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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白色记事簿 [打印本页]

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6 天前
标题: 白色记事簿
身体里有三颗“苹果”的男孩
2009年的夏天，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寂静的走廊里隐约传来病人的鼾声，两组交班的护士正在护士站低语。病房的电子屏不断变动着数字，还有几分钟就午夜12点了。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困意中惊醒，一个带着乡土口音的男人低沉着嗓子问：“你好，请问一颗肾多少钱？”
“什么？”我来不及消化对方的问题，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脑海里毫无征兆地蹦出了网上拐卖人口、器官交易的传闻。
电话那头的人有点急迫，又重复了一遍：“一颗肾多少钱？”
我没听清他是要买还是卖，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碰上倒卖器官的黑中介了。我对这些黑中介非常反感，没想到这些人已经明目张胆直接打电话到医院问行情了。我清醒过来，警告他：“私人买卖器官是违法的，我们不接受用来历不明的器官做手术！”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带着防备的口气又问了一句：“那买家和卖家怎么交易？”见对方还不死心，我继续劝说，那头的人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刚轮转到泌尿外科，之前只是从同事那儿听说过一些给患者和器官捐赠者牵线搭桥的黑中介的事。那些混混模样的人拿着小传单，混进病房后就把传单塞给陪床的家属，甚至敢直接放在我们医生的办公桌上。
黑中介的传单上一般只写着这么几个
字：“尿毒症特殊治疗”，外加一串号码。漫长的肾源等待中，我知道有的家庭会拨通传单上的号码，也知道结果都是一场空。
我在泌尿外科期间，遇到过很多挣扎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男孩让我印象很深。
他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每次查房，我都能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安静地翻着仅有的几本旧书，或者一动不动地发呆。他已经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个头却不到一米六，乍一看，瘦弱得像个小学生。毛毛患有先天性儿童肾病，两颗肾脏如同正在萎缩的小苹果一样，他的病发展到最后就是终末期肾病，俗称的“尿毒症”。
他因为水肿就医，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靠透析勉强维持，要么做肾脏移植。过去的几年，他
每周都要透析3次，每次4个小时。这让他没法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玩耍，透析机和白大褂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记忆。
我给毛毛做入院检查时，毛毛一直躲在妈妈身后，全程像个小木偶一样静静地站在一边。讯问病史时，毛毛的妈妈总是扯着大嗓门抢先答话，毛毛的爸爸则很沉默，偶尔应和一句。
“这次住院是来做肾移植的吗？”我翻看着毛毛的入院材料问。
“是呀是呀。”毛毛的妈妈一副兴奋的样子。
“亲属肾还是捐献的尸体肾？”十年前尸肾的肾移植手术比例远高于亲属肾，就是价格高昂，普通家庭很难负担。
“别人捐的！医生你放心，我们准备好
了钱的！”毛毛的妈妈抢着回答。
我所在的省份，做血液透析的病人一年有5万多例，他们等待一颗肾脏的平均时间是7年。毛毛很幸运。我把毛毛一家安顿在四楼我所负责的66号病床，等着那颗拯救毛毛的健康肾脏的到来。
毛毛入院后，我发现他们一家很奇怪。除了开始因为医院规定病人只能由一名家属陪床，毛毛的爸妈晚上轮流在走廊打地铺之外，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家三口人一起出现过。
有天我一进大楼，病人们正排着队等食堂送餐大妈打饭。我没有在队伍里看到毛毛一家。我到病房里看他们，毛毛的爸妈都不在，只有毛毛坐在病床上吃包子。经过走廊时我瞥了一眼安全通道的门玻璃，注意到毛毛的爸爸佝偻着背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一手端着饭缸，一手捏着块馒头往嘴里送。我悄悄看了一
会儿，发现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于是推开门提醒他不能在医院抽烟。毛毛的爸爸愣了一下，带着点讨好的意味说：“懂咧，懂咧。需要的时候敬别人的烟，总不好意思口袋空着咧。”
后来每次午饭我都会看到毛毛的爸爸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阶上。他只给毛毛订了饭，自己总是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和一缸白开水，偶尔沾点油花，还是儿子吃剩的菜。至于毛毛的妈妈，自从我上次轮休了两天回来后，就一直没看到。
后来我跟夜班护士聊天才知道，毛毛的妈妈给自己也办了入院，已经住进了楼下的病房。我和他们家的接触不少，相处也还愉快，但我这时才知道，毛毛要接受的肾脏来自妈妈。不明白毛毛的爸妈为什么要在入院时骗我说肾源来自外人捐献。
“他们家是真困难，主任已经在帮忙申请基金救助了。”护士告诉我。
当晚，我去66号床看毛毛，把手头多出来的一份盒饭送给了毛毛的爸爸。过了一会儿，毛毛的爸爸轻轻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他从门外探头进来，一脸感激的表情。他抽出一根烟给我：“医生，来，谢谢啊！”我皱着眉又强调了一次医院不能抽烟，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我想问清楚他们为什么骗我。
毛毛的爸爸讪讪地笑着，局促地低下头，一个劲地向我道歉，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块了。他告诉我，就在一年前，毛毛和妈妈配型成功，已经符合了肾移植手术的要求。但配型成功的消息没换来毛毛一丝开心的痕迹。他已经见过太多人等着等着就离开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甚至不太相信自己能通过这颗肾活下去。但毛毛的妈妈充满了希
望，想着终于能救儿子一把。没想到，毛毛拒绝手术。
当时毛毛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运气好，妈妈这颗肾脏可以维持到我30多岁，之后怎么办？”
这个困扰了毛毛的爸妈一年的问题，是毛毛自己上网查到的。毛毛发现肾移植十年存活率也就60%，而且术后的排斥反应不可避免，一般一颗肾脏的寿命是在5到20年。他用这些看来的数据来拒绝母亲。
毛毛的爸爸告诉我：“这孩子的心事一直很重。”
他们一家住在医院附近的棚户区，毛毛的爸爸总在街角等日结的零工，毛毛的妈妈除了照顾儿子，还去做保姆、到工地上做饭。当年，换肾的总费用得四五十万，手术和药物的花费并不是大头，
主要是给捐赠者的家庭提供一笔“丧葬费”，甚至还有“中介费”。这是我们那边捐赠者和病人之间不成文的规则。
一年里，这个家庭唯一的治疗方案始终没能得到毛毛的认同。对毛毛的爸妈来说，自己以往的人生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他们花光心思也只能想出几句安慰的话：没事的，都会过去的，一定会好的。
毛毛的妈妈每天盯着他吃定量的饭，喝定量的水。为了使血管承受反复的穿刺方便透析，毛毛的左手做了“内瘘手术”。从那以后，毛毛的妈妈就会看着毛毛，不能用左手提重物、戴手表，睡觉时不能用左边身子侧躺，穿脱衣服都要先穿或先脱左手的。
毛毛的妈妈用她的大嗓门时刻提醒各种注意事项，带着毛毛跑上跑下做检查、做透析，竭尽所能要把儿子从死神的手
里抢过来。她知道儿子爱吃什么却不能吃，想做什么却不能做，透析时的痛苦，忍住的眼泪和折磨，她都看在眼里。所以当一线生机出现的时候，说什么也要抓住。她总是说着车轱辘话，反复说服毛毛收下自己的肾脏。
听到这里，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即便见惯了生死的医生，也不敢坦然说自己不畏惧死亡，但毛毛这个孩子，竟然敢于拒绝求生的机会。
为了让毛毛康复，毛毛的爸爸动起了偷偷卖掉自己肾脏的念头。他想用卖肾挣来的钱给毛毛买一颗肾，让儿子安心接受手术。他到处打听所谓的“中介”价格，想把自己的肾卖个高价。我值夜班时接到的“肾脏黑中介”电话，其实是毛毛的爸爸最后一次做卖肾的尝试。他在外面道听途说的行情都是卖一颗肾能换几万块钱，而买一颗肾要花几十万。
他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自己的肾能不能卖更高的价钱；他还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瞒着毛毛把这手术做了。
毛毛的爸妈决定骗儿子一次。他们谎称等到了捐献者，而且社会上有好心人捐款。“手术的钱都凑得差不多了，又这么幸运得到了名额，孩子你得来做啊。”毛毛的爸爸的语气近乎哀求。毛毛终于答应了。
这次谈话中，毛毛的爸爸以卑微的姿态、近乎讨好的语气，哈着腰攥着我的手不住地嘱咐：“千万不能说啊！”那样急迫的神情甚至让我担心，下一秒他就会跪下来。
“主任和科里都知道了吗？”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些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属让我们帮忙隐瞒病情。但毛毛的状况太特殊了，我不能擅自答应这样的委托。
“我和主任说过，都知道的。”毛毛的爸爸回答。
我松了一口气，点点头应了下来。
答应了毛毛的爸爸保密的请求，我就不太敢跟毛毛说话了。之前我希望和毛毛多聊聊，但是他不太愿意搭理我；现在只能和他谈治疗上的事，就怕聊别的他会问我妈妈去哪了。
毛毛像个小木偶一样接受着各种难熬的治疗。他总是忍着，很少有反应，我摸不透他的情绪。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且早熟的孩子，虽然很少表达自己，其实心里已经默默地起了怀疑。
原本只是毛毛的爸妈之间的秘密，逐渐变成了全科室医生护士共同的秘密。离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仿佛处于一级戒备中。那段时间，不管谁代班，主
任都会提醒一遍。甚至连查房，我们都生出了一种阅兵的仪式感，大家互相一点头，整整齐齐迈入毛毛的病房，一切尽在无言中。
护士长指定了两位护士轮流照顾毛毛，尽量避免太多人和毛毛接触，暴露了秘密。结果搞得不知情的护工阿姨都在八卦，是不是毛毛家有什么特殊背景，“咋还成了VIP呢”。
毛毛并不总是一声不吭，他偶尔会和爸爸说两句话，问的都是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毛毛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只是敷衍地告诉儿子：妈妈出去打工筹钱了。
毛毛的疑问变成了毛毛的爸爸的催促。每次见我们来查房，毛毛的爸爸总要问上几遍“什么时候手术？”，而毛毛就坐在床上，低着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们的对话。
手术前几天，毛毛住在四楼，毛毛的妈妈住在三楼。毛毛的爸爸主要陪护儿子，偶尔找个借口溜下楼照顾妻子。我们和毛毛的爸爸艰难地守着秘密，面对毛毛探寻的眼神，我不知道毛毛的爸爸还能在这样的内外焦灼中坚持多久。
终于扛到了手术前一天，我走进病房通知他们父子。毛毛闻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偏头看了看爸爸。这是这个“小木偶”这些天来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情绪。
我又下楼给毛毛的妈妈做术前谈话。她满脸不在乎，一如既往扯着大嗓门，总是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我，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她儿子：最近毛毛的病情有没有变化，术后排斥反应发生概率有多高……
毛毛的妈妈总是不认真听我的医嘱。我
多次劝她多吃点有营养的，她的术前检查显示是贫血，血压还有点高，可她大大咧咧地说自己身体好得很。我说得紧了，他们夫妻俩就煮一份白菜，算是“补营养”。
我叹了口气，将风险及注意事项讲完，最后问他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夫妻两人对视一眼，毛毛的妈妈缓缓开口：“医生，明天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让毛毛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心事重重地和我说话。
手术当天下着小雨。早上查房时，毛毛的妈妈已经去二楼准备手术了。我望了望这个女人的病床，被褥被整齐叠好放在床头，床旁的柜子上，属于她的物品只有一个杯子，一只暖瓶，还有床下仅有的一双她来时穿的旧布鞋。
到了麻醉间，毛毛的妈妈已经躺在手术推车上。她双手拢在胸前，身体看着有
些僵硬，凌乱的发梢露在手术帽外面。她收起了大嗓门，罕见地安静，眼睛不时瞥向手术室的大门。我看出了她的紧张，安慰她：“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毛毛就在旁边。”
听到毛毛，她的眼神一瞬从望向冰冷的天花板转向我，像是突然对上了焦点，然后生涩地冲我挤出一个笑：“好嘞，好嘞，医生，我不害怕，不害怕……”我能感觉到，她大大咧咧的语气里有一丝颤抖。
仅一墙之隔，毛毛就坐在儿童麻醉诱导间的角落里。泡沫地垫上摆满了玩具，投影电视上放着动画片，空气中也弥漫着草莓味的香氛。这个房间以前的来客大多是几个月到几岁的小朋友，毛毛是这里来过的最大的孩子。为了毛毛的妈妈昨天的要求，主任特意拜托了麻醉师将这对母子分开。
有点责怪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目镜后的眼神也同样复杂。
一个小时前，毛毛的妈妈的手术已经开始了。很快，一个装满保护液的金属盆从隔壁送了过来，里面装的是毛毛的妈妈的肾。这颗新鲜的肾脏呈暗红色，圆润厚实，已经精心处理过，多余的脂肪被裁掉，血管修剪齐整，便于进行下一步的血管吻合。
毛毛自己的肾脏已经萎缩成小小的一只，很薄，像一个干瘪的苹果。术后毛毛体内会有三个肾脏，两个自己的，一个母亲的。第三颗肾脏，将负担起延续生命的重任。
我配合着主刀医生划开毛毛的皮肤，把毛毛的妈妈肾脏上的动、静脉与毛毛的连通。放开血管夹的那一刻，这颗肾立刻充盈了起来，鲜活的红色在肾脏内鼓动。慢慢地，清亮的尿液从移植肾的输
尿管残端流出，毛毛的妈妈的肾脏开始在毛毛体内工作了。
手术结束，我把还在昏睡中的毛毛推进了复苏室，毛毛的妈妈已经先在那里。复苏室不大，两张床并排挨着，母子俩仿佛躺在一张床上。毛毛不知道，毛毛的妈妈也不知道，母子俩都还没清醒过来。我也算是遵守了和毛毛的妈妈的约定，没让他们见面。
为了观察麻醉后病人的意识，我拍了拍毛毛的妈妈的肩膀，喊了声她的名字，告诉她毛毛就在旁边。“嗯……嗯……”毛毛的妈妈口齿含糊地应了我一声。此时，毛毛还在沉沉地睡着。这次短暂的“见面”只有不到10分钟，毛毛的妈妈得离开了，在毛毛苏醒之前。
毛毛在术后恢复得不错，原来那个沉默寡言心思沉重的小木偶变得明亮了起来。手术后，毛毛的爸爸在四楼和三楼
的病房之间来回跑，但多数时候他都守在毛毛这边。
毛毛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毛毛的妈妈的情况却愈发严重起来。一天晚上，毛毛的妈妈自己去卫生间时突然晕倒在里面。同病房的病友听到声响赶来，毛毛的妈妈已经没有心跳了，血压很低。毛毛的妈妈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多次下发病危通知。毛毛的爸爸知道，他得随时做好准备。
我明显感到毛毛的爸爸唉声叹气的次数愈发多了起来。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力气，眼神黯淡了不少。这个家庭快熬不下去了，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快熬不下去了。之前是这对夫妻一起来保守秘密，现在只剩毛毛的爸爸一个人来扛了。
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我走出办公室想透透气，隔着安全通道的门玻璃，又看
到台阶上毛毛的爸爸佝偻的身影。他把头埋得很低，一只手攥着那包总是被他称为“给别人抽的”皱巴巴的烟，身旁已经零星散落了两三个烟头。我想上前询问一下，却突然没了勇气，从门把手上收回了手。
就在毛毛出院的两天前，毛毛的爸爸在毛毛的妈妈的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了字。他哭了。这是我接触这个家庭以来，第一次见到眼泪。
毛毛的妈妈走了。对毛毛的爸爸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也圆不上的谎言。
我潜意识里有点躲着毛毛，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妈妈为什么还没回来看他。
临出院时毛毛流露出少有的小脾气，他已经两个星期没看到妈妈了。毛毛的爸爸之前承诺，做完手术毛毛的妈妈就会回来。算一算，该见面的日子都过去好
几天了。
“爸爸说话不算数”，毛毛小声嘟囔着，也只是嘟囔着，怎么抱怨也不见妈妈回来。毛毛变得和手术前一样，沉默不语，总是坐在病床上发呆，翻看那几本书。此时此刻，毛毛的妈妈留给毛毛的那颗肾脏就埋藏在他的下腹壁靠近大腿根的地方。新的肾脏在那里隆起成一个小包。
给毛毛换药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刀口看。我嘱咐毛毛，以后这颗肾都会在这个位置，睡觉的时候不要压到。伤口恢复拆掉纱布以后，他只要低下头很容易就能看到、摸到那里。毛毛依然很安静，神情谨慎地答应着。
我将出院材料交给毛毛的爸爸时，没忍住问出了口：“以后如何向毛毛解释？”刚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这个中年男人，眼圈隐隐地红了起来。
毛毛的爸爸沉默了非常非常久，久到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轻轻告诉我：“可能会先告诉他因为家里债太多，他妈跟人跑了，之后的事再说吧。”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我能理解这位父亲。世上如果有什么比生死更可怕，大概愧疚算是一个吧。
出院那天，毛毛脱下宽大的病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一个人坐在床边。从他的表情里，我看不到一点即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和兴奋。
我想起这一家三口入院那天，毛毛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她来给儿子做手术。她身形壮实，穿着一件的确良的花衬衫，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拉着瘦小的毛毛，笑容洋溢在脸上。毛毛的爸爸则带着点木讷，在一旁老实地点点头，应和几声。他的皮肤黝黑粗糙，微微佝偻着
身子，背上扛着花布包袱，里面捆着衣服、被褥，手里还拎着暖壶、拖鞋、脸盆、饭缸，像是把家里过日子的东西都搬来了。
现在，毛毛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收拾东西，忙着把暖壶、饭缸、拖鞋、脸盆一件件收起来，将铺盖卷包进花布包袱里。要带走的东西和一家人入院时差不多，只是毛毛妈那双破旧的布鞋此刻还放在她的病床下，和被褥衣服一起，摆放得整整齐齐。毛毛妈的东西不用带走了。
那个夏天，我们所有人共同保守的秘密，现在就藏在了毛毛的身上。
来自畅游助手

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6 天前
虫女孩的冒险冬天
你见过刚剔下来的动物关节吗？大块骨头上能看到一层薄膜，微带一点粉红，就是骨膜。人的骨膜上神经多，受了一点刺激，痛感就会特别强烈。骨髓穿刺，通俗点讲就是在骨头上打针。而我，经常在小朋友的骨头上打针。
从上班起，我的白大褂口袋里就一直放着一个笔记本。从前往后翻，我写了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流程、药物剂量、药物用法等。可最后几页很特殊，倒着往前看，是我记下的一串小朋友的名字。这几页有点像“生死簿”。不过，里面的孩子都经历过死里逃生。每当我觉得失去动力，就会翻开本子，给其中的孩子打电话，其中有个叫圆圆的6岁小女孩，在每个我想要放弃当医生的时刻，
都支撑着我继续走下去。
2017年10月，我轮转到了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早上交班的医生跟我说后半夜转来个新病人，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重症肺炎。病人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不到一天，已经从呼吸急促发展到上呼吸机了。我顺便问了下病人的名字，没想到会是圆圆。圆圆是我在儿童血液肿瘤科做住院总医师时认识的孩子。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是圆圆第一次做骨髓穿刺。我告诉圆圆的妈妈骨髓穿刺是怎么回事——选好穿刺点，局部麻醉后把骨穿针从同一个针眼扎进骨头里，回抽像血一样的骨髓。圆圆第一次抽骨髓，需要的标本多，如果因为病情出现干抽，甚至可能扎上一小时却什么都抽不到。
圆圆的妈妈听完很难过，但她没多问，
爽快地签了同意书。然后，她突然对我说：“医生，麻烦你等我两分钟，我要跟她解释一下。”
妈妈把圆圆抱上操作床，一改在我面前难过的样子，微笑着对圆圆说：“你看，你不是最喜欢长腿嘛，这个长腿的漂亮阿姨给你做检查哦。你要配合阿姨，脚痛才好得快呢。”
采骨髓的操作室是个小房间，窗前的桌上放着一个利器盒，里面装了废弃针头。桌上摆着一些针筒、玻璃片，都是一些小孩害怕的东西。圆圆得到了妈妈的解释，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她礼貌地向我问好，羞涩地笑了：“阿姨，我最喜欢你这样个子高高的人了。”接着就捂着嘴巴不说话了。
在发达国家，儿童骨髓穿刺都是全麻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医院的麻醉医师也不够用。可病还是要
看的，圆圆才4岁，我试着用她能懂的语言跟她解释，期望她能配合。
我让圆圆侧躺着睡下，用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把身子像小虾米一样弯起来。成人能够自己抱住腿，但孩子通常需要束缚起来，他们力气太小，甚至抱不住自己。
我边摸她屁股上方的骨头，边夸张地说：“你现在脚痛，是因为有小虫子在咬你呢！阿姨在这里打个针，把小虫虫抓出来，你就不疼了。”
她妈妈也在一边怜爱地说：“就跟你抽血一样，有一点点疼，我们要勇敢哦。”
我有些意外地看向圆圆的妈妈，她的表现很镇定，这对孩子很重要。在儿童医院，最不缺的就是孩子的哭声和尖叫声。一些情景下，我是赞成孩子哭的。
因为哭，可以发泄他们不安的情绪。可有些孩子不听话、不讲理、不配合，很多时候是因为情绪被父母感染了。父母表现得太焦虑，孩子就没有安全感，他们怕痛、怕死，然后就失去了理智。
妈妈离开操作室之前，还捏了捏圆圆的手，说自己就在外面等她。
“你现在有6条虫虫，阿姨今天要把它们全部抓完，等下你帮我一起数。”解释完一切，我让助手扶好圆圆，开始跟她互动。
“阿姨要给你消毒了，凉凉的。”
“嗯，凉凉的，我不怕呢。”
我对每一个动作都做出讲解，希望减少孩子心里的不安。“要打麻药了哦，有点痛的，你忍一下啊！”我迅速用眼神和手势示意助手按住她的手和腿。
这时的圆圆不再回答我的话，她蜷成了一只小虾米，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把牙齿咬出了声。
麻药打完，我给她按摩了一下，从打麻药的针眼里垂直穿进刺针。运气不错，我们抽得还算顺利。医生们一起大声给圆圆数着进度：“一条虫虫。”
“第二条头出来喽，欸，把它身子拽出来，啊噢，尾巴出来了。”我学着少儿频道中卡通人物说话的声音。
圆圆痛哭了，哭得很惨，但她确实全程没有动。6管标本顺利抽完，圆圆的妈妈进来了。见到妈妈，圆圆硬是把眼泪咽了下去，她高兴地说：“妈妈，阿姨帮我抓了6条虫虫呢，我没动，也没哭，阿姨是不是啊？”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笑着点头，给她竖了个大拇指。
在整个过程中，圆圆一直背对着我们躺着。她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只能感受到骨头的疼痛，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抓牢她，速战速决。要减少患病孩子的心理阴影，病治好后他们的路还很长。
可没想到10个月以后，我会在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见到她。
我看了圆圆的呼吸机护理记录、血气和胸片。只见胸片上的两肺基本都白了，药物也用到了顶级。这可能是卡氏肺孢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病菌平时就寄生在肺泡里，普通人不受影响，但免疫力低下的人容易被感染。它发病急，非常凶险。
差不多在一个月前，我们医院有个5岁多的患白血病的小男孩，就是因为这个病呼吸衰竭了。孩子从上呼吸机到去世，
一天的时间都不到。被抢救时，小男孩的身边没有父母，只有小姨，因为就在那天，小男孩的妈妈生下的二胎还不满一周。
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们的选择也不一样。有的会延迟要二胎的计划，把主要精力放在患病的孩子身上。还有一些，会再生一个。其实跟成人比起来，儿童患白血病的治疗成功率更高。孩子的生命力比大人强，只要闯过治疗的关，之后会恢复得非常好。但很多时候，家长放弃得过早了。
现在，圆圆的病情比小男孩刚上呼吸机的时候严重多了。她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嘴唇发白，嘴里还插着一根气管插管，几条胶布贴在她苍白的脸颊上，固定住那根管道。同样被“固定”的还有她小小的身体：她的手腕、脚踝全被约束带绑住，连在
床的铁围栏上。
“你有什么想法？”查完房，主任问我。
情况紧急，我建议请呼吸科来给她做个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这项检查需要暂时脱开呼吸机。
主任有些担忧：“万一过程中要抢救又没抢救回来，家长可能接受不了。”他想了一会儿，“不过，如果做得顺利，应该能帮她撑得久一点，争取药物起效的时间。”
想起之前那个5岁小男孩给我们留下的遗憾，我们决定去说服呼吸科医生。给患白血病的孩子做这项检查，呼吸科医生会冒很大风险，白血病患儿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做完就会有明显改善，操作过程中还很容易出血，变成大麻烦。
我们向呼吸科医生提出请求，这个医生挺爽快，就问了一句：“有没有跟家长说过，家长什么意见？”
“孩子是我们的老病人，家长很好沟通，能够理解也愿意承担风险。不做的话估计熬不过去了。”我说。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站和家属等候区之间连接着一套对讲系统。视频页面模糊，我朝着对讲系统喊：“圆圆的家长在不在？”
圆圆的妈妈扑过来，激动地答：“王医生，我们在！我们在！”我心里一酸。她大概把我当成“救命稻草”了，我可能是她在重症监护室里唯一熟识的医生。
介绍了病情进展，我有些遗憾：“圆圆
目前肺里的情况很差，估计不会一下子好起来。”
听到女儿的病又重了，孩子的爸爸的眼睛先红了。他们夫妻俩在大学谈的恋爱，8年后才结婚。双方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婚后，妻子故意等了两三年才要小孩。生圆圆的时候，她30岁了。
选择摆在了圆圆的爸妈面前。我让他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做纤维支气管镜。他们俩静静地听着，中途一次都没打断我的话。
脱开呼吸机，谁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圆圆的爸爸含着泪，硬忍着不流出来，他握着的两只手在颤抖，哽咽又坚定地说：“我们做！既然你来问我们，肯定是觉得好处比风险大。”妈妈在一边点头：“医生跟我们家长一样，都希望治好她。”说完这些，他俩对医生、对治疗方式就一点盘问也没有了。
医院一直都是个检验人性的地方，儿童医院也不例外。一次我在急诊室，边准备开住院证，边跟一个女婴的爸爸说：“宝宝有黄疸的原因，目前的考虑是新生儿败血症，细菌感染，需要住院治疗。”
男人问我住院要多少钱，我告诉他具体花多少钱要看病情，先预交5000块，多退少补。
“交了5000一定能治好吗？”他回我。
我耐心地跟他解释，具体花多少钱我不能预算，但绝大部分宝宝治疗后会好起来，对以后没有影响。
这个爸爸马上来一句：“什么破医院，花钱买东西还有质量保证呢，你们居然说花5000块钱住院不一定能治好，那我们不住院了。”他抓起病例就要把女婴
抱走。
“人命不是东西！”那是我唯一一次在诊室里朝家长大吼。
医疗服务并不是消费，有钱也买不来人命。
我还碰到过一个小男孩，发烧半个多月家长才送来检查。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不是把口服的化疗药偷偷少给孩子吃一点，就是想少上化疗药，少做腰穿。小男孩原本是低危组，被他爸硬生生地拖进了复发的高危组。
在儿童医院，孩子的生死，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决定的。
我让圆圆的爸爸在病情谈话单上签个字。这个高瘦的男人，手一直在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很慢。
圆圆的妈妈在一旁看，伤心又激动地对
我说：“王医生，昨天转过来前我还跟圆圆说，‘虽然爸爸妈妈不能在这里陪你，但你最喜欢的王阿姨会照顾你的。'她接受了，没哭也没闹。”
我告诉圆圆的妈妈，其实圆圆并没有看到我。她进监护室不久就上了呼吸机，睡着了。
“但我希望她醒来别觉得我骗她。”妈妈说。她真心在意自己给孩子许下的每一个口头承诺，即使这个孩子只有四五岁。
顺利完成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第二天晚上9点多，圆圆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机的参数已经调到最高，血氧饱和度还是不到90%（正常人是95%以上）。同事让我跟主任汇报，看能不能上人工心肺。
圆圆化疗后的血小板数量低，我们给她
特别申请了紧急输血，周六早上才终于把她的血小板数输上来。体外循环组的主任评估后认为：以目前的状况，人工心肺不是不能上，但风险很大。如果家长决定上，就要做好人财两空的心理准备。
对于圆圆的情况，我们没有经验，她是这里第一例因为卡氏肺孢菌肺炎要上人工心肺的白血病病人。人工心肺机器的管路非常贵，是一次性的，要5万多。机器准备下来起码要两个小时，如果两个小时内圆圆的病情迅速恶化，撑不到准备好的时候，就浪费了。
这是一个比之前更难做的选择。上人工心肺好起来的概率并不大，但圆圆肯定会多受罪。医生没有明确的倾向，圆圆的父母一时半会儿也决定不了。
圆圆的妈妈六神无主，去找血液科的主任。耐心听完了她的倾诉，主任说：
“如果你现在还是判断不了该做怎样的选择，那你就倒过来想吧！如果今天决定不做，将来会不会后悔？”
圆圆的妈妈仔细想了想：“我一定会后悔，我们做！”从父母决定给孩子上人工心肺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启动了一场生命接力。从家长做完决定到上机成功，我们仅用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场和死神抢孩子的战争，没人耽误一分一秒。只要圆圆跟死神赛跑的时候再努力一点，只要她能赢得宝贵的时间，就可以等到抗生素起效。
这个夜晚，大家都密切关注着她。体外循环组特地留了个医生跟我一起值夜班，有什么特殊情况，主任们会随时远程指挥。在人工心肺的支持下，圆圆的血氧饱和度明显改善，血压也开始稳定了。
前半夜，我抽空跟圆圆的父母聊了几
句。我唯一能安慰他们的是，监测已经从半小时一次过渡到一小时一次了。不过上人工心肺的时候，圆圆缺氧的时间有点长，她这次能不能活下来，活下来后大脑的功能会不会受损，大家的心里都没底。
圆圆的妈妈哭了：“王医生，我们知道的，谢谢你们的努力。如果她挺不过来，我们都尽力了，也认命；只要她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就算傻了我们也愿意。”
快12点的时候，护士来办公室叫我，说圆圆的妈妈按对讲系统喊我出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家长大半夜叫我，难道是想放弃？我们的确经常会碰到一些家长，在关键时刻主意变来变去。我想，如果他们现在说要拔管带孩子回家，那就太可惜了。
打开走廊的门，圆圆的妈妈像做贼一样
溜了进来，她拎了一大袋东西往我手里塞，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圆圆，你们晚上肯定没觉睡了。吃饱才有力气干活，这些吃的你帮我拿进去给大家吧。”
我松了口气。还好，她不是想放弃。
10天后，圆圆的人工心肺撤了，又过了3天，呼吸机也撤了。病情逐渐平稳，但我们难受地发现，圆圆几乎不会说话了。她不叫痛，也不叫爸爸妈妈，只会叫“阿姨”。护士以为她有什么事要说，过去拉她的手，她把护士甩开，继续沙哑着嗓子叫“阿姨”。护士都以为圆圆傻了。
我去床边拉她的手，摸她的额头，轻声问：“圆圆，你要干吗呀？”她睁开眼，冲我疲惫地笑了一下。我又问她：“你想爸爸妈妈吗？”她没有任何反应。我走开一会儿，她又“阿姨、阿
姨、阿姨”叫个不停。这时我才意识到，圆圆可能正处在类似于应激后的情绪休克期。她的记忆还停留在进监护室前，只记得妈妈跟她说的那句：“王阿姨会照顾你的。”
妈妈告诉过她，醒来后就会见到“王阿姨”，但在重症监护室醒来的她，身上插满管子，身边没有一个熟人，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她可能觉得妈妈欺骗了她。现在，她看到了我，就像在大海中漂浮的人突然抓住了一块木板，心里多了一点点安全感。
为了让圆圆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快一些，我尽快安排了她的父母进来探望。可爸爸妈妈第一次跟她说话，她却没有任何回应，像不认识一样。我有点担心，她妈妈却说：“只要她活着，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看到原先那么聪明可爱的孩子，现在的认知能力却停留在这个水平，也许一辈子都要靠父母照顾。我无能为力，觉得很痛苦。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医院，护士就让我赶紧去看圆圆，说她叫了一早上的“阿姨”。我走到她床边，她马上不叫了，闭上眼睛流泪。
圆圆可能面临一些心理问题，她还这么小，就一个人面对了死亡来临的痛苦和恐惧。这种心理状态在发达国家的医院，肯定会请心理医生和艺术治疗师一起参与治疗的。但我们的心理医生太少了，艺术治疗师根本就不存在。
偶尔有时间，我就会陪圆圆，指着病房墙壁上的画给她讲海底的故事。在儿童医院的监护室的墙面上，有一些美术志愿者画的海洋生物，这面墙不仅被观
赏，更多时候，还给了患儿们一些心理安慰。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懂，但她对我说的话有反应，有时笑，有时流泪，有时干脆闭着眼睛不搭理人。
几天后，圆圆转回了血液科病房，我依然每次下班前都去看望她。她的语言能力还停留在“阿姨”这两个字上，不过因为妈妈每天都陪着她，她叫的次数慢慢减少了。圆圆生病后，她妈妈就没有上班，家里就靠爸爸在外地工作赚钱。
一个周六，我下班前去看圆圆，一进病房，她居然说：“王阿姨，你又来看我了？”
我的下巴都快惊掉了，惊喜地问：“你什么时候会说这么多话了？”她调皮地回答：“我就是会说这么多啊，我什么都会说呀！”
圆圆的妈妈告诉我，爸爸这个周末为了
陪圆圆，连夜赶回医院。他到病房的时候都快十一点半了。圆圆也不肯睡，一直坐着等。
爸爸到病房的时候，她居然开口了：“爸爸，你这么晚才回来啊，吃晚饭了吗？”
一家三口顿时哭成一团。哭了好久，妈妈问她：“你什么时候又认识爸爸的？”
圆圆开始抽抽搭搭地回忆，她确实对妈妈说“王阿姨会照顾她”的那段记忆最深刻。
“我醒了，坐车换到画满鱼和海豚的病房的时候，我看到王阿姨了。可你们一会儿就走了，我以为你们不要我了。现在你们不会再不要我了吧？”圆圆说，“我其实什么都记得，就是怕爸爸妈妈不要我了，才不理你们的。”
孩子最怕的就是被父母遗弃。
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大大小小的磨难，圆圆似乎在童年就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经历了。肺炎好了，我们又发现她的心脏有血栓，这是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的炸弹。但我想，她的父母会很好地陪她走下去。
圆圆恢复正常说话后，我送了她一盒星星，当作对她的奖励。她很喜欢，经常会倒出来数，再一个个装回去。
圣诞节的时候圆圆来找我，送了我一大块巧克力：“阿姨，谢谢你照顾我。我不能吃巧克力，但是我希望你喜欢吃。”她妈妈帮她写了张感谢卡，圆圆想签名，却不会写字，就在卡片上画了两个圈圈，当作“圆圆”，代表这个可爱的圆脸女孩。
2018年2月，圆圆又来找我，送了我一条毛巾。我打开一看，发现是儿童款。圆圆的妈妈解释说，买毛巾的时候，圆圆要求也给王阿姨买一条，是她自己挑的图案。我恍然，原来我已经被这个小姑娘当作闺密了。
我确实喜欢跟病房里的小朋友们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我是你的好朋友了吧！”我喜欢孩子，但也有其他的考虑：如果我和孩子成了朋友，在做骨髓和腰椎穿刺的时候，他们就没那么害怕了。恐惧少一些，痛苦就要少一些。与之不同，孩子们的感情其实很纯粹。
每次新认识朋友，对方一听说我的工作，总是满脸同情：“你平时看到那么多病很重又治不好的孩子，会很压抑吧？”
我想说，这里大多数时候不仅不压抑，
反而很欢乐。常有外向的孩子来跟我们求抱抱。我跟小朋友们聊天，如果他们站地上，我就蹲下来说话。医生护士们也不会用“几床几床”来喊孩子们，在正式的场合我们叫全名，私底下，我们就喊小名。我记得大部分孩子的小名。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态度，表达对孩子支撑的方式。
我也会鼓励圆圆参加医院组织的活动，她上过半年的幼儿园，因为生病不能再去了。我跟她说：“病房是要抓虫虫的小朋友上的幼儿园。”等虫虫抓完了，她就可以毕业了。
2019年7月，圆圆来医院上最后一次强化疗。在我们科室，大家都习惯把孩子化疗结束的那一天称为“毕业”。我送给圆圆的毕业礼物是一支国外买的彩色铅笔，还写了张卡片：“祝福过去，毕业快乐，拥抱未来。”
这个六岁半的小姑娘曾经跟我分享过悄悄话，说她长大了想去外地读大学，“想出去看看”。我和圆圆的父母都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去沟通。圆圆的心智也挺成熟，这源于父母给她的尊重，而不是压力。
“毕业”的这天，圆圆还特地要求妈妈一定要穿裙子，涂口红，要跟她没抓虫虫之前一样。圆圆会像个大人一样说话：“妈，你这两年照顾我辛苦了。家里为我抓虫虫也花了很多钱。”她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大人之间的谈话。
出院第二天，我收到了一条圆圆穿的手链，她妈妈借用孩子的口气，给我回了张卡片：王阿姨，谢谢你给我爱的治愈，在我“独自面对”的岁月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陪伴我，温暖我。
这次的签名和日期都是圆圆自己写的，
字写得真不错，不再是两个圈了。末尾，她还画了张笑脸。
下半年，圆圆就要上小学了。那时的圆圆应该还是光头，因为不时吃激素，她的脸依然会有些肿。上人工心肺留下的疤痕，还清晰地爬在她的脖子上。
我有过担心，但圆圆的妈妈提前给她做了心理建设。她们母女之间会模拟问答：
“你同学问你为什么光头，你怎么说呀？”
“我就告诉他们，我生病上化疗才这样的，以后会长好的。”圆圆自信地回答。
“如果他们嘲笑你，你怕不怕？”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实话实说呗；如果他们欺负
我，我告诉老师呀；如果他们实在太讨厌了，我就不理这些傻瓜。”
这个6岁的小女孩，在面对重返校园可能遭受的异样眼光时，已经能够表现得独立而勇敢了。对于讨厌的人，她决定不去理傻瓜；对于喜欢的人，她知道自己不会被抛弃。
最后，圆圆挠了挠她的光头，又补了一句：“我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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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空对月 时间: 6 天前
这个故事写的很好，感觉第二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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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空对月 时间: 6 天前
我曾经陪着我母亲在医院呆了三年左右，对医院的流程还是比较了解的，也看过许多悲惨的瞬间与人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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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6 天前
等待
血液科办公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站在一旁，手里拿着骨髓配型检测报告，静静等待他们的决定。两个男人坐在我对面，像是被点了穴般，不动，也不说话，甚至连表情都不曾变过。就像在玩“谁先动谁就输了”的游戏一样。
在我身旁的是病人的丈夫老甄，他率先沉不住气：“都解释清楚了，并不危险，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陌生人还无偿捐献骨髓呢？”
“何况她是你们的亲姐妹。”老甄说完最后一句，稍显无力。
听到这句话，两个男人眨巴了一下眼睛。要不是看到这一幕，我简直要怀疑
时间静止了。
此时此刻，处于风暴中心的病人林音正躺在不远处的病房，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和自己的兄弟们对峙。挂在白墙上的时钟不断走着，留给林音和老甄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医生给的生命预期只剩下不到半年。
那是2009年，我刚毕业就被分配到血液科，只能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陪着没有希望的病人等待结果。
收治林音的第一天，她的老病历就摆在我的眼前，像大部头的牛津字典一样厚。病情越复杂、住院越久的病人，老病历就会越厚。我心里有些畏惧，这就是主任口中“很简单”的病人吗？
我认命似的坐在桌前，一页一页仔细翻看：林音，40多岁，从事科研工作，丈夫老甄在公司任职，女儿上大学。病历
里有张小小的证件照，上面的林音是鹅蛋脸，五官说不上多惊艳，但凑在一起却看起来很舒服，有点像仕女画里的古典美人。我情不自禁地盯着照片，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么一个好看的女人却被确诊为“骨髓纤维化”。
这个病虽然不算恶性肿瘤，但同样危险。正常人的骨髓液在显微镜下，就像广告里拒绝“到碗里来”的巧克力豆，生机勃勃，想赶快到血管里开始全身旅行。而林音的骨髓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上面只有一点绿色的蕨类植物艰难地维持着生机。如果说骨髓是人体的“造血工厂”，那现在她的工厂已经罢工了。医院很快就给出了诊断，她必须要进入血液科进行住院治疗。
血液科，这三个字在普通人看来，只意味着简单的抽血化验。但对于我，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菜鸟医生，这个科室的
背后藏着一个让人绝望的白色监牢。
灰白色的墙壁，床单、被褥、病人的皮肤连成苍白的一片。因为化疗，病人头发大多稀疏零落甚至全部掉光，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剩一双双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自己的输液瓶，看着液体一滴一滴流入血管。随着病房门“吱呀”一声响，所有的病人会瞬间转过头来盯着我。有时我的心会猛地一缩，差点忘了自己要来干什么。
在如此多望向我的眼睛里，林音的眼神显得很不一样。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视线对上时还会笑一笑。那是血液科病房里少有的带有希望的眼睛。当时的我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会成为自己往后十年的行医生涯里最放不下的病人。
林音住院的第二天，主治医生把老甄叫到办公室详谈，他妻子的骨髓造血功能已经几乎全数丧失。摆在这一家人面前
的只有一条路——骨髓移植。老甄坚决干脆，马上表示：“费用不是问题，怎么能治病就怎么来，花多少钱都行。”但骨髓移植还真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骨髓配型。台湾富豪郭台铭的弟弟得了血液病，专门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以便全世界看病，还把其所住医院的整个血液科病房都重新装修了一遍，可因为没有等到合适的配型，最终还是去世了。
老甄有点泄气，问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骨髓？
主治医师告诉他首先可以在中华骨髓库进行登记，但这个方法无异于大海捞针，成功的概率很低。第二个方法是动员所有亲属做配型。老甄马上表示自己和女儿囡囡可以去配型。
主治医生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最理想的是双胞胎兄弟姐妹，如果没
有双胞胎，普通兄弟姐妹的成功率也会很高。”
我之前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孩子得了白血病找不到合适的配型，父母救子心切会再生一个孩子。
老甄只低落了一瞬间，随后再抬起头时他的眼睛里盈满了光：“林音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几天后，林音的血液样本被送检了。接下来的两周内，这家人只剩下一件事——等待结果。
也是那段时间，我发现老甄这人有些异样。他先是试探我，问骨髓能不能花高价买到，多少钱都行。然后又觉得医生加班太累，让我中午去附近的一个酒店休息，他会给我留一个房间。那家酒店我知道，住一晚要1000多块钱，对一个危急关头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开销。我
觉得这人有些“虚”，那么高档的酒店张口就来，是你家啊？
直到有一天我经过病房走廊，看见老甄穿一件老头衫、一双人字拖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那群经理模样的人端着电脑，紧盯着老甄，听他不时提出一些意见。后来才有护士告诉我，老甄提到的那个高档酒店确实是他的产业之一。我试着回想老甄这人，发现他在医院的种种表现确实没一点有钱人的样子。
当初我看完病历，把老甄叫来问几个问题。没想到他对答如流，各种专业名词说得比我还顺溜，而且把妻子历次的用药都按照时间顺序细致整理成一张大表。我们医院不是没有富豪病人，只是他们一般请护工照看，根本不可能像老甄这样，花费如此多时间了解病情，还整天跟着病人，寸步不离。
除了这些，老甄还异常在乎妻子的感受。随着林音的病情越来越重，他郑重对我们提出一个请求：“我爱人不清楚具体情况，还拜托您帮忙瞒一瞒。”
就这样，我根本猜不到这个整天不上班，就顾着黏住老婆的人，原来是个身价上亿的富豪。但在病症面前，金钱真不是万能的。老甄越来越心急，几次问我能不能高价购入骨髓。我只能不断安慰他，情况一定会出现转机。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煎熬。最后连林音都起疑了，问这次住院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我们与老甄统一口径，告诉林音这次把身体调理好，会换一种新的方案。但其实我们担心配型不成功会打击她，没有告诉她在等待骨髓配型的事。林音半信半疑，但看到老甄对她坚定地点点头，没有再发问。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妻子面前和医生笑着打招呼，只是到我这儿时会默契地对视一眼。该在林音面前说什么话，我和他已经提前在病房外对好台词了。
天气好的时候老甄会陪着爱人去楼下转一转，直到病房熄灯了才离开。他们的女儿囡囡刚上大学，每到周末都会过来，病房就明显欢快一点。此时老甄往往沉默不语，只是坐在一旁，望着妻子和女儿。他妻子被长时间的病痛改变了相貌，当初的鹅蛋脸日渐瘦削，成了瓜子脸。难得的是这种情况下她依旧在意打扮，化优雅的淡妆，显得很年轻。而她那一头浓密的短发，在整个血液科里都很罕见。
之前有次输血，护士一眼就认出了林音，问她：“还不到下次化疗的时间呢，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林音苍白的脸上挤出笑容，自嘲道：“这次回来
不是化疗，是又要输血，我简直变成一只吸血鬼了！”老甄只是陪在旁边跟着笑一笑。
千盼万盼，骨髓配型的结果终于回来了。今天老甄提前很久就到了，还换了件衬衫，显得比平时严肃、郑重很多。女儿年纪小，老甄很担心，就没让她来，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等待我们揭晓答案。
“中华骨髓库暂时没找到合适的配型。”
老甄手里拿着结果，没有说话，没有表情。过了半晌，他与我四目相对：“那我和囡囡呢？”
“都是半相合。”
老甄明显表情低沉，并没有询问我们什么叫半相合，显然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功
课，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听到这两个字，老甄猛地抬起头，盯着我们。
一张报告单递到他手中，粗体字醒目地标示着——两个“全相合”结果。林音的两个兄弟与她的配型完全符合，这概率堪比中六合彩。
老甄的牙齿开始咯咯作响，他不得不紧紧咬着下颌，不说出一个字。好容易平静下来，他掏出电话打给女儿，话筒那头传来狂喜的尖叫。有钱，又有骨髓，这场战斗似乎快看到胜利的终点了。
老甄拿着化验单迫不及待地想冲回病房，却被我们拦下了。其实我们医生也有顾虑，想让他先跟林音的两兄弟沟通，现在不适合对林音把话说得太满。
老甄满口答应着，说妻子的父母都还健
在，兄妹们之间过年过节也会经常走动，虽然关系不算亲厚，但他觉得问题不大，毕竟很多人还无偿给陌生人捐献骨髓呢。
当晚囡囡赶过来的时候，一家三口高兴地抱在一起。囡囡哭着笑出声，一直到病房该熄灯了，我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们。当时的我只希望这难得的快乐能持续得久一点。
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与林音配型成功的林音大哥和三弟。我现在无论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来他们的外貌，就是那种扔在人堆里就消失了的中年男性。当时两兄弟的表情严肃而凝重，并排坐在主治医生的对面，紧紧交叠着双手。我看他们都提着一口气，却谁也不愿意先开口。老甄搬了个凳子，自然而然地坐在我们旁边，紧张而期盼地注视着对面的兄弟俩。
现在捐献骨髓只需要打一针“动员针”，过程和献血差不了太多。但在当时，人们对捐献骨髓这事儿缺乏基础认知，大家提起都很恐惧，以为要在骨头上扎很多个眼儿把骨髓抽出来。兄弟俩仔细询问了骨髓移植的过程，尤其是捐献骨髓对身体的影响。
副作用肯定是有一点，比如头疼、骨头疼、感染等，但发生严重副作用的概率并不到1%。解释完以后，两兄弟却不说话了，关于姐妹的病情，他们也没有问起。办公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老甄抛出了最后一招：“经济方面好说，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林音的大哥慢悠悠地发话了：“提钱就见外了，谁不想救二妹呢，只不过兄妹里我年纪太大，不是最好的选择。”话音刚落，三弟立刻回应：“捐骨髓再
安全也有万一，我的孩子可还没有成年呢！”
老甄忍不住了，噌的一声就蹿了起来。我们被吓了一跳，赶紧拦住激动的他，暗示他先让妻子的兄弟们考虑一下，但千万不要考虑太久，骨髓移植是有时机的，一旦错过，再无机会。
老甄收敛了焦躁的情绪，不断跟妻子的兄弟们道歉，给出的价格再次上涨。兄弟俩默契地都没有再提问题，一致表示要回家再好好考虑一下。老甄赶紧起身要送他们回去。二人急切地摆着手，匆匆离开，没有去探望近在咫尺的林音。老甄茫然地望着两个男人离去的方向，随后像一只被扎破的轮胎，慢慢瘫在凳子上，半天都不说话。
从那以后，我很久没在病房见到那两兄弟的身影。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姐妹很快就
要死去。
老甄变了，变得像患了躁狂抑郁症的患者。他有时烦躁，有时木呆，各种情绪说来就来。“唉，原以为两个都配型成功了是双保险，没想到却变成两个人踢皮球，早知道还不如只配型成功一个呢，那样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不救吧。”
我知道除了我，很多话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说。我只能无力地安慰他：“这么大的事情，很多人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认真考虑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是亲兄妹，总不忍心见死不救的。”
林音很少出来散步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很怕她会问起我骨髓移植的问题，反复想了好几套说辞，都不满意。我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又如何去安慰别人呢？只能尽量避免单独去她的病房。
奇怪的是林音从没有主动向我问起。很久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人心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一件事情超过你的承受极限，会自动开启一个防护罩，把自己密密匝匝地罩在里面，不听、不看，也不说。
我们不敢再催促老甄，也不敢再提“移植时机一旦错过永不再来”。对老甄而言，妻子的兄弟们给的希望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公司的经营、妻子的病情、两兄弟的推脱，老甄像是把所有的风暴都拦在了病房外，回到林音床边时他总是尽量让自己显得温和而平静。
原本我以为这一切都会慢慢归于平静，没想到老甄表面波澜不惊，实际上内心早就酝酿了一场海啸。在大哥和三弟遥遥无期的“考虑”中，老甄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那天下午他走进办公室，非常平静，跟平时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同。结果走到我们面前时，他宣布自己可以放弃个人所有财产。他问我们是否有时间约兄弟俩再来谈一次，愿意捐献骨髓救林音的人，就能获得他的全部身家，并且可以在捐献前进行公证。
“如果他俩担心，我公司的法务部就有律师，可以一起过来证明。”
主治大夫告诉我，他工作这么多年，但凡丈夫患病，妻子往往不惜倾家荡产，有时连医生都会规劝家属，为自己和孩子今后的生活着想。但妻子生病了，丈夫愿意倾尽全力的，这比例要低得多。而老甄付出全部身家只是为了换取妻子的亲人们伸出援手。我忍不住猜测，这么一大笔飓风般的财富刮过来，这两兄弟会做何反应？
事实再次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次大哥和三弟没有丝毫的犹疑，同一态度，明确拒绝！两个人甚至不愿意再到医院来谈一谈。在医生们听来，兄弟俩拒绝的理由有点可笑，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似乎又无懈可击：“你愿意舍弃那么多钱来补偿，说明风险肯定是天大的！”
老甄没想到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定，居然会将爱人置之死地。他不停地联系兄弟二人，但他们自从明确拒绝后，似乎心里不再有负担，反而有点骄傲自己“富贵不能移”，幸好没有因为贪图财富而上当受骗。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我面前自言自语，就像复读机一样：“亲兄弟呀，怎么就能见死不救呢？是我害了林音吗？”确定事情再无挽回余地后，老甄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如果时间能重来，会不一
样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劝他别想这些。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时间真的能重来，会不一样吗？
老甄由偏执多言渐渐变得木讷沉默，我和同事们也默契地不再提“移植”这两个字。林音从三人病房转移到了单人病房。单人病房设在血液科的角落里，来探视的亲友很少，总是很安静。老甄说林音小时候就要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血液科的单间很紧张，是给重病的人住的。林音最初入院的时候，女儿囡囡还吵着要多花钱住单间，后来就再也不提了。她在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专心陪妈妈。老甄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我夜班的时候拎着一袋消夜过来碎碎念。他辞退了护工，自己24小时陪护在妻子的身边。
林音越来越安静了，两只手从最初的苍白，到因为皮下出血而变得斑驳。我不忙时会去她的屋子里转一转，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说，就是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看电视。
狭小的单人病房里有时能看到老甄在床头放一个水桶，帮爱人洗头发，或者囡囡帮妈妈化个淡妆，修饰一下苍白的皮肤。每到晚上，林音病床的一左一右会各支起一张床，一家三口并排躺着。老甄和女儿各自拉起林音的一只手，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小声说话。他们没有半点怨念，说得最多的都是过去美好的回忆。毕竟对林音来说，有些事，无法再重来一遍了。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囡囡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歇斯底里地大叫：“你们走！现在这个时候还来惺惺作态的干什么？早干什么去了？早就没有机会了，现在跑来假
装圣人！”
听到吵闹声我跑出去一看，是林音的大哥和三弟来了，正被囡囡堵着不让进病房。见我们过来，两兄弟有些不好意思，互相对望了一眼。三弟说自己已经想好了，愿意捐献骨髓：“之前把危险想得有点大。现在二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也……”
囡囡打断了三弟的话：“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她继续大叫，“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我妈妈死了，你们就是凶手！”
老甄问病床上的林音：“要让他们进来看看吗？”
“没必要了吧。”林音气息微弱，淡淡地说。
老甄走出病房，把情绪失控的女儿拖到
身后：“大哥、三弟，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考虑我能理解。但事已至此，就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一程吧。”大哥和三弟张张嘴，还想说什么，老甄无力地摆摆手，拖着囡囡转身回了病房。
兄弟二人驻足良久，满脸落寞，最终转身走向了电梯。他们有错吗？犯法吗？那一刻我说不出指责的话。但面对这种极端情况，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亲人伸出援手吗？我给不出答案。
当林音剩下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数的时候，我问老甄，如果到了那一天，要不要进行有创伤的抢救措施。老甄明白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
“会很难看吗？”
“会多几个管子，能延长生命，但是治不了她的病。”“那就不做了，她一辈子要强、爱漂亮，不能让她全身插满管
子。”
最后的时刻老甄请求我们不要打扰。我请示领导同意后，指着监护仪最上面那一条波浪线告诉他：“如果这个变成一条直线……”
“明白，早就学会看监护仪了。”他没有让我说下去。
林音走得很平静，老甄和囡囡一左一右拉着她的手，在她耳边轻轻说：“下辈子还要做一家人。”
据说在人的所有感官里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相信她一定听到了。
我没敢进去，机械地在办公室里写病历，托同事去病房里帮我做最后的送行。这家人我倾注了太多感情，我怕自己承受不了告别的场面。毕竟医生跟着家属一起哭，在我看来是件挺丢脸的
事。
大哥和三弟也在最后时刻赶来了，瑟缩在病房门口，不敢进去。囡囡像只豹子一跃而起：“我恨你们一辈子！”
我闻声赶来，一把将囡囡揽入怀中：“你要好好的，妈妈此刻还在天上看着你呢。”囡囡倒在我的肩头，泪水打湿了我的白大衣。
沙漏漏完了可以翻过来重新开始，潮水退去了第二天又会涨起，而生命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逝。没有如果，也不能重来。
林音去世一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老甄。他递给我一个iPad，里面装着一段视频——那是林音短暂却美好的一生。
告别仪式上都是她生前最爱的白色鲜花，还有老甄精心挑选的静谧的安葬之
地。直到去世前一刻，林音还留着那头短发，乌黑浓密，老甄帮她打理得很好。
极少有家属在病人去世以后还会特意回来看医生。对于老甄的到来，我有点意外，又觉得也算意料之中。
当初他在医院，那些没法和下属说、不能和妻子说，也不便和女儿说的话，只能讲给我听。或许这次过来也是想和那时的医院夜谈一样，能在无人的时刻，对我倾诉些什么。
果然，他开口了，只是和以往不同，他丝毫没有提起妻子的病情或者再重来一次的奢望。
他只是对我说：“医生，你看看林音走的时候的样子，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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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6 天前
铁窗病房
在医院轮岗时，六楼的烧伤科是我最不喜欢的科室。除了要面对鲜血淋漓或烧得黑紫的皮肤，还和护士一样要每天护理病人，工作量巨大，其他医生都不太愿意上来。
这里还有太多令我绝望的事情。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患者，入院后顺利抢救了过来，但当家属看到第一天就花掉了5000元，以后还要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的时候，他们找我商量，能不能让患者出院。我不能强行让患者住院，眼看着直系亲属签下自动出院同意书，带患者回了家。看着手中的同意书，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被家属放弃了。
第一次见到霍明的家属时，我以为又是这样。那天，抢救室外等着一群人。
被抢救的霍明是重度烧伤患者，我告诉家属：“情况很危险，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时，一位双鬓斑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是霍明的舅舅，身上还穿着化工厂的工作服：“医生，费用要多少啊？救得回来吗？”
“生存率比较低，后续治疗几十万应该要的。”见过太多人放弃，我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
“医保会报销吗？我外甥还有工伤保险。”他问。
我只能回答说，烧伤患者所用的很多药物、器械无法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
霍明的舅舅说要商量。走廊上人来人往，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依稀听到“放弃”“拖回家”“钱不够”。人
群中有两个女人——霍明的有点驼背的母亲和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妻子。
几分钟后，霍明的母亲含着泪走过来，她用力地拉我的衣服：“医生，我老头子死得早。儿子如果没了，这个家也就没了。你救他就是救我们全家！”霍明的妻子也坚定地看着我：“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救。”
听到她们表态，我没有立刻相信，但心里有点欣慰，我希望霍明活下去，毕竟，他是我和同事冒风险救回来的。
2018年春节，市郊爆竹厂突然爆炸。伤员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我们这所小医院烧伤科的整条走廊。烧伤科平均一年只接纳300名患者就诊，且大多不是重度伤员，爆炸发生得太突然，我被临时调到烧伤科帮忙。
上午11点，烧伤科的走廊上一片混乱。
我走进科里，急诊医生朝我跑来：“霍明，男，46岁……马上通知麻醉师来插管。”
还没到霍明身前，我就闻到一股烧焦味。走近一看，他的嘴上下开合，整张脸被烧得完全看不出原貌，到处是露珠般的水疱。站在无影灯下，我发现霍明的手指被烧得粘连在一起，胸膛和小臂的皮肤甚至泛着蜡白色。除了小腿，他全身几乎都有烧伤。
这是个重度烧伤患者，而我只是个烧伤科“菜鸟”。当初在烧伤科轮岗完，主任让我在普外和烧伤二选一，我果断选了普外。现在，突然和同事老李单独处理这么重的患者，我俩心里都没底。老李换手套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尺码都拿错了。
烧伤患者的死亡速度快，大部分不是死于急性感染，而是窒息。此时，我最怕
的就是霍明的呼吸音减弱，再慢慢地衰竭。只有插管，他才有活下来的希望。然而主任和麻醉师迟迟不来，没独立做过气管切开术的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我低头跟老李说：“今天可难办了哦，你气管切开术咋样？我先说好，我还没学会，只能给你打下手。”
老李手上不停，回答：“没单独做过，你也别指望我，还是指望患者多扛点时间吧。”
“患者呼吸衰竭了怎么办？”我加紧换药，轻轻说。
老李不说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等下呼吸衰竭了，咱俩得给他做气管切开术。”
“你疯了！”老李提醒我，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就是在做气管切开术
的过程中死亡的。
“要不然就看着他在这里死？”我有点激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抢救时间多宝贵，主任没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做。手上死了个人，你也知道多麻烦。”
我实在不想对家属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请你们带患者回家看最后一面吧”这种很无力的话。
我们拼命往霍明身上倒生理盐水，希望把紧紧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撕下来。听着他的呻吟，我的内心很恐惧，但更怕连这点呻吟都听不见。我不停地和霍明说话，希望他保持住意识。一会儿的工夫，我的额头、手臂、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霍明的左手手指已经完全被烧熔，没救了。右手的手指粘得很紧，我们想尽力
保护这五根手指的功能。涂药润滑，把他右手手指一根根分离。有的地方就只能用剪刀、血管钳暴力分开。
霍明在跟时间赛跑，我和老李也是。霍明随时可能因为吸不上一口气而死。我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哪怕一个上级医生，都会让我的压力小很多。当他们终于赶过来，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抬头看下时间，才过了十几分钟，可我好像熬过了一个世纪。门外面传来哭声，霍明的母亲不停地呢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重度烧伤的患者，有三关要闯：第一关，保住命；第二关，保护创面，让他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防止各种休克；第三关，尽量减少并发症，平稳过渡到出院，整形受损的皮肤创面。现在霍明的命算是保住了。可第二关和第三关更难闯。
我们把暂时保住命的霍明送入重度烧伤病房。主任给家属交代病情，霍明的母亲和妻子双手合十，一直说谢谢。显然，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多数烧伤病人可以保住命，却是在后两关倒下的。
我让护士教他们穿隔离衣，讲解护理措施。听护士说霍明得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家属问：“平常的大小便怎么办？”
“我们会给他插尿管，大便需要家属尽量擦干净。无论如何患者都不能下床。平常要给他翻翻背，要不然背部也会烂。”
家属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嫌弃，尤其是霍明的舅舅。他埋怨：“这些事不是护士来做吗？”
“科里有几十个患者，不可能给每个人配一个护士。家属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请护工，也可以轮班照顾。”我耐心解释。
“我今天翘班来已经被扣钱了，不可能天天来这里照顾，我五大三粗的，从来不会照顾人。”
其他人跟着表态：“那怎么行，我还要送孩子上学”“我家里还有农活没做”。
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表露任何不满情绪，母亲在默默地流泪，妻子朝我重重地点头：“就我们两个人照顾，不用请护工，又贵又不仔细。”
妻子转头拉着护士到心电监护仪旁，一个一个地问仪器上数字的含义。母亲也蹲在一旁，认真听着。吵闹的家属们安
静下来，脸上堆着“辛苦了”的表情，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们。
无论家属对患者是不管不顾，还是不离不弃，我都见得多了，也麻木了，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在我们医院，60%的重度烧伤患者都会死亡。有些患者并不是痊愈才出院的，他们的生死是患者和家属做出的选择。
烧伤患者都有漫长的恢复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前功尽弃。同事老李曾经有一个患者，面部烧伤很严重。虽然经过整容修复，还是无法承受这份落差，又来看精神科开药。烧伤科的医生能够救治创伤，却无法陪伴病人走过后面的路。
主任离开后，我得空仔细观察了这家人。霍明的妻子和母亲的裤脚上还沾着泥，穿的是下田的套鞋。她们的经济条件很可能无力支撑后续的治疗费用；知
识背景方面，看样子也很难帮霍明完成心理创伤的修复。到时霍明会怎么样？他会被拉回家等死吗？我不敢想下去。
当晚我值完夜班，返回烧伤科看霍明。他住的重度烧伤病房只能容纳两个患者，里面除了配有消毒仪器、急救药物，最特殊的是——没有任何锐器，还安装了防盗窗。这里几乎是我们医院的“牢房”。防盗窗不为防贼，锐器也不只是担心意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有行动力的患者自杀。患者在医院自杀的原因有很多：治疗的痛苦、逐渐减弱的求生意志。当然，还有钱。不久前，烧伤科的一个患者忍受不了术后的疼痛，趁家属半夜熟睡，从窗户跳了下去。从此以后，重度烧伤者的病房就有了“铁窗”。
我走进“牢房”，霍明正在安静地睡觉。他母亲蹲在一旁用湿毛巾给他擦拭
尿管。妻子弯着腰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看到我进来，霍明的妻子对我轻轻笑了一下，顺手把刚用过的棉签放回包装袋。
“棉签没有了去找护士要，重复用容易感染的。”知道她们是想省钱，我小声说。我把口袋里的几包棉签交给霍明母亲，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想退给我。我猜她是怕收钱，便宽慰她：“不要钱，这些小东西你问护士要，她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这是霍明入院的第一晚，如果不是注射了止痛药，他会痛得整夜睡不着。见霍明被照顾得很好，我回到办公室。没过多久，外面传来护士急促的呼叫声。我一出去就看到霍明的母亲在呼救：“我们控制不住他了！”
半个小时前，霍明清醒过来，他对妻子说自己“人不人鬼不鬼”，手不停地
朝插管的位置挥舞，嘴里发出尖细的声音：“给我拔掉，我要拔掉。”
剧烈的疼痛让他崩溃了。很多人都有被热水烫伤的经历。如果尝试将这份疼痛延长很多天，放大数百倍，大概就是霍明正在经历的痛苦。护士和家属都想按住他的手脚，又不敢用力，怕伤到他。最后注射了“安定针”才让霍明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霍明还在哭闹，不断地呻吟说：“想死。”
“你安静点，医生肯定会救你，让你跟以前一样，你不要总是说想死。”霍明的妻子不断安慰他。
霍明的求生意识已经很低了，走出病房时，主任开始嘱咐我：“如果患者狂躁得厉害，跟家属交代病情，你就往严重了说。”
我明白主任的用意。像霍明这样的重度患者，一旦出现狂躁、自杀迹象，医生就得给家属打“预防针”，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否则患者出了事，家属会把责任都推给院方。我们是民营医院，没了口碑，损失会很严重。
霍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他的胸部CT提示支气管炎，肺部纹理增粗、增多，如果是正常人，这可能只是感冒，但是对烧伤患者来说，这就是气管损伤。这种时候哪怕脱落一点物质都容易引起窒息。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防止他因为疼痛难忍扯断管子。
那几天阴雨连绵，入院的烧伤患者少了很多。晚上11点，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王医生，你快起来看看，霍明把金属管拔掉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怎么可
能！”之前我专门用针和胶布固定了金属管，他的手脚都被布绑住了。
来到病房，就听到霍明在说：“反正我活着也没有用了，还不如我死了，都高兴。”
我以为是家属说了什么话，让霍明受到了刺激，却见到他的母亲一边擦泪，一边急得来回走动；妻子陪伴在霍明身边，也在用尽所有积极的话语安抚他。后来我了解到，霍明如此激动是因为那天堂哥在和别人视频聊天时不小心让霍明看到了自己被烧伤的样子。另外，他拔管的另一个诱因也可能是钱。
的确，进了医院，钱不像钱，像纸。他妻子曾经私下找我：“王医生，能省掉的药咱就不用。行吗？”她把亲戚都借遍了，乡下的小卖铺也在转手，可治疗费还是凑不够。
霍明换药的材料费、预防感染的进口抗菌药物、营养液、重症病床费，每天要花几千元。虽然我给他减少了一些辅助药物，但还是杯水车薪。危及生命的烧伤治疗复杂，也不能什么药物都停。霍明拖欠了一两万的费用，护士去催了几次，我也找过他的妻子：“如果再拖欠，估计会慢慢停药了。”
霍明的治疗费不知道该找谁负责，不仅治病的钱没着落，他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住院不到一个月，他母亲和妻子的早饭就是粥加免费咸菜，中午在食堂打8块钱快餐。再往后，她们开始自带萝卜拌饭。霍明的母亲一个人看护时，干脆连中饭都不吃。我和护士看不过去，送了她饼干和面包凑合。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想过放弃霍明。她们自己苦，但对霍明极上心。有一次我说要给霍明喂肉汤，最好天天喝。她们
自己天天吃素菜，但一顿都没给霍明落下。霍明这次成功拔掉了管子，也是因为母亲心疼儿子难受，松开了绑住他的布条。
主任凌晨被折腾来医院，很生气：“一个重度烧伤、四肢被绑在床上的患者，你们看不住？你们要是什么都想依赖医生、护士，还是明早转院吧，这里庙小伺候不了。”
霍明的母亲想跪下，被护士一把扶住：“都怪我。他一直喊手脚难受，我真没想到他会拔管子，寻短见啊！”
老太太当着所有人的面求主任：“只有这家医院会救我们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以后都听话。求你救救我的小孩吧！”
主任不好继续发火，但私下吩咐我：我们是在对霍明尽人道主义救助，如果再
出事，就直接让他们转院吧。
这个时候除了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人相信他能走出来。
霍明住院期间，我曾经建议他妻子发起网上众筹，并表示愿意帮忙，没想到，被他妻子拒绝了。我之前见过太多令人失望的选择，有一瞬间怀疑她是不是也要放弃自己的丈夫了？毕竟霍明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也失去了劳动能力。但我很快决定相信霍明的妻子，这些天来我看得出她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如果她都无法相信，我还能相信谁的家属呢？一个礼拜后，医院组织多科室专家一起会诊霍明。原来院长和主任已经得到市里的通知：政府向各家医院承诺，承担爆竹厂受害者的治疗费。霍明的妻子拒绝上网众筹，是担心把事情闹大会影响政府的资助。医院想尽快治好霍明，展示民营医院也有公立医院那样的
实力。
医药费有了着落，病情也有缓解，霍明变得越来越配合了。
有一阵子，霍明是我手上最麻烦的患者。换药时只要把他的绷带拆开，他就号叫。我只能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比对别人温柔十倍的语气来哄他。给他换药有时候比给小孩换药还要累。更让我觉得头疼的是他经常故意扯掉监护仪的电极片。护士怎么解释都没用，霍明只是喊痛，装作听不见。烧伤病人的心态特殊，霍明的奇怪行为不是个案，不仅折腾医生护士，也在消耗家属的耐心。
这一次专家会诊，大家认为霍明病情比较乐观。四天后，CT显示霍明双侧肺部和支气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在主任的指导下给霍明进行堵管试验，为了检测霍明拔除置管后是否会呼吸困难。
观察两天，一切如常，他终于可以拔管了。
我跟霍明嘱咐：“尽量少说话，雾化不能停，食物要多吃有营养的。”霍明不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一切都在好起来。
霍明住院三个月后，有一次我去病房看他，正赶上霍明旁边的病友和自己的家人起了摩擦。隔壁床病友的烧伤程度较轻，但家属早就失去了耐心。那个患者的呼吸道受损，咽不下去家属准备的米饭，想吃点粥。病友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去哪里给你弄稀饭，你这短命的。”烧伤病人的护理极需耐心，这个家属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还是霍明的妻子在一旁劝说，告诉病友的家属，自己知道医院外面有一家卖稀饭的小店，味道不错，可以带她
去。病友的家属没好意思继续骂下去。
我见过很多烧伤患者的家属，最多坚持一个月就要喊护工帮忙，很少有像霍明的妻子这样亲自照顾了三个月还非常有耐心。我愈发觉得霍明的妻子对霍明的重要。她从来没有显示出厌恶的情绪，就像才来医院照顾了几天。别的患者插上尿管不到一个星期，管子表面就会有很明显的污垢，可霍明的尿管肉眼看都是干净的，要不是怕有尿路感染，他的尿管都不用换。
好几次值夜班，凌晨两三点我还能看到霍明的妻子跟他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语气很温柔。他们聊生活里的趣事，给霍明打气。霍明的妻子还常举着手机给他看女儿在大学的视频、照片。怕影响女儿的学业，霍明的妻子还没把丈夫的伤告诉女儿。
霍明的状态在好转。我终于越来越确
定，霍明的妻子不会放弃他。
有一回我和老李给霍明换完药，他笑着对我们说最近天气热，从老家带了西瓜，问我们吃不吃。我有些惊讶，能够想吃东西意味着他真的活过来了。
他开始和我聊天，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霍明甚至会调侃自己，说以后走夜路都不怕抢劫了！我看他笑起来，脸上被烧得坑坑洼洼，像个鬼脸，却在上面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在霍明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忽视了他的妻子在承受着什么。有一次我值夜班，霍明的妻子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话，还拿出家里的合影给我看。那时候的霍明还年轻，怀里抱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妻子站在身旁，他笑得不晓得有多开心。霍明原来的面相给人聪明却本分的感觉，头发乌黑，眼睛滚圆，是很耐看的男人。
“你看他以前长得多聪明啊。”霍明的妻子对我说。
被烧伤后，他的头发都没了，整个脸肿得滚圆，眼睛只剩一条缝，和之前判若两人了。
一直以来我感觉到的都是霍明的妻子的坚强，除了当初在急救室外她看起来弱小和无助，之后霍明的治疗中的许多问话，第一个回答我的都是她；她也会主动问我问题，比如：霍明这块创面有点红，这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直到这天拿着过去的照片，她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我心里的落差是很大的。”这些话她却不能对别人讲。我这才意识到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和乐观，是强撑着走下来的。她照顾丈夫和婆婆，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业，还在费心瞒着女儿。她扛起了很多。
多亏了妻子和母亲的陪伴，霍明的病情才逐渐稳定，连心电监护仪都撤了，护理级别也从特级护理改成二级。对我来说，只要看着患者一天天好转，比听到任何感谢的话都要开心。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因为我的疏忽竟将霍明再次推到了死亡边缘。
一天早上查房，我发现霍明神情恍惚，嘴唇干皱苍白。虽然这几天给他喝了很多汤水，但没什么用，他的尿量反而在减少。从头天白天到现在就一小瓶，才300毫升。
我连忙给霍明查体听诊，心脏和肺部都还好，不像衰竭。发现他的脚肿得厉害，妻子说自从把绑带撤掉，他们就没怎么关注脚了。霍明的低哑声音响起：“王医生，一开始我也没在意，这四五
天才感觉越来越肿。”
我叫护士给霍明急诊查生化全套，测血压，发现血压偏低，有可能是体内失血。我赶紧让护士给霍明上心电监护仪，吸氧。霍明体内缺氧，尽管还没到重度缺氧的标准，但这情况持续下去他可能很快就死在病床上。
看到霍明的血常规结果，我大吃一惊。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重度贫血。我十分不解，这段时间他没有表现出贫血症状。
主任发现护胃药只用了三天，他质问我：“为什么不用久一点？”
“当初我考虑霍明没有恶心呕吐等应激性溃疡症状，也没有胃病史，家属那时也没得到政府的免费治疗，私下找我想少开点药减轻负担，我就把护胃药物停了。”
主任看了我一眼说：“这应该是当初应激性溃疡导致的慢性贫血，今天低血容量性休克引发了肾衰竭。”我心中一震，来不及道歉，主任已经在指示我急救了。
霍明闭着眼睛萎靡地问：“王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说：“不会，你还有希望！”
霍明看了看妻子，又转了一点点头，隔着玻璃看了看在外面拄着拐杖踱步的母亲。最后，他朝我微弱地点头，不说话了。
妻子站在病床边一只手紧握着霍明，另一只手拿着热毛巾擦拭他的脸，湿润嘴巴。我注意到她可能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张开口。她没再给霍明擦脸，而是把热毛巾举起来盖着自己的脸。她不想
让霍明看到自己流泪，更不想让自己呜咽的声音漏出来。
当天下午，霍明的病情突然加重。肾脏、心脏、胃部都出现严重问题，有了休克症状。主任决定让霍明转院，去省烧伤医院抢救。主任跟家属说：“只有转院才可能救霍明一命。你们尽快讨论，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霍明的母亲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连问主任三遍：“去省里霍明就可以活吗？”
主任说：“有50%的机会能救活。但如果留在这里，只能等1%的奇迹。”
“要不算了吧。以前一百四五十斤的人，一天吃五碗饭。你看现在身上哪还有一块好肉。”霍明的舅舅声音悲切，“让他这样子继续煎熬还不如早点安安乐乐地走掉。”堂哥也在劝霍明的妻子
放弃：“政府补贴的是治疗钱，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钱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以后你和婶子、侄女怎么办？”
霍明的母亲生气了，老太太挥舞着拐杖去打他们的腿。办公室里，霍明的家属互相推搡着，大家用方言争吵起来。有女人对霍明的妻子说：“你就听我的话，就在这听天由命，看霍明能不能挺过来。”
我在一旁沉默地看着。我只对霍明的妻子、母亲以及堂哥有印象，其他人这几个月都没怎么来过，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却一个个冲在前面，仿佛自己付出了很多。
霍明的妻子一直平静地听完所有人的意见，然后走到主任桌前宣布：“我和霍明去省里。”
直到这一步她依然选择不放弃。霍明的
妻子长得矮小，挤在人群中甚至毫无存在感，但此时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力量。
当天下午我把材料带好，坐上救护车送霍明去省烧伤医院。我虽然经历过很多次送患者转院，但是面对霍明时我有一种心酸的情绪弥漫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霍明和他的妻子、母亲改变了我。他们让我对重度烧伤患者以后的生活不再那么悲观。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开始变好的时候我却伤害了他们。
我心里有愧，不敢和霍明的妻子交流。我把精力都放到了霍明身上。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一手掐他的手臂、脸蛋，一手给他抓好氧气袋，希望他不要昏睡过去，哪怕是胡言乱语几句，都是希望。
一路上，妻子和母亲握着霍明的双手不放，他妻子的眼眶红红的，但依然保持
着平静。
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家属的恳求停止护胃的药；如果留意霍明吃饭没胃口，及时给他复查胃镜；如果我复查他的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时候不觉得轻度异常是重度烧伤的生理改变；如果我可以多注意一下他的并发症……很多事情，没有如果。
到达省医院，与霍明告别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推车旁，霍明的妻子拿着生活用品呆呆地听接班医生的指示。我不敢再看下去。救护车司机在外面喊我上车，我只能疲惫地坐上救护车原路返回。
后来，我也曾打过电话随诊，开始还有人接，后来就没人回应了。我想，霍明大概没扛住，已经走了。
几个月后我从烧伤回到普外科。对于嘈
杂、患者繁多的烧伤科，我没有什么留恋。只是每次接待患者我总会想起霍明，想起他妻子和母亲泪流满面，孤立无援地站在病房外的情景。我会再审视自己的诊断和治疗，不想让自己再次体验那种遗憾、内疚、后悔。
一天上班我接到一个外地号码打来的电话：“您好，王医生，我是霍明的家属，我们要出院了，要到您这儿拿材料报销，明天您有空吗？”
我猛地一惊，急忙问：“霍明好了？”
一个气质恬静的女孩来到办公室。她单眼皮鹅蛋脸，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霍明。当初抢救霍明时，我曾在他手机锁屏页面上见过这女孩。她就是霍明的女儿。
她说父亲现在已经回到老家休养去了，她留下来处理报销的事。我把抽屉里准
备好的材料交给她，嘱咐她千万不能弄丢。办公室里很安静，我给女孩倒了杯茶，请她坐下，以随诊的理由询问霍明是怎么闯过这最后一关的。
她慢慢地喝了一口茶，叹了口气：“我爸真的吃了很多苦，在那边住了几天ICU，病危通知书下了一沓。”
后来霍明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他女儿办了休学照顾他。从禁食、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一步步康复。省医院看霍明恢复得蛮好，还给他植了皮。“你要是看到我爸的手掌和头，肯定会觉得判若两人。”她越说越兴奋，一次性水杯都被她的手压皱了。
霍明出院时，医生说霍明整形的禁忌证不明显，还有整形的希望。如果在家调养得不错，身体有100多斤了就可以做微整手术。
“我爸听到这句话特别开心，那天午饭都多吃了一碗。”
爆竹厂烧伤的工人由政府提供免费救治，还会得到一笔补偿用于整形。为了他们重新择业，还有人教他们养蚕。霍明正在努力学习养蚕的知识。
“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可能我爸早就走了。”
那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把抱歉说出口。但我决定下次去看霍明时，要亲口对他说出那句“对不起”。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风吹在我的身上，脸和脖颈上有点发热。我忽然想起一句话：“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来自畅游助手

作者: 千万里 时间: 5 天前
标题: 回楼主断线的木偶
一觉醒来来论坛里看看，就看到了你的这篇帖子。我的熟人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因为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一段时间以后就去世了。所以看到这篇文章我落泪了。因为我也是糖尿病患者，现在还每天坚持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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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昨天 12:43
我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
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所在的小组每周有4到6台手术。算下来，我已经做了上千台手术，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说实话，我记不住他们的容貌，除非他们告诉我具体在脸上哪个位置患过病。
但有一位叫刘愿的小伙子，我无法忘记他的容貌。
第一次在病房见面，他右半边脸肿得很严重，颧骨和眼睛周围的皮肤已经变成了深紫色。从眼角延伸到耳朵前，有一条7厘米长的伤口，结了薄薄一层血痂。因为他皮肤白，脸上的淤血和伤口特别清晰。
那天是周一，上午7点30分，护士过来打招呼，通知我周末收了一个急诊患
者。一大早就有活等着，让人打不起精神。我低着头走出办公室，边走边在心里想着这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我们口腔科周末来不了多少患者，因为急诊不多，也很少有患者的病情严重到非要周末住院。正在猜测这个急诊的情况，主任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新收了个外伤的小伙子，等会儿查房，咱们看看。”
到小伙子的病房时，他正坐在病床上拿着手掌大小的化妆镜，仔细观察着脸上的伤，对我们的到来没什么反应。
来口腔科的患者，不少都是受外伤，或长了面部肿瘤，或有感染的。手术做好了，满脸缠着绷带；还没做手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很注意形象，昨天刚紧急缝合了伤口，今天一大早他不仅认真洗了脸，还打理过头发。
小伙子叫刘愿，不到30岁，约莫一米七五的个子，偏瘦，长得白白净净。谈不上英俊，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估计平时比较注意保养。因为车祸，他的右脸满是伤，肿得像个皮球。拍片发现颧弓骨折，被安排住院，等候进一步治疗。
我摸了摸他的脸，能明显感受到侧脸的骨折痕迹。让他张嘴，发现牙咬不上了，骨头已经移位。为了观察是否感染，我揭掉了一部分血痂。刘愿可能有点疼，皱了皱眉。但他刚检查完，第一件事又是拿起化妆镜反复观察自己的脸。
他的声音轻柔，带点东北口音，说话时躲着我的眼神，看着比较内向。我感觉他有点怪，因为面对这么多大夫，他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照镜子。
当天中午，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是
检验科打来的。同事通知我，刘愿验血结果是艾滋病阳性，要再抽一次血加急复查。我差点骂出声来：“这人得了艾滋病也不告诉大夫，坑人啊！”
放下电话，我快速回忆早上给刘愿检查伤口时有没有蹭到他的血或分泌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就去洗了个手，算是平复一下心情。突然想起周末给刘愿缝合伤口的急诊大夫还不知道情况，赶紧打电话告诉他。
“你逗我的吧！”同事根本不相信。我重复了好几遍检验科的结果，电话那边沉默了。等同事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我赶紧去查查。”电话挂断。
下午，刘愿的复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艾滋病阳性。主任把情况通知给科里的大夫、护士，提醒大家注意职业暴露。现场一片哗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瞒病史就太过分了，不拿大夫的命当回事。”
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吗？”主任严肃地问。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谁问的病史？这都没问出来！”主任扭过头，冲着我们几个吼。
“他没说啊。”我赶紧解释。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主任冲刘愿发火，“隐瞒病史会有严重后果。你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开玩笑！”
刘愿始终没什么反应，独自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主任批评。
主任把检查报告狠狠摔在刘愿面前：“给你缝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检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我怕告诉了你们，就不让我住院了。”刘愿终于开口，但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看得出他自知理亏，“已经快好了，没事的。”
担心出意外，我们把和刘愿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说刘愿脸上的伤怕感染，所以让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见到了刘愿的母亲，一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的阿姨。从她偏暗的肤色和粗糙的双手猜测，应该是务农为生。我们刚进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个劲道谢。
在办公室，刘愿的母亲开门见山：“儿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时候没跟你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怕你们不给治啊。”她给我们鞠躬，又回头招呼刘愿，让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负责啊。”我们组一个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他们鞠躬，语气变柔和了，询问是否接受过治疗。
刘愿低声回答：“在传染病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那就先查吧。联系传染病医院，了解患者在那儿的情况，”主任也不确定刘愿是否能在我们科顺利治疗，“可能的话，让传染病医院的人来会诊，评估一下能不能做骨折复位手术。”
“主任，一定要给我做手术！”刘愿突然提高了声音，已经习惯了他的轻声细语，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刘愿来我们科这两天，要么低头，要么盯着化妆镜看半天。我不明白他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坚持做风险极高的手术。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为手术而发生感染，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命都保不住。以前我们科来过一个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术风险后，他宁愿吃消炎药扛着也不动手术。
刘愿的免疫指标要几天后才出结果，他在传染病医院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时间内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刚住院时，刘愿的右脸肿得像个深色皮球。踏实休息了几天，“皮球”瘪了下来，基本消肿。颧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侧的面颊就像一座断了的大
桥。消肿以后他应该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骨骼位移，他的牙齿还咬不上。
刘愿关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发现脸上的皮肤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对称了一点，虽然还无法正常吃饭喝水，但是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刚住院时他天天窝在病房里不出来，现在会到楼道里溜达，主动跟我们聊天。刘愿讲打工的见闻，内容平淡无奇甚至琐碎，但东北话自带喜感。我们不像刚得知他隐瞒病史时那么反感他，还有点喜欢听他说话。只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始终讳莫如深。
虽然聊天很愉快，但刘愿总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刚开始我们会耐心解释：做手术取决于检查结果。他还是不停追问，我们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在楼道里碰到他会躲
着走，实在不耐烦，还会数落他两句。他不还嘴，只是讪讪地走开。
后来刘愿不想自讨没趣，就很少来找我们了。倒是他的母亲总来询问情况，有时会闲聊几句。
“我儿子喜欢男的。”和我们混熟后，刘愿的母亲聊起了家事，语气还算平静。
“就是嘛，我就觉得奇怪，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的。”“那天送他来的那个男的，没准就是他相好的。”同事们小声议论着，我赶紧用眼神制止。
刘愿的母亲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她说：“就应该早早让他回家。”语气里满是后悔。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刘愿读完初中就上不起学了，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后来
在北京安顿下来，每个月往家里寄不少钱。
“那时候，村里都拿他当榜样，我和他爸特别骄傲。”刘愿的母亲开心地回忆着往事。年纪渐长，村里的同辈基本都谈婚论嫁了，长辈们也都抱上了孙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给刘愿张罗相亲。刘愿被逼急了，干脆过年都不回家，跟家里说春节加班工资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里的人在背后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同性恋，有的说他“那方面不行”，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北京从事特殊行业被几个富婆包养。父亲打电话骂他，说再不结婚就不认这个儿子，他干脆和家人断了联系。直到一天晚上，刘愿突然打电话回家，让母亲独自来北京。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说到这里，刘愿的母亲哭了。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些问题，连忙道歉。她擦掉眼
泪：“没事，我也找不到人说这些话，说出来能轻松点。”
不出所料，刘愿期待的手术，并不能进行。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来会诊，介绍了详细病情：刘愿半年前看过他的门诊，当时的情况很差，免疫方面的指标比很多艾滋病患者都要低，应该是发现感染比较晚耽误了病情。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刘愿的病情算是稳定下来，但已经出现脑膜炎、脑部积液的症状。这位大夫当时判断刘愿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刘愿拿着药出院了。
“手术想都不要想，完全是作死。”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警告。最新的检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负责免疫功能的CD4细胞，不足正常值下限的三分之一。
“你又没说实话，这是第二次了。”主任再次发火，“你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刘愿盯着主任：“死在手术台上我也认了。”
道理讲不通，主任叫来他母亲，让她帮忙劝说。“如果非要做手术，很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主任顿了顿，“你也知道，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主任建议进行保守治疗。方法很简单，先用绷带固定刘愿的下巴，让牙齿能咬在一起，骨折可以慢慢愈合。“除了脸不对称，别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们科治疗的病基本都在脸上。患者关心容貌，问一下会不会留伤疤，在情理之中。但在治疗面部骨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恢复咬合，让患者能正常吃饭、
喝水，复原外貌往往排在后面。特别是刘愿的情况，主任觉得“只要最后这段时间能吃得下饭，保证生活质量，美观可以先不考虑”。而且治疗要快，受伤后两周左右，骨折断端就会逐渐错位愈合，每耽误一天，治疗的难度都会变大，承受的痛苦就越多。刘愿犹豫了一下，接受了。
治疗时，弹性绷带兜住了刘愿的下巴，对抗骨折之后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齿能正确咬在一起。后果就是，绑绷带期间刘愿张嘴会非常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刘愿表情凝重，又变成原来沉默寡言的模样。我觉得除了张嘴要用很大的力气外，他心里一定特别纠结，是安稳过完所剩无几的人生，还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恢复容貌？这样的选择挺绝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历，刘愿突
然找过来：“我还是决定做手术。”因为下巴被绷带兜住，他的话有点含混不清。我帮他把绷带拆开，他又逐字重复了一遍：“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我告诉他活下来最重要，而且冒险做手术也不可能将容貌完全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时候不想脸都不对称。”刘愿说，“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值得吗？”我看着他。
“值得试一试。”他想都没想，立刻回答。
他问我：“假如你知道生命还剩一年，你会选择干什么？”
我有点生气：“咒我吗。”但转念一想，这确实就是他正在面对的难题，
“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脸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陷入了沉默。面对刘愿的情况，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只能活一年，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他却认为既然只能活一年，就要死而无憾。
我接触病人有十来年了。一直以来我很少思考与治疗关系不大的事情，更关心对治疗的看法是否传达给了患者。虽然在清理伤口、检查病情、做手术等阶段，我距离他们的脸很近，但在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脸上的伤病，而不是表情。
平时工作量很大，根本没工夫关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记不住眼前这个患者是谁，但一说起具体哪个部位有伤病，
再看一眼对方的名字，就能想起这个人来。哪怕是工作外接触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对方脸上的细节。比如这个人颧骨不对称，可能受过伤；那个人的人中有点印记，应该曾经是兔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优先排除风险，却很少关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刘愿说出了他的遗愿，也沉默了，凝视着窗外。
那一刻我有点害怕，发现死亡离自己特别近。普通患者做完手术，一两周就能出院；而面前这个人，可能连走出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说吧，这事我做不了主。”实在受不了这凝重的气氛，我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刘愿的母亲无奈地跟主任
说：“儿子说了，非得把脸弄对称，我也劝不了他。”刘愿坐在床上闷着头，始终回避着我们的目光。
做手术前，我们复查了刘愿的各项免疫指标，勉强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显示，他的头部依旧存在积液。术前的例行谈话，主任再次把各项风险解释了一遍，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很多条都以“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结尾。
“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是最后一次劝说了。
刘愿没有犹豫，签了字。
手术前一晚，我失眠了。国际上有个统计，艾滋病人手术中，大夫发生职业暴露的概率是0.33%。虽然概率不大，经过紧急处理和服药，感染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四，但这是我第一次给艾滋病人做手术。凌晨两点，我还在担心手术会出
意外。修复骨骼的手术，被骨头渣划破皮肤是不少大夫都经历过的，我也不例外。
早上，主任开了个小会，提醒我们任何操作都要先看清周围的环境再动手：“保证手术效果，也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主任想了一下，补充说，“如果觉得被扎了，或者有什么东西溅到脸上了，赶紧下台，处理好了再干活。”
这一天，9号手术室只安排了刘愿这台手术。所有术中使用的材料都会送走进行特殊处理，手术室要经过消毒、检测，隔天才可以开放使用。手术室门口挂了“感染手术，谢绝参观”的大牌子，避免没做好术前防护的同事误闯进来。护士长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护士，她担心年轻护士毛手毛脚：“惹了祸谁都担不起。”
刚进手术室，护士就把我们拦住了，不
让我们靠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的刘愿。我们穿好双层手术衣，戴着面罩，脖子用纱布围住，套上厚厚的胶皮鞋，戴着双层加厚手套，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保证面对手术台的皮肤不裸露在外面。同事给我拍了张照片，我看上去就像刚从电影《生化危机》里面跑出来似的。
我们逐一通过消毒区域来到手术台旁。麻醉师也裹得严严实实地坐在一边摆弄着监护仪，给刘愿戴上诱导麻醉的面罩。同样裹得严严实实的护士，站在器械车前默默查点着手术器械。
平时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我们会主动过去聊天，让患者放松，也是等着护士和麻醉师做准备。但这次，手术室里没有人多说一句话。
刘愿可能是太紧张，高压升到了170，监护仪发出尖锐的报警声。麻醉师加大了
诱导麻醉的通气量，引导他深呼吸，主任也在一旁安抚。刘愿渐渐平静下来，睡着了。
“确认手术切口，右面部。”护士开始核对手术位置。
“右面部没错。”主任回答。
动刀前主任再次提醒：“患者感染艾滋病，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按照设计好的切口，主任用手术刀切开了刘愿的皮肤和肌肉。因为脸上的淤血还没完全吸收，半凝固的血块一下就冒了出来。我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这些都不是新鲜血液，感染的概率微乎其微。我拿着吸引器开始清理血块和切口渗出的鲜血，看着它们顺着透明的导管一点点流入了瓶子。
骨折的地方暴露出来了，开始将断裂、
错位的骨骼按照正确的位置摆好。分离骨折断端时，我们都不敢用太大的力气，担心骨头尖利的地方会划伤自己，也为了防止血液溅出来。
复位骨折断端多用了些时间。因为戴着加厚的手套，手上的敏感度比平时下降不少。而且带着面罩和口罩后视野会有点变形，对距离和位置的判断产生了偏差，我们反复触摸了很久才确定复位成功。
手术进行了一段时间，我的面罩里弥漫着呼吸产生的雾气，要等雾气散去才能继续进行操作。为了保证手术的连贯，我不得不降低呼吸频率。之后我们在骨折线的两边打孔，用固定材料把骨折处固定。这是很常规的手术，但是由于刘愿的特殊情况，手术变得复杂了很多。
这台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最大程度避免风险的同时，与时间赛跑。手术时间越
长，组织暴露的时间越长，刘愿术后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平时做手术，如果进展顺利，主任都会和我们聊天，缓解一下疲劳。但做这台手术，手术室只能听见器械碰撞的声响，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不说一句和手术无关的话，以防分散注意力，拖慢进程。
最后一个环节是固定牙弓夹板。同事用钢丝从刘愿的牙齿之间穿过，把一块金属夹板固定在牙龈外侧。不知是精神高度紧张，还是裹得太严实导致缺氧，我感觉头晕眼花，硬撑着缝好了伤口。
手术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把面罩、口罩都摘掉。口罩已经被汗水打湿，几乎粘在脸上。闷了这么久，面罩里面的空气相当混浊，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反复呼吸二氧化碳。我的后背也湿透了，一次性的手术衣完全贴在身上，一阵刺
痒，刚才竟一点都没发觉。
这台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比平时稍微慢了一些，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出现意外。考虑到需要兼顾这么多环节，这个成绩还不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室里的气氛回归了正常，我们聊着天等刘愿醒来。
停了麻醉药物，麻醉师拔掉刘愿的鼻咽通气管，我们给他包扎好伤口。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嘴里不停嘟囔着什么，我只能听见他叫“主任”，后面的话都听不清楚。
“手术做完了，很成功，漂亮多了！”主任大声告诉刘愿。
刘愿听到之后，一下睁开了眼睛，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说了句“谢谢主任”。
过了几天，刘愿脸上的绷带拆掉了，右脸稍微有点肿，但轮廓对称多了。每天早晨查房，他都要拉着主任的手感谢好久。他不再独自坐在床上照镜子了，而是边照着镜子边问我们“是不是比手术前漂亮不少”。我也挺高兴，成功给艾滋病患者做了台手术，挺有成就感的。
手术过后，已经是九月下旬，没几天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情况比较稳定的患者基本都会在假期前出院。刘愿情况特殊，需要多观察几天。他独自留在医院输液，就算病区空空荡荡也不觉得寂寞。输完液他就在走廊溜达，心情特别好。
十一假期，我正在家里睡懒觉，突然手机响了，是医院的电话。这种时候，要么有急诊，要么就是患者出事了。我希望是前者，因为我们组只有刘愿还在住院，我不希望他出事。我家离医院不
远，平时坐公交或骑自行车上班。那天我着急，打了一辆车赶过去。
进入病房，刘愿躺在床上，胳膊插着消炎药点滴。几日不见，感觉他蔫了不少。
情况不乐观，他已经发烧两天了，今天开始高烧，超过38.5摄氏度。他的脸像刚住院时一样又肿得像个皮球似的，而且身体开始间歇性抽搐，像被冻着了一样，四肢不停地抖，肩膀尤其剧烈。刘愿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一直在说胡话，应该是出现了幻觉。
主任也赶来了，找感染科的熟人来会诊。感染科的大夫说：“赶紧转院，只有传染病医院才能处理得了。”
我们把刘愿转移到担架，护送到楼下。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听到感染科的大夫感慨：“这一关他够呛。”
再听到刘愿的消息已经是半个月后。我们组的主治大夫去传染病医院给他拆牙弓夹板。刘愿经常昏迷，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清醒的时候，他会抱着母亲聊天，依然用那个手掌大的化妆镜看自己的脸。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说，他全身多器官衰竭，脑部积液很多，随时都有可能去世。
大约一个月后，刘愿的母亲突然来找我们。她看起来瘦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红红的，但我感觉她的神情轻松了不少。
她是来复印病历，处理后事的。她告诉我，刘愿拆完牙弓夹板后，没两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儿子说他不后悔做手术，能漂漂亮亮地离开，很开心。”说完这些，刘愿的母亲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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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昨天 14:33
笼中鸟
和其他孩子不同，小璐准备高考的地方是精神科病房。
那年她18岁，长得瘦弱苍白，无论身上还是心里，到处是伤痕。她在医院急诊科捡回一条命，然后转到我们精神科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包括高考那两天。虽然很多人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大事，但我觉得小璐不过是借着这场考试，和她沉重的过去做了一个诀别。
2016年5月9日，急诊打电话给精神科办公室，请我去会诊。患者是一个自杀未遂的女孩，叫小璐。小璐吃光了家里整个药箱里的药片，有感冒药、消炎药，还有一瓶降压药。好在洗胃及时，不会给她的身体带来太严重的后遗症。
她蜷着腿侧躺在急诊病床上，右手打着点滴，身体被白色的被子覆盖着。为了急诊的同事处置方便，我们没给小璐穿衣服。我拉上围帘给小璐做检查，她太瘦了，皮下静脉都清晰可见。她有些紧张和害羞，但又非常乖巧柔顺。她的睫毛很长，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眼神无辜得让人心疼。在精神科，自杀的青少年我见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小璐总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会下意识地想起少女时期的自己。
她身上有很多刀划的伤痕，布满了肚子、双侧大腿、胳膊，都是衣服遮盖的地方。这些伤口深浅不一，有些已经变白；有些轻微感染，护士给上了棕色的碘伏；还有些刚刚结痂，看起来是新伤。
“疼吗？”我问。
小璐轻轻摇头。
“这样多长时间了？”
“两三年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几乎听不见。
在一旁陪护的小璐的奶奶满脸憔悴，她头发花白，身体不停地微微颤抖。很明显，老人家还沉浸在孙女服药自杀的震惊和后怕中。
小璐的奶奶从床头柜拿出一塑料袋空药盒给我看，说自己发现小璐自杀后就随身带着这些药盒。“得让大夫知道丫头吃的是什么药。”她不断重复，“这丫头有啥事咋不跟我说呢？咋这么傻，作孽啊！”
如果不是发现小璐服药，奶奶根本不会知道这个小女孩对她隐藏了沉重的心事。而关于自杀的原因，小璐总是支吾
着，不肯说。
这不是她第一次试图自杀了，长期自残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如果不好好处理，我担心小璐随时可能再次自杀。她可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我建议小璐转到精神科接受一段时间治疗。
医院位于市中心，成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精神科的三层小楼坐落在医院的角落里，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孤独感。这里是神秘的禁地，很多人从旁边经过都会心里发毛，甚至恐惧不安。整个医院，大约只有精神科的小楼装了铁栅栏。远远望去，就能明白为什么纪录片《人间世》会把讲精神病患者的那一集取名叫《笼中鸟》。
小璐入住精神科病房，对所有检查和治疗都非常配合，乖巧到让人心生疑惑。哪怕是这里的患者都觉得小璐“不正常”。隔壁床的大姐曾把我拉到一边悄
悄问：“这孩子听话又懂事，咋也来住院了呢？”
她并不知道，生活中很多看起来乖巧懂事的孩子，其实都非常没有安全感。有了委屈也不会说出来，久而久之内心极度压抑，往往会通过自残、自杀来减轻内心的痛苦和纠结。表面上的乖巧只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刚住院的时候，小璐很少跟人讲话。来陪护的奶奶没事会和我聊天，她说小璐的父母在她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小璐是自己养大的，“小璐从小没让人操过心”。
初中毕业的时候，奶奶听说技校对普通人家的孩子是个好选择。她和老师商量着觉得小璐的成绩虽然不错，但不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技校毕业就发大专文凭，还可以提前两年工作。于是奶奶做主让小璐去了“3+2”的职业技术
学校。在学校里小璐每门功课都是第一名，年年拿奖学金。说起这些，奶奶的脸上抑制不住地扬起了骄傲的神色。
奶奶想不通，每周回家都主动帮忙干活，拿到奖学金给自己买电子血压计，从没顶过嘴的孙女为什么会拿刀自残。她觉得小璐变得非常陌生。
小璐初二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祖孙俩相依为命。这几年小璐的奶奶身体越来越差，奶奶开始担心：“我要是真有什么事，小璐怎么办？”说到这儿，小璐的奶奶哽咽了，“无论如何，我也要看到她能养活自己才舍得闭眼。”老人强忍着眼泪，一滴也没掉下来。
5月13日，小璐的体力基本恢复，也可以正常进食了。我查房的时候嘱咐她要多下床活动。
当天下午我发现小璐在走廊里散步，她反复经过我的办公室，每次都要往里张望一下。走廊几十米长，她一个人来回溜达了一两个小时。小璐的病房在三楼，办公室在二楼，我感觉这个女孩是专门到楼下来走给我看的。
我出去问她：“你是不是有事找我？”她说：“按照姐姐说的，多活动活动。”我听了一阵心疼，小璐是想证明自己真的很听话。别人的眼光对她似乎非常重要。
小璐的隔壁病房住着一个初中女孩，也是抑郁症。她俩爱好相近，能交流。见到这个女孩的妈妈，小璐就会像成年人一样说些场面话：“阿姨漂亮，人又好。”她还主动表示，“我可以帮她辅导作业。”
护士们总表扬小璐，说她特别有礼貌，
每次打针都早早准备好，之后会认真地道谢。从表面上看小璐是一个开朗大方、人缘极好的孩子，可她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又怎么解释呢？
她让我想起了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里的女主角。她像一只受过伤的小猫，非常温顺，实际上却让人捉摸不透。可是我却找不到突破口，不知道从哪里才可以进入她的内心。
5月16日，小璐住院一周。那天早上我去查房，她看起来有点兴奋。打完招呼，小璐向我汇报这几天她一直在好好锻炼：“每天吃得好，睡得香。”她追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我说。
小璐眼睛里的光一下子就消失了。她低下头，长发遮住整张脸。“我已经好了。”她用很小的声音说。直到我离开
病房，她都没再抬头看我一眼，说一句话。
下午小璐又来到二楼，在我办公室门口走来走去。我出门的时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急切地说：“姐姐，我必须出院回去复习，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有些吃惊：“你们也要参加高考吗？”
小璐终于主动和我面对面沟通了，一改平时讨好人的模样。她告诉我一个秘密，她说自己脑子里一直有幅画面：妈妈抱着她，爸爸站在旁边，一家人在校园里合影。“我在家里翻遍了也没有找到那张照片，但这个印象很深。”小璐说。
小璐想上大学，她曾经听邻居家的姐姐讲过大学里的事，“觉得那里好有意思”。可她又不想让奶奶失望。初中毕
业后，她听从奶奶的安排去了技校。那个学校位于郊区，周围鸟不拉屎，一片荒凉。和她想象中的大学完全不一样。
小璐痛苦地说：“姐姐你知道吗？我只要一看书就会被人嘲笑。”她的同学当众打架、泡吧的不在少数，很多都在谈恋爱。
小璐在QQ上和以前的初中同学聊过天，他们抱怨高中学习辛苦，可小璐特别羡慕他们。她在自己的学校没朋友，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宿舍的时候小璐总是拉着帘子躲在床上。有的女生说她：“肯定在做见不得人的事。”于是，室友就故意弄脏小璐床上的帘子，往她的饮料里倒肥皂水……平时小璐在学校做所有事情也都是一个人，她被孤立了。
“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好多天没说过话了，就忍不住哭起来。”讲到这里小璐
开始小声抽泣。
有一天她在削彩色铅笔准备画画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用裁纸刀划自己会是什么感觉？她真的拿刀在皮肤上划了一下，很疼，但心里一直紧绷着的某个地方突然放松了。“我觉得舒服了很多。”从那之后小璐就经常用刀划自己。看着血冒出来，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为了让血流得更多，她甚至会再次加深已经划开的伤口。
“我迷上了这种疼痛的感觉。”小璐说。
她平时说话声音很小，总是低着头不看我的脸。可在形容血流出来的快感时我明显感到小璐的声音大了很多，而且她抬头看着我，表情中带着一丝兴奋。
她的状态越来越敞开，终于告诉了我她自杀的原因，因为一个男同学。小璐喜
欢他，但两个人并没有明确关系，那个男同学同时还在跟另一个女生保持着暧昧。
“没人喜欢我。”这是很多青春期女孩都会有的感受，而在小璐那儿，她的感受无比强烈。于是在周末的夜晚她偷偷打开了家里的药盒，把奶奶的药全吞了下去。
每年我们精神科都会收治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他们很多人都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只能休学在家。我常常劝焦虑的家长们：“最好让孩子专心治病，即使把孩子留在学校也是浪费时间。”可眼前的小璐已经瞒着奶奶报了名，她期待着六月的高考。她越说越兴奋，声音越来越大：“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再告诉奶奶。”小璐仰头看着我，她的脸蛋和下巴上有一两颗明显的青春痘，非常可爱。
看着小璐的眼睛里闪着光，我似乎看到了当年不顾全家人的反对，选择了精神科医生作为未来职业方向时的自己。
我找到主任说：“小璐要参加高考。”
“还考什么高考啊！这样回去也考不上，到时候刺激更大。最好劝她明年再考。”主任说。
这话很务实。大家都是从高考走过来的，总复习的强度和压力正常学生承受起来都非常辛苦，更何况小璐目前的情况。我不放心让小璐出院，可是如果不让她回去复习，她一定会非常失望。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师弟走过来，在我眼前晃了晃刚拿到的化验单，问我自言自语在叨咕什么。我便跟他说了小璐的事。
“就让她在这里复习啊！咱们还可以帮
忙。”师弟毫不犹豫地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兴奋起来了。我的师弟是个学霸，高中会考拿过市里第二名，小璐在这里复习我们可以帮她，效果一定会比她自己复习好得多。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小璐，她非常高兴。
很快，小璐要在精神科病房里准备高考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病房没有写字台，小璐白天就坐在床上用学习桌，晚上就来我们的办公室。虽然主任嘴上不赞成，但还是给小璐安排了单间住。他查房的时候到处提醒患者和家属：“说话要小声，给小姑娘一个安心复习的环境。”
他和其他医院的医生吃饭，席间说：“我那边的病房现在住了个高考生！”
人家问他：“这种情况还能考吗？”主任满脸得意，对小璐挺有信心。
精神科病房里的患者们都很照顾小璐。有个女患者在我们科住了挺久，情绪特别不稳定，有时候会不配合吃药，经常站在窗户前对着停车场大喊大叫。可自从知道了小璐在准备考试，她虽然还会控制不住自己要喊上一会儿，但喊着喊着就会主动停下，还会对别人说：“嘘，小璐还要看书呢。”
来这里探望家人的小朋友，年纪小，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会被病人一本正经地嘱咐：“有个姐姐在学习。”还有一些病人会去小璐的病房给她送零食。
自从小璐住院以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父母。因为孩子要高考，奶奶终于给小璐的爸爸打了电话。
5月20日，小璐的爸爸来了。我和他谈了一次话。他中等身高，穿着休闲西服，肚子略突出，看起来是个精明能干的人。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面对小璐的奶奶他情绪激动，语气带着埋怨，眼圈都红了。看他这个样子，我的愤怒有点发不出来。小璐变成现在的样子能怪谁呢？
他继续解释，因为知道孩子没危险，就把家里的事都安排好了才来医院，可以多待一阵。他说：“小璐喜欢妹妹，这次也带着一起过来了。”
这个妹妹和小璐同父异母。带着他们一行人进入病房的时候，小璐正坐在床上学习。见到爸爸她有点意外，看样子奶奶没有告诉她。奶奶做事一直不太跟人商量。
小璐很快露出笑容，甜甜地说：“爸爸，你怎么来啦？我都想你了。”她的语气太甜了，连我都觉得假。她的高兴仿佛是凭空出现的。
小璐的妹妹长得很像爸爸，她牵着爸爸的手站在床前，大方地叫姐姐。后妈站在离大家稍微远一些的床头，小璐小声叫了声：“阿姨好！”
小璐收起学习桌，继续用那种甜甜的声音跟爸爸讲：“医生护士对我特别好，我每天都在学习……”每说一段，小璐都会仰着脸望着爸爸，用近乎渴求的样子问，“是不是，爸爸？”
晚上查房，我看见小璐坐在床上望着夕阳发呆。冒着风险，我上前问她：“看着妹妹、爸爸还有阿姨，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小璐慢慢转过头，打算对我再次挤出她招牌式的乖巧笑
容。但这次她失败了，她挤出来的是眼泪。
“我恨妹妹，因为她抢走了爸爸。”可小璐又不觉得爸爸是个很重要的人，她对爸爸的记忆很模糊。
“我有时候感觉不到自己。”小璐说，“比如现在，我明明在跟你说话，又好像不是在跟你说话，我好像不是我自己。”
“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但会被自己吓一跳。”在小璐的世界里似乎最被忽略的就是自己。
“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我接着问。
小璐抬头看我一眼，陷入思考。“奶奶说妈妈是一个疯子。总是在枕头底下藏一把刀，想杀了爸爸。”
在精神科，家族史非常重要。我跟小璐的爸爸确认小璐的妈妈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听我这么问，小璐的爸爸坐在接待室沙发上开始双手搓脸，从上到下。最后他深深吸了口气：“她妈妈不是精神病。”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母亲看好。结了婚，婆媳矛盾引发了夫妻矛盾，最后闹得很严重。“俩人成天打架，扔东西。”每次他们打架，奶奶就带着小璐出去溜达，直到家里没有动静了才回家。有时候走得久了，小璐就在奶奶的背上睡着了。
小璐还没有上小学，他和小璐的妈妈就离婚了。消沉一段时间后他逃到外地重组家庭。两个城市之间开车大约6个小时。他一年回来看小璐两三次。而小璐的妈妈在离婚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小璐说：“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是一个影子。”即使自己脑海里不断出现一家人在大学里团聚的画面，妈妈的脸仍然是模糊的。她会梦到妈妈总在一个浓雾缭绕的地方，没有任何场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怎么都等不到大雾散去。醒来后人就会觉得非常失落。
我很理解小璐，小孩子对父母的爱是一种本能，如果从小在父母那里接收到的都是负面信息，就会觉得世界都塌了。
“奶奶说我长得和我妈妈很像。”小璐对我说。
可是她们家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她说自己想妈妈的时候就会站在镜子前看自己，她想对妈妈说：“你知道我都长这么大了吗？你还活着吗？”
小璐的内心一直有个疑惑：如果我太想
妈妈，会不会对不起奶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也说不清。
5月23日，小璐的妈妈来了。
小璐前一天就知道她妈妈要来了。早上查房时我看见小璐坐在床边，有点紧张。她告诉我：“昨天晚上很久都没睡着，说不清楚是高兴还是难过。总是又想哭，又想笑。”她说她又梦到妈妈了，“我和她隔了两三米，中间还是隔着雾，不过好像比以前淡一点了。”
小璐的奶奶买了早餐进来，她笑着跟我说：“小璐一大早就起来洗头，一会扎上，一会披下来。换了好几身衣服，后来又穿回了病号服。”奶奶轻松的语气让我有些意外，之前她跟我提起小璐的妈妈时，语气里总是带着怨恨。
小璐说：“老师，我妈妈来的时候你陪着我好吗？”她有时候叫我姐姐，有时
候叫老师，都是脱口而出的，我也不纠正她。
小璐的妈妈来了，她长长的头发，瘦高个子，穿着浅咖色的风衣。她们母女长得真的很像。她站在床前叫了声“璐璐”，就用手捂着嘴流下眼泪。小璐坐在床沿边，我感觉到她抓着我的手在微微发抖。
奶奶在一旁打圆场：“傻孩子，叫妈妈啊！”小璐嘴巴动了一下，没有声音。
小璐的妈妈走过来抱住她：“好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奶奶把你养得真好。”
一开始小璐的身体有点僵硬，到后来逐渐柔和了一点，她也用手去抱着妈妈。奶奶和爸爸站在靠门的位置看着。这一次后妈和妹妹都没来。
小璐的妈妈回头看了看小璐的奶奶，叫
了声“妈”。眼泪一下子就从奶奶的眼眶中漫出来了，奶奶说：“我让孩子受委屈了。”相隔十几年，因为一个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原因，这家人又聚到了一起。我退出了病房，把空间留给他们。
下午，小璐母女俩手牵着手，笑着来到我的办公室。小璐的妈妈笑着说：“你跟大夫说吧。”小璐有点不好意思：“你说。”
“今天小璐能不能不复习？我想带她出去逛街。”妈妈想给小璐请个假。
回来的时候小璐穿着新衣服，脸上发着光。好像一朵有点枯萎的花蕾突然绽放了。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小璐说她终于能看清妈妈的脸了，“奶奶跟妈妈和好了”。虽然现在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但压在她心里的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好像
轻了很多。
考前复习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先用黄冈密卷给小璐摸底，发现她基础太差，我和师弟又找来会考题。因为药物的影响，小璐的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也不能长时间集中，她做会考卷也有些吃力。每天上午她做一套练习，下午、晚上我和师弟谁有空谁就给她讲。虽然小璐一直很努力，但无论怎么算，她所有科目加起来也不到400分。
高考真的不是临阵磨枪的事，我和小璐的父母商量过，他们也知道以小璐现在的成绩考不上一个满意的大学。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支持小璐参加这次考试。
高考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复习的时候，我和师弟都快忘了小璐是个有抑郁症、差点自杀的孩子。后来我还在想，这可能就是治疗的最高境界吧，把病人生病这件事给忘了。
6月1日，小璐的妈妈住进了精神科，正式陪小璐做考前的最后准备。她们把屋里的床并在了一起，晚上，小璐就搂着妈妈睡觉。白天，爸爸和奶奶过来给她们送吃的。傍晚时分，一家人就会去空旷的停车场上散步。
后来，小璐写下了这样的话：“看见残阳如血映红了整个天空，我的内心极度安静，从来没有这么踏实过，从来没有这么有力量。身边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奶奶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我再也不孤单。”
“希望高考永远不要到来！”
考前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小璐明显开朗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大了。有一天我甚至听见她“教训”起她爸爸：“你怎么那么笨。”而前几天她还在谨慎地观察爸爸的态度，满脸的讨好。
2016年6月7日，精神科里不少医生和护士提早半个小时上班，就为了和住院的患者们一起在门口送小璐去参加高考，给她加油。
小璐背着妈妈买的蓝色双肩书包，笑着牵着妈妈的手，从病房走向爸爸的车。弯腰上车前小璐突然停下来，转身给大家挥手说谢谢。我目送这家人离开，心想，小璐脑海里的场景终于要实现了。很多人都说，高考是人生的转折点。对小璐来说，这个转折比别人的更加重要和来之不易。
6月9号，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小璐跟妈妈出去逛街，回来的时候拎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纸袋。当天晚上她们母女还睡在一起。后来小璐告诉我：“那天晚上我有点舍不得睡觉。”
的时候小璐来到办公室，轻轻地抱了抱我。她看着我师弟，轻松地调侃说：“你快点找个女朋友吧。”接着她又给大家鞠躬道谢，说会回来看大家。
不知不觉就到了11月。有天我刚到科里，值班大夫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你那个小患者周末回来了。”我每天要看很多患者，但那一刻我立刻想到了小璐。
很多人以为抑郁症患者只要“心结”打开了，人生就好像被疏通的管道，一切都顺畅了。但实际情况从来就没有那么简单。抑郁如此有力量，它常常像黑洞一样把人牢牢吸住。患者的再次治疗我不意外，可看到小璐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惊。
她长长的头发被剪了，乱七八糟，应该是她自己剪的。
奶奶告诉我，小璐高考没考上，决定从技校退学，后来专门报了高考补习班，从头开始复习。补习学校是封闭式管理，每个月只能有一个周末回家。奶奶不清楚小璐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她接到老师的电话才知道小璐的状态又不好了。
躺在床上的小璐还是很瘦，很白。她跟我说：“对不起，姐姐，我又回来了。”
“你真想回来看我们也不用剪头发啊，随时回来就好了。”听我这么说，小璐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学校，她每天早上5点多就被教官喊起来学习，身边的同学都在拼命备战高考。小璐这次的备考不一样，妈妈每个月都会去看她，爸爸也常常回来。有时候一家三口甚至能在一起吃个饭。可
是很奇怪，小璐说，之前和奶奶在一起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有爸爸妈妈陪着，自己反而常常觉得不开心，而且特别容易发脾气。
其实高考的重压之下发脾气才是正常的。小璐觉得这是缺点，我听来却觉得挺欣慰。她不是没有脾气，而是不敢有脾气，害怕和人发生争吵，所以一直压抑自己。这是导致她自残的原因。对小璐来说，发脾气意味着治疗的进步，她不再压抑了。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小璐，她一下子高兴了起来：“姐姐，心理学真的很神奇啊！医生姐姐真的很帅，我也想当医生了。”
这次短暂的住院中，小璐主动和我加了微信，她说：“不会打扰你的，看看头像就好了。”通常，我们医生不轻易把手机号、微信号留给患者，因为我们
离开了医院也有自己的生活，但那个时候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跟小璐加了微信好友。
小璐参加了2017年的高考。这一次她如愿考上大学，而且是一所医学院。后来，我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大学校园里拍的照片。不知道这张照片和她脑海里的那张是否一模一样，不过我觉得这张照片好看极了。
如果这是个童话故事，大概小璐的家庭会从破碎走向复原，但现实没有那么完美，小璐的家早就消失了。她背负着这份创伤磕磕绊绊地活到了成年，然后通过两次高考的时间消化了这一切。
因为小璐，奶奶、爸爸和妈妈之间多年的矛盾化解了，小璐甚至短暂地在精神科的病房里复原了曾经的家。我觉得她那瘦弱且布满陈旧伤痕的身体里充满了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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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昨天 18:56
成人礼
当了18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个人疯了。
那天我让自己的病人“少女”小欣坐在诊台对面，她显得局促不安，手指互相交缠着，不知该放哪里好。
“你已经满18周岁，是个大人了……”我脑中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小欣的情景。这个浓眉大眼、长发及腰的小姑娘走在爸妈前面，朝屋里探头，看见我们一个办公室的白大褂，还有点不知所措。
18岁是个多好的年纪啊。而现在随着我对病情的叙述，小欣的眼睛越睁越大，不可自制地缓缓摇头，一只手指指着自
己，脸上带着难以名状的奇怪笑容：“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我知道无论放在谁身上，这件事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但残忍的是染色体是不会说谎的。
妇产科是个埋藏秘密的地方，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女同胞来跟妇产医生们诉说那些她们父母不知道，丈夫更不知道的秘密。然而小欣到来时，我们整个妇产科都忽略了一点，某些秘密就连患者本人都不知道。
她今年18岁，这个年纪的女孩住院大多因为卵巢上长东西。她也一样，术前检查都考虑是良性病变。一周前，小欣的父母就站在女儿身后，我想着该怎么措辞，告诉他们小欣卵巢囊肿的情况。我的目光在这一家三口身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回到小欣的父母身上。“除了卵巢囊肿，她子宫小的事情，门诊医生和你们
说了吗？”
小欣的父母刚要开口，小姑娘就自己小声说：“我知道的，主任说了，先把卵巢上长的东西切掉，然后再继续吃药看看子宫能不能长大一些。”
没过多久我们确定了手术方案，也提醒了他们：“小欣现在子宫的大小以后可能无法生育。”讲完以后我问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小欣的父亲攥紧笔，盯着眼前的纸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也不懂这些，都听你们医生的，你们医院是最好的了，我们都听你们的……”小欣的母亲也跟着点了点头。
我最怕听到病人这样说，医生喜欢的是对手术风险有认知的病人，他们能通过和医生对话、自己思考利弊后做决定。小欣的父亲显然不够冷静，他迷茫地看着我，脸上黑黑的，眉间的褶皱和指缝里深深嵌入的泥土让他握着签字笔的手
看起来更加游移不定。一直安静坐在一旁的小欣突然起身接过父亲手里的笔：“我听懂了，我来签吧。”
我看着这个小女孩在风险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发现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勇敢。我有些庆幸遇到这种病史简单、心里清楚的病人，对刚做主刀没多久的我来说是最理想的。
在妇产科四年我总算当上了主刀医生，小欣的手术是我当上主刀医生的第二场，尤其重要。主刀不是谁都能当，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能扛得起这份责任的才有机会。每一场手术的背后都有主刀医生不可控的风险：曾经有一次，我们缝好患者的切口，却发现缝针的尖端少了一截。一刹那所有人动起来，在整个手术室翻找那一小截针尖，手术台上，仪器上，病人腹腔里。我们蹲在地上用吸铁石一遍又一遍地找。我已不记得那
一次具体找了多久，只记得找不到谁也不能离开。这种级别的手术事故可以葬送主刀的职业生涯。出了任何问题，主刀医生就是法律上的第一责任人。小欣大概率是卵巢的良性囊肿，这样一个小毛病，主任让我主刀了。
手术准备就绪，只差一份术前检查结果——染色体检查。因为小欣从来没来过月经，这个检查能帮我们排除小欣有没有其他遗传疾病。这份报告要再等一个星期。因为卵巢囊肿总归要处理，我决定不等了，先给小欣做术前准备。我眼前的小欣，长了眼睛的都知道是女孩。
我拿着她的报告反复看，她的子宫特别小，人已经成年了，子宫还停留在儿童时期。其他检测结果都很正常，只是几个卵巢功能的指标自相矛盾：有一些检查项目显示卵巢的功能非常好，但有些数据却显示卵巢功能已经衰竭。
我和几个同事讨论了一下，他们都是比我更资深的老前辈，大家都只是说：“可能就是激素紊乱了吧，所以子宫也没发育好，才不来月经。”
我当时天真地想，激素紊乱而已，这对手术没什么影响，术后再复查就可以了。沉浸在即将给“主刀史”再添一笔的我并没有预想到伴随着这个宁静午后到来的是一场怎样的暴风雨。
小欣的手术如期进行。
她躺在手术台上眼睛时不时瞟向我，可能比我更紧张。我把她的手轻轻握在我两手之间：“你想想你最开心的事，等下睡着了就能梦到了。”
看着小欣的心率慢慢恢复正常，麻醉师把半透明的面罩扣在这张年轻的脸上。随着胸腔的起伏，氧气和麻醉药物一起
缓缓进入了小欣的体内。小欣刚牵起一半嘴角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手术开始时和预想的一样。没有手术史的小姑娘肚子里非常“干净”，像一片还没被人走过的雪地。直到看见她巨大的卵巢囊肿，以及小小的一颗子宫，我才默默叹了一口气。
但是在我朝卵巢划下去第一刀时就感觉到了异样。这触感不对。按理来说切开卵巢表面就能看到囊肿出现在眼前，可小欣的没有。她的卵巢里反倒出现了一些糊状的东西，稍微扩开一点切口，还能看到像剥开的蒜瓣一样的组织。那一刻我满脑子只剩一个想法：这东西怎么看都不是卵巢，倒是有点像睾丸。
“囊肿送冰冻，叫主任过来！”我急忙喊。
囊肿被送往病理科冰冻，半小时过后我
将会知道这个古怪的组织到底是什么。主任来之前我尽量先把病灶清理出来。每取出一小块“蒜瓣”都感到头皮发麻。
手术室的自动门缓缓开启，我看到主任戴着口罩的脸时觉得一阵安心。主任在妇产科工作30年了，处理过很多疑难病症。我赶忙把病灶亮给她看。主任仔细地检阅，正面，反面，拨开，我的心也随着她不时皱起的眉头揪紧。沉默了很久主任才缓缓吐出一句：“看起来不像是良性的东西，你先尽量清理干净。”
几乎是一瞬间我就听懂了主任的意思——她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我的脑子轰隆作响。我下意识地去看小欣的脸，她睡得那么安详，不知道正做着什么梦。手术室里出奇地安静，助手、护士、麻醉师都默契地一言不发。
原来“主刀”这两个字不是手术台上的
位置，不是手术成功的赞扬，而是有一个人把生命托付在你手上，她毫无保留地睡去，相信你能带给她更好的明天。但我可能把小欣的明天切坏了。
当时手术台上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刀不仅没有割去病症，反而将我和小欣往后的生活彻底连在一起。
手术仍在进行中，大门再一次打开，这次被送进来的是那块囊肿的检测结果：无性细胞瘤考虑。
我刚刚那一刀让小欣的肿瘤破了，癌细胞可能已经扩散。目前的情况最好也是癌症等级里的IC期了。一般情况下病人需要接受化疗。越年轻的癌症患者往往恶性程度越高。如果小欣是卵巢癌，别说成家立业，就连大学毕业都可能会成为奢望。而无性细胞瘤虽然非常罕见，但预后很好。小欣可以活下去！
没有时间留给我整理纷乱的思绪，我走出手术室的门。手术室外的等候区坐满了家属，我在人群中搜索着小欣的父母。
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相信这份病理报告，直接做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不仅要切除患病的卵巢，还要切除淋巴结等等组织，手术的范围和创伤将会很大。但因为这份报告是临时做的，准确性只有70%，现在直接开大刀，万一之后出来更准确的检测结果不同，这个18岁的小姑娘可能得白挨这一刀，还永远地失去一个卵巢。另一个选择就是等准确的病理结果出来以后，再决定治疗方案。这意味着小欣得再做一次手术。
“医生，你是说我们女儿得了癌症？”这个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否定的答案。
我点了头，又赶紧补上一句：“但还要等最后的病理结果。”
最后手术终止，小欣被推出病房。所有人都陪着她，等待那份牵动命运的病理结果。
和小欣同一天手术甚至比她更晚手术的病人一个个都出院了，小欣开始时不时地跑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开始几天我会说：“还得多观察一下，肚子有胀气，还不能回去。”可是毕竟年轻，术后四五天小欣已经可以活蹦乱跳了。我只好说你得等病理结果出来才能回去呀。小欣躲开我的眼神，盯着自己的脚尖，若有所思的样子，转身乖乖回了病房。
学医之前我总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可现在我觉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太重，像小欣这样美好鲜活的生命太
重。
我一遍又一遍刷新着病理页面，睡觉时开始做噩梦。梦里小欣躺在无影灯下，腹部切口随着心率的脉动一股一股涌出鲜红的血液，瞬间浸透了手术台的床单。她的身上布满血污，我疯狂地扑上去，死命地按住她的切口，可是没有用，血从我的指尖喷涌而出，我的手上、身上、脸上沾满了她的鲜血。我在梦里哭喊，喉咙却发不出声音。
有同事问起：“听说你把一个卵巢癌搞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他脸上的表情，也许就和无数的办公室八卦一样，只是随口一说，可我却觉得心口一震。我有千万句话想解释，到嘴边却只能微笑着回答一句：“是啊，我手术做得太差了。”
在生离死别轮番上演的医院，这样的情绪多说一句都是矫情。我开始怀疑自
己5年本科、3年研究生、3年规范化培训、1年正式工作……我真的适合走这条路吗？
接到遗传科电话的那天，我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那份缺席的染色体报告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此前所有反常的状况都可以被解释了：那个被我剥开的“卵巢囊肿”原来是发育异常长成了无性细胞瘤的“睾丸”，术前自相矛盾的检查报告都是因为“她”本身就是男性。
这种性别反转的染色体报告，实验室会反复核查，确保万无一失才发出来。小欣的情况实在太特殊了，我们科最德高望重的老主任都说她从医生涯也就遇到过一次类似病例。一般这种病人多少会有些男性化的地方，比如体毛较重，身高特别高，或者没有阴道没有子宫，等等。可小欣除了子宫没能发育完全，和正常女孩一模一样：中等个子，匀称身材，微隆的胸部，发育完好的外阴和阴道，怎么也没法通过外表让人相信她实际上是个“男生”。从这一点上看，甚至可以说小欣是“幸运”的。
我把小欣的父母叫来了办公室：“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我想先和你们说一下，再商量下怎么和小欣说。”
情况比预想的更糟，更离谱。我只能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他们小欣的染色体检查结果是46,XY。“Y是男性才有的染色体，所以从基因上来讲小欣是男性。”
小欣的父母完全蒙了，他们就像是没听到我说话一样。
因为要二次手术，小欣那里肯定是瞒不住的，我只能征求小欣的父母的意见，商量怎么跟小欣说明情况。小欣的母亲啜泣着望向丈夫，可这个平日里的主心
骨也不知所措。
我决定自己去告诉小欣实情。不是出于勇气，而是情况过于复杂，由我来说明或许对小欣的伤害能降低一些。
看到我，小欣多数时候都是腼腆地笑笑，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像是想从我这儿探听到更多自己的病情，但和我目光相对时她又很快低下头，像是偷吃糖果被发现的小孩子。小欣的父母告诉我，小欣是家里的大姐，父母在外打工时，家里的一双弟妹都靠小欣带着，她从来就是最照顾人的那个孩子。
“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听到结果的小欣反应很大。当了18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人疯了。
我赶紧解释：“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如果你决定以女性的身份
生活下去，即便你的生理性别是男生，谁也不能阻拦你！除了需要治病，你和女生没有任何区别。”我尽可能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她，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信心。
她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看我，像是深深地陷入另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机械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默默往病房走。
回到办公室，同事打趣道：“听说你手上有个男人啊，你说要是病房里的其他患者知道，睡在她们隔壁床位的是个男人会不会吓到啊？”平日里我们也会关起门来开玩笑，可小欣的事却像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谁也不能碰。我大声喊了一句：“病人的隐私别乱说！人家好好的小姑娘！”
只是我强撑的自尊并不能改变结果。因为肿瘤可能会侵犯周围组织或转移，需要切除病变的相关组织及另一侧发育异
常的睾丸。主任主刀的二次手术很顺利，术后病理也给我下了最后的判决书——如果我主刀的那次手术术中囊肿没有破裂，小欣本身的病情只是最早期，可以不用化疗的。
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在了我的身上。
从那天之后，我一到手术室就会莫名地感到害怕，脑海中回想着那句话：你不行，你根本就做不好手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避着小欣，我害怕看到她开心的样子，又害怕见到她情绪低落，更怕她刨根问底地追问我那场手术。小欣是病房最靠近门的一张床，每次我路过病房门口，都会看到她那双大眼睛追着我的身影，我只好加快脚步，三两步掠过这道门，也掠过小欣那双欲言又止的眼睛。
直到有一天我路过病房门口的时候，余光没有瞟到小欣，我的心顿时不安起
来，三两步退回到门口，站定往她病床的方向看过去——她蜷着腿，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就像未出生的宝宝在母亲的子宫里那样。我想她大概是刀疤痛了，赶紧走到她床边。
被子里的她一抖一抖的，我的心也跟着颤动。我掀开被子的一角，小欣像被突然的光亮吓了一跳，惊慌地抬起头。大眼睛红红肿肿的，脑袋旁的床单上留下了湿嗒嗒的一小块。看清了是我，小欣张了张嘴哽咽着说：“姐姐，我会死吗？”
看着她的眼睛，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突然钻心地疼起来。她才18岁啊。性别反转的情况已经极少，再加上情况罕见的无性细胞瘤，即便是在我们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妇产科专科医院里，小欣的病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例。了解她病情的只
有我，如果连我都躲着她，她还能依靠谁？小欣后面要走的路不仅难，而且会很长。这个孩子在和病魔战斗，我不能逃。
主任问起我小欣的情况，我说着说着眼泪便不争气地滚下来。我赶紧擦掉，不想表现得更软弱。
“哭吧，你就该哭。”主任这句话彻底击穿了我伪装的平静，所有的情绪翻滚而出。
“没有人能不犯错，知道痛就好，这次痛狠了就长大了。”主任告诉我。
我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小欣，还和她加了微信，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患者联系方式。“害怕了就告诉我。放心吧，你一定不会死的。”听我这么说，小欣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不专业”地回答患者的问题。
作为一个医生，我比谁都清楚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但我的懦弱和逃避已经够多了，接下来我要打起精神陪她打完这场仗。只要她活着，我就有机会被原谅，有机会去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
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直面小欣一家。他们总是很安静，从不给人添麻烦。好几次小欣的父母都是在办公室门口偷偷看我。我招手让他们过来，他们才会小心地询问一些小欣的情况。
我从没听她父母抱怨医疗费用，但能看出这个家庭的不宽裕，偶尔看两口子默默地吃着简陋的盒饭，甚至白饭配些咸菜，就尽可能帮他们删掉一些非必要的费用。
小欣这一边，我会时不时把查到的和她相似的病例、报道发给她看，把医学期刊上最新的指南标注出相关的部分。
“你看，这些人都活得很好啊，有的都随访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了，基本都没有复发。”每当查到和她一样的存活得很好的病例，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她。
小欣半靠在病床上，侧身转向我，她的眼神既期待又害怕：“姐姐，我可以不做化疗吗？我听说化疗会掉头发……”其实入院以来，如果不是我主动开口，小欣几乎不会先和我说话。这次能先开口，想必这个问题已经在她心里翻来覆去很久了。
我站在她床边，双手攥紧想借点力给自己。我决定告诉她在自己心里搅了这么多天的话。“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的经验不足，术中你的肿瘤破裂了。为了将来能好好活着，我建议还是化疗。我，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这三个字早在心里滚得透熟，但到了嘴边我却再也没有力气。我
没有看她，也不敢看她。
小欣思索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姐姐，我听你的。”她的反应出奇平静。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尽我所能地读取那里面的信息——有害怕，有担忧，可是没有怨恨。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是说：“乖，听话。”我转过身，大颗大颗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
化疗的第三天，这个腼腆又坚强的小姑娘明显蔫了，无法控制的呕吐让这双大眼睛里的光渐渐黯淡下去了，圆圆的脸蛋也变成了暗黄色。用了好几种止吐药，效果都不好，我没了办法，只能多去看看她，陪陪她。不管多难受，看到我来，小欣还是会冲我笑。
我跟她开玩笑说：“明星为了瘦和漂亮，很多还要靠吃减肥药催吐呢，你这两天吐一吐，回学校就是漂亮的瓜子
脸了。”我摸着她的头发，“会好的，我保证。”她也总是弱弱地跟着我说：“会好的，会好的。”
出院一周后，小欣给我发来微信——“姐姐，我开始掉头发了，一把一把的，感觉我要变成光头了，好可怕。”
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毫无预兆地出现了肿瘤科化疗病人那一张张苍白绝望的脸。因为脱发，那里的每个病人都戴着帽子，大大的帽檐尽量压低，用来挡住脸。我不想小欣也变成这样。
我安慰她：“你长得这么好看，秃头了也很靓！真正的美少女都经得起秃头的考验！”还给她发了张自己戴假发的照片，结果反被小欣嘲笑：“姐姐，你太臭美了！”
小欣不在的时候，每次经过她住过的病房门口，我都会不自觉放慢脚步，忍不
住想，小丫头此时在干什么呢？到她的化疗周期我就给她发微信：小妞啊，又到了紧张刺激的化疗时间了，快来投入我的怀抱吧。她则会娇嗔地骂我：变态！
我一直觉得小丫头比我想象的坚强。小欣最后一次化疗时正好赶上我下乡4个月，从同事那里得知小欣没有按时来住院。
“光头美少女，你怎么不乖乖来化疗啊？是不是忘记了？”
“家里出事了。”看到“出事”两个字从小欣的对话框里跳出来，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欣告诉我她的舅舅出海翻了船，人找不到了。“你说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有一天也突然就不见了？”小欣的话让我的心一瞬间揪得紧紧的。我最怕夜深人静
的时候收到小欣的微信，脱下白天坚强的外衣，她会短暂变回那个茫然无措的孩子。
她总会说：“我觉得我也活不长久，感觉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看着身边的人就像是看着另一个世界。”和朋友们聊天，聊着聊着她就会抑制不住地失落，“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正常人聊天，可我并不是。”
这个时候我就会坚定地站到她一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她：“正常人也会生病，你就是正常人。”
最后一次化疗结束，从小欣拔掉手臂上的PICC管那一刻起，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活了。恶性肿瘤只要5年内不复发就相当于临床治愈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陪她走完接下来的路，我由衷地替她开心。
小欣出院后，反倒是我越来越婆婆妈妈了，总是会想小丫头在学校还适应吗？落下的课程跟上了没有？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有没有和男孩子交往？
她时而和我分享追剧的心得，时而抱怨某个老师疯狂点名，还会郁闷自己毫无运动细胞，打死也学不会游泳。我常会在聊天中恍惚，忘记手机那头跟我嘻嘻哈哈的小姑娘曾经历过怎样的巨变。
只有在每月复查的时候，小欣会跟我闹脾气：“每天吃药都要偷偷摸摸的，反正吃了月经也不会来，我干吗还要吃！”
每月一趟的复查、开药，每个环节似乎都在提醒她，自己还是个病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在她看来即便病好了，自己的身份也是一道怎么都跨不过去的坎。对于小欣这样的病人，吃药是必须
的，因为体内既没有卵巢也没有睾丸，维持女性或男性外貌全靠外来的药物补充激素。
我明白她的心情，无论表现得多乐观，这样的孩子，心里总是敏感而脆弱的，身边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对她们的心理造成致命的打击，甚至放弃治疗。
我开始像个真正的姐姐一样小心地安慰她，并为她的人生做打算。“你可以买两瓶维生素，把药放进去，就当天天补充维生素嘛。其实很多人都在每天吃药的，包括我啊，我有时候吃起药来也是好几个月不停的。你和大家没什么不一样。”
劝她吃完药，我还关注她的情感生活。她说自己既没有喜欢的男生，也没有喜欢的女生。我不知道该不该感到高兴。我常常陷入矛盾，既希望小欣能有人
爱，有人陪伴，又怕她去追求幸福反而遇到不珍惜她的人，让这个孩子再添一道伤疤。我只能督促她一定要留在大城市。没说的是，我希望她千万不要回农村，毕竟小欣这样的情况在农村的婚育观念下一定会吃很多苦。
为了让小欣能够取得好成绩，有机会留在城市里，我只能不间断地督促她学习，对她说：“开学还得补考生病落下的科目呢，化疗也把书背来，休想偷懒！”
小丫头回了我五个字：你是魔鬼吗？！
我就像多了个妹妹。不知怎的，又感觉是这个小女孩支撑了我更多。
在小欣出院之后，我每遇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问对方，卵巢囊肿手术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一有时间我就去手术台仔细观摩。
我有时会跟小欣说，觉得自己做不好一个医生，好多时候都觉得无能为力，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用。然而小欣很郑重地对我说：“姐姐，我觉得你很好啊，我爸妈也说你特别好。”
化疗以来，小欣一直表现得坚强乐观，她的懂事总让人忘记，这其实是个突遭变故的孩子。我突然觉得小欣的“乐观”或许只是因为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她还是会在没人的时候跟我讨论生与死的问题。关于存在的意义，关于怎么面对自己，我其实和小欣一样，一边怀疑，一边摸索。我们唯一能为对方做的就是相互打气。
小欣吃着她的“维生素”，给我分享她大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也慢慢愈合、结痂，我也终于再一次站在了主刀位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小欣也喜欢看科幻小说，她还是我身边第一个把《三体》这种“艰深难懂又绝望”的真科幻小说看完的女生。
“二向箔飞向太阳系，把三维的世界降维成二维空间，此间的一切三维生物瞬间毁灭，但即使是这样，所有的信息依然印刻在了二维世界里，宇宙间的旅人依然能从中读出一句话：人类曾经存在过。”
“我们来过，就该留下一些什么，让这短暂而渺小的一生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那一天，我把这句话讲给她听，又好像是在说给自己。
我们都度过了自己的成人礼。
来自畅游助手

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昨天 21:20
携带者
2000年，我来到医院最角落的三层小楼。这里独门独栋，大门常年紧闭，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几近荒芜。唯一相邻的是个设施崭新的篮球场，但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这里，即使是盛夏的夜晚，球场也空荡荡的。当时我还是实习护士，分配过来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里是传染科的所在地“传染大楼”，里面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携带者”。
刚来第一天，我跟在带教老师身后巡视病房，走的是大楼正中的医护专用通道。那天我从大门入口处的四人间走到毗邻护士站的单人间，整整30米的通道两边，全是站着的乙肝患者。“越往里走，病情越重。”
每个擦身而过的医生护士身上都散发着快速消毒凝胶特有的味道。每间病房门口都有消毒洗手液。每走几步就有一处水龙头。消毒水的味道强势地在空气里弥漫。一切似乎都在清楚地提醒着进来的人：小心点，把自己保护好了。
我从护士站靠近走廊的窗户挨个病房看过去，终于明白了外界对这里的恐惧——有个病人因为肝功能受损严重，从皮肤到眼结膜都是橘子皮一般明晃晃的黄色；有个男患者的身体瘦成了杆，肚皮却高高隆起，像怀孕七八个月的样子，这是腹水的症状；甚至还有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假冒伪劣草药导致铜中毒，从头到脚都泛出青铜色的病人……
“你来这里实习怕吗？”带教老师问我，“我也知道外面是怎么说传染科的。”
当时，医疗水平提高了，传染病容易被确诊，却很难被人理解，人们总是谈“传染”色变。这些外表怪异的人走在街上，不仅会引来侧目和嫌弃，那个铜绿色的病人说不定还会被人围观。所以他们多数都躺在病房里，哪里都不去。偶尔和我对上眼神，眼睛里都是防备和警觉。就是在这群人中，我认识了彭涛，全权负责他的护理工作。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彭涛总是静静地坐在床边，面朝有阳光的那扇窗，只留给医护们一个抗拒的背影。如果没有医生护士进去检查，彭涛可以就这样坐一整天。只有一个活动能让他动起来：每天18点整，全病区的患者都会整齐划一地准时听收音机——“老军医研发出肝病克星，祖传秘方，专治乙肝！”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字句在病区里回荡。
除此以外，他不会主动踏出这里一步。
这间十多平米的病房好像有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附着他。明明四周没有铁栏杆，却像一座监牢，将他关在了里面。妻子每次过来送日用品，他也是隔着一道窗户，久久看着对方。
当时我刚进医院，很多前辈都乐于传授经验，比如各个科室的情况，如何帮助棘手的患者，让他们接受治疗等。只是聊到传染科这种特殊情况，多数前辈都是束手无策，他们觉得传染科就是这种氛围。彭涛这种病人，大家都认为难以改变。前辈们已经干了十几年，经验都是准确无比。只是这一次，他们错了。
传染病按“破坏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里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乙肝属于乙类，平时我们会得的流感属于丙类。彭涛所在的一楼是传染科大楼里最凶险的病区：重症肝炎科。随时可能死亡的患者，才会被安排在这一层。
病区需要对这里的传染病患者进行严格管理。
某一天，晨间护理的时候，彭涛蜷着身体，五官都拧在一块了，跟我嚎：“护士，我肚子痛一晚上了，这会儿主任应该在上班，你去告诉他。”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腹部，整个腹肌紧绷绷的，手压下去、松开他都说疼，这架势一看就是腹膜炎的症状。要知道腹膜炎疼起来真的能“要命”，极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彭涛却生生扛了一宿。我多问了一句怎么不早说，没想到他居然说因为昨晚的值班医生太年轻，他信不过。
没一会儿，得知消息的主任骂骂咧咧地走进来，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嚷嚷：“你到底想不想治？我给你下个出院医嘱，你有本事出院好吧？”彭涛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挨训，一句也不敢反驳。
我给他输上液，彭涛长出了一口气，露出得救的表情。我趁机逗他：“从今儿起，你得配几个保镖，吃饭喝水得人家先试，没毒才可以吃。啥时候登基，好让主任当你的御医，24小时陪着你。”彭涛正皱着眉躺着，听我调侃他，扑哧一声笑了，又疼得嘶了一声，紧紧抿起嘴。
彭涛这人很怪，在治疗上格外多疑，全然不顾这些行为可能会害死自己。其实我能理解，这家伙是惜命才这么干，但不由得在心里替他捏把汗。
我想起之前在传染科看到过的一次错误示范：单人病房里乌烟瘴气，烟雾报警器疯狂闪烁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扮成萨满法师，在病房正中围着火盆子念念有词，手舞足蹈。病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被扒掉了病号服，光溜溜的身体上擦满了不明液体，看上去凶多吉
少。家属在旁边跪了一地。
当时我被这阵仗吓得够呛，后来保卫科赶到，把病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家属和“大仙”一并请了出来。大仙也没怎么反抗，有说有笑地等在门口，等家属办完出院手续，就跟着垂死的病人一起走了。
站在传染科的大楼门口，带教老师告诉我：“你看，等下家里人还要上大仙的车呢，回了家继续跳，一直跳到人没了。”原来这个肝昏迷的病人已经救治无望，要回家等死，家属就请了个跳大神的队伍给病人驱驱邪，别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家里。
那些年，传染病人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发生的怪事多了。“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更让人着急的是因为病房比较封闭，
这些错误的治疗手段会在患者中“传染”。每天18点，彭涛会和大家一起收听一档兜售药品的“养生”节目。他坚信，自己能和大家一起找到“自愈”的方法。而就在他身边，常有病人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拨打热线电话寻医问药。
我看过彭涛的病历，他患乙肝十年，病情已经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了，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很快会耽误成肝癌。他的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吭，以为熬一熬就能过去了。我不想让彭涛成为“下一个”。
彭涛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来看他的时候，我一度燃起了希望。因为多数传染科病人最大的心理支撑就是家人。孩子们倚在门口，带着许久没见爸爸的喜悦，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说高兴了就要扑进彭涛怀里撒
娇。
可高度戒备的反而是彭涛，他手疾眼快，将两个儿子死死拦在病房外面。他像个哨兵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孩子们，只要孩子们的脚一踏进门口那条线，他就着急地用方言说着什么，边说边比画。两个小朋友像门神似的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不让自己靠近的爸爸，渐渐瘪了嘴，小的那个眼圈红了起来。
我目睹了彭涛那充满父爱却不得当的防范措施，上前纠正他：“你又不是接触性传染病，我们天天给你打针发药的，也没见谁躲着你啊！你把两个孩子丢在走廊干什么？”彭涛被我说得一时语塞，讷讷地说：“可是也没人告诉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
他说自己真的很害怕，因为这个传染病，已经给妻子和孩子招惹了不少麻烦。听了他的讲述我才明白，这家人差
点就要垮了。
彭涛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变是从他收到那张写着“乙肝病毒携带”的体检报告单开始的。他不晓得这个词的意思，却从旁人的眼光中明白：只要自己带着这个病，就没有人再敢接近他，甚至是他的亲友。他不仅被马上辞退，更可怕的是，村里已经容不下这户人家。他的一举一动被村里人牢牢地盯着、防着，“别人家的小孩都不愿意跟我的孩子玩，女人们一块去赶集，唯独不喊我老婆”。
为了不连累妻儿，他躲起来不跟家里人接触，坚决不和老婆孩子用一个水龙头，上厕所都会跑去离家几百米外的公厕。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乡亲们依旧躲得远远的，仿佛朝他家多看一眼都会被感染。最过分的时候，连他家的菜地旁都被邻居挖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一家四口生活在村子里，就像被人为地关了“禁闭”。所以到现在彭涛都不敢接触自己的家人，他担心万一真的传染给妻儿，整个家在村里就完蛋了。
我在病房里就纳闷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血液、体液、母婴传播。既不会通过消化道也不会通过呼吸道，很多家属最忌讳的握手、拥抱、吃饭、打喷嚏，甚至接吻，只要口腔里没有伤口，都不会传染。
我拿来一包糖，直接将两个小孩拉进了病房，剥开糖块，一人嘴里喂了一颗。彭涛瞪着眼看我，那样子是在谴责我把他儿子带进了病房。看得出来，他还想一脚把我踹出去。但他没有，因为他不敢靠近自己的小孩。
我向彭涛详细解释了乙肝的传染途径，而且说医院也允许探视。彭涛一时语塞，讷讷地说：“真的可以那么近
吗？”
我趁热打铁：“你左右走走看看，别的病房里的家属、陪护多了去了，大家都是肝病，就你的传播途径不一样？”彭涛的表情渐渐松懈下来。
我有点兴奋，话说得差不多了，我起身走人，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这一家四口。隔了半小时我又远远地偷窥，发现父子三人正盘腿坐在床上，抓着一把扑克玩得很欢乐。
那以后，彭涛说出了自己这十年的经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来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触碰两个孩子。
刚确诊的那几年，在村里待不下去的彭涛第一次忐忑地走进了“传染科”。看了他的化验结果，医生给他发了一本乙肝相关的资料，一片药都没开，并告诉他注意休息、按时复查就可以正常地生
活、工作。末了医生还特地拍了拍彭涛的肩膀：“你瞧，这样是不会传染的，别怕。”
当时彭涛只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只是携带了病毒而已，只要按时检查，根本不会伤及身体。医生那风轻云淡的样子卸下了彭涛心里沉甸甸的石头。他拿着医生给的乙肝小册子，逮着乡亲就一字一句念上半天，努力向大家解释自己的病。可越念大家越害怕，越念大家离他越远。他本以为医生的诊断是一道护身符，没想到，却成了坐实自己得了传染病的审判书。
村里人的反应让彭涛心里发虚，他开始怀疑医生当时跟他说的话。如果医生没有骗他，为什么大家都要躲着他？
那是个传染病被严重误解的年代。而这当中，乙肝被误解得尤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暴发了甲肝，由于当
时医学界未能对甲肝、乙肝进行严格区分，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当时国际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里属于“高感染区”。“十人一乙肝”带来了恐慌：乙肝成了就业的一项硬性规定。甚至有患者得了乙肝，要专门雇人去代体检。
彭涛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只能隐瞒自己的病情，在不需要体检的“黑工地”做工。为了更像一个“正常人”，彭涛干重体力活，和大家一块抽烟喝酒、熬夜赶工。医生叮嘱的“注意休息，按时复查，戒烟戒酒”统统被他抛诸脑后。只是这样的伪装，代价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乙肝病毒携带变成了肝硬化，彭涛不得不向工头请长假。工头腰背笔挺地坐在那儿，赏赐一般把工钱甩到桌子的一
角，宣告劳动关系永久终结，手边还准备了一沓卫生纸。平时和彭涛勾肩搭背的工友们，此刻都站得远远的。“这不是害人吗？有乙肝还在这里上班？”身后有人大声谴责起来，声音又尖又刺耳。这次经历让彭涛彻底死心了。
如今他在医院已经不再问得了病该怎么办了。他脑海里反反复复的只剩自怨自艾：为什么得病的是我？
我看得出是外界的眼光误导了彭涛的判断。他不再相信医生的话，反而觉得自己身上有恶性绝症，所以才把自己封闭在病房里。这些误导就像一条条死胡同，把他困在了迷宫里。如果没有人为他澄清这些误导，他可能永远没办法走出这间病房。
儿子们的到来总算让彭涛和外界有所接触，但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自己听收音机，期盼着能从那些“大师”的嘴
里听到“乙肝阳转阴”的药方。
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会把自己的DNA连接在肝细胞DNA的尾巴上。这就意味着，一旦病毒进入肝脏，乙肝病毒将和肝细胞共存亡。因此，虽然乙肝可防、可控、可治，却很难被彻底清除。
“乙肝阳转阴”几乎是所有乙肝病人的执念。在彭涛的眼里，更是自己能做回“正常人”的标志。近两年彭涛到医院打听过乙肝阳转阴的办法。
医生听了彭涛的要求，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消毒液消毒了双手之后，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但那一刻，这个常规动作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彭涛的心头。他误以为医生也和那些人一样，开始歧视自己了。
这让我想起来传染科之前，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流言，比如“传染科周围
阴气太重，种不了树”。带教老师和我讲过，住院部原先是想给传染大楼周围种上树的，只是被医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病人们觉得树荫挡住阳光，楼里阴气会重，兆头不好，也不利于紫外线杀死病菌；医生护士们则认为，整栋楼被隔绝在角落终年不见天日，已经很压抑了，要是连窗外的阳光都不能洒进来，太影响上班的心情。医生和病人一致的态度才让医院放弃了植树的计划。结果在外人口中就变成了传染科阴气太重。
当大家心里有疑惑的时候，也就有了倾向性，原本正常的事也被解读得反常。
也因此，彭涛总是胡乱猜测。他开始暗戳戳地观察医生的举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病房里的各种防护措施：医护人员频繁地洗手消毒，保洁员一日三遍全副武装地清洁擦拭，每个人身上弥漫着的消毒水气味……所有这些常规
行为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对自己的歧视。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轻的医生，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传册。他更愿意去听那些虚假的广播，毕竟里面的“大师”郑重保证自己能治好乙肝，而且装得和患者贼亲热。在他长达十年的病程中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伤害，这也导致了他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
我想带他出来。
我开诚布公地和彭涛好好聊了聊乙肝，试着让彭涛再次踏进他心目中的禁区。我从乙肝的传播途径讲起，再延伸到1988年由于上海甲肝暴发导致人们对乙肝有了连带的误解和歧视，最后坦然地告诉他，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难题，而不惧怕它的最好方法，就是熟悉它、面对它。
“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被这个病折
腾得够呛，咱们从今以后有病治病，行不？”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恳地帮他解答这十年来没人坐下来为他解答的疑惑。最后，我剥了一个橘子和他分着一起吃。他看着我说：“上次有人这样做是十年前了。”
我买了一本日历送给他，在每天的日历背面我会写一条他当天要做到的事：今天主动跟医生护士问好；今天跟儿子一起出门。做到了就帮他打钩。我和彭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接下来的日子合起伙来一点点撬动彭涛。
第一条就是：“逼迫”他出门。
传染病区里的患者最不愿意做的事应该就是出门了。因为病症的原因，他们中有些人的样子怪异，怕被人盯着看，更怕被人看到他们是从传染科的楼里出来的，所以近在咫尺的篮球场总是空荡荡的。
周末的傍晚，彭太太带着孩子们来看彭涛。我觉得时机正好，靠在门口用手扇了扇风，说：“今儿可真热啊，你们要不要出去抱个西瓜回来吃？”
彭太太一听，立刻推说自己不想动弹，麻利地掏出钱塞进彭涛的手里让他去跑个腿。儿子们听见了蹦下床准备穿鞋，彭涛却头也不抬地拒绝了提议。
两个小朋友立马一人一边抱着彭涛撒娇，不停地说着：“爸爸去嘛，爸爸你去嘛……”
这次儿子们的撒娇失灵了。彭涛依旧没松口，连身体都没挪动一下。小儿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大儿子也低下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两个孩子一直在哭，彭涛只是死死地看着窗外，良久才说了一句：“我从传染科大门走出去，哪个会卖东西给我哟！”
彭涛和其他传染病房的人内心一样：担心走出病房就会受到伤害。有病友之前自己带碗出去买饭，但因为有黄疸被人看出是肝病病人，对方不卖给他。彭涛也很害怕，他总觉得自己身上也贴满了“传染病”的标签。所以他把这个病房当成自己的保护伞，好像只要不迈出门，就不会被人防备，被人伤害。
我知道“别怕”这个词说出来很苍白，我指了指外面暗下来的天色，安慰彭涛：“晚上没人看得清你是从哪个门走出来的，你没有黄疸，也没有腹水，一点‘辨识度’都没有。买个西瓜又用不着体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
彭太太也在一旁帮忙：“医院这么大，又不是村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还能知道你有什么病？”
见彭涛还是犹豫不决，我使出撒手锏
“恐吓”彭涛：“你不出门，下周就不让儿子们来看你，不给你交住院费，到时候连手纸都没得用！”
大儿子也在一旁表忠心：“爸爸，村里人说你我都会骂他的，在这里我也可以保护你！”而他的小儿子突然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拿着一根痒痒挠跑到彭涛跟前，护着彭涛说：“爸爸，我保护你，谁也不可以欺负你，谁也不可以嫌你！”
孩子们的话像是戳醒了彭涛，他哆嗦了一下，定定地看着病房的门。忽然，彭涛回过头看我，对我说：“你要不要吃冰棍？我给你带一根。”
我就这么看着连拖鞋都没顾上换的彭涛，被两个雀跃的孩子拽出了病房。孩子们在彭涛身前跑着，拉着爸爸的手紧紧的，就像拽着一个不能放手的风筝。彭涛嘴里叮嘱着“慢点，慢点”，脚步
却飞快，拖鞋“啪嗒啪嗒”忙不迭地打在地砖上，走廊里传来一路说笑的声音。
不知怎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想哭。
那个“出走”的夜晚过后，彭涛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发现自己出去并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
那阵子彭涛突然就闲不住了。他会在其他病房里来回溜达，还“忽悠”其他病友组团一起出去：“我今儿看见外面的西瓜挺好的，就是一个太大了，买回来吃不完，咱们一起去买吧，让他给我们切好，我们几个分分。”
“今天对面超市洗洁精搞活动，买一瓶大的送一瓶小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离谱的一次我听见他说：“街上有人
吵架了，这会儿估计还没吵完，我们去看看吧！”
起初彭涛的邀请会被人拒绝。他会用一种“你没去，你亏了”的表情自顾自地出去，再用一种登上月球表面的骄傲带着他买的东西回来。
时间一长，彭涛开始有组队的小伙伴了。他们从外面带来更多有趣的消息，连那些辨识度很高的黄疸病人和腹水病人也蠢蠢欲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都想出去转转：“管他黄的、绿的！”
这些蜗居在感染科大楼里不轻易出门的病人将活动范围不断向外扩展。总有那么几个，喜欢在傍晚时分扛着桌椅板凳占据空旷的篮球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下象棋，或打着扑克高声说笑。这当中绝对少不了彭涛。好几次，我看见彭涛甩着牌，咧着嘴笑，脸上糊满了纸片，被夜风吹得扑簌簌飞舞。
关于自己的这十年，彭涛已经有了答案。现在，他正努力把自己的答案告诉更多人。他会毫不避讳地调侃自己，用自己曾经交过的智商税告诫那些听虚假广告的病友。每当这时，那个铜中毒的病人就会站出来挺他，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好转的绿色模样现身说法，告诉其他人：“不要乱吃偏方！”
彭涛的收音机里现在播放的是评书。好几次为了方便我这个评书迷一起听，他大中午把收音机放在靠近护士站走廊的窗台上。他的扰民行为不仅没有被其他病人投诉，旁边病房的病友也弄来一只收音机追起了评书。那段时间谁再听乙肝阳转阴的广告是要被其他病友嘲笑的。
平时护士们人手一管护手霜，查房的时候看到哪个病人手太干燥了，就会随手给病人挤一点抹上。病区里的医生们虽
然工作起来依然表情严肃，却愿意在新病人入院时将科室特殊的构造，以及烦琐的消毒过程细细地讲解一遍，以打消病人的疑虑。还会劝病人多出去走走。我甚至听见过同事把病人当跑腿：“五块钱一包的糖，我给你十块，回来咱俩一人一包。”
大楼中间的走廊依旧禁止病人行走，两边病房的门也从外面锁住，走廊上有无处不在的水龙头和消毒液，臭氧机早晚按时工作。只是，之前这些在病人眼中将他们和正常世界隔绝开的东西，每一样都成了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安心所在。
彭涛不再质疑年轻医生，而是夸他们年轻有为。当他第一次笑着对医生说谢谢时，曾经被他冷脸相待的医生们都快感动哭了。
彭涛像一股暖流，把冷冰冰的科室解了
冻。
转眼时间到了9月，我实习期满，可以出科了。我向还没有出院的彭涛告别，和以往总是白吃白喝他的东西不同，我花了当时够我两顿午饭的钱给他买了一块蛋糕，衷心希望他能早日从二人间搬进四人间。病房人越多，通常说明病情越稳定。
后来我又去到不同的科室实习，彭涛总能找到我。有时他淡定地告诉我没钱了，回去攒一段时间再来治病。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会保重自己，陪老婆、孩子五十年。”有时他眉飞色舞地向我报喜，自己又学了一门手艺，赚了不少钱，可以继续治疗，医生说他现在的情况控制得很好。那些异样的眼光依然存在，但他已经可以无视周围人的误解，安安心心地在家里住下来，陪陪家人，干点累不着的活，“像个正常人一
样”。
这个曾经只肯把自己关在病房里的男人，已经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彭涛说他活一天就珍惜一天，好日子总会出现，他等着。
彭涛的话真的很灵验。
三年后，第一例乙肝歧视案上了法庭，又过了两年，国家人事部也消除了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让大家正常工作。到了2006年，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刘德华出任乙肝防治宣传大使，当众宣布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从那以后的很多年，乙肝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已经不再恐慌。不管是患病的人，还是那些患者身边的人。
活得像个正常人，彭涛曾经的愿望已经实现。
每个新年，我都会接到彭涛的电话，他总是用爽朗的笑声告诉我：“嘿，是我啊，我还活着，活得好着呢！”背景音里很多人在说着、笑着、庆祝着，招呼他快点过去。
我感到无比安心，因为那些声音离得很近，就在他身边。
来自畅游助手

作者: 断线的木偶 时间: 昨天 22:38
我脑中的橡皮擦
我是一名康复科的护士，但康复并不等于复原。很多东西是不能回到当初的，比如身体，比如记忆。
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只有24小时会怎么样呢？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忘记过去，忘记现在，被困在人生的某一天无止境地循环。她叫邵老太。这个85岁的老太太，记忆永远停留在了她30多岁的某一天，而偏偏那是她人生最难熬的日子。
第一次见邵老太的时候，她正仰面躺在ICU的病床上，一根长达30厘米的透明塑料管连接着嗡嗡作响的呼吸机，剩下的22厘米左右长度插在她的嘴里，死死压住她的舌头，贴伏着气管，吞不下吐不出，远远看上去她就像一条被甩在岸
上还未脱钩的鱼。
她的记忆也像一条鱼。
此时此刻，她正安稳地沉睡。不过病床边的护士们可不敢放松，一不留神，邵老太就要跑了。我们用固定胶布将她的呼吸管牢牢固定在脸上，还给她上了约束带，防止她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拔除身上的管子和线路，但这可能无济于事。要知道，邵老太虽然85岁了，但身高有170厘米，体重也有170斤，手脚灵活，力大无比。不久前，她竟然生生扯断了两根约束带，那是成年男子都难以做到的事。
在护士们提心吊胆的注视下，邵老太渐渐苏醒了。刚一睁眼，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剧烈的反应就吓了我们一跳：拼命左右摇晃脑袋，想看清我们是谁。当她发现身边一个人都“不认识”，又在不大的床上来回扭动身体，妄图找个合
适的角度伺机逃跑。惊恐的表情活像被绑架了的人质。面对惨白的灯光，她并不明白自己是在ICU，只是一门心思和周围陌生又让她害怕的一切对抗着。她不断对我们发起“进攻”。一旦有人靠近她，她就会“突突突”地发出呼气声，试图用她壮硕的身板和气势吓退对方。
这个85岁的老太太，正在不断从30多岁醒来。
邵老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她的记忆以24小时为限，天亮时分自动混乱或遗忘，不会累积。在ICU的这些天里，只有在女儿来探望时，她才会镇定下来，放下防备的姿态，反复询问女儿：“闺女啊，你什么时候订婚？”她面前的女儿，今年已经50多岁了。
邵老太的女儿告诉我，患病后的邵老太回到了30多岁的脾气，暴躁、不讲理，还“六亲不认”，每天都挥舞拐杖叫嚣
着将曾经疼爱的外孙、外孙媳妇赶出家门。几十年前，邵老太就这样时刻准备着与人发生冲突，因为她要从别人手里保护女儿。
邵老太的脑袋里就像下了一场雪，大部分记忆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女儿好似一株小松树，枝干上盛满雪花，却定定地站在雪地里，没有倒，也没有被雪埋住。
在以前，ICU从来没有病人会和医护人员作对。但邵老太不喜欢ICU，从住进ICU的第一天她就认准了一个目标：逃出这里。因为在这里，她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见到女儿。
邵老太对我们不理不睬，随时摆出一副抗拒的姿态。她的双手被约束带牢牢地固定着动弹不得，就把嘴里的管子顶得咔咔作响，偶尔赏我们几个白眼，也仿佛在说：走着瞧。
只有女儿来探视时邵老太才真正地“活”起来。她靠坐在床上，女儿女婿一左一右地拉着两根约束绳，邵老太像牵线木偶一般挥舞着双手，一会儿指指窗外，一会儿指指女儿，一会儿又指着操作台上的我，痛心疾首地告状。
女儿安抚着手舞足蹈的邵老太：“妈妈，你坚持七天，只要坚持七天，我们就可以拔掉管子回家。”但我和邵老太的女儿都知道，这大概率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邵老太的诊疗单上列着长长一串病症：慢阻肺、肺心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腔隙性脑梗死……这些名目哪一个都可能致命。尤其是慢阻肺，这个病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病人的肺会慢慢堵塞，无法呼吸，最后活活憋死。那些邵老太拼命想要摆脱的仪器，正在把她的生命线一点点拉长。
可邵老太根本不屑于配合我们的治疗。她每天醒来都在用一种怪异且防备的眼神打量着一切，板着脸，守在床位上，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防御姿态。情绪激烈的时候，但凡有医护人员靠近，她就会挣扎着起来，亮出枯干的双手，一把抓住对方，上下一通又掐又挠。
我们穿着夏装，短袖遮掩不了手臂上的伤痕。邵老太的女儿目睹了邵老太的“残暴”，决定亲自上阵，劝说老妈“放下利爪，化敌为友”。可惜邵老太摆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铁了心地让女儿把她弄回家，无论孩子们如何哄劝安慰，邵老太只认定一个事实：只要你把我丢在这里，你就是我的敌人！
隔着玻璃，我远远地看着邵老太的巴掌一下又一下朝女儿和女婿身上招呼。而50多岁的女儿、女婿夫妻俩就那样双双站着，一动不动地挨揍。我心里挺不是
滋味，但也知道，这对邵老太的女儿来说可能反而舒服一点。
邵老太的女儿曾告诉我，母亲一辈子都是个要强的人，大半辈子都是母女两人相互支撑挺过来的。她还小、不记事的时候，母亲就带着她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邵老太的女儿有时也会想，母亲要多努力才能带着自己生存下来，还没让自己的心里留下任何糟糕的回忆。
邵老太的女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的邵老太眉目清秀，眼神里有几分倔强，好像随时要从照片里跳出来念叨你两句的爽利模样。这个出生于旧社会的老太太，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她不识字，只能做繁重的工作，但是好在非常聪明，又能打得一手好算盘，新中国成立后当了供销社的社员。谁知婚后没几年，丈夫生了一场大病离世，好端端
的一个家只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邵老太的女儿唯一记得的是母亲在那段时间变了，变得将泼辣和凌厉刻在脸上。邵老太不仅要带着女儿吃饱饭，还要在那个时代里，争取孤儿寡母难以获得的尊严。
由于没有父亲，学校的熊孩子会围着女儿，嘲笑她是没爸爸的孩子。女儿哭着回家后，邵老太会拉着女儿上门要求熊孩子道歉。总有一些家长梗着脖子不肯道歉，体形壮硕的邵老太为了给女儿出一口气，堵着熊孩子家的大门骂个不停，骂到对方家长赔礼道歉为止。
邵老太为了让女儿有保护伞，总是善待女儿的朋友，在那个吃喝稀缺的年代，时不时塞给女儿的朋友几块糖果，一个头绳等小玩意。她想着自己对小朋友们好，这样能让他们也保护女儿。那个仗着自己的身高、体重比别人更有优势的
邵老太，像只鹰一样拼命挥动翅膀，顶风冒雨地给女儿辟出一片晴空。
女儿回忆起那段时间的往事，似乎邵老太的英雄事迹怎么也说不完：“我妈每次都是抱着我，跟我保证说她一定会陪着我长大。我还和她拉钩，要陪她变老。”说到这里，女儿很难过，“母亲现在一定觉得我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或许是那个年代在邵老太身上留下的印记太沉重了，邵老太患上老年痴呆后，记忆虽然不断在遗忘，却一直停在了那段岁月。女儿是邵老太记忆的主角，也是她记忆的守门人。
邵老太的女儿看到我们的伤，满怀愧疚地双手合十，弓着背连连道歉。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法子。
接下来每天短短一小时的探视时间，邵
老太的女儿硬是拿出十几分钟给我们这些小护士挨个道歉。邵老太起初像看戏一般，乐颠颠地看女儿一个个赔礼道歉，可慢慢地邵老太觉得不对劲了。她开始计较起女儿在我们身上花费的时间，那宝贵的一分一秒都应该属于她才对。邵老太不满地拍着手，恨不能下床把女儿一把薅过来陪着她。可一向孝顺的女儿不为所动，执意花费时间来赔礼道歉，还会认真看着母亲的眼睛说：“这是你伤害过的医生和护士，我作为你的女儿，应该给他们赔不是。”
邵老太一下就慌了，眼睁睁看着自家女儿整日对我们这群小辈点头哈腰。她脸上渐渐显露出几分心疼，几分疑惑。她忍不住上下晃动着脑袋和手臂想阻止女儿，嘴张得大大的，却发不出声音。我们都看得出邵老太那份焦急与不解。
我趁热打铁对邵老太说：“奶奶，你打
我们，阿姨就要给我们道歉，你打得越厉害，阿姨道歉的时间越久。你不心疼我们，也要心疼阿姨和宝贵的探视时间，对不对？”
邵老太眼睛横了横，又妥协地点点头，像是在许诺我。这个世界的规则真的很公平，就是一物降一物——女儿让邵老太生出铠甲，而女儿也是她的软肋。
沾邵老太女儿的光，我们惊喜地发现，邵老太对我们“温柔”了。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般，邵老太依旧张牙舞爪，但对护理操作不再又抓又挠让我们见血，而是挥舞着拳头象征性地威慑一下。
我们也趁热打铁，在邵老太心情好的时候陪她聊天。她是个极有手语天分的老太太，我们起初半蒙半猜她的手势，猜对了，邵老太竖起大拇指，猜错了，邵老太翘起的小拇指，明目张胆地嘲讽我
们。渐渐地，我能一眼就看懂她那“专业八级”的手语在说啥，时常和邵老太凑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我用嘴，邵老太用手。
我总是刻意地向她强调“配合治疗”与“回家”的关联性，一下击中了邵老太的心思。她的病情逐渐稳定，从24小时上呼吸机到每天能够脱离机器2—3小时，再到允许床边短距离轮椅推行。这种一日好过一日的变化，让邵老太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她不再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有时还会在忍耐完让她很难受的治疗流程后，露出一副“我乖吧，快夸我”的讨赏表情。就像过去一样，她想要讨好女儿身边的小朋友，只为了让他们对女儿好一点。
我们满心希望邵老太能够脱机、拔管、安全出科，但邵老太几十年的肺部疾病
根本不容许我们随意乐观。监测一周之后，邵老太的肺功能依旧没有恢复，只要脱开了呼吸机，她的胸部就像被人踩着，一呼一吸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正是她的最终走向——一步步走向窒息。
呼吸师告诉邵老太的女儿，邵老太需要拔掉嘴里的气管导管，立即进行气管切开手术，继续留在医院用呼吸机维持治疗，否则生命会有危险。
邵老太的女儿毫不犹豫地点了头：“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女儿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满心憧憬着要回家的邵老太并没有。
邵老太再次见到女儿时，她努力操纵着面部肌肉，想调整出一个喜悦的表情，但就在听到女儿说“还不能回家”时，她出离愤怒，哐当哐当地拍着床栏，恨不能当下就扯断约束带逃回家。女儿在
床边缓缓俯下身凑近母亲，和她头抵着头，耐心轻柔地解释着。
邵老太没有用她擅长的手语给出任何回应，只是用自己的脑袋恨恨地，一下一下撞着女儿的脑袋。女儿不躲不闪，只是一遍又一遍用轻柔的语调重复着那些话：“你要听话啊，乖啊……”邵老太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也轻了下来，她满脸泪水，疲惫地闭上了眼，然后微不可见地冲女儿点了点头。
站在旁边的麻醉师一拥而上，将邵老太麻醉，又利索地在她的脖子上装了另一根短短的气切套管——这根套管将代替嘴里取出的长塑料管继续维持邵老太的正常呼吸。
麻醉醒来的邵老太迷迷蒙蒙地睁开眼，打量四周。头顶的天花板好像和家里的颜色不太一样？她又用力眨了眨眼睛，表情随即变得惊恐。天花板还是ICU的天
花板，日光灯还是ICU的日光灯，就连四周围着的人都还是ICU里的那群医生护士。唯一不同的是，自己脸上交错的宽胶布和嘴里那根长长的塑料管，没了。
邵老太咂吧咂吧嘴准备开口说话，突然惊悚地发现，自己的嘴可以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下邵老太彻底慌了，她用力拍打着床栏，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约束带，整张床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我们赶紧请邵老太的女儿来安抚。可女儿刚一走近，邵老太凌厉的眉眼就挑起来了，两片嘴唇上下翻飞，手指还不住地指指戳戳——八成是在骂人，一边骂女儿，一边骂我们这群讨厌鬼。女儿来到邵老太的床边，边微笑听着，边点头哈腰地给母亲道歉，说自己不该骗母亲。
我尝试去握邵老太的手，希望能平息她的怒火。谁知她用大拇指灵活地掐了下
我的手背，留下一个深红的指甲印。我抬起头，愣住了。
邵老太射向我的眼神凌厉得像把手术刀，里面写满了质疑与抗拒。我从未在老人身上见到过这种眼神。我和这双眼睛对视着，突然能想象到，邵老太30多岁那些年是如何保护她的女儿，捍卫母女尊严了。但这也说明，之前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就像邵老太的记忆一样被一朝清零。她又回到了30多岁那些年，对任何事物都充满防备的状态，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让她走出来。
邵老太回家的梦破灭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个不喜欢的地方待多久。更糟糕的是，她在那段记忆里越陷越深。
她会比画着问我：“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还没等我们回答她，她又比画着说：“我能不能回家？我女儿还小，还没有订婚，家里总有一对占便宜的小
年轻蹭吃蹭喝，我能不能回去？”她一刻不停地比画着，带着央求，带着讨好，一点也不像女儿口中那个当年威风八面的老太太。
休假前的一个夜班我给邵老太抽血。她突然攥住我的手，一上一下地拉扯着，在我胳膊上掐出来一道道红肿的痕迹。
我的两只手火辣辣地疼，邵老太却在一旁露出得意的表情。我看着自己的胳膊，各种情绪涌上心头：明明我是为了邵老太的身体着想，得不到理解就算了，还要受这样的委屈。忽然，我咧开嘴在病房里号啕大哭。
她惊呆了，拉起我的手，轻轻碰了碰那些血道子，比画着问我：“这是我挠的？”
我边哭边把胳膊举得老高给邵老太看：“就是你干的！让我妈妈看见了要来找
你报仇的！”
邵老太一听到“妈妈”这个词，立刻反应过来，捧着我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伤口，给我擦了眼泪，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放进嘴巴沾了下口水，作势就要涂在我的胳膊上。我立马跳开，连哭都顾不上了。
以前的人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土方子，女儿有时磕了碰了，邵老太会呼扇着胳膊，嘴里念叨“痛痛飞走咯”安慰女儿。给伤口涂口水，也是老人家常用的方式。邵老太想替我消肿止痛，就像若干年前，在女儿被人欺负以后，她曾为女儿做过的那样。只有亲近的人才会想着这么做。
这是我接触邵老太以来第一次看到她真的像一个85岁的老人一样，温和、慈爱地照顾小辈。那一刻，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一个母亲的反应。她摸着我
胳膊上的伤口，反复念叨着什么，好像在说：“痛痛飞走咯。”她还是那个母亲，那个会把女儿护在身后，一个人担下外面世界所有风暴的母亲，不管她记不记得。
很快，邵老太的病情又有了新进展：她患上了消化道溃疡。
可怜的邵老太成天躺在床上，只要她肚子咕噜一声响，我们就会忙不迭地围上去帮她清理，再让护工阿姨打水给她擦身。为了避免皮肤破损，时不时还会用防潮灯照射她的皮肤。
这下邵老太坐不住了。邵老太不像其他的老太太会随便让人清理身子，她连换衣服都不想让其他人帮忙。看着邵老太羞涩地举起拳头，我突然理解了，她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最好的年纪，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地抿在耳后，怎么可能随便让人看身子。
我们也想出了逗邵老太开心的法子。每天给她翻身照防潮灯的时候，我们摆各种“造型”，就像闺密一样和她开玩笑。
渐渐地，她也放下了包袱，慢慢开始配合我们。直到有次我发现，换衣服时她举起拳头打在我身上，那力度就像在捶背一样。原来，要让一个人走出过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理解过去的她。
比起换衣服，让邵老太更难受的事儿来了——我们不让她吃饭！
消化道溃疡的患者需要禁食，但邵老太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没有吃穿的年代，看向我们的眼神总是“绿油油的”。要知道邵老太是经历过大饥荒的人，她这一辈子对“吃饭”这件事非常有执念。
邵老太的女儿不止一次说过，就算后来
日子好了，大家也是吃不饱、穿不暖，眼巴巴望着供销社。而邵老太担任的供销社社员是一个“高端职位”，可以有些小便利，例如私下不凭票交易一些物件。但邵老太耿直，不会用这一套给自己谋福利，不拉关系，也不愿意靠别人。丈夫去世后，她用自己的死工资养活家里的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一家六张嘴只能节衣缩食。
后来，邵老太把女儿送去读书，需要的额外开支更多了起来，但在给女儿买书上邵老太从不犹豫。代价就是邵老太更加“克扣”自己，除了给老人的，其余的肉票都留着给女儿补充营养。自己的菜里成天见不到一丁点荤腥，一周吃个鸡蛋就算是开荤了。那时候的邵老太特别“吝啬”，恨不得不吃饭用西北风把自己喂饱，但是却在女儿订婚前爽快地拿出一把把供应票据：米、面、油、肉，让女儿嫁得风风光光，衣食无忧。
但邵老太落下的“病根”就是那段时间真的饿到怕了，现在禁食，她再次陷入当年无米无粮的恐慌中。
ICU里，一个昏迷的病人躺在她旁边。有次她突然很严肃地跟我们一下一下比画着：“这个人住进来好几天都没吃饭，应该是被饿死了！你们得把他抬出去，不然会发臭的，我保证不告发你们。”
她甚至会在禁食期间不断产生各种“幻觉”：有时指着科室的药品冰箱，愣是让我从里面给她拿根冰棍。在我们给她输状似牛奶的“脂肪乳剂”时，她指着旁边的除颤仪说，牛奶要放进微波炉里，热热更好喝。
邵老太经历了一周的幻想，终于等到解除禁食的日子。我等不及她女儿送来的饭，先给她泡了一碗藕粉。邵老太丝毫不晓得何为矜持，一把抢过，两三口囫
囵吞完，然后指着我比画：“太少了！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了，不给我吃饱？”
那段时间里邵老太只要一有机会就想要吃的。而我们也在控制量以内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当下最需要填补的就是曾经缺失的安全感。
治疗接近尾声，邵老太的情况越来越好。只是住院时间一长，她忽然关心起自己的医药费，心血来潮地问我，自己住院花了多少钱。还抓着女儿问，家里还剩多少钱，会不会因为她住太久，家里已经吃不上饭了。
我意识到，她的记忆交错在一起，时而清晰，时而混乱，但总离不开她的小家，和她一点一点熬过来的那些日子。
女儿听完笑了出来，告诉邵老太：
“老妈你享受退休职工的医保，有报销的。”邵老太松了一口气，但随即又摆出一副不赞同的表情：工会的钱也不能浪费，家里和组织的钱总是花一天少一天的。
后来，为了让邵老太安心，她女儿探视时带来了一沓红红绿绿的钞票。从那以后，邵老太多了一个乐趣：每天晚上定时清点账目，把每张钞票都捻得哗哗作响，就像她年轻时做供销社的销售员时一样。那些来自过去的记忆总能给她最大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数完了钱，邵老太会把钱缝进自己的被子或枕头里，然后幸福地睡着，第二天起来就忘个精光。
于是，我们也配合着邵老太，交接班的时候一人放哨，一人悄悄拆开邵老太的被子或枕头，把红红绿绿的钞票取出来，清点一遍之后交还给来送早餐的女
儿，让她下午探视时再送来一遍。
这个场景每天都会在ICU里上演——女儿每天都不厌其烦地送，邵老太每天也会不厌其烦地点。女儿送来的钱一直没少，邵老太很开心，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钱没少说明自己没有地方需要花，那么病情一定是在慢慢好转。对于这样的“小游戏”，女儿和邵老太之间已经心照不宣。
罹患老年痴呆之后，邵老太总是喜欢到处找旧版人民币和各种票据。女儿问她找来要干什么，邵老太便一脸焦急地说：“我存的那些粮票、布票哪儿去了？你马上要结婚了，我得给你准备起来。”
女儿只好每天都拿着新版人民币带着邵老太去买旧币，还会把结婚证给邵老太看，告诉邵老太，她已经成了外婆：“你每天赶走的小两口是我生的娃——
你的外孙和外孙媳妇。”女儿不停地重复，希望邵老太即使活在过去，也能找到安全感。
因为曾经的母亲也是这样为了她一意孤行的。
女儿初中毕业时，很多人说让邵老太的女儿顶替邵老太进厂当工人，赶紧赚钱补贴家里。但邵老太最懂女儿的心思，她对女儿说：“我一辈子不识字，但妈知道你爱读书，我希望你能做个有文化的人。”女儿知青下放时，邵老太邮寄各种书给女儿，鼓励她不要放弃文化课。女儿知青返城后，谁也没有想到，邵老太没让女儿进厂子，而是让女儿去参加高考。
女儿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为此，邵老太感到非常骄傲，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女儿，唯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女儿也很感念：“都是母亲，我才
是现在的我。”
一眨眼，邵老太从夏天住到了秋天，病情也趋于稳定，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邵老太可以脱离呼吸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活动半径多了一些，每天像巡洋舰似的在病房里散步一圈。把自己和周围被仪器包裹着的病人比比，脸上竟然隐隐浮现了一丝优越感。或许她是觉得，和其他挂着吊瓶的病人比起来，自己还有的吃。她需要使用的药物也逐渐减量，主管医生开始重新考虑让她彻底脱机的事。
我们都做好了邵老太出科的准备。我给邵老太的女儿推荐了一款家用无创呼吸机，邵老太也向我们保证，按时吃药，避免复发。她那快活的神情让我觉得，虽然她30多岁时的年月很艰难，现在又重复了一遍，不过，可能也是充满甜味的岁月。
临出院前，邵老太已经获准在ICU内短距离活动。她的隔壁新收进来一个因车祸受伤的小男孩，双腿裹着石膏动弹不得，整日哭喊着要回家，像极了刚入院时的邵老太。
邵老太对这个新来的小邻居很好奇，慢慢踱到小男孩身边。她摆出自认为最好看的笑脸，摸摸小男孩的脑袋，掏出女儿留给自己的点心放进男孩的嘴里。饼干、橘子，邵老太像一个变戏法的圣诞老太太，笑眯眯地一口接一口地喂小男孩。不一会儿，嘴里鼓鼓囊囊的小男孩就不哭了，甜甜地冲着邵老太喊“奶奶”。邵老太无声地应着，摸着小男孩脑袋的手更温柔了。
那段时间，来往经过ICU的病人和家属总能看到这一老一小凑在一起乐呵呵的身影。在这个连空气都异常凝重的屋子里，从没有过这么多欢乐和温馨的气
息。
小男孩出科那天，他一步三回头地挥手跟邵老太告别，大声冲邵老太喊着：“奶奶，你好了记得来看我！”男孩的背影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邵老太依然倚在ICU的门口，定定地站着，很久很久。
突然，她转头问我：“男孩呢？”
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告诉邵老太：“男孩回家了。”
“他回家了？”
“”
“嗯，回家了。”
一遍又一遍，邵老太重复问了我很多次，我就陪着她回答了很多次。
我不知道邵老太答应去看小男孩的事她能记着多久，但是看到她的记忆里开始
出现新的角色，我由衷地开心。
我总觉得邵老太是个要强的人，于是不停地鼓励她：“邵老太欸，你这么厉害，咱们也努努力，争取早点出去呗？”邵老太没应我，只是一个人若有所思。
下午外孙和外孙媳妇来看望邵老太。以往，他们在邵老太的眼里是经常闯进家里的小偷，但在那一天，邵老太整个下午都是笑嘻嘻的，也没有赶人，只是看着外孙说：“我再坚持两年，重孙子都来了，我一定要出去，给他包红包！”当时我以为邵老太的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因为接下来只剩试堵管了，只要成功，她就能出院。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准备试堵管的前一夜，邵老太的病情再次出现变化。病情变化之快，预后之差超出我们的想象。靠着呼吸机和各种药物，邵老太仅
剩最后一丝呼吸。
我深知慢阻肺病人的最终走向，也深知85岁高龄、多种病缠身的病人的病情反复是一种常态，但我总觉得邵老太那么威武彪悍，完全可以再打一场胜仗。
邵老太穿着粉色的小碎花睡衣，双眼紧闭，空前安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缠绕着各种管道和仪器线路——这是邵老太最讨厌的状态。她讨厌这些仪器把她像困兽一样困在这张小床上，让她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所有仪器上的参数都在告诉我们：这个老人战斗了一辈子，现在要鸣金收兵了。
邵老太的女儿从容镇定，不管医生告诉她什么不好的消息，她都只是点头，微笑致意。只有在面对母亲时，她会俯下身，靠近母亲的额头，语带哽咽，轻轻
说着告别的话。
她说过，邵老太患病二十多年，年龄也一日大过一日，这些年进进出出医院无数次，她已经想过了任何结果。现在这一种结果，她觉得未尝不好。至少邵老太不是孤零零地缩在旧时记忆的角落里，默默承受最苦难的那段时间。她不再挨饿，她有数不清的粮票、布票，她的女儿每天都在告诉她，自己嫁给了一个好人。
这些日复一日的喜报，就像一块“橡皮擦”，每个人将它高高举起，在邵老太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帮她擦去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让她尽可能沉浸在幸福里。
邵老太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会不自觉地在一拨拨病人里寻找邵老太的影子。恍惚片刻后我才意识到，邵老太已经离开了，而且，是带着美好的记忆。
她战胜了过去。无论是30多岁还是85岁，她都记得自己是幸福的。
来自畅游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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