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情定邓颖超，一生一世一双人，提起初恋张若名：她只是朋友

桑瑞 · 发表于 2023-1-8 16:40:28

楼主桑瑞说：
提起“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他出众的相貌是不可忽视的。若用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形容，那真是恰如其分。
但周恩来此人绝不是空有一副皮囊，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足以体现他的豪情壮志，试问倘若遇见这样一位翩翩少年，你能不动心吗？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周恩来与其夫人邓颖超的绝美爱情。众所周知，两人风雨同舟，携手一生，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与邓颖超结婚之前，周恩来也曾经有过一段感情，多年后提起来，周恩来只是淡淡地说道：“她只是朋友。”周恩来的初恋到底是何方人物，这其中发生过什么故事？为何周恩来最终选择了邓颖超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原籍在浙江绍兴，与周树人同宗。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周恩来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南开大学工作。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意气风发，全身心投入到挽救国家危亡的工作中，是当时天津学生中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图|周恩来
据当时南开大学一名同学回忆：周恩来个子很高，身形挺拔，经常穿一件白色长衫，脚上踩一双干净的白色胶鞋。他面容坚毅，鼻梁高挺，在人群中很耀眼，许多女学生都对他心生爱慕，但都被他用一句‘我是不婚主义者’给拒绝了，直截了当不留半分余地。
当时周恩来21岁，处于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年龄，他完全可以去追求美好的爱情。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救国救民才是头等大事，周恩来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感情，他一如既往为革命事业而终日不停地忙碌。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期间周恩来与邓颖超及张若名两人结识。两人同属于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而且还是同班同学。在五四运动中，张若名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部长，而邓颖超则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执行委员及讲演队队长。
不过，一开始周恩来对邓颖超的印象比较深刻。当时，周恩来等人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举行的讲演群众大会了解情况。作为讲演队队长的邓颖超正在讲台上演讲，当时她年纪尚小，虽只有16岁，但她口齿伶俐，眼神中绽放出革命的光彩，演讲起来感情丰富、激动人心，台下不少同志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番动情的演讲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他专注地盯着这位小姑娘的演讲，欣赏之情溢于言表，陪同的朋友介绍道：“台上演讲的那个小姑娘名叫邓文淑（邓颖超原名邓文淑），演讲水平十分出色，小小年纪就当上了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队长。
图|邓颖超
可她的命却很苦，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她和母亲杨振德相依为命。好在杨振德向来坚强，很快就从痛失丈夫的悲伤中走出来。这杨振德早年间念过几年书，算是有些文化，本职工作是医生，这些年靠治病救人将邓颖超抚养长大，但收入微薄，母女俩日子过得很拮据……”
听了这番介绍，周恩来感叹道：“那她小小年纪可真是不容易。”也许是出于欣赏又或是怜惜，借此机会，周恩来在一旁默默等待，直到邓颖超演讲完毕。他大步走到邓颖超面前，真诚地夸赞道：“邓颖超同志你好，我是周恩来，你的演讲水平真高啊！”
少年的嗓音真诚又清冽，刚开始邓颖超被这突如其来的赞美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她就镇定了下来，大大方方回答道：“你过奖了。”但脸颊的红晕，还是出卖了她此刻的心情。
就是这次见面让周恩来对邓颖超印象深刻，十分欣赏，但在周恩来心里，邓颖超只是一名优秀的女同志，又或许是一个坚强的小妹妹，他压根没往感情那方面想。邓颖超显然也只把周恩来当朋友看待，她年纪还小，不懂什么叫做爱慕，况且周恩来当时已心有所属。
就连著名作家韩素音也曾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对邓颖超一见钟情。事实上，他似乎爱上了另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而这个姑娘就是张若名。1902年2月，张若名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一个地主兼官僚家庭，家境优渥，张若名被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但她身上却没有半分娇气。相反，她本人十分踏实，在学习方面非常刻苦，凭借优异的成绩于1916年考入直隶女师。
图|张若名
面容清秀、性格坚毅的张若名在学校极负盛名，在校期间她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倡导女性解放，是一位极具现代思想的优秀女性。
张若名与周恩来的缘分还得从觉悟社说起，当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9月16日，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一众爱国青年顺应时代潮流，共同组建起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的成立，给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供了一个据点。在这里大批有志青年畅所欲言，就时代趋向和斗争局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图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也正是在这里，张若名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慢慢发酵。
图|觉悟社旧址
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后，周恩来、张若名等人义愤填膺。经过短暂商讨，周恩来指出：“为今之计，我们只能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给直隶省署施压，为被捕代表赢得一线生机！”
周恩来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学生们推举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四人为代表，作为整场示威游行的指挥者和领头人。一开始，游行还算顺利，一路上还有不少爱国群众加入，大家士气高昂，爱国口号贯彻大街小巷，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直隶省署门前，要求与直隶省长当面对话。
直隶省署可能提前得到了消息，竟然把两扇大铁门紧紧关闭，里头没有半分动静。想来，这群缩头乌龟是想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达到劝退学生的目的。
这铁门虽硬，但门下的缝隙却不小，本着保护群众的原则，周恩来决定让游行队伍继续留在门外呼喊口号声援。由他和张若名、郭隆真以及于方舟四人从门下钻进省府，找直隶省长要一个说法。
但让周恩来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狡猾的反动军警早已埋伏在内，先前的大门紧闭只是一个假象，为的就是引诱学生进入直隶省署，将他们尽数捕杀。当周恩来他们四位代表一钻进省署大门时，大批反动军警随即一拥而上，将他们悉数逮捕，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将领头人抓捕，便无所畏惧了。
于是打开大门，在学生和群众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大肆殴打、驱赶游行人员。一时之间，大家乱作一团，而这场请愿示威也在直隶省署的阴谋下以失败告终。当时情况很不好，游行的学生和群众中有多人负伤，而另一边身陷囹圄的张若名等人也是焦头烂额，在狱中忍受着敌人的折磨。
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放弃斗争，他临危不乱地指导难友们斗争，这牢狱也禁锢不住他的革命斗志。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在这狭小、昏暗的牢房里，迸发出耀眼的光彩，感染着连同张若名在内的一众难友。
在狱内外斗争下，1920年7月17日直隶省署迫于舆论压力和人民抗争将学生们释放。此次事件，确实让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接触变得多起来，但二人的感情升华其实是在法国。
邓颖超曾经说过：“当时张若名和恩来接触比较多，后来还一同前往法国求学，大家都觉得他俩很般配，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就连周恩来本人也对亲侄女周秉德讲过这段情感经历：“我留学法国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长得比你姑妈（邓颖超）漂亮，别人都以为我跟她不错。其实，我和她还真不错，也挺谈得来的，一起出去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在一起。”
那二人没在一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
1920年，为响应以“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的途径”为目的的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号召，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同属于远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学子，两人的关系自然比一般人要好。在巴黎，周恩来和张若名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一起朝共同的方向努力。
但好景不长，张若名因为出身问题需要党内审查。本来这也没什么，但由于张若名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多次被法国警察跟踪和盘问，这让张若名不堪其忧。年纪轻轻远赴法国求学，连日来的委屈让张若名崩溃，她最终选择退出党组织，专心攻读学业，她认为等到将来自己学有所成，之后再报效国家也一样。
与张若名的决定不同，周恩来坚定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他成为了一名革命家，日夜奔波于各大欧洲国家，从事党的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至此周恩来与张若名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任何亲密关系都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
周恩来一向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人生信仰，他曾经说过：“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徒，一生都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如若要选择人生伴侣，那人必然是经得起革命考验的同志。”从张若名退出组织的那一刻起，两人就注定无法走到一起。
后来，周恩来主动找到张若名向她诉说自己的想法，既果断又诚恳：“现如今我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决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而以后与我执手一生的人，必然应当和我有共同志向，很显然你我二人并不是志同道合。”二人的感情尚在萌芽阶段便已经结束了。
图|周恩来
不久后，邓颖超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因为她是周恩来中意之人。其实，早在五四期间初次见面后，周恩来就和邓颖超就一直保持书信来往，在信里勉励对方。正是在这种纯真、志同道合的通信中，周恩来对邓颖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两人的感情慢慢积淀。
但这次信封里却只有一张油画明信片，画面上芳草如茵，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周恩来在明信片背面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切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聪慧的邓颖超怎么可能不明白周恩来的意思？她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问道：“你向来奉行独身主义，如今怎么突然向我表明心迹？这让我很是不解……”
周恩来坦然道：“我已经放弃‘独身主义’，想要找一个愿意与我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伴侣，而你身上具备对理想坚定不移的品质。通过长时间的通信，我们彼此了解，也更加坚定了我对你的心意。”周恩来此人向来是有一说一，这番话必然也是真心实意，而邓颖超本就对他很有好感，于是两人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但周恩来工作非常忙，除了本职工作外，又要做统一战线工作，黄埔军校的工作也离不开他，往往一整天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忙起来常常连饭都忘了吃，更别提去天津看望邓颖超了。如此一来，两人在周恩来回国后一年多时间里从未见过面。
直到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他返回北京的路上会经过天津，于是周恩来拜托他替自己送信给邓颖超。（当时邓颖超在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信中提到，党组织了解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特殊关系，决定调邓颖超来广东区委会工作，这样两人也可以互相陪伴，于是要她速来广州。也正是由于高君宇送来的这封信，使两人重新联系上，婚后邓颖超一直称高君宇是她和周恩来的红娘。
1925年8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步入婚姻的殿堂。周恩来生活一向简朴，不喜欢铺张浪费，婚礼一切从简，但布置得十分温馨。得知周恩来结婚，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纷纷前来祝贺。
不得不说，周恩来的人缘真的有目共睹，就连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礼。于是，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宴请了大家，本来夫妇二人想低调，没想到最后硬是坐了两大桌子人。婚礼上一片欢声笑语，众人纷纷举杯祝贺这对革命伴侣。
革命夫妻一切以革命事业为先，周恩来没有过多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省港大罢工还等着他去指挥，而邓颖超也到广东区委上班。二人没有因为结婚就对工作懈怠，反而更为积极。
两情相悦的二人婚后生活过得十分甜蜜，不久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但邓颖超却没能把这个小生命留下来，夫妻二人也为此事有过争吵。
当时邓颖超21岁，刚来广州不久的她做了何香凝的秘书，对工作内容还不熟悉，孩子的到来让她一下子手足无措。在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邓颖超自作主张偷偷把孩子打掉了。
而周恩来对此事一概不知，工作性质使得周恩来不能时常陪伴在妻子身边。直到一个多月后，两人才得以再次见面，思来想去，邓颖超还是向周恩来坦白了这件事。
果然，一向温柔随和的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他对邓颖超指责道：“你要明白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没有任何权利扼杀他。再说了，这也会大大损害你的身体，你这是对孩子、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生孩子与革命工作又不冲突，你怎么能如此草率做决定呢？总该来信与我商量一下才是，要是当时我知道，我绝对不允许你做这个决定！”
邓颖超心里也很后悔，她知道周恩来最喜欢孩子，如果有一天能够当爸爸，他应该会很开心，而自己却这么草率做了这个决定。她小心翼翼安慰道：“恩来，你别生气了，这件事的确是我做得不对，今后再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和你商量。至于孩子，我们慢慢来。”其实周恩来哪里会真的生邓颖超的气，很快两人就和好了。
不久后，邓颖超再次怀孕，但因为一些现实原因，这个孩子还是没能如愿生下来，且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可即便如此，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关系也从未出现过一丝裂痕，还是和从前一样恩爱，两人过得十分幸福，令人艳羡。
而远在法国的张若名也过得不错，她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考入里昂中法大学，后来还成为了文科硕士，接着又考取了博士研究生。她和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早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友谊。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赶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白色恐怖弥漫，特务无孔不入，一路上接受了不少的盘查。为了隐藏行踪，周恩来决定从欧洲绕道回国，在法国巴黎周恩来和张若名两人见了一面。
没有拘谨也没有尴尬，只有好友相见的亲切，周恩来就那样自然且不失风度地告诉张若名，自己已经和邓颖超结婚，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张若名此时也有了自己的归属，对周恩来表示出由衷的祝贺。
后来，周恩来对周秉德提起过他与张若名的这段过往：“我和张若名曾经同在觉悟社任职，在天津一块坐过牢，我对她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她的人品绝没有问题，至于她退出组织、离开革命队伍一事，那是她个人选择，我不做评论。在那之后，张若名没有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做着一个革命者应该做的事情。你要知道，这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恋人一种，在这之外还有友情，不能成为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但也只是朋友。”
1972年，周恩来病重在住院治疗，期间都由邓颖超陪伴左右、悉心照料。疾病缠身的周恩来从未在妻子面前喊过一声苦，可是命运终究不肯放过他，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
恩爱夫妻如今却面临着生离死别，邓颖超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早在当年群众大会上，她便注意到了这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后来听到他的夸奖才会那样动心。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什么是喜欢，现在想来那就是爱情。
斯人已逝，往事不可追。在周恩来的葬礼上，邓颖超献上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上写着一行小字：战友--小超哀献。小超是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早在50年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土葬为火葬，邓颖超将丈夫的骨灰撒在了他最热爱的黄土大地上。
邓颖超对他的爱如从前一样深沉，在那些痛苦难挨的日子里，她时常思念丈夫。看着西花厅院里盛开的海棠花，邓颖超写下《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周恩来的思念，言辞恳切到让人不忍卒读，与其说是一篇文章，不如说是一封写给丈夫的信，全篇都是爱意。两人之间的爱，就像西花厅的海棠一样历经四季，云卷云舒，依然年年绽放满树繁花，摇霞映雪，岁岁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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