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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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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 05:21:5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楼主 天涯过客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大事记》全文约10万字,6月28日至30日,将在《人民日报》分三次刊发。人民出版社将于近期出版单行本。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爱国先驱,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开辟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东方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壮大。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
1919年5月4日 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声援学生,随后罢工、罢课、罢市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中国代表没有出席6月28日的巴黎和约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图书大量出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1920年3月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北京的研究会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地及海外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同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到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大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8月1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
9月27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广东海丰成立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很多地方成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9月,湖南衡山白果地区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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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04:46 |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天涯过客说:
毛泽东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今年100岁了。


这个领导着中国人民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今正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高视阔步地前行。


回顾百年历史,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无数杰出的民族精英,秉承理想信念,一往无前,虽万死而不辞。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尊严的塑造,现代中国的建立,后代子孙的和平幸福,甘愿赴汤蹈火,血洒疆场,把无名忠骨埋进巍巍青山。


历史从1840年看起,通篇血泪难忍卒读,历史从1921年开始打量,则令人血脉贲张,看到光明在前。慨叹上苍对中华民族的不公,又庆幸天公终于降生了诸多出类拔萃的风流人物。


在这和平、丰沛、安宁的时代里,我们始终感念先辈,他们在革命年代,经常饿着肚子,衣衫单薄,寒酸得无以复加,却在干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作,从事着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不惜为此牺牲生命。


他们何以要这样做?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来概括:无非一念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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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08:20 |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天涯过客说:
6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这是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带领党员领导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一百年能做什么?足够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谱写从内忧外患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奔向伟大复兴梦想的壮阔民族史诗;足够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靠自己的手,走自己的路,创造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了不起的发展奇迹。
   
1921-2021,百年大浪淘沙。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一次次遭受挫败,一次次力挽狂澜,一次次浴火重生,从稚嫩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愈挫愈奋、愈战愈勇,百年磨砺,淬火成钢。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调研期间,一次次踏上红色热土,用脚步丈量信仰高地。
   
“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总书记是最好的典范。他一次次回到历史现场,倾听历史回响,总结历史经验,多次讲述党的历史上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和瞬间,阐释历史对今天的启迪、对未来的昭示。
   
历史是人民写就的。总书记讲述的这些党史故事,正是百年党史光辉历程中的一部分,正是千千万万为了革命信仰、为了党和人民奋不顾身、甘洒热血的优秀共产党人的代表。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每一次对历史故事的回顾和重温,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启迪。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回溯越深,越能深切感受到信仰的光辉、精神的力量,历史的大势,穿越光尘,超越时空,给我们最深的感动,最深的教益。
   
在这世界上,生命有限,而真理与精神长存。当我们以百年厚重一遍遍重新认识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开创的事业,就能越来越深刻体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在20世纪的历史大势下,在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这一百年中,历史和人民为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就能深刻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一次次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在挫折之后毅然奋起、在磨难面前百折不挠,不断成长、成熟、壮大,发展成为拥有91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代人手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肩负的不仅是这代人的期望,更是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泪水和汗水前仆后继创下的历史伟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这关键时刻,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向历史学习,就是不断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风雨无阻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值此隆重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之际,长江日报推出《百炼成钢——总书记讲述的党史故事》特刊,回到总书记讲述的党史故事中的历史现场,回到党的光辉历程中,在党史这本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不断汲取养分和力量,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鲁珊执笔)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看到安放于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的讲述










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
    ——2020年1月19日下午,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腾冲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高度评价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作出的积极贡献














在参观军史馆时,我对长征途中红31军93师274团“半截皮带”的故事,感触很深。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将半截皮带留下来,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第13集团军时说










革命理想高于天。江西到处传颂着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是方志敏同志牺牲前留下的铮铮誓言。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马日事变后湖南一片血雨腥风,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发出“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迈誓言。
    ——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当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但红六军团不畏艰险、浴血征战,胜利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的任务。在湘江战役中,陈树湘烈士“断肠明志”的事迹十分感人,真是“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尊英雄躯”。
    ——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皮、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其事迹震撼人心。
   ——2020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前一段,我再次看了一些抗战家书,的确感人至深。赵一曼在临死前的遗书中写道:“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这些革命烈士的家书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材,应该编辑成册,发给广大党员干部,大家都经常读一读、想一想。
    ——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说










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福建这片热土孕育了许多先进人物,谷文昌同志就是一个,我多次提到过他的事迹。他在东山县工作了十五年,带领全县人民拼搏奋战,把一个荒漠化的孤岛变成半岛,并建成了海上绿洲,使群众摆脱了世代逃荒要饭的苦日子,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谷文昌同志的事迹同焦裕禄、杨善洲同志的事迹一样,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高尚情操。
    ——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继续干革命,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大家要自觉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长征过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机关领导“每天节约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群众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精神。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可毛泽东同志带头勤俭节约,只点一根灯芯,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讲到了“只点一根灯芯”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我向龚全珍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










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六十多年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百分之零点三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说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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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通向外界道路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讲述毛相林的故事










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向她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9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我国广大医务人员是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同志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同时,他们又是十分谦逊的人,钟南山同志说:“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人民群众说:“有你们在,就安心!”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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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刚刚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记者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党的百年奋斗之路。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陈列柜中一份份书信、日记等珍贵史料,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让很多参观者驻足沉思。




在展览中,记者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被编为“0001号”的革命文物——李大钊从容就义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旁边,陈列着一份李大钊在狱中写下的亲笔自述。

李大钊被捕后的亲笔自述(局部)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捕后,与敌人英勇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在这份《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他从容就义,表现出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的标杆。



陈觉烈士写给妻子赵云霄及赵云霄写给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的遗书


这两封信的主人——革命烈士陈觉与赵云霄是一对年轻的伉俪,他们同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在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分别被敌人逮捕。此时,赵云霄已怀有身孕4个月。1928年10月14日,陈觉未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在给妻子赵云霄的诀别信中,陈觉写道:“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赵云霄因怀有身孕,刑期推迟5个月。翌年2月的一天,赵云霄在狱中生下一名女婴,取名“启明”。3月26日,赵云霄为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在长沙从容赴死,年仅23岁。


两封并排陈列的遗书流露着一个丈夫、一个母亲与亲人永别时的不舍,他们坚毅从容的笔迹更宣示着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死亡时的坦荡无畏。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发出“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迈誓言。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江善忠烈士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1943年春天,冉庄地道战创始人之一张森林被日、伪军残忍杀害,时年仅36岁。冉庄村民将张森林遗体偷运回村,在他的内衣裳袋中发现了一首《就义辞》:“鳞伤遍体做徒囚,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


冉庄地道战创始人之一张森林手书遗诗《就义辞》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1949年3月7日,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周果生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封家书


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烈士周果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于1949年3月7日渡江战役前夕在战场上写下的,收信人是他的二哥和姐姐。在这封家书中,周果生向家人汇报了他最近战斗的情况,字里行间透露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和与敌人誓死搏斗的决心。

人民解放军第29军战士张勇在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前三天,写给自己妻子的绝笔信


“要到上海去了!一切为了胜利。……最后的战斗我坚信一定胜利的,但也是艰苦残酷的,我却不怕。我将愿贡献我的一切给这一战斗,为了永久的和平与享福。”这是一位名叫张勇的烈士,在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前三天,写给自己新婚刚满两个月的妻子胡兴野的一封信。他不仅是这样想的,更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张勇这封遗信的空白处,他的妻子写下这样一段备注:“……这是他过江后最后一次给我的信。收到此信时前二天,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这次事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刺激。组织上由不同意到同意(指两人的婚姻),关系合法只二个月就此结束。这是难忘的一生。”



石油大会战时期,“铁人”王进喜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指挥部在三月份一定要完成15口井,很快的要交出去,质量打到百分百

98抗洪时的“生死牌”


每一张泛黄的纸片背后,都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在日记中写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98抗洪时,黄义成、唐仁清、李建强等16名共产党员在“生死牌”上签名宣誓“誓与大堤共存亡”。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主动请缨到扶贫县工作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在扶贫日记中写下“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誓言。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救生命,一本抗疫日记写满了一名医务人员对人民的赤诚和对生命的敬佑。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坚守疫情防控一线,因公殉职,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风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这样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武汉市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的抗疫日记

刘智明烈士生前的党员学习笔记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至深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册,用于干部教育,让各级干部常常看、常常思、常常反求己身”。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很多参观者都眼含热泪、深情凝视那些在党的百年奋斗中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他们留下的珍贵手迹和背后的感人故事,让我们的思想受到洗礼,心灵产生触动。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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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11:17 | 只看该作者
5楼 天涯过客说: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封求情信被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写信者叫黄克功,16岁参加革命,在几次反“围剿”中屡立战功,26岁就已经是红军师团级干部。但在全面抗战爆发、民族深陷危机时,这位战斗英雄酿出了一桩命案。

如何处置黄克功,在延安引起了不小争议。有人认为,影响极其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有人为这位年轻有为的红军干部感到惋惜,认为正值国家危难之际,军事人才不可多得,希望组织考虑到他多年的战功,让他把最后一滴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这一结果,在陕甘宁边区立下了“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触犯了法律就必须受到严惩”的规矩。案件审理过程留下的“从严”理念,与党一路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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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13:07 | 只看该作者
6楼 天涯过客说:
刚刚!
天安门广场前的这一幕幕
刷屏了







七十年风云变幻
七十年沧海桑田
七十年前
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举行
一句话语响彻华夏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或许在70年后的今天
有很多人已经不知道
就在那一天

在北京
在天安门
有9位海宁人
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
摄影:孟昭瑞


这9位海宁人参加了开国大典

陈巳生


陈巳生(1893-195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民主建国会正式代表。


陈巳生在上海做学徒、工人期间,到青年会夜校学习,受影响成为基督徒,在上海和郑州基督教青年会担任主任干事和总干事,后到欧美游历,回国后从事工商业。



△1930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陈巳生


陈巳生抗战期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参加宪政促进运动的斗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那时起,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献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革命事业,利用关勒铭金笔厂掩护地下党员和革命工作。



△1947年10月10日,关勒铭金笔厂全体股东和职员集体合影。第三排左四是江苏省委书记、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华东局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驻苏联大使刘晓;左六是山海里陈家陈巳生,关勒铭董事长总经理;左七是山海里陈家陈淼生,关勒铭大股东;第四排左五是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



1945年,陈巳生参与发起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抗美援朝时,参加第一次赴朝慰问团,担任分团长。回国后,大力推动捐献爱国武器运动。

△1951年,陈巳生(中)率领华东及上海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前线



△1949年10月13日上午,陈巳生(前坐者)与刘晓(左一)、陈震中(中)范小凤(右一,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在北京饭店4楼411房外阳台合影



宋云彬


宋云彬(1897-197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救国会正式代表,著名学者、文史专家。



△宋云彬在黄埔时的留影



1925年,宋云彬回乡参与筹组国民党海宁县党部,并参与筹组在硖石东山召开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简称“东山会议”),在全国最早通电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多次遭到通缉。1930年代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编辑《中学生》杂志。




△从香港到解放区的船上


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武汉参加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抗日宣传工作,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1945年,宋云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主编《民主生活》。1947年赴香港,任文化供应社总编辑。1949年春,宋云彬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1952年回到浙江,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后调北京任中华书局编辑,是点校《二十四史》第一责任编辑。



△和救国会出席新政协的全体代表合影(后排右二)




△宋云彬在杭州作报告



沙可夫


沙可夫(1903-1961),海宁新仓人,是我国无产阶级艺术教育的开拓者、大众文艺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著名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1926年在法国留学时,沙可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中共旅欧总支书记。




△1919年,沙可夫小学毕业照



△1926年,留学法国与朋友合影(后排右一为沙可夫)


1931年,沙可夫回国到上海,因联络遭破坏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后经营救保释。


1932年春,奉命到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艺术局长、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7年10月,沙可夫到延安,任新华通讯社主任。1938年筹建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他从国民党统治区引进冼星海等艺术人才当教员,培养了一批批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部队文艺战士和地方文艺骨干,创作出不少精品力作。1939年,沙可夫赴晋察冀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等职。1953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延安时期:1939年,沙可夫在延安垦荒



△华北联大:1946年冬,沙可夫在束鹿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剧团作文艺讲座



△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华北代表团合影(后排左起第五人为沙可夫)



夏之栩


夏之栩(1906-1987),海宁盐官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华中解放区正式代表。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干部,无产阶级革命家。



△首届政协大会的正式代表夏之栩



△湖北女师“七君子”


夏之栩192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妻子。曾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斗争,冒死参与地下斗争,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经我党营救获释后积极投身抗日。1941年,夏之栩赴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组织部工作,是中共七大、八大的正式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夏之栩曾担任武汉市委首届组织部长,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夏之栩(前左二)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李蓝丁


李蓝丁(1924-2007),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候补代表,著名英雄模范。



△李蓝丁在郭店小学上四年级时的留影


1941年12月,李蓝丁从上海私立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后参加新四军,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十八团休养所医疗队长、华东野战军第二、三野战医院医疗队长、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护理部主任,总参管理局第三门诊部主任,解放军总医院临床二部副主任等职,曾参加了车桥、高邮、涟水、孟良崮等战役。



△1945年10月,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一届英模大会召开。李蓝丁(站立讲话者)出席英模代表大会,被评为三等模范医务工作者。



△1948年,李蓝丁(最前者)率领医疗队在前线抢运伤员。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围剿中,李蓝丁与日寇斗智斗勇,依靠群众和芦苇荡的隐蔽,抢救伤员。孟良崮战役中4天4夜的连续战斗,率医疗队转移救治伤病员4000多人。1948年,李蓝丁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0年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奖章,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多次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1949年10月1日,李蓝丁(中)与战友在天安门城楼西台上留下开国大典纪念。




沈鸿


沈鸿(1906-1998),海宁硖石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代表。杰出机械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业的重要领导人和开拓者之一。小学四年学历,自学成才的典范。






△1930年在上海,右一为沈鸿


1931年春,沈鸿在上海创办利用五金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鸿毅然毁家纾难,带着他办工厂的几部工作母机和几名技术学徒,克服种种困难,投奔八路军、共产党。





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间,沈鸿都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


在这八年里,为挽救民族危亡,沈鸿接受和解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






他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此,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发给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无限忠诚”四个大字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并被誉为“边区工业之父”。



△1944年陕甘宁边区工厂会议,右起沈鸿、邓发、李强、钱志道







1947年4月,沈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58年,他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力更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2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主编出版《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



△沈鸿(左)在海宁旧宅旁的小桥上



史东山


史东山(1902—1955),海宁人、我国电影事业奠基人、著名电影艺术家。




△史东山



△少年史东山与母亲、妹妹、父亲、姐姐、弟弟,右起后立者为史东山



史东山于1922年步入影坛,成为著名编导。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史东山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任导演。1932年与蔡楚生等合作拍摄《共赴国难》等片。



△《共赴国难》剧照



△《保卫我们的土地》剧照



△1925年,史东山在影片《小公子》中的银幕形象




△1933年,史东山(左一)与蔡楚生、孙瑜、周克等著名导演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东山任上海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委员。拍摄有抗战四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影片。1946年8月,文华影业公司成立。史东山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人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名义,组织联华影艺社,并租借原联华公司徐家汇场址,作为该社拍摄场地,开拍由他编导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此片于1947年上映后,轰动中国影坛。



△1949年9月,首届全国政协文艺组部分同志(前排左三为史东山)


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剧协常务理事、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51年,编导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第六届国际电影节导演奖。1955年2月23日逝世。著有《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等。



△1949年9月,史东山在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留影



徐永祚


徐永祚(1891-1959),海宁人,著名会计学家,倡导中式簿记改良,对我国近现代会计学的进步、发展与普及等做出了杰出贡献。





徐永祚先后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科(1915年),毕业后在天津中国银行担任练习生。曾任上海《银行周报》编辑、主编,银行公会书记长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会计科长和常务理事、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曾担任神州大学、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上海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



△徐永祚会计补习班第一届毕业留念 徐永祚(前排中)


1921年在上海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后改名为正明会计师事务所)。主编《会计杂志》,介绍国内外财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推行会计制度改革,倡导改良中式簿记,部分行业使用到1990年代,著有《改良中式簿记概说》。





1937年淞沪之战开始,上海人民踊跃捐献,徐永祚因经手所有捐献财物凭证和账册,被日军逮捕监禁,再三逼问财物所在。徐永祚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1945年,徐永祚加入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政协自由自由界代表合影 徐永祚(前排左二)



陈震中


1949年—2019年
70年风雨兼程
曾经参加开国大典的9位海宁人中
只有陈震中还健在
之前,大潮君有幸拜访了他


大潮君见到陈震中的时候是在医院
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他
身子骨很瘦小
但精神很好 思路清晰





从入党
到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再到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
登上天安门城楼
陈震中向我们娓娓道来


风风雨雨披荆斩棘

1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陈震中,出生于1926年,是海宁盐官人。5岁的时候,他就跟随父亲去了上海。


陈震中的父亲陈巳生是一名爱国人士,每每家里有客人来,都会和陈巳生讨论抗战的形势,年幼的陈震中听着这些谈话,虽然不是很懂,但也隐约能感觉到战乱的味道。


1937年,陈震中进入上海中学读初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加感受到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与侵犯。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汪伪政府,上海已经沦陷,被日本人占领。有一次,陈震中念的初中里的党组织开展了一次反汪斗争,他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那一次参加斗争,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运动的洗礼。”陈震中说道。


1943年,陈震中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学习。当时的他毕业后想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为人民服务,为农村穷苦人服务。陈震中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再多的学问,没有一个好身体也是不行的。


但是受到父亲的熏陶,学校的教育,加上参加了斗争,这更加坚定了陈震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陈震中(第二排右一)


陈震中告诉大潮君,他还清楚地记得入党的那一天。那时陈震中已经读大学,当时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其中有一名党员,也是陈震中的入党介绍人,他说“我们要不要加入共产党,要不要抗日救中国”。


“要不要入党?”这个问题陈震中考虑了一整天。“我是经过反复思考,慎重思考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日本人的侵略下,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多一份危险,“如果我被日本人抓住了,就没命了。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哪怕我牺牲,我也要加入共产党,救中国!”


加入共产党后,陈震中主要负责搞学生运动,发动群众,团结教育,一起抗日斗争,提高他们的觉悟。说起自己的工作,至今陈震中都觉得自豪:“当时毛主席很重视学生运动,他说抗战有两条重要战线,第一条战线是军事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做群众工作,学生运动就是其中一个。”




2特务一脚狠狠地踢我的背


动荡的年代,就如陈震中所说的,加入共产党,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但国共之间矛盾升温,内战随时爆发,反对内战也成了全国人民包括上海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同年12月,美国派了一名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中国。


因为马歇尔以“调停内战”的名义到来,地下党发动了一次“迎接马歇尔”的学生运动,陈震中就是当时筹备委员会的一员。这一次“迎马”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马歇尔能够公平公正地调停内战,同时也要求美军从中国撤退。地下党也起草了一封书信,准备递交给马歇尔。


那一天,参加运动的4000多名学生、干部在一个广场上集合,等人到齐,准备送信时,预先埋伏在广场周围的几十名国民党特务突然出现,挥舞棍棒冲进学生队伍乱打。“当时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名特务从我背后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的另外一个战友也挨打了,竹竿差点戳破他的眼睛。虽然被挨打,但是我们都很气愤,很勇敢地对抗。”陈震中回忆道。

3我解下领带放在一边准备反抗


之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派13位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就是这一次,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陈震中也是当时代表团的一员,回忆起当时的景象,他还记忆犹新,向大潮君诉说起往事。


“请愿代表团共13人,除了我,还有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等。那一天是6月23日,我们坐火车从上海出发去往南京。出发前,有5、6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我们代表团。看着这动人的场面,我们平添了百倍的勇气和力量。”






△上海各界五万人在北站广场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上海到南京,本来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代表团却度过了艰难的8个小时。


“火车一开出上海,我们就被监视起来了。我们所坐的车厢两头,门已经被人扣上,两名路警荷枪实弹地跟着我们。火车到苏州时,就上来好几个穿着短装,自称是‘苏北难民’的人,纠缠我们,蛮横地硬要我们下车,如果下车,我们就中了他们的诡计,所以坚持不下车,但他们竟然赖在车上不走,使火车停靠了许久。看我们坚决不下车,他们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这一路上,我们的火车受到了多次的阻扰,直到下午7点左右才到达南京下关站。一出站,我们又遇上了自称‘苏北流亡青年’的人,他们喊着口号‘为什么要到南京来’,‘你们来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包围着我们,把我们挤到了一个候车室,困住我们。”


到了晚上12点多,夜深人静,代表们已经被围困了5个多小时。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


“我猜测他们的阴谋计划,到了晚上12点多,他们就好动手迫害我们。当时,突然外面的许多打手破窗而入,拿起桌椅、汽水瓶就朝我们扔来。因为家里穷苦,我穿的西服领带都是向同学借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怕是要动手,就准备解下领带放在一边,开始反抗,这时一帮打手一拥而上,把我扭住,抓我的头发,抓我的衣领,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上,往候车室外面拖。”


“场面非常乱,代表团里的马叙伦、雷洁琼好多人都遭到了毒打。马先生脑部受伤严重,雷先生被打成脑震荡……我被摁倒在地上,很紧张,没有感觉到痛,后来回到上海我弟弟从行李箱里拿出我的衬衫,才发现上面有血迹。”


隔了许久,才有大批的宪兵来到现场,经过多方交涉,才把代表团辗转送往了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代表们。


“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邓颖超同志就带了鲜花、水果等慰问品来看望我们,隔了一两天,周恩来总理也来看望我们。我还清楚地记得,周总理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西装,他走到我的床边,问了我的姓名,他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向我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周总理坚定的革命精神,铿锵有力的语言,和蔼可亲的神态,让我记忆十分深刻。”



△受伤的学生代表陈震中


从南京返回上海回家养伤后,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要逮捕陈震中,于是,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和三弟陈震海的掩护下,陈震中化妆离开上海去香港。


“我化妆了一下,戴了顶帽子,辗转去了香港。组织让我去香港,一来是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二来也是让我到香港宣传民主运动。”


到了香港,陈震中担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驻香港联络处负责人,主要负责向国外宣传中国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团结群众。同时他们还接待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受到迫害跑到香港去的人民。


浴火重生翻天覆地

4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


1949年秋,中国人民经历了英勇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陈震中作为上海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父亲陈巳生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去北京参加会议,我和父亲在同一列火车上,火车上还有其他一些党的干部,一路上我非常兴奋。在会议上,我看到了毛主席站得挺直的背脊。”那一刻,陈震中油然而生一股主人翁的感觉。


陈震中说,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参与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逐字逐句,非常认真,在那一刻,他真正感受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感觉。他还说,他本是一个穷学生,家庭条件艰苦,却能参加这一次政协会议,讨论国家大事,让他感到十分自豪与兴奋,曾经受到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5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这是陈震中一生中最难以忘记的日子。


那一天,陈震中和父亲陈巳生双双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分列式表演和群众游行、联欢。





“那一刻,我就在城楼上,我挤到离毛主席身边不远的位置,听着他庄严、洪亮地宣布‘新中国成立了!’我非常兴奋,鼓舞,用力地鼓掌。看着一个个大炮打响,群众高兴地欢呼,十分感慨,经过那么多的斗争和牺牲,终于迎来了这一天,我们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一切都很值得……”


70年后的今天,再一次回忆起开国大典的那一幕,陈震中仍然感到鼓舞和兴奋。70年,经历过动荡战乱,经历过牺牲,经历过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经历过祖国巨大的变化,一步步走来,陈震中深刻地感觉到革命的来之不易。


“我身边有许许多多好同志牺牲了,虽然经历过曲曲折折,但我们的国家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解放时的上海,又脏又乱,太差劲了。而如今的上海,放在二三十年前,根本想象不到,高楼大厦,每一处都弄得漂漂亮亮的。过去我们的国家汽车也造不来,而如今自己建造导弹,原子弹,军舰……我们的祖国在壮大。”陈震中感慨道。




6对于海宁我感到很惭愧


70年沧海桑田,不仅是上海,全中国发生了巨变,咱们海宁也有巨大的变化。当大潮君再一次提起家乡海宁时,眼前这位老人像孩童般,眼睛里迸射出向往的光芒。


“唉,你们有没有海宁的画册?我很想回到海宁去看看,但是我的身体不大行。你们有没有什么画册?给我看看……”陈震中连问了好几遍。





内战时期,忙于学生运动,解放后,忙于工作,离休后,身体却越来越差,从5岁离开海宁,陈震中到目前为止都再没机会回到过家乡。从上面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年轻时候的陈震中身材健壮,还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小胖子”,而如今眼前的这位老人,瘦骨嶙峋,身子骨大不如前。


对于家乡海宁,陈震中心中存着许多向往。他说:“我很惭愧,离开了海宁这么久,在战争的年代,我没法回去。抗战胜利后,我的工作担子比较重,后来身体不好,也没能回来,我真的感到非常惭愧。我总想着,有机会我能够帮助海宁做点什么,贡献点什么,别看我年纪大了,如果有可能我想为我的家乡做一点小事情。”


虽然没有机会回到家乡,但是陈震中经常从电视上、媒体上关注着海宁。“我很关心海宁,我知道海宁现在是一个皮革之都,我还知道举世闻名的海宁潮,身边的好多同志也知道,我们海宁的观潮非常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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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14:29 | 只看该作者
7楼 天涯过客说:
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金光闪闪,熠熠生辉。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奥秘。


这句神圣的誓言,来自1944年的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为一名在革命中牺牲的普通战士发表的讲话。

感人至深的演讲
车出延安城,行驶40公里,便至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洛平川村。
群山掩映、绿树挺拔。在党史上写下光辉一页的张思德烈士的雕像,矗立于村子广场中央,身姿英挺、目光向前。不远处,他牺牲时的炭窑遗址一如昨日,见证人世沧桑。
这是一个无数共产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1944年春,中央机关和枣园的警卫人员组织了一支小分队,到安塞的石峡峪开荒种地。张思德被选为农场生产副队长。春播夏锄之后,农场决定利用农闲时间,组织人力上山烧木炭。因为张思德有过烧木炭的经验,这项工作就由他来负责。

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左)

9月5日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张思德和战友们去修整炭窑时,炭窑突然坍塌,他奋力把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窑内,生命就此定格。
年仅29岁的张思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消息很快传到了枣园,传遍了延安城。毛泽东当即指示:第一,把遗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做口好棺材;第三,要举行追悼会,我参加,要讲话。
9月8日下午,张思德追悼会在警卫队的操场上隆重举行,中央直属机关和附近群众近千人参加。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在警备团政治处主任介绍了张思德的生平后,毛泽东缓缓走向讲台,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讲话感人至深。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泽东对一名普通战士的死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次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鲜明地概括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七大报告和党章。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经过24年的奋斗,特别是经过全党上下整风学习,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
贯穿党史的红线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这些阶段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从曲折到成功、从弱小到强大的成长历程。而贯穿其中不变的即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党史专家说,为了在全党干部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多次发出号召。1944年,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礼堂落成,毛泽东为枣园机关干部题词“为群众服务”。
坚定地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延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交谈,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
1953年,《为人民服务》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这篇经典著作随后也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为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有力思想武器,被一代代中国人久久铭记。

照亮前进的征程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正是由于始终把人民置于最高位置,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中国共产党才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正是有了这份初心与使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断书写着无愧于时代的传奇篇章。
雷锋说,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97岁老党员张富清说,党教育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党群关系密切了,再苦也知足了。青年共产党员黄文秀在生前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中说,正因为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胸怀理想的共产党员们始终高扬并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思想。他们组成永不褪色的先锋队,永远保持着为民执政、永不脱离群众的革命品格和作风。这对增强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网陕西张思德(延安枣园)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访困难群众张博文摄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谭虎娃说,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领导中国革命,到新时代向贫困宣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在变,党的初心从未改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的秘诀所在。
一部百年奋斗史,亦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光辉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因为党始终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党执政最大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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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15:34 | 只看该作者
8楼 天涯过客说:
要问今年最火的剧是什么,答案一定是《觉醒年代》。


哪怕已经完结数月,后劲儿依然强大。


历史书上的革命先烈们,仿佛穿透薄薄的书页“活”了过来。


6月26日,《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参加了电影《革命者》在北大举行的首映礼。




《革命者》的主角,是历史书上的那个“大胡子”先生——李大钊。


看完电影,张永新深有感触:


“电影中有很多《觉醒年代》中没有实现的细节,比如那个绞刑架。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作为一个观众,心真的是跟着痛。”


诚如张导所说,这是一部堪称精彩的片子。


电影开始于1927年4月26日,距离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只剩38小时。





短短38小时,牢狱内外皆风云激荡:牢狱内,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牢狱外,无数仁人志士为他请愿、暗中组织营救。

焦灼之时,一个年轻警察进入狱中欲对李大钊施以新刑,而关于李大钊一生的革命回忆,也就此铺展开来……


或许是青年导演的浪漫主义情怀,《革命者》抛开拍人物传记惯用的时间顺序,大胆采用双时间线、多视角的叙事手法,通过敌人、挚友、妻子等人的眼睛,带观众去看李大钊的不同侧面。


一边,是倒计时,行刑前的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另一边,是看见过李大钊的人,他们身份、阶层、理念各有不同,回忆一点一点铺开。


现实和回忆的交织碰撞,勾勒出李大钊热血革命的峥嵘岁月,还原了一个有烟火气息、充满人情味的守常先生。


以往,人们对李大钊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历史书中的记录:厚厚的大胡子,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事实上,守常先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爱,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





“这个人留不得”


这是敌人视角下的李大钊。


李大钊的存在让张作霖十分忌惮,“别看他只有一张嘴皮子、一根笔杆子”,却能搅动中国的风云。




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


影片中,距离行刑只剩数十个小时,张学良来到张作霖的办公室。


张作霖问:“你见过他?”


张学良抬头,回忆起他看见的李大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全球,传到中国。


那时,李大钊在上海与陈独秀共办《新青年》,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是上海滩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也因此结识了报童阿晨,还有其他各行业的劳动群众。


上海街头,阿晨叫卖着报纸,不小心冲撞了一个流亡的俄国人,结果被枪杀。


悲愤的李大钊四处奔走,联络上海各行各业的穷苦百姓。大家浩浩荡荡来到领事馆门口,高举血书,高喊血债血偿。




“租界是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当守常先生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喊出这句话时,我忍不住流泪了。


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外国人在中国可以横行霸道,可以肆意欺凌,乃至杀害中国人都能脱罪。


可是幸好,还有像守常先生这样铁骨铮铮的中华儿女,面对侵略者,寸土不让。


他们成功了,凶手当场被押走。


李大钊微笑着冲众人一拱手:“江湖再见!”随即转身离去,融入了茫茫人海。


彼时张学良年仅16岁,原本在上海滩花天酒地的他,目睹了这一切。他在人群中注视着李大钊,眼里有敬意。


然而,当镜头转回现实,张学良从回忆抽身,对父亲说:“您说得对,这个人留不得。”




距离行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消息传到了蒋介石手中。


张作霖密电传信蒋介石,与其商议是否处以李大钊极刑。





彼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革命人员。


时间回到1922年,蒋介石目睹着李大钊拜访孙中山,一步步促成国共合作。


他被孙中山派去接李大钊,却始终对李大钊充满敌意:“如果你是姓布的(布尔什维克),我不希望你接近总理。”


李大钊笑着回应:“我今天很有自信,你们的总理也会赞同我的观念。”





两人数次言语交锋,李大钊不卑不亢地予以回击。


蒋介石问:“你到底是谁?”


李大钊淡然答道:“你不该问我是谁,应该问我们是谁。”


蒋介石甚至跟李大钊打了个关乎中国未来的赌,赌李大钊赢不了。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蒋介石输了赌局,也因此更加憎恨李大钊。


于是,他在那份密电上签下了同意。


在敌人眼里,李大钊是必须被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


敌人的否定,有时候,未尝不是最大的肯定。


“大展一番事业”


这是挚友视角下的李大钊。


牢狱内,狱卒提审李大钊,大肆嘲笑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讥讽他被好友陈独秀抛弃了。




昏暗的灯光里,面对敌人的嘲讽,李大钊不为所动,回忆起了他和陈独秀携手干革命的日子。


1918年,在上海的李大钊受章士钊邀请,前往北京,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陈独秀送他一块怀表作贺礼,激动地说:“终于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大展一番事业了!”




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怀揣着“未来可期,中国可期”的热忱,办刊物、发文章,传思想、启民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同年6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起草《北京市民宣言》。


陈独秀决心“闹他个天翻地覆”,6月11日晚,他来到“新世界”游艺场,撒下漫天的《北京市民宣言》,大声疾呼:“救救这个国家!”


结果被捕。





出狱后,陈独秀成了被军阀长期通缉和监视的目标。


1920年一个深夜,李大钊驾着骡车,秘密护送陈独秀出京。


陈独秀意气风发地喊道:“革命大潮就要涌来了!浪如破竹!”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就从这辆颠簸的骡车上开启了。




两人驾车出京的画面拍得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风雪交加的夜晚,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清,骡车上晃悠的两盏油灯是唯一的亮色。


骡车简陋,前路漫漫,车上的两个年轻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与希望。他们正在筹划一项载入史册的伟大事业,将如明灯照耀中国的黑夜。


是啊,就算身处绝望年代,守常先生也从未放弃希望,始终坚持理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天下!”


“他会回来的”


这是妻子视角下的李大钊。


赵纫兰与李大钊是少年夫妻,两人非常恩爱。后来,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赵纫兰默默支持丈夫,成为他革命事业的贤内助。




行刑的时间一点点迫近。


赵纫兰带着被捕的女儿,面容憔悴地从狱中回到了一片狼藉的家中。


孩子稚嫩的声音问道:“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赵纫兰忍着眼泪笑着说:“很快,爸爸每次都会回来,这次也会回来的。”


她不知道,这一次,他回不来了。




在赵纫兰的视角下,我看到了守常先生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一面。


他会与妻子、孩子一起,度过温馨的家庭时光。




他会在离家之前与妻子告别,妻子为他整理衣领,目送他远去,等待他归来。




还有那不轻易示人的脆弱与迷茫的一面。


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李大钊领导着五千多名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拒绝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结果惨遭段祺瑞政府镇压。


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包括我们熟知的刘和珍等人。李大钊也在斗争中身负重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赵纫兰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李大钊面容狼狈,望着妻子,哽咽着喃喃道:“我们有主义,但也要有枪……”


声音颤抖,渐渐几乎低不可闻。


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流着泪,把头靠在了妻子的肩上。


看着自己带领的群众被军阀的子弹射中,守常先生的内心是否也曾有过害怕与迷茫?




张颂文的演技是让人放心的,恰如其分地拿捏住了伟人偶尔流露的那一份脆弱。


这一刻的守常先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他曾振臂高呼,也曾眼含泪水。他令人钦佩,也令人心疼。






影片的倒计时走到了终点。


“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成为军阀缉拿的重点目标。但他为了革命事业,不顾妻子和朋友的劝告,毅然选择留在北京。


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捕。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从容不迫,第一个走上绞刑台。


就义前,他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当时的北京《晨报》刊登了李大钊牺牲的消息,报道他“神色未变,从容赴死”。


那年,他才38岁啊。


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的22天,李大钊遭受了非人的酷刑,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甚至被拔去了双手指甲,但他没有泄露一丝党的机密。




你知道吗?为了折磨李大钊,丧心病狂的敌人绞了他三次!


一共历时28分钟!


那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难以想象,守常先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影片中有个细节,让我感到极其讽刺和痛心。


处决李大钊的这台绞刑架,是北洋政府专门从国外进口的。


当汽车载着绞刑架驶来时,士兵们竟然满脸雀跃之色,纷纷想要见见这个新鲜玩意儿。接着,开箱、取架,士兵们兴致勃勃地将绞刑架安装完毕。


镜头扫过高大的绞刑架,架子边缘上,贴着一张张安装说明书。




我忍不住回想起影片中,李大钊拒绝营救时说的话。


他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就再算上我一个。”


他说:“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能够让活着的同志们,更加奋勇地前进,我可以去死。”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选择用鲜血铸就革命之路,用死亡唤醒麻木民众,比如,那些兴高采烈安装绞刑架的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守常先生一生的写照。


如今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革命者》这样的电影?为什么需要回顾守常先生的故事?


在《革命者》的首映现场,《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说的话,从观众的角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绳子套在张颂文老师头上的时候,我仿佛看到1927年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1927年是大钊先生的终结,但是今天,大钊先生精神不死,与山河同寿,与日月同辉。”


看《革命者》的过程中,我无数次想,如果我生在百年前的中国,是会像守常先生那样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还是浑浑噩噩度过一生?


如果我被敌人抓住严刑拷打,是会像守常先生那样宁死不屈,还是出卖自己的良心?





无比庆幸自己生在和平年代。


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再也不会任人欺辱了!


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是无数像守常先生那样的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曾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今天的我们,又怎能忘记他们?


我想,这大概正是《革命者》触动人心的原因所在。


我们永远需要《革命者》这样的影视作品。



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今日中国的独立与和平。


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踏着鲜血,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


吾辈当自强!





#彩蛋#


电影的最后,有一个充满诗意与梦幻的彩蛋。


一个雪夜,11岁的李大钊爬上了一列无人的火车,费了好大一番力气,启动了列车的开关。


汽笛声划破黑夜的寂静,列车轰轰烈烈地向前驶去。后面,是列车员在踉踉跄跄地追赶。


小小的少年冲着车后兴奋地大喊:“别追啦!我要坐火车去远方啦!”


明亮的双眼里闪烁着对前路的执着与期待。





我愿意相信这一幕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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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天涯过客说:
一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在中国度过了65个春秋。他是中共外籍入党人士中,党龄最长的老党员,还加入了中国籍。而位于天津五大道地区云南路48号的一座三层小洋楼,是他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出发站。



他叫傅莱,是中国研制初制青霉素第一人,也是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还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历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这位犹太人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天津走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中国人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前不久,傅莱先生的夫人江国珍女士来到天津,寻访丈夫在天津工作和生活的足迹,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就此展开。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





妻子津门寻访旧居,喜获丈夫80年前用过的钥匙


5月27日,天津晴朗无风,83岁的江国珍从北京风尘仆仆来到天津。自从2013年傅莱在德国定居的小儿子通过天津文史专家的帮助,辗转找到傅莱在天津的旧居,江国珍就一心想去看看丈夫曾经住过的地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此番终于可以实现多年的心愿,老人显得格外激动。车刚驶入天津市区,江国珍就打量着窗外的街道,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喃喃地说:“快了、快了!”



天津五大道地区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云南路48号过去是登百敦道262号,属于英租界。这里的小洋楼已有百年历史,不少房屋长期处于出租状态。



▲傅莱夫人江国珍在傅莱旧居前


在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研究专家金彭育的陪同下,江国珍来到小洋楼二楼的一个房间。80多年前,傅莱就租住在这里。


“您看这地板没有动过,窗户、门、挂镜线也是原来的,包括窗户上这钮使的那大铜圆疙瘩,都是原装……”今年75岁的退休教师许君辉从1962年起就租住在这间屋子。眼前的一切,让江国珍猝不及防又倍感惊喜。虽然距离丈夫住在这里已有80年的历史,但房间主体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深色的木质地板、浅色的门窗,窗外沙沙作响的老椿树……穿过岁月的长河,江国珍仿佛看到了丈夫年轻时的身影。


面对傅莱夫人的到来,许君辉显得非常激动。一阵寒暄后,他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把老式铜钥匙,郑重其事地交到江国珍手上。“这个房子的原始钥匙我有两把,这次您来我特别高兴,特别准备了一把给您。我还找人鉴定了一下,这就是原始的,我给拴上了小绳儿……”


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江国珍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握着丈夫傅莱在80年前贴身携带的钥匙,激动地上前拥抱许君辉,许久才说出话来:“哇,太好了!了不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物,谢谢你!我觉得中国人民跟帮助党的国内外人士,那种友谊是不可磨灭的!”



▲傅莱夫人天津寻访(视频:孙昭荣)




犹太青年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投奔八路军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犹太血统。这位犹太人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天津,居住在这座小洋楼里?一切还要从80多年前说起。


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残酷迫害、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身为奥地利共产党员的理查德,被列入希特勒的黑名单。1938年年底,为了逃避纳粹盖世太保的追捕,理查德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奥地利。情急之下,理查德想到了遥远的中国。因为,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而且他还知道,中国有一支坚决反对法西斯、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是一个进步青年,他的目标是非常坚定,就是要找到共产党的一支队伍,让全世界的穷苦人都能够得到解放。”江国珍说。



▲1939年傅莱乘邮轮远行



在家人和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资助下,未满19岁的理查德告别祖国,辗转意大利乘上远洋客轮,在海上颠簸了近一个月,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抵达中国上海。两个月后,理查德继续北上,于1939年3月来到天津,租住在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一座小洋楼。


他先是在奥地利医生开办的德美医院从事化验工作,此后,又先后去了道济医院、西开天主教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工作。当时,背景离乡的理查德只有一个愿望:投奔八路军,消灭法西斯!




智运药品获称赞,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0年,理查德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美国牧师胡本德,当时胡本德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在胡本德的帮助下,理查德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承担起为八路军采购和协助运送部队急需药品的任务。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伤员众多,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理查德手上有一批药品急待运出。但是日军为了防范药品进入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对天津外运物资的检查封锁。正在理查德急得团团转时,他意外得到一个消息。


天津文史专家张绍祖对傅莱在天津的经历做了深入研究,他说:“正好有个德国商人要往北平运化妆品,他就说我这也有,一起运过去。他找人把药品巧妙包装成化妆品,一直送到车站。因为他是德国护照,所以很容易就通过了检查。他又告诉北平的共产党,到车站接这批货物,所以这批药品很顺利地运到根据地了。”


理查德“智运药品”的消息在晋察冀军区不胫而走,得到了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1941年春季的一天,理查德正在天津马大夫医院化验室工作,突然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人推门而入,此人正是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派来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黄浩。“我叫黄浩,专程从北平赶来找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聂荣臻司令员让我给您带来口信,欢迎来晋察冀边区搞医务工作。”


听闻这个消息,理查德心中说不出的喜悦,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41年秋季的一天,理查德备好行囊,将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托付给在小洋楼照顾他的厨师,然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给他的通知,从天津出发,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傅莱初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白求恩学校里的“洋教员”和战场上的“土八路”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理查德。当得知理查德的德文名字发音是Frey时(类似英文free,自由之意),他笑着说:“你离开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我给你起个中文名字,就叫傅莱吧!”理查德听后欣然接受,从此就一直用“傅莱”这个中文名。


由于傅莱有医疗方面的专长,聂荣臻将傅莱安排到白求恩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为尽快学会中文,傅莱拒绝给他配备翻译,每次备课,都用德文写好讲稿,然后借助字典翻译成汉语,并在旁边标上读音。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后,傅莱就能用中文讲课了。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还熟读中国四大名著及很多文言著作,成了一名“中国通”。


1941年至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傅莱一面在白求恩学校教书育人,一面与同学们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有一次,敌人从飞机上投下一枚炸弹,一些战士被埋在瓦砾堆里,动弹不得。“我第一个跳下去,傅莱第二个跳下去,拿着我们仅有的工具去挖被埋的战士。因为工具不够,后来我们就用手刨,手都出血了,终于救出很多战士。”傅莱的战友胡宁回忆说。


▲1942年,傅莱在抗日前线诊治八路军伤员


傅莱身高1米92,原本饭量很大,但由于经常需要行军作战,傅莱和战友们只能自带一点生玉米和黑豆充饥。即便肚子饿得咕咕叫,傅莱也从来不叫苦,不搞特殊。“有时候敌人的轰炸机来了,他就把锅里剩下的锅巴搁在兜里,停下来的时候拿出来吃。”江国珍说。




针灸治疟建奇功,聂荣臻介绍入党


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传染病,傅莱虚心向当地中医求教,寻找到了用针灸结合西医治疗疟疾的方法。他还教战士和老百姓用缝衣针做针灸,有效控制了疟疾病的传播,受到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赞扬,并得到全军通报表扬。他也因此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一位先行者。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傅莱更加坚信,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带领人民走向光明。从1942年开始,他连续三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44年11月,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傅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彭真同志亲笔签署了批准傅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傅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曾对同志们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没有国界的。由于我在奥地利有反法西斯的革命经历,所以我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顺利成章的事情,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他发自肺腑的真诚表白,也是他革命历程的真实写照。”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这样评价道。




奔赴延安,窑洞里研制初制青霉素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傅莱目睹边区伤病无药可治的严重情况。当他得知特效药青霉素已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青霉素也已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后,他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制出来。于是,他以救济中国总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不久后,傅莱便收到菌种和早期研究资料,但其中并没有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


1944年,傅莱被调到当时位于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1945年初,在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后,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当地自己动手建起土法生产的小作坊,开始研制初制青霉素。


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和助手就利用附近山坡上的一处窑洞,建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就用人工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就这样,1945年5月,在经历了50多次失败后,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终于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用的初制青霉素。


研制出药品那一天,傅莱迫不及待地连夜将药品送到部队的野战医院。2007年,江国珍就亲自访问过一位当时接收药品的医生。“这个人叫张业胜,现在已经99岁了。张医生当时说,他就按照傅莱所说的那样,给受伤的战士用上,结果第二天伤口就没有溃烂了,明显地药起了作用。”


在延安期间,傅莱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贡献,也通过治病救人,和当地老百姓结下深厚的情谊。2007年,江国珍在延安寻访期间,在山上偶遇一位耄耋老人,谈话中得知,傅莱竟然还救过这位老人一命。原来,当时这位村民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后来老乡们找来了傅莱医生,给他服下几片药,他的肚子很快就不疼了。“没想到50多年以后,这位老人还能记得有一个叫傅莱的医生给他看过病。”江国珍感慨道。


在这位老人的带领下,江国珍还找到了丈夫傅莱当年在延安当教员时居住的窑洞,以及研制青霉素的窑洞,并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江国珍在傅莱研制青霉素的窑洞前留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莱奉命从延安来到张家口,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一边教学,一边继续搞科研。


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天津和太原的战役中,傅莱又带着听诊器和X光设备,再次担负起战地第二线的医疗救护任务。




加入中国国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傅莱从华北来到大西南,在重庆与江国珍相识并结婚。1953年4月,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份子。1962年,傅莱从重庆调往北京。此后的岁月中,他又开创性地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先后担任第六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国是。


▲傅莱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留影





鞠躬尽瘁,长眠于中国大地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按照傅莱先生的遗愿,家人在他逝世后,将他的部分身体器官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用作医学研究。他的骨灰则被安葬在晋察冀烈士陵园,与他的战友白求恩、柯棣华为伴。


傅莱在中国期间,曾有两次出国探亲,他的一些亲人、朋友也曾劝他回奥地利,但他却坚持留在中国。“他是真的离不开解放区,他的根扎得很深,大家对他跟亲人一样。所以人家劝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说:‘中国才是我的家,我不可能再回到奥地利了。’”江国珍说,曾经有记者问傅莱:您的信仰是什么?傅莱这样回答道:“他说我信仰马列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劳苦大众,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


傅莱去世后,江国珍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一份打印稿,上面写着“告别前的留言”,这是1999年10月25日傅莱写的。这则留言回顾了他为何来到中国,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中华大地和人民的热爱与不舍。


▲图片来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


▲傅莱曾经获得的勋章和用过的物品




传承国际主义精神,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虽然傅莱去世已有17年,但是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却在津门大地默默流传着。


自从2013年傅莱的旧居被找到,退休教师许君辉就经常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访客,他们追寻和感受着傅莱在这里的生活印记,而许君辉则从对傅莱一无所知,到现在几乎成了“义务讲解员”。跨越历史长河,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这份奇妙缘分,让许君辉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他真是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心里装的全是怎么治病救人,怎么为中国解放做出他200%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人真称得上伟大。”


▲傅莱夫人江国珍与天津文史专家金彭育(左)、许君辉(右)在傅莱旧居留影


天津河西区档案馆至今珍藏着傅莱先生在天津留下的一些珍贵影像资料。前不久,档案馆请来江国珍女士和专家学者,开了一场座谈会,深入交流傅莱的事迹。天津河西区档案馆馆长郑文才听后深受感动:“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像傅莱先生这样的国际友人,确实为我们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我们后辈人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天津河西区档案馆馆长郑文才接受傅莱夫人捐赠给档案馆的珍贵照片


在同样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天津第二十中学,原英国文法学校旧址,全体七年级学生在大礼堂聆听了江国珍女士的主题报告。七年级四班学生马宇韬说:“当时他制造青霉素的时候,环境那么恶劣,一没技术,二没有设备,他制造出来这些药是很伟大的。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祖国做出贡献。”


从傅莱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引导孩子们放眼世界,具有一种更宽广的视野,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天津第二十中学副校长简冬生在深入了解傅莱的事迹后说。


在天津期间,江国珍不仅参观了丈夫傅莱的旧居,还寻访了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天津德美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如今,德美医院所在地已经成为一座酒店。而马大夫医院所在地则成为天津口腔医院,但建筑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面貌。


在江女士即将离开天津之际,天津广播记者根据傅莱在马大夫医院工作期间的一张合影,和江女士一起找到了傅莱当年拍照的地方。江国珍也站在同一位置拍摄了一张照片,并向丈夫傅莱深情告白:
“傅莱,你离开我已经十七年了,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念你。今天我来到马大夫医院,这是你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地方,我在这儿也照了一张相,留作我对你永远的思念……”


▲江国珍在丈夫傅莱曾经拍摄合影的同一位置留影


江国珍无法忘记丈夫傅莱,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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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17:27 | 只看该作者
10楼 天涯过客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主题出版好书,其中包括《1937,延安对话》这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
本书讲述了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
除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
值得关注的是,自作者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影像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在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公认为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以下文字为著名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王树增经过整理后的会上发言。



《1937,延安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相关链接《1937,延安对话》|尘封80年珍贵史料国内首版





谁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流砥柱


王树增
我对出版和史料研究绝对外行,我就是一个写东西的人,当我拿到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非常好看。但是看完以后第一个遗憾是,我在写《抗日战争》的时候手头没有这本书。《抗日战争》出版时间是2015年,如果研究史料,能往前十年左右最好不过。所以在我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我居然手头没有它,这是巨大的遗憾。
《1937,延安对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毕森研究的是中日关系,而且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关系时刻,他和我们的领袖们进行实地采访,而且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由此我有两个体会:
第一,它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整个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写《抗日战争》的时候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毋庸讳言,这个定论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很多认识上的盲区,这和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描述、记载有关系。《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原来我们看到的是自己讲的故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下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党的领袖,领导层对民族未来的展望和这场面临巨大战争的展望,他们的胸怀和他们站的历史高度真是令人感动。



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也确实又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中流砥柱。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讲,并不是你手头有多少武力,而是你的精神有多么强大,你的胸怀有多么宽广,你站的高度是什么样的层次。我想毛主席,包括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他们阐述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是当时中国任何党派都站不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决定我们必定能够赢得这种残酷战役的最终胜利。而且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从他们的语言表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虽然那时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我的第二个体会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是1937年的采访,但是里面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我们的领袖们对未来中国的一种展望和设想,他们在理论的高度上,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设计确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承担重大历史任务,为什么它是软弱的,因此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所抱的初心是有前途的,是必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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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中间那一段,我在写《解放战争》的时候也苦苦找这样一种思路,就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领袖如此乐观、如此自信?这种自信历史罕见。我前两天给一个单位讲党课的时候讲到长征,我说你知道中央红军过腊子口以后整编之后剩多少人?出发的时候八万六千人,过了腊子口后六千多人,就剩零头了,还得跟东北军的骑兵师打仗,我们那时候刚走出草地,衣衫蓝缕,面带菜色,还得跟那么残暴的敌人作战,最后还得爬一座六盘山,我说你们翻一翻《毛主席诗词》,里面有一个《六盘山》,最后两句话怎么说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我想这不是个人胸怀,当然个人的品质也是其一,更多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集体胸怀,从来也不言败,因为坚信自己的初心能够达到胜利目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1937年领袖们接受采访时的照片,我为什么说照片的珍贵?1937年的时候,所有人都面黄肌瘦,因为长征刚刚结束不久,那是最艰苦的时候。1937年我们刚进延安,生活非常贫苦。但是在对话当中,那种胸怀与乐观,我们更加坚定,只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华民族最终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我想,读这本书给读者最大的精神鼓舞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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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18:49 | 只看该作者
11楼 天涯过客说: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但政党成立的思想准备,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大多也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及由它蓄积力量推动的五四运动中进入历史舞台中央的。


因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时间就必须往前回溯几年,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连缀起来思考。为什么主流思潮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弄清楚这一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就具备了逻辑脉络。




灯塔在100年前的破灭
新文化运动宣扬的,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其启蒙意义在于,把个人从制度、文化控制中剥离出来,让人们认识到自身的独立性,以及理论上天然享有的权利。


如果人人都能意识到并且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就不再存在奴隶,共和就是反映人民真实意愿的共和,如此“集人成国”。

这一运动,也是在当时作为“灯塔”的西欧、北美民主主义国家的光芒折射。中国人受到这一套思想激励,寻求个人自由和人格独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改造运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在主流上折向了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计个人得失,团结起来奋斗,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先。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


五四运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为什么?


第一,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次改革行动,我们都把欧美作为典范,但发生于“灯塔国家”内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每一个参战者都打得奄奄一息,满目疮痍,民生哀困,饿殍遍野。


望着眼前惨况,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思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


大战前后欧洲的民生艰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彼此之间的斗争乃至大战,只是国内矛盾的外化。


资本主义,这种一直自认为、也被外围世界承认为文明进步的制度,由于其运转过分强调经济效率,而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无所作为,乃至国家制度本身就支持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其必然结果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觉醒年代》剧照


这一点,最早看清楚的还是孙中山先生。他在对欧美社会进行过认真考察之后,深感“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开始注意社会主义问题。中山先生在190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日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


所以他表示,“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不排斥,甚至“不能须臾忘”。


当然,那时候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仍然是意义模糊的,人们只知这一思想流派主张公平,照顾底层,张扬劳动者的价值,希望通向一个无剥削的社会,但对如何实践,却没有概念。


当时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没有现实的参照系。而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或立宪民主,则遍及欧美,便于举例谈论,也因为这些国家是中国的殖民者、债务人以及对手,其强盛之道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第二,最后的“灯塔”在眼前破灭,中国人认识到了国际政治的残酷,玫瑰色的异国,不过是自己幼稚的想象。作为光芒最炽烈的“灯塔国家”的领导者,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带给中国人无限的希望,以为强国的善良立场,可以给被欺辱、被殖民的国家带来正义。孙中山一直就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外国的帮助。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民报发刊词的影像


就连陈独秀先生,也曾在文章中称威尔逊是“世界第一等的好人”。但结果是,理想拗不过现实,个人善意无法左右国际政治的力量现实。历史或有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就是“弱国无外交”,这一点毫无疑义。


威尔逊总统固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巴黎和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归根到底是国际权势博弈的结果。最后几个强国商量着,把德国占据的中国土地和权益转让给了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一无所获,还受到了严重的羞辱。


第三,1917年,战争正酣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一种新的革命方案出现了。


1917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红场的集会上演讲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但同时,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潮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的活跃,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对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的思考与探索当中。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迷茫。


打一个浅显的比方,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另一个人欺负,久而久之,就会以欺人者为榜样,力图成为它的样子,甚至对他又恨又爱,产生某种依赖感。这是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弱者为寻求安全感而发生的心理畸变。


“易卜生主义”是当时个人主义的代表,在他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反抗男权,最终出走,成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榜样。


但很快,思想就延伸到“出走以后怎样”这一层次。后来,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中说得非常精辟:“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觉醒年代》中鲁迅饰演者



娜拉是觉醒了,意识到自身的个人权利和价值了,但走向外面那不曾改变的世界,她一样无路可走。从根本上说,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象牙塔中的思索探寻,虽然开启民智,但由于不具有现实基础,始终还是不得要领。同时,也没有人真正在行动,因为缺乏行动的纲领和方法论,而这是侈谈自由民主永远也无法指明的。所以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向往,在一个被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严格扼制的社会,没有出路,也不可能持续。


帝国主义和中国“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样子,相反,这恰恰是它要防止的。而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次大战发生后,欧美社会的巨大的物质进步与令人战栗的贫困并存,以及无解的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血战,让中国人逐渐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向往的对象,竟也如此不堪。迷茫反而更其深入了。迷茫的深入,本身就是一种觉醒。


就在中国人苦闷于过去的榜样被其自身的行为所反证,不知出路何在的时候,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在中国人最需要新的出路的时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新生的苏俄,被帝国主义国家东西夹击,战争压力重重,经济贫困交加,但它居然坚持了下来,没有被打倒,并且宣布俄国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油画《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由(苏)弗拉基米尔·谢罗夫(VladimirSerov)创作


这一事实,对中国人而言是何等震撼。当时的中国,在过去70多年里,一直也是被列强环伺、虎狼啃咬,虽然屡仆屡战,但从未获得独立和统一,底层人民也一直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苏俄这样一个并不发达的国家,却做到了。


列宁领导的苏俄,在革命成功之前即表示应该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以及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尽管后来并未实现),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宣示显然比威尔逊漫无所指的口惠更加实际。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目光,不能不被俄国革命所吸引。


《觉醒年代》剧照


人们发现,在多年来孜孜以求、日日探索但却没有实行办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新的替代方案。


它不但能够避开成为欺负你的那个人的样子,从而避开它身上的所有不堪,而且还能用一种全新的能力,打垮这个欺负你的人。




工人阶级教育了知识分子
工人阶级教育了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促动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有了空前的兴趣,四处搜寻可以获得的著作来研读。


在1919年,还没有一本马克思的原著被完整翻译成中文,人们要么从图书馆借读少数外文著作,要么通过李大钊等先驱的文章,局部了解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难度比较大,但它的脉络是容易掌握的。哲学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则是对资本主义运转规律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


这两者都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文明的顶点,而且它内部的基本矛盾永远无法在现有框架之下得到解决,这就直接回应了中国人的“灯塔困惑”。


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则是强调阶级斗争,通过暴力方式,消灭私有制,消除不公正的根源,从而解放全人类,把世界带进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让国对国、人对人的压迫不再复现于世界。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又回应了当时中国人的方法论迷茫。


就是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运动前后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和青年学生内心的声音。


李大钊先生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就受到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


1919年,李大钊(左二)与友人在北平中央公园合影


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不感兴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就手不释卷。”


而按照胡适的回忆,陈独秀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因散发传单被捕后,在狱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最为精深,但他性格温和,谦谦君子;而陈独秀先生虽然研究深度不如李大钊先生,但因为其性情暴烈,极富行动能力,很快就成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积极活动者。


从俄国革命、五四运动的触动之下发生深刻转变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物——毛泽东。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毛主席在风雨中出场(《觉醒年代》片段)


有了理论认知,还需要有实际的社会力量来提供信心和依托。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登场了。一切就是这么风云际会——历史所能给我们提供的精彩,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5月4日以后,北京、上海等各地都有许多工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3日,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在街头进行爱国宣传的学生千余人,工人的援助也迅猛而至。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首先举行罢工,随后,各业工人也纷纷投入斗争;6月10日,上海全市罢工工人达11万多人。


继上海之后,唐山京奉铁路3000余工人、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天津的人力车夫和杭州、九江等地的工人,也纷纷举行了爱国罢工。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阶层罢工罢课罢市(《觉醒年代》片段)


其它许多城市,如济南、南京、长沙、武汉、芜湖、无锡、厦门、安庆等地工人,也大多参加了集会、请愿、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爱国斗争。


6月9日,上海军政当局急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接受民众主张,平息工人罢工,以免“铸成大乱”。


次日,天津总商会也向北京政府发出急电:“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后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且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全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响应和坚决斗争是分不开的。


工人阶级,被看见了。他们斗争立场的坚定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斗争取得的成果,震撼了知识分子。




作始也简
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知识分子都是在书斋里谈论现实,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但苦难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改造。全国范围的工人支援青年学生的罢工、罢市斗争,让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决定走出书斋,深入群众。


陈独秀离开北京,某种程度上就隐喻着这样一个过程。


1920年2月14日,北京大雪纷飞。一架慢悠悠的小骡车,穿过东边的朝阳门,出了北京城,走小路往天津行去。驾车的30岁上下,留着八字胡,戴金边眼镜,一身长袍马褂,手提包里装着几册账本,自称是个“会计”。


车棚里,坐着他的“老板”,“老板”40多岁,寡言少语,闭目养神,空负一天雪景。老板叫陈独秀,会计是李大钊,两人都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


出了门,车马稀少了,他们才开始交谈。电影《建党伟业》,重现了这一场景。“仲甫,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好,你北我南,咱们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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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中成立的。


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陈同志,就是陈独秀。5个人,分别是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


油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展于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左起:陈公培、俞秀松、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


早期的先驱们,在上海的李汉俊寓所里反复“密谋”,成立组织,制定党纲,形成了党中央,陈独秀任书记,并且积极联络全国各地,成立支部。“史上最成功的创业”,就这样开始,“其作始也简”。


李大钊推动成立了北京支部,除了他之外,最初还有两位党员:张国焘、张申府。其后,又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李大钊任书记。


李汉俊去武汉,找到董必武商量,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协助,成立了武汉支部,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毛泽东认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长沙创立了组织,早期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


油画《星火初燃》,第一排右起:李达、李汉俊、陈独秀,第二排右起毛泽东、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俞秀松

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主政教育,联系上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成立党的组织。李大钊派陈为人去济南,联系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党组织。留日学生施存统、周佛海,在上海入党。

旅法人士中,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分别在北京、上海入党,后来又发展了周恩来、刘清扬等。


1921年7月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2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位党员。从一大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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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19:33 | 只看该作者
12楼 天涯过客说:
对一手历史资料的融汇,正是他们创作主旋律作品的最大底气。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百年前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以雄健的文风革除旧社会的思想积弊,以鲜明的纲领涤荡腐朽的世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撒下了种子,他们不仅是思想者,更是活动家;不仅是“盗火者”,也是“播种机”。他们在国内陆续组建的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



今年以来,《1921》《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等主旋律影视剧不约而同地将镜头特写对准这些参与建党事业的革命先驱,以历史真实驱动艺术真实,更加细微地全方位展现这些思想者和革命家的胆识与气质,于无声处打动人,因而也获得了恒久的艺术力量。





生动近人的形象



在电影《1921》中,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就是陈独秀的眼睛——在镜头中,他的眼里满是旧中国的残垣断壁,皇宫内的人慌不择路地奔跑,旁白闪过耻辱的不平等条约细节。在这段闪回与重现里,李大钊在五四运动现场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与巴黎和约签订时列强领导人签字的场景交相呈现,二者的共时性与反差性,达成了一种艺术上的互文效果,展示出当时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现实,以及当时国人期待变革的高昂情绪。



在开头的这段叙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无疑是其中的主角。随后影片拉回现实,李大钊探监陈独秀,说起组建革命组织时,二人的兴奋溢于言表,“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他们面对山河破碎的现状,用内心的呐喊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基调,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他们也是建党这一开天辟地事业的开创者。


《1921》里,陈独秀的扮演者陈坤与李大钊的扮演者李晨也时有亮点闪现。李大钊监狱里看望陈独秀时,不无责备地说,“发传单这种事情,非要自己去吗,你是领袖,不是少年”,陈独秀则喃喃自语道,“出教室,进囚室,出囚室,进教室”……这里的李大钊显得更加沉稳持重,陈独秀则因为军阀无休止的迫害和牢狱生活的摧残,言语中难掩失望与愤懑。而李大钊在接陈独秀出狱时,二人齐齐望向的远方,正昭示着新生力量的勃兴,这些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艺术表达。


《1921》监制兼导演黄建新说,陈独秀的这双眼睛,其实是从主观视角映射出中国近代的变化,“电影用了六个时空剪影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片段,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特别兴奋”。


也正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所说,《1921》实现了纪实性与戏剧性的结合,“首尾借助丰富的黑白影像史料,史料与片头字幕叠加出现,高效、紧凑,形成了历史的纵深感与互文、开放的表达”。


而在《觉醒年代》里,陈独秀的出场,一样的意味深长,统领全篇。他甫一出场就衣衫褴褛,端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园里,面对中国留学生围绕走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道路发生的争吵,陈独秀笑而不语,反而是李大钊后来跟上他后,二人才互吐心声,原来二人都痛感思想革命要先于政治革命开展,仅靠政治上的意气辩论是救不了国的。


这些主旋律影视剧借助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无疑都加深了对陈李二人一腔热血而又生动近人的形象。导演张永新就曾说过,陈独秀在《觉醒年代》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出场,是基于历史线索的艺术创作。对一手历史资料的融汇,正是他们创作主旋律作品的最大底气。





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从历史上看,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和李大钊虽不在场,但影响力使得他们“时刻在场”。这也在《1921》里的不少细节中得以展现。在影片的情节中,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张国焘,在李大钊面前兴奋地问,“先生,我能去吗?”刘仁静则是被李大钊称赞为“理论基础好”,在获得代表资格后,更是兴奋溢于言表。



在嘉兴的红船上,尽管陈独秀没有到场,但与会代表们还是举手通过了他担任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这些都是基于史实的艺术展现,而从这几个侧面不难看出,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


史实记载,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教育委员会任职委员长,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曾答应过,“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然而却迟迟没有兑现,他也一直在为此奔走争取,未能亲身前去上海开会。李大钊则是在京师八所高校讨薪委员会担任先锋,整日忙于活动,一时也抽不开身,这些在电影《1921》里,基本都得到了还原式呈现。


不过对于陈独秀和李大钊而言,一大对于他们而言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后不久,陈独秀就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影片《1921》在最后,也客观展现了陈独秀在参加中共二大时,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支持,以及对党组织完善所做出的努力。


不过,对于电影来说,陈和李不在中共一大的现场,无疑也增加了建党叙事的影视化呈现的难度。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表示,党的一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建党的两位元勋李大钊和陈独秀并不在场,聚焦其他的参会代表,从故事叙述的角度是有难度的,不过《1921》在故事性打造和主题性聚焦的层面上都是可圈可点的,层次感依然饱满,逻辑感依然清晰。





传递希望的火种渴盼“庶民的胜利”



从观众反响来看,今年上映的一些主旋律影视剧做到了让观众耳目一新。事实上,不少声音认为,《觉醒年代》通过艺术创造,改变大家以前对陈独秀的“刻板印象”,把真实的陈独秀,那种博学多才、桀骜不驯的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事实的确如此,陈独秀也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的导师。史料记载,毛泽东于1920年5月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驱张运动。毛泽东当时拜访了陈独秀,与陈做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中,就还原了这样的历史片段:吴刚老师饰演的陈独秀,对毛泽东语重心长,鼓励他看陈望道首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并回家乡长沙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而在电影《1921》里,陈坤饰演的陈独秀还对王仁君饰演的青年毛泽东展开了启发式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加上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保证,你想想看能得到什么,最后就是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李大钊本人也是当时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由于李大钊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和亲近学生的态度,使他成为最受知识青年敬仰和爱戴的导师。他所任职的北大图书馆,还成了当时宣传革命的活动中心。


事实上,无论是《觉醒年代》里的饰演李大钊的张桐,还是《1921》里饰演李大钊的李晨,都把李大钊这种良师益友的耐心与诚恳,同时又兼具理论家的自信和活动家的执行力的特点呈现出来。这也就是主旋律影视剧的魅力,它们在不断塑造甚至可以说重塑着大众对过往历史人物的认知。它们不断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融合,历史人物在它们的叙述下既雄伟高昂,精神抖擞,又展露出平实与人性化的一面,正因为接了地气,所以也就有了人气。


回望百年前的历史时刻,正是这些思想与革命的前辈,不断以生命的温度传递希望的火种,奔走呼喊,著书立说,他们渴望劳苦大众能够翻身做主人,国家能够昌盛而外御其侮。百年后的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反映光辉历史的主旋律影视剧,穿越时空,与前辈建立持久的情感联结。期待这样注重品质的主旋律影视剧越来越多,让我们能有更多机会触摸真实的英雄,缅怀先人的遗迹,沿着他们的脚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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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20:18 | 只看该作者
13楼 天涯过客说:
“璧碎山河铭国耻,汗青巾帼字生香。”



她们潜伏敌营十四载,从未暴露,唯有一身孤勇深埋虎穴,誓死坚守;也冲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视死如归,为国捐躯。


至暗时刻,唯有信仰才能点亮黎明!她们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们,永远值得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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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21:16 | 只看该作者
14楼 天涯过客说:
税收篇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对税收工作作出系列部署。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日益增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了积极作用。


百年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税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着红色基因的税收史,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也成为党领导中国经济建设不断在探索中前进,披荆斩棘、砥砺奋进、走向辉煌的生动写照。


红色星火孕育红色税收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份1928年江西宁冈县农民缴纳土地税的记录清单。这张土黄色的毛边纸清单,长72.5厘米、宽23.5厘米,行书字体详细记载了当年宁冈县新城区桥上乡农民缴纳土地税时,上交谷物的数量和时间。


在根据地建立之前,井冈山农村和全国一样,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在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豪绅的重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之下,农民生活贫困不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八七会议”后确定的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指引下,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土地革命随之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根据地内,共产党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支持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热情,贫困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1928年秋天,根据地农业大丰收。根据地群众欢欣鼓舞,热情歌唱:“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



红色政权生机勃勃,但要进一步战斗、发展、壮大,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十大政治纲领》,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累进税”。1928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法的形式确定征收土地税及征收土地税的标准。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所得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七条中如是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统一了税制,将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并对发展商业、农业、工业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税收政策体现为:一方面,继续取消一切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建立以土地税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为核心的新税制,并按照阶级确定税收负担(即劳动者低税负或者免税,剥削者高税负);同时,主张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并通过税收调节和促进经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税收为革命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据统计,陕甘宁边区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1941年为30.8%,1943年为45.8%,1944年升至60%,1945年为83%,成为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最早开征土地税的地方,税收设计就初步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考量,不过多增加农民负担。


1928年,毛泽东在谈到土地税时说:“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1933年,毛泽东在谈到土地税时指出:“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这正是“量能负担”“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税负思想的体现。


此外,革命根据地还确定了“先予后取、取己与取民相结合”的税收原则。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毛泽东对“先予后取”的原则进行了阐述,要把“予”放在第一位,把“取”放在第二位,“予”就是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收入和物质福利,“取”要照顾到人民的利益,不可竭泽而渔。此论述初步确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征税原则。


红色政权诞生初期,财税工作无经验可供借鉴。专家认为,《井冈山土地法》对于土地税的规定,既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在比例税率方面,采取了简单弹性的办法,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纳税人的阶级成分灵活掌握。同时,对税收减免、税款支配权的规定都十分规范。


“农业累进税制避免了税收一刀切,也顾及了特殊情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税收制度。这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税收制度,保护了农民利益,是税收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北京税务博物馆讲解员周怡然说。


农民踊跃缴纳农业税,用朴素的方法支持革命。当时,广大的根据地农民主动挑最好的粮食用来缴税,或者自愿将家里的粮食多交一些,以支持红色政权。


李平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提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统一于中央的财税制度以及废除苛捐杂税的政策主张。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实行合理负担的民主税收,逐步建立了适合根据地经济特点的合理的税收制度。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方针,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财税动员与灵活多样的税收实践。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原等大行政区很快形成,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总的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废除旧的苛捐杂税,探索建立新的税收制度和税务机构,税收成为促进革命根据地发展和筹集革命战争经费的有力工具。


回顾这段历史,党领导人民废除了具有剥削性质的旧税制,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税制;建立健全革命根据地税务组织机构,扩充税收人员队伍,铸造了一支忠诚于革命税收事业的税收队伍;税收工作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探索建立所得税、印花税、行商税等工商税制建设。这些都为恢复战后生产、安定民生、稳定经济提供了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顺利和迅速地建立起新的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新型税制体系逐步建立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一方面,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财力支持,另一方面,新、旧解放区税制及征税办法差异较大,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很不统一。规范机构、统一税政,建立健全新的税收政策与征管体系,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历史性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共同纲领的第四十条中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


“以近似立法的形式科学地确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可以说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税收政策与实践的结晶,新中国税制建设的指南。”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指出。


1949年11月24日至12月9日,新中国首届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拟订了统一税政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并以附发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作为今后整理和统一全国税政、税务的具体方案,同时规定:除公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外,其他税收条例在公布以前应当按照原来的税法征收。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迅速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税收,逐步实现了税收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从农业税收为主到工商税收为主的转移,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初步建成由货物和劳务税、所得税、财产税以及其他税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税收为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支持抗美援朝、‘一化三改’等重大政治历史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平表示。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樊勇指出,在继承和发展解放区税制体系与改造国民党旧税制基础上,新中国逐步建立起新型税制体系。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我国税制体系先后于1953年、1958年、1973年进行了改革,经历了从繁到简的体系化转型。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称: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和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195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同意中共财政部党组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的报告》,其中提出了把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和简化征税办法的意见。


经过1970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1971年12月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72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报送的《关于扩大改革工商税制试点的报告》,自1973年起再次简化税制。


专家介绍,这一时期新税制体系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流转税占较大比重,工商所得税次之。这种税制结构能够较好地适应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二,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情况。其三,征收管理办法以“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为原则,灵活多样,宽严结合,有效降低了偷税漏税的可能性。


伴随新中国经济发展和税制完善的进程,我国税收收入规模也不断增长,有力支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 农业税取消等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记者 魏培全 摄



税收改革稳步推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财税体制改革也掀开新的篇章。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初步形成了涉外税收制度。1983年、1984年分别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两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分配格局,强化了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功能,基本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整体性改革的新阶段,税制和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整体性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近期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专家介绍,在税制改革方面,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了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框架,为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创造了科学、规范的环境条件,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在分税制改革方面,分税制从根本上消除了财政体制不稳定的弊端,结束了政府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历史,在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稳定规范的分配关系,形成了合理预期,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一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二是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有一尊高99厘米的三足青铜圆鼎——告别田赋鼎。这一“镇馆之宝”,是河北省灵寿县一位普通的农民王三妮自发铸造的,记录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2006年1月1日起,取消农业税。


“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鼎上朴实的铭文,诉说着亿万农民对党的“三农”政策的拥护和感激。


作为一种在农村征收、来源于农业并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赋,农业税在我国延续了26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00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知指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事关9亿农民的切身利益,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2006年1月1日晚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凤楼镇水务村农民杨春岭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近年来国家对咱农民格外照顾,就连农业税都不交了,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高兴劲儿甭提了。”翻看旧时的日记本,今年50岁的杨春岭感慨万千,“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几宿都没有睡好。”



▲ 山东省纳税服务大厅为小微企业开通减税降费绿色通道。资料照片



▲ 税务干部在“党建园地”交流思想,切磋技艺。资料照片



▲ 河南洛阳税务工作人员展示办税APP。记者 殷刚 摄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为“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中国农业史上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农业税改革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主题,我国稳步推进税制改革。2007年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房产税等的内外税制统一,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2001年以来,我国实施车辆购置费改税、成品油税费改革和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用税收取代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收入形式。


2008年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9年1月1日起,在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推行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经过不断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进一步完善,初步构建起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现代税制体系。


回顾1992年到2012年这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了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成功领导了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而且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出了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的要求和措施。通过不断改革税制和完善税收政策,中国的税制逐步简化、规范,实现了城乡统一和内外统一,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增强,并且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实现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力支持了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樊勇表示,在1994年税制框架基础上,我国税制改革稳步推进,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税制更加公平。不论是从统一城乡税制、内外资税制的税制结构优化来看,还是从单个税种的改革完善来看,都反映出这种趋势。二是税制设计科学、合理,税收的调控功能得到强化,也就是说从筹集财政收入为主要功能,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调控功能扩展;三是分步、试点推进各项税制改革,既保证改革平稳有序进行,也满足了我国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 税务人员在后台审核远程提交的办税材料。记者 宋为伟 摄



税收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日益凸显



2016年5月1日零时,温州商人陈生在北京民族饭店开出了中国餐饮住宿业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天,征收了66年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这场被称为“中国税制分水岭”的增值税改革,涉及近1600万户企业纳税人、1000万自然人纳税人,当年直接减税超过5000亿元。


增值税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稳定税负,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经多年探索、改革,一个具有中国特色、顺应国际潮流的中国税制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取得重大突破。



▲工人在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摩托车产业园工作。新华社发(陈欣波 摄)



▲ 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记者 郭程 摄


——税制改革步入新阶段,不断向纵深推进。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截至2021年6月,18个税种中已有12个完成立法。


“中国共产党对于税收地位、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提出要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现代财税制度等一系列内容,且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指出。


——税收工作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实施,红利持续释放。谈起减税降费,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兴海感叹:“减税降费助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张兴海透露,2020年,小康集团收到出口退税、新增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四个方面的税收减免和退税超2亿元。整个“十三五”期间,小康集团收到的这些税收减免和退税超17亿元。


小康集团是享受减税红利的亿万市场主体的一个缩影。“十三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精准实施逆周期调节,有序推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2016年至2018年,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简并和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税减除费用标准等。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2020年又出台7批28项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合计超7.6万亿元,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施,2016年至2019年,我国宏观税负(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7.47%、17.35%、17.01%和16.02%,2020年进一步降至15.2%,比“十二五”末2015年的18.13%降低近3个百分点。


“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是减轻纳税人缴费人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实招硬招,也是优化税制结构、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樊勇说。


——税收征管改革经历从“合作”“合并”到“合成”的突破。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全面深化国税、地税合作。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完成了全国省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建立起以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优化了机构设置和职能职责,初步构建起优化统一高效的税费征管体系。2021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建设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将推动以“合成”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税收征管改革。


樊勇指出,一方面,税收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于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政府减税降费力度持续加大,各项简政、减税、降负措施陆续出台。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致力于推进国家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回望百年历史,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历史蕴含着党带领人民创造辉煌的经验与智慧,党领导税收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对推进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税收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税收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税务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智慧源泉和精神力量,传承优良作风,始终保持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昂扬锐气,继续保持连续作战、善作善成的不屈韧劲,发扬敢于战斗、勇于克难的担当精神,努力在新的税收改革发展征程上创造新业绩,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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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22:10 | 只看该作者
15楼 天涯过客说: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是国家历史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每一方纪念碑,每一座烈士墓,每一段英雄故事,每一个烈士纪念馆,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次我们的脚步就来到了烈士纪念馆,一起致敬英烈、铭记历史。




第二十七站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场馆介绍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台烈士陵园南端的任家山上,是一座既有传统民族风格且具现代气息的优美建筑。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名镌刻在门额上方,檐下正中还雕着象征烈士英灵永存的“日月同辉”图案。纪念馆内设10个展厅,其中9个用于陈列展览革命烈士的事迹,宽敞明亮的展厅内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为主线,串联各时期重要事件,以烈士牺牲时间先后为顺序,共陈列了127位牺牲在雨花台及南京地区的革命烈士的文物史料。2020年12月,被评定为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邓中夏浩气永驻雨花台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英才中,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现代工人运动开创者,那就是后来牺牲于南京雨花台的邓中夏烈士。如果用一个词句来形容他的一生,那就是“燃烧”。邓中夏炽热的性格像一团火,映红了党的旗帜,也映红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旗帜。1933年夏,邓中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到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爱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他凭着这股正气,于1933年9月21日夜唱着《国际歌》走向了雨花台,成为在那里牺牲的十万烈士中著名的一人。第二十八站龙华烈士纪念馆









场馆介绍

龙华烈士陵园位于龙华寺西侧,地处著名的龙华旅游区,与千年古刹龙华寺、龙华塔毗邻。 龙华烈士陵园建筑的艺术特点是主题、主轴线、立体建筑的融合,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交替。红岩石、入口广场、园名牌楼、纪念桥、纪念广场、纪念碑、纪念馆、无名烈士陵等一系列建筑井然有序地坐落在陵园的南北主轴线上。入口处的红岩石,以其特定的思想意蕴点出了陵园的人文主题;纪念广场是陵园的中心地带;纪念馆以四层素色花岗石阶梯与金字塔型的蓝色玻璃幕墙和谐组合,于庄严凝重中透出明朗开阔的意境……这些建筑成功地营造出陵园独特的纪念氛围,并以其庄重大气、中西合璧、富有时代气息的建筑风格,使龙华烈士陵园成为上海标志性纪念建筑。






杨匏安丹可磨而不可夺志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也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参加编辑党刊、党报的工作。1931年7月被捕,8月被害于龙华。据当年同牢房的难友回忆,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会客”,来者又都是国民党要人,还许以高官厚禄,他的回答只是:“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此时他也惦念家中生活,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他见同狱的罗绮园意志动摇,又写诗劝此人顾惜气节。虽然罗绮园不听劝而向敌投降,那首《示难友》却成为名传天下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名篇。劝降进行到最后一幕时,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他却将话筒摔到墙上。

第二十九站东北烈士纪念馆





场馆介绍

东北烈士纪念馆,坐落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241号,成立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0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纪念馆,总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展览面积8060平方米。北烈士纪念馆馆内基本陈列《黑土英魂——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烈士事迹陈列》,分为“东北沦陷抗日斗争兴起”“联合御敌组建抗日联军”“艰辛苦斗配合全国抗战”“坚持斗争赢得抗战胜利”“争取民主建立东北根据地”“捍卫和平进行防御作战”“扭转战局转入战略进攻”“解放东北迎接新中国诞生”八个部分,共突出展示烈士280位(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烈士162位、解放战争时期烈士118位),英烈群体8组,烈士名录5.6万位。展览全面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牺牲在东北以及在东北有过重要活动和作出突出贡献的英烈的感人事迹。






赵尚志北国雄狮






赵尚志,1908年10月生,辽宁省朝阳县人,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4年6月,赵尚志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领导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他率领支队英勇作战,拔除敌人据点,清算汉奸走狗,取得了五常堡、肖田地等多次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哈东支队的政治影响。在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的领导下,根据地从珠河县的铁南、铁北扩展到宾县、延寿、方正、阿城、五常、双城等县的东西200多里、南北350多里的广大地区。1936年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无比的战斗。他们冒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风餐露宿,用歌声抵御着饥饿和寒冷,战胜了数不清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半年多的远征中,纵横数千里,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第三十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场馆介绍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又称红岩博物馆,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红岩联线管理中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红岩村52号。截至2017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藏品超过10万件,其中一级文物227件、二级文物284件、三级文物2749件。2020年5月,“2019年度中国博物馆参观量100强”榜单公布显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以1150万人次位居全国博物馆2019年游客接待量第二位,仅次于故宫博物院。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由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3个场馆组成。






许晓轩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许晓轩(1916年—1949年11月27日),男,名永安,字小轩,江苏江都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许晓轩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5年,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当会计,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无锡学社”。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川东青委创办的《青年生活》月刊编委,并负责发行工作。1940年3月,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在他的组织发动下,新市区党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轩不幸被捕,后被押往国民党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作为狱中中共秘密支部的核心成员,每当危险的时候,许晓轩就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1941年10月,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曾同谭沈明一起,发动难友与监狱主任周养浩作斗争。1946年7月,又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守所。他和谭沈明、韩子栋3人组成中共临时支部,许晓轩任支部书记。多次带领难友们进行越狱斗争,并拒绝保证不再越狱,曾被罚带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和关进黑牢。

据建国之初时的不完全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全国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共有2100万人。或许我们无法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应被忘却的英勇。致敬英雄,致敬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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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23:36 | 只看该作者
16楼 天涯过客说:
1927年4月28日,一位38岁的革命者,率先登上了绞刑台,神色未变,慷慨赴义。 他在题为《牺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位革命者,就是李大钊,怀着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着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时代轰轰烈烈,李大钊波澜壮阔的一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希望。目睹着革命浪潮遍及中华大地,李大钊奋力高呼:“试看三十年后,必是赤旗的天下。” 他从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他的感召下,一代代革命者们迸发出了锐不可当的力量。如今,李大钊牺牲已过94年。当年他所感召的青年如今已将神州大地建设成一条腾飞的巨龙。 当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理想成为现实后,如何再借光影之力,将百年前的激荡风云、革命火种在银幕上肆意燃烧,沸腾当代青年的热血呢?


《革命者》便通过艺术意蕴书写广阔的历史与深厚的使命,再现李大钊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将革命星火传播中国。
在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讲诉百年前的历史,《革命者》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叙事手法,打破线性叙事,将多个不同时间线上的事件重组,以主题和不同事件、人物形成对位关系,完成了一次影像上的复调音乐创作,谱写出一曲20世纪初期中国革命的浪漫史诗。 打破线性叙事,是这部电影的监制管虎惯常采用的创作手法。《革命者》的8组人物关系,因为时间线性的打破,在参差对照中,格外彰显了李大钊作为中国革命“播火者”的无畏精神,更将李大钊从一面精神旗帜,分解为理想挚友、革命伴侣、良师益友、铮铮烈士等多重身份,还原成一位有血有肉的革命志士。 与陈独秀的“南陈北李”建党之约,彷如风雪夜归人,两位挚友的再度相遇,浪漫的表现手法,暗淡下李大钊营救陈独秀的刀光剑影,让观众因两人的相聚而迸发对革命胜利的希冀。


和青年毛泽东的忘年友谊,无论是火锅店里的家乡风物,还是雪后景山上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充满了北京味道的画面中,展现着李大钊对青年革命者的言传身教,又将革命的火把递与青春之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青年毛泽东结识李大钊,这些情节让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变得更为厚重,将历史事件从不同维度进行解读,这种多线索、多角度叙述故事的能力,见证着创作者对厚重历史的把控。


彼时,共产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充满了艰难与曲折。李大钊寻找到了知己,却也要面对着对手。为了推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李大钊拜访孙中山,却也要和蒋介石赌一个对未来中国的期许;和吴育文的最后对峙,彰显着李大钊就义之时仍从容不迫。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的这声呐喊,仿佛吹散了心存斗志却不知何去何从的仁人志士面前的浓雾。他用矢志不渝鼓舞激励着年轻的革命志士庆子,启迪着普通群众群众徐三,唤醒他们心中冲破黑暗的斗志。李大钊始终坚定地将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使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大钊看到了未来将属于追寻真理的时代青年。他是革命者,也是先行者。“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他的呼吁,唤起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宛如青春之火,历经百年风雨征程,恰是风华正茂。 《革命者》用颇具浪漫主义的镜头,展现着受到李大钊感召的青年力量。开滦煤矿的数万名工人点起矿灯、挽起双臂,齐刷刷地在铁轨躺下,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总同盟罢工;军人们在手工缝制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工人和农民们撑起用无数块红布拼接而成的巨幅红旗。


这部电影想要表现的,便是这份革命先驱的精神鼓舞。当这些恢弘的镜头和丰沛的细节呈现在银幕上,坐在影院里的观众也会被这种情绪点燃。观众之所以会与电影的精神共振,就是因为《革命者》在重述李大钊故事的同时,强调了历史进程中群众的力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正是在共产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投身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可以说,《革命者》回答的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正是有了像李大钊这样的一代革命者们,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敢为人先,承担传播思想的重任,为这一理想奋斗终生。


同时,《革命者》又是一部不一样的影片。除却演员们勇敢尝试更多可能,为主旋律电影带来新的青春热血之余,青年导演也勇于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使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创作又多了一条新的路径。 李大钊为之奋斗的理想早已变成现实。放眼百年,正是因为这份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一次次奋起,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电影是照进现实的梦;当这个“梦”再现百年前革命者的风华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广角镜下壮阔的历史,更是革命者们百年前的梦想与使命,如何凝聚起亿万民众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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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27:15 | 只看该作者
17楼 天涯过客说:
1928年
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副团长
兼第一营营长陈毅安率部“以一敌十”
保卫了井冈山大本营

1930年8月7日,在长沙战役中
陈毅安担任前敌总指挥
为掩护军团机关转移
不幸牺牲,年仅25岁

在投身革命的岁月里
陈毅安一共给妻子李志强写了54封家书
但到第55封家书时
却只有两张白纸……




55封家书,见证爱情与信仰
得知陈毅安牺牲后
李志强将视为珍宝的家书
藏在了老家的一棵树下
避开战火保存至今

如今,再细细读来
字里行间
见证着革命年代的坚贞爱情
充满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面对革命过程中艰难的困境
陈毅安在信中安慰妻子↓↓↓志强: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愉快。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志强:你说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这也不错。但是为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

1931年,李志强收到的第55封家书
是两张白纸
他们曾经约定:
如果陈毅安在战场上牺牲
就托人给她寄一封无字信
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等我了”

1958年,彭德怀为陈毅安题词
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五代人的“百年相逢”
九十多年过去
神州大地遍野飘香
巍巍中华民富国强
陈毅安烈士之孙陈正烈
带着外孙女,再到井冈山黄洋界
追忆激烈战事
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而这,是属于五代人的一场
“百年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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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28:46 | 只看该作者
18楼 天涯过客说:
6月的古田,有些许闷热。古田会议旧址“廖氏宗祠”的正门外,大片荷塘里已有零星几朵小荷争先开放。古朴庄重的宗祠与周围盎然的生机相互映衬着,九十二年前,著名的古田会议就在此召开。
廖氏宗祠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是廖氏族人为了祭祀先祖廖扶而修建的,据族谱记载,廖扶是教书先生,他满腹经纶、为人乐善好施,人称“北郭先生”。
这座宗祠在北洋时期被赋予了新使命,1917年时后人将宗祠重修,在此设立和声小学,进门处对联“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就是改办学校后所题。红军在1929年5月进驻古田后,又将其改名为曙光小学,右墙上红军写上的标语“保护学校”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
红四军为何当时会在古田召开会议?还要回溯到1929年初,国民党部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当年1月,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向赣南出击,以打破国民党军“会剿”。
后来由于井冈山失守,红军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集中向赣闽边界转移。转移过程中,红军在大余、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屡战不利,直至大柏地战役,才将局势扭转过来。在此期间,福建省委向中央写信,建议红军开到福建作短暂休息。
闽西当时已具备比较好的革命基础,据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员介绍,由于闽西地区党组织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未间断,一直坚持武装斗争,闽西被称为20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堡垒。
1928年3月至10月期间,邓子恢等当地革命力量领导农民起义后,一方面成立红军营,一方面着手进行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革命积极性。古田亦成为当时闽西的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9年3月11日,收到中央回复的红四军再次进入这片红色土地。这次首战告捷,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2000余人,14日遂占领长汀建立红色政权。之后,红军数次入闽,到7月上旬,红四军已占领龙岩、永定两座县城以及周围农村,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
党史专家吴明刚认为,闽西具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诸多有利条件,地方党组织配合、群众基础好,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也出乎意料的好。可以说,红军是在入闽后由困境打出了希望,闽西苏区为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新天地。
革命转折的福地
在闽西的革命形势大好之下,红四军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古田会议纪念馆资料,1929年3月至9月,六个月时间红四军由3600多人发展之7000多人。然而,党组织成分基本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1929年5月时,红四军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工人成分仅占23.4%。
因此,当时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会场保留着当年的布置,反对这些思想的标语也仍贴于会场的几根红柱子之上。
当时红四军领导之间对于建军原则、建军思想等也是有分歧的。进入赣南、闽西一带时,红四军党内思想分歧已非常严重。1929年5月初,中央派刘安恭等人到红四军工作,争论自此公开化。1929年5月、6月召开的两次前委扩大会议,均未消除党内争论、获取一致意见。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未经中央许可改选前委,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议就建军原则等问题进行讨论,但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不久后,毛泽东落选的消息传到上海,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听取了陈毅对红四军情况的翔实汇报后,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后来,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起草了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在“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
当时已是寒冬,120多位代表坐在长凳上,烤着炭火参加会议。天气虽冷,代表们讨论却十分热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为期仅两天的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设经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红四军前委,并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原则,也奠定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基础,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是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值得不断学习探索的精神丰碑。从历史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在此初步形成。
从矛盾到统一、从迷茫到坚定,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党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貌。古田静静地见证了这一切。
在古田会议旧址里,四合院的窗上有一个石窗花“福”字。这个福字有些特别,右边仿佛是由“古田”二字组成。不知它是不是曾预示着,古田将成为化险为夷、焕然一新的福地。那有趣的福字也被设计为现在古田镇的符号,走在大街小巷中,随处都能见到“古田福”。
安居乐业的绿地
从旧址出来就到了集镇,这里今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整齐又不失特色的房屋。路旁低矮的房屋是根据政府规划建成,为了让小镇保持原汁原味,打开门就能见到山水,所有建筑物高度不能遮挡天际线。竹岭村村书记张旭涛称,这些建筑都保留了一定的客家特色,外立面的统一风格也是政府给予补贴重修的。
古田镇位于上杭县东北部、梅花山南麓,是一个高山上的盆地,地处丘陵山地,周围群山环绕,气候宜人。而且周围一带较为富庶,农作物包括稻米、山芋、芋头等。
与许多热门旅游景点不同,尽管身处景区,古田却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淡然之美。景区周围的饭店大多是本地人开设,物美价廉,并不因顾客是外地游客而多收钱或偷工减料。当地人告诉记者,因为生态环境好,散步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休闲方式。在古田街头,也时常能见到一些跑步者。
优美的生态和“古田会议”带来的红色文化是古田镇最重要的产业优势,在此基础上,古田镇的产业以农林经济、文旅康养、研学培训为主,当地政府称其为“‘红、绿’交相辉映的文旅康养产业链。”
根据古田镇政府办公室提供资料,截至2020年,古田核心景区近五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60亿元。
研学培训方面,国家统计局等8家单位在古田分别设立了教育培训基地或教学点,全国中小学研学营地已完成主体工程。五年来,古田干部学院累计承接培训班1966期11.67万人次,红军小镇累计承接培训班1026期6.5万人次。
据张旭涛介绍,他早在2003年大专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出门闯荡。2008年回到龙岩工作,直至2016年决定回到古田建设家乡。问及回到家乡的原因,他说,“家乡发展得好,而且我自己也有对家乡的情结,为什么不回来呢?”“当时我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村在周围是最差的,现在和以前可以说变化翻天覆地,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有两大产业,一个是种植业,包括传统的竹子,反季节高山蔬菜;第二是旅游业,做农家乐、民宿等。”他说,这些产业给村民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比如去研学机构工作,一个月也能挣个两三千,这让他们觉得留在家乡也挺好。
张旭涛现在也经营着一家民宿,包含餐饮、住宿、茶室、农产品电商等业务。餐厅吃饭可容纳4-500人,床位能达到100张。他向记者介绍,“我们的住宿这块是村里合作社联营模式,比如你家十几二十张,另一家也有这么多,我们就联合起来经营,现在我们的联营床位达100张。”
记者向他了解收入状况,他说综合起来一个月营业收入能有个十五六万。“前两天我们刚刚组建了一个抖音团队,也要跟紧潮流。而且字节的张一鸣、美团的王兴都是我们龙岩人,我们要支持、要学习他们。”他的言语中无不透露着自豪。
他在讲述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乡村振兴政策,在他看来,村里面貌的改变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乡村越来越重视,顶层设计好,而且基础设施也对古田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厦蓉高速和赣瑞龙铁路穿越境内,古田会址站于2015年通车,张旭涛称,“龙岩在未来3-4年内还将建成新的民用机场”。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他们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政策优势,村里人都比较主动配合,而且发挥客家人团结、勤劳等特点。
张旭涛谈到自己有两个儿子,大的还在上小学,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我就希望未来他们能留在家乡。”
接下来,古田将着力打造形成“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点、人人是导游”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其中,古田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的建设是龙岩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2020年该试验区重点推进项目22个,总投资68亿元。
根据古田镇政府规划,古田将以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建设为切入点,做大以古田为核心的红色旅游、红色培训、红色研学产业,做活以步云、江山片区为核心的绿色康养、生态农业和特色民宿产业。《关于建设古田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的实施意见》提出,2025年古田红色旅游和环梅花山生态旅游经济圈构建完成,目标接待游客突破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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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29:42 | 只看该作者
19楼 天涯过客说:
征程万里 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主题出版好书,其中就包括这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1937,延安对话》。2021年6月23日下午2:30,“征程万里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在中国出版集团11层会议厅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中国版权协会会长阎晓宏,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著名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王树增,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以及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当代》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燕等出版方代表,参加了发布会。发布会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永刚主持。会上主办方详细介绍了本书的出版历程和价值内涵,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公认为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点击下图即可进入购书页面)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高度重视《1937,延安对话》的出版工作
在“征程万里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上,主办方详细介绍了本书的出版历程和价值内涵。李岩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在发言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1937,延安对话》是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是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是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臧永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出版这样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珍贵文本,既是向建党百年献礼,又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优良出版传统的延续。”孔令燕
《当代》杂志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燕介绍说:“这本书,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用时长,是因为客观原因,上面已经说过。投入情感多,是因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公认此书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公认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柳斌杰。资料图片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发来贺信,祝贺《1937,延安对话》出版发行,他在贺信中说:“一个外国学者,80多年前来到延安,如此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根据地早期的革命:追求和实践行动现场,留下了这些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也是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所感动。他向世界宣示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先锋队的作用,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为世界守护和平正义的决心。”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说:“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梦想,实际上在很早就形成,不是在现在或者前二十年、三十年,而是在建党就开始的。所以这一点上,这本书还是有它的特殊价值。”阎晓宏中国版权协会会长阎晓宏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对朱德、周总理、毛主席的采访。从中的确看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和前瞻性、判断力。这是1937年时的断言,真的是太了不起。另外这本书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这种力量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讲得非常清楚、明了。”姜辉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说:“这本书恰逢其时非常有价值,对当前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很好的参考读物,同时对于我们研究党史、国史都有很珍贵的文献上的价值。”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说:“延安精神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住的是贫瘠的地方,是窑洞。吃的、穿的都成问题,但是在这个队伍里面体现的却是朝气蓬勃的、一种感染人的、一种民族团结的、有希望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恰恰是在极其贫穷贫困的基础上,在斗争极其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引领了中国的精神方向。”李一昕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说:“在喜迎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共聚一堂,来参加《1937,延安对话》发布会感到很高兴。今天发布会还有另外一层意义,84年前的今天,1937年6月23日,正是本书作者毕森和他的朋友们在延安的时候,今天就是他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和编辑付出了巨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也体现了出版社建社七十周年的时候,黄坤明同志要求的,‘用心搭建文学桥梁,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争做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的决心和担当。下一步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加大对这本书的宣传力度,做好发行服务,让更多读者从中受益,最大限度发挥综合效益。同时,希望中国出版集团进一步抓住此书的出版宣传,当好党史信息服务教育的服务者、推动者,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王树增著名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王树增说:“《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施战军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人文社能够把这本书出来,我觉得在出版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刻度,甚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为什么?在历史事实里面,中国人讲的故事很多,但是通过外国学者的客观眼睛,他们虽然也是怀着一定的倾向性,但是通过外国人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和到根据地去探访所留下的当时的一些笔记等等,可能更具备说服力,或者说从国际的角度上,讲中国故事这个角度上,更具备说服力。”
尘封80年珍贵史料国内首版新一部《红星照耀中国》致敬建党百年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他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在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开启了视野,解开了谜团。同时,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书中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必然性。本书因其独特的视角以及客观详尽的内容,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自从作者毕森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照片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这些笔记首次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本。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以这本《1937,延安对话》,向为今日之中国奋斗终生的先辈们致敬,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致敬。 党史专家高度评价,美国学者讲述中国故事两本笔记见证百年征程中的大势所趋 在延安短短几天的访问,毕森一行被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一个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领袖集体。毕森和朋友们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心情和判断——毕森在笔记上写到:“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担任司机的艾飞·希尔在回程的路上感慨:“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同往延安、并曾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写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而且,为了确保《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严谨性,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多次对稿件进行校对、加注以及联系译者对细节进行修改,还将书稿送给有关专家审定了党史事实。陈晋。资料图片著名党史专家、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对书稿进行审读后,在提出了相关意见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本书,并在序言中提出“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作者命运多舛,笔记尘封八十年终得面世偶然发现珍贵史料历时三年编辑付梓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仅五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国内实行麦卡锡主义,对左派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和排挤,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美国。如斯诺去了瑞士,与毕森同访延安的欧文.拉铁摩尔去了英国。毕森也是如此,在美国国内受到各种怀疑和排挤,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这所学校中国和文化课程的奠基人。虽然毕森命运多舛,但是却严密而谨慎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笔记,只是没有机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和面世。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势推动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ChineseStudies.ChinaResearchMonographs,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笔记:“YenaninJune1937:TalkswiththeCommunistLeaders”,直译为“1937年6月,与共产党领袖们的对话”,成为毕森访问延安之后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英文版。但是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之后,也未引起关注,后来几十年如同石沉大海。一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编辑的注意,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最终寻找到这本从未在国内出版的珍贵史料。从2019年起,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将这本最初译作《延安笔记》的图书,作为每年出版选题的重中之重,从领导到编辑,从版权部门到设计部门,都全力投入推动本书的出版。最后在各方协助、推动下,从动意引进《延安笔记》中文版至今,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最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研究中心取得联系,在疫情最危重的时候,通过邮件往来,购买到《1937,延安对话》的中国大陆出版权。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完成了这本珍贵史料的所有出版流程,将80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于2021年6月23日正式推出。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刻,向走过一百年艰辛而辉煌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献上一份真挚的厚礼。
作者、译者简介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ArthurBisson1900-1979):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到访延安,后返回美国。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麦卡锡主义政策影响被迫离开美国。1969年,应邀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译者李彦,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从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校园里那株美洲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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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呈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更加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辉煌而艰辛历程的有力补充和证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作者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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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7-1 06:30:24 | 只看该作者
20楼 天涯过客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状况下,1942年党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通过推动大生产运动、推广合作社等一系列措施,逐步走出了困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策划的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金融路》,今天播出第24集,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延安,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历史岁月。

短短三年南泥湾从烂泥湾变米粮川
党中央在陕北13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1939年抗日战争逐步进入到了一个相持阶段,在1940年的冬天,国民党调集了几十万的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还有经济封锁,并且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到边区,正是在那样一个极端艰苦的大背景之下,在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早在1939年2月,当困难刚露头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1941年,为了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延安杨家岭,记者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种过的菜地。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延安干部培训学院教授李海际:这就是主席种的菜地,当然菜地要比这大多了,主席要完成生产任务,一年要交300斤公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图大图洋”,延安搞什么大工业、重工业、大盐业,毛主席说陕北陕甘宁边区是农业地区,所以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其实就是解决“脱实就虚”,农业生产为主,再搞工业、手工业、畜牧业,然后再商业,各行各业都生产。

中央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成为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从延安杨家岭向东南驱车40多公里就是著名的南泥湾。
记者李斯璇:南泥湾的歌曲耳熟能详,但亲身来到这里才感受到它的变化,这里有战士们开荒时候的宿舍、千亩的稻田,当年大家就是在这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1941年开荒只有一万多亩,到1944年,开荒已经达到26万多亩,可以说,在短短三年时间,南泥湾就从一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

1941年春,八路军120师359旅开进这里,实行军垦屯田,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名震边区。沿着当年开荒屯田的路线,记者来到了麻洞川镇金盆湾村,这里曾是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村支书张锁三就是三五九旅的后人,他讲述了父辈亲历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巨变。
三五九旅后人张锁三:当时咱们大生产来了以后,很多士兵不懂劳作技术,通过当地的人协助,军民互助大生产,所以第一年就搞得相当热烈,基本就满足了部队自己需要,减轻了边区当地人民的负担。
经过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一年后三五九旅的吃粮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并渐渐开始有了余粮。三五九旅的粮库在附近,在张锁三的带领下,记者爬上了金盆湾村后的山坡,一排早已废弃的窑洞出现在视野中。 三五九旅后人张锁三:整个这一片山全部都是装粮食的库房。这一溜大概有20、30个,因为粮食分的种类不一样,比如谷子、小麦、糜子、稻米、稻谷,一个窑洞放一些。每到一个粮食层面上来以后就插一个板。

从1941年开始到1944年底,经过三年的耕耘劳作,南泥湾粮食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当年收获粮食约37000石,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缴纳公粮约10000石。

南区合作社成立一条扁担、一口窑洞起家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不仅仅体现在南泥湾这样的由部队带头的大生产当中,其实在整个边区都有着各种尝试。比如说合作社的形式,就是要把农民还有各行各业的群众都调动起来,盘活经济造福于民。而这其中南区合作社,就因为它独特的经济,还有金融形式的探索,成为了其中的典范。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同时对南区合作社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当时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它对保障军民生产生活物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筹建人赵士清:这边是我参与筹建的,南区合作社1936年12月成立的时候,吸收社员的股金才是159.9元的边币,是三个工作人员,一条扁担、一口窑洞起家的,最后它发展到了运输、信用、教育,还有纺织,只要群众需要的都合作起来,有南区合作社替你办,不光搞个一买一卖就行了,还要扩大业务,它要到边区驮盐,三边驮的盐用在敌占区,比如说洛川赚一些钱再换回来群众需要的棉花、当时犁地的犁铧,这些当时边区已经有些都没有的,国民党封锁,有些东西进不来,所以只要群众需要的它就办。
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给群众服务不要利息
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1943年3月,延安南区合作社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不但向群众发放贷款,而且吸收群众的存款,利用群众手中的闲散资金解决群众的经济困难。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筹建人赵士清:真正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创办是1943年3月,边区整个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发展农村的生产,有些群众买牛买不起,买农具买不起,为了支援生产,就办了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给群众服务不要利息,有群众有婚丧嫁娶或者特别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利息,临时借用。群众可以入股,贷款的可以入股,存款的也可以入股,存款存一千元必须要入一百元的股金,如果贷款贷一千元,必须要交二百元。大家都可以分红,贷款的跟存款的都是我的社员,这些盈余下来的都是大家的。 南区合作社的这次金融上的改革和尝试,很快收到了成果。据1943年12月《解放日报》报道,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成立后,在当年417宗借款中,“有320宗借款是用在农业生产上,购置牛、驴、农具等”。而在它成功经验的带动下,两年多的时间,延属分区共发展信用合作社35处,资金总额7.55亿元,对边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引下,边区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扩大财政供给,解决了财政困难。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粮食、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的自给,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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