结局——

无处可去，最终在急诊把钱花光，放弃治疗，拉回家乡去。或许还会因为穷，连救护车都坐不起，只能找一辆不正规的「黑车」，很可能走到半路，母亲就得眼睁睁看着儿子去世却束手无策。

我还是没能关掉带有林晓宇名字的电脑界面。这三个字，让我一直联想这个年轻人拼命吸氧的样子。

我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这么久，面对的都是最凶残狡诈的疾病，自认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但这当中，有一个失败的病例，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成了我的心结。

那是一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病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病情危重，但就是查不出得的是什么病。

不同的是，他家里非常有钱，而且有一个怀孕的妻子，还有五个月就到预产期。

为了让病人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无论是在医疗还是金钱方面，我与家属都倾尽了全力。我们甚至请了美国专家就诊，奋战了将近三个月，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生活不是电影。病人最终没有等到自己的宝宝出生，在离妻子的预产期只有两个月时撒手人寰，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得的是什么病。

怀孕的妻子情绪崩溃，跨年夜时来到办公室，哭着问我一个问题：「你们这种医院，怎么可能连什么病都不知道呢？」

她盯着我的眼睛，很不甘心，「你不能让他死个明白吗？就算是恶性肿瘤没办法也认了。这种结果我不接受。」

后来整个科室都知道我尽力了，却没做好这件事儿。还有同事遇上类似的病人，总会来问我：「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再回想起这事，我同样也是不甘心，明明很努力了啊。

现在每次面对年轻的、诊断不清的病人，我的内心会陷入纠结的状态。一方面是心生恐惧，怕万一接手失败，病人和家属没有退路，我同样没有退路。

但要我看着对方在急诊室等死，内心还是不安。我不想让他们体会那种病情未知，只能慢慢死去的恐惧。

我最终做出了决定，接诊林晓宇。如果我不接手，这个名字就会在急诊名单消失不见，就像退潮的浪花，无声无息地被卷走，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

我不想让「林晓宇」这个名字从我的手上滑落，更不想同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我回到了抢救室的门前，这次不仅见到了林晓宇的妈妈，还有他的姐姐。原来，姐姐一大早就去想办法筹钱了，刚刚赶回来。

这次我没有再谎称自己是会诊大夫，直接亮明身份说：「我是呼吸危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想跟咱们所有家属谈一谈。」

姐姐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她说弟弟还没有结婚，父亲早就去世了，自己与母亲就是他所有的亲人。

除了病情以外，我还了解到，两姐弟从小生活在农村，姐姐为了供养晓宇考上大学，年近 30 岁都没有结婚。

现在弟弟进入律所，就快要当上律师，只要他成功了，就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姐姐才考虑起结婚的事儿。

可自从晓宇得了这无法查明的恶病，一切安排都变了。

姐姐不相信晓宇这么年轻就得了绝症，「就算死，至少也得死个明白！」撂下这句话，她带着弟弟千里迢迢赶来我们医院。

我相信，她对弟弟的全力救治并不是出于金钱的回报。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很明确地告诉她，晓宇很难救回来，但她依然决定，即使倾家荡产也不放弃一分希望。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晓宇的姐姐。她没有丝毫犹豫，眼睛里盈满真诚、感激和信任，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家属。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能理解我的话，同时也保持着理智，没听到住院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住人不撒手，那会给医生很大压力。

在与疾病的战斗中，医生和病人家属其实是最亲密的战友。谁也不想在战斗过程中带着拖后腿的战友，更不想遇到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

只是姐姐对花费有些担忧，担心不能撑到最后。我说自己会尽力帮她省钱，有多少就交多少，不够的再想办法。

最后我嘱咐她：「办完手续直接转到病房去，别等明天了。」

我通知病房的值班医生准备收病人，半小时后，林晓宇就会离开急诊室，被推到我的病房。

趁着这段时间，我通知病房的医生准备接收病人，自己赶去食堂填饱肚子。那一餐我吃得很快，只想着赶紧去看资料。我知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已经无声的打响了。

夜深了。

姐姐提来一大袋厚厚的资料，从县医院到省城的三甲医院，哪怕一片纸都复印了下来。

当晚，我仔细研读林晓宇所有的病历，不放过任何能确定病症的蛛丝马迹，结果越看越心惊。晓宇的病情，与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病例竟然惊人的相似。

没有病因，没有好转，没有希望。

我只希望这一次不要重演历史，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又一个小伙子走得不明不白。

等我整理完资料，林晓宇的姐姐还守在楼梯间，她用那种泡沫拼板铺在地上，行李袋当枕头。

我劝她不用 24 小时都守在这里，只要保持手机畅通就行。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这附近的招待所太贵了，连最便宜的地下室都要将近一百块钱一晚。她想省下钱留给弟弟看病。

我走进病房，询问晓宇的病情。他戴着吸氧面罩、每说一句话都有点困难。我尽量挑重要的问他，他说的很有条理，几乎没什么废话，一看就是查阅过相关资料。

只是说到后面，他张口越来越吃力，声音也逐渐变小。我有点于心不忍，看时针已经指向 10 点钟了，让他先休息。

但他显然不愿意结束谈话，还想要继续解答我的问题。我安慰他别着急，今天先了解最主要的，之后有的是时间。他很累了，看我要走，仍然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

在回家的末班地铁上，我给值班大夫发微信，让他把那些按小时收费的监护、吸氧等项目，给林晓宇每天象征性地记一点费用。

虽是杯水车薪，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吧。

第二天，我向上级医生汇报了我的想法。

「省城的三甲医院已经做了很全面的检查，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跳过那些常规检查，快速取活检，依靠病理给病人一个诊断。」

虽然明面上是请示领导，但我内心早就下定主意，即使不同意也要争取。

之前的那个小伙子，就是没珍惜宝贵的时间，到后来要取活检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不想再让类似的遗憾重演，毕竟林晓宇没有时间用来等待。最后，领导给了我全力支持。

通常，从取活检到出结果的时间是一个星期，如果是疑难的疾病，需要的时间往往更长。我决定给林晓宇输血，把各种风险降到最小，集中火力多个部位同时取活检，最后在两天时间内做完了这一切。

然而就在做完检测那几天，晓宇隐隐陷入了不安。

「我得的是血液病吗？」有一天查房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晓宇告诉我，父亲就是得血液病去世的，还是挺罕见的病症，叫「多发性骨髓瘤」，最后还是去世了。他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花光家里的积蓄。

「我怕自己也遗传了这个病，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又觉得不太像。」他忐忑地盯着我的眼睛，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

我安慰他，「多发性骨髓瘤不遗传，你的症状也根本不像这个病。」我没说出口的是，晓宇的病，应该远比他父亲的要凶险得多。

晓宇似乎松了一口气，又追问我自己得的像啥病，「我经常想得睡不着觉，想自己查查文献。」

当人面对即将到来的答案时，总会有些紧张不安，想要提前知道答案。

病房里连电视都没有，唯一的可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机。晓宇时常坐在床上，戴着呼吸罩看手机，连夜搜索病症的资料。

他有时会抬头看我，隔着呼吸罩，用很闷很小的声音问：「姐姐，我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该给出什么关键词。我只好避开他的视线，用同样小的声音说：「我还不知道。」

我经常强行转移话题：「你是律师吗？很厉害呀。」

「还算不上律师，刚毕业没几年，就做些打杂的工作。」

我想试着继续和他聊聊天，他却摆摆手，紧抿双唇。或许是太累了，或许是不想闲聊。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来到最好的医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

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重症病房里 24 小时灯火通明，没有任何光线、温度的变化。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晓宇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热情健谈，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那是我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

她总是看到我就赶快站起来，从楼梯间冲到我面前，每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检查结果。

我安慰她，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会有结果的。

但我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当年那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男孩，也是艰难地取了活检，却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从最初想治好病，到后来把生命延长到亲眼见孩子出生，再到最终仅仅希望能死个明白。就算这样，我都没有做到。

我有预感，晓宇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狡诈敌人，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林晓宇的病情每况愈下，持续高烧不退，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

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钟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连口腔都溃烂了，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我们给他插了胃管打营养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觉、见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监护室综合征」，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把林晓宇挪到一个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帘子，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

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能体谅我对他的关照，每次问起感觉怎么样，他都说好。

但我能感觉到，他之所以能撑下来，完全是因为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我很担心他的希望落空，不愿多谈病理方面的事情。

我俩之间的见面，变得越来越沉默。

重症监护室外，姐姐越来越焦躁。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可能有结果，但她仍然是见我一次问一次。以至于每次远远在楼梯间看到她，我就有点心虚。

我也很想说点乐观的话鼓励他们，又担心会起到反作用。毕竟这个时候，给予希望是很「危险」的。

有时为了逃避姐姐的追问，我不得不装作接听电话，从她身边匆匆经过。看着她渴望期盼的眼神，我的内心很愧疚。

姐姐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那一天，她拖着我到没有监控的角落，想要塞给我一卷钱。

我冷着脸坚决拒绝，「不收红包是我的底线，我一定会全力救治你的弟弟。」看她还不死心，我只好吓唬她如果再这样，就马上给晓宇办出院手续。

林晓宇仍然每天高烧不退，全身多个地方都在溃烂，有的地方甚至能隐约看到骨头，令人不忍直视。

每天下午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姐弟俩都在互相鼓励打气，话题只有一个：「病理结果就快出来了，再坚持一下」。他们还乐观的认为，取了好几个部位的活检，一定能诊断清楚的。

只是姐姐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伤口情况。那里被我们用纱布遮着，平时林晓宇也会用被子盖住伤口，我们都没有特意对姐姐提起。

越临近出结果的日子，我的担心越重。我怕得到一个坏结果，更怕什么都得不到。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一周多以后，几份病理报告几乎在同一天到了我手里——全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

林晓宇的情绪崩溃了，彻夜不睡觉，把各种监护的连接线都从身上扯下来，大喊着「我不想治了！」

我不得不给他用了镇静的药，又破例让姐姐进来守在床边，他才平静一些，但依然坚持要出院回家。

一向坚强的姐姐也落泪了，说想尊重弟弟的意愿，回家去。

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姐弟俩。说他们是真心想回家，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信的。

从医十余年，形形色色的人见过太多，真正愿意放弃生命的病人是极少的。更何况年轻的病人里，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起。

此时的晓宇，只不过是情绪失控。就像那些站在楼顶寻短见的人，如果是大喊大叫的，最终跳下去的非常少，往往只是为了宣泄情绪。真正一心求死的人，只会悄无声息、决绝地赴死。

要是真把晓宇放回家，等他心情平复，肯定会后悔万分，但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再回来了。即使能再回来，我也未必有床位能及时把他再收进病房。

我觉得晓宇需要的绝对不是死亡，而是一个答案。

我安慰姐弟俩：「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失败了，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姐姐还是哭个不停，表达感谢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回家。「太难了，医生，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们村里有风俗，死人不能进村，我想趁着弟弟还活着，带他回去。」

我有点急了：「晓宇是因为病得难受，说些丧气话，你不能失去理智啊。取活检也花不了多少钱的。你今晚回去好好想一想，愿不愿意让弟弟走得不明不白。你要是甘心，明天来找我，我给你办出院！」

姐姐抹着眼泪走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在其他人眼里看来，这是一个把烫手山芋脱手的好机会，只需要让家属签署一份自动出院证明，我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

但是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人类最大的恐惧是「未知」，当你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时，就会幻想出无数种可能性。但当你明确知道结局，哪怕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似乎也没那么绝望和难以接受了。

至少，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晓宇能走得甘心一点。

经过一夜的思考，姐姐的情绪稳定很多。我给林晓宇加大镇静剂的用量，并尽可能让姐姐在床边陪伴。总算把姐弟俩都暂时稳住了。

我拿着几张报告，去找病理科的同事沟通，却意外发现了突破口——皮肤活检里有一些淋巴瘤的蛛丝马迹，但组织实在太少，没有办法下诊断。

我盯着显微镜里那星星点点疑似恶性的细胞，不禁握紧了双拳。

我告诉姐姐，其实在皮肤活检里已经被我们发现一些端倪了，跟最初的猜测差不多，非常像我们怀疑的疾病——淋巴瘤。只是组织太少了，无法诊断，必须取大块的组织才有可能弄清楚。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经过一夜的沉淀，姐弟俩的情绪都稳定了很多，最后都同意进行检测。

「淋巴瘤」，也被老百姓叫作淋巴癌，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著名播音员罗京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

在所有的内科疾病里，淋巴瘤是最狡诈凶残的那一类。它特别善于伪装，病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血液病，还以为哪个器官出问题了，等知道是血液病的时候，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

很快，问题接踵而来。如果想取到大块组织，只能求助外科医生，去手术室进行操作。

但林晓宇的情况根本没办法去手术室，只能在病床上进行活检。这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不放手一搏，诊断的可能性就是零。

但来会诊的外科医生表示，床边手术的风险太大，可能会出血不止、伤口愈合不了，实在爱莫能助。

我扯住外科大夫的袖子，不让他走，豁出老脸开始撒娇，要他一定帮忙。他或许没想到我居然那么能豁得出去，只好艰难地答应了下来。

手术开始，只进行了局部麻醉。林晓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拿起刀子，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皮肤。这样的场面和切身之痛，我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住。

我找了一个架子，搭上床单，挡在他跟外科医生之间。

晓宇的脸上紧扣着加压面罩，说话更加困难。我告诉他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点点头，眼神坚定。

我们决定取他溃烂速度最快的那部分皮肤，这样找到恶性细胞的几率会大一些。

我站在床头，告诉他不用说话，如果疼就举手示意，我会让外科医生补麻药。

手术刀精准切下去的瞬间，晓宇举起了手。

我连忙说：「好的，知道了，给你打麻药。」他急切地摆摆手。举手去抓吸氧的面罩。

我按住他的手，轻声安抚他：「很快就好了，再坚持一下。」

他顺势攥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艰难的把吸氧面罩扯开一条缝儿：「多取一点儿，我不怕疼，你们给我多取一点儿。」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都是破釜沉舟的决心。

我鼻子一酸，答应他：「知道了，放心吧，你专心喘气，要是疼就捏我的手。」

手术顺利结束，外科医生尽力给我们取了一块很大的皮肤。他很担忧，说这个伤口根本没法缝合，也难以愈合。

我说这些都是小事儿，只要诊断清楚，后续就有希望。

这块皮肤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隔着玻璃瓶，看上去比实际显得更大一点儿。我举着它盯了很久，这是晓宇最后的希望了。

取完活检的当天下午，我决定给晓宇用超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需要家属签字同意。

姐姐有点疑惑。她曾经跟我说过，省城专家建议试试大剂量激素，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告诉她，大剂量激素确实可以暂时缓解病情，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我最担心的是，用了激素以后会让病理变得更加不典型，难以检测出结果。

她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又同意用激素了。

我委婉地告诉她，现在取了一大块皮肤组织，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所以我想把激素给晓宇用上，至少能撑到结果出来那一天。」

姐姐没有再提问题，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沉默地签下同意书。

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全部的努力，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孤注一掷的等待令所有人感到窒息，姐弟俩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有点刻意回避结果的问题。可能是不想再次失望，所以故意表现得不那么期盼吧。

我每天都在电脑上刷新数次病理报告，常常盯着那个灰色的界面发呆，既盼望能早一天出结果，又有点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如果再不能明确诊断，也许真的要放手了，我有点不敢想象。

当病理报告的灰色界面变成可读的蓝色界面时，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才把鼠标对准它，点开。

看过大段大段病理描述，几十个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我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报告末尾的结论上：淋巴瘤诊断成立。

那一刻，我有点想哭的冲动，同时有一种卸力后的虚脱感。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结果，这一次，总算能对病人和家属有交待，对我自己也像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被永远地翻页了。

我查阅了文献，林晓宇得的这种淋巴瘤是两年前刚刚新命名的一种类型，最突出的就是起病急骤、进展迅速，而且缺乏典型的病理特点，没有经验的医生根本不认识。不幸的是，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那一类，治疗效果也极差。

诊断清楚的起点，几乎等同于晓宇生命的终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把病理报告单交到姐姐的手上，告诉她终于诊断清楚了。

姐姐激动得双手颤抖，茫然望着那一大段专业术语，有点不知所措。我提醒她：「看最后一行的结论就行。」

「淋巴瘤诊断成立……」姐姐喃喃地念了好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从自言自语变成掩面大哭。她说：「终于弄明白了。」

她这段日子实在太难熬了，拼命压抑尚未得知结果的恐惧，对弟弟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什么准姐夫过几天也会来，还有老家地里的庄稼。

我都有些不忍心告诉她，晓宇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姐姐问我要不要瞒着弟弟？

我建议她不要给晓宇无谓的希望，这么聪明的孩子，自己上网查资料也能知道个大概。如果能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时日，可以更好的规划，不在最后的时光留下任何遗憾。

姐姐同意了，她拿着病理报告单去了弟弟床边，如实相告。两个人再次抱头痛哭，情绪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和祈盼，哪怕是坏的答案，也总比至死没得到结果更令人心安。

晓宇有些沮丧，但慢慢又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不是和爸爸一样的病。」

最终，姐弟俩决定继续接受治疗。

晓宇的准姐夫也赶了过来。所有亲人都来到晓宇身边，陪伴他走最后的路程。每天晚上的楼梯间，母亲、姐姐、还有准姐夫，三个人并排睡在那里，在距离晓宇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的地方，默默陪伴着他。

每天半小时的探病时间宝贵，我也不便去打扰。

我给相熟的血液科病房医生打好招呼，很快就把晓宇转了过去，并拜托同事尽量照顾。

转科的时候，晓宇和姐姐都是感谢，没有提及一句病情。面对已知的有限未来，他们接受的很平静，「家人在身边，每一秒都是多赚来的。」

曾经总是愁眉苦脸的姐姐，自从得到答案以后，再碰见我时，不再是随时冲过来的样子，只是很坦然地打了声招呼「那么晚还没下班呀？」

我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病人家属，但这次，我把手机号留给了晓宇姐姐，告诉她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姐姐很珍视地记下号码，再三表示不会轻易打扰我。

血液科病房很像流水线作业，住院、打化疗、出院，循环往复。

这个治疗过程看似平平无奇，却很难想象，晓宇这样的病人，是所有人拼尽了全力，才争取到这个宝贵的治疗机会。有的病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安慰人的医生。林晓宇去了血液科以后，我没有再去看望他，只是会经常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病历再看一看这个名字。

晓宇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血液科的专家讨论后，为他制定了一个减量的化疗方案，然而只打了一个疗程，就无法再继续了，效果也很差。

我给同事发消息：看你们科不准备再给他打化疗了，如果太压你那里的床位，可以把他再转回来给我，我送他走最后一程。

同事很客气地回复，内容却让人心疼：没关系，没有多长时间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了晓宇姐姐的短信：林医生，非常感恩在弟弟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遇到您，能让他走得明明白白。我要带着弟弟回老家了，再次感谢。

我回复：你是一个好姐姐，我们都为晓宇倾尽了全力。亲人都在身边，他有爱和陪伴，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愿一路平安。

我叮嘱她不要坐「黑车」。姐姐说是家乡的救护车，已经停在医院急诊外面了，当天就能到家。我想，挺好的，晓宇还来得及看看老家地里的庄稼。

那天，停在医院的外地救护车，少了一辆。

亲历者：林大鼻
事件时间：2018 年 3 月
记录时间：2019 年 6 月



后记：

事到如今，晓宇已经走了一年多了，我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我失败了吗？我不这么认为。生命是无价的，但也不是只有病人活下来，才是唯一的胜利。

在这家医院，死亡是件再常见不过的事儿。当生命无法挽救时，让病人没有遗憾，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

回想起晓宇，我写下了一句很中二的话，甚至有些矫情，却是我的真情实意：「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时隔一年，下个月我要继续负责「捞病人」的工作了，以这句话自勉。

医生，治的不止是病。

本帖来自pc秘书

星无归

23楼 星无归说：
感觉知乎看了就停不下来
本帖来自微秘

cyec

24楼 cyec说：回23楼星无归
很有道理。之前就是在知乎签到得了三天会员，看了很多的严选专栏的内容之后就爱上了。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25楼 cyec说：
还有人看吗。没有人我就下了。明天在更新。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26楼 cyec说：
第二个故事。
亿万富翁患者：有钱必然能得到更好的救治？

有钱人得了病，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救治？

我被太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但答案真是一言难尽。我只是想说：穷人得病，最怕的是没钱；富人得病，最怕是太相信钱。

我举个例子——国疗病房。有钱人看病，几乎绕不开这儿，这里某些治疗项目费用是普通病房的 20 倍。

但我遇到过一个有钱人，条件非常好，却始终要儿子住在普通病房。这不是因为他抠门，而是因为他足够理智。他知道国疗病房是轮岗不分专科，那些普通病房的大夫，更了解自己的手底下的病人。

多花钱，确实能享受好的医疗和服务。但再怎么有钱，在生死面前都很无力。所以我常常劝那些「土豪」，万一重病，不仅要自己理性，全家都得理性。否则出事了，可不是金钱能弥补的。

有些人不信，我就会跟他们讲下面这个故事。那时我刚毕业，在血液科轮岗，就收治了一位富豪的妻子——为了让妻子能够配上骨髓，他自愿签下放弃所有财产的合同。

更幸运的是，一般人找全相合配型的骨髓难如登天，富豪妻子一下子配上了两个。

可这些看上去优越的条件，最终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血液科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站在一旁，手里拿着骨髓配型检测报告，静静等待他们的决定。

两个男人坐在我对面，像是被点了穴般，不动，也不说话，甚至连表情都不曾变过。

就像在玩「谁先动谁就输了」的游戏一样。

在我身旁的，是病人的丈夫老甄。他率先沉不住气，「都解释清楚了，并不危险，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陌生人还无偿捐献骨髓呢。」

「何况她是你们的亲姐妹。」老甄说完最后一句，稍显无力。

听到这句话，两个男人眨巴了一下眼睛。要不是看到这一幕，我简直要怀疑时间静止了。

此时此刻，处于风暴中心的病人林音，正躺在不远处的病房，丝毫不知道自己丈夫正在和兄弟们对峙。

挂在白墙上的时针不断走着，留给林音和老甄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医生给的生命预期，只剩下不到半年。

那是 2009 年，我刚毕业就被分配到血液科，只能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比如，陪着没有希望的病人等待结果。

收治林音的第一天，她的老病历就摆在我的眼前，像大部头的牛津字典一样厚。病情越复杂、住院越久的病人，老病历就会越厚。

我心里有些畏惧，这就是主任口中「很简单」的病人吗？

我认命似地坐在桌前，一页一页仔细翻看：林音，四十多岁，从事科研工作，丈夫老甄在公司任职、女儿上大学。

病历里有张小小的证件照，上面是林音的鹅蛋脸，五官说不上多惊艳，但凑在一起却让人很舒服，有点像仕女画里的古典美人。我情不自禁地盯着照片，看了一眼，再看一眼。

这么一个好看的女人，却被确诊为「骨髓纤维化」。

这个病虽然不算恶性肿瘤，但同样危险。正常人的骨髓液在显微镜下，就像广告里拒绝「到碗里来」的巧克力豆，生机勃勃，想赶快到血管里开始全身旅行。

而林音的骨髓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上面只有一点绿色的蕨类植物，艰难地维持着生机。如果说骨髓是人体的「造血工厂」，那现在她的工厂已经罢工了。

医院很快就给出了诊断，她必须要进入血液科进行住院治疗。

血液科，这 3 个字在普通人看来，只意味着简单的抽血化验。

但对于我，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菜鸟医生，这个科室的背后藏着一个让人绝望的白色监牢。

灰白色的墙壁，床单、被褥、病人的皮肤都连成苍白的一片。

因为化疗，病人头发大多稀疏零落甚至全部掉光，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剩一双双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自己的输液瓶，看着液体一滴一滴，流入血管。

随着病房门「吱呀」一声响，所有病人瞬间转过头来盯着我。我的心猛地一缩，差点忘了自己要来干什么。

如此多望向我的眼睛里，林音的眼神很不一样。

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视线对上，还会笑一笑。那是血液科病房里少有的、带有希望的眼睛。

当时的我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会成为自己往后十年的行医生涯里，最放不下的病人。

林音住院的第二天，主治医生把老甄叫到办公室详谈，他妻子骨髓的造血功能几乎全数丧失。摆在这一家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骨髓移植。

老甄坚决干脆，马上表示：「费用不是问题，怎么能治病就怎么来，花多少钱都行。」

但骨髓移植还真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骨髓配型。

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弟弟得了血液病，专门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以便全世界看病，还把其所住医院的整个血液科病房都重新装修了一遍，可因为没有等到合适的配型，最终还是去世了。

老甄有点泄气，问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骨髓？

首先可以在中华骨髓库进行登记，但这个方法无异于大海捞针，成功的几率很低。

第二个方法是动员所有亲属做配型。老甄马上表示自己和女儿囡囡可以去配型。

主治医生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最理想的是双胞胎兄弟姐妹，如果没有双胞胎，普通兄弟姐妹的成功率也会更高。」

我之前在新闻里看到，有孩子得了白血病找不到合适的配型，父母救子心切会再生一个孩子。

老甄只低落了一瞬间，随后再抬起头的时候，他的眼睛里盈满了光，「林音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几天后，林音血液样本被送检了。接下来的两周内，这家人只剩下一件事儿——等待结果。

也是那段时间，我发现老甄这人有些异样。

他先是试探我，问骨髓能不能花高价买到，多少钱都行。然后又觉得医生加班太累，让我中午去附近的一个酒店休息，他会留一个房间。

那家酒店我知道，住一晚要一千多块钱，对一个危急关头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开销。

我觉得这人有些「虚」，那么高档的酒店，张口就来，是你家啊？

直到那天，我来到病房走廊，看见老甄穿一身老头衫和人字拖，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

那群经理模样的人端着电脑，紧盯老甄，听他不时提出一些意见。

后来才有护士告诉我，老甄提到的那个高档酒店，确实是他的产业之一。我试着回想过老甄这人，发现他在医院的种种表现，确实没一点儿有钱人的样子。

当初我看完病历，把老甄叫来问几个问题，没想到他对答如流，各种专业名词说得比我还顺溜，而且把妻子历次的用药都按照时间顺序，细致整理成一张大表。

我们医院不是没有富豪病人，只是他们一般请护工照看，根本不可能像老甄这样，花费如此多时间了解病情，还整天跟着病人寸步不离。

除了这些，老甄还异常在乎妻子的感受。随着林音的病情越来越重，他郑重对我们提出一个请求：「我爱人不清楚具体情况，还拜托您帮忙瞒一瞒。」

就这样，我根本猜不到，这个整天不上班，就顾着黏住老婆的人，原来是个身价上亿的富豪。

但在病症面前，金钱真不是万能的。老甄越来越心急，几次问我能不能高价购入骨髓。我只能不断安慰他，情况一定会出现转机。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煎熬。

最后连林音都起疑了，问这次住院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我们与老甄统一口径，告诉林音这次把身体调理好，会换一种新的方案。但其实，我们担心配型不成功会打击她，没有告诉她等待骨髓配型的事。

林音半信半疑，但看到老甄对她坚定的点点头，没有再发问。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妻子面前和医生笑着打招呼，只是到我这时，会默契地对视一眼。该在林音面前说什么话，我和他已经提前在病房外对好台词了。

天气好的时候，老甄会陪着爱人去楼下转一转，直到病房熄灯了才离开。

他们的女儿囡囡刚上大学，每到周末都会过来，那时病房要明显欢快一点。

此时老甄往往沉默不语，只是坐在一旁，望着妻子和女儿。他妻子被长时间的病痛改变了相貌，当初的鹅蛋脸日渐瘦削，成了瓜子脸。

难得的是，这种情况下她依旧在意打扮，画优雅的淡妆，显得很年轻。

再是她那一头浓密的短发，在整个血液科里都很罕见。之前有次输血，护士一眼就认出了林音，问她：「还不到下次化疗的时间呢，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林音苍白的脸上挤出笑容，自嘲道：「这次回来不是打化疗，是又要输血，我简直变成一只吸血鬼了！」

老甄只是陪在旁边，跟着笑一笑。

千盼万盼，骨髓配型的结果终于回来了。

今天老甄提前很久就到了，还换了件衬衫，显得比平时严肃郑重很多。他担心女儿年纪小，没让她来，自己一人坐在办公室，等待我们揭晓答案。

「中华骨髓库暂时没找到合适的配型。」

老甄手拿结果，没有说话，没有表情。过了半晌，他与我四目相对：「那我和囡囡呢？」

「都是半相合。」

老甄明显表情低沉，并没有询问我们什么叫半相合，显然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功课，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听到这两个字，老甄猛得抬起头，盯着我们。

一张报告单递到他手中，粗体字醒目地标示着——两个「全相合」结果。

林音的两个兄弟，与她的配型完全符合，这几率堪比中六合彩。

老甄的牙齿开始咯咯作响，他不得不紧紧咬着下颌，一个字都说不出。

好容易平静下来，他掏出电话打给女儿，话筒那头传来狂喜的尖叫。

有钱、又有骨髓，这场战斗似乎快看到胜利的终点。

老甄拿着化验单，迫不及待地想冲回病房，被我们拦下了。其实我们医生也有顾虑，想让他先跟林音的两兄弟沟通，现在不适合对林音把话说得太满。

老甄满口答应着，说妻子父母都还健在，兄妹们之间过年过节也会经常走动，虽然关系不算亲厚，但他觉得问题不大，毕竟很多人还无偿给陌生人捐献骨髓呢。

当晚囡囡赶过来的时候，一家三口高兴地抱在一起。囡囡哭着笑出声，一直到病房该熄灯了，我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们。

当时的我，只希望这难得的快乐能持续得久一点。

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与林音配型成功的林音大哥和三弟。

我现在无论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来他们的外貌，就是那种扔在人堆里就消失了的中年男性。

两兄弟表情严肃而凝重，并排坐在主治医生的对面，紧紧交叠着双手。我看他们都提着一口气，却谁也不愿意先开口。

老甄搬了个凳子，自然而然地坐在我们旁边，紧张而期盼地注视着对面的兄弟俩。

现在捐献骨髓，只需要打一针「动员针」，过程和献血差不了太多。但在当时，人们对捐献骨髓这事儿缺乏基础认知，大家提起都很恐惧，以为要在骨头上扎很多个眼儿把骨髓抽出来。

兄弟俩仔细询问了骨髓移植的过程，尤其是捐献骨髓对身体的影响。

副作用肯定是有一点儿，比如头疼、骨头疼、感染等；但发生严重副作用的几率并不到 1%

解释完以后，两兄弟却不说话了，关于姐妹的病情，他们也没有问起。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老甄抛出了最后一招，「经济方面好说，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林音的大哥慢悠悠地发话了：「提钱就见外了呢，谁不想救二妹呢，只不过兄妹里我年纪太大，不是最好的选择。」

话音刚落，三弟立刻回应：「捐骨髓再安全也有万一，我的孩子可还没有成年呢！」

老甄忍不住了，噌的一下就蹿了起来。

我们被吓了一跳，赶紧拦住激动的他，暗示他先让妻子的兄弟们考虑一下，但千万不要考虑太久。

骨髓移植是有时机的，一旦错过，再无机会。

老甄收敛了焦躁的情绪，不断跟妻子的兄弟们道歉，给出的价格再次上涨。

兄弟俩默契的都没有再提问题，一致表示要回家再好好考虑。老甄赶紧起身，要送他们回去。

二人急切地摆着手，匆匆离开，没有去探望近在咫尺的林音。

老甄茫然望着两个男人离去的方向，随后像一只被扎破的轮胎，慢慢瘫在凳子上，半天都不说话。

从那以后，我很久没在病房见到那两兄弟的身影。

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姐妹很快就要死去。

老甄变了，变得像患了躁狂抑郁症的患者。

他有时烦躁，有时木呆，各种情绪说来就来。「唉，原以为两个都配型成功了是双保险，没想到却变成两个人踢皮球，早知道还不如只配型成功一个呢，那样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不救吧。」

我知道，除了我，很多话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说。

我只能无力地安慰他，「这么大的事情，很多人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认真考虑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是亲兄妹，总不忍心见死不救的。」

林音很少出来散步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很怕她会问起我骨髓移植的问题，反复想了好几套说辞，都不满意。

我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又如何去安慰别人呢？只能尽量避免单独去她的病房。

奇怪的是，林音从没有主动向我问起。

很久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人心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一件事情超过你的承受极限，会自动开启一个防护罩，把自己密密匝匝地罩在里面，不听、不看、也不说。

我们不敢再催促老甄，也不敢再提「移植时机一旦错过永不再来」。

对老甄而言，妻子兄弟们给的希望，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

公司的经营、妻子的病情、两兄弟的推脱，老甄像是把所有的风暴都拦在了病房外，回到林音床边的时候，他总是尽量让自己显得温和而平静。

原本我以为，这一切都会慢慢归于平静，没想到老甄波澜不惊，实际上内心早就酝酿了一场海啸。

在大哥和三弟遥遥无期的「考虑」中，老甄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那天下午，他走进办公室，非常平静，跟平时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同。结果走到我们面前时，宣布自己可以放弃个人所有财产。

他问我们是否有时间约兄弟俩再来谈一次，愿意捐献骨髓救林音的人，就能获得他的全部身家，并且可以在捐献前进行公证。

「如果他俩担心，我公司的法务部就有律师，可以一起过来证明。」

主治大夫告诉我，他工作这么多年，但凡是丈夫患病，妻子往往不惜倾家荡产，有时连医生都会规劝家属，为自己和孩子今后的生活着想。

但妻子生病了，丈夫愿意倾尽全力的，比例要低得多。

而老甄付出全部身家，只是为了换取妻子的亲人们伸出援手。

我忍不住猜测，这么一大笔飓风般的财富刮过来，这两兄弟会作何反应？

事实再次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次，大哥和三弟没有丝毫的犹疑，同一时间，明确拒绝！两个人甚至不愿意再到医院来谈一谈。

在医生们听来，兄弟俩拒绝的理由有点可笑，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似乎又无懈可击：「你愿意舍弃那么多钱来补偿，说明风险肯定是天大的！」

老甄没想到，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定，居然会将爱人置之死地。

他不停地联系兄弟二人，但他们自从明确拒绝后，似乎心里不再有负担，反而有点骄傲自己「富贵不能移」，幸好没有因为贪图财富而上当受骗。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我面前自言自语，就像复读机一样：「亲兄弟呀，怎么就能见死不救呢？是我害了林音吗？」

确定事情再无挽回余地后，老甄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如果时间能重来，会不一样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劝他别想这些。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时间真的能重来，会不一样吗？

老甄由偏执多言渐渐变得木讷沉默，我和同事们也默契地不再提「移植」这两个字。

林音从三人病房转移到了单人病房。

单人病房设在血液科的角落里，来探视的亲友很少，总是很安静。老甄说林音小时候就要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血液科的单间很紧张，是给重病的人住的。林音最初入院的时候，女儿囡囡还吵着要多花钱住单间，后来就再也不提了。她在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专心陪妈妈。

老甄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我夜班的时候拎着一袋宵夜过来碎碎念。他辞退了护工，自己 24 小时陪护在妻子身边。

林音越来越安静了，两只手从最初的苍白，到因为皮下出血而变得斑驳。我不忙的时候，会去她的屋子里转一转，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说，就是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看电视。

狭小的单人病房里，有时能看到老甄在床头放一个水桶，帮爱人洗头发，或者囡囡帮妈妈化个淡妆，修饰一下苍白的皮肤。

每到晚上，林音病床的一左一右，会各支起一张床，一家三口并排躺着。老甄和女儿各自拉起林音的一只手，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小声说话。

他们没有半点儿怨念，说得最多的，都是过去美好的回忆。毕竟对林音来说，有些事儿，无法再重来一遍了。

突然有一天，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听到囡囡歇斯底里地大叫：「你们走！现在这个时候还来惺惺作态的干什么，早干什么去了，早就没有机会了，现在跑来假装圣人！」

听到吵闹声，我跑出去一看，是林音的大哥和三弟来了，正被囡囡堵着不让进病房。

见我们过来，两兄弟有些不好意思，互相对望了一眼。三弟说自己已经想好了，愿意捐献骨髓，「之前把危险想的有点大。现在二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也......」

囡囡打断了三弟的话，「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她继续大叫「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我妈妈死了，你们就是凶手！」

老甄问病床上的林音：「要让他们进来看看吗？」

「没必要了吧。」林音气息微弱，淡淡地说。

老甄走出病房，把情绪失控的女儿拖到身后：「大哥、三弟，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考虑我能理解。但事已至此，就让她安安静静的走完最后一程吧。」

大哥和三弟张张嘴，还想说什么，老甄无力地摆摆手，拖着囡囡转身回了病房。

兄弟二人驻足良久，满脸落寞，最终转身走向了电梯。

他们有错吗？犯法吗？那一刻，我说不出指责的话。但面对这种极端情况，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亲人伸出援手吗？

我给不出答案。

当林音剩下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数的时候，我问老甄，如果到了那一天，要不要进行有创伤的抢救措施。

老甄明白，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

「会很难看吗？」

「会多几个管子，能延长生命，但是治不了她的病。」

「那就不做了，她一辈子要强、爱漂亮，不能让她全身插满管子。」

最后的时刻，老甄请求我们不要打扰。我请示领导同意后，指着监护仪最上面那一条波浪线告诉他，「如果这个变成一条直线......」

「明白，早就学会看监护仪了。」他没有让我说下去。

林音走得很平静，老甄和囡囡一左一右拉着她的手，在她耳边轻轻说：「下辈子还要做一家人。」

据说在人的所有感官里，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相信，她一定听到了。

我没敢进去，机械地在办公室里写病历，推脱同事去病房里帮我做最后的送行。这家人我倾注了太多感情，我怕自己承受不了告别的场面。

毕竟医生跟着家属一起哭，在我看来是件挺丢脸的事。

大哥和三弟也在最后时刻赶来了，瑟缩在病房门口，不敢进去。

囡囡像只豹子一跃而起：「我恨你们一辈子！」我闻声赶来，一把将囡囡揽入怀中，「你要好好的，妈妈此刻还在天上看着你呢。」囡囡倒在我的肩头，泪水打湿了我的白大衣。

沙漏漏完了可以翻过来重新开始，潮水褪去了第二天又会涨起，而生命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逝。

没有如果，也不能重来。

林音去世一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老甄。

他递给我一个 iPad，里面装着一段视频——

那是林音短暂却美好的一生。告别仪式上都是她生前最爱的白色鲜花，还有老甄精心挑选的，静谧的安葬之地。直到去世前一刻，林音还留着那头短发，乌黑浓密，老甄帮她打理得很好。

极少有家属在病人去世以后，还会特意回来看医生。对于老甄的到来，我有点意外，又觉得也算意料之中。

当初他在医院，那些没法和下属说，不能和妻子说，也不便和女儿说的话，只能讲给我。或许这次过来，也是想和那时的医院夜谈一样，能在无人的时刻，对我倾诉些什么。

果然，他开口了，只是和以往不同，他丝毫没有提起妻子的病情，或者再重来一次的奢望。

他只是对我说：「医生，你看看林音走的时候的样子，很美。」


本帖来自pc秘书

伍淑林

27楼 伍淑林说：回25楼cyec
楼主！请你坚持发下去，我会默默关注的，感谢分享。

飞翔在梦想乡

28楼 飞翔在梦想乡说：回楼主cyec
知乎是很好的平台。支持楼主分享

李文东

29楼 李文东说：
这样的付费内容，建议楼主可以多转一些。看这些文字比那些心灵鸡汤好多了。至少你能从文字中吸取一些生活的经验。用来处理自己的人际交往以及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种种矛盾。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暗夜微光

30楼 暗夜微光说：
支持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日久

31楼 日久说：
不错，记号
本帖来自微秘

cyec

32楼 cyec说：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回复，看到好的故事我会继续分享出来。

cyec

33楼 cyec说：
第三个故事


临终前最想做的事：艾滋病患者的整容手术

我们医院有专门的感染科，用来接收一种特殊的病人——艾滋病患者。

遇到需要做手术的艾滋病人，医院会安排特殊的手术间，术后的器具也会单独处理。

但依然会有防不胜防的情况，我之前带过一个实习医生，就在手术中，不小心被艾滋病人用过的针头扎到了手。

尽管如此，国家还是有一条规定：如果医生发现病人是艾滋病患者，只能让患者自己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配偶、子女，否则就是犯法。

随着艾滋病患存活时间逐渐变长，艾滋病也变成了一种慢性病，大家对这种病的偏见也在慢慢剥离。

周医生是一名口腔科医生，之前给一千多张脸动过刀。

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一个艾滋病小伙躺上了他的手术台，只为了整个容。

小伙的脸，老周记到了现在。他说经历过艾滋病小伙的事后，他更看得懂患者脸上的表情了。
我在口腔科工作快 6 年了，所在的小组每周有 4 到 6 台手术。算下来，我已经做了上千台手术，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

说实话，我记不住他们的容貌，除非他们告诉我，具体在脸上哪个位置患过病。

但有一位叫刘愿的小伙子，我无法忘记他的容貌。

第一次在病房见面，他右半边脸肿得很严重，颧骨和眼睛周围的皮肤已经变成深紫色。从眼角延伸到耳朵前，有一条 7 厘米长的伤口，结了薄薄一层血痂。因为他皮肤白，脸上的淤血和伤口特别清晰。

那天是周一，上午 7 点 30 分，护士过来打招呼，通知我周末收了一个急诊患者。

一大早就有活等着，让人打不起精神。我低着头走出办公室，边走边在心里想着这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

我们口腔科周末来不了多少患者，因为急诊不多，也很少有患者的病情严重到非要周末住院。

正在猜测这个急诊的情况，主任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新收了个外伤的小伙子，等会儿查房，咱们看看。」

到小伙子的病房时，他正坐在病床上，拿着手掌大小的化妆镜，仔细观察着脸上的伤。对我们的到来，没什么反应。

来口腔科的患者，不少都是受外伤，长了面部肿瘤或有感染的。手术做好了，满脸缠着绷带；还没做手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很注意形象，昨天刚紧急缝合了伤口，今天一大早，他不仅认真洗了脸，还打理过头发。

小伙子叫刘愿，不到 30 岁，约莫一米七五的个子，偏瘦，长得白白净净。谈不上英俊，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估计平时比较注意保养。

因为车祸，他的右脸满是伤，肿得像个皮球。拍片发现颧弓骨折，被安排住院，等候进一步治疗。

我摸了摸他的脸，能明显感受到侧脸的骨折痕迹。让他张嘴，发现牙咬不上了，骨头已经移位。

为了观察是否感染，我揭掉了一部分血痂。刘愿可能有点疼，皱了皱眉。但他刚检查完，第一件事又是拿起化妆镜，反复观察自己的脸。

他的声音轻柔，带点东北口音，说话时躲着我的眼神，看着比较内向。

我感觉他有点怪，因为面对这么多大夫，他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照镜子。

当天中午，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检验科打来的。

同事通知我，刘愿验血结果是艾滋病阳性，要再抽一次血，加急复查。

我差点骂出声来，「这人得了艾滋病也不告诉大夫，坑人啊！」

放下电话，我快速回忆早上给刘愿检查伤口时，有没有蹭到他的血或分泌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就去洗了个手，算是平复一下心情。

我突然想起，周末给刘愿缝合伤口的急诊大夫还不知道情况，赶紧打电话告诉他。

「你逗我的吧！」同事根本不相信。

我重复了好几遍检验科的结果，电话那边沉默了。等同事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我赶紧去查查。」电话挂断。

下午，刘愿的复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艾滋病阳性。

主任把情况通知给科里的大夫、护士，提醒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现场一片哗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瞒病史就太过分了，不拿大夫的命当回事。」

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

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

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么？」主任严肃地问。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谁问的病史？这都没问出来！」主任扭过头，冲着我们几个吼。

「他没说啊。」我赶紧解释。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主任冲刘愿发火，「隐瞒病史会有严重后果。你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开玩笑！」

刘愿始终没什么反应，独自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主任批评。

主任把检查报告狠狠摔在刘愿面前：「给你缝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检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我怕告诉你们，就不让我住院了。」刘愿终于开口，但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看得出他自知理亏，「已经快好了，没事的。」

担心出意外，我们把和刘愿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说刘愿脸上的伤怕感染，所以让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见到了刘愿的母亲，一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的阿姨。从她偏暗的肤色和粗糙的双手猜测，应该是务农为生。我们刚进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个劲道谢。

在办公室，刘愿的母亲开门见山：「儿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时候没跟你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怕你们不给治啊。」

她给我们鞠躬，又回头招呼刘愿，让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负责啊。」我们组一个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他们鞠躬，语气变柔和了，询问是否接受过治疗。

刘愿低声回答：「在传染病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那就先查吧。联系传染病医院，了解患者在那儿的情况，」主任也不确定刘愿是否能在我们科顺利治疗，「可能的话，让传染病医院的人来会诊，评估一下能不能做手术。」

「主任，一定要给我做手术！」刘愿突然提高了声音，已经习惯了他的轻声细语，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刘愿来我们科这两天，要么低头，要么盯着化妆镜看半天。我不明白他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坚持做风险极高的手术。

艾滋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为手术而发生感染，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命都保不住。

以前我们科来过一个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术风险后，他宁愿吃消炎药扛着，也不动手术。

刘愿的免疫指标要等几天才出结果，传染病医院他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时间内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刚住院时，刘愿的右脸肿得像个深色皮球，踏实休息了几天，「皮球」瘪了下来，基本消肿。颧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侧的面颊，就像一座断了的大桥。

消肿以后，他应该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骨骼位移，他的牙齿还咬不上。

刘愿关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发现脸上的皮肤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对称了一点，顾不上还无法正常吃饭喝水，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

刚住院时他天天窝在病房里不出来，现在会到楼道里溜达，主动跟我们聊天。刘愿讲打工的见闻，内容平淡无奇，甚至琐碎，但东北话自带喜感。

我们不像刚得知他隐瞒病史时那么反感他，还有点喜欢听他说话。

只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始终讳莫如深。

虽然聊天很愉快，但刘愿总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刚开始会耐心解释：做手术取决于检查结果。他还是不停追问，我们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

在楼道里碰到他，会躲着走，实在不耐烦，还会数落他两句。他不还嘴，只是讪讪地走开。

后来刘愿不想自讨没趣，就很少来找我们了。倒是他的母亲总来询问情况，有时会闲聊几句。

「我儿子喜欢男的。」和我们混熟后，刘愿的母亲聊起了家事，语气还算平静。

「就是嘛，我就觉得奇怪，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的。」

「那天送他来的那个男的，没准就是他相好的。」

同事们小声议论着，我赶紧用眼神制止。

刘愿的母亲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她说：「就应该早早让他回家。」语气里满是后悔。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刘愿读完初中就上不起学了，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后来在北京安顿下来，每个月给家里寄不少钱。

「那时候，村里都拿他当榜样。我和他爸特别骄傲。」刘愿的母亲开心地回忆着往事。

年纪渐长，村里的同辈基本都谈婚论嫁了，长辈们也都抱上了孙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给刘愿张罗相亲。

被逼急了，刘愿干脆过年都不回家，跟家里说加班工资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里人在背后议论，有的说他是同性恋，有的说他「那方面不行」，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北京从事特殊行业，被几个富婆包养。

父亲打电话骂他，说再不结婚就不认这个儿子，他干脆和家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刘愿突然打电话回家，让母亲独自来北京。

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说到这里，刘愿的母亲哭了。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些问题，连忙道歉。

她擦掉眼泪：「没事，我也找不到人说这些话，说出来能轻松点。」

不出所料，刘愿期待的手术，并不能进行。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来会诊，介绍了详细病情：刘愿半年前看过他的门诊，当时的情况很差，免疫方面的指标比很多艾滋病患者都要低，应该是发现感染比较晚，耽误了病情。

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刘愿的病情算是稳定下来，但已经出现脑膜炎、脑部积液的症状。

这位大夫当时判断，刘愿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刘愿拿着药，出院了。

「手术想都不要想，完全是作死。」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警告。

最新的检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负责免疫功能的 CD4 细胞，不足正常值下限的三分之一。

「你又没说实话，这是第二次了。」主任再次发火，「你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刘愿盯着主任：「死在手术台上我也认了。」

道理讲不通，主任叫来他母亲，让她帮忙劝说。

「如果非要做手术，很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主任顿了顿，「你也知道，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主任建议进行保守治疗。方法很简单，先用绷带固定刘愿的下巴，让牙齿能咬在一起，骨折可以慢慢愈合，「除了脸不对称，别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们科治疗的病，基本都在脸上。患者关心容貌，问一下会不会留伤疤，在情理之中。但在治疗面部骨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恢复咬合，让患者能正常吃饭喝水，复原外貌往往排在后面。

特别是刘愿的情况，主任觉得「只要最后这段时间能吃得下饭，保证生活质量，美观可以先不考虑。」

而且治疗要快，受伤后两周左右，骨折断端就会逐渐错位愈合，每耽误一天，治疗的难度都会变大，承受的痛苦就越多。

刘愿犹豫了一下，接受了。

治疗时，弹性绷带兜住了刘愿的下巴，对抗骨折之后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齿能正确咬在一起。后果就是，绑绷带期间，刘愿张嘴会非常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刘愿表情凝重，又变成原来沉默寡言的模样。我觉得，除了张嘴要用很大的力气外，他心里一定特别纠结。

是安稳过完所剩无几的人生，还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恢复容貌。这样的选择，挺绝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历，刘愿突然找过来：「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因为下巴被绷带兜住，他的话有点含混不清。我帮他把绷带拆开，他又逐字重复了一遍：「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我告诉他活下来最重要，而且冒险做手术，也不可能将容貌完全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时候不想脸都不对称。」刘愿说，「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值得么？」我看着他。

「值得试一试。」他想都没想，立刻回答。

他问我：「假如你知道生命还剩一年，你会选择干什么？」

我有点生气，「咒我么。」但转念一想，这确实就是他正在面对的难题，「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脸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陷入了沉默。

面对刘愿的情况，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只能活一年，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他却认为既然只能活一年，就要死而无憾。

我接触病人有十来年了。一直以来，我很少思考与治疗关系不大的事情，更关心对治疗的看法，是否传达给了患者。

虽然在清理伤口、检查病情、做手术等阶段，我距离他们的脸很近，但在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脸上的伤病，而不是表情。

平时工作量很大，根本没功夫关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记不住眼前这个患者是谁。但一说起具体哪个部位有伤病，再看一眼对方的名字，就能想起这个人来。

哪怕是工作外接触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对方脸上的细节。比如这个人颧骨不对称，可能受过伤；那个人的人中有点印记，应该是兔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优先排除风险，却很少关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

刘愿说出了他的遗愿，也沉默了，凝视着窗外。

那一刻，我有点害怕，发现死亡离自己特别近。普通患者做完手术，一两周就能出院；而面前这个人，可能连走出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说吧，这事我做不了主。」实在受不了这凝重的气氛，我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刘愿的母亲无奈地跟主任说：「儿子说了，非得把脸弄对称，我也劝不了他。」

刘愿坐在床上闷着头，始终回避着我们的目光。

做手术前，我们复查了刘愿的各项免疫指标，勉强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显示，他的头部依旧存在积液。

术前的例行谈话，主任再次把各项风险解释了一遍，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很多条都以「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结尾。

「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是最后一次劝说了。

刘愿没有犹豫，签了字。

手术前一晚，我失眠了。

国际上有个统计，艾滋病人手术中，大夫发生职业暴露的几率是 0.33%。虽然几率不大，经过紧急处理和服药，感染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四，但这是我第一次给艾滋病人做手术。

凌晨两点，我还在担心手术会出意外。修复骨骼的手术，被骨头渣划破皮肤是不少大夫都经历过的，我也不例外。

早上，主任开了个小会，提醒我们任何操作都要先看清周围的环境再动手，「保证手术效果，也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主任想了一下，补充说：「如果觉得被扎了，或者有什么东西溅到脸上了，赶紧下台，处理好了再干活。」

这一天，9 号手术室只安排了刘愿这台手术。所有术中使用的材料，都会送走进行特殊处理，手术室要经过消毒、检测，转天才可以开放使用。

手术室门口挂了「感染手术，谢绝参观」的大牌子，避免没做好术前防护的同事误闯进来。

护士长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护士，她担心年轻护士毛手毛脚，「惹了祸谁都担不起。」

刚进手术室，护士就把我们拦住，不让靠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的刘愿。

我们穿好双层手术衣，戴着面罩，脖子用纱布围住，套上厚厚的胶皮鞋，戴着双层加厚手套，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保证面对手术台的皮肤不裸露在外面。

同事给我拍了张照片，我看上去就像刚从电影《生化危机》里面跑出来似的。

我们逐一通过消毒区域，来到手术台旁。

麻醉师也裹得严严实实，坐在一边摆弄着监护仪，给刘愿戴上诱导麻醉的面罩。同样裹得严严实实的护士，站在器械车前，默默查点着手术器械。

平时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我们会主动过去聊天，让患者放松，也是等着护士和麻醉师做准备。

但这次，手术室里，没有人多说一句话。

刘愿可能是太紧张，高压升到了 170，监护仪发出尖锐的报警声。麻醉师加大了诱导麻醉的通气量，引导他深呼吸。主任也在一旁安抚。

刘愿渐渐平静下来，睡着了。

「确认手术切口，右面部。」护士开始核对手术位置。

「右面部没错。」主任回答。

动刀前，主任再次提醒：「患者感染艾滋病，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按照设计好的切口，主任用手术刀切开了刘愿的皮肤和肌肉。因为脸上的淤血还没完全吸收，半凝固的血块一下就冒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这些都不是新鲜血液，感染的几率微乎其微。

我拿着吸引器，开始清理血块和切口渗出的鲜血，看着它们顺着透明的导管，一点点流入了瓶子。

骨折的地方暴露出来了，开始将断裂、错位的骨骼按照正确的位置摆好。

分离骨折断端，我们都不敢用太大的力气，担心骨头尖利的地方会划伤自己，也为了防止血液溅出来。

复位骨折断端多用了些时间。因为戴着加厚的手套，手上的敏感度比平时下降不少。而且带着面罩和口罩，视野会有点变形，对距离和位置的判断产生了偏差，我们反复触摸了很久，才确定复位成功。

手术进行了一段时间，我的面罩里弥漫着呼吸产生的雾气，要等雾气散去，才能进行操作。为了保证手术的连贯，我不得不降低呼吸频率。

之后我们在骨折线的两边打孔，用固定材料把骨折处固定。这是很常规的手术，但是由于刘愿的特殊情况，手术变得复杂了很多。

这台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最大程度避免风险的同时，与时间赛跑。

手术时间越长，组织暴露的时间越长，刘愿术后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平时做手术，如果进展顺利，主任都会和我们聊天，缓解一下疲劳。但做这台手术，手术室手术室只能听见器械碰撞的声响，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不说一句和手术无关的话，以防分散注意力，拖慢进程。

最后一个环节是固定牙弓夹板，同事用钢丝从刘愿的牙齿之间穿过，把一块金属夹板固定在牙龈外侧。

不知是精神高度紧张，还是裹得太严实导致缺氧，我感觉头晕眼花，硬撑着缝好了伤口。

手术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把面罩、口罩都摘掉，口罩已经被汗水打湿，几乎粘在脸上。闷了这么久，面罩里面的空气相当浑浊，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反复呼吸二氧化碳。

我的后背也湿透了。一次性的手术衣完全贴在身上，一阵刺痒，刚才竟一点都没发觉。

这台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比平时稍微慢了一些，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出现意外。考虑到需要兼顾这么多环节，这个成绩还不错。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室里的气氛回归了正常，我们聊着天，等刘愿醒来。

停了麻醉药物，麻醉师拔掉刘愿的鼻咽通气管，我们给他包扎好伤口。

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嘴里不停叨咕着什么，我只能听见他叫「主任」，后面的话都听不清楚。

「手术做完了，很成功，漂亮多了！」主任大声告诉刘愿。

刘愿听到之后，一下睁开了眼睛，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说了句「谢谢主任」。

过了几天，刘愿脸上的绷带拆掉了，右脸稍微有点肿，但轮廓对称多了。

每天早晨查房，他都要拉着主任的手感谢好久，他不再独自坐在床上照镜子了，而是边照着镜子边问我们，「是不是比手术前漂亮不少。」

我也挺高兴，成功给艾滋患者做了台手术，挺有成就感的。

手术过后，已经是九月下旬，没几天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情况比较稳定的患者基本都会在假期前出院，刘愿情况特殊，需要多观察几天。

他独自留在医院输液，就算病区空空荡荡，也不觉得寂寞，输完液，就在走廊溜达，心情特别好。

十一假期，我正在家里睡懒觉，突然手机响了，是医院的电话。

这种时候，要么有急诊，要么就是患者出事了。我希望是前者，因为我们组只有刘愿还在住院。我不希望他出事。

我家离医院不远，平时坐公交或骑自行车上班。那天我着急，打了一辆车赶过去。

进入病房，刘愿躺在床上，胳膊插着消炎药点滴，几日不见，感觉他蔫了不少。

情况不乐观，他已经发烧两天了，今天开始高烧，超过 38.5 度。

他的脸像刚住院时一样，又肿得像个皮球似的，而且身体开始间歇性抽搐，像被冻着了一样，四肢不停地抖，肩膀尤其剧烈。

刘愿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一直在说胡话，应该是出现了幻觉。

主任也赶来了，找感染科的熟人来会诊。

感染科的大夫说：「赶紧转院，只有传染病医院才能处理了。」

我们把刘愿转移到担架，护送到楼下。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听到感染科的大夫感慨：「这一关他够呛过得去。」

再听到刘愿的消息，已经是半个月后。我们组的主治大夫去传染病医院，给他拆牙弓夹板。

刘愿经常昏迷，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

清醒的时候，他会抱着母亲聊天，依然用那个手掌大的化妆镜看自己的脸。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说，他全身多器官衰竭，脑部积液很多，随时都有可能去世。

大约一个月后，刘愿的母亲突然来找我们。她看起来瘦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红红的，但我感觉，她神情轻松了不少。

她是来复印病历，处理后事的。

她告诉我，刘愿拆完牙弓夹板后，没两三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儿子说他不后悔做手术，能漂漂亮亮地离开，很开心。」

说完这些，刘愿的母亲笑了起来。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34楼 cyec说：
第四个故事

流泪的植物人：三分治，七分护，还有 90% 看家属态度

我自己见过几个植物人患者，每次都会如实告知他们的家属：「除非奇迹发生，否则病人很难醒过来。」

会不顾一切维持植病人生命的，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能做到的人，要么对病人有很深的情感，要么为了利益。

植物人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家人愿不愿意让他活。

康复理疗科护士付嘻嘻从业 18 年，阿香是她见过很不同的植物人。她原本是个要强的女企业家，就算病倒了也还是眉眼灵活，面容精致，四肢关节活动无碍。甚至阿香的儿子还问护士，有空的时候能不能给妈妈用点水乳精华套装。

直到有一天，阿香的家人突然换走了之前无微不至的护工。

阿香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绝望地衰败了下去。
在康复科当了 18 年的护士，我总幻想自己是个指挥家。

如果说我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开始工作，那么病人的一天大多是从零点开始活动。

零点时分，走廊尽头的第一个病房传来啪啪作响的叩击声，护工阿姨会像闹钟一样准点为病人拍背。紧接着，其他病房也像附和一般拍起来，陆陆续续传来的声响连绵成一片，铿锵有力，从高到低，再逐渐停歇。

我站在病区的正中央，像真正的指挥家一样，把这些拍背声区分个高中低声部出来。


工作沉闷，得学会逗自己乐一乐。因为在这个科室，我常会怀疑时间是静止的。

一张张没有表情变化的脸孔，整宿没有变换过的睡姿，千百遍地重复某个动作。那天我经过病房，医生在教病人说「你好」，一年后再次经过，同一个医生，同一个病人，同一句「你好」。

康复科的治疗进度大多以年为单位，漫长而难熬。但这里的走廊，通往正常的生活。

有个奶奶因为偏瘫，两只腿像炸坏了的油条，每挪动一步，旁边看着的人都要出冷汗。她的康复师拿个小板凳，总在离她 2 米远的地方放下，「到这里就可以坐下休息了」，大概是最善意的谎言。

2 米，又 2 米。

奶奶边走边哭嚎，300、400 米的康复步道，她每天要走两圈。

这条康复步道贯穿整个康复科，步道上的黄线时刻提醒着，你已经走了多少。而奇迹，就藏在一天天痛苦的重复里，希望也在忍耐背后一点点积攒。

我的资历比大多数护士要老，负责科里最棘手的病例——植物人。他们不像其他病人那样幸运，连走上康复步道的痛苦都无法领受。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陪着整个病房的 6 位植物人，等待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

因为干的时间久了，我几乎准确预见了每个从这里离开的人的结局。他们的表情会告诉我，他们想以怎样的方式离开。

但遇到阿香那次，我猜错了。

我第一眼看见阿香，就觉得这阿姨和别人不一样。她的状态极好，好到根本不像一个植物人。

脑出血严重后遗症的病人往往有一个特征，就是身上插满管子：鼻子上的胃管、脖子上带着的气切套管、下半身的导尿管，显然一副颓败的样子。大多数人依靠仪器存活，双眼紧闭，对外界没有任何感知。

但阿香不同，她还保有一丝意识，时不时会无意识睁眼，让人有一种，她在和你眼神交流的感觉。

过床的时候，俩儿子一把没能把阿香抱起来。她的眼里竟然流露出嫌弃的目光。

那个瞬间我很惊讶，甚至觉得，她会呼啦一声推开俩儿子，然后自己爬上病床，利利索索地给自己盘好胃管，挂好尿袋，再数落儿子们一句：不争气！

当然，这是我脑补出来的，阿香其实没法做到，她是个「植物人」。她处于植物生存状态，部分大脑功能正常，但缺乏对外界的反应。

阿香还有一点与众不同，有钱。

我们科室有一句调侃的话：「只要你给的钱到位，我们什么姿势都会。」像她这种卧床病人，从上级医院出院后，还选择花钱转我们这康复的，大多数都是「家里有矿」。

阿香住院那天，俩儿子、护工阿姨、以及 70 多岁的老妈，四个人八条腿就在病房里忙活起来。每一趟都拎上满兜的东西：尿片、换洗衣物、康复工具、营养品、阿香的个人用品等等，场面活像候鸟迁徙。

我跟同事说：「你瞧瞧，这才是有钱人呐，人家一包尿布的钱都够我家小宝买一个月的尿不湿了！」同事头点得跟捣蒜似的，表示极大赞同。

据说，阿香是在一个牌局上出事的。对方摸了个好牌，阿香刚笑着骂了一句就直挺挺地倒下了。牌友们大呼小叫地拨打 120，在黄金时间内将阿香送往医院，诊断结果：脑出血。

一番折腾下来，命保住了，人却成了植物人。打牌是不要想了，以后只能躺在床上看天花板。

很快，阿香正式入住我的病房。

脑出血的后果是一项多选题，如果出血位置不好或者面积过大，好汉就要十八年以后再当了，盒饭先领一会儿。

一部分出血量小、发现又早的，能够从生死线上拽回来。但保住命之后，大多数都会留下各种不同的后遗症，其中一部分就成了阿香这种「磨人的小妖精」——她们有心跳，有呼吸，会眨眼睛，会打哈欠，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自主活动，管不了自己的大小便，只能躺在床上，等着人照顾。

这种日子，可能持续一年，也可能持续几十年。

简而言之，这样的病人就是一个会花钱，不会干活，还得拖着别人陪她也干不了活的「吞金兽」。

阿香人特精神，顶着刚长出来的毛刺短发，眉毛和眼线依旧鲜艳得和刚描上去一样，皮肤光洁又有弹性，一双眼睛滴溜溜转，不像是要住院，倒像是来巡视病房的。

接下来，为了提高生存质量，她得接受各种医学康复治疗，还要随时小心被并发症吞没。但我觉得这些对阿香来说都不成问题，除了有钱，人家精神头也太好了。

在康复科，要想走完整条康复步道，大多都有足够的医疗费用来打底。很多时候，钱不能让植物人站起来，但它能让植物人活下去，活到奇迹发生的那一刻。

我一直觉得，阿香是那年病房里最有希望的病人。

按照入院要求，我从头到脚给阿香检查了一遍。头部伤口愈合情况、颅骨缺损程度、骨窗压力大小、瞳孔对光反应、全身各个管道是否通畅、位置是否妥当、以及每一寸皮肤是否完整等等。

过程枯燥，但不能跳过一个步骤，细节关乎生命。

在康复科当护士，其实学会两点就好办——学会细心，懂得开心。

我不喜欢检查过程里安静的空气，这 18 年来，练就了自言自语的本事。不管面对的病人是否能够回应我，我都喜欢和他们说上几句，甚至还能根据他们的表情，自己脑补出一番话——

「嗨阿香，你好，我是你的管床护士，以后的日子多多关照啊！」

「阿香，护士里面我最胖，你肯定记得住我的！」

「阿香，你一看就是讲究人，瞧瞧你纹的眉毛，好看又高档！」

说这些话的同时，阿香依旧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但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变了，分外神采奕奕，浑身上下迸发着「我要站起来」的气势。

新年伊始，医院星星点点的小窗花、小灯笼能让人感受到喜气洋洋的气氛。

阿香躺在熟悉的家乡，陌生的病床上，开始了她那划了转折符的生活——每天各种音乐循环播放解闷，目光所及之处永远都是同一片天花板。

她的生活其实很「充实」：两小时一次的翻身拍背，4 小时一次的鼻饲营养，早晚各 30 分钟一次的肢体被动锻炼和电刺激疗法，这些把阿香的时间填得满满当当。

有些康复电疗会让她不舒服，有时她的手会一直蜷在那里发抖，眼睛瞪着你，有对抗的意味，好像在说：你再电我一下试试看！

植物人里能够像阿香这样表达情绪的真不多见。这女人没病的时候一定是个硬骨头，我暗暗想。

阿香过去确实是个讲究人。她穿最大牌的衣服，纹最逼真的眼线，跳最炫的广场舞。

她每天的日程排得很满，上午在工厂培训大儿子，示范如何与客户周旋；下午约个小姐妹逛街做头发；傍晚扶着偏瘫的老公在公园里散步；夜里就在牌桌上谈笑风生。

即便是她现在「躺倒」了，生活那也叫一个精致。

那天，阿香的大儿子钢钢从裤兜里掏出一瓶睡眠面膜，告诉我这是他老妈最常用的牌子，上面的字母差点闪瞎我的眼。

俩儿子陆陆续续地还拿来面霜、各种精华液，他们憨笑着说：「不知道老妈还能不能用，不过看着也舒坦，付姐你就自己斟酌着，给她抹抹吧。」

为了配得上阿香的讲究，我也贴心地调整了和阿香的聊天内容，话题从「今天太阳好大」、「对面的油菜花开得很嚣张」改到「阿香啊，你说哪款包保值最好？」、「阿香，今天你用这瓶乳液可好？愿意的话你就眨巴眨巴眼......」

我就这么喋喋不休地说着，也不管阿香能不能回答我，我俩就图一乐呵。

同事打趣我，说我待阿香跟伺候婆婆似的。我自己也觉得，要是我再小个几岁，没结婚，指不定阿香哪一天就会坐起来，开口让我做她儿媳妇，绝不嫌弃我是外地人。

我挺相信「心灵感应」的说法，虽然我说话阿香不能回应，但我看得出她的眉眼里有光，表情也美滋滋的。我看她开心，就问：「听听也高兴，是吧！」

阿香的两个儿子长得很像，总是让脸盲的我猜谁大谁小。钢钢总是开车将外婆一道带来看母亲。在病房里陪一阵子，外婆和护工阿姨给妈妈擦身时，他就一个人在护士站外玩着手机，安静地等。

我有时见他看着屏幕傻笑，逗他：「跟女朋友聊天呢？」

钢钢则腼腆地笑笑，「是处了一个，当初我妈说是外地户口，推说我还小，不同意。」

我看他一副用情至深的样子，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宽慰他：「感情这东西日久见人心，你多带着女孩子过来串串门，你妈妈现在这个样子，更愿意看到你生活美满。」

钢钢很认真地问我：「真的吗？」

他对自己母亲会产生畏惧，多少是有点原因的。

阿香家人曾跟我说过，这个女人的前半生并不容易。她一个女人家经商，万事都难。那几年，当地的小商品市场发展很快，阿香独自咬着牙，硬是从一个小地摊，一分一毛赚出了一个厂。

事业越做越大，一个厂变三个，手底下需要管 300 多号人。要强的代价是，阿香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厂子上。

就在她事业发展到鼎盛的时候，老公中风偏瘫，需要她伺候。她家里工厂两边顾，不愿意放掉任何一边。所有主意都是她拿，所有决定都是她说了算。

这些年来，她撑起了一个家，也习惯性地掌控一切，主宰一切，很少会有犹豫的时刻。所以即便她瘫痪在床，儿子也不太敢把女友带来。

只不过有的时候，人倒了，有些事儿就渐渐管不到了。

母亲节那一天，钢钢牵着一个小女生走进了病房。

小女生捧着一束康乃馨，我好奇地在护士站张望，探头探脑地打量捧着花的小女生和阿香。

阿香很开心，小女生则带着一丝怯意，远远地站在床尾，拉着钢钢的手，不敢靠近。

面上倒也看不出嫌恶之色。我觉得，「准儿媳」能做到这样已经足够了。

钢钢前脚离开，我和同事后脚跑进病房道喜，小姑娘们逗阿香：「阿香啊，你要当婆婆了，恭喜你啊！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到时候媳妇要给你敬茶的，你还得准备红包呢！」

我坐在一边帮着修剪花枝，一抬头，看见阿香居然在微微笑！

她看到「准儿媳」的那一刻，眉眼卸掉以往「厉害」的神情，在那一刻竟让人觉得很温柔。整个人嘴角撇开，眼皮微微眯着，露出一点牙齿。她像是在炫耀「你看我儿子要成家立业了，我很幸福。」

更让我惊喜的是，阿香能动了！她还试图用脚去勾我的手，表达她的欢喜。在植物人的状态下，她能稍微动一动，对抗地心引力，说明她的肌力已经达到了 3 级。

有了「准儿媳」的加持，阿香每天除了日常的锻炼和护理之外，还多了一个节目，就是等着儿子和准儿媳隔三差五的探视。

小两口有时手牵着手来，有时也搀着外婆一左一右，拎着生活用品和各种吃食。关于鲜花，我已经告诉过他们，病人室内不宜摆放，心意到了就好。

阿香的病历本从 55 岁变成 56 岁，春夏秋冬各种材质的睡衣也轮换了一个遍。在这张床上，阿香过完了一年。她依旧眉眼灵活，面容精致，四肢关节活动无碍。对着她说上一句话，似乎还能用眼神答复我。

每一次路过阿香的病房，看着她被家里人围着，我都觉得阿香仿佛能笑出声来。我暗自替阿香开心，甚至想哼出歌儿来，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

病房里的第二个春节，阿香升级做了婆婆。

钢钢结婚了，还给我们送来许多喜糖。我们吃着糖，陪阿香一起开心，又调侃小儿子凯凯，把大学才毕业的小男生弄得不知所措。

但即便处于欢乐之中，大家还是能察觉到近来的异常。新年过后，钢钢没那么高频率露面了。

听他的外婆讲，钢钢填补了母亲的空缺，正式接管了家里的工厂。凯凯则打辅助，兄弟俩开始背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不再是过去坐在家里等着母亲的零花钱，钢钢成了接班人。

他要准备好让工厂顺利运转起来的一切：招工、接单、赶货、追踪品质、催货款，每一项都需要极大的心力和时间。偶尔来病房一次，也少了一些无忧无虑公子哥的模样，皱着眉头在走廊上接听电话，要么在催货，要么在追款。

有时看着阿香两个儿子来去匆匆，还没进电梯就已经约好下一场应酬，我只能暗自感慨都不容易。

渐渐地，阿香的儿子们一两周才能来一次，每次待上十来分钟就默默地走了，甚至碰面也来不及调侃我这个脸盲认不认得出是谁。

至于阿香的老公，我已经两三个月没有看到他了。腿脚不便的人，来一次也麻烦。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很长时间，只有我路过阿香病房或者做治疗时能和她说上几句话，长时间陪伴她的除了专职的护工阿姨，只有她枕头下循环放着的歌曲了。

阿香有点儿寂寞。

我觉得，她这种「女强人」是不怕困难的，就怕寂寞。

阿香出生于 60 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吃过一些苦：在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在属于孩子们疯玩疯闹的时候要帮着家里做家务，在读书求知的年月做手工补贴家用，在风花雪月谈恋爱的时候外出打工。

阿香的苦似乎更多一些，但这些苦没能压垮她，反而让她更要强。

她对儿子们的管教越发严苛，对老公的温柔越来越少。谁知儿子们刚有点起色，「大奶奶」的位置还没有坐热乎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儿子的婚事她没了发言权，之前反对的儿媳妇现在出现在病床前，她能做的也只是咧嘴笑笑。

毕竟她只是一个植物人了。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寂寞竟然只是阿香命运跌落的开始。

轮休后上班的一天，我看见阿香的护工阿姨正在跟钢钢结工资，脚下放着已经收拾好的行李。

护工更替对于卧床病人来说很正常，我随口问道：「阿姨，家里有事儿要回去吗？」

阿姨的神态有点儿不自然，胡乱应了我一声。

同事很八卦地把我拉进治疗室，告诉我昨天阿香的老公来了，一进病房就说护工阿姨不会伺候人，要换个护工照顾。至于新护工，听说是阿香老公的护工强力举荐的小姐妹。

我一时有点搞不清状况。掐指算来，护工阿姨照顾阿香一年有余，一直把阿香打理得妥妥帖帖的。阿香老公这大半年没来的人，一进门就谴责阿姨不会照顾人，阿姨冤枉不说，还立马空降新护工。

有蹊跷。

阿姨上午刚走，下午，一个头戴鸭舌帽，长发及腰，踩着松糕鞋，穿着小短裙的女人就拎着一只亮闪闪的手包，慢悠悠地扭进了阿香的病房大门。我甚至能迎面闻到一股香水味。

小护士悄悄凑过来跟我告状：「像棵行走的圣诞树一样，哪儿有当护工的样子啊。指甲那么长，指甲油那么花，十个手指恨不得套 12 个戒指，会做护工吗？」

我用手戳了戳小姑娘的头，自己心里也犯嘀咕：不管这人会不会做护工，能挤掉先前那个阿姨，接替这六千块一个月的工作，肯定有点本事。

我放心不下，跑去阿香的病房，给这个「花枝招展」的护工进行指导。

从头发到香水，从指甲到戒指，都是忌讳。从什么时候翻身到如何鼻饲，擦身该注意什么，拍背该拍的部位，还有鼻饲的频次以及禁忌症等等，巴拉巴拉一通下来，我说得口干舌燥，这位新来的护工听得漫不经心。

「你们留意着点儿，多巡视多费心，一旦有什么不妥的举动就告诉钢钢和凯凯，做儿子的总还是心疼老娘的。」我悄悄叮嘱着手下的小姑娘们。

如果说半夜巡视一趟需要一个小时，那么，我至少要在阿香的病房逗留 20 分钟。5 分钟用来生气，15 分钟用来帮助阿香翻身、拍背，甚至倒小便。

这个钟点，其他病房的病人已经翻身拍背完毕，摆放了一个妥善的姿势继续休息。只有阿香的护工在呼呼大睡。如果我没有去给阿香做这些护理，她就会用同一种憋屈的姿势从深夜 12 点躺到明天早上天大亮。

阿香这样的病人，一晚上的时间会让她的骶尾部或者其他骨突处的皮肤成为压疮，尿袋不及时清理会导致膀胱过度充盈，或尿路感染，更严重点儿还会有肺部感染。这些是足以杀死她的并发症。

那是阿香最困难的一段时光，想动只能借助外力，可新护工又懒得搭理她。我注意到阿香时，她浑身紧绷，整个人像是被困在了床上。我凑到她跟前，俯下身子跟她咬耳朵，「阿香，那个坏护工又不管你啦？」

我帮她从侧面的姿势换成正面，给她所有的关节下面轻轻垫上枕头，再把衣服上的褶皱一点点拉平整。

「护工还没来，你难不难过呀，来来，我来帮你弄。有没有舒服一点？」

那时的阿香，特别像一只猫，翻身就像在帮她撸毛，撸得舒服了，她会把眼睛幸福地眯成一条缝，四肢软塌塌地摊开来，一点不抗拒。

如果换的姿势她不喜欢，她的四肢就会很小幅度地颤抖，眉头也拧在一块，前一秒还温顺的小猫咪这就变成「大老虎」，竖起的眉眼让人一下想象到她年轻时谈判的架势。

看着她的身子从硬邦邦变得放松，舒展的眉眼好像在说，终于可以好好睡一下了。

我也松了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懂的秘密约定。

当班的同事无休止地跟我吐槽——

「那个护工上班时间喝酒，还抽烟……」

「昨天晚上那个护工出去好几个小时，翻身、喂饭、倒小便，都是我处理的。」

「那个护工好像有很多追求者？总是有人给她送红玫瑰，我告诉她病房里不能摆，她还不乐意！」

大家都对阿香的新护工不满意，要么玩失踪，要么酒足饭饱夜半归来，要么青天白日捧着个手机专注地用微信摇一摇添加附近的陌生好友。

这哪儿是护工，简直是请来了一尊祖宗！

很快，我撞见了这个护工更过分的做法，也撞破了更多关于这个家的秘密。

新来的护工总是刺激着阿香，嘴里没一句中听的话。

「我说阿香，你真是个大傻 x，你老公都跟他护工好上啦，你还在这躺着！」

「阿香啊，你个笨蛋，反正你是回不了家了，你买的几万块的衣服都被你老公的护工穿走了！」

我听不下去了，告诉她，这是脑出血的病人，对任何一句话都有反应，你成天刺激她，万一出了什么事，担得起这个责任么？

我从未如此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钢钢和凯凯两兄弟来，好把阿香的近况告诉他们。

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来了，忙着生意，忙着生存，唯独忘了阿香。

仗着有阿香老公的撑腰，这位妖娆的护工从来不把我和我严厉的警告放在眼里，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恋爱交友。有时她一甩手出去好几天，就把阿香撂给一位她从老家带出来的，还在实习期的护工「练手」。

我巡视病房的时候，总能看见阿香的头发打着结，大中午了还没有洗脸，一瓶 500cc 的营养液到晚上还没有喂完一半。

那个清爽精神的阿香不见了。曾经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现在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体面。

我给钢钢打电话，毕竟他是阿香的授权人，一切情况他都有权利知晓。

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声音，钢钢说他很忙，工厂人手不足，他正在招工和催款的路上，「老婆怀孕我都没空陪。」

我只好再一次向他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知道做生意身不由己，没有什么大事我也不想打扰你，可是这个护工的确不称职，你们谁能做主换护工？」

钢钢干笑了一声，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我爸。」语气里夹杂着一丝讥讽和无奈。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默默地挂断了通话，又拨通了小儿子凯凯的电话。

凯凯稚嫩的声音有一丝气愤，又有着些许无能为力，「我已经搬出来住了，我管不了我爸，护工的钱是他出的。至于我妈的事情，都是我哥一手经办的，我也插不上手。」

凯凯的话里有委屈，也有不甘。外婆讲过，当初阿香执意培养大儿子做生意，让小儿子读书求学，但从头到尾没有问过兄弟俩自己的想法。谁知兄弟俩心里都有怨言，谁也不能理解阿香的心意。

这一方小小的病床像是一面镜子，照着阿香的前半辈子，却反射着她此时此刻的境况。那些她愿意的，不愿意的，曾经遗憾，可能后悔的事，似乎都在她躺上病床的时间里加速到来了。

而命运的后半程，决定权已不在她自己手上。

现在母亲倒了，两人也各奔各的去了。

陪伴在阿香床边最久的，是她那已过八十的老母亲。她总是泪水涟涟地看看阿香，又看看我，然后哭哭啼啼地说：我们阿香命苦啊。

老母亲既管不了自己的女婿，一把年纪照顾起阿香来又力不从心。每次大老远跑来一趟，只能在女儿的床头放下一两袋奶粉，几斤鸡蛋。颤颤巍巍地来，又颤颤巍巍地走，好像在躲着什么似的。

没有人奈何得了阿香的护工，她既不隶属于护工公司，家里人也不管，成了名副其实的「三不管护工」。

这个家唯一的「外人」，把这一家人难倒了。

护工越发嚣张，我和同事也焦躁起来。精心护理了快两年的病人，根本经不起如此折腾。

已经有好一阵子，我没有看见阿香坐在轮椅上晒太阳了。她整个人从头发丝颓废到脚趾甲。那段时日，除了做治疗，帮着翻身拍背，我几乎不愿意踏进阿香的病房，更不敢看阿香的眼睛——怕从里面看到让人心酸的东西。

我们无一例外地对阿香的现状不忍心，却又无能为力。阿香就这么被敷衍着，对付着，枕头下循环播放的音乐，被护工的指桑骂槐和老母亲的哭诉念叨代替。这些不良情绪直接刺激着阿香的每一根神经，更可怕的是，病床这面镜子将再一次把这些反射到阿香的身体上。

我甚至能感受到，阿香正从内里被一点点杀死。

阿香被隔离了。

我给阿香做气切护理的时候，发现气切敷料边缘有一些绿色的渗液，还隐隐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我暗道不妙，立即留样培养。

检查结果显示，阿香出现了肺部感染，而且多重耐药。

阿香的第一个护工阿姨从来不随意串门，也会注意手卫生，无论翻身拍背还是鼻饲喂养都非常及时。现在，这个妖娆的护工进进出出成天乱窜，床位放着的手消毒液几乎没有动过，无论我们多么注意手卫生和无菌操作，都避免不了阿香感染的结果。

我们只能给阿香最后一个查房，最后一个做治疗，做什么都会和其他人分开。专用的仪器，专用的床品三件套，所有用过的物品单独处理，分类放置。

阿香的床边看起来更寂寞了。

偶尔看见阿香的儿子们来一趟，我也不再乐呵呵上去逗趣，彼此默契地把对方都当做陌路人。

阿香的儿媳妇也来过几次，只是她再也不会靠近病房一步，更不会左手右手拎着东西了。她总是斜斜地靠在护士站，拨弄着精心修剪的指甲，和小护士闲聊。

阿香当初看不上她是农村人，没有同意她和钢钢谈恋爱，「幸亏她中风躺倒了，我才能嫁进门」。儿媳妇和小护士说。

现如今，女孩雇了两个保姆带孩子做家务，花着阿香一手创办的工厂赚来的钱，舒舒服服做全职太太。

躺在床上的阿香再也奈何不了她了。

小护士们不愿意听这个，怕学坏，总是头不抬，应也不应一声。

我告诉姑娘们，还好还好，阿香暂时没有压疮，营养储备也足够，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我们努努力，早日让阿香的感染好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底。

两年时间，700 多个日夜，那些该消磨的不该消磨的，早已被通通消磨掉了。

我以为和阿香的家人很熟，可现在他们让我觉得陌生。隔着电话，我想不起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脸，仿佛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是一场梦。

他们看来都有「不得已」 的苦衷。大儿子忙着维持工厂，维持和妻儿的感情；小儿子忙着生气，生气当家作主的不是自己；阿香老公现在可以自己拄着拐走路了，身边又有了个红颜知己，「糟糠之妻」的近况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每个人都忙着开展自己的新生活，而阿香无疑是那个「拖后腿」的人。

我虽然生气，还是没办法。顶不过护工，也拗不过家属，任凭阿香像一只隔夜的苹果一样无法挽回地蔫下去。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的表情。我害怕那双眼睛里的光熄了，更害怕那双眼睛里还有光。

一个秋风飒飒的下午，天空有一丝乌云，两兄弟和阿香老公难得地齐聚在阿香的病房里，其他亲戚则漠不关心地杵在病房外，不时瞟一眼病房里的人。

病房正中，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手拎公文包的人正在大声念着一份协议——

是房屋转让的协议。阿香名下的房产、店铺将被转让出去。就在这份儿子们的白纸之上，阿香的拇指之下。

大儿子钢钢抓起母亲的大拇指，阿香没有任何反抗，她把手指头伸得直直的，整个人却软绵绵地陷在儿子怀里，任由儿子使劲，配合地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瓷实的血红指印。

钢钢面无表情，像在执行例行任务一样，还是没有什么难度的那种，拿起协议，看了一眼，平静地收进包里，转身离开。

一屋子人跟着那份协议乌央乌央撤了出去。离开的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小小的病房一下变得空荡荡。

阿香的手指还是鲜红鲜红的，上面的印泥还湿着。

我看阿香床边没人，走了进去，用湿巾一点儿一点儿擦拭她的手指。

忽然，阿香剧烈地抖动起肩膀，嘴巴张得大大地，胸腔剧烈地起伏，气切套管那儿挤出一丝丝气音，像堵着的烟囱呼啦啦响。眼泪顺着她蜡黄的脸颊大颗大颗往下掉，甚至冲开了眼角的污垢。

阿香哭得好用力。

这个要强的女人连最后的眼泪都没有在家人面前流。

现在只有我和她，她知道没关系的，可以好好哭一场了。

慢慢地，她一寸一寸地安静下来，像一块热炭被一点点打湿，没了生气，从此沉寂下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阿香露出鲜活的表情，最用力，也最伤心。

我叹了口气，给她一点点擦干净眉眼、脸蛋和手，替她掖好被子，慢慢退了出去。

从此以后，阿香的老公、大儿子钢钢、小儿子凯凯，都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和领地，唯有阿香，一无所有。

我无法感同身受那种悲伤，但从那一天起，阿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用一种绝望的姿态不可抑制地衰败下去。无论我们如何勤劳地翻身、拍背，如何小心再小心地遵循无菌原则，她还是头也不回地走着下坡路。

我知道，她的「劲儿」散了。

曾经获得过的温暖，乌云蔽日一般不见了。

我还在努力。通过用药，通过护理，通过我能做的一切，阿香的肺部感染总算控制住了。

解除接触隔离后的第三天，主任找到了阿香的大儿子，当初的授权人，规劝他多放点儿心思在母亲身上，但那场谈话似乎不欢而散。第二天，阿香匆匆地出院了，听说是转去阿香丈夫的护工推荐的一个小卫生院。

按照惯例，出院病人的一切用品都要用消毒湿巾擦拭，床和被褥要套上封口袋臭氧消毒，然后再送去供应室消毒或者丢弃。我和手下的小护士戴着手套，整理阿香的床位。

小姑娘摸着还热乎的床位很是惆怅，悠悠地叹了一口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也清晰地记着阿香刚入院时的样子。她比我见过的所有病人都精神，透过她的眼睛，似乎就能看到她心里那股劲儿。只是这一次，我猜错了结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日子一天追着一天，人们总是希望第二天是新的一天，谁也不想念着旧客。

然而阿香就是这个旧客，她的存在仿佛会牵绊别人的日子，到后来，只要日子停滞不前，人们就会开始介意这种存在。

阿香一天不醒来，家里就一天没有希望。

这种付出到底值不值得，标准还是在家人的心里。护工的态度就是家属内心的一张晴雨表。

我摸摸尚有余温的床单被褥，套上消毒罩，扭开定时器，像一种告别仪式似的，臭氧机突突突地工作着，让我幻想阿香走远的脚步声。

关上病房的大门，那张阿香曾经躺了 700 多天的床铺，又要开始迎接新的病人。



本帖来自pc秘书

金泉

35楼 金泉说：
感谢楼主故事，非常好要继续更新，我会每天都关注，谢谢。
本楼来自 掌中世界IOS版

平凡的人

36楼 平凡的人说：
很好的故事，留个标记，有时间再继续看，多谢楼主分享。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李文东

37楼 李文东说：
楼主继续。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cyec

38楼 cyec说：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我会继续下去的。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39楼 cyec说：


第五个故事


死亡辅导班：我们科室的「团宠」是位癌症老人
医院里有个共识，大多数人在临死前，精神痛苦大于肉体痛苦——这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当病人得了癌症，出于保护患者心理的考虑，我们一般会先告诉患者的家属，再由家属判断患者本人能不能承受这个消息。
希望隐瞒病情的人很多。有些时候，即使患者自己已经猜到了，也会因为无法面对而假装不知道。
但有时也有极端的例外。

在医院里工作久了，人就会变得不信神佛。
但这两年，我还是会去寺庙。每次站在宝殿正中，我双手合十，就一个简单的心愿：天下无疾，万药生尘。碰见老黄之后，这个愿望变得尤为强烈。
我曾经想，如果佛祖显灵，让我给老黄最好的祝愿，那一定是——让我治好你的胰脏，好好活下去。
老黄是我在外科轮转时遇到的病人，73 岁，胰腺癌。
胰腺癌是「癌中之王」，致死率和治愈难度在癌症中数一数二。老黄也很困扰，他说这个病太委屈自己，连甜食都不能碰。
我答应过老黄，如果他能活到「五周岁生日」，我一定亲手给他做个蛋糕，十寸，千层的。面皮里塞满芒果块，上面铺满草莓粒，红彤彤一片，让他一气儿吃个够。
老黄不在乎生死的样子，实在太反常。在医院工作 18 年，我看到了太多人最后的样子。有人放弃，有人被迫放弃，有人迫切地渴望活，却屈服在病魔的侵害下，有人搏斗到最后一刻……
这些反应都没有错，都是人最本能的选择。但偏偏老黄和他们都不同。
他从住院开始就脱离了我的掌控，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干了数不尽的「疯事儿」。更要命的是，我手底下一帮小姑娘，都在跟他一起疯。
总有病人转头找到我，「护士啊，这个老黄家里什么来头啊，他得了这病，怎么这么看得开？」
我知道，这个人，我是忘不掉了。
2008 年夏末，老黄来医院报到的第一天，我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跟这人开玩笑，绝不会被投诉态度有问题。
北京奥运仍有余热，这个干瘦的老头穿着奥运文化衫，晃悠晃悠进了护士站，「啪」地一声，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
「我要住院，要住人少的房间，最好朝南边。」老黄唾沫星子乱飞，须眉皆白，眉梢和唇角留下花白的两撇，活像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
我打趣地问他，「住个院干么挑挑拣拣？还坐北朝南，你当买房子置业呢？」
老黄换上一副惨兮兮的表情，说自己有糖尿病，偷吃东西老婆就要骂，「我老婆很凶的，房间里人少一点，看见我挨骂的人也会少一点。」
他说完，突然四处张望，像是怕这话被几十里外家中的老婆听见。
「而且我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了，朝南的窗户正对医院大门，可以看到小食摊，还可以观察我老婆有没过来。」老黄凑近我，眉飞色舞地打着小算盘。
我带老黄来到符合他要求的房间，指着窗户：「坐北朝南，非富即贵。大爷你住进来一定长命百岁。」可我发现，他选的这个位置，不止可以观察到小食部和老婆，还可以观赏一群广场舞大妈。
我之所以和老黄打趣，是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入院诊断：胰腺癌待排。
老黄今年 73 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黄半年内体重下降十来斤，还伴有腹部轻度胀痛，近期血糖又在升高，情况不容乐观。
但眼前的老黄非常开心，我觉得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看老黄一副来医院住上几天就可以欢喜回家的模样，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才好，生怕不小心戳破了表面的平和，让他的笑脸垮掉。
「那个，老黄啊，你老太婆没来，儿子怎么也没来啊？」我话刚说完，一个大嗓门在门口响起——「我来啦，有什么事不？」
我转过头，乐了，老黄儿子就是个「加大号的老黄」，手里捻着根棒棒冰，迈进了病房。
「有什么事问我也行，问我爸也行，随便。」老黄儿子边说，边递给我一整根棒棒冰，另一根自己和父亲一人一半。
老黄对儿子的分配非常不满意，他盯着我手里的一整根，幽怨地说：「我都得了癌症了，不晓得能活几天，你还不让我吃个整的！」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
一般来说，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癌症，我们都会用「Ca」或者「MT」来替代「癌症」这个刺眼的词汇。既是避免病人突然崩溃，又可以替家属打打掩护。
我看了看老黄，又看了看他儿子，这爷俩的反应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老黄，你知道什么是癌症吗？」这样问不行吧……
「老黄，癌症是什么你晓得吧？」这样好像也不合适……
我脑子里一时检索不到杀伤力比较低的方式提问。
老黄的儿子一脸轻松，准备收拾父亲的生活用品，「你随便问吧，我爸啥都知道，你啥都不用忌讳。」
一旁的老黄一脸不爽，他好像只介意自己的棒棒冰被扭走了一半。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这爷俩的「洒脱」，总觉得他们只是暗暗做最坏的打算，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罢了。
胰腺癌有多可怕，我曾亲眼见过。这种癌太难被发现，大多人查验出时就是晚期，昨天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今天突然就要准备后事。
巨变之下，人的精神就会崩溃。
我见过病人听到这个病名时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愤怒，有的错愕，有的忙不迭地否认，有的「扑通」一声跪倒，开始求神拜佛。总之，从表面到内心一定不会平静。
像老黄和他儿子这样明明白白又浑不在意的，我从没见过。
我后来才知道，老黄来住院前做了很多「攻略」，关于什么是胰腺癌、治疗方式，他都一清二楚。
这都是老黄的孙子，医科大学在读生「小黄」直截了当一字一句讲解给自己爷爷听的：「癌症之王、不好治、生存期大多在一年左右......」
老黄住进来之后，检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结果都一步步向着胰腺癌这个诊断靠拢，慢慢重合，尘埃落定——他确实得了胰腺癌。
主任亲自找老黄和他儿子谈话，我很好奇这爷俩的反应，尾随其后。
主任拉着老黄儿子轻声细语，小心说着最终诊断，征求他的意见。这时老黄突然凑过来，一副中了六合彩的模样说：「看来我孙子没白学医，至少能看出我得了什么病！」
我看看主任，主任看看我，我俩又一齐看向老黄。
主任愣了一会儿，询问起父子俩接下来的打算，「你们准备在本院继续治疗还是转上级医院？」
这是一个基本的征询流程。通常来说，病人一旦确诊，立刻头也不回地奔赴上级医院，连给我们的背影都透着嫌弃。
可老黄看着「宣判」他的主任，依旧乐呵呵，还把干瘦的胸脯子拍得啪啪作响：「主任，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里治病，你拿个你认为最妥的方案，我相信你！绝对支持你！」
这个像龟仙人一样的瘦小老头儿，用一种身高二米八的气场放出话来。
我和主任都有点感动，像老黄这种信任的态度，是对医生最大的尊重。我俩暗下决定，要用对待「团宠」的方式好好待老黄，控制好血糖，才能进行手术。
我作为他的护士，第一关就是「管住他的嘴。」
我没猜到，照顾一个病人，还要斗智斗勇。
我从没见过这么害怕测血糖的老头儿。一天四次血糖监测，他到处东躲西藏，让我在病房找了整整八圈。
「小妹啊，十指连心知道不？」老黄不止一次跟我抱怨。
我望着手中的采血针，顿时觉得自己像是阴狠的容嬷嬷，还有点罪恶感。
我就用采血针试着戳自己的手指头，半晌，指着老黄说：「好你个老黄，随便编排我！一点儿都不疼，你少来装可怜！」
老黄用舌头舔了舔拇指和食指，然后对搓，一副要数钞票的架势，再摸着耳朵嘿嘿地笑。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为了让这个老爷子配合测血糖，我想尽一切办法：除了用自己的手指「示范」，还会在他吃第一口饭时，给他看戏曲节目，一两个唱段下来，刚好够测血糖的时间。
就连老黄儿子都夸我们服务周到，感动中国。但老黄仍「不领情」。
有一次，小护士去测血糖，回来之后说老黄要她转唱一首歌给我们听。我和主任翘首以待，小姑娘张嘴就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主任笑出了眼泪：「这个老黄，把我们科室当『渣滓洞』了。」
这绝不能忍。我冲进老黄的病房，用自己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对了一曲：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我被老黄这个男版「江姐」活生生逼成了女版「刁德一」。
那年夏天，为了对付老黄，科室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上到科室主任，下到保洁护工，每人都能对着老黄唱几句革命歌曲。
对歌败下阵来，老黄又转而想收买我手底下的小姑娘。
九月底，老黄给我们摘桂花去了。隔天人手一支，老黄边发边点头哈腰地提条件：能不能不要测血糖……护士站里到处荡漾着桂花的甜香。
很多单身的小姑娘都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个个笑逐颜开，拥着「爷爷」老黄走进病房，「你乖一点嘛，不偷吃东西血糖就下来了，只要血糖正常了，我们保证少测几次。」
老黄的妻子也和我们一条心，加入到对丈夫偷吃零嘴的严防死守中。她是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生得又高又大，站起来，能将老黄笼罩在她的阴影里。老黄已经被妻子统治了 40 多年。
黄太太每天戴个遮阳帽，把电瓶车骑得跟风火轮一般，突突突地来科室给老黄送饭。先从篮子里拿出新鲜的香瓜或葡萄，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吃，再从篮子的一角拎出老黄的口粮。
一个小饭盒，一半是小米饭，一半放着蔬菜和几片瘦肉，偶尔有一块红烧鱼。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够老黄塞牙缝。老黄一副贫下中农的模样端过饭盒，小声嘀咕，「这么一点，根本吃不饱。」他盯着我们的水果，敢怒不敢言。
我们曾经目睹过老黄因为偷吃了恰恰瓜子被抓包，被妻子插着腰关在病房里，挨好几个小时的训。
当然，黄太太也有温柔的时候。我会在下班的路上，看到这俩加起来快 150 岁的老夫妻，蹲在糖画转盘门口，为转到一只「大凤凰」而绞尽脑汁。那时候，谁都觉得这样的婚姻和晚年生活，特别让人向往。
在我们 360°无死角的监控之下，老黄的血糖调节到了正常水平。他通过了麻醉师、呼吸师以及上级专家的审核，喜提手术一次。
明明是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老黄的步伐是如此轻快。
老黄手术的日子选在了 9 月 16 日 8 点整，主任跟神棍似地说，这个日子特别好，九九归一，六六大顺，大吉大利。
面对胰腺癌这个预后极其不好的病症，这一家子没有谁脸上流露过悲伤凄怨的神色，似乎永远都神采奕奕，永远用尽全力活好每一天。
那天下夜班前，我替老黄换好了手术衣裤，陪同老黄一路到手术室。老黄握了握我的手说：「付护士，等你休息回来，记得唱歌给我听啊！」
我一口答应，和老黄拉了拉勾。
交接完手术的准备工作，我没急着下班，想了想，又返回病房，将寺庙里请来的平安符掖在老黄的枕头下面，又在他的床头柜上摆了个苹果。我告诉黄太太，这是对老黄的祝福：平安归来。
回家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看到 QQ 群里当班的小护士更新状态：活宝老黄满血回归。
心上的石头突然松了，我这才安心地合上眼睛。
上班后，我直奔病房，看见老黄抱着我给的苹果躺在床上，气色很好，只有身上多出的管子和旁边的心电监护提醒着，这个老人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手术。
我看着老黄打趣道，「哟，大清早的抱着个苹果做啥，许愿呢？」黄太太忙不迭塞了只大桃子在我手上，告诉我，老黄禁食馋得慌，就抱个苹果闻味儿呢。
我检查了每一根导管，又协助老黄翻了个身。手术毕竟只是打出的第一枪，老黄要面对的难关还在后头。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持久且惨烈的战役——化疗。
化疗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一并杀灭许多正常的细胞。虽然有效，但也看病人身体素质。
我们都不知道，刚做完大手术的老黄，能不能熬过这一关。
我不是个特别愿意进入病人喜怒哀乐的人，但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钻到老黄心里。
老黄的第一次化疗，我们都很重视，生怕各种副作用让老爷子吃不消。
但老祖宗说过：天公疼憨人。这话在老黄身上应验了。
开始化疗之后，老黄异常勇猛，几乎看不见任何副作用：不恶心，不脱发，该吃吃该喝喝，白细胞也不往下掉一分一毫，跟个没事人似的。但凡有点儿空闲，就坐上科室楼梯间的平车，一条腿屈在车面上，另一条腿晃里晃荡，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一副上了自家炕的悠闲模样。
我们看见了就会逗老黄，「老黄，吃了没？」
每当这时，老黄就会按照国际惯例，数钱似地舔舔他的拇指和食指，再搓搓耳垂响亮地答一句，「没！」
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仿佛和老黄打过这么一个招呼，才算新的一天开始了。
化疗的老黄有了大把的时间，别人这时可能就忙着交代后事了，他反而在忙着给自己找新乐子。有一天我发现，他和儿子拿着一根竹竿，居然在科室外的大树底下粘知了。
等到一只比老黄还笨的知了落网了，他就喜滋滋地把知了拿进护士站，科室里那群姑娘们纷纷围上去，和老黄凑成一圈，争论如何烹饪这只知了。
「红烧吧，加点儿五花肉。」
「不，清蒸，清蒸最美味。」
「吃刺身最好啦，配上我的小芥末。」可怜的知了成了哑巴。
很快，小姑娘们把老黄的病房改名「粘杆处」，那是古代皇宫专门负责捉知了的地方，而我也成了掌事宫女「付嬷嬷」。
出院前两天，我老远就看见老黄儿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锦旗，大红色，黄色的流苏荡来荡去，他大大咧咧经过护士站，所有人都看见了，才把锦旗带进了父亲的病房。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黄为了藏这面锦旗操碎了心。
他每天晚上把锦旗放进柜子，大清早又藏进被子，以为自己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出院当天，我们到老黄病房门口时，只见老黄正盘坐在床上打量锦旗。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立马从床上蹦下来，把锦旗塞进被子，整个人又盘坐在上面，装作若无其事。
我们目睹了老黄「掩护锦旗撤退」的全过程，等他都准备好了才走进去，无奈锦旗的流苏落在床沿上，晃里晃荡实在抢眼。主任好半天移不开眼神，一屋子人都没憋住笑。
小姑娘们热烈欢送，一遍又一遍地和老黄约定，「爷爷，下一轮化疗你一定要来啊，我们提前把粘杆处给你收拾好！」
对于其他病人而言，我们恨不得永远相见于病房之外，但对于老黄，期盼着他按时来化疗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祝愿。
我们知道胰腺癌有多严重，但我们不想让这颗病房「小太阳」早早落下。
第二次化疗前一周，老黄儿子来报喜，说父亲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必须挑战第二次。
粘杆处早已整理得干干净净，床头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给老黄准备的解馋糖尿病患者专用零食，接待规格之高羡煞旁人。
然而不好的消息出现了：CT 显示，肿瘤已经向其他器官转移。我一遍又一遍问老黄有没有什么地方疼痛不适，老黄坚定地把头摇成拨浪鼓。
我略微感受到一点安慰。虽说死神没打算放过老黄，但至少现在没有让他太痛苦。
每天大清早，老黄依然会出现在走廊的平车上，用招牌动作和固定句式跟我们打招呼，让人熟悉又安心。
「老黄，吃了没？」
「没！」
人生的路就要走到头了，老黄表面不在乎，但在背后，却一直不作声地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纪念。
为了不让老黄觉得寂寞，我们常会拉他干点小活：老黄，帮我们发报纸；老黄，帮我们拆药袋。
隔了几天，老黄掏出许多药瓶瓶盖串成的小灯笼，花花绿绿，给我们一人一只做钥匙链。这下科室里的姑娘们疯狂了，下班后纷纷买来彩色塑料绳，缠着老黄给她们编大龙虾，小拖鞋。
除了给科室的姑娘们留下记忆，老黄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病房搬来一个绝望的小伙时，老黄拿出了医院里最稀缺，自己也没有的事物——希望。
这小伙子出了交通事故在楼上做手术，老婆刚好是预产期在楼下妇产科待产。不知是幸与不幸，他术前检查时又发现肾脏出了岔子，已经病入膏肓，如果没有这次交通意外，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他将一无所知地步入尿毒症。
小伙子想想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想想即将生产的老婆，家人也不在身边，咧开嘴嚎啕大哭。
老黄那时身子骨还硬朗，他盘在床边的椅子上，不停为小伙子擦眼泪。
老黄用半吊子的普通话安抚小伙：「小兄弟你别担心了，不就是家里人没来齐吗？你先安心手术，我和老太婆会照顾你们两夫妻的，不着急啊！」 老黄的儿子和妻子也配合地站在一旁点头。
老黄又一次释放出他那二米八的气场：「这是好事情，你看看老黄我，得了胰腺癌，发现得比你晚多了，也不晓得能活几天。我还不是好好的活着，你比我好多了。」
小伙子听完，忘了哭，也忘了躲避他横飞的唾沫星子。
那段时间老黄很忙，他帮着小伙子处理好手术事宜，而黄太太则在楼下，照看小伙子要生产的媳妇。
老夫妻俩安慰着小夫妻俩，还准备了大人和孩子的用品。莫名的，老黄似乎也在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我们都给这老两口点赞，「老黄啊，你和奶奶这么能干，以后你的重孙子小小黄，还有小小黄的儿子迷你黄，你一定都能带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老黄面对小伙子赶来家人的千恩万谢一脸淡定，对我们的祝福却无比受用。
他每天都将有「小小黄」和「迷你黄」的未来畅想一遍，那是老人们都想看到的儿孙满堂。
我猜，他肯定是想活得久一点，看着子孙走得远一些。
我无意间得到一个重磅消息，老黄要过 74 岁生日了。
按照科室里的惯例，术后一年被称为病人的「一周岁」，我们借机把老黄的生日当成他的周岁生日。
我们给老黄买来蛋糕，还办了「抓周礼」，小姑娘们写了许多心愿卡：老黄变成长腿欧巴、老黄永远 18 岁、老黄会唱 BigBang 等等。
每张卡片的末尾我们都写了同样一句话：老黄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老黄说这些卡片压在枕头底下，做梦都会笑醒。但是蛋糕得挨批评，「太小，没吃过瘾！」
我答应他，五周岁的生日我亲手做个大千层，每一层面皮的颜色都不重样，每一层都铺满水果。我知道要完成这个约定，对于平均生存期不超过 1 年的一个胰腺癌晚期病人来说，有多难。
「老黄啊，为了这个蛋糕你也得好好努力啊。」
老黄照例舔舔指头，搓搓耳朵，豁开缺了牙的嘴斩钉截铁地答应：好！
大年初一时我去寺庙祈福，虔诚地许愿希望能再次见到老黄。老黄也依旧争气，开春的第五次化疗穿得喜气洋洋地站在我面前。小姑娘们纷纷给老黄拜年，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可我作为老黄的责任护士，除了拜年，还需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面对新年伊始一切好的和不好的消息。
这次的老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他悄悄告诉我有乏力感，肚子也会胀痛，饭量比以前小了一些，有时候腰会疼。化疗并没有很好地遏制肿瘤的侵犯，我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
我正在看着老朋友走向一条我深知结局的路，却没有办法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头。
「肯定是转移了吧。没事，我努力争气一点，多活几天。」老黄淡定地说，然后拍了拍我的手，「我还要吃你做的大蛋糕呢。」
看着老黄的笑脸，我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举头三尺有神明，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一个人可以留下来。
有时，我会看着一袋袋药品液体发呆，数着它们一点一滴注入老黄的身体，想象着它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和癌细胞厮杀。
老黄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对此我无能为力，却抽空就要坐在老黄床边握一握他的手，跟他说几句话。期待自己的心意能传递给那一滴一滴的透明液体，让它们功力大增，将老黄体内的癌细胞杀个一干二净。
我们开始宠着老黄了，想让他吃好一点。但老黄再也不吵吵着要吃零食，癌细胞逐渐侵犯到了他的胆囊，现在再看见曾经最爱的零食，他会犯恶心。
那么不愿意亏待嘴巴的一个人，再也吃不了好吃的了。
我们只能换个方式宠老黄。每天中午，我们放弃去食堂打饭，小姑娘们总是到饭点就在走廊上喊，「老黄，吃了没？」然后等着老黄从哪儿钻出来，边小碎步走边做着招牌动作回答，「没！」
我们总是热情地邀约老黄加入饭局，一齐说说笑笑地去小饭馆，然后再三对着厨师说：东西要清淡一点儿哦，爷爷要减肥！我想周围的小馆子一定很奇怪，这个老爷子怎么有那么多花朵般的孙女儿。
黄太太和中年黄抓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很真诚地说希望老黄可以陪我们久一点，一起过他的五周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群笑口常开的家人们，眼中闪过一丝晶亮的泪光。
最后一次来医院，癌细胞已经无孔不入地吞噬了老黄，远远看去，老黄跟抽了真空一般缩水了一个号，在高大的黄太太身边显得更加瘦小。
老黄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乏力、腹胀、胃口不好、黄疸指数升高，腰骶部疼痛……无论是临床表现还是各种检查都告诉我们，老黄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节节衰败。
老黄已经不适合化疗了，这次住院是来跟我们告别的。
「化疗已经不适合我了，我还是在家陪陪老婆吧。」老黄微笑着说出自己的决定，随即拍了拍我的手背，「不好意思啊，估计吃不上你做的大蛋糕了。」
我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跟他讲着这个疾病到最终可能出现的所有症状和不适，反复教他应对方法。
「小妹啊，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老黄和他的儿子站在我面前，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悄悄地看着对方，怎么说？说老黄以后会很疼？会也许一口东西都吃不下？
说老黄啊，你可能会因为胆汁淤积变成真正的「老黄」，然后成天在深黄色的皮肤上抓痒？还是说以后会躺在床上碰一下都会疼得打哆嗦？
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让我说给老黄听，我真心说不出口。
「没事小妹，你给我爸爸说说以后的情况吧。」老黄的儿子比父亲还真诚。
那天之后，我常常在下班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给他做「单人辅导」。
没有人注意到，在医院的一角，一个护士跟一个病人用最直接、毫无保留的方式谈论着疾病和生死。
今天讲解疼痛的程度，以及止痛药怎么用，明天告诉他胆道梗阻的症状，后天再向他细细描述吃不了东西要怎么办。
我像在手把手教小学生解题。老黄虽然虚弱，却时不时会露出得意的笑，表情像是在说：「你看，我听懂了」。
这道风景很奇妙，夕阳的余晖披洒在我俩的身上，我和老黄庄重又坦然地讨论生死，毫不避讳，绝不隐瞒，没有虚幻的安慰。我说得认真，老黄听得仔细。
「老黄你好鸡贼啊，你孙子不是医学生吗？干嘛不问他？」
「我孙子那么小，听了要哭的，他是我们黄家的独苗，我才舍不得，找你的话，你又没有压力嘛！」老黄笑眯了眼，衬着粉红色的夕阳，好像在发着光。
余晖中，我对他说：「老黄，你总是要死的，我希望你能最舒服地死。」
我从来没这么跟病人说过话，但我知道，对方是老黄，我应该这样做。他不是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但他更在乎自己该怎么活。
我不敢直视老黄的内心，他是那么爱笑，他的乐观不受一丝一毫外界的影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力量——既不为生，也不为死，就是为自己。面对不可扭转的结局，他有自己的活法，并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个时候再面对这位老人，我觉得用直白和坦诚的语气与他对话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太阳西垂，关于那个铺满草莓的蛋糕，他不得不失约了。
我和老黄做了一个君子约定，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会做电话随访，「老黄你要是在，就接我的电话；你要是不在了，就让你儿子给我们打个电话。」
老黄爽快地答应了，和我们挥了挥手，走出了医院大门。
第一个月的周六，我给老黄做电话随访，电话开着免提，旁边乌泱泱围着一群小护士。
电话通了，那头老黄的声音精神了不少。我乐了，张口就问，「老黄，吃了没？」老黄还是用熟悉的腔调说：「没！」电话这头，已经有小护士调皮地模仿着老黄舔手指的招牌动作了。
之后的几个月，老黄还邀请我们去家里随访，主任当即答应，科室里沸腾了。
我因为责任在身，没能去成。傍晚时分，随访的小姑娘回来，科室里的人扑上去询问老黄的近况，小姑娘小嘴叭叭地说给老黄买了顶红帽子，祝他鸿运当头。姑娘们一窝蜂地翻看着照片，时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
我看着护士长的脸色不对劲，悄悄地问，「不好了吧？」
「这群傻丫头，就知道傻乐呵。在镇上卫生院查 B 超也有腹水了，每天就靠吃止痛药，这能顶多久！」
因为癌症细胞扩散到胆囊，现在老黄成了真正的「老黄」了，整个人活生生黄了一度。一旦出现这种症状，说明病情已经开始急剧恶化。
我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就是学医的残忍之处，我可以将疾病的演变预算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挽回。
直到那一天，我照例对着电话问出那句「老黄，吃了没？」电话那头的老黄含糊地回了我一声，「没。」
老黄儿子说，这次是真的没，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还说，老黄感谢我们这群人陪伴了他那么久，「你们的祝福卡片，我爸每天都要我读给他听，晚上就放在床头，他疼的时候就伸手摸一摸卡片。」
下班时，我在休息室听见有小护士带着哭腔打电话，「叔叔，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要是黄爷爷不行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我让爷爷听着他喜欢的歌离开，我学了好久好久的。」
我的眼睛一瞬有点热。我绝不敢给老黄儿子我的号码，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听到那个消息。
人支撑到最后关头会调动全身每一寸细胞发起进攻，直到弹尽粮绝，就像蜡烛，熄灭之前总有那么一会儿异常地亮。
我们见证了老黄最亮的时刻。现在，这束光要彻底熄灭了。
我们和老黄儿子约定，老黄不在了一定联系我们，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竖起耳朵听着科室里电话的响动，怕老黄家来电话，又怕老黄家不打电话。毕竟老黄仁义，从来不喜欢麻烦旁人。
月末的一天，我们刚开完晨会，科室的电话响了。
送老黄的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给老黄买的零食装了满满一大箱，里面放了一张卡片：老黄，我们想你。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比现在还快乐。下面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签名。
我默默解下钥匙上老黄送的灯笼串，放进了箱子，其他姑娘见状，也默默地将钥匙上的「大龙虾」、「小拖鞋」、「棒棒糖」取下来，一块儿放了进去。
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只是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想起那个老黄。我们默默地将小箱子贴上胶带，再用红色绸带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那是老黄喜欢的颜色，红火，喜气。
目送着抱着箱子的小姑娘走进电梯，我定定看着电梯指示一路向下，与老黄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里走马灯一样掠过。
那个屈着腿坐在平车上和我们打招呼的老黄，那个偷吃零食被老婆骂得鸡飞狗跳却不敢还嘴的老黄，那个总是舔一舔指头再搓搓耳朵的老黄。
老黄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是我们的话题。看着电梯间门口的平车，中午三五成群约着吃饭，路过曾经的「粘杆处」，甚至逛街看到好吃的零食，我都会想起他。
有个电影里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你，那么你将彻底消散，无影无踪。
我想，有我们这么多人念着老黄，在另一个世界，他一定也是最欢乐的那个。
只是偶尔，我脑海中会突然闪出一个画面：老黄像一个披挂着铠甲的将军，站在白色病房，谈笑间横扫千军。

亲历者：付嘻嘻
事件时间：2008 年 8 月-2009 年 6 月
记录时间：2019 年 7 月

后记：
付嘻嘻一直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老黄的故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医院里有个共识，大多数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我认为，老黄肯定不是所谓大多数。他并非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而是更在乎自己能不能好好活。
看完故事，我突然联想到身边的挺多例子：如果一个人陷入困境，他会得到帮助，会被安慰有奇迹，却少有人告诉他，「如果结局不可扭转，你至少可以用自己开心的方式度过。」
这种精神是会传染的。几个重症患者在最绝望的时刻，又被老黄这个「小太阳」，拽到了更暖的地方。
我想这个故事的意义不仅限于医院。看看我们的身边，这世上各种各样的困局，远比重症更可怕。
付嘻嘻说，人生太难，所以老黄的人生信条才尤其重要：再难又怎样，我还要笑给你看。

cyec

40楼 cyec说：
第六个故事


「保命只是第一步」：烧伤科的窗户上，都焊着铁条

医院烧伤科的重症病房，是最像监狱的科室：不仅装着防盗网，还撤走了所有的锐器，防止病人痛苦到自杀。

在这里，60% 的重度烧伤病人都会死去。活下来的幸存者，也会承受极大的疼痛与恐惧。

对于医生来说，每天都会见到各种病人与家属，格外要求工作时的理性，否则很容易对人性失望。

王鱼肠医生就在烧伤科工作，他一直不喜欢这里的绝望，直到遇到了一个病人。

这个患者一度选择自杀，且面临太多难题：重度烧伤、家庭贫困、亲戚主张放弃。

可他身边的两个女人，让他挺过了这一切。
在医院轮岗时，六楼的烧伤科是我最不喜欢的科室。

除了要面对鲜血淋漓或烧得黑紫的皮肤，和护士一样要每天护理病人，工作量巨大，其他医生都不太愿意上来，这里还有太多令我绝望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患者，入院后顺利抢救了过来，但当家属看到第一天就花掉了 5000 元，以后还要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的时候，他们找我商量，能不能拉患者出院。

我不能强行让患者住院，眼看着直系亲属签下自动出院同意书，带患者回了家。

看着手中的同意书，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被家属放弃了。

第一次见到霍明的家属时，我以为又是这样。

那天，抢救室外等着一群人。被抢救的霍明是重度烧伤患者，我告诉家属，「情况很危险，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时，一位双鬓斑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是霍明的舅舅，身上还穿着化工厂的工作服，「医生，费用要多少啊？救得回来吗？」

「生存率比较低，后续治疗几十万应该要的。」见过太多人放弃，我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

「医保会报销吗？我外甥还有工伤保险。」他问。

我只能回答说，烧伤患者很多药物、器械无法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

霍明舅舅说要商量。走廊上人来人往，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依稀听到「放弃」、「拖回家」、「钱不够」。

人群中有两个女人——霍明有点驼背的母亲和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妻子。

几分钟后，霍明的母亲含着泪走过来，她用力地拉我的衣服，「医生，我老头子死得早。儿子没了，这个家也没了。你救他就是救我们全家！」

霍明的妻子也坚定地看着我，「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救。」

听到她们表态，我没有立刻相信，但心里有点欣慰，我希望霍明活下去，毕竟，他是我和同事冒风险救回来的。

2018 年春节，市郊爆竹厂突然爆炸。伤员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我们这所小医院烧伤科的整条走廊。

烧伤科平均一年只接纳 300 名患者就诊，且大多不是重度伤员，爆炸发生太突然，我被临时调到烧伤科帮忙。

上午 11 点，烧伤科的走廊上一片混乱。我走进科里，急诊医生朝我跑来，「霍明，男，46 岁……马上通知麻醉师来插管。」

还没到霍明身前，我就闻到一股烧焦味。走近一看，他的嘴上下开合，整张脸被烧得完全看不出原貌，到处是露珠般的水疱。

站在无影灯下，我发现霍明的手指被烧得粘连在一起，胸膛和小臂的皮肤甚至泛着蜡白色。除了小腿还好，他全身几乎都有烧伤。

这是个重度烧伤患者，而我只是个烧伤科「菜鸟」。当初在烧伤科轮岗完，主任让我在普外和烧伤二选一，我果断选了普外。

现在，突然和同事老李单独处理这么重的患者，我俩心里都没底。老李换手套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尺码都拿错了。

烧伤患者的死亡速度快，大部分不是死于急性感染，而是窒息。此时，我最怕的就是霍明的呼吸音减弱，再慢慢地衰竭。

只有插管，他才有活下来的希望。然而主任和麻醉师迟迟不来，没独立做过气管切开术的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我低头跟老李说：「今天可难办了哦，你气管切开术咋样？我先说好，我还没学会，只能给你打下手。」

老李手上不停，回答：「没单独做过，你也别指望我，还是指望患者多扛点时间吧。」

「患者呼吸衰竭了怎么办？」我加紧换药，轻轻说。

老李不说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等下呼吸衰竭了，咱俩得给他做气管切开术。」

「你疯了！」老李提醒我，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就是在做气管切开术的过程中死亡的。

「要不然就看着他在这里死？」我有点激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抢救时间多宝贵，主任没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做。手上死了个人，你也知道多麻烦。」

我实在不想对家属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请你们带患者回家看最后一面吧。」这种很操蛋的话。

我们拼命往霍明身上倒生理盐水，希望把紧紧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撕下来。

听着他的呻吟，我的内心很恐惧，但更怕连这点呻吟都听不见。我不停地和霍明说话，希望他保持住意识。

一会儿的功夫，我的额头、袖子、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霍明左手的手指已经完全被烧融，没救了。右手的手指粘得很紧，我们想尽力保护这 5 根手指的功能。

涂药润滑，把他右手手指一根根分离。有的地方就只能用剪刀、血管钳暴力分开。

霍明在跟时间赛跑，我和老李也是。

霍明随时可能因为吸不上一口气而死。我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哪怕一个上级医生，都会让我的压力少很多。

当他们终于赶过来，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抬头看下时间，才过了十几分钟，可我好像熬过了一个世纪。

门外面传来哭声，霍明母亲的声音不停地呢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于重度烧伤的患者，有三关要闯：

第一关，保住命；

第二关，保护创面，让他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防止各种休克；

第三关，尽量减少并发症，平稳过渡到出院，整形受损的皮肤创面。

现在，霍明的命算是保住了。可第二关和第三关，更难闯。

我们把暂时保住命的霍明送入重度烧伤病房。

主任给家属交代病情，霍明母亲和妻子双手合十，一直说谢谢。

显然，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多数烧伤病人可以保住命，却是在后两关倒下的。

我让护士教他们穿隔离衣，讲解护理措施。听护士说霍明得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人问：「平常的大小便怎么办？」

「我们会给他插尿管，大便需要家属尽量擦干净。无论如何患者都不能下床。平常要给他翻翻背，要不然背部也会烂。」

家属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嫌弃，尤其是霍明舅舅。他埋怨：「这些事不是护士来做吗？」

「科里有几十个患者，不可能给每个人配一个护士。家属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请护工，也可以轮班照顾。」我耐心解释。

「我今天翘班来已经被扣钱了，不可能天天来这里照顾，我五大三粗的，从来不会照顾人。」

其他人跟着表态，「那怎么行，我还要送孩子上学」、「我家里还有农活没做」。

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表露任何不满情绪，母亲在默默地流泪，妻子朝我重重地点头：「就我们两个人照顾，不用请护工，又贵又不仔细。」

妻子转头拉着护士到心电监护仪旁，一个一个地问仪器上数字的含义。母亲也蹲在一旁，认真听着。

吵闹的家属们安静下来，脸上堆着「辛苦了」的表情，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们。

无论家属对患者是不管不顾，还是不离不弃，我都见得多了，也麻木了，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

在我们医院，60% 的重度烧伤患者，都会死亡。有些患者并不是痊愈后出院的，他们的生死，是患者和家属做出的选择。

烧伤患者都有漫长的恢复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前功尽弃，同事老李曾经有一个患者，面部烧伤很严重。虽然经过整容修复，还是无法承受这份落差，来精神科开药。

烧伤科的医生能够救治创伤，却无法陪伴病人走过后面的路。

主任离开后，我得空仔细观察了这家人。

霍明妻子和母亲的裤脚上还沾着泥，穿的是下田的套鞋。她们的经济条件很可能无力支撑后续的治疗费用，知识背景看样子也很难帮霍明完成心理创伤的修复。

到时，霍明会怎么样？他会被拉回家等死吗？

我不敢想下去。

当晚我值完夜班，返回烧伤科看霍明。

他住的重度烧伤病房只能容纳两个患者，里面除了配有消毒仪器、急救药物，最特殊的是——没有任何锐器，还安装了防盗窗。

这里几乎是我们医院的「牢房」。

防盗窗不为防贼，锐器也不止是担心意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有行动力的患者自杀。

患者在医院自杀的原因有很多：治疗的痛苦、逐渐减弱的求生意志。当然，还有钱。

不久前，烧伤科一个患者忍受不了术后的疼痛，趁家属半夜熟睡，从窗户跳了下去。从此以后，重度烧伤者的病房就有了「铁窗」。

我走进「牢房」，霍明正在安静地睡觉。他母亲蹲在一旁，用湿毛巾给他擦拭尿管。妻子弯着腰，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

看到我进来，霍明妻子对我轻轻笑了一下，顺手把刚用过的棉签放回包装袋。

「棉签没有了去找护士要，重复用容易感染的。」知道她们是想省钱，我小声说。

我把口袋里的几包棉签交给霍明母亲，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想退给我。我猜她是怕收钱，宽慰她：「不要钱，这些小东西你问护士要，她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这是霍明入院的第一晚，如果不是注射了止痛药，他会痛得整夜睡不着。

见霍明被照顾得很好，我回到办公室，没过多久，外面传来护士急促的呼叫声。我一出去就看到霍明的母亲在呼救：「我们控制不住他了！」

半个小时前，霍明清醒过来，他对妻子说自己「人不人鬼不鬼」。 手不停地朝插管的位置挥舞，嘴里发出尖细的声音，「给我拔掉，我要拔掉。」剧烈的疼痛让他崩溃了。

很多人都有被热水烫伤的经历。如果尝试将这份疼痛，延长很多天，放大数百倍，大概就是霍明正在经历的痛苦。

护士和家属都想按住他的手脚，又不敢用力，怕伤到他。最后注射了「安定针」，才让霍明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霍明还在哭闹，不断地呻吟说：「想死。」

「你安静点，医生主任肯定会救你，让你跟以前一样，你不要总是说想死。」霍明妻子不断安慰他。

霍明的求生意识已经很低了，走出病房时，主任开始嘱咐我，「如果患者狂躁得厉害，跟家属交代病情，你就往严重了说。」

我明白主任的用意。像霍明这样的重度患者，一旦出现狂躁、自杀迹象，医生就得给家属打「预防针」，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否则患者出了事，家属会把责任都推给院方。我们是民营医院，没了口碑，损失会很严重。

霍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他的胸部 CT 提示支气管炎，肺部纹理增粗增多，如果是正常人，这可能是感冒；对烧伤患者，就是气管损伤。

这种时候，哪怕脱落一点物质，都容易引起窒息。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防止他因为疼痛难忍扯断管子。

那几天阴雨连绵，入院的烧伤患者少了很多。晚上 11 点，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王医生，你快起来看看，霍明把金属管拔掉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怎么可能！」之前我专门用针和胶布固定了金属管，他的手脚都被布绑住了。

来到病房，就听到霍明说，「反正我活着也没有用了」，「还不如我死了，都高兴。」

我以为是家属说了什么话，让霍明受到了刺激，却见到他的母亲一边擦泪，一边急得来回走动；妻子陪伴在霍明身边，也在用尽所有积极的词汇安抚他。

后来我了解到，霍明如此激动，是因为那天堂哥在和别人视频聊天时，不小心让霍明看到了自己被烧伤的样子。

另外，他拔管的另一个诱因，也可能是因为钱。

的确，进了医院，钱不像钱，像纸。他妻子曾经私下找我，「王医生，能省掉的药咱就不用。行吗？」

她把亲戚都借遍了，乡下的小卖铺也在转手，可治疗费还是凑不够。

霍明换药的材料费、预防感染的进口抗菌药物、营养液、重度病床费，每天要花几千元。虽然我给他减少了一些辅助药物，但还是杯水车薪。危及生命的烧伤治疗复杂，也不能什么药物都停。

霍明拖欠了一两万的费用，护士去催了几次，我也找过他的妻子，「如果再拖欠，估计会慢慢停药了。」

霍明的治疗费不知道该找谁负责，不仅治病的钱没着落，他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住院不到一个月，他母亲和妻子的早饭就是粥加免费咸菜，中午在食堂打 8 块钱快餐。再往后，她们开始自带萝卜拌饭。

霍明母亲一个人看护时，干脆连中饭都不吃。我和护士看不过去，送了她饼干和面包凑合。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想过放弃霍明。

她们自己苦，但对霍明极上心。有一次我说要给霍明喂肉汤，最好天天喝。她们自己天天吃素菜，但一顿都没给霍明落下。

霍明这次成功拔掉了管子，也是因为母亲心疼儿子难受，松开了绑住他的布条。

主任凌晨被折腾来医院，很生气：「一个重度烧伤，四肢被绑在床上的患者，你们看不住？你们要是什么都想依赖医生护士，还是明早转院吧，这里庙小伺候不了。」

霍明的母亲想跪下，被护士一把扶住：「都怪我。他一直喊手脚难受，我真没想到他会拔管子，寻短见啊！」

老太太当着所有人的面求主任：「只有这家医院会救我们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以后都听话。求你救救我的小孩吧！」

主任不好继续发火，但私下吩咐我：我们是在对霍明尽人道主义救助，如果再出事，就直接让他们转院吧。

这个时候，除了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人相信他能走出来。

霍明住院期间，我曾经建议他妻子网上众筹，并表示愿意帮忙，没想到，被他妻子拒绝了。我之前见过太多令人失望的选择，有一瞬间怀疑，她是不是也要放弃自己的丈夫了？毕竟霍明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也失去了劳动能力。

但我很快决定相信霍明的妻子，这些天来，我看得出，她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如果她都无法相信，我还能相信谁的家属呢？

一个礼拜后，医院组织多科室专家一起会诊霍明。原来，主任院长已经得到市里的通知：政府向各家医院承诺，承担爆竹厂受害者的治疗费。

霍明妻子拒绝上网众筹，原来是担心把事情闹大，影响了政府的资助。

医院想尽快治好霍明，展示民营医院也有公立医院那样的实力。

医药费有了着落，病情也有缓解，霍明变得越来越配合了。

有一阵子，霍明是我手上最麻烦的患者。换药时只要把他的绷带拆开，他就嚎叫。我只能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比别人温柔十倍的语气来哄他。给他换药，有时候比给小孩换药还要累。

更让我觉得头疼的是，他经常故意扯掉监护仪的电极片。护士怎么解释都没用，霍明只是喊痛，装作听不见。

烧伤病人心态特殊，霍明的奇怪行为不是个案，不仅折腾医生护士，也在消耗家属的耐心。

这一次，专家会诊，大家认为霍明病情比较乐观。4 天后，CT 显示霍明双侧肺部和支气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在主任的指导下给霍明进行堵管试验，为了检测霍明拔除置管后，是否会呼吸困难。观察两天，一切如常，他终于可以拔管了。

我跟霍明嘱咐：「尽量少说话，雾化不能停，食物要多吃有营养的。」

霍明不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一切都在好起来。

霍明住院三个月后，有一次，我去病房看他。正赶上霍明旁边的病友和自己的家人起了摩擦。

隔壁床的病友烧伤程度较轻，但家属早就失去了耐心。那个患者呼吸道受损，咽不下去家属准备的米饭，想吃点粥。病友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去哪里给你弄稀饭，你这打短命的。」

烧伤病人的护理极需耐心，这个家属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还是霍明的妻子在一旁劝说，告诉病友的家属，自己知道医院外面有一家卖稀饭的小店，味道不错，可以带她去。病友的家属没好意思继续骂下去。

我见过很多烧伤患者的家属，最多坚持一个月，就要喊护工帮忙，很少有霍明妻子这样，亲自照顾了三个月，还非常耐心的。

我愈发觉得霍明妻子对霍明的重要。她从来没有显示出厌恶的情绪，就像才来医院照顾了几天。

别的患者插上尿管，不到一个星期，管子表面就会有很明显的污垢，可霍明的尿管，肉眼看都是干净的，要不是怕有尿路感染，他的尿管都不用换。

好几次值夜班，凌晨两三点，我还能看到霍明妻子跟他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语气很温柔。

他们聊生活里的趣事，给霍明打气。霍明妻子还常举着手机，给他看女儿在大学的视频、照片。怕影响女儿的学业，霍明妻子还没把丈夫的伤告诉女儿。

霍明的状态在好转。

我终于越来越确定，霍明的妻子不会放弃他。

有一回，我和老李给霍明换完药，他笑着对我们说最近天气热，从老家带了西瓜，问我们吃不吃？

我有些惊讶，能够想吃东西，意味着他真的活过来了。

他开始和我聊天，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霍明甚至会调侃自己，说以后走夜路都不怕抢劫了！

我看他笑起来，脸上被烧得坑坑洼洼，像个鬼脸，却在上面看到了活的希望。

在霍明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忽视了，他的妻子在承受着什么。

有一次我值夜班，霍明妻子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话，还拿出家里的合影给我看。

那时候霍明还年轻，怀里抱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妻子站在身旁，他笑得不晓得有多开心。

霍明原来的面相给人聪明却本分的感觉，头发乌黑，眼睛滚圆，是很耐看的男人。

「你看他以前长得多聪明啊」。 霍明妻子对我说。

被烧伤后，他头发都没了，整个脸肿得滚圆，眼睛只剩一条缝，和之前判若两人了。

一直以来，我感觉到的都是霍明妻子的坚强，除了当初在急救室外，她看起来弱小和无助，之后霍明的治疗中，一些问话，第一个回答我的都是她；她也会主动问我问题，比如：霍明这块创面有点红，这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直到这天，拿着过去的照片，她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我心里落差是很大的。」这些话，她却不能对别人讲。

我这才意识到，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和乐观，是强撑着走下来的。

她照顾丈夫和婆婆，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业，还在费心瞒着女儿。

她扛起了很多。

但多亏了妻子和母亲的陪伴，霍明的病情才逐渐稳定，连心电监护仪都撤了，护理级别也从特级护理改成二级。

对我来说，只要看着患者一天天好转，比听到任何感谢的话都要开心。

但后面发生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因为我的疏忽，竟将霍明再次推到了死亡边缘。

那天早上查房，我发现霍明神情恍惚，嘴唇干皱苍白。

虽然这几天给他喝了很多汤水，但没什么用，他的尿量反而在减少。从头天白天到现在就一小瓶，才 300 毫升。

我连忙给霍明查体听诊，心脏和肺部都还好，不像衰竭。他的脚肿得厉害，妻子说自从把绑带撤掉，他们就没怎么关注脚了。

霍明的低哑声音响起：「王医生，一开始我也没在意，这四五天才感觉越来越肿。」

我叫护士给霍明急诊查生化全套，测血压，发现血压偏低，有可能是体内失血。我赶紧让护士给霍明上心电监护仪，吸氧。

霍明体内缺氧，尽管还没到重度缺氧的标准，但这情况持续下去，他可能很快就死在病床上。

看到霍明的血常规结果，我大吃一惊。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重度贫血。我十分不解，这段时间他没有表现出贫血症状。

主任发现护胃药只用了三天，他质问我：「为什么不用久一点？」

「当初我考虑霍明没有恶心呕吐等应激性溃疡症状，也没有胃病史，家属那时也没得到政府的免费治疗，私下找我想少开点药减轻负担，我就把护胃药物停了。」

主任看了我一眼，说这应该是当初应激性的溃疡导致的慢性贫血，今天低血容量休克，引发了肾衰竭。

我心中一震，来不及道歉，主任已经在指示我急救了。

霍明闭着眼睛，萎靡地问：「王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说不会，「你还有希望！」

霍明看了看妻子，又转了一点点头，隔着玻璃，看了看在外面拄着拐杖踱步的母亲。最后，他朝我微弱地点头，不说话了。

妻子站在病床边，一只手紧握着霍明，另一只手拿着热毛巾擦拭他的脸，湿润嘴巴。

我注意到她可能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张开口。

她没再给霍明擦脸，而是把热毛巾举起来，盖着自己的脸。她不想让霍明看到自己流泪，更不想让自己呜咽的声音漏出来。

当天下午，霍明的病情突然加重。肾脏、心脏、胃部都出现严重问题，有了休克症状。

主任决定让霍明转院，去省烧伤医院抢救。主任跟家属说：「只有转院，才可能救霍明一命。你们尽快讨论，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霍明母亲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连问主任三遍：「去省里霍明就可以活吗？」

主任说有 50% 的机会能救活，「但如果留在这里，只能等 1% 的奇迹。」

「要不算了吧。以前一百四五十斤的人，一天吃 5 碗饭。你看现在，身上哪还有一块好肉。」霍明舅舅声音悲切，「让他这样子继续煎熬，还不如早点安安乐乐地走掉。」

堂哥也在劝霍明妻子放弃：「政府补贴的是治疗钱，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钱，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以后你和婶子，侄女怎么办？」

霍明母亲生气了，老太太挥舞着拐杖去打他们的腿。办公室里，霍明的家属互相推搡着，大家用方言争吵起来。

有女人对霍明妻子说：「你就听我的话，就在这听天由命，看霍明能不能挺过来。」

我在一旁沉默地看着。我只对霍明的妻子、母亲以及堂哥有印象，其他人这几个月都没怎么来过，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却一个个冲前前，仿佛自己付出了很多。

霍明妻子一直平静地听完所有人的意见，然后走到主任桌前宣布：

「我和霍明去省里。」

直到这一步，她依然选择不放弃。

霍明的妻子长得矮小，挤在人群中甚至毫无存在感。但此时，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力量。

当天下午，我把材料带好，坐上救护车送霍明去省烧伤医院。

我经历过很多次送患者转院，面对霍明时，我有一种心酸的情绪弥漫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霍明和他的妻子、母亲，改变了我。他们让我对重度烧伤患者以后的生活，不再那么悲观。

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开始变好的时候，我却伤害了他们。

我心里有愧，不敢和霍明妻子交流。

我把精力都放到了霍明身上。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一手掐他的手臂、脸蛋，一手给他抓好氧气袋，希望他不要昏睡过去，哪怕是胡言乱语几句，都是希望。

一路上，妻子和母亲握着霍明的双手不放，他妻子的眼眶红红的，但依然保持着平静。

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家属的恳求，停止护胃的药；如果留意霍明吃饭没胃口，及时给他复查胃镜；如果我复查他的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时候，不觉得轻度异常是重度烧伤的生理改变；如果我可以多注意一下他的并发症……

很多事情，没有如果。

到达省医院，与霍明告别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推车旁，霍明的妻子拿着生活用品，呆呆地听接班医生的指示。

我不敢再看下去。救护车司机在外面喊我上车，我只能疲惫地坐上救护车原路返回。

后来，我也曾打过电话随诊，开始还有人接，后来就没人回应了。我想，霍明大概没抗住，已经走了。

几个月后，我从烧伤回到普外科。

对于患者繁多，嘈杂的烧伤科，我没有什么留恋。只是每次接待患者，我总会想起霍明，想起他妻子和母亲泪流满面，孤立无援地站在病房外的情景。

我会再审视自己的诊断和治疗，不想让自己再次体验那种遗憾、内疚、后悔。

一天上班，我接到一个外地号码打来的电话，「您好，王医生，我是霍明的家属，我们要出院了，要到您这拿材料报销，明天您有空吗？」

我猛地一惊，急忙问：「霍明好了？」

一个气质恬静的女孩来到办公室。她单眼皮鹅蛋脸，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霍明。

当初抢救霍明时，我曾在他手机锁屏页面上见过这女孩。她就是霍明的女儿。

她说，她父亲现在已经回到宜黄老家休养去了，她留下来处理报销的事。我把抽屉里准备好的材料交给她，嘱咐她千万不能弄丢。

办公室里很安静，我给女孩倒了杯茶，请她坐下，以随诊的理由询问霍明是怎么闯过这最后一关的。

她慢慢地喝了一口茶，叹了口气，「我爸真的吃了很多苦，在那边住了几天 ICU，病危通知书下了一叠。」

霍明病情逐渐稳定，他女儿办了休学照顾他。从禁食、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一步步康复。

省医院看霍明恢复得蛮好，还给他了植皮，「你要是看到我爸的手掌和头，肯定会觉得判若两人。」

她越说越兴奋，一次性水杯都被她的手压皱了。

霍明出院时，医生说他整形的禁忌症不明显，还有整形的希望。如果在家调养得不错，身体有 100 多斤，就可以做微整手术。

「我爸听到这句话特别开心，那天午饭都多吃了一碗。」

爆竹厂烧伤的工人由政府提供免费救治，还会得到一笔补偿用于整形。为了他们重新择业，还有人教他们养蚕。霍明正在努力学习养蚕的知识。

「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可能我爸早就走了。」

那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把抱歉说出口。但我决定，下次去看霍明时，要亲口对他说出那句「对不起」。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风吹在我的身上，脸和脖颈上有点发热。我忽然想起一句话：「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本帖来自pc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