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多么史无前例的历史大戏，所有的角色都是人，永恒的主题是人性。

高富帅的烦恼

楼主 高富帅的烦恼说：
人性太复杂，人心不可测。
即使太复杂，即使不可测，却仍然有世俗的标准。
一、自作孽，不可活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将在
北京 链接
举行。
党中央根据
苏联 链接
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
于是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统帅与副统帅是以身作则的，芝（毛泽东，又名毛润芝）去了
武汉 链接
，蓉（
林彪 链接
，又名林育蓉）去了苏州，一样的锦衣鼎食，更多了东湖、太湖的湖光山色。
惨矣哉的是那一大批失势失宠的政治老头们，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全都被纷纷仓皇地赶出了皇城。
朱德 链接
去了肇州，
邓小平 链接
去了南昌，陈毅去了石家庄，陶铸去了合肥——
天可怜见，奄奄一息的璜（
刘少奇 链接
，又名刘卫璜）也就在这样一个秋夜（10月17日），在飒飒冷风中被抬上了飞机。
医生说他患了
糖尿病 链接
，鼻饲管一直插在鼻孔里，吸痰器不时地伸进他的喉头搅着。由于长期卧床，他早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妻儿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没人为他做卫生，全身上下又脏又臭。临行前，看护人员索性将他衣服剥光，瘦骨嶙峋、赤身裸体，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子里，外再蒙上一条白色的床单。
晚7时，在专案组人员的监护下，由护士和卫士长随同，如此简包装的璜被人搬到担架上，再搬进飞机后舱，飞往
河南 链接
开封。
行前，护士小姐受命通知他。
“喂！喂！”喊了半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下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璜无力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就把脸扭了过去，护士又将报纸移到另一边，璜再次将脸扭了开去。
后人抓住了这个细节，据此发挥道这是璜在对小蓉儿及“四人帮”作最后的抗议。其实扯淡，芝在其时还没有发明“四人帮”这个名词。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时候的璜在想什么？如果他的心底里真有什么“抗议”的话，那也一定是直接针对芝的。当年，所有受
迫害 链接
的老革命，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妖妃弄权，阉竖当道，但璜是一个例外，他明白根本不是这回事。
开封又迎来了一个彪柄历史的一天。作为中都古城，这里曾经演绎过多少帝王的兴衰历史。又有谁能想到，在20世纪的六十年代末，这个千年“废都”还要演出一场新王朝的一位“废王”最后的悲剧人生。
废都机场突然戒严了，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绿衫军来到机场，岗哨林立，如临大敌，工作人员全都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个都销声峻容，十分紧张。一架军用飞机从长空中呼啸而降，在跑道上缓缓停了下来，立即就有两个穿着白色护士服的壮汉，抬下来一副担架。
近旁的人看见那担架上的人有一张皮包的脸露在被单的外面，被单下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恶臭——
谁又能想到这就是共和国两任主席、天璜贵胄的“璜”。
查字典，“璜”的原义是美玉。
如今这块美玉被扔进粪坑里了。
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萧瑟的夜秋风，一到开封后，璜就感染了急性肺炎。
没有人关心他健康的进一步恶化，他被当作一截无生命的朽木投进了临时设置的监狱——开封一号楼的地下室里。
在这里，璜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25天。
璜的人生曾是多么的波浪壮阔，而这最后的25天却是那么的死水无澜。25天里，璜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这一辈子说的话太多了，他作的报告太多了，如今已没有一个听众。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愿说话了，还是无话可说了，还是已经丧失了语言的能力。悄无声息中，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也没有人知道他走的确切的时间。
只知道当11月13日清晨，老卫士长再次来到他身边的时候，璜已经没有了一丝游息，医生估计他已死一天多了，确切的时间却永远无法确定了。
璜的遗体上仍然盖了一床白色床单，他那一头曾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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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感到无限慈祥的银发已经一尺多长了，就像一丛蓬乱的枯草，没有一丝水色；那曾经作为原则和地位象征的标志性的大鼻子，以及他向前微微拱出的嘴巴全都变形了，扭曲成一个恐怖的形象，下颌下还有一片紫黑色的淤血。
卫士长凄惶而心疼地为璜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乱杂毛般的胡须，却无法为他恢复变形了的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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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沙发 高富帅的烦恼说：
第二天的深夜（1969年11月14日），璜的
头部
和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几个壮汉将其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
15日零点刚过，“送尸车”悄悄地驶向火葬场。老天适时地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除了这凄风苦雨外，没有人为这位担任过两任还现任的共和国主席送行。
共和国的主席死了，那是要国葬的呀，狗屁去吧！现在他在大字报上出现的名字是“刘少狗”，那个“少”字是倒着写的。这样的名字恶作剧也算是中华
传统文化
的一种，当年那个大清朝的
雍正 链接
爷就给他的八弟、九弟取名阿其那（猪）、塞思黑（狗）。“刘少狗”这个名字不是芝起的，而是反修防修、斗志昂扬、歌声嘹亮的“革命小将”给取的。官方文件顾点体面，叫“刘贼”。
吉普车的车身太短了，璜那修长身躯中的两只脚只能赤裸在车厢的外面。
后人又抓住了这个细节，写诗赞美并痛悼这双脚。说这是一双走过安源路矿的脚，走过长征的脚，走过瑞金，走过遵义，走过盐阜，走过
延安
，走过西柏坡，走进北京城，视察过神州大地的脚，也是一双“五洲风雷起、四海云水怒”的大脚丫子呀——
然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双脚仍然要淋在深秋的风雨中，光脚行进在黄泉路上。
火葬场早就得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
传染病
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名工人。戒严的军人却有二十多名。
在焚尸炉的烈火中，这个曾经为亿万中国人所熟悉的身躯顿时化为一缕青烟，组成这个人身体的分子和原子，重新化为
宇宙
中飘无定所的尘埃。
火化单上填写着：姓名：刘卫皇；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多少天后，在北京
中南海
的菊香书屋里，芝忽地知道了璜死的消息。芝坐拥在大沙发里，缓缓地掀开眼前的茶杯盖子，缓缓地啜了一口，缓缓地抬起头，缓缓地说道：“自作孽，不可活”。
手中的那杯龙井袅袅地飘出氤氲的茶香。
没有人能分析得出芝的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冷漠固然，有没有一丝怜惜？还是余恨绵绵，恨不可绝？还是——
但绝不会有自省或自责！
芝对于政敌之死，总有那么一段言简意骇，又莫测高深的判词。
早年，当项英死于皖南事变之时，芝在延安说：“项英不听中央的话，一命呜呼！”
在芝的心中，项英是禹（王明，原名陈绍禹）的人。当初在江西苏区，芝是苏区中央局代理前委书记，重用了一个青皮李韶九肃“
AB团
”，九千红军杀死了四千多，由此激发了红二十军发动了“富田事变”。不料中央派项英来了，不仅夺了他前委书记的职，还在“富田事变”的定性上与芝公开唱反调。如今项英死了，那是死了活该，不买棺材！
项英死后，芝立马就派亲信去掌管
新四军
的，正是这个璜。
璜死前三年，芝的大卫士长
罗瑞卿
跳楼自杀未果。芝惜字如金，只吐了三个字：“没出息”。
璜死前三年，芝的秘书田家英上吊在他的书房里，芝在
杭州
听到这个消息，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有人说芝也只说了三个字：“小叛徒”！
璜死后两年，小蓉儿逃走之时，尚在国境线内的天空上，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芝可能原想放小蓉儿一条生路的，却不料蓉还是在国境外摔死了。消息传来，芝说：“这个林彪啊，又没有人赶他。”一开始，芝自己也不好意思将“林彪之死”说成是
文化大革命
的又一伟大胜利。
芝的话就好像是上帝下的判语，又总带有一种巫师般的神秘，也有XXX般的冷漠和绝情，
“自作孽，不可活”，这应是芝对璜的盖棺论定了。
探究璜的死因，这冷冰冰的六个字，应该是最需把握的一把钥匙！
二、三十里路老乡亲，四十五年老战友
说起来，刘少奇和毛泽东可真是地地道道的
湖南 链接
老乡啊。
毛生于湘潭县的韶山冲，刘生于宁乡县的炭子冲。两“冲”之间只隔一个山头，仅三十余里。
两人的年岁也只差5岁，同一时代的人，应当没有什么“代沟”。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走到一起来了，人人都是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也都是亡命勇敢的人，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脑袋搬家的人。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难得遇见老家离得这样近，毛刘初次相见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922年7月的一天，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24岁的刘少奇与29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毛的临时家中第一次相见了，毛的原配慧夫人在场。那时，中共刚成立一年，毛参加一大回来后受
陈独秀 链接
的委托就组建了湖南省委，那时叫湘区，毛泽东担任第一任湘区书记。刘少奇则刚从莫斯科留学回国，先到上海向中央报到，中央分配他回湘工作。刘于是去见了毛书记，毛随却将他分派去了安源，成为已经先期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
李立三 链接
（原名李隆郅）的二把手。
李立三与刘少奇不仅是同乡，还是同龄青年。
李立三的外貌特点是嘴巴特别大，传说，他的嘴巴大得竟能塞进自己的拳头。李据此自豪，常在人前作表演。李绝对是一个外向型性格的人，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作风大刀阔斧，工作起来就像暴风骤雨，呼啸着，雷鸣电闪般向前推进。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称赞他是推土机，受过他宣传鼓动的工人们竟然推崇他是“天下第一英雄”。
这个称号真是了也不得啊！旧时的工人大都没多少文化，但都听过说书人说《隋唐演义》，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人人皆知，力气大得竟能将第二条好汉一撕两半。工人们却将李立三比作李元霸。
刘的外貌与李大不同，身材修长，鼻子高耸，性格温润，作风细致深入，绵绵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的。
有这两个相貌迥异、性格互补，配合默契的“乱党分子”在安源折腾，用不了多久，就将一个风平浪静的安源路矿折腾得风生水起的了。这就是二人的本领。
后来，刘少奇在得意时回忆说：当年在安源，出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是我。
李、刘因此而声名雀起，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杰出领袖，他们一时的声望竟超过了派他们去的毛泽东。
1934年，刘少奇也参加了长征。35年1月，作为红五军团的政委（军团长就是
彭德怀 链接
）的他参加了标志着毛泽东咸鱼翻身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尚比较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和影响力，但他也是立场鲜明的“反博拥毛派”，这是他日后三十年中政治升迁最重要的政治资源。
遵义会议上的立场和态度是毛泽东日后用人的第一条标准。
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不久，搞不清出于什么动机，1937年，刘少奇就党的白区工作路线首先向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
张闻天 链接
（又名洛甫）开了第一炮。虽说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响应，然而刘少奇的这一举动的勇敢精神及其表现出的辩才无碍与揪人小辫子的本领，都让毛泽东啧啧称奇。毛想，这是一个日后用得着的人。
当时张闻天是党的一把手，毛泽东是军队的一把手，“张毛联”是地位基本平等的联合，且也处于遵义会议后的最初的“蜜月期”。毛泽东人前人后一再戏谑地称张为“明君”，称张妻刘英女士为“娘娘”，张闻天则脸上总是堆着一堆一堆诚挚的笑，一口一口“老毛老毛”的。
两人关系很好啊？然而，高明的刘少奇却看出了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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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一道不起眼的缝隙。
果不其然，在张刘之争中，毛泽东公开支持了刘少奇。毛说：
“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但当时毛还没有决定要搞掉张闻天。他还没有准备好，他的综合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摔掉张的程度。他还要利用张，并通过张利用以张为代表的一大帮国际派的支持去对付党内另一个更凶恶的对手——老资格的实力派领袖
张国焘
（又名张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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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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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年龄比毛泽东略轻，革命资历起码与毛一般老。毛与张的认识更早，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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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已是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一大时，张国焘和毛泽东同为一大代表，但毛只是一名普通的代表，而张国焘是一大发起者、筹备者、组织者，且是一大选出的组织委员，与陈独秀、李达三人成为党中央领导（相当于后来的
政治局常委 链接
）。从一大到六大（三大除外），毛泽东在大部分时间内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有时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张国焘却一直是党中央位居三甲或五甲之内的核心人物。
张其时所拥有的军事实力也比毛大得多。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毛的部队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兵团七千多人，到陕北后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有一万三千余人。而张的队伍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五兵团七个军，八万多人。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张国焘反对他时，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凶险的时期。
然而，对于力量如此强大的党内对手，毛只用了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就将张打得丢盔卸甲，毫无还手之力。这其间的过程复杂奇妙得真不可想象，也不可理解。既有天意，抑或人谋。当然也是由于张国焘自身犯了严重错误，但也足见毛泽东非凡的文韬武略。
张南下兵败后不得已到了陕北，毛将其留在延安，给他一个闲官儿当着，却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西路军孤军深入大漠之地，结果被西北狼马家军在祁连山全歼。张潜在的军事力量就全都冰消雪融了。张在四方面军当大帅时，手下当然也有几名得力大将，如黄超、李特、何畏等。西路军兵败后不久黄、李即被当作托派分子秘密处决（据说这事是王明干的），而何公开叛党投敌，只落得张国焘孤家寡人，好不凄凉。食他人之残羹剩饭，受他人之冷言冷语。这其中也有刘少奇的一双势利眼。张彻底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只身逃离延安投靠了
国民党 链接
。
毛泽东搞垮了最凶险的对手张国焘后，就坐稳了龙头老大的地位。但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仍是张闻天。毛虽仍频频地嬉称其为明君，却自称“大帅”了。其时的毛泽东几乎坐拥了中共全部军方资源，毛大帅也就逐渐成为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剑履上殿”的曹丞相了，而不懂打仗，没有任何军方资源的张闻天的角色如同汉献帝般，一步一步地沦为傀儡。见到毛就颤惊惊，手心全是汗了。
力量日益涨大，时机日益成熟，毛泽东决定要向以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全面宣战了。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环顾身边却没有坚定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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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国际派背景的人，一向中庸和稀泥；朱德是老实人，没有战斗力，且有在江西时期反对过自己的前科；林彪虽说是铁杆粉丝，可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太低，没有多少发言权，再说他此时正在苏联养病，指望不上。
正当毛泽东举首茫然之时，他蓦地想一个人来，就是刘少奇。
对了！就是这个刘少奇了。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将刘从华东前线调回延安。
在刘少奇衔命从华东返回延安的路途中，两人热线不断。毛对刘的旅途生活和安全作了全方位的关怀。带多少警卫？带什么样的随从？走什么路线？到了哪个站点安排哪个地方官员迎送？芝一一预作了周密详尽的布置。
那些曾看了当年毛泽东关心刘少奇行程的电报的学者们，无不嗟叹不已！原来这两个后来的生死冤家还曾经有过如此亲密无间的岁月！原来，毛还曾对刘有过如此“真诚”、“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是一种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导师们之间才可能出现的至深至真至情至爱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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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恩格斯，也像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伟大友谊一样。毛与刘当年的友谊不比他们差。
刘少奇回延甫始，毛泽东如虎生翼。东风既备，火烧开始。毛立即利用刘向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的国际派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毛泽东是强大的，刘少奇是得力的，两人联手一举否定了中共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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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路线。
于是，刘尊奉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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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路线的代表；毛则将刘封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两人唱和，互相吹捧，配合默契，打得国际派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张闻天主动下台，周恩来检查不迭，王明装病告退，博古则降级留用。
从此，毛泽东如愿以偿地全盘否定了中共在他当一把手之前的全部历史，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始终正确的领袖。1943年3月20日，毛水到渠成地成为老大，兼五大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
政治局 链接
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编辑委员会主席）于一身。
毛组成自己的班底，刘是他眼球里最称意的人选。刘少奇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央工作，就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毛又在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宣传委员会，自己兼主任，另一个是组织委员会，就由刘来担任主任。
从此，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序明显地高于老资格的朱德、周恩来、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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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只是那时虽有党权，却还没有政权，没有宪法，也没有“接班人”一说。但长期位于中共二线大佬的刘少奇终于成为一线大佬，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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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
刘少奇长期在地方工作，并无尺寸军功。他的提拔一开始就受到那些拥兵自重的军头们的反对，如彭德怀、林彪、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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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只是碍于毛泽东的威势和面子，才不得已而接受了刘。
毛泽东为了扶植他亲自选中的人，让他在元老和军头们面前站住脚，芝为璜造了不少舆论，说了许多的好话。
1941年的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中说：
在中国共产党内，“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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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是后者的代表。”
“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根据毛定下的调子，九月会议再次对刘作了很高评价，这一评价后来写进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用最大篇幅充分肯定芝的正确路线同时，也用很小的篇幅肯定了刘。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虽然这仅仅只是一句话，但是极大的荣誉。因为在那个无比郑重的决议中，作为正面人物被写上名字的，刘是除毛而外的唯一人。
毛泽东在需要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不吝溢美之辞的。有些很肉麻，有些很过分，有些很绝对。例如：
毛泽东与张闻天合作之时，说张是个“明君”，说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
毛泽东到陕北后称颂高岗：是没有缺点的，总是正确的。
毛泽东称赞林彪：林彪同志那里有马列主义！谁说中国人没有发明，“四个第一”就是一个发明。
毛泽东赞邓小平：“人才难得！不整人，是个厚道人”，“他和我一样”。
毛泽东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不过比较起来，毛泽东的一生中还是说刘少奇的好话最多，份量也最重。
从那时起，民间就开始广泛流传芝的一句玩笑话：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这是一句
中国特色
的话。中国民间一向有对诸葛亮、周瑜、曹操智慧的评价，说诸葛亮一步三计，周瑜三步一计，而曹操则七步才有一计。“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形象生动地说明刘是中共群豪中仅次于毛的大智慧者。毛刘联手就像诸葛亮与周瑜联手抗曹一样，毛泽东一步三计，刘少奇三步一计，这两个人联手，无论是七步一计的老蒋还是党内那个小金豆子王明，都不是毛刘双雄的对手了。
既然毛为刘说了这么多好话，各路军头们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好歹，刘少奇也是一个老革命，并不能算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
刘少奇当然明白，毛破格提拔自己是费了劲的，所以也就用了心思地报答毛。
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三名书记，毛泽东为正、刘少奇和任弼时为副。
历来正副之间是平等的同事关系，刘少奇却提议说副的都是正的助手；
历来中央重大决定需经集体讨论，多数决定，刘少奇又提议说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刘少奇的这两项提议是致命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加速了毛泽东完成统一全党大业的进程。
当时人们的觉悟最多也就是认为那是刘少奇在拍马屁，又有哪一个能想到这也是刘少奇给自己预挖的墓坑呢！
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刘在官场上乘风扶摇，一帆风顺，遇主龙恩，报主龙恩，亦步亦趋地紧跟毛泽东。
毛在不断的胜利中逐渐地丧失了自我；
刘在不断的升迁中也逐渐丧失了自我。
1959年4月，全国人大第二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当选为共和国主席。
1965年1月，全国人大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再次当选为主席。
196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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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刘少奇即被毛泽东打倒了。
这个二十多年前对他竭力称赞，费尽心机将他调到中央的芝只不过写了一张200多字的大字报，就注销了往昔对他一切的正面评价。
双方的矛盾早就有了，62年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动了打倒刘少奇的心思，64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启动了打倒刘少奇的程序。当时毛就曾严厉痛斥并警告刘：“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毛真是君无戏言的，果真“只用了一个手指头”的力量啊！什么叫“谈笑间”，“挥手间”，“弹指一挥间”？这就是啊！
1968年11月24日，刘少奇70初渡，中央向“囚禁”中的刘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传说，刘少奇顿时眦目裂牙，血脉贲张，血压升高，举止失措。
这其后，刘少奇就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直至1969年11月13日，惨死开封狱中。
这位毛泽东的三十里路老乡党，四十五年（从1922年算到1966年）老战友，曾经被毛泽东吹捧，也被全党认可了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一针见血的医生”、“一生很少失败”、“懂得实际工作辨证法”，当了24年（从43年算到1966年）太子，做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任国家主席，做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4年的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为什么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呢？
真是世事沧桑，叫人唏嘘不已。
官方则说，刘少奇是林彪和四人帮害死了的。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无论是林彪、也无论是
江青
，无不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行事，林江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帮凶、打手而已。从迄今公开的材料看来，林彪几乎没有参与过对刘少奇的具体的迫害行为，甚至他的内心是同情刘的。作为后来的接班人对于他前任的接班人的悲惨下场难道没有“兔死狐悲”、“倒吸一口凉气”的惊惶吗？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打倒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刘少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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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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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天上有十个太阳，老百姓受不了，太阳们相互间也不安宁，后羿就一个一个地将其射下来。剩下两个太阳了，它们仍在天上搞来搞去，老百姓仍然不得安宁，后羿又射下了一个。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这才天下太平。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这都是中国独有的政治常识，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的浅显道理，刘少奇居然不懂。
千错万错，错在当年毛泽东心血来潮要退居二线之时，刘少奇就根本不应该接受这个徒有虚名、并无实权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此等“无功之禄”，刘居然受之不疑；
此种“假王”名号，刘居然洋洋得意。
以“修养”闻名于世的刘如此没“修养”，真叫人扼腕叹息。
此后，每逢节日，报纸总要将两个主席的大照片并排地刊登在一起，毛在左，刘在右。毛泽东固然是龙凤之姿、天目之表；刘少奇的照片也不错，另有一种慈祥的微笑。
要一起登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第一不能并排，第二你的那张要小一号，第三要想什么办法把自己搞得丑一点。
刘看自己照片，傻乎乎地很高兴。但毛看了心中是何感受？你想过没有？
关于“两个太阳”的事，当代也有过一个精彩的“典故”。
那是在1945年7月，有六位国民参政议员访问延安。7月4日，毛泽东特别邀请左舜生和章伯钧作“竟日之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激越地说：
“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我这几条破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美国大使)赶走了再说！”
当年，蒋介石兵强马壮，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天空上的唯一的太阳。毛“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其时的毛泽东表示愿意与蒋先生“两个太阳”共存于一天，哪怕自己的这颗“太阳”小一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太阳运筹帷幄，将士用命，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将蒋太阳赶下了海，毛太阳就从万顷碧波中升上了天。如今是唯一的太阳了，怎么还愿意又冒出来一颗“刘太阳”呢？
具有强烈讽刺意义的是璜这个“太阳”的升起是毛自己一手造成的。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
当时蒙老帅问他：“你的接班人是谁？”
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又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
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话变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少奇一个“一字平肩王”的圣宠。
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
但当刘这个太阳一旦升起后，毛的心中在第一时间就有了另样的感受，莫名的不爽！本来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的，却凭空出了个刘主席。不爽！再加上傻乎乎的老百姓还要帮倒忙。往往在高喊“毛主席万岁”之后，还要喊上一、两句“刘主席万岁”，更不爽！
“失去了的东西那是最好的”，这是常人皆有的心态，何况毛。
寻常人在失落了一阵子后，心情也就渐渐平和了。
但毛不是寻常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的酸溜溜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毛自身性格使然，但也有刘的原因。
刘少奇原来挺会做人的，一旦当了“假王”后忽然就变得不会做人了。
正当两人的关系变得尴尬微妙之际，“枕头风”就开始起作用了。“拈风吃醋”的小青儿固然在毛的身旁不断地搬弄是非，刘的老婆小美也不是什么省油灯，一味儿只知道借丈夫之势抢出风头，更惹得小青儿醋罐子打翻。小青儿吃醋，就必然会在老头儿跟前吹风，风吹大了长了，肠胃就更是酸溜溜的了。渐渐地毛的潜意识中已不再认定刘是他的接班人了。就在蒙老帅访问二、三年后，一个法国人问毛：你的接班人是谁？毛答道：“像我和戴高乐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接班人的。”
口风已经全变了。
四、抢出风头
毛泽东向以导师自居，著有雄文四卷，当然是马列主义理论家。他是要集“法统”和“道统”，“君师”三者于一身的人。
历来的马主义的导师们都有这样鲜明的特点。
列宁是苏共领袖，同时是导师与理论家。列宁是彼得堡大学的高材生，读了很多马恩的书，是一个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曾经评价道：“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
列宁死后，斯大林当了领袖，但斯大林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并不是理论家，但他很快就将自己包装成理论家了。
“我花开时百花杀”，这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的诗；“春来我不先发声，那个虫儿敢开口”，这是毛泽东年轻时的诗。在中国，既然有了我毛泽东这样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就不能再允许有第二个理论家。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本人就已经向全党打了招呼的。
当时，张闻天是被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周恩来从苏联回来时传达共产国际领导曼努斯基的话也同样这样称赞张是中共的理论家。
毛泽东当时就不屑地说道：“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回来一麻袋教条。”
毛泽东随即规定：“今后凡是能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才能称为理论家。”
这条蛮不讲理的杠子一下来，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已经公认的理论家张闻天就不再是理论家了。
“公认”不敢再公认，重要的是要“毛认”。
毛泽东谁也不认，只认自己。能够称得上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除了他自己外还能有谁呢？于是毛泽东就成了中共唯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延安这一段“理论家”的公案，刘少奇也是亲历者，可就是健忘了。
刘啊刘！你既然自己也说是毛的学生，那你还在那儿舞文弄墨干球子啥？你老老实实学“毛著”不就得了！即使要写，也只能写写学“毛著”心得，当一名超级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不也挺好的吗！
可是刘却不甘心，他打小儿起就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在乡间有一绰号“刘九书柜”。参加革命后更是写了不少书。其中，最出名的有两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一本是“论党”。
刘少奇的文采真不错，这两本书长期受到党内干部的追捧，当作党内经典教材，一版再版的，这就抢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理论家的风头，习惯于吃独食的毛能不愠怒吗？
你看，周恩来就从来不写书。当然开会时不能不讲话，但他从不将自己的讲话整理成文章发表，更不汇编成“选集”。周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懂得韬光养晦，懂得为臣之道。
土财主家庭出身的刘不懂得这一点，光顾着抢出风头。
五、容易走火
笔者学生时代不止一遍地读过刘少奇的文章。那时，凡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人都必定要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感觉刘的文章真好，论述缜密，文笔流畅，文采蕴然，说服力也很强。还看过刘少奇的《论党》及其它讲话和文章，感觉都很好。
如果将刘的文章与毛相比，无论在气势上、通俗化与生动性上都不如，但刘的文章致密细绵，说理充分。如果将毛泽东的文章比作“大江东去”，那么刘少奇的文章犹如“小河淌水”。
但刘少奇的文章也好，讲话也好，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容易出格和走火，也即俗语所说的“把不住门儿”。
例一、建国初期他对天津的资本家说：欢迎剥削，你不剥削，工人还不高兴，剥削得越多越好。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学说”。这是共产党的“圣经”和“宝典”。
只因为有了这个学说，造反也好，革命也好，才被贴上合理的标签。分田分地，扫地出门，都才理直气壮。因为按照这一理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们的，现在抢过来，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消灭压迫和剥削是共产党从娘肚子里就带出来的法宝，没有了这一条，就不能叫共产党。
可现在刘少奇却说资本家剥削有理、越多越好，这不是“擦枪走火”吗。
建国之初，刘少奇还曾经批评过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关于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的说法是幼稚的，刘认为应该允许共产党员有剥削。
在今天看来，刘少奇的这种思想不仅正确，而且英明。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却超前了四十年，在当时冒了大不讳。
高岗正是抓住了刘少奇的这一“走火”言论，在毛泽东面前上眼药。毛泽东则公开支持了高岗。
例二、刘少奇于“七千人大会”后，将当年延安整风时出版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经亲自修改后再版，并于1962年8月1日在《红旗》上刊登全文。书中有两段话：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请读者诸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这两段话是在说谁呢？
任何人看了也会立刻联想到毛泽东。
毛泽东当然也会看到的这本书，毛泽东又会怎样想呢？
不高兴是肯定的，但你已经将话说到了这种程度，哪能岂止是不高兴！
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深知这两段话伤害了毛，文革中曾专此写信给毛公为刘公说情。章士钊说刘公的这一段话是针对陈独秀的，不是针对你毛公的。毛泽东并不正面回答，却将专案组整理的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也有研究者说这两段话是延安时期针对王明的。可是陈独秀死已多年，王明也早就垮台，并已移居苏联。谁还能在中国共产党内自封为马列呢？当然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毛坐稳江山后，自封“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要求党和人民像对马克思一样崇拜他，像对秦始皇一样尊奉他。这是秃子头上的蚤，明摆着。也有人说这两段话在《修养》中早就有了，刘少奇不过是保留原文原貌而已。可是在62年再版前，刘曾对原文作了大量修改，却为什么偏偏完整地保留了这两段呢。
答案只能是一个，刘少奇是存心刻意针对毛泽东。
笔者当年读《修养》时也注意到这一段，当时心中咯噔咯噔了好几下，只是没敢往细处想。
例三、毛泽东一向标榜自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一向对自己的所谓调查研究的方法洋洋得意，经常自吹。而刘少奇却在64年前后一再说芝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过时了。刘说：
“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刘少奇说这番话时，毛泽东不在场。如果毛在场，借刘十个胆儿，刘也不敢这样说。可是，毛虽不在场，毛的心腹无处不在。那个鼻子狗一样灵敏的陈伯达当时就嗅出了味儿，立时就打了小报告。
你说，能怪打小报告的陈伯达吗？能怪毛泽东吗？换谁谁也一样不高兴。
没有立时发作就是好的了。真要立时发作也就好的了。
其实，无论是毛的方法还是刘的方法，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自己首先有了一套，然后再以调查研究的名义强加给群众。
刘一方面说毛的“开调查会”的方法不够用了，过时了，不顶用了，另一方面却吹捧自己的老婆发明的“扎根串连”。在毛看来，那岂不是说我毛泽东不行了，你老婆行！你更行！不按你老婆的那套办法去做，就没有资格再当中央委员了，岂不是说我毛泽东连一个中央委员也没资格当了。
刘啊刘！你这哪儿是在讲话？分明是在找死！
粗材啊！粗材！蠢材啊！蠢材！
毛泽东说：“自作孽，不可活”，真是没说错！
例四、关于成绩和错误
例五、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
以上两例都在笔者的拙作《刘主席评论毛主席》一文叙述过，此处不再重复。
例六：关于“非常大总统”。
刘少奇说话容易出格、走火的例子有很多，也不可能、不必要一一列举。但有一个例子必须补充，那就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刘居然将自己比作“非常大总统”。
中国历史上只有孙中山在1921年经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那时袁世凯早已死了，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于是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即赋于了他非常的权力。
62年的中国，三年大灾荒还没有完全过去，饿死了那么多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家确实也处于非常时期。在这个时候，刘自称“非常大总统”，有点挽救危局，“舍我其谁”的意思。
那几年为了走出大灾荒，为了让国民经济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也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千方百计、呕心沥血的。而这时的毛在哪里？他又外出巡游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总统”。
但毛并不这样看。首先他认为三年大灾荒的情况也并不如传说中那样坏；其次他认为最坏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以后是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还是我还没死，哪来的“非常大总统”？刘少奇自称“非常大总统”，自然是“野心”大暴露。毛听了这句话后会有怎样的愤怒？这不难想象。
刘少奇一次又一次地说溜嘴，在毛泽东看来就是狐狸尾巴一次又一次地露出来了。即使是不搞政治的人，谁都能听得出弦外之音。
毛是多疑的，但也是敏感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毛泽东何曾手软过？何况还有一个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先例放在那里。
手软了，让他们活过自己。难道让他们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难道让他们像伍子胥那样鞭尸三百？
当然不能，除恶务尽，手软不得啊！晚除不如早除！
要知道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这对芝来讲确实也是一块极大的心病，他虽然嘴上不承认，其实心中也是知道的，造成的原因当然是他的“三面红旗”的恶政。
国外有一个叫哈耶克的学者说过一段话：
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其后所做的一切，包括发动文革的目的全在于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
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在毛身边工作的人应该清楚，毛所说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抓紧了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随后发生的文革，不过是找借口、找时机罢了。
六、不识时务
毛泽东曾经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评价他的接班人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是有的，但灵活性稍差。
其实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的灵活性一向都不差，否则他也不可能在险象环生的中共高层混到这样的高位，又在这个高位混了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刘灵活得就是一个风派人物。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以后才变了一个人。
岂止是灵活性太差，有时简直是“榆木疙瘩”，不识时务，不知进退。
可见，一个人地位的变化对这个人灵性的影响有多大！
常常是官做大了，人却傻掉了。
中共高层，灵活性最强的当然是周恩来。我们不妨先举一个后来发生的周恩来挨批的例子，和刘少奇作一个对比。
（一）、周恩来的例子
1973年7月4日，芝严厉批评外交部。
事情的起因是外交部新闻司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该文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骗性”。
周恩来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赞赏。
但是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就勃然大怒。毛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提法上是看表现，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其实是说将来打倒你，莫说我事先没打预防针。
对于这件事，笔者也有很长时间不理解。
两种说法都是说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坏的，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呀？可是毛泽东为什么大怒？难道是纯粹故意给周穿小鞋？
后来仔细看呀，仔细想，终于也看出了其中的确有点名堂精。
“大欺骗、大主宰”这种说法里只有美苏，没有中国；只有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没有毛泽东。
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说法里不仅有美苏，还有中国，也就是有毛泽东。
前者没有毛泽东什么事，后者毛泽东是主角。毛泽东强调的是世界形势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有一股崭新的革命力量正集结在他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泽东就是新世界的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带路人。要谈世界，那是不能不谈毛泽东的。不谈毛泽东，忽略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不高兴。
毛泽东于是震怒了，周恩来知道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
什么办法也别想，老老实实地做检查。
于是周恩来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做检查，承担责任。又是从思想认识上，又是从工作方法，多方面地诚恳检查，无非是不要鼻子不要脸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周恩来检查了一次又一次，N次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毛泽东在函上批道：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看得出来，龙颜初缓了，有了活话了，有门儿！
但这不能算明确的结论，检查还得继续写。
又一星期后，毛终于金口大开：“检讨不要写了。”
周恩来如释重负，一场凶险的危机终于消弥于无形。
识时务、知进退的周恩来一生都用这种方法与蛮不讲理的芝成功地周旋着。
在“猫玩老鼠”的游戏中，一般都认为主动权完全在猫一方，但也有极个别的、特别聪明的、活到尾巴上的毛都发白了的老老鼠有时也能争取到一点主动权。
比如，这只老鼠要能放下架子、不要面子、让猫玩个够呢？
玩够了，也就腻味了，有时也就没有兴致非把老鼠吃掉的。
让我们设想一下，除了“检查”一法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如果周恩来据理力争，那么毛泽东肯定会火上浇油；
如果周恩来软磨硬泡，那么毛泽东很可能痛下杀手；
如果周恩来假装谦虚似地“请教”呢？芝会觉得你是油头滑脑；
所有这些，周恩来都没有做，只是老老实实写检查。
想得通检查，想不通更检查；
错的固然检查，对的更要检查；
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十次八次——
毛泽东终于熄火了。
周这个人作为一只被猫玩于股掌的老鼠，同时也看多了这只猫怎样玩其它的老鼠的，他真是太了解这只老猫的习性了，所以他有应对之法。有许多次他都是这样涉险过关，猫口逃生的。
延安时期，他连续检查了五天。刘少奇、高岗、康生等毛泽东所宠幸的新贵们将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忍了，最后弄得毛自己不好意思了，也就算了。
57年，为“反冒进”一事，周恩来也是用这种法子，不断检查，据说检查了13次，最后也感动了毛。
周恩来不仅是绝顶聪明之人，也是丢得起面子之人。
可是，这世上能有几只老鼠能做到既识时务又丢得起面子呢？
（二）、刘少奇的例子
刘少奇就不识时务，很不识时务。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
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政策性问题，如果刘少奇是识时务的话，就应该让毛泽东先讲，让毛定调子，然后再围绕着毛调，高声附和，胡扯八扯，那就不会犯错了。
可是刘少奇却自以为是地抢先发言说：
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在一起。
毛这种人的性格属于那种老百姓说的“杠头”，或是赵树理笔下的“常有理”。你说东吧，他就偏说西；你要是说了西呢，那他就说东。总之，他要的就是与你不一样，然后就说你是错的，再来批判你。对此，林彪深有体会。林彪私下里常常总结与芝相处的经验。其中：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
刘少奇既没有周恩来的圆通世故，又没有林彪的机灵无耻。刘啊刘，你先发的什么言？哪能不触霉头呢！
于是，毛泽东冷冷地说：
“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
既然毛已开了口，刘就应当说：主席指示了，就照主席的指示办。
可是，刘不肯这样说。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竭力装缓和地表达他的不同看法：“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话说得很平常也很委婉。但芝一听就觉得不对劲，你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那岂不是说我不从实际出发啦！芝开始激动，于是说出了一段气很粗、理很壮的经典：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的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巧舌如簧，总是那么振振有词，一下子就占据了理论制高点。
至此，刘少奇还不识时务，心中还不服，仍然坚持已见，于是表面上就伪装谦虚地“请教”：
“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话赶话，能杀人。刘少奇软中有硬，毛泽东软硬不吃。终于举起杀手锏：蛮不讲理。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直到点到了具体人，刘少奇这才吓得不敢开口。事情发展到如此难堪的境地，刘少奇才识了一点时务。但是，太晚了。后来，那个可怜的张霖之果然在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了。
正是由于刘少奇不识时务，冲突已经发生了，还赖在那里不走，甚至他那种故作谦卑的“请教”，在芝看来，都是软钉子。他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即使是平等的讨论，在芝看来也意味着对他权威的蔑视。所以，芝就龙颜大怒了。
电视剧《雍正皇朝》中有一个镜头：康熙帝龙颜大怒，举杖要打十三爷与九王子，张廷玉在一旁对众王子大呼：“岂不闻小杖受，大杖走”。这才避免了一场血光之祸。
面对着毛皇爷的龙颜大怒，刘少奇不识时务，白白牺牲了一个张霖之。如果他继续坚持下去，不知道还会有哪些干部会被点名？说不定毛甚至会说：“你也是！”事实上他也已经说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试想一下，如果刘少奇能像周恩来那样，当毛泽东刚开始指责时就马上承认错误做检查，双方关系何至于搞得那么僵，就会为以后的和解留下缓冲的余地。
人类中总有一些天生“无理强占三分理”的人产生，对于这种人切不可恋战啊！何况此人还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呢？
七、老婆帮倒忙
古今中外，多少好朋友、好兄弟反目为仇，有时问题出在老婆身上。
如：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原先的关系是很好的，周作人去日本也是鲁迅带出去的。他们的父亲死得早，“长兄为父”的道理，这兄弟俩都是知道的。当哥哥的，就多了一份责任和爱心；当弟弟的也多了一份尊重和顺从。但自从弟弟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兄弟俩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直至后来，弟弟竟说哥哥偷看了自己老婆洗澡，老婆说哥哥对她别有企图，弟弟说哥哥变态。这兄弟俩从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政治上也分道扬镳了。
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看弟媳妇洗澡？这是一段无聊的公案，谁也说不清。辨之者说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下流无耻的事？可是鲁迅也是一个男人，怎么就绝对不可能走过路过顺便看过。只要不是故意扒窗户，鲁迅该伟大还伟大；即使是扒了窗，也只是在这方面不伟大，其它方面该伟大仍伟大。
何况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来也并不是什么好朋友，好兄弟。
说得好听一点，他们是战友。可这也仅仅是刘的一向情愿。
刘可能把毛看成是战友，毛也许曾经把刘看成是战友，可是毛的战友是常换常新的。
即使在1942年的延安，毛需要刘，借助于刘时，确实也曾说过把刘当朋友的话，但也不过是一时之需，只是毛内心的浅浅一痕，当不得真的。
刘从来只不过是毛的“御前一卒”，是棋盘上一颗可以任意挪动的棋子而已。
再有一层：就算是朋友，朋友好处，朋友的老婆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好处；
就算是兄弟，兄弟好处，妯娌关系就不好处；
上下级关系本身就很不好处，上下级老婆的关系就更难相处了。
男人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可老婆们之间不一定是上下级关系。
下级的老婆虽然并不一定是上级老婆的下级，但却要比下级尊重上级还要更尊重上级的老婆，要比下级伺候上级更要小心地伺候上级的老婆。比如，走路时，下级的老婆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走在前面；坐位时，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坐在中间；讲话时，一定要让上级的老婆先讲，下级的老婆不仅要后讲，还要高度评价上级老婆的讲话：讲得好、全面、深刻，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会后要组织好好学习之类的“八股屁”。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各种场合下，下级的老婆千万不能比上级的老婆穿着光鲜，最好那个爹妈给的脸蛋子和身段子也要比上级的老婆丑一点才好，万一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在着装、化装上故意淡化自己。总之不能“抢镜”。
自从刘晓庆出了一本书，她的一句话得到社会公认并广泛流传：“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一个离了婚的名女人难上加难。”
这话要换在官场，那就是：做女人难，做一个当官的女人更难，做一个下级的当官的女人难上加难。
文革中，中共高层有四大名女：青、超、美、群。
四人中，除了邓颖超与周恩来是原装外，其余都是“半路夫妻”。
小蓉和小群是二锅头，老芝与小青是四婚，而老璜与小美更是六婚了。
小青是党母，地位无人能比，自然可以居高凌下、气指颐使、为所欲为，想什么说什么，随便说随便做。她又是那种典型的傻逼女人，内心充满了莫名的仇恨，脾气一上来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往往莫名其妙地祸从天降。广东人称这种女人叫“八婆”，真是最恰当不过。
其它三人都是下级的老婆，活该遇上这样一个“八婆”，就有着说不尽的注意事项。
这三人中，小超是做得最好的，堪称模范。小群做得也不错，做得最差的就是小美。
小超其实是“老超”。四人中数她的年龄最大了，革命资历又最老，大家都称她为邓大姐。但有两个人例外，一个就是她的老公，老公叫她小超，那是老公对老母的恩爱表白，老超乐意听。另一个人就是小青，年龄比她小了十几岁，参加革命也比她晚了十几年，可小青依仗老公的势力，从不把老超放在眼里，一口一个“小超、小超的”。老超同志打心底里反感，就像嘴里含了一只死苍蝇。但又有办法呢？谁让自己的老公比人家的老公低一头呢！
“小超，小超！”
“在这儿呢，老江，你老有什么吩咐？”怎么这么别扭。
文革时，老超同志六十开外，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年龄上，浅薄的小青都感到自己特别有优势。老超在小江面前既不敢以老革命自居，也不敢以老大姐居傲。她是见过世面想得开的人，从不生闲气，更不与她争名利，抢风头。虽然小青儿也想寻衅生事，无奈老超同志有一门“借力卸力”的绝技，两人总算相安无事。
不要以为老超在小青面前永远能保持一副不亢不卑的架势，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也会在关键的时刻拍拍小马屁。比如有一次，一些造反派到上海去搜集小青30年代的“黑材料”，老超知道了，当面对小青说：“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小马屁一拍，浅薄的小青很受用。
老百姓说“丑妻家中宝”，这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老百姓常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诸葛亮年轻儒雅、丰神俊朗，而老婆黄氏夫人却是黄脸婆、大暴牙，丑而贤，但他相夫教子，不从政、不参政，从不给诸葛亮惹麻烦。周不仅与诸葛亮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丰姿，同样的儒雅，也同样有一个“丑且贤”的老婆。周有这样的老婆，真是一生之福，也是他一生有惊无险，得保善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蓉的老婆小群也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女人，上海人讲话，特别“来三”。小群与小青的关系处理颇为得当，我们也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女人有什么不团结的事。比之老超，小群是另一种处事风格，她善于揣摸小青的心思，会拍她的马屁，尤其是会逢迎她的小性儿。凡是小青不参加的会，小群也绝对不参加。有时到了会场，一看小青没来，小群就会赶紧借故溜号，绝不让小青有背着她出头露脸的感觉。凡是小青要参加的会，小群就会赶紧去。去的目的也不是借机自己出风头，而是当帮衬，帮衬着小青出风头。小群甚至能当着全军干部的面，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样的口号。无耻到极点，但是小群喊起来心中无障碍。小群难道不知道这样喊很丢脸，但为了老公和儿女，为了大局和长远，小群丢得起这个脸。
搞政治的，喊一点心口不一的口号真是小儿科，算不了什么。
男人拍男人的马屁，女人拍女人的马屁；老公拍老公的马屁，老母拍老母的马屁。什么时道？
别看小蓉儿处心积虑地拍芝的马屁，但其实小蓉儿就不买小青儿的账，他打心眼里特烦这个“鸟女人”。
有一次小青儿来家访了，小蓉儿竟欲拒而不见。小群儿惊惶了，跪在地上求丈夫：“这个女人你得罪不起，好歹你得见一见啊，不为你自己也得为了咱们的孩子。”正是在老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小蓉儿才好不容易按下一时之愤，才得以维持与芝、青夫妻档的长期友好关系。
大家说呢？作为一个下级的妻子，小群是不是做得很“出色”啊？所以林办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很佩服小群，说她是鬼怪精灵呢！
不过话得说回来，那时蓉军权在握，小青儿也知道蓉绝不是省油的灯，自己也有很多事情得求着蓉。而且她也领教过蓉的暴脾气。所以，小青儿对小群儿也就会客气一点。
三人中，最不会“来事”的就是小美。
璜美这一对和芝青这一对，都是“老夫少妻”。
芝青是在1938年11月结的婚，其时芝45岁，青24岁，芝比青大21岁。璜比芝小5岁，美比青小了7岁。璜美于1948年结婚时，璜50岁，小美27岁，璜则比小美大了23岁。
璜比芝找了一个更小的老婆，而且各方面的条件都更好，光凭这些就很让人不爽。
虽然，青与美也都够不上“国色天香”的等级，但确实也都算得上年轻漂亮。
小青儿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演戏练成的活络络的眼珠子，三围也很过得去；小美儿发眼也美，又有高挑苗条的身材。如将两人放在一起比一下，还是小美儿略胜一筹。小美身材苗条，瓜子脸，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又是大学毕业，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质要比小青高得多。小美唯一不如小青之处就是那两颗门牙暴了一点，嘴巴虽然拱起来却仍然有点包不住，不过不是“地包天”。再就是入党晚了15年，论起革命资历，要比小青差一截。但整体优势还是很明显。小青这人小家子出身，妈是给财主家当女佣的，小青本人又是当戏子的，旧社会的戏子争风斗艳、拈酸吃醋是本色，自然心怀妒忌。而璜和小美都有书卷气，丝毫不加防范，只要有机会出风头，还是照出不误。例如出国访问，再例如桃园四清，后来璜还派小美去当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这都是严重犯忌的。
小美第一次出头露面是在1962年的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偕夫人访问中国，作为外交礼节，璜携夫人小美儿前去迎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璜夫妇与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又刊登了小美儿与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这就使小青妒火中烧。在中国，当然她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可是她这个第一夫人却从未在媒体上公开露过面。小美的露面使她找到了借口，不知小青儿如何在老芝身边撒娇使泼的，终于得到芝的同意，正式以“芝夫人”的名义会见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照片也醒目地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芝的夫人叫江青，璜的夫人叫王光美，也才第一次看到了党母国母的丰韵。大家说也还行，过得去，都蛮漂亮的。
谁能意识到这两位主席夫人正争风吃醋，更没人意识到这是千年妖狐小青儿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信号。
可以说，正是小美儿激发了小青儿的欲望，变相促成了小青儿出山。
从1963年4月至1966年4月，璜和美又先后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这六次访问使小美名声大振，风头出尽。拍电影、上报纸，新闻媒体争相报导。在印尼街头还出现了小美的巨幅画像，比真人还要大，比真人还要美。
小美出国前，小青关照她说“依我看，有时不带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可后来小青看新闻片，发现小美根本就没听她的话，在缅甸的晚宴上，带了一根缅甸领导人奈温送她的金项链，故作高雅地用娴熟的英语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着。
凭心而论，小青的关照也并没有什么坏意。可你连我的这样的好话都不听，这样的好意也不领，好吧，走着瞧，看你风骚到几时？
强烈的嫉妒就像一把火，在小青儿的胸膛里燃烧着。她无法入睡，时时想的是如何出气。于是，不断地向老公告状。而芝本来也对璜的出国表现不满，对璜在国外受到的隆重接待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嫉妒心理。于是，这一对夫妇在暗夜里达成了一种默契，等待时机，更要制造时机，向另一对夫妇开刀。
党公党母已在磨刀霍霍，国公国母却还浑然不觉，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当国公国母的精神和物质的享受之中。
璜甚至还说：这是在为他和小美补办婚礼。
昏头如此。而此时，离他们的倒台已不足一年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桃园经验”。
1963年冬，小美在璜的支持和授意下去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总结出了一套极左的“桃园经验”。璜认为这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让小美到处宣讲，并以此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
有一次小美在北戴河宣讲，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正在那里休养的芝听说了这事，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
下面的同志也有反映，认为璜让老婆到处做报告并不那么妥当。好心的杨尚昆将芝的话和下面同志的反映都跟璜讲了。杨尚昆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
要说已有人提醒了，应该警觉才是，可是你知道璜是怎样回答的吗？
璜居然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你说这个璜是不是特犯浑！说他什么好？
笔者当年也参加过四清，也学习过“桃园经验”，当时觉得真不错，可也同时觉得璜让老婆出头露面总不是太好吧？难道党内那么多高级干部就没有人比你的老婆水平高？
笔者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璜连这一点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无法解释，唯有一解，那就是“色令智昏”。
人啊！这个生物进化亿万年后产生的全智全能的终极品种仍然有太多的缺陷。官做大了，人会变傻；爱情甜蜜吧，恋爱中的男人与女人都是低智商；娶了个好老婆吧，又年轻又漂亮，幸福了，也会变傻。
其实，当时芝璜关系虽然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芝对小美却并不太反感。芝在北戴河游泳，自己的老婆小青儿不陪，却让璜的老婆小美儿陪着。也不知是什么心态什么企图？小美还经常带着时已成年的丈夫前妻的女儿刘涛一块儿陪着，也不知是什么心态，什么心思？这母女俩身着鲜艳的泳装，是不是挺养眼。
芝对小美的“桃园经验”开始时也是欣赏的，也是他批准、他发话让小美做报告的。可当小美真的到处讲开了，芝又阴阳怪气地不开心了。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可俗话也说了：再好也是人家的老婆呀。
更犯忌的事情是文革初期小美儿到清华蹲点，当工作组顾问。璜指导并操纵老婆在清华怎么做，小美则为主持中央工作的老公提供指导运动的典型经验。清华工作组在小美的直接操控下，一进校就罢免了全校五百多名干部的官，短短几天内又将对工作组有点意见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整出了一个造反英雄蒯大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初刘邓工作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很严重。虽然错误的性质叫不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可再商量，但毕竟是确确实实的错误。以至于，芝从武汉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一抓一个准。璜尽管辨解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芝却不放松：“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
笔者有这样的分析与估计：
璜之所以被芝打倒，老婆帮倒忙的因素约占三成；
芝之所以要打倒璜，老婆吹风的作用也要占三成。
也许高了点，但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因素。
八、马屁失效
历史上，璜曾是拍马高手。
前文说过璜是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后，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会议上正式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
此前，璜虽早已是一个老资格的职业革命家了，但在党内的地位却并不高，始终未在中央工作过，大约总在十名开外的二线层面。
璜长期做白区工作，既没有硬的战功，更不拥有雄厚的军政势力，之所以能从二线群星中脱颖而出，全赖芝的提携。
而芝之所以不提拔别人而提拔璜，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中他“特别能战斗”，其次则是会拍也能拍。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性重大命题最早是一个广东人张如心提出来的，后来被王稼祥接过来了，但真正集大成者却是璜。
中共在推行个人崇拜过程中有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延安整风时期，标志性的会议是七大，代表人物就是璜；第二个里程碑是文革时期，标志性的会议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代表人物当然是蓉。
有人统计过璜在“七大”报告里，有105次提到芝的名字。
所以，璜在被打倒后很委屈地说道：
“我不是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时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建国以后，璜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在“拍”这一点上，有所收敛。毕竟年龄也大了，又当了国家主席，可谓功成名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璜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多了几分矜持和自重，再说多少马屁话，他或许自己觉得有点丢不起人。
当然绝对不拍那是不可能的，有时也逢场作戏，但总是言不由衷，技术上、方法上都比“七大”时退步了很多；时间、地点、场合的选择都不好；太肉麻的、太过头的、太出格的、有伤人格尊严的话不肯说了。有时甚至还会与芝争辩几句，尽管那种争辩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食马者如同吸毒，那是有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瘾会越来越大。璜那些过时了的“马”显然已经不能让食者过瘾了。
就在这空档，另一个顶级马师，蓉就应运而生了。
蓉送给芝的马屁，是一种升级换代的产品，品级高、量也大，包装得又极精致，所以，“蓉记马屁”很快就笼断市场了，似乎还登记注册了“专利”。
比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句话在四十年代是新颖的，曾让人过瘾。芝刚开始接受这种说法时甚至还有点扭扭捏捏，不好意思。到了六十年代，这句话就太普通了，太老生常谈了，不再能引起亢奋。于是，蓉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这样一种崭新的说法迎合了芝一心想当世界领袖、人类导师的心思，芝感到有新的亢奋。
再如，如何将芝与马列比？
59年庐山会议上，璜刚当上国家主席没几天，出于对芝的感激；又看到怀挨整，出于对芝的畏惧；璜说：芝的领导“丝毫不比马、列差，如果让马列来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这将芝与马列并列了。
按说，这样的“马”已经很高级很出格的了。可是，你说的是不比马列差，你可也没说比马列强呀！
蓉就在璜的基础上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蓉将芝与马列作了全方位的对比，最后结论说芝比马列伟大得多。
货比货，璜又落后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也行行有行规。
马屁也算一行，璜算得上是一个大师，但他基本上还是按常规出牌的。后起之秀的蓉则完全不按常规出牌，“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不合常规的马屁话，蓉也能没皮没脸的说得出口。
所以在同行竞争中，璜显得处处落后、被动、老化了。
比起“食马”的嗜好，整人是更大的嗜好。四十年代，共产党还没有执政，芝在党内的地位还并不十分巩固，而且那时有个禹，可以满足芝。五十年代初，刚刚执政，芝的情绪还比较正常。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受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刺激，芝常有臆症发作，经常在梦里感到身边有个赫鲁晓夫躺着。
庐山会议之所以打倒彭德怀，并不是仅仅因为彭反对三面红旗，当然也不是认为彭是赫鲁晓夫，而是认为彭就是那个帮助赫鲁晓夫夺取政权的朱可夫。最终目标还是中国赫鲁晓夫。
彭德怀被打倒后，蓉当了国防部长。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马屁精横空出世，一整套“短促突击”的马屁“串烧”将老头搞得晕晕乎乎。当其之时，“马”已经成了真革命与假革命，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
可璜对形势的重大变化全然不察，所以他的被打倒也是必然的了。
走笔至此，笔者从第三节至第八节，分析了璜之所以被芝打倒的六点原因：
1、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2、抢出风头；
3、容易走火；
4、不识时务；
5、老婆帮倒忙；
6、马屁失效。
这六点原因，只是从人性、人情、常识上分析的，基本上没有涉及两人在方针政策、政治路线、治国理念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
也许有人认为，你这样分析太庸俗了。其实，以往的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庸俗、的东西。
高雅的政治有没有？肯定是有的，但高雅政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1968年9月16日，小青在《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残、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把汉语里最大的罪名全部堆集在一起；
一连串的“最”，把汉语里最恶毒的词汇集中在一起。
人们看到了小青泼妇骂街的形象；听到了小青咬牙切齿的声音；感受了小青对璜的刻骨仇恨。
似乎，璜曾把小青的孩子扔在茅里，或是，璜挖过小青的祖坟。没有嘛！何必呢？
青的批示代表了芝的心声。
芝也是这样的恨着璜。
璜都要死了，芝却不让他早死早升天，吩咐医生要给他看病，批示说要给九大留下活靶子。
九、刘少奇这辈子
刘少奇死后的第十一年，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终于获得彻底平反。
邓更是做了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将刘的大名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第三位，和他有比“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还要更深的仇恨的人一同被供进了光荣的殿堂，配享世世代代的祭祀。
官方最终定论：刘少奇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好，都是历史的阶段性名词，再过几百年，谁知道它们代表什么？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老百姓关心和议论的是：
他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他这辈子对国家和人民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
现阶段，老百姓在官方的导引下也已经认可刘少奇同志是一个好人了。既然官方和民间的认识一致，那么历史也似乎已经定论：刘少奇同志是一个好人。
但是，这个历史仍然是现在写的过去了的历史，是现在的共产党写过去的共产党的历史。就像儿子写老子，孙子写爷爷般。
过去了的历史将来注定还会被重新写过，共产党真正真实的历史只有在将来没有共产党的条件下才可能真实。
所以，历史还会对刘少奇再定论，这是无疑的。因为这个所谓的“好人”毕竟做过太多的不好的事了，而这些不好的事至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而且，什么伟大的主义者？主义本身错了，主义者也只能跟着错；至于伟大不过是错得更“伟大者”罢了。
刘少奇同志在解放前所做的事我们至今也不太清楚。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做了什么事？抗日战争时期，他有什么抗日的功劳？早年，他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再大的功劳也是对他那个党的功劳，并不等同于对国家和民族有功劳。抗战时期，他曾在苏北、山东等抗日前线工作，但他所做的具体的事却不是抗日，而是为了扩大势力。他担任新四军政委期间，与毛热线联系，两人通电有两百多份之多，据说查其内容竟没有一份电报是讨论如何抗日的。延安时期，他具体领导整风，其实就是充当毛反对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等的枪手。他协助毛完成了党内一统，同时致力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为毛由党内一统走向强权统治，再进而走向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起了关键作用。
解放后，整高麻子和饶胖子，他首当其冲。高麻子和饶胖子都是反刘的，刘整他们公私兼顾；反右派，他是积极分子；庐山会议上批判怀，他更是积极分子；他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喊得比芝本人还要响亮；文革一开始，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投的是赞成票，彭真倒台了，那可是他的第一号亲信啊！唇亡齿寒，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道理他不可能不懂，眼看着火就要烧及自身，他还闭着眼睛紧跟自保。
彭真是有点骨气的人，据说在人家批判他反对毛主席，他却说自己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呢？谁也压不服他。毛以毒攻毒，说让刘少奇去。刘去了，大鼻子一哼，桌子一拍，彭的那颗歪脑袋果真蔫了下来。
即使是彻底致他死地的文化大革命，他也不是反对的，主观上也是紧跟的。文革初期，他到处派工作组的做法也并不是反对文革，而是将文革按照他的理解引向又一次反右。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数以万计的无辜师生打成反革命，这也是事实。关于这一点，现在几乎没人提了，但笔者是亲身经历，亲眼看见清华许多无辜的青年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蒯大富。王光美一手导演的清华反蒯运动一举抓出了700多蒯式反革命，也出了数起人命。清华的经验又被推广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凡按刘的旨意派工作组的，也都效法王光美领导的清华工作组，抓了无数的普通学生、普通教师反革命，死的人更以千计了。
蒯大富后来的错误甚至罪行，并不能说明王光美的正确。虽然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更荒唐，时间更长，范围更大，破坏作用更大，但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镇压学生的错误仍然是错误。
刘少奇这一辈子，真正做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刘少奇这一辈子，真正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就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为挽救国民经济所说过的一些话及做过的一些工作。
“七千人大会”前半年，刘少奇下乡44天，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生活的凄惨，他的革命初衷得到了回返，他的灵魂受到了震憾。他对乡亲们说：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笔者反复看这几段对话，看不出一点作秀的成分。
连“扒祖坟”这样的话也说出来了，当然是痛心疾首、真心实意的。
同样面对饿死人的问题，另一个人是如何说的呢？
“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
评论不必了，只想问一句：这也叫人话吗？
为了能让老百姓迅速地吃饱饭，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但在遭到毛泽东痛斥后，刘少奇又不敢再说了。
这件事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也没有做得成。虽然仅为刘少奇的一个主张，但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对毛泽东当面陈述：“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璜还对芝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扒祖坟”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人民的责任，有人类一般的也是最可贵的悲悯之心。
“上书”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的责任。
基于这两点，正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区别之处，也是二人的分水岭。
有了这两点，笔者认为刘少奇不朽了，毕竟还是一个好人了。换句话说，我就不说了。
十、打倒与平反的意义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搞得场面极大，其实是“曲儿小，腔儿大”，完全没必要。毛自己不也是说“只要一个小拇指”吗！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故意将“打倒刘少奇”这件事搞得真像“防修、反修，百年大计”似的，其实是另有其“深不可测”的用意。
刘在党政军各界根子并不很深。打倒刘少奇，其实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刘虽被轻易地打倒了，却在人心的深处却也并不很臭。
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心中主要还是诧异，都当国家主席了，怎么能说打倒就打倒？何况刘少奇跟你四、五十年了，又是你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可能这么坏吧？
但一般老百姓都还是迷信毛泽东，并不从毛泽东这一方面找原因，而从刘少奇这一方面找原因，认为是刘少奇自己不争气。
但有一个疑问是永远存在着。堂堂一个国家的主席，怎么可能是叛徒、内奸、工贼呢？要是国民党真在共产党内安插了这么大的一个内奸，老蒋怎么老吃败仗呢？所以，老百姓可以相信刘少奇是走资派，至于“叛徒、内奸、工贼”，你就说破了天，也仍然不相信。
因此，一部分人很自然地产生对毛泽东英明程度的怀疑。不是说光焰无际、洞察一切吗？不是说显微镜和望远镜吗？这么大的一个“叛徒、内奸、工贼”躺在你身边四、五十年也没发现，那你还显的什么微？望的什么远呀？
要不，他就不是内奸；
要不，你就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两者必居其一。
你如不是望远镜和显微镜，那你“四个伟大”也免谈了。
刘少奇死了，毛泽东的心情相当平淡。
消息传到“菊香书屋”，正是秋意将尽时分。虽无菊可赏，却有香茶可茗。
毛泽东心情很悠哉！除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外，并没有更多的评论。刘之死早在毛的意料之中，没有任何意外的震撼。他依然是那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如果换一个人，逼死了“三十里路老乡党，四十五年老战友”多半会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特殊材料，没有“过意不去”的内疚，没有“过份了”的反省，更没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良心发现。
老百姓的反应也很平淡。消息封锁与愚民政策搞得绝对好，刘少奇惨死开封这件事，老百姓长期并不知情，也没有多少人关心。即使有少数人知道了，知道也就知道了，意料中的事。这么大年纪，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死是正常的，不死也脱三层皮。
况且，文革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彭罗陆杨之后是刘邓陶，后来又有王关戚，又有杨余傅——中间还插播什么“十二月黑风”、“一月革命”、“二月逆流”——走马灯似的，一茌又一茌。“八一八”天安门城楼上给毛带袖套的那一茬老红卫兵早就沦为“联动”、“五一六”之类的反革命，新一茬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也早被工宣队、军宣队赶下了历史舞台。“送芒果”的闹剧都已成旧闻，新的热点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还有哪几个省没有红？
老百姓们全都应接不暇，不断地紧跟，不断地惊诧，根本来不及深思。
所以，刘少奇之死就显得太平淡了！
比起刘少奇之死的平淡，几年后的林彪之死，这才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
首先被震憾的就是毛泽东，这个处变不惊的伟人这一次终于“惊”着了，而且是一“惊”不起。
总以为局面始终在他手心里攒着，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彪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与他决裂。
他一下子老去了。从得知林彪叛逃的当晚开始，毛泽东高烧不退，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其中两次缺氧昏厥。有一次毛泽东又昏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两腿发软，小便失禁，连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了毛泽东的卧室。在毛的卧床边，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四十多分钟，毛泽东这才醒过来，周恩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虽然大权仍然在握，但从此再也不能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
老百姓的反应与两年前对刘少奇之死的反应大不一样，全都被震憾了。
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已叛党叛国；
昨天还永远健康，今天却已抛尸于异国荒乡；
你说过那些赞扬刘少奇的话是几十年前的事，可你提拔林彪的事才是昨天。
如果说刘少奇反，刘也是反迹未露；而林彪，确是真真切切的叛国投敌。
老百姓全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这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虽然当局公布了毛泽东在七、八年前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写给他老婆的一封信，又传达毛在南巡途中的一系列讲话，又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得似乎未卜先知似的，但这一回的骗术就好比是撒了一泡尿，这一场泼天大火，岂是几场小尿所能浇灭的，而且尿中还有助燃剂。
直至此时，全中国的一般或不一般的老百姓，这才真正开始怀疑了，思想这才开始解放了。
老百姓之所以是老百姓，他们是有常识的。乡间一个男子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前一个你说是破鞋，后一个你又说是婊子，乡间的人就怀疑究竟谁是破鞋谁是婊子了？
林彪之死触发了全中国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怀疑毛，怀疑毛的思想，怀疑毛的行为，怀疑毛的人品。
当然，当时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仍然是体制内的。
刘少奇之死是平淡的，并没有太多了不起的意义。
刘少奇平反也是平淡的，然则其意义却大得多。
邓小平给刘少奇平反，老百姓反应也并不十分热烈，心情都是怪怪的。刘虽然平反了，但在老百姓的心中，也始终没能再香得起来。干部和群众似乎对刘都没有太好的评价和太深的感情。尤其是文革初期被刘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广大师生的心目中，毛固然不好，可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民众的心理一般都是同情弱者的。毛刘之间，刘当然是弱者，可是民众给他的同情却不多。只是又一阵惊诧：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当初说什么“铁证如山”，原来全是纸糊的。
邓既然上了台，就必然要走这步棋。
如果不是邓上了台，换上任何其它的人上台，刘的平反也不会那么容易。比如说让周恩来活到毛后，有一段单独执政的时期，刘哪能这么快地就被平反了？说不定还要拖十几年、几十年的，说不定连“四人帮”都不会倒的。
刘少奇的平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死去多年的刘，而是活着的邓。
刘少奇平反的意义：
第一、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
“刘案”未平反前，文革虽已否定得很多了，可是毕竟还有一个大成绩——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案”一平，文革最后一块遮羞布撕下来了，这才彻底完蛋。十年文革没做过一件好事，一坨臭狗屎。
第二、“璜案”一翻，“邓案”随之彻底翻案。
叫了十多年的“刘邓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了，邓也认可了，并在毛生前发誓“永不翻案”。毛既死，第三次复出的邓如入无物之阵，迅速掌握了最高权力。
但邓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如何面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四个字”。他不能忘，也忘不了。
邓没有取消、翻悔这“四个字”，而是通过为刘翻案巧妙地为自己翻了案。
邓之高明尽显于此。
从此，在中共历史上只有邓才是一贯正确的。
尽管，邓本人一再声明毛的错误他也有份，也说得真诚，那都是他的“伟大谦虚”和“实事求是”。
邓这人见识、能力都不错。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引领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领导中国十多年，中国人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起码是“过上了基本上算是人”的日子。比起毛时代，它是基本正常了，有人间烟火味了，人有活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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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5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5楼溜溜球
哈哈，现在应该不会那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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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6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地板高富帅的烦恼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1月27日上午是大会开幕17天以来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两天后的1月29日，毛泽东再次亲自主持大会，由林彪讲话。
林彪的讲话分两大部分：党内工作与军事工作。“党内工作”部分并不长，仅五千余字，谈不上内容丰富，并不面面俱到，但重点突出、抓住了要害、针对性相当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效果太“好”了。
讲话有三个重点：
1、三面红旗；
2、成绩与缺点；
3、进一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林彪将这三个重点全都讲得很“精彩”，每一重点都讲出了“新意”，可以说风生水起，令大会代表们全都耳目一新。俗话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林彪讲话可称是：攻其三点，不及其余。企图用三片树叶子遮住大众的望眼，大跃进的错误、大饥荒的现实在林彪的讲话中则成了“一片汪洋都不见”。
一、林彪讲话扯起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派的大旗
关于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及态度，无疑是“七千人大会”的焦点，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如果正面对着“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三面红旗”仍然能够得到全会肯定的话，那么建国后“毛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也就顺之成立；如果“三面红旗”被否定，那么建国后毛的“正确领导”也就无从谈起。进而，就可以被认定是一条经济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毛作为这条错误路线的制定者与推动者，起码也应该向全党作出一份像样的检查。
1、大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四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怀疑与批评。
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几年来在经济工作中所产生的“缺点与错误”，所遭遇的“困难与灾难”全都与“三面红旗”有关系。
持这种态度的人以刘少奇、陈云等为代表。陈云在桌面上所说的话是“允许怀疑”。【注1】刘少奇一方面也接受了陈云“允许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他摆在桌面上的态度是“过几年再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注2】这种说法有“秋后算账”的味道，当然不可能令毛泽东满意。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则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也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多年来的严重减产，还能是‘大跃进’吗？”【注3】
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在大会代表中占了多大的份额？是不是大多数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估计。笔者谨慎地认为是“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而是“微弱多数”，甚至是“脆弱多数”。
有两年多前“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前车之鉴，有“庐山会议”后的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反右倾运动”，几百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阴影，且毛神就在面前，这个“多数”也只能是微弱而脆弱的，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与游移。向哪个方向游移？游移到什么程度？全看“风”往哪个方向吹。而大会的“风向”仍然取决于毛的脸色。
第二种态度：基本肯定。
认为“三面红旗”基本没有问题，所发生的缺点错误与“三面红旗”本身无关，是“三面红旗”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
持这种态度的人群却是相对稳定的。因为他们都知道维护“三面红旗”就是维护毛的领导，而毛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
从1921到1962年，在中国共产党全部40年的历史中有近30年都是毛领导的，而且经历了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全过程，夺取政权的成功见证了毛领导的正确。各级干部早就习惯了毛的领导，习惯了毛的发号施令；习惯了毛的喜笑怒骂、朝令夕改；甚至也习惯了自己挨批评及身边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遭整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注4】1959年8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庐山会议上给黄克诚大将写信劝其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信中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就不能称作为贞节之妇”【注5】。如此没水平、没廉耻的话居然从这两位“大镇诸侯”的嘴里说出来，足见“个人迷信”已经达到何等严重、荒唐的程度。让这样一些“腰杆子站不直”的高级干部们批评毛的错误、否定毛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不仅想不到，甚至也不敢想他们心中的偶像也会犯错误，尤其是犯了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路线错误。所以这一部分人往往都是“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所主政的地区及单位造成的“人祸”都远比别处更惨重。也正因为如此，大饥荒、饿死人的现象虽然有全国的普遍性，但也表现出分布的不均匀性，河南、四川、安徽、山东、甘肃等就是“大饥荒”严重的地区。“造孽者”们自己当然很清楚否定“三面红旗”就是否定自己；清算“三面红旗”无疑等同于清算自己，所以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基本肯定”。
第三种态度：完全否定。
持这种态度的在基层代表中大有人在。湖南有人说：“对待农民是一、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这话就说得非常尖锐了。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言下之意，就是指责当初提倡人民公社就是盲目的决策。华北地区有人的发言更尖锐：“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注6】
但在高层，还是没有人敢这样讲话。一方面即使是优秀、正直的党内高级干部在当时的认识与觉悟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也没有人有胆量公开表示出来。彭真算是一个例外，他在“起草委员会”发言说毛泽东起码有两点具体错误：三五年过渡与公共食堂。他说这都是毛批的，毛也应该做检查。但是彭真的这番话并没有得到响应，相反被周恩来、陈伯达揿了下去，彭本人也就识时务地后退了【注7】。如果此时彭德怀元帅尚在其位，说不定局面就不一样了。彭元帅才是最适合扛大旗的人，可惜早在三年前就被毛收拾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毛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以及兼具霹雳手段及阴柔功夫驾驭群雄、统领全局的本领。如果此时还能有另外的一个或几个一向有威信的高层领导出来扛大旗，再有几个人呼应一下，那么这股涌动的暗流，保不准也可能形成洪波。一旦洪波形成，或许更多的怀疑及批评派的高层人物就会走到前台来了，毛的领导地位就危乎哉。说不定也会发展到礼请他出任“荣誉主席”的程度了。如此，则中国幸甚！毛泽东本人也幸甚！
第四种态度：完全肯定。
持这种态度的人不仅是极少数，甚至在林彪讲话前，几乎一个也没有。包括毛自己，也包括那些极左派亲信。原因在于“三面红旗”的恶果实在太大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场景已经明明白白地呈现在那里，千万饿鬼的尸骨横陈于乡野。对此，造孽者们自己也是心虚的。
毛也曾自责地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注8】
所以毛也只能指望有人出来挑头支持“三面红旗”。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他自己也理直气壮不起来。这种情况是党史上从来没有的。一向“一贯正确”，一向没人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的毛，在这次大会上说嘴不响了。在27日刘少奇作了大会报告后，毛深感郁闷与不快，用江青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憋了一口气”。【注9】
毛的内心当然希望大会能完全肯定他一手泡制的“三面红旗”，只有完全肯定了“三面红旗”，他的路线才“正确”了，他的威信才不会被动摇，他的地位才稳固，他的大权才不会旁落，所以他也在寻找一种结合点，寻找一种说法，但他自己一时也没有找到。
就在毛处于这样困顿局面的时候，林彪应运而生了。林彪是第一个主动站出来的“完全肯定派”，也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完全肯定派”。林彪讲话扯起了一面“完全肯定派”的大旗，林彪讲话也是“完全肯定派”的纲领。
正是因为有了林彪及林彪讲话，“完全肯定派”才形成了一个“派”。大会上的那些“基本肯定派”纷纷向“完全肯定派”游移；“怀疑批评派”则向“基本肯定派”游移；“完全否定派”则更没有了存活的空间。
可以说，林彪讲话一举改变了大会的磁力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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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处于这样困顿局面的时候，林彪应运而生了。林彪是第一个主动站出来的“完全肯定派”，也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完全肯定派”。林彪讲话扯起了一面“完全肯定派”的大旗，林彪讲话也是“完全肯定派”的纲领。
正是因为有了林彪及林彪讲话，“完全肯定派”才形成了一个“派”。大会上的那些“基本肯定派”纷纷向“完全肯定派”游移；“怀疑批评派”则向“基本肯定派”游移；“完全否定派”则更没有了存活的空间。
可以说，林彪讲话一举改变了大会的磁力线方向。
2、林彪论述“三面红旗”是“三个创造”
林彪讲话开篇即直奔主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完全肯定”的立场。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他强调了“中国革命、党、人民”，为什么不强调是毛的创造呢？为什么不说“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呢？
从1957年10月发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始，11月毛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年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兴修水利、大搞积肥”的通知，大跃进的初澜已经基本形成。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狠批“反冒进”，兼批教条主义、分散主义、提倡“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拔白旗、插红旗”等无数舆论宣传及组织措施，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关于“总路线”与“大跃进”的决议，8月的“北戴河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与“大炼钢铁”的决议，毛“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经济工作从农业到工业，迅速地并全面地纳入了他的“大跃进”轨道。
正如当年的一句口号“苦干三年，改变落后面貌”，毛在1958年也是真正“苦干”的。有人统计过仅1958年这一年，毛在北京的时间才两个多月，其它时间他都在外面为大跃进造势。毛一向不喜欢坐飞机，可是在这一年，为了节省时间多跑几个地方，他经常改乘飞机。笔者也曾作过一个统计，仅1958年这一年中，毛所主持的中央一级的重大会议就多达16次，其中9次是在外地开的，包括大跃进中著名的第二次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广州会议、武汉会议、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次武昌会议，第二次武昌会议。每一次会议，毛都作了许多鼓动跃进的讲话，批转了许多宣传跃进的文件，形成了许多关于跃进的决议。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山河更加壮丽”。这一年毛走遍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四川、江苏、浙江------不过他没有去陕北，也就没有回延安。毛走到哪里，就将大跃进带到哪里。还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麦苗儿青来菜花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啰，好像那春雷响四方”，毛深入村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在这一年，他喊出过多少激动人心的口号；修订过多少高耸入云的指标。事实也正是如此，大跃进的“春雷响四方”，大饥荒的疾风骤雨就接踵而至了。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三面红旗”是毛独创的，“大跃进”是毛凭籍不受监督的无上权力，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崇高的个人威信，顽强的个人意志，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发动起来的。毛周围的人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各有各的账，但是谁也当不了毛泽东的家。“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大跃进”，这一点与八年前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与八年后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一样是历史的事实。
然而，林彪绕过这些、忽略这些都不讲，将“三面红旗”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这并不是林的粗心，而是反映了林心细得不可测度。他这样一讲，怀疑或否定“三面红旗”，就不仅仅是怀疑或否定毛的领导，而是怀疑或否定中国革命、党和人民的问题了。
1962年初的形势，经过了毛“个人崇拜有两种”的提出【注10】，经过了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整肃，经过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两年多来的大力吹捧，毛已经初步神化了。但“神化”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到处舞动的“红宝书”，还没有“早请示、晚汇报”，还没有“红海洋”与“忠字舞”，毛正处于走上“神坛”的路途中，正处于一种“半人半神”的“进行时”。所以，林彪审时度势地将备受责疑的“三面红旗”不说成是毛的创造，而说成“革命、人民、党的创造”，这样一种说法对因“大饥荒”而处于“被动”状态的毛更为有利。
而到了1966年，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由于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有所恢复，虽然仍然是是短缺经济，仍然是吃不饱，但“饿死人”的警报已经基本解除了，而这又被归功于毛主席领导得好；另一方面林彪创造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突出政治”、三个口号“高举、突出、紧跟”、两论“顶峰论”与“天才论”、“四个第一”、“四个伟大”、“三个副词”这样的几大箩筐的口号，再加上人手几册的“红宝书”，不仅有了“背语录”，而且有了“语录歌”，继而发展成“语录仗”，毛已经全面神化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就没有必要再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革命、人民、党的创造”了，而直接说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注11】
3、林彪论述“总路线”的正确性
在将“三面红旗”整体打包，归纳为“三个创造”后，林彪就开始了对“三面红旗”逐一吹捧。
林彪论述“总路线”正确性的一段讲话非常精彩。他说：“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
这是林彪独有的特色语言，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有一股震摄人的气势。这样一种特色语言，刘少奇没有，周、陈、邓都没有，连毛自己也没有。
毛泽东当然是语言大师，但不可否认林彪也是语言大师。林彪在很多地方都学毛，唯独在语言方面与毛不同，始终保持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不是林不想学毛的语言，而是他学不到。因为林有两样东西绝对不如毛：一为文化底蕴。毛的语言需要有很深很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林在这方面差太多。二为蛮霸之气。毛有枭雄之主的蛮霸之气，所以语言才能纵横捭阖，汪洋谘肆；林终其一生，毕竟只是一位军头。但林是“军中之狐”，语言中既有丘八之风又有阴亵之气。
像毛那样说话、写文章的，古人也有，比如曹操就与毛很相似；但像林这样说话、写文章的，在中国的古人及现代人中很难找到。中国人没有谁像林那样的，但林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林的语言特点另类得怪异，却也为毛所欣赏。如果林与毛的语言同类、或同方向，也许毛就不欣赏他了。
林彪在这里特别巧妙的是运用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及辩论方式，他没有从正面提问题，而是设了“反问句”，更让怀疑批评者们无法开口。
林彪说“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鼓足干劲，不能够鼓足干劲”；林说我们“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力争上游，不能够力争上游”；林说我们“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多、不需要快、不需要好、不需要省”；“不能多，不能快，不能好，不能省”；“我们不需要多快好省，我们需要少慢差费”。
不能那样说吧！即使在今天，也不能那样说。但在今天，我们认识到“少慢差费”固然是错误的，而“多快好省”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更大的错误。在大跃进的特殊时代里，如果说“少慢差费”是消耗性的错误，而“多快好省”则演变成破坏性的错误，必然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假设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少慢差费”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其消耗了，而“多快好省”指引下的“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只需三、五天就将其破坏了。比如一座山岭原来有一定的绿化基础，即使不去维护它，也许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才可能荒芜了，可是“大炼钢铁”呢，只需要三、五天就将其搞成荒秃秃。
其实，对于“多快好省”这样似乎“正确”的口号，它的“破坏性”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早在1956年7月，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时，周恩来就将原来文件中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了。
搞经济建设，“多快好省”走不通，“少慢差费”当然也走不通，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循序渐进。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与通识。为什么我们不认识、不接受，不借鉴呢？那是因为“闭关自守”，而所看的书又是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僵化的意识形态与政经体制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伊始，这个问题很快也很容易地就被全党全民认识了。
4、林彪论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
关于大跃进，林彪说：“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关于“人民公社”，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相比较于评论总路线，林彪评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更加无力了。
林说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那么是什么“事实”呢？林彪一条也没有讲，因为他讲不出一条来。
但是林彪教给了人们三种诡辩的方法：1、不能用高指标衡量；2、同历史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比；3、不能用短时期衡量，而用一个历史阶段来衡量。这个历史阶段有多长？他没有讲。当年，许多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正是在这样的诡辩中得到了自欺欺人的自慰。
林说“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又增加了新的特点”，那么又是哪些优越性呢？哪些新特点呢？林彪也一条没有讲，因为他也讲不出来一条来。
被媒体所经常宣传的那些优越性，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又如不仅有“农林牧副渔”，还有“工农商学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些现成的“优越性”，林彪一条也没有采用。
既然“公”是特点，那么没有“共”哪有“公”呢？“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
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往天堂的“桥梁”，架桥就是为了过桥，不“过桥”要这个“桥梁”干什么呢？所以“穷过渡”就是这样引发的。
林彪是个明白人，他心里明白这些所谓的“优越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是抽象地、笼统地肯定，牵涉到具体的内容他一条也不讲。
从某种意义上讲，凭空捏造也是“本事”，颠倒黑白也是“本事”，真是难为林彪了。林彪自己当然也深切地感受到他讲话的高难度，所以他才讲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无奈”的。【注12】
“无奈”二字反映了林彪内心的沉重。
就“三面红旗”本身，林彪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注13】
就对毛的认识，林彪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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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8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8楼高富帅的烦恼
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林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常识的。既然有这样的认识，却还要亮明“完全肯定派”的立场，当然就是“无奈”了。林的“无奈”就是不仅要吃掉自己的常识，也要吃掉自己的“良知”，讲出一番既无常识又无良知的话来。也许林彪的内心也是“痛苦”的。
二、林彪巧说“成绩与缺点”
“七千人大会”上的另一重大分歧就是关于“成绩与缺点”的定量分析。也就是所谓“三七开”与“七三开”之争，“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老套话是否仍然适用的问题。
毛这个人呢？对“大跃进”的恶果，对大饥荒的现状，对自己犯下的罪错也不可能一点认识也没有。但他在党内斗争中一般所采取的态度是西瓜大的错误，只能承认到绿豆那样小的程度；具体的错误用“领导的责任”一言以蔽之。而且只能由他自己说，他说到什么程度就只能是这种程度；你更不能与他争，你越争，他越顽固，也许就什么错误也不承认了；你不与他争呢，你要是说你没错，有错也是我们的错，他没准还会再“谦虚”一点，让步得更多一些。
其实这也是一种人性普遍之弱点，称之谓“逆反”。读者不妨冷静地审视自己与周边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太多了，程度不同而已。对于其中严重的，老百姓常称之为“杠头”。只不过毛的“逆反”太极致了，所以林彪总结出了一条与毛打交道的经验：“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注15】这样的“心得”居然也能被林彪总结出来，真可谓“入木三分”了。
但是，刘少奇似乎不具备林彪这样的“机灵”与“觉悟”。所以，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处处让毛不开心。
刘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注16】
谁都知道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比喻成绩与缺点的关系，是毛的首创，是毛平生得意之笔，尤其是当出现严重错误的时候，毛更是以此为掩饰。但后来在“大饥荒”的严峻形势面前，毛自己也曾一度放弃了这种套话，也曾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1960年12月30日，毛在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毛甚至也曾经将错误称作为“人祸”，并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所有这些负面的话也只能由毛自己说。毛自己说，就是在批评别人；从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当着七千干部的面，在毛听来就是针对他了。
刘的口头报告无疑是让毛失望与憋气。所以刘的报告一结束，作为主持人的毛一点面子也不给，既没有按惯例给刘说上哪怕是一句好话，也没有说上一句套话或官话。官话应该这样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套话应该这样说：“会后大家好好组织学习，花几天时间讨论”。毛却只是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注17】
毛如此喜怒于色，刘当然是没有料到的。一般与会代表可能沉浸在兴奋之中未加注意，但这样的细节当然逃不过林彪的鹰眼。虽然如此，林的讲话仍然给刘留了面子。林说：“关于党的工作，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这就是通常应有的官话、套话，林没有省略，释放出他对刘的善意。
林彪说：“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林肯定了成绩很大，缺点次要；强调了缺点难免；对刘所说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不置一词；对毛的套话“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对刘说的“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全都没有直接表态。林求同存异，刻意绕过焦点，避免矛盾尖锐化。
关于“成绩与缺点”，回顾1958至1961年，第一年是“全民大折腾”，后几年就是“饥饿加死人”。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其实“大跃进”又何尝不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呢？仅“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一项，文革以“百万级”计，而大饥荒则以“千万级”计，后者比前者高出一个“数量级”。对“浩劫”能否“一分为二”找成绩呢？都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还有什么成绩可言？当然首当其祸的是老百姓，呼天呛地、哭爹骂娘的也是老百姓。我们也不能要求林彪与老百姓有一样激愤的情绪。但是林彪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睡；林自己不愁饿饭，战士一般也不饿饭，但战士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战士的父母乡亲全在饿饭。林彪对于“大饥荒”的惨烈绝无可能一无所知。
所以林彪说：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无论城市，无论乡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较紧张一些，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们党深刻感受到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林彪用了三个副词强调“自然灾害”是“特大的”、“连续的”、“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
老天爷的事情轮不到人做主，谁知道天上哪片云彩有雨，东边日出还西边雨呢。中国地方这么大，不可能年年处处都风调雨顺，也不可能处处年年都风不调雨不顺。今年山东有灾，没准山西就是好收成；去年江南有灾，没准今年就是好收成。总是一方有灾，八方支援；灾年也由丰年补歉，老百姓自己也会藏粮备荒。哪有什么全国范围内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事啊？
当然关于“自然灾害”的谎言也不是林彪第一个说的，但是林彪却是将谎言说得最动听的一个人。林彪动情动色地强调了“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如此一说，谎话也有感染力了。
林彪接着说：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有失有得”的说法是彭德怀59年在庐山时的说法，彭也是“失”在前“得”在后，林也是“失”在前“得”在后，但在当年彭那样讲就成“罪状”了。
“付学费”的说法，也是彭在庐山上说过的【注18】，不过远没有林讲得那么娓娓动听。
学生上学要付学费，这是常识；战士要练兵，练兵就要消耗物质，这也是常识。问题是这个“学费”怎么个付法？付到什么程度？把家产卖光了，把父母累死了，这个学费是不是合理？值不值得付？又是谁制定了这么高的学费？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搞经济要付这么昂贵的学费？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又哪里是什么“学费”？明明花的冤枉钱，白花花的银子当水漂，还搭上几千万条人命，却花言巧语说成是“付学费”。这就是林彪讲话中的颠倒黑白之处。
正是因为林彪及林彪们当年是这样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的，所以真正的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七千人大会”后，“三面红旗”依然飘着，老百姓的自留地并没有增加，仍然打钟下地，打钟收工。
但后来的经济形势确实转好了，真正起起作用的是几个“大办”不办了，几个“大风”不刮了，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规定为“生产队”，实际上也就是退回到“初级社”的形态了。仅就这样几条简单的措施，老百姓的苦日子熬得下去了，但“富日子”还是没有指望的。
三、“林彪公式”与“反林彪公式”
1、“讲团结”的三种动机
林彪在讲话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谈团结。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七千人大会”上压倒一切的议题是经济问题，并不是什么“团结”问题。但“讲团结”在任何时候都能讲，任何时候讲也是对的。林彪在这时候“讲团结”却有“醉翁之意”。
也许是“启发”。面对大会上七嘴八舌，意见分歧，林彪启发大家：困难面前，团结要紧！心是好的。
也许是“影射”。影射那些认为毛也有责任的人，那些没有站出来为毛辩护的人，你们这不是在破坏团结么？这就不讲理了。
也许是“威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的正确领导，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这就居心叵测了。
正如有位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矣！……三年前庐山会议上，许多人的心中也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正因为担心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甚至噙着眼泪劝彭德怀认错低头，放弃已见，维护团结。
林彪这番讲话，没有点任何人的名，语气也平和，都是正面阐述。然而林彪惯于拨弄弦外之音，谁敢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谁不愿跟毛泽东走？【注19】
三种动机：启发、影射、威胁，究竟哪一种才是林彪的主要动机？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笔者认为林彪在这里启发大家维护团结的动机是有的，但影射、威胁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
2、”八九不离十“的评价经不起实践检验
鉴于大会上不少人认为党所犯错误的责任，毛也是有份的，林彪对此现身说法、甚至颇为”语重心长“地说道：“-------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之所以“事情出毛病”，那也是“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是不是总是正确的？是不是“总是八九不离十”呢？这不能由林彪说了算，不能任由林彪“一床锦被盖过”了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要由实践说了算。
战争年代的实践表明，说毛泽东“总是八九不离十”是正确的，因为确实打了胜仗，打了大胜仗，确实建立了新政权。
建设年代的实践表明，说毛泽东“八九不离十”是错误的，因为确实打了败仗，打了大败仗，因为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因为将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边缘”，而是已经崩溃。饿死了三、四千万还不叫“崩溃”吗？那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崩溃”了。
所以，完全不是什么“总比人家实际一些”，而是总比人家更脱离实际；也完全不是什么“八九不离十”，而总是“十离八九了”。
3、“林彪公式”与“反林彪公式”
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一段讲话是一个“公式”，笔者称其为“林彪公式”，一些学者的著作也将其称作为“林彪公式”。可事实又怎么样呢？
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邓子恢是具体的领导者。如果按照邓子恢的搞法，那么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力就会小得多了。毛一插手，讽刺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没有了“自愿”的原则，没有了“边发展边巩固”的步骤，大呼隆一下，互助组一下子全都初级社了，初级社一下全都高级社了。
1956年的“反冒进”，正是由于周恩来、陈云抵制了或部分抵制了毛的左倾蛮干，当年的经济工作才搞得好一些；可是从57年年底开始，毛泽东又横插一杠子，以批判“反冒进”为动力迅速发动了大跃进，周恩来因此检查了十多次。党内不同意见不仅受不到尊重，而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毛顺势自说自话地从二线窜到一线直接瞎指挥，结果又出了大问题。
毛在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高级社又一下子公社化了。毛又站出来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于是“五风”大刮，“穷过渡”兴起，农民就一无所有，一下子就“穷化”了。再加上“公共食堂”，农民连吃饭的家当也没有了，吃饭的自由也没有了。
炼钢炼铁，是钢铁工业本行业的事，是工业战线上的事，毛一插手就提出了高指标，因为眼看着完不成就演变成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不仅将钢铁工业搞乱套，将整个工业、农业全都搞乱了套。
所有这些发生过事，完全证明这个“林彪公式”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公式。
受“林彪公式”的启发，按“林彪公式”的行文方法，完全可以总结出另外一个公式来，笔者称其为“反林彪公式”：
建国后，凡是我们的经济工作搞得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毛不插手的时候；凡是毛插了手，小插手小灾难，大插手大灾难。我们党十几年来搞建设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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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地板高富帅的烦恼
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矗立着两个里程碑，刘少奇和林彪分别是这两个里程碑的标志性人物。
1945年前，尤其是在延安整风前，中共党内本来或多或少还有点儿民主，经过刘少奇在“七大”上热烈吹捧，毛泽东由此迈步走上了神化他的红地毯。
1966年前，尤其是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前，毛或多或少还是一个人，经过林彪在文革前后狂热造神，毛泽东正式登上了神坛，完全变成了一尊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本文搁过林彪不提，单说说刘少奇同志的言行。
一、1945年，刘少奇在七大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第一次明确规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作了充分的论述。有人统计过，刘的报告中共计有105次提到毛的名字。刘说：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刘在讲话的最后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这可能是中共在正式大会上高呼“毛泽东万岁”的第一次，不过那时还没有“万岁万万岁”也没有“万寿无疆”，毕竟毛还没有做皇上。
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虽然也当过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但是长期处于被排挤的处境中。在党内的排名一直处于10名左右或10名开外的位置，属于“二线大佬”这个层次。正是由于毛的一手提拔，使刘得以从“二线大佬”成为“二把手”，成为毛的第一助手，成为党中央全权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
二、1959年，刘少奇谈“两种个人崇拜”
建国后，尤其是在1956年后，刘少奇吹捧毛泽东的话比较少了。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随后在国际共运中立刻掀起了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在这股“浪潮”波及下，中共“八大”会议上也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以“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对于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这些党内一线大佬是一件想得通、求之不得、顺水推舟的好事；但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一件痛苦、无奈的事。毛只是迫于国际共运的大形势，自己又没有来得及想出对策才不得不勉强同意的。而到了1958年前后，这个“对策”终于被毛泽东憋出来了，这就是“两种个人崇拜”的说法。
毛泽东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这一段话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发明了“两种崇拜”。这种思维模式，或是辩论模式，毛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崇拜”有两种，“冒进”也有两种，“好大喜功”也有两种，过了几年又发展成“海瑞”也有两种。
毛接着又说：“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一年多后，刘少奇找到了机会表示了他对“两种个人崇拜”的拥戴。刘说：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
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
刘的这一番高论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谈的。那天是1959年9月9日（九月九，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军委扩大会议已经将近尾声了，全体与会人员在怀仁堂集中开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
刘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
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我以后是不是还要搞别的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可能的。这完全不是为了那一个人，更不是为了我个人，或为了争选票，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替彭德怀同志搞“个人崇拜”呢？我也想过，后来我想不能搞。他是想要我替他搞“个人崇拜”的，我可以感觉出来，不能搞。因为他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得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不象他个人的想法，他自以为水平很高，我就不相信。他估计形势总是估计错的，这次在庐山会议又估计错误了嘛！他如果政治水平很高，为什么要搞这个事啊？政治水平高的人是不会搞阴谋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或者没有，只有个人野心，所以他的“个人崇拜”不能搞。我们搞“个人崇拜”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不是为了任何人。
高岗、彭德怀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造这个谣言，说我有一个摊摊，很有私心，而且要篡党，并且在毛主席到重庆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口里造谣说人家要篡党，实际是他自己要篡党，他自己搞这个事的，他有目的的。我有什么布置啊？我向你们那一个布置啦？一你们可以揭露，篡党布置有无证据？当毛主席有别的事情或有病的时候，中央决定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自己也认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别人代理也不见得怎样不好，在这种时候，我是不推辞的。如果我觉得别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为别人搞“个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别人的票了，因为别人代理比我好嘛！
三、《修养》中反毛泽东的“准黑话”
“九一三”后，林彪大量的私底下的所谓的“黑话”陆续被披露出来。
（见拙作：林彪背后言论101+13条，评注26条
（
人们这才了解到，原来表面上最高举、最紧跟、最忠诚、最亲密的林副统帅的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有着颠覆性的批评。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林彪如此，另一个曾经的“接班人”刘少奇又怎样呢？刘少奇在背地里有没有像林彪类似的反毛泽东的“黑话”呢？
几十年过去了，只有王光美所说的一条“好歹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也不能算是“黑话”吧，其它的，似乎一条也没有找到。
所流行的刘少奇反毛泽东的话当然有，但都是公开的，有的甚至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讲的，当然算不上是“黑话”。
但有两条明明说的是毛泽东，却没有指名道姓，而且是隐藏在一本书中。笔者称之为刘少奇的“准黑话”。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将当年延安整风时出版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亲自修改后再版，并于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书中有两段话非常引人注目：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这是在说谁呢？
任何人看了这两段话都会立刻联想到毛泽东，简直就是在为毛泽东画像。
有研究者说这两段话是针对陈独秀的，也有人说是针对王明的。可是陈独秀死有20年了，王明也早就垮台，并已移居苏联近10年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当时之势，谁还能在中国共产党内自封为“马列”呢？当然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正是毛泽东自封“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毛泽东要求党和人民像对马克思一样崇拜他，像对秦始皇一样尊奉他。这是秃子头上的蚤，明摆着的事。
也有人说这两段话在《修养》中早就有了，刘少奇不过是为了保留原文原貌而已。可是在62年再版前，刘少奇曾对原文作了大量修改，却又为什么偏偏完整地保留了这两段呢。
答案只能是一个，刘少奇存心刻意将矛头对准毛泽东。
63年、64年，笔者读《修养》时也曾注意到这两段话，当时心中咯噔咯噔了好几下，只是没敢往深处想。
四、公开场合下的，“半公开”的话
在公开场合下，刘少奇始终是拥护毛泽东，响应毛泽东的，他根本不敢，也不可能反对毛泽东。但在1962年至1964年这个时间段，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刘少奇一度曾经相当地“胆子大”，在公开的场合陆续讲了一些“半公开”、“半直接”反对毛泽东的话。
1、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了。……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这段讲话中虽然没有点毛泽东的名，但与直接点名也差不多。因为“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喻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也是“用之四海而皆准”的，到处用到处套。即使是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少”，也仍然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
刘少奇却说这种讲法不能再套了。这无疑是当面扇耳光。
要知道毛可以当众扇你的耳光，你刘怎么可以当众扇他的耳光呢？
2、毛泽东一向标榜自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一向对自己的所谓调查研究的方法洋洋得意，而刘少奇却在64年前后一再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过时了。
刘说：“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刘少奇的胆子越发大了，竟指名道姓地贬低毛泽东。
更为可气的是刘少奇一方面说毛泽东的“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另一方面却吹捧自己老婆发明的“扎根串连”是“必须的”。
这在毛泽东听来，那岂不是说我毛泽东不行了，你老婆行！你更行！不按你老婆的那套办法去做，就没有资格再当中央委员了，岂不是我毛泽东连当一名中央委员也没资格了。
这事如果搁在一个市井莽汉身上，一定会立刻走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领子：你他妈的，你到是给我说说清楚，到底是谁没有资格？
但是，伟大领袖并没有立时发作。
唉！如果真能立时发作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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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让毛忍无可忍的“串烧”
无论是面对刘少奇的“准黑话”，还是面对刘少奇的“半公开”的挑衅，毛泽东虽然“憋气”，但总算是勉强忍住了。
真正让毛泽东忍无可忍的是刘少奇的由另外几句话组成的“串烧”：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我在拙作《
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
》曾经写道：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
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泽东畏惧什么呢？毛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历史将如何评价他？身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掘墓鞭尸的伍子胥，会不会出现一个做秘密报告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过去，我们常常将此叫做“赫鲁晓夫情结”，其实中国特色的“赫鲁晓夫情结”就是“伍子胥情结”，所以那几年他老人家常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老人家的心思，就在于此啊。
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修防修、四清、文革，一茌又一茌的政治运动，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原动力全都出于这个“情结”啊。
所以当刘少奇讲出这一段“串烧”来，毛泽东也就认定了刘少奇就是当代的伍子胥、中国的赫鲁晓夫了。
什么“你我是要上书的”？
在毛泽东听来，说“你”是真，说自己是假，摆明了要对我秋后算账啊！
什么“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你小子是“王八吃秤舵”铁了心了，要在我死后做赫秃那样的秘密报告了。
什么“人相食，要上书”？
人已经相食了，我就一定要让它“不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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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3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1楼高富帅的烦恼
作者按：　?　总的说来，在建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工作中，刘少奇同志确实经常有一些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一些确实也是比毛泽东正确的主张。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了。　　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畏惧什么呢？他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就是历史的评价。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一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本文旨在回答这个“为什么？”　　1962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有两个主角：毛泽东与刘少奇，还有一个“第三人”：林彪。“第三人”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用在这里颇合适。　　刘少奇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而且他一贯唯毛泽东的马首为瞻。对于“大跃进”，刘少奇是拥护的，似乎也不是“违心”的拥护，而是想通了的那种“拥护”。毛泽东视察徐水，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去了；庐山整彭德怀，他也是相当积极的“积极分子”；“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　　所有这些历史上重大的左倾事件，刘的立场与观点与毛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半年之前的刘还在支持周恩来的“反冒进”，所以说对于“大跃进”，刘既缺少那个思想基础，也没有那个地位去充当发明者。但作为毛“大跃进”的拥护者及执行者，刘是既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有那个理论水平，还有那个政治地位的。　　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一个“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查一查刘在这期间的言行就行了。　　在大跃进的这几年，除了“毛主席走遍神州大地”外，刘主席也是走遍神州大地的，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也处处留下他的话语。　　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一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居然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再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场合，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夠吃了。“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也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同样被烧糊了。　　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刘少奇虽然是跟着毛左做左事，有时却经常表现比毛泽东还要左。但是由于“大跃进”毕竟不是刘的原创，所以他转弯起来也比较快。　　杨的访谈中举了这样一个小例子。早在59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和邓子恢上厕所的时候，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没想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的破坏力这么大。这说明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也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笔者认为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毛搞“调查研究”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将身边的秘书悉数派了下农村，他在上面听汇报，做总结。　　刘当然不能落后。广州会议后，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刘的权威毕竟非毛能比，他没有那么多的秘书好派，只好亲自下乡，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一行三人，轻车简从，一杆子扎到底，一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一人。　　笔者认为：这44天的下乡调查是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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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2楼高富帅的烦恼
。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讲这些故事前，先将笔者花了颇多时间整理的刘少奇下乡44天的日程表拿出来与各位分享。　　1961年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日程表　　1、4月1日：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开会，硏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刘说：下去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　　2、4月2日上午：听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汇报。　　下午3时左右，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出发，座驾为一辆草绿色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　　原计划第一站是老家宁乡。　　3、4月2日：临时改变计划，在离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住下来。　　这是因为听说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刘少奇在王家湾万头猪场的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走访农民，听取汇报，查看生产。　　4、4月8日午后：刘少奇告别王家湾，赴韶山。　　途经老家，没有下车，让汽车在老家门前绕了一圈，然后朝韶山开去。　　当晚住在韶山。　　5、4月9日上午：在韶山听取胡乔木汇报，　　下午去长沙。　　6、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　　当晚，刘到毛的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的初步情况。　　7、4月12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经湖南省委的推荐，选择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1961年第４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先进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１３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少奇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已经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4月12日到30日：刘在天华蹲点调查18天，和干部群众座谈15次。座谈会记录175页，共10多万字！　　8、4月12日：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生产队两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　　9、4月13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　　刘讲完话后，彭梅秀第一个发言，于是下面的发言全与他们的彭书记雷同。　　10、4月14日：上午，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下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　　11、4月15日：刘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带秘书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考察。　　上午，察看了施家冲食堂。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8名社员座谈，老中青、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给男社员每人递一根“大前门”烟，王光美给每一位社员倒上一杯茶。　　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生产，刘令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座谈会后，刘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　　12、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出席会议并讲话，主要谈食堂问题。　　13、4月18日：刘约见天华大队原党总支副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下台干部段树成谈话，了解情况。此举引起彭梅秀公开不满。　　14、4月19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　　随后几天，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交换意见。　　15、4月22日：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在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上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大队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16、4月26日，回长沙接见外宾　　17、4月27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　　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接到刘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18、4月30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　　上午、召集中央调查组开会安排下一步工作；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　　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当晚、又召集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他嘱咐大队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天华大队建设成为真正的红旗大队”。　　随后，乘车离开天华。　　19、5月1日，刘少奇在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　　并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　　20、5月3日：傍晚，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他没有住公社事先准备好的房子，而是一头住进了自己家的老房子。　　回老家是他调研的最后一站。　　21、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22、5月5日：晚上，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刘还亲自探望了很多浮肿病人，　　23、5月7日上午：刘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　　下午，召集炭子冲的干部、社员代表在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向父老乡亲道歉。　　24、5月8日：刘来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　　姐姐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　　外甥女鲁新秀告诉刘说：“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　　接着，刘就在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米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　　25、5月9日：下午，刘和夫人王光美，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和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型土坝工程之一的黄材水库。　　26、5月10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宁乡县城住了三天，查处几起冤案和老百姓给中央写信为什么被多次扣压的问题，解决供销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问题。　　27、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农村调查的故事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湖南省委讨论接待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一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已63岁，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一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给县委打电话“打招呼”，也被制止了。刘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2、国家主席与夫人在猪场住了六天六夜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一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干部对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说瞎话，所以一捞家常，那些老农民们什么话都说了。说起“万头猪场”没有猪，老乡们说人吃不饱了，那有粮食去喂猪；猪都吃不饱，也就不怀崽了。那个妇女也一样，就是两个乳房都瘪了。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成为困难时期的生动描述。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训练有素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是说瞎话的干部。　　权力的力量实在太伟大，说瞎话的干部不仅有力量不让吃不饱的农民外出逃荒，甚至还能训练农民与他们一起编排瞎话。　　有一次，刘少奇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正在地里挖野菜。　　于是问一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一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农村妇女竟被训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基层干部们弄虚作假、装神弄鬼的本领该多大？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里面有没有粮食？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一转，看见有一堆粪。刘找了一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一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一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笔者感叹：人的嘴有说假话的功能，所好人的屁眼还不具备这种功能啊！　　6、到天华大队后开的第一次干部会，听不到一句实话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的天华大队，他在天华一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进、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一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没有饭吃，也吃不饱，每一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三两米都不到。　　刘在天华的调查一开始非常不顺利。到天华的第二天召开干部会，刘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座谈会上，刘出了一些题目，如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作为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是一个绝对女强人。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干群嘴巴。彭本人对刘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矢口不谈全大队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刘少奇的官比彭梅秀高出十八级，但县官不如现官。你刘主席官儿再大，你不是还得走吗？你走了后，咱们不是还得听彭书记的吗？老百姓都是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彭的封锁就很效，干部们居然对刘主席全都不肯讲实话。干部们还是按习惯讲形势大好，刘听得实在不耐烦，就向大家作揖，恳切地说：“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你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干部们只是个个低头，仍然不说话。刘见此便叫散了会，第一炮没打响。　　7、刘少奇亲自给农民点上烟，王光美亲自给农民倒上茶，这才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　　4月15日，刘少奇拒绝了社队干部的陪同，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上午，他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下午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给男社员们每人递上一根大前门香烟，王光美给每人端上一杯清茶。　　刘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刘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丝，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影响你们的工作，就让随我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有一位老农民紧张得把香烟掉到了地上，刘去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重新给点上，并请他发言。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一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刘终于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后来他开会就用这个办法：脱帽，鞠躬、递烟、端茶，这个主席当得真窝囊。　　8、大队总支书记隔窗漫骂：刘胡子，我不怕你。　　刘在天华的头几天都没有听到干部们说实话，后来得知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因为与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　　刘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彭梅秀听说刘找了她的政治对立面谈话，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叫骂刘：“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刘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刘没有计较彭。　　这件事使刘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9、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还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案子”很快就破了，定性为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　　其实，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已经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案破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着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听罢笑了起来，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10、一切从实际出发，可“实际”是假的　　当时的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看到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笔者注：应为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华大队及总支书记彭梅秀说得花儿一般。　　调查开始时，由于彭的威势，干部们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封锁情况，刘听不到一句实话。但刘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亲自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　　大队的粮食产量，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笔者注：产量虚报了48万斤，但国家征购的32万斤这个数却不会少，所以只剩下40万斤，人均只有337斤了。这个数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11、果断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实在是一个猪脑子的主意。　　只要有一般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其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它连农民做饭的权利都剥夺了，断绝了农民最后一条生路。　　可是，当年毛却将此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也是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谁要想解散农村食堂，就必须先过毛泽东这一关；谁要解散食堂，就必须得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　　当年，敢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也只有刘少奇。即使是刘，他也是犹豫再三、谨慎再四，他知道拂逆了毛意思风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大。　　尽管如此，刘还是做了这件事。　　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大队。　　12、1961年，刘少奇为农民制定的小康目标　　刘少奇在基本解决了天华大队的迫切问题后，同时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　　“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　　这个“十个一”目标何等好啊，太实在了，也太诱人了。　　它的提出也反映了刘少奇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　　这是五十年前刘少奇为中国农民提出的“小康目标”。　　如果五十年前就按刘的主张做，中国老百姓早就过上了好日子。　　从毛的角度看，刘真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啊！　　毛为什么不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没有道理啊？古今中外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不肯让自己的臣民过好日子的啊！　　13、当主席的弟弟给姐姐带了五斤米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　　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　　主席弟弟说：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你呢？　　主席弟弟也无语。　　14、“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由来　　5月4日，刘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小学同班同学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着刘在田野里走啊走啊，围着这个田埂走到了安湖塘边。　　刘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一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　　李桂生插话说：就“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　　刘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李还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醍醐灌顶，从此就扎根在了刘的脑子里。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王的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15、发了“扒我的祖坟”的毒誓　　刘赶上了一次农民集会。在集会上，刘先向大家一鞠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一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说了真话！”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16、数字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17、结语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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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5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
1966年5月23日的那个上午11时左右，田家英最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不归之路！
这一年英44岁，参加革命28年，入党27年，担任芝（毛泽东字润芝）的秘书也已经整整18个年头了！
一、曾几何时
曾几何时，芝是何等地喜爱、赏识和器重英啊！
英的年龄恰好与他和已过慧夫人生的大儿子一般大，连名字也都带着一个“英”，一个是“家之英”，一个是“岸之英”【注1】。一度间，芝也曾经迷惑过，难道这是上苍赐予他的又一个儿子吗？
曾记否，抗战烽烟销歇，内战烽烟骤起，芝与他的中央亦已从延安安全地转移到了河北一个只有6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西坂坡。此前，1946年年初，莫斯科审时度势终于将他的大儿子岸英送回来了。慧夫人牺牲时，岸英年仅8岁，与弟弟岸青在上海街头流浪五年。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流落在外整十年，中国话都说不好，读他爷老子的信，都要请人来翻译，更哪来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啊。此时的芝虽偏据华北、西北一偶，然已拥兵百万，坐地千里，志在逐鹿中原，江山亦或可染。芝的帝王意识可以说是与生俱有的，早在1937年刚到延安不久就在窑洞里深夜拉着肥肥白皙的女作家丁玲的手，做着“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太子尿”的中国皇帝梦【注2】。如今大儿子回来了，芝当然意识到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无比重要性，现时已然是王嗣，它日亦或为皇储也。他要请一位老师来教授岸英的“汉文化”。选谁好呢？芝起先瞩意于陈伯达。要论起当年的中共学问界，数来数去陈伯达是数得着的人物。可这个南蛮子说的是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让他当岸英的老师本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陈却理智地推荐了田家英。芝想起了三、四年前在延安时曾看过《解放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从侯方域说起》，文笔老辣，立意深沉，后经了解这篇1600多字的小文章竟然是一个叫田家英的刚满20岁的少年郎写的。芝特地找英来谈了话，指出文章的优缺点。从那时起，在芝的脑存里，也就有了英的一个仓位了。陈伯达推荐得好啊！芝立刻首肯了。英精熟文史哲，年龄又与岸英相仿，真是一个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进一步的考察就不必了。芝让这个“岸之英”拜那个“家之英”为师，让那个“家之英”收下了这个“岸之英”为弟子。
英兢兢业业完成芝交给的任务，他选用了鲁迅的著作为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凭借肚子里的学问则足矣。英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学，时时告诫自己不懈怠。虽说面前的学生只有一个人，可他是“主公”的长公子啊！
此前此后，英已经习惯地称芝为“主公”了。
什么叫“主公”？马列的著作里有这样的名词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有这类旧时代的称呼吗？但就是有。在延安早期，毛就称自己为“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主公”也就不算什么希罕的叫法，毛也听得很顺耳。“主公”这个词在《三国演义》里俯拾皆是。《三国演义》谁没看过呢？有人说《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圣经》，在老百姓中的普及程度非任何典籍可比，三尺之稚童、七旬之野老，在中国有谁不知道《三国演义》呢！那里边所有的大佬如曹操、刘备、孙权，连同“三姓家奴”之吕布，“冢中枯骨”之袁术也全都被部下们称之谓“主公”的。“主公”者，拥兵自重之“大王”也；“大王”者，割据一方、逐鹿中原之军阀矣。成者为王败者寇，成功了就驱兵入京当皇上。芝眼下也是“准皇上”！准皇上的长公子自然就是准太子啰！英就这样成了“准太子之师”了。从前这样的角色有一个难以理解的称呼：“太子洗马”。呼呼！英年纪轻轻，竟然被“太子洗马”了。对此，英也颇感受宠，身份由此而窜升。不过，英少年气盛且恃才自负，故而也并不十分诚惶。
神马都是缘分啊！两人都是性格直率之人，岸英非常喜欢他的同龄塾师。平日里，二人言谈相契，甚是投机，进出相随，同步起居，形影不离，甚至连如厕也是一起去的！
“异姓之子”并不恃才居傲，“亲生之子”呢，也不腆鲜托大【注3】。岸英在家英的辅导下，进步神速。回国仅三年，读父亲的信也早就不用请人翻译了，复信也是洋洋洒洒、头头是道，还能灵活准确地运用成语与典故，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注4】！儿子之进步是芝日日所能感受得到的，也就感受到了家英之勤勉与称职。芝看在眼里，表面上装着不在意的样子，内心是倍感欣喜的。
经过长达两年的鹰眼观察，芝对英处处满意，遂于1948年收下了时年26岁的英成为他的正式秘书，也可说是“入幕之宾”了。距离更近了，相处时日稍长，芝更是察觉出英的兰质蕙资。芝越来越信任英，信用、重用，倚为心腹之家臣。
开国之初，一元肇始，万象更新，国事尤为繁忙，芝更是将许许多多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事情一股脑地交给英去办理。
存折交在英手上，工资由他去取去存去开支，稿费也由他去取去存去开支。
有人说芝这一生活得真潇洒，打了无数次仗，却基本上从不摸枪杆子；有“含金量”极高的工资，有源源不尽的稿费，可从不经手钱粮之事。这种看法真是太浅陋了。你看，他的家政之事宁交秘书办理，却从不让家婆染指，仅从这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在钱财之事上用心之缜密了。相反，家婆江青及敏、讷二女要用几个零花钱了，也都得通过英；亲戚故旧来了，芝也免不了有俗人之举。用钱去打发，用钱去示恩，这个送二百，那个送两千，都是涮涮水的小意思。芝给英写张小纸条，由英指派勤务员王福瑞去银行取，再由英代表芝本人送给亲友们。已故慧夫人的亲戚来了，芝更不能慢待，也必由英代表自己去接待。芝真是把英当作自家的孩子一般使来使去。
工作上的事，那就更是如此了。那几方“毛泽东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印”都放在英的抽屉里，芝自己要用，还得通过英。每当“掌玺”先掌灯，英先就将屋里照得通明了，再端坐于案前，调匀了丹田之气息，稳住了灵台之神思，横平竖直，着力均匀，位置绝无一点点歪斜，着色更无半点点不匀。建国之初文武百官的“委任状”也体现了新朝新气象，红泥大印全都鲜亮无比，无不都是这样通过英的手一张张地发出去。
编辑“毛选”了，虽说由刘少奇挂牌当主任，其实都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众秀才们在做具体事。尤其是英，不仅是壮劳力，更是主力军。英早已无数遍地通读了芝的书，烂熟于胸，驾轻就熟，更难得是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连那个中国的克格勃头子康生在芝的面前也不由得竖起大老拇指夸奖不已，当着芝的面夸奖英的校阅工作就像小学生描红一般的准确与细致。
要知道这个康生啊，绝对是一个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人。除了毛泽东，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又有谁在他的眼里呢？康自己也是读书人，却工于学习芝的方法手段，精于揣摩芝的思想意向。他当然知道芝一向就有看不起知识分子的情结，所以也学着芝的样儿对知识分子是尤其需要看不起的。康竟如此诋毁过中共的首席文人郭沫若，他说郭老的那几个臭字算不了什么，他自己用脚趾头夹根木棍子也能写出比郭更好的字来；他还给自己的画儿落款为“鲁赤水”，与“齐白石”之名对应成巧联，言下之意自己画画的水平当与白石老人在伯仲之间。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自大自狂、巨奸巨恶，在文史领域内确实很有两把刷子的康，却能对英欣赏与推崇。这固然是因为康对芝身边的这位小书生有存意交好之意，但也折射出英的学问和才能多么了不起。
有人说，英差不多就是芝的“总管家”了，这还是不符其实的。因为八千御林军8341部队就不属英管。但如说英是芝的“掌玺大臣”，那倒是名符其实的。只是，英管的事儿比皇帝老儿的“掌玺大臣”要多得多，而英的地位却比“掌玺大臣”要差得多。这么多年了，他始终只是一个秘书，就算是“五大秘书”吧，仍然是秘书，竟然连个“候补中委”也没混上。混上混不上的，还不是芝一句话的事，但芝就是不给这句话。有人又说啦，这体现了芝对身边工作人员格外严格的要求。这话谁信呀？陈伯达不也是他的秘书吗？七届二中就当上中委了，八大又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了，还不都是芝一句话的事。虽说英的资历比陈伯达浅，但党内地位的差别也不能这样大。
英最大的官儿也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吧。就那，还是杨尚昆与邓小平提的。英最大的荣誉职位也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传说历史上的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十分吝啬爵位的人。两军对垒时，项王大声一吆喝，如同千钧霹雳，千万人都会被他所吓倒。可在平日里，这个项王待人却磨磨叽叽，说话细声细气，既有礼貌又富爱心，瞧见部下病了，甚至还会掉眼泪。项王还常将自己好吃好喝的东西赏赐给部下，大家都说我们的项王心眼甭提有多好，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可就是有一样，每当部下立了大功劳，需要论功行赏时，项王的好心眼就立刻变成了小心眼，千犹豫万吝啬，舍不得给部下实在的封赏，憋屈几天也放不出一个响屁来。即使后来勉强想通了，也手捧着封爵的印，左摩右看，把印的四角都摩光了，还是舍不得给人家。
芝可绝不是这种“妇人之仁”的人，芝比项羽高明一万倍。芝有芝的心中算计，芝有芝的帝王之术，芝有芝的御臣之道。芝知道哪种人是既要用也要赏的？哪种人则既要赏也要罚？还有一种人是不赏则已，小赏则不行，要赏就要赏出个“黄马褂”。还有一种人呢？着实是个老实人，只需表示“信任”就够了。马儿本身很千里，无须加料加鞭子，只需不松不紧的握住缰绳就行了。
英果然就是这样一匹老实巴交的千里马，他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计较功名与利禄、永远也不在乎付出与回报。对于英而言，主公信任，工作胜任，相处愉快，就是一切了。
在开国之初的相当长一段岁月里，两人的相处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芝十分赏识英，英真诚崇拜芝，相处愉快无间。有一次英患了重感冒，芝竟屈尊降纡至英的“狗窝”【注5】来看望，将英感动得涕泗涟涟，“忠诚”二字就植根在心里了，身心久久迷惑在芝融融的情怀里。
二、君臣际遇
田家英其实并不姓田，他的本名叫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平民之家。父亲曾国融，母亲曾周氏，开有一家中药店，膝下三子一女，英是最小的一个儿【注6】。英的八字肯定是不好的，三岁背父，九岁丧母【注7】，命途乖舛，夙遭闵凶，与《陈情表》中的李密的命运差不多，都是“苦人儿”啊！随着父母的早逝，门衰祚薄，兄嫂继业后，不事经营，家境每况愈下。兄懦弱，嫂泼悍，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英，就不得不缀学回家了，在兄嫂主事的药铺里当“抓抓匠”（成都话，即抓药的小学徒）。不过英从小就不是窝囊废，他既聪明又调皮，常会生出一点促狭小主意去反抗他的统治者。有一则小故事很有趣：他在当“抓抓匠”时，有时用一根小竹竿的一端抹上黏性很强的膏药，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注8】。业余时间读书写作投稿，田家英的名字就是他投稿时的主要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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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6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6楼高富帅的烦恼
1937年12月，十五岁的曾正昌与向往革命的几位青年在成都地下党的介绍下结伴投奔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从此正式改名田家英，原来的名字竟渐渐地无人知道了。笠年2月入了党，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从1941年开始，田家英陆续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其中于1942年1月4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受到毛泽东特别赞赏并约见【注9】，由此崭露头角。1946年经陈伯达推荐，毛泽东首肯，成为毛岸英的老师。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英成为芝的秘书。
英自打进入延安，一路顺风顺水。在延安整风中，许多从内地来投奔革命的青年被康生的“抢救运动”整得鬼哭狼嚎，小命儿那叫一个“惨”。可英只挨了小小的整，三、五天也就过去了，竟然与组织上派来做他思想工作的女干部董边结下了“秦晋之好”，此后就再也没有遭逢什么劫难了。渐渐地他有了名声，渐渐地他又有了职位。延安实行的是供给制，英却时有稿费，手头因此颇宽余，不时买点书，不时请朋友撮一顿，革命小酒常常咪，活得挺滋润。在英的心里，作为一个只身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能够在红星闪烁的圣地得到伟大领袖的垂青，在革命心脏部位里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这实在是太幸运了，也很奇妙，一般投身革命的青年哪有他这样好的运气啰。
这一切，当然都得拜革命所赐，拜芝所赐，芝对他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再造之恩，恩似日月齐辉，泽同山高水长。再加上芝的才华、文采、演讲、战略战术，处处洋溢着蓬勃、豪迈的雄主气势，无不使英倾倒。芝是他的“天地君亲师”，是他的“主公”，是华夏民族的“真命天子”。英发自肺腑地崇拜芝，也感激芝，非披肝沥胆、肝脑涂地不能为之报。
对于这样一个自幼父母双亡，兄嫂寡恩、从小缺少亲情并渴望亲情的孩子，英对芝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只有对父亲才有的信任与依赖的感情。英口口声声称芝为“主公”，其实他好想好想与岸英一样叫他一声“父亲”啊！想虽想，也不过是感情上不时之冲动，他毕竟不是他的儿子，他是不敢莽撞造次的。而在芝这一方，他固然是喜爱英的，但是他更懂得将感情掩饰起来让你看不见，让你始终惦量着自己是老几。你就看看他写给英的那些无数张便条子，开头都是正儿八经的“田家英同志”或“家英同志”，一付板板六十四的面具，从来就不肯用表示更亲密的“家英”两个字【注10】。天意自古高难测，身在咫尺，心在天边，不管英如何努力，嘉许是有的，表扬也是有的，但英终究走不到芝的心里去。
三、掌声响起
1956年八大时，芝的心情很不爽。这一年的2月间，遥远的莫斯科举行了苏共二十大，就在2月25日闭幕的那一天，赫秃子作了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系统揭露了死去刚三年的斯大林的罪行，既触目惊心又证据确凿。据赫秃的揭露，曾经参加过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的竟有1108人；“十七大”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就有98人被逮捕或遭到枪决，占总委员人数的70％【注11】。当这两个数字一宣布，“二十大”会场上群情激愤，随后在国际共运中也立刻掀起一股汹涌的反“个人崇拜”浪潮。这股“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共，几个资深老家伙也跟着苏共二十大瞎起哄，借秘密报告之“西风”，掀起了一阵子反“个人崇拜”之波涛。芝一脑门子不高兴，却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来对付，在中共八大前也不得不故作姿态地同意了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老家伙们明知道他是言不由衷的面子活，竟然就借驴下坡地顺势在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中均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芝料想他们长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当小媳妇时间长了，憋了不少怨气，故而想出出气。但其时之芝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也只能“捏着鼻子喝酸醋”，只好听任老厌物们去鼓噪啦。在这样的形势下，芝的情绪就有些沉闷，有点无心无绪。“八大”快要召开了，当然得由芝致开幕词，一向主张自己动手写文章的芝也起草了两份草稿，却终因情绪不佳，没有文思，而没能写下去。后来他又让陈伯达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拿来一看，亢长繁复，离题甚远，很是令人不满意。芝不悦，扔稿于地而对英说：“家英，这篇八大开幕词，就由你给我捉笔吧！”英欣然领命，倚马成章，只花了一个通宵就交稿了。芝首肯后，增添了一些外交政策的文字，又经刘、周、朱修改审定，就拿到大会上念了。
令芝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篇2000多字的报告竟引起全场34次掌声，其中又有5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及至读到“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时，全场更是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面对大会场上如此热烈的反应，芝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芝亢奋了，声音越来越宏亮，整个会场也越发山呼海啸起来。
会议开得成功，开幕词更成功。会议散后，数不清的代表们前呼后拥地簇拥着芝，结队成群地趋前称颂道：“主席啊，你的开幕词写得太好啦！”芝兴奋得合不拢嘴，可也不掠人之美，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从此“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竟成了一副绝妙佳联，成了应用最广泛的“最高指示”之一，也成了老百姓的日常用语。老百姓哪知道毛泽东的身边有一个什么田家英啊！在将近30年时间内，全都以为这是他们伟大领袖的绝妙好句。在笔者看来，此联在中国格言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孔老二的“满招损，谦受益”，实际上也是由此脱化而来的。甭管毛泽东后来有多少多大的错误，这两句话总是正确的。
那一刻的芝忘记了不快，夸耀英就像夸耀一个自己的有出息的孩子一样。心情愉悦，溢于言表。他为自己有英这样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而骄傲，为自己培养出这样一个好秘书而自豪。
英不仅帮芝写文章，也间或在国家大事上替芝出主意。芝一向是重视调查研究的，早在江西时期就不时地走乡串户，写下了“寻乌调查”、“长岗乡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宏文。但那时的他年轻、是布衣，而今已是万乘之尊，身子也早已发福了，只能作巡游视察，无法再蹲点调查。建国后，芝所有的“农村调查”主要依靠田家英，56年、59年、61年、62年，所有关键的重要的农村调查，英是阵阵不离的穆桂英。而英呢？也特别乐意下乡，他不怕自己吃苦，愿意下乡了解百姓的疾苦。因为接了地气，实地感触到了百姓之苦，他的心深沉了纠结了，常常想革命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熊样子。因此他掉了许多泪，越是掉了泪，越是与百姓心连心。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英这辈子下乡的次数为八次，大部分都是长达几个月。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就写成了中央的“纠左”文件。1961年2月8日，英在浙江调查期间向芝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芝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在芝的主持下，英参与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迅速恢复农村经济起到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六十条”，大饥荒提前结束了；因为有了这个“六十条”，起码也少饿死了几百万人。省、地及地方上的干部都称赞“六十条”，芝也高兴地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芝把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芝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听听！听听！听听这些赞美的话！应该客观、公正地说，当时当景芝的这些话都还是由衷的。
四、往事不堪
唉！往事不堪回首啊！往事痛苦，固然不堪；往事甜蜜，仍然不堪；一切的一切因为当下“不堪”。
开国之初的那一段岁月，恍惚如蜜一般的甜！那时共和国年轻，英也年轻，英沐浴在春风里，朝夕亲泽皇恩，人如桑之若沃，卉之初萌，浑身上下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儿。
芝常常让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泡上一杯上等的龙井茶，把英叫过来，交办一些简单的工作，然后坐拥在大沙发里，捧着茶叼着烟仰着头，英则谦卑地躬身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这主仆二人开始上下五千年、天南海北地侃大山，从麻将牌的“中、发、白”聊到算命先生如何看手相【注12】，当然侃得最多的还是古诗词。
那时的芝，小青儿犹如鸡肋，食之无味了，门外虽有雄鸡头儿之警卫，门内尚无文工团员之佳丽，侃大山就是芝每晚最好的身心休息了。
芝一代宗师，手不释卷，无书不读，博闻强记，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如此宏大的学问，又有谁能与他聊得到一起呢？芝的诗咏叹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尽情表达了一种笑傲古今、独步天下的胸襟。战场上他独孤求败，文坛上他难觅知音，就连个谈话的对子也是难觅的。可是芝惊奇地发现唯有身边的这个英却还真的行。英的学问也许不能与芝比，可是他也已经具有了足够雄厚古文化底蕴，他能背得出成百成百的古文古诗词。加之毕竟年轻，记忆力超好，又有过目成诵之天分，芝说到哪朝哪代，英就能说出哪朝哪代的子丑寅卯来；芝背涌一句诗文，英不但能接着把一整首诗背诵下来，还能说得出作者的生平事迹及作品的时代背景。芝的脑库里储存着历朝历代丰富的诗文典籍，也有许多记忆模糊了，成了残诗残句，心血来潮时就写上一张条子要英去找，英一会儿功夫就将典籍找出来奉上了芝的书几【注13】，没有一次让芝失望过。芝于是由衷地惊讶而感叹，年纪轻轻的，居然也读了那么多的书，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学问！
有一夜，芝忍不住赞叹地对英戏言道：
“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注14】
说完，芝开怀大笑，硕大的头颅舒服地搁在沙发的肩上，四脚无限松弛的摊开着，向空气中喷着缭绕的烟。
英也笑了。
君臣二人都笑得好舒心啊，舒心得接天地之气！
屈原的弟子宋玉说过“风”有“帝王之风”与“庶民之风”之分。其实又何止于“风”呢，“笑”更是有“帝王之笑”与“庶民之笑”之分的。芝的笑就是帝王之笑，帝王之笑是自由王国里的笑，想怎样笑就怎样笑。
这样的“笑”一般都发生在芝的心情相当舒畅时，眼前一定还得有几个不讨厌的且读书甚多的后生之辈围着他神聊。同僚是不行的，同僚拘谨；警卫也不行，一般警卫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佳丽那就更不行了，佳丽心生旁鹜没正形。必须是在被饱读诗书的后生辈簇拥着的时候，自己又脱口说了一句连自己也预先没有想到的“生花妙语”后，芝自己越想越幽默，越想越得意，于是就暴发出这样一种开怀大笑来。
芝身边的任何别的人笑时都没有这般自在的。你就看刘少奇的笑，你再看看林彪的笑，这两个一先一后的的接班人几乎就压根儿不会笑。即使偶尔露一笑，也是比哭还难看。周恩来倒是会笑的，也只有在被电影演员、文艺战士围着的时候才有灿烂的笑。一旦到了芝身边，周也不会笑了。当然有时仍然笑，却也笑得不好看了。
芝身边的人全都要看他的脸色和他的脸色所营造的气氛。就像芝在十七岁时写下的那首《咏蛙》诗“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发声”【注15】。芝不笑，哪个敢笑？芝大笑，别人才能小笑而和之。
如在庐山会议前期的“神仙会”阶段，莽将彭德怀还没有上书之前的一个晚上（那是1959年7月11日晚，彭的信是7月14日的的中午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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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与几个秀才在“美庐”唠嗑儿。虽说“大饥荒”的洪波已经隆隆地越过了地平线，但芝却没有看到，芝没站在高山之巅；“饿死人”的风早起于青苹之末，但芝也没处于阡陌之野。所以他麻木不仁，眼不明，耳不聪，心情却莫名其妙地好。芝心情好时才有点蜻蜓点水般的“自我批评”，他说道：“我这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虽然也不是什么自责，“曹营之事”只是一种揶揄，却是揶揄自己。
别看芝常自喻“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对于马及马系列的马恩列斯的书读得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真信仰；对于秦及秦系列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有点瞧不起，不是贬他们“略输文采”，就是叽他们“稍逊风骚”，至于那个“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芝的笔下仅只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而已。尽管芝相当热衷于为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平反，如被骂了两千年的秦始皇，在芝的手中得以咸鱼翻身；一向名声不好的武则天，芝称其“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注16】。连商纣、隋炀这样的早已被历史定格了的暴虐、荒淫、亡国之恶君，芝也很乐意为他们恢复名誉或局部恢复名誉。真不知道是怎么一种心态支配着他做这些无聊的事。芝的格调比这些历史人物都高雅，他的内心深处真正推崇的是“文能载道，武能安邦”的全面性人材，在中国历史上勉强能入芝法眼的也就只有两个人：曹操与曾国藩。
曾国藩是乡党，青年时代芝作为一名湖湘子弟对曾别有一番动了真感情的评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注17】
至于曹操，芝的评价就更多了。芝说：“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注18】。又说“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注19】。“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注20】。
曹操其人在中国百姓的心中也是早已定型了的白脸奸臣，芝却肇事为其平了反。无端作祟的是自己的潜意识，芝的潜意识中认为自已就像曹孟德那样文韬武略，多谋善断，又兼有曹阿瞒般的多疑善变，朝令夕改的毛病，常令手下人等不知所措。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流垫底，这才在庐山上的这个特殊的晚上，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自己想想妙，自己想想高，于是开怀大笑。英与众秀才也陪同大笑一场。
芝的一位兼职秘书李锐的回忆中说：当时“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锐还有一首小诗记载了这件事：
山中半夏沐春风，
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
笑声震瓦四心通。【注21】
所谓的“四心”，除芝外，其中有一颗就是英的，另两位即英的好友李锐和周小舟，他们也都当过芝的秘书。
笑声音犹在耳，英却永远的走了！
五、落木萧萧
1966年5月23日，芝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杭州刘庄听到英毙的消息，往昔的感情早已无处寻觅，也全然忘记了当年“读书人之墓”的笑诺。
芝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芝又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指彭德怀）、彭（指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注22】
脸儿变，这也有好几年了。但说出如此伤心伤肺、逻辑混乱的话来，谁也想不到。“读书人之墓”，固然苟儿屁，现在居然是“自绝于人民者之墓”！“右派秘书之墓”！“‘也有野心者’之墓”！
其实，哪儿还会有什么“墓”啊！“死无葬身之地！”这话也是英自己说的，现在应验了。
最先得知英自悬而殁消息的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周在接电话时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随后在听到了芝从杭州传来的意见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按主席的指示办”。既然芝已将英定性了，周落实指示不过夜，结果尸体没有送检，用了一个化名，以公安部的名义送去火化了事。
笔者至今仍然不能理解周公的思维逻辑，为什么有了芝的指示，尸体就不能送检了？奥秘啊！
此后的五、六年间，芝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任命了他的老婆小青儿为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芝在天安门城楼上伙同他的亲密战友小蓉儿（林彪，原名林育蓉）八次接见红卫兵，打倒刘邓陶、掐死“王关戚”，抛出“杨余傅”；支持阿朝越，支持美国黑人、支持亚非拉、支持刚果（布）坦桑尼亚赤道几内亚委内瑞拉尼日利亚------这么说吧！只要是穷国家，他就没有不支持的，他都愿意充当冤大头，主动送钱买吆喝。至于自己这个国家的人民吃得饱还是吃不饱，全不在他的心里。于是我们庄严的报纸也欢呼“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时代”------
爽歪歪！
烈火喷油般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得飞快，眼花缭乱般“假胜利”一个接一个地应接不暇，谁还记得田家英？英不再被提起，芝不提，也没人敢在芝的面前提起英，仿佛这世界上就从来不存在过叫田家英的人，仿佛芝也从来就没有一个秘书叫田家英。
时光匆匆，转瞬间这就到了1971年。
那个倾注了芝晚年心血，精心策划，破格提拔的亲密战友小蓉儿居然必然的逃跑，又偶然地摔死了【注23】。这个消息太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觉得他被林彪骗了。芝一辈子神武英明，只有他骗人的份，没有人骗他的先例，却不料这回被小蓉儿着着实实的骗了一回。虽说从九大以来，芝对小蓉儿已经有所防范，九届二中以后更是加紧了布局，伪游云梦、敲山镇虎、摔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等一系列“烂计”正一步一步地有序地展开。芝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只等着坐收瓮中捉鳖之功，却不料仍被小蓉儿金蝉脱壳，月黑风高夜遁逃了。虽说是小蓉儿最终摔死在异国它乡了，但这毕竟不是“伟大战略部署”所要的结果。“九一三”对于小蓉儿固然是完败，可是他死了，胜败对于小蓉儿已是永远的解脱；“九一三”对于芝又何尝不是完败呢？甚至可以说是更大的失败。且还活着，胜败对于老芝头仍然是无穷的纠缠。面对臣僚，面对黎庶，面对世界，芝还如何解说？这张老脸还要不要？芝受的刺激太大了，泄了真精，伤了元气，一下子就衰老了过去，接连休克了好几次，鬼门关里转悠了好几次。虽然醒过来了，却气息悠悠，全没了往昔的精灵与神气。黑夜里，小蓉儿的鬼魅，吊梢浓眉、三角细眼，伴随他那特有的拉长了老妇人的尖嗓音，常常越过荒漠，越过边界，越过长城，越过中南海的红墙，闯入梦中，将芝的元神吸走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下一句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只有“花落去”而没有“燕归来”了！小沈阳说“人生的悲哀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赵本山断然地说“错！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还活着，可钱没了。”
“九一三”后的芝就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老本输得精光光，可人还得强撑着，芝于是急速地衰老了。当芝衰老得已经走不动路了，行将就木之际，那份对英遥远的感情又曾回光返照般地在心田淡淡地涌了上来，面对窗外无边的萧萧落木，芝喃喃地说道：
“看来，田家英也没有什么问题！”【注24】
其时，英已走了8个年头了。
笔者写此掷笔大怒：“早干啥吃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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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7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27楼高富帅的烦恼
“文革自杀者”们一旦决定了自杀，自然明白这是这一辈子所能创作的最后一件“作品”了，谁都想将这最后一件“作品”创作得“漂亮”些，利落些，甚至“愉快”些。而这主要取决于“自杀方式”的选择。
选择“自杀方式”首先要根据客观条件，以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能上”的可行性。例如家中有足量安眠药存量，那就服安眠药；没有安眠药，有敌敌畏也行；家中有管道煤气或液化气，那就选煤气中毒；住高楼的选择跳楼------
其次就是“预后”。要考虑死亡的速度，过程中的痛苦程度以及心理上的恐惧等等。
比如“跳楼”。这种方式的“预后”是脑浆并裂、断手断脚、粉身碎骨------太恐怖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都希望“全尸”，零部件一个也不能少，当然就不会采用了。像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总参谋长罗瑞卿------选择跳楼，那也是因为她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的余地。
又比如“服毒”。服毒后至死亡前这一段时间内有五脏六腑的绞痛及七窍流血的预后。自杀者一般对此也是十分恐惧，当然也不会采用了。
自杀是对人世最终的诀别，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使过了一万年再回来一分钟看看也不行。这世上既有“红烧肉”与“中国豆腐”这样舌尖上的美味让人留恋，更有父母妻儿的亲情让人犹豫，所以一般的“自杀者”都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增强自杀的决心，增加自杀的勇敢，同时减轻自杀的痛苦。最常见、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俗话说“酒壮怂人胆”。让酒精先将自己麻木了，然后再将毒药喝下去。
据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本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对蚯蚓、蛇这类动物害怕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他就是采用“喝酒”这种办法来为自己壮胆的，他喝了一瓶茅台酒后再上吊。
著名的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原名吴宇洪），也是这样做的。
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但他已经被江青点了名。这位昔日上海滩上的二、三流演员在文革初的一次讲话中一下子疯狂地枪毙了成百部电影，她说：“《冰山上的来客》作者乌·白辛是伪满州国人员”。白辛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背靠着这根树干，吃着喝着死着。
没有人知道白辛死前的痛苦究竟到什么程度？也没人知道酒精的缓冲作用有多大，反正在他被发现时，已经死多时了。
白辛所采用的方法比田家英有“诗意”，他利用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拥抱了大自然的美丽。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于1966年9月6日与夫人程卓如副教授决定自杀，他们家里既有安眠药也有煤气罐，但安眠药的数量远远不够，所以这夫妻俩先各自服了几片安眠药，然后再打开煤气罐，双管齐下，既能减轻痛苦，又能确保成功率。
作家白辛与音乐家杨嘉仁夫妻显然害怕自杀过程中的痛苦，但也有一些自杀者是不怕的。
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就是这样的人。
韩俊卿在文革初期经受了无数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虽然痛不欲生，但也忍了；虽然已有死的念头，但也想再等等再看看，蝼蚁尚且偷生，好死不如歹活，能熬得过去就尽量地熬着吧。
然而，她没有能熬过去。有一天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批斗她时，当众逼迫她脱下鞋袜。而她在小时候受尽苦难，缠过小脚。
年轻的读者们，你们见过女人的小脚吗？笔者毕竟上了一把年纪，小时候见过外婆的小脚，还见过邻居兰姑娘、曾家老太太------的小脚。小脚女人在穿着鞋袜站着时有亭亭玉立之感，走路时有弱柳扶风之姿，一旦脱了鞋袜，那小脚不但惨不忍睹，而且奇臭无比。
韩俊卿的小脚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痛，所以她的鞋袜是万万不肯脱的。这一脱，她那双畸形而丑陋的小脚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狗男狗女七嘴八舌，有人说好看，有人说难看，有人说臭；有人说脸是麻子，脚是小脚（她小时候得过天花，确是个麻子），太难看了。字字句句都是剜心的刀子。造反派还不罢休，又逼她那双光着的小脚在煤渣路上“走两步”。就像赵本山么喝范伟“走两步”。范伟“走两步”，就瘸了；韩俊卿“走两步”，从批斗现场一回到家里，就立刻自杀了。
她家没有安眠药，但有敌敌畏。在决定“死”的瞬间，韩女士所考虑的内容与白辛先生大不一样。她没有考虑用什么方法去减缓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而是只求快死、速死、万无一失地死。为了预防万一死不了或是死不快，她还是争分夺秒地搞好了一包火柴头，喝了敌敌畏后，立刻就将这一包火柴头咽了下去。让火柴头在体内燃烧。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她不知道“火柴”燃烧的要素中必须要有氧气。
韩俊卿的故事是另一种“悲惨决绝”，在这个故事里有两点有关“人性”的问题需要思考：
一、造反派的人性：
你说这些造反派，斗也斗了，打也打了，为什么还别出心裁地要她当众脱鞋脱袜，露出那双畸型而丑陋的小脚呢？
三寸金莲？年青的造反派们没有何见过，所以他们有好奇。这就是人性中一种“窥私”的阴暗心理。“严凤英之死”的故事里，那个畜生军代表刘万泉下令对严凤英的尸体“开膛破肚、砍尿泡”，就是“窥私”心理的极致发展，由“窥私”而“窥裸”而“窥阴”。
二、韩俊卿的人性：
韩俊卿在决定自杀后想的是什么？她难道没有想过喝“敌敌畏”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吗？这是常识，她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她当时大脑的兴奋点并不在这里，所以她也没有想如何减轻痛苦？更不会采取任何减轻痛苦的措施；她的“兴奋点”是如何迅速死，确保死。她对“活”的恐惧远远胜过了对“死”的恐惧，再痛再苦，只要早死就好，她一分一秒也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她非但没有找酒喝，相反还吃下一包火柴头。
即使在数以万计的“自杀者”中，韩俊卿也算是一个“一不怕痛，二不怕死”的典型了。再痛也不怕，就怕不得死。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啊？
这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让生灵对活着的恐惧竟到如此的程度！
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
暗夜恁地浓无边！暗夜恁地浓无边！暗夜恁地浓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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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8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32楼高富帅的烦恼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时期，“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开始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内容；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导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
“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报道表扬，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4次，即上午上班、下午下班、上学、放学各1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1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或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但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也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X页，第X段。伟大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如果这位“领导”不是本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导”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和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不同项目的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学者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阑尾炎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但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环节。(葛剑雄，《病室忆旧》，1997年11月2日《文汇报》)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
在农村，同样要求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做“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此项活动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的活动。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2006年6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的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或许因为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有人指出：“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试想，一个人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与“汇报”，使生活终能短暂片刻地摆脱无时无刻不在的“政治”管制与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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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9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33楼高富帅的烦恼
“文革”时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
一天，我去供销社，进门就听到一个中学生和售货员的对话，堪称经典。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就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我见两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急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售货员：“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你还能咋的？”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啥了不起？”
我看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我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了台阶，转身而去，他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回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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