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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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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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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大事记》全文约10万字,6月28日至30日,将在《人民日报》分三次刊发。人民出版社将于近期出版单行本。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爱国先驱,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开辟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东方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壮大。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
1919年5月4日 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声援学生,随后罢工、罢课、罢市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中国代表没有出席6月28日的巴黎和约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图书大量出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1920年3月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北京的研究会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地及海外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同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到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大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8月1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
9月27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广东海丰成立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很多地方成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9月,湖南衡山白果地区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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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6:04
毛泽东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今年100岁了。
这个领导着中国人民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今正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高视阔步地前行。
回顾百年历史,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无数杰出的民族精英,秉承理想信念,一往无前,虽万死而不辞。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尊严的塑造,现代中国的建立,后代子孙的和平幸福,甘愿赴汤蹈火,血洒疆场,把无名忠骨埋进巍巍青山。
历史从1840年看起,通篇血泪难忍卒读,历史从1921年开始打量,则令人血脉贲张,看到光明在前。慨叹上苍对中华民族的不公,又庆幸天公终于降生了诸多出类拔萃的风流人物。
在这和平、丰沛、安宁的时代里,我们始终感念先辈,他们在革命年代,经常饿着肚子,衣衫单薄,寒酸得无以复加,却在干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作,从事着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不惜为此牺牲生命。
他们何以要这样做?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来概括:无非一念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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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6:08
6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这是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带领党员领导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一百年能做什么?足够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谱写从内忧外患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奔向伟大复兴梦想的壮阔民族史诗;足够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靠自己的手,走自己的路,创造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了不起的发展奇迹。
1921-2021,百年大浪淘沙。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一次次遭受挫败,一次次力挽狂澜,一次次浴火重生,从稚嫩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愈挫愈奋、愈战愈勇,百年磨砺,淬火成钢。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调研期间,一次次踏上红色热土,用脚步丈量信仰高地。
“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总书记是最好的典范。他一次次回到历史现场,倾听历史回响,总结历史经验,多次讲述党的历史上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和瞬间,阐释历史对今天的启迪、对未来的昭示。
历史是人民写就的。总书记讲述的这些党史故事,正是百年党史光辉历程中的一部分,正是千千万万为了革命信仰、为了党和人民奋不顾身、甘洒热血的优秀共产党人的代表。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每一次对历史故事的回顾和重温,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启迪。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回溯越深,越能深切感受到信仰的光辉、精神的力量,历史的大势,穿越光尘,超越时空,给我们最深的感动,最深的教益。
在这世界上,生命有限,而真理与精神长存。当我们以百年厚重一遍遍重新认识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开创的事业,就能越来越深刻体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在20世纪的历史大势下,在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这一百年中,历史和人民为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就能深刻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一次次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在挫折之后毅然奋起、在磨难面前百折不挠,不断成长、成熟、壮大,发展成为拥有91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代人手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肩负的不仅是这代人的期望,更是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泪水和汗水前仆后继创下的历史伟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这关键时刻,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向历史学习,就是不断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风雨无阻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值此隆重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之际,长江日报推出《百炼成钢——总书记讲述的党史故事》特刊,回到总书记讲述的党史故事中的历史现场,回到党的光辉历程中,在党史这本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不断汲取养分和力量,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鲁珊执笔)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看到安放于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的讲述
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
——2020年1月19日下午,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腾冲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高度评价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作出的积极贡献
在参观军史馆时,我对长征途中红31军93师274团“半截皮带”的故事,感触很深。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将半截皮带留下来,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第13集团军时说
革命理想高于天。江西到处传颂着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是方志敏同志牺牲前留下的铮铮誓言。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马日事变后湖南一片血雨腥风,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发出“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迈誓言。
——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当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但红六军团不畏艰险、浴血征战,胜利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的任务。在湘江战役中,陈树湘烈士“断肠明志”的事迹十分感人,真是“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尊英雄躯”。
——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皮、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其事迹震撼人心。
——2020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前一段,我再次看了一些抗战家书,的确感人至深。赵一曼在临死前的遗书中写道:“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这些革命烈士的家书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材,应该编辑成册,发给广大党员干部,大家都经常读一读、想一想。
——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说
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福建这片热土孕育了许多先进人物,谷文昌同志就是一个,我多次提到过他的事迹。他在东山县工作了十五年,带领全县人民拼搏奋战,把一个荒漠化的孤岛变成半岛,并建成了海上绿洲,使群众摆脱了世代逃荒要饭的苦日子,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谷文昌同志的事迹同焦裕禄、杨善洲同志的事迹一样,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高尚情操。
——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背着金条乞讨数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继续干革命,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大家要自觉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长征过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机关领导“每天节约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群众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精神。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可毛泽东同志带头勤俭节约,只点一根灯芯,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2019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讲到了“只点一根灯芯”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我向龚全珍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要把艰苦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
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六十多年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百分之零点三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说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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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通向外界道路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讲述毛相林的故事
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向她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9年“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我国广大医务人员是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同志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同时,他们又是十分谦逊的人,钟南山同志说:“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人民群众说:“有你们在,就安心!”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6:09
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刚刚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记者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党的百年奋斗之路。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陈列柜中一份份书信、日记等珍贵史料,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让很多参观者驻足沉思。
在展览中,记者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被编为“0001号”的革命文物——李大钊从容就义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旁边,陈列着一份李大钊在狱中写下的亲笔自述。
李大钊被捕后的亲笔自述(局部)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捕后,与敌人英勇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在这份《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他从容就义,表现出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的标杆。
陈觉烈士写给妻子赵云霄及赵云霄写给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的遗书
这两封信的主人——革命烈士陈觉与赵云霄是一对年轻的伉俪,他们同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在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分别被敌人逮捕。此时,赵云霄已怀有身孕4个月。1928年10月14日,陈觉未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在给妻子赵云霄的诀别信中,陈觉写道:“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赵云霄因怀有身孕,刑期推迟5个月。翌年2月的一天,赵云霄在狱中生下一名女婴,取名“启明”。3月26日,赵云霄为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在长沙从容赴死,年仅23岁。
两封并排陈列的遗书流露着一个丈夫、一个母亲与亲人永别时的不舍,他们坚毅从容的笔迹更宣示着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死亡时的坦荡无畏。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发出“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迈誓言。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江善忠烈士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1943年春天,冉庄地道战创始人之一张森林被日、伪军残忍杀害,时年仅36岁。冉庄村民将张森林遗体偷运回村,在他的内衣裳袋中发现了一首《就义辞》:“鳞伤遍体做徒囚,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
冉庄地道战创始人之一张森林手书遗诗《就义辞》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1949年3月7日,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周果生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封家书
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烈士周果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于1949年3月7日渡江战役前夕在战场上写下的,收信人是他的二哥和姐姐。在这封家书中,周果生向家人汇报了他最近战斗的情况,字里行间透露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和与敌人誓死搏斗的决心。
人民解放军第29军战士张勇在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前三天,写给自己妻子的绝笔信
“要到上海去了!一切为了胜利。……最后的战斗我坚信一定胜利的,但也是艰苦残酷的,我却不怕。我将愿贡献我的一切给这一战斗,为了永久的和平与享福。”这是一位名叫张勇的烈士,在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前三天,写给自己新婚刚满两个月的妻子胡兴野的一封信。他不仅是这样想的,更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张勇这封遗信的空白处,他的妻子写下这样一段备注:“……这是他过江后最后一次给我的信。收到此信时前二天,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这次事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刺激。组织上由不同意到同意(指两人的婚姻),关系合法只二个月就此结束。这是难忘的一生。”
石油大会战时期,“铁人”王进喜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指挥部在三月份一定要完成15口井,很快的要交出去,质量打到百分百
98抗洪时的“生死牌”
每一张泛黄的纸片背后,都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在日记中写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98抗洪时,黄义成、唐仁清、李建强等16名共产党员在“生死牌”上签名宣誓“誓与大堤共存亡”。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主动请缨到扶贫县工作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在扶贫日记中写下“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誓言。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救生命,一本抗疫日记写满了一名医务人员对人民的赤诚和对生命的敬佑。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坚守疫情防控一线,因公殉职,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风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这样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武汉市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的抗疫日记
刘智明烈士生前的党员学习笔记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至深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册,用于干部教育,让各级干部常常看、常常思、常常反求己身”。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很多参观者都眼含热泪、深情凝视那些在党的百年奋斗中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他们留下的珍贵手迹和背后的感人故事,让我们的思想受到洗礼,心灵产生触动。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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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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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11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封求情信被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写信者叫黄克功,16岁参加革命,在几次反“围剿”中屡立战功,26岁就已经是红军师团级干部。但在全面抗战爆发、民族深陷危机时,这位战斗英雄酿出了一桩命案。
如何处置黄克功,在延安引起了不小争议。有人认为,影响极其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有人为这位年轻有为的红军干部感到惋惜,认为正值国家危难之际,军事人才不可多得,希望组织考虑到他多年的战功,让他把最后一滴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这一结果,在陕甘宁边区立下了“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触犯了法律就必须受到严惩”的规矩。案件审理过程留下的“从严”理念,与党一路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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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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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13
刚刚!
天安门广场前的这一幕幕
刷屏了
七十年风云变幻
七十年沧海桑田
七十年前
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举行
一句话语响彻华夏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或许在70年后的今天
有很多人已经不知道
就在那一天
在北京
在天安门
有9位海宁人
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
摄影:孟昭瑞
这9位海宁人参加了开国大典
陈巳生
陈巳生(1893-195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民主建国会正式代表。
陈巳生在上海做学徒、工人期间,到青年会夜校学习,受影响成为基督徒,在上海和郑州基督教青年会担任主任干事和总干事,后到欧美游历,回国后从事工商业。
△1930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陈巳生
陈巳生抗战期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参加宪政促进运动的斗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那时起,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献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革命事业,利用关勒铭金笔厂掩护地下党员和革命工作。
△1947年10月10日,关勒铭金笔厂全体股东和职员集体合影。第三排左四是江苏省委书记、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华东局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驻苏联大使刘晓;左六是山海里陈家陈巳生,关勒铭董事长总经理;左七是山海里陈家陈淼生,关勒铭大股东;第四排左五是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
1945年,陈巳生参与发起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抗美援朝时,参加第一次赴朝慰问团,担任分团长。回国后,大力推动捐献爱国武器运动。
△1951年,陈巳生(中)率领华东及上海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前线
△1949年10月13日上午,陈巳生(前坐者)与刘晓(左一)、陈震中(中)范小凤(右一,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在北京饭店4楼411房外阳台合影
宋云彬
宋云彬(1897-197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救国会正式代表,著名学者、文史专家。
△宋云彬在黄埔时的留影
1925年,宋云彬回乡参与筹组国民党海宁县党部,并参与筹组在硖石东山召开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简称“东山会议”),在全国最早通电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多次遭到通缉。1930年代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编辑《中学生》杂志。
△从香港到解放区的船上
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武汉参加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抗日宣传工作,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1945年,宋云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主编《民主生活》。1947年赴香港,任文化供应社总编辑。1949年春,宋云彬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1952年回到浙江,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后调北京任中华书局编辑,是点校《二十四史》第一责任编辑。
△和救国会出席新政协的全体代表合影(后排右二)
△宋云彬在杭州作报告
沙可夫
沙可夫(1903-1961),海宁新仓人,是我国无产阶级艺术教育的开拓者、大众文艺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著名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1926年在法国留学时,沙可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中共旅欧总支书记。
△1919年,沙可夫小学毕业照
△1926年,留学法国与朋友合影(后排右一为沙可夫)
1931年,沙可夫回国到上海,因联络遭破坏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后经营救保释。
1932年春,奉命到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艺术局长、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7年10月,沙可夫到延安,任新华通讯社主任。1938年筹建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他从国民党统治区引进冼星海等艺术人才当教员,培养了一批批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部队文艺战士和地方文艺骨干,创作出不少精品力作。1939年,沙可夫赴晋察冀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等职。1953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延安时期:1939年,沙可夫在延安垦荒
△华北联大:1946年冬,沙可夫在束鹿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剧团作文艺讲座
△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华北代表团合影(后排左起第五人为沙可夫)
夏之栩
夏之栩(1906-1987),海宁盐官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华中解放区正式代表。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干部,无产阶级革命家。
△首届政协大会的正式代表夏之栩
△湖北女师“七君子”
夏之栩192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妻子。曾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斗争,冒死参与地下斗争,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经我党营救获释后积极投身抗日。1941年,夏之栩赴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组织部工作,是中共七大、八大的正式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夏之栩曾担任武汉市委首届组织部长,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夏之栩(前左二)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李蓝丁
李蓝丁(1924-2007),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候补代表,著名英雄模范。
△李蓝丁在郭店小学上四年级时的留影
1941年12月,李蓝丁从上海私立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后参加新四军,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十八团休养所医疗队长、华东野战军第二、三野战医院医疗队长、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护理部主任,总参管理局第三门诊部主任,解放军总医院临床二部副主任等职,曾参加了车桥、高邮、涟水、孟良崮等战役。
△1945年10月,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一届英模大会召开。李蓝丁(站立讲话者)出席英模代表大会,被评为三等模范医务工作者。
△1948年,李蓝丁(最前者)率领医疗队在前线抢运伤员。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围剿中,李蓝丁与日寇斗智斗勇,依靠群众和芦苇荡的隐蔽,抢救伤员。孟良崮战役中4天4夜的连续战斗,率医疗队转移救治伤病员4000多人。1948年,李蓝丁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0年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奖章,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多次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1949年10月1日,李蓝丁(中)与战友在天安门城楼西台上留下开国大典纪念。
沈鸿
沈鸿(1906-1998),海宁硖石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代表。杰出机械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业的重要领导人和开拓者之一。小学四年学历,自学成才的典范。
△1930年在上海,右一为沈鸿
1931年春,沈鸿在上海创办利用五金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鸿毅然毁家纾难,带着他办工厂的几部工作母机和几名技术学徒,克服种种困难,投奔八路军、共产党。
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间,沈鸿都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
在这八年里,为挽救民族危亡,沈鸿接受和解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
他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此,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发给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无限忠诚”四个大字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并被誉为“边区工业之父”。
△1944年陕甘宁边区工厂会议,右起沈鸿、邓发、李强、钱志道
1947年4月,沈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58年,他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力更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2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主编出版《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
△沈鸿(左)在海宁旧宅旁的小桥上
史东山
史东山(1902—1955),海宁人、我国电影事业奠基人、著名电影艺术家。
△史东山
△少年史东山与母亲、妹妹、父亲、姐姐、弟弟,右起后立者为史东山
史东山于1922年步入影坛,成为著名编导。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史东山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任导演。1932年与蔡楚生等合作拍摄《共赴国难》等片。
△《共赴国难》剧照
△《保卫我们的土地》剧照
△1925年,史东山在影片《小公子》中的银幕形象
△1933年,史东山(左一)与蔡楚生、孙瑜、周克等著名导演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东山任上海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委员。拍摄有抗战四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影片。1946年8月,文华影业公司成立。史东山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人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名义,组织联华影艺社,并租借原联华公司徐家汇场址,作为该社拍摄场地,开拍由他编导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此片于1947年上映后,轰动中国影坛。
△1949年9月,首届全国政协文艺组部分同志(前排左三为史东山)
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剧协常务理事、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51年,编导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第六届国际电影节导演奖。1955年2月23日逝世。著有《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等。
△1949年9月,史东山在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留影
徐永祚
徐永祚(1891-1959),海宁人,著名会计学家,倡导中式簿记改良,对我国近现代会计学的进步、发展与普及等做出了杰出贡献。
徐永祚先后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科(1915年),毕业后在天津中国银行担任练习生。曾任上海《银行周报》编辑、主编,银行公会书记长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会计科长和常务理事、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曾担任神州大学、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上海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
△徐永祚会计补习班第一届毕业留念 徐永祚(前排中)
1921年在上海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后改名为正明会计师事务所)。主编《会计杂志》,介绍国内外财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推行会计制度改革,倡导改良中式簿记,部分行业使用到1990年代,著有《改良中式簿记概说》。
1937年淞沪之战开始,上海人民踊跃捐献,徐永祚因经手所有捐献财物凭证和账册,被日军逮捕监禁,再三逼问财物所在。徐永祚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1945年,徐永祚加入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政协自由自由界代表合影 徐永祚(前排左二)
陈震中
1949年—2019年
70年风雨兼程
曾经参加开国大典的9位海宁人中
只有陈震中还健在
之前,大潮君有幸拜访了他
大潮君见到陈震中的时候是在医院
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他
身子骨很瘦小
但精神很好 思路清晰
从入党
到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再到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
登上天安门城楼
陈震中向我们娓娓道来
风风雨雨披荆斩棘
1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陈震中,出生于1926年,是海宁盐官人。5岁的时候,他就跟随父亲去了上海。
陈震中的父亲陈巳生是一名爱国人士,每每家里有客人来,都会和陈巳生讨论抗战的形势,年幼的陈震中听着这些谈话,虽然不是很懂,但也隐约能感觉到战乱的味道。
1937年,陈震中进入上海中学读初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加感受到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与侵犯。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汪伪政府,上海已经沦陷,被日本人占领。有一次,陈震中念的初中里的党组织开展了一次反汪斗争,他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那一次参加斗争,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运动的洗礼。”陈震中说道。
1943年,陈震中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学习。当时的他毕业后想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为人民服务,为农村穷苦人服务。陈震中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再多的学问,没有一个好身体也是不行的。
但是受到父亲的熏陶,学校的教育,加上参加了斗争,这更加坚定了陈震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陈震中(第二排右一)
陈震中告诉大潮君,他还清楚地记得入党的那一天。那时陈震中已经读大学,当时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其中有一名党员,也是陈震中的入党介绍人,他说“我们要不要加入共产党,要不要抗日救中国”。
“要不要入党?”这个问题陈震中考虑了一整天。“我是经过反复思考,慎重思考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日本人的侵略下,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多一份危险,“如果我被日本人抓住了,就没命了。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哪怕我牺牲,我也要加入共产党,救中国!”
加入共产党后,陈震中主要负责搞学生运动,发动群众,团结教育,一起抗日斗争,提高他们的觉悟。说起自己的工作,至今陈震中都觉得自豪:“当时毛主席很重视学生运动,他说抗战有两条重要战线,第一条战线是军事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做群众工作,学生运动就是其中一个。”
2特务一脚狠狠地踢我的背
动荡的年代,就如陈震中所说的,加入共产党,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但国共之间矛盾升温,内战随时爆发,反对内战也成了全国人民包括上海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同年12月,美国派了一名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中国。
因为马歇尔以“调停内战”的名义到来,地下党发动了一次“迎接马歇尔”的学生运动,陈震中就是当时筹备委员会的一员。这一次“迎马”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马歇尔能够公平公正地调停内战,同时也要求美军从中国撤退。地下党也起草了一封书信,准备递交给马歇尔。
那一天,参加运动的4000多名学生、干部在一个广场上集合,等人到齐,准备送信时,预先埋伏在广场周围的几十名国民党特务突然出现,挥舞棍棒冲进学生队伍乱打。“当时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名特务从我背后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的另外一个战友也挨打了,竹竿差点戳破他的眼睛。虽然被挨打,但是我们都很气愤,很勇敢地对抗。”陈震中回忆道。
3我解下领带放在一边准备反抗
之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派13位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就是这一次,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陈震中也是当时代表团的一员,回忆起当时的景象,他还记忆犹新,向大潮君诉说起往事。
“请愿代表团共13人,除了我,还有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等。那一天是6月23日,我们坐火车从上海出发去往南京。出发前,有5、6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我们代表团。看着这动人的场面,我们平添了百倍的勇气和力量。”
△上海各界五万人在北站广场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上海到南京,本来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代表团却度过了艰难的8个小时。
“火车一开出上海,我们就被监视起来了。我们所坐的车厢两头,门已经被人扣上,两名路警荷枪实弹地跟着我们。火车到苏州时,就上来好几个穿着短装,自称是‘苏北难民’的人,纠缠我们,蛮横地硬要我们下车,如果下车,我们就中了他们的诡计,所以坚持不下车,但他们竟然赖在车上不走,使火车停靠了许久。看我们坚决不下车,他们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这一路上,我们的火车受到了多次的阻扰,直到下午7点左右才到达南京下关站。一出站,我们又遇上了自称‘苏北流亡青年’的人,他们喊着口号‘为什么要到南京来’,‘你们来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包围着我们,把我们挤到了一个候车室,困住我们。”
到了晚上12点多,夜深人静,代表们已经被围困了5个多小时。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
“我猜测他们的阴谋计划,到了晚上12点多,他们就好动手迫害我们。当时,突然外面的许多打手破窗而入,拿起桌椅、汽水瓶就朝我们扔来。因为家里穷苦,我穿的西服领带都是向同学借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怕是要动手,就准备解下领带放在一边,开始反抗,这时一帮打手一拥而上,把我扭住,抓我的头发,抓我的衣领,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上,往候车室外面拖。”
“场面非常乱,代表团里的马叙伦、雷洁琼好多人都遭到了毒打。马先生脑部受伤严重,雷先生被打成脑震荡……我被摁倒在地上,很紧张,没有感觉到痛,后来回到上海我弟弟从行李箱里拿出我的衬衫,才发现上面有血迹。”
隔了许久,才有大批的宪兵来到现场,经过多方交涉,才把代表团辗转送往了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代表们。
“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邓颖超同志就带了鲜花、水果等慰问品来看望我们,隔了一两天,周恩来总理也来看望我们。我还清楚地记得,周总理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西装,他走到我的床边,问了我的姓名,他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向我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周总理坚定的革命精神,铿锵有力的语言,和蔼可亲的神态,让我记忆十分深刻。”
△受伤的学生代表陈震中
从南京返回上海回家养伤后,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要逮捕陈震中,于是,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和三弟陈震海的掩护下,陈震中化妆离开上海去香港。
“我化妆了一下,戴了顶帽子,辗转去了香港。组织让我去香港,一来是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二来也是让我到香港宣传民主运动。”
到了香港,陈震中担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驻香港联络处负责人,主要负责向国外宣传中国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团结群众。同时他们还接待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受到迫害跑到香港去的人民。
浴火重生翻天覆地
4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
1949年秋,中国人民经历了英勇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陈震中作为上海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父亲陈巳生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去北京参加会议,我和父亲在同一列火车上,火车上还有其他一些党的干部,一路上我非常兴奋。在会议上,我看到了毛主席站得挺直的背脊。”那一刻,陈震中油然而生一股主人翁的感觉。
陈震中说,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参与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逐字逐句,非常认真,在那一刻,他真正感受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感觉。他还说,他本是一个穷学生,家庭条件艰苦,却能参加这一次政协会议,讨论国家大事,让他感到十分自豪与兴奋,曾经受到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5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这是陈震中一生中最难以忘记的日子。
那一天,陈震中和父亲陈巳生双双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分列式表演和群众游行、联欢。
“那一刻,我就在城楼上,我挤到离毛主席身边不远的位置,听着他庄严、洪亮地宣布‘新中国成立了!’我非常兴奋,鼓舞,用力地鼓掌。看着一个个大炮打响,群众高兴地欢呼,十分感慨,经过那么多的斗争和牺牲,终于迎来了这一天,我们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一切都很值得……”
70年后的今天,再一次回忆起开国大典的那一幕,陈震中仍然感到鼓舞和兴奋。70年,经历过动荡战乱,经历过牺牲,经历过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经历过祖国巨大的变化,一步步走来,陈震中深刻地感觉到革命的来之不易。
“我身边有许许多多好同志牺牲了,虽然经历过曲曲折折,但我们的国家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解放时的上海,又脏又乱,太差劲了。而如今的上海,放在二三十年前,根本想象不到,高楼大厦,每一处都弄得漂漂亮亮的。过去我们的国家汽车也造不来,而如今自己建造导弹,原子弹,军舰……我们的祖国在壮大。”陈震中感慨道。
6对于海宁我感到很惭愧
70年沧海桑田,不仅是上海,全中国发生了巨变,咱们海宁也有巨大的变化。当大潮君再一次提起家乡海宁时,眼前这位老人像孩童般,眼睛里迸射出向往的光芒。
“唉,你们有没有海宁的画册?我很想回到海宁去看看,但是我的身体不大行。你们有没有什么画册?给我看看……”陈震中连问了好几遍。
内战时期,忙于学生运动,解放后,忙于工作,离休后,身体却越来越差,从5岁离开海宁,陈震中到目前为止都再没机会回到过家乡。从上面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年轻时候的陈震中身材健壮,还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小胖子”,而如今眼前的这位老人,瘦骨嶙峋,身子骨大不如前。
对于家乡海宁,陈震中心中存着许多向往。他说:“我很惭愧,离开了海宁这么久,在战争的年代,我没法回去。抗战胜利后,我的工作担子比较重,后来身体不好,也没能回来,我真的感到非常惭愧。我总想着,有机会我能够帮助海宁做点什么,贡献点什么,别看我年纪大了,如果有可能我想为我的家乡做一点小事情。”
虽然没有机会回到家乡,但是陈震中经常从电视上、媒体上关注着海宁。“我很关心海宁,我知道海宁现在是一个皮革之都,我还知道举世闻名的海宁潮,身边的好多同志也知道,我们海宁的观潮非常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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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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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14
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金光闪闪,熠熠生辉。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奥秘。
这句神圣的誓言,来自1944年的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为一名在革命中牺牲的普通战士发表的讲话。
感人至深的演讲
车出延安城,行驶40公里,便至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洛平川村。
群山掩映、绿树挺拔。在党史上写下光辉一页的张思德烈士的雕像,矗立于村子广场中央,身姿英挺、目光向前。不远处,他牺牲时的炭窑遗址一如昨日,见证人世沧桑。
这是一个无数共产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1944年春,中央机关和枣园的警卫人员组织了一支小分队,到安塞的石峡峪开荒种地。张思德被选为农场生产副队长。春播夏锄之后,农场决定利用农闲时间,组织人力上山烧木炭。因为张思德有过烧木炭的经验,这项工作就由他来负责。
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左)
9月5日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张思德和战友们去修整炭窑时,炭窑突然坍塌,他奋力把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窑内,生命就此定格。
年仅29岁的张思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消息很快传到了枣园,传遍了延安城。毛泽东当即指示:第一,把遗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做口好棺材;第三,要举行追悼会,我参加,要讲话。
9月8日下午,张思德追悼会在警卫队的操场上隆重举行,中央直属机关和附近群众近千人参加。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在警备团政治处主任介绍了张思德的生平后,毛泽东缓缓走向讲台,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讲话感人至深。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泽东对一名普通战士的死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次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鲜明地概括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七大报告和党章。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经过24年的奋斗,特别是经过全党上下整风学习,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
贯穿党史的红线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这些阶段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从曲折到成功、从弱小到强大的成长历程。而贯穿其中不变的即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党史专家说,为了在全党干部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多次发出号召。1944年,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礼堂落成,毛泽东为枣园机关干部题词“为群众服务”。
坚定地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延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交谈,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
1953年,《为人民服务》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这篇经典著作随后也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为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有力思想武器,被一代代中国人久久铭记。
照亮前进的征程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正是由于始终把人民置于最高位置,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中国共产党才无愧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正是有了这份初心与使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断书写着无愧于时代的传奇篇章。
雷锋说,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97岁老党员张富清说,党教育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党群关系密切了,再苦也知足了。青年共产党员黄文秀在生前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中说,正因为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胸怀理想的共产党员们始终高扬并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思想。他们组成永不褪色的先锋队,永远保持着为民执政、永不脱离群众的革命品格和作风。这对增强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网陕西张思德(延安枣园)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访困难群众张博文摄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谭虎娃说,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领导中国革命,到新时代向贫困宣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在变,党的初心从未改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的秘诀所在。
一部百年奋斗史,亦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光辉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因为党始终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党执政最大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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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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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15
要问今年最火的剧是什么,答案一定是《觉醒年代》。
哪怕已经完结数月,后劲儿依然强大。
历史书上的革命先烈们,仿佛穿透薄薄的书页“活”了过来。
6月26日,《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参加了电影《革命者》在北大举行的首映礼。
《革命者》的主角,是历史书上的那个“大胡子”先生——李大钊。
看完电影,张永新深有感触:
“电影中有很多《觉醒年代》中没有实现的细节,比如那个绞刑架。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作为一个观众,心真的是跟着痛。”
诚如张导所说,这是一部堪称精彩的片子。
电影开始于1927年4月26日,距离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只剩38小时。
短短38小时,牢狱内外皆风云激荡:牢狱内,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牢狱外,无数仁人志士为他请愿、暗中组织营救。
焦灼之时,一个年轻警察进入狱中欲对李大钊施以新刑,而关于李大钊一生的革命回忆,也就此铺展开来……
或许是青年导演的浪漫主义情怀,《革命者》抛开拍人物传记惯用的时间顺序,大胆采用双时间线、多视角的叙事手法,通过敌人、挚友、妻子等人的眼睛,带观众去看李大钊的不同侧面。
一边,是倒计时,行刑前的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另一边,是看见过李大钊的人,他们身份、阶层、理念各有不同,回忆一点一点铺开。
现实和回忆的交织碰撞,勾勒出李大钊热血革命的峥嵘岁月,还原了一个有烟火气息、充满人情味的守常先生。
以往,人们对李大钊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历史书中的记录:厚厚的大胡子,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事实上,守常先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爱,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
“这个人留不得”
这是敌人视角下的李大钊。
李大钊的存在让张作霖十分忌惮,“别看他只有一张嘴皮子、一根笔杆子”,却能搅动中国的风云。
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
影片中,距离行刑只剩数十个小时,张学良来到张作霖的办公室。
张作霖问:“你见过他?”
张学良抬头,回忆起他看见的李大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全球,传到中国。
那时,李大钊在上海与陈独秀共办《新青年》,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是上海滩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也因此结识了报童阿晨,还有其他各行业的劳动群众。
上海街头,阿晨叫卖着报纸,不小心冲撞了一个流亡的俄国人,结果被枪杀。
悲愤的李大钊四处奔走,联络上海各行各业的穷苦百姓。大家浩浩荡荡来到领事馆门口,高举血书,高喊血债血偿。
“租界是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当守常先生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喊出这句话时,我忍不住流泪了。
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外国人在中国可以横行霸道,可以肆意欺凌,乃至杀害中国人都能脱罪。
可是幸好,还有像守常先生这样铁骨铮铮的中华儿女,面对侵略者,寸土不让。
他们成功了,凶手当场被押走。
李大钊微笑着冲众人一拱手:“江湖再见!”随即转身离去,融入了茫茫人海。
彼时张学良年仅16岁,原本在上海滩花天酒地的他,目睹了这一切。他在人群中注视着李大钊,眼里有敬意。
然而,当镜头转回现实,张学良从回忆抽身,对父亲说:“您说得对,这个人留不得。”
距离行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消息传到了蒋介石手中。
张作霖密电传信蒋介石,与其商议是否处以李大钊极刑。
彼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革命人员。
时间回到1922年,蒋介石目睹着李大钊拜访孙中山,一步步促成国共合作。
他被孙中山派去接李大钊,却始终对李大钊充满敌意:“如果你是姓布的(布尔什维克),我不希望你接近总理。”
李大钊笑着回应:“我今天很有自信,你们的总理也会赞同我的观念。”
两人数次言语交锋,李大钊不卑不亢地予以回击。
蒋介石问:“你到底是谁?”
李大钊淡然答道:“你不该问我是谁,应该问我们是谁。”
蒋介石甚至跟李大钊打了个关乎中国未来的赌,赌李大钊赢不了。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蒋介石输了赌局,也因此更加憎恨李大钊。
于是,他在那份密电上签下了同意。
在敌人眼里,李大钊是必须被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
敌人的否定,有时候,未尝不是最大的肯定。
“大展一番事业”
这是挚友视角下的李大钊。
牢狱内,狱卒提审李大钊,大肆嘲笑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讥讽他被好友陈独秀抛弃了。
昏暗的灯光里,面对敌人的嘲讽,李大钊不为所动,回忆起了他和陈独秀携手干革命的日子。
1918年,在上海的李大钊受章士钊邀请,前往北京,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陈独秀送他一块怀表作贺礼,激动地说:“终于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大展一番事业了!”
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怀揣着“未来可期,中国可期”的热忱,办刊物、发文章,传思想、启民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同年6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起草《北京市民宣言》。
陈独秀决心“闹他个天翻地覆”,6月11日晚,他来到“新世界”游艺场,撒下漫天的《北京市民宣言》,大声疾呼:“救救这个国家!”
结果被捕。
出狱后,陈独秀成了被军阀长期通缉和监视的目标。
1920年一个深夜,李大钊驾着骡车,秘密护送陈独秀出京。
陈独秀意气风发地喊道:“革命大潮就要涌来了!浪如破竹!”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就从这辆颠簸的骡车上开启了。
两人驾车出京的画面拍得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风雪交加的夜晚,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清,骡车上晃悠的两盏油灯是唯一的亮色。
骡车简陋,前路漫漫,车上的两个年轻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与希望。他们正在筹划一项载入史册的伟大事业,将如明灯照耀中国的黑夜。
是啊,就算身处绝望年代,守常先生也从未放弃希望,始终坚持理想,“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天下!”
“他会回来的”
这是妻子视角下的李大钊。
赵纫兰与李大钊是少年夫妻,两人非常恩爱。后来,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赵纫兰默默支持丈夫,成为他革命事业的贤内助。
行刑的时间一点点迫近。
赵纫兰带着被捕的女儿,面容憔悴地从狱中回到了一片狼藉的家中。
孩子稚嫩的声音问道:“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赵纫兰忍着眼泪笑着说:“很快,爸爸每次都会回来,这次也会回来的。”
她不知道,这一次,他回不来了。
在赵纫兰的视角下,我看到了守常先生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一面。
他会与妻子、孩子一起,度过温馨的家庭时光。
他会在离家之前与妻子告别,妻子为他整理衣领,目送他远去,等待他归来。
还有那不轻易示人的脆弱与迷茫的一面。
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李大钊领导着五千多名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拒绝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结果惨遭段祺瑞政府镇压。
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包括我们熟知的刘和珍等人。李大钊也在斗争中身负重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赵纫兰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李大钊面容狼狈,望着妻子,哽咽着喃喃道:“我们有主义,但也要有枪……”
声音颤抖,渐渐几乎低不可闻。
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流着泪,把头靠在了妻子的肩上。
看着自己带领的群众被军阀的子弹射中,守常先生的内心是否也曾有过害怕与迷茫?
张颂文的演技是让人放心的,恰如其分地拿捏住了伟人偶尔流露的那一份脆弱。
这一刻的守常先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他曾振臂高呼,也曾眼含泪水。他令人钦佩,也令人心疼。
影片的倒计时走到了终点。
“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成为军阀缉拿的重点目标。但他为了革命事业,不顾妻子和朋友的劝告,毅然选择留在北京。
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捕。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从容不迫,第一个走上绞刑台。
就义前,他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当时的北京《晨报》刊登了李大钊牺牲的消息,报道他“神色未变,从容赴死”。
那年,他才38岁啊。
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的22天,李大钊遭受了非人的酷刑,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甚至被拔去了双手指甲,但他没有泄露一丝党的机密。
你知道吗?为了折磨李大钊,丧心病狂的敌人绞了他三次!
一共历时28分钟!
那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难以想象,守常先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影片中有个细节,让我感到极其讽刺和痛心。
处决李大钊的这台绞刑架,是北洋政府专门从国外进口的。
当汽车载着绞刑架驶来时,士兵们竟然满脸雀跃之色,纷纷想要见见这个新鲜玩意儿。接着,开箱、取架,士兵们兴致勃勃地将绞刑架安装完毕。
镜头扫过高大的绞刑架,架子边缘上,贴着一张张安装说明书。
我忍不住回想起影片中,李大钊拒绝营救时说的话。
他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就再算上我一个。”
他说:“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能够让活着的同志们,更加奋勇地前进,我可以去死。”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选择用鲜血铸就革命之路,用死亡唤醒麻木民众,比如,那些兴高采烈安装绞刑架的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守常先生一生的写照。
如今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革命者》这样的电影?为什么需要回顾守常先生的故事?
在《革命者》的首映现场,《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说的话,从观众的角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绳子套在张颂文老师头上的时候,我仿佛看到1927年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1927年是大钊先生的终结,但是今天,大钊先生精神不死,与山河同寿,与日月同辉。”
看《革命者》的过程中,我无数次想,如果我生在百年前的中国,是会像守常先生那样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还是浑浑噩噩度过一生?
如果我被敌人抓住严刑拷打,是会像守常先生那样宁死不屈,还是出卖自己的良心?
无比庆幸自己生在和平年代。
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再也不会任人欺辱了!
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是无数像守常先生那样的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曾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今天的我们,又怎能忘记他们?
我想,这大概正是《革命者》触动人心的原因所在。
我们永远需要《革命者》这样的影视作品。
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今日中国的独立与和平。
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踏着鲜血,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
吾辈当自强!
#彩蛋#
电影的最后,有一个充满诗意与梦幻的彩蛋。
一个雪夜,11岁的李大钊爬上了一列无人的火车,费了好大一番力气,启动了列车的开关。
汽笛声划破黑夜的寂静,列车轰轰烈烈地向前驶去。后面,是列车员在踉踉跄跄地追赶。
小小的少年冲着车后兴奋地大喊:“别追啦!我要坐火车去远方啦!”
明亮的双眼里闪烁着对前路的执着与期待。
我愿意相信这一幕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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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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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16
一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在中国度过了65个春秋。他是中共外籍入党人士中,党龄最长的老党员,还加入了中国籍。而位于天津五大道地区云南路48号的一座三层小洋楼,是他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出发站。
他叫傅莱,是中国研制初制青霉素第一人,也是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还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历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这位犹太人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天津走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中国人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前不久,傅莱先生的夫人江国珍女士来到天津,寻访丈夫在天津工作和生活的足迹,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就此展开。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
妻子津门寻访旧居,喜获丈夫80年前用过的钥匙
5月27日,天津晴朗无风,83岁的江国珍从北京风尘仆仆来到天津。自从2013年傅莱在德国定居的小儿子通过天津文史专家的帮助,辗转找到傅莱在天津的旧居,江国珍就一心想去看看丈夫曾经住过的地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此番终于可以实现多年的心愿,老人显得格外激动。车刚驶入天津市区,江国珍就打量着窗外的街道,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喃喃地说:“快了、快了!”
天津五大道地区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云南路48号过去是登百敦道262号,属于英租界。这里的小洋楼已有百年历史,不少房屋长期处于出租状态。
▲傅莱夫人江国珍在傅莱旧居前
在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研究专家金彭育的陪同下,江国珍来到小洋楼二楼的一个房间。80多年前,傅莱就租住在这里。
“您看这地板没有动过,窗户、门、挂镜线也是原来的,包括窗户上这钮使的那大铜圆疙瘩,都是原装……”今年75岁的退休教师许君辉从1962年起就租住在这间屋子。眼前的一切,让江国珍猝不及防又倍感惊喜。虽然距离丈夫住在这里已有80年的历史,但房间主体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深色的木质地板、浅色的门窗,窗外沙沙作响的老椿树……穿过岁月的长河,江国珍仿佛看到了丈夫年轻时的身影。
面对傅莱夫人的到来,许君辉显得非常激动。一阵寒暄后,他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把老式铜钥匙,郑重其事地交到江国珍手上。“这个房子的原始钥匙我有两把,这次您来我特别高兴,特别准备了一把给您。我还找人鉴定了一下,这就是原始的,我给拴上了小绳儿……”
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江国珍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握着丈夫傅莱在80年前贴身携带的钥匙,激动地上前拥抱许君辉,许久才说出话来:“哇,太好了!了不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物,谢谢你!我觉得中国人民跟帮助党的国内外人士,那种友谊是不可磨灭的!”
▲傅莱夫人天津寻访(视频:孙昭荣)
犹太青年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投奔八路军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犹太血统。这位犹太人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天津,居住在这座小洋楼里?一切还要从80多年前说起。
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残酷迫害、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身为奥地利共产党员的理查德,被列入希特勒的黑名单。1938年年底,为了逃避纳粹盖世太保的追捕,理查德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奥地利。情急之下,理查德想到了遥远的中国。因为,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而且他还知道,中国有一支坚决反对法西斯、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是一个进步青年,他的目标是非常坚定,就是要找到共产党的一支队伍,让全世界的穷苦人都能够得到解放。”江国珍说。
▲1939年傅莱乘邮轮远行
在家人和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资助下,未满19岁的理查德告别祖国,辗转意大利乘上远洋客轮,在海上颠簸了近一个月,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抵达中国上海。两个月后,理查德继续北上,于1939年3月来到天津,租住在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一座小洋楼。
他先是在奥地利医生开办的德美医院从事化验工作,此后,又先后去了道济医院、西开天主教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工作。当时,背景离乡的理查德只有一个愿望:投奔八路军,消灭法西斯!
智运药品获称赞,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0年,理查德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美国牧师胡本德,当时胡本德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在胡本德的帮助下,理查德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承担起为八路军采购和协助运送部队急需药品的任务。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伤员众多,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理查德手上有一批药品急待运出。但是日军为了防范药品进入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对天津外运物资的检查封锁。正在理查德急得团团转时,他意外得到一个消息。
天津文史专家张绍祖对傅莱在天津的经历做了深入研究,他说:“正好有个德国商人要往北平运化妆品,他就说我这也有,一起运过去。他找人把药品巧妙包装成化妆品,一直送到车站。因为他是德国护照,所以很容易就通过了检查。他又告诉北平的共产党,到车站接这批货物,所以这批药品很顺利地运到根据地了。”
理查德“智运药品”的消息在晋察冀军区不胫而走,得到了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1941年春季的一天,理查德正在天津马大夫医院化验室工作,突然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人推门而入,此人正是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派来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黄浩。“我叫黄浩,专程从北平赶来找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聂荣臻司令员让我给您带来口信,欢迎来晋察冀边区搞医务工作。”
听闻这个消息,理查德心中说不出的喜悦,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41年秋季的一天,理查德备好行囊,将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托付给在小洋楼照顾他的厨师,然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给他的通知,从天津出发,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傅莱初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白求恩学校里的“洋教员”和战场上的“土八路”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理查德。当得知理查德的德文名字发音是Frey时(类似英文free,自由之意),他笑着说:“你离开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我给你起个中文名字,就叫傅莱吧!”理查德听后欣然接受,从此就一直用“傅莱”这个中文名。
由于傅莱有医疗方面的专长,聂荣臻将傅莱安排到白求恩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为尽快学会中文,傅莱拒绝给他配备翻译,每次备课,都用德文写好讲稿,然后借助字典翻译成汉语,并在旁边标上读音。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后,傅莱就能用中文讲课了。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还熟读中国四大名著及很多文言著作,成了一名“中国通”。
1941年至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傅莱一面在白求恩学校教书育人,一面与同学们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有一次,敌人从飞机上投下一枚炸弹,一些战士被埋在瓦砾堆里,动弹不得。“我第一个跳下去,傅莱第二个跳下去,拿着我们仅有的工具去挖被埋的战士。因为工具不够,后来我们就用手刨,手都出血了,终于救出很多战士。”傅莱的战友胡宁回忆说。
▲1942年,傅莱在抗日前线诊治八路军伤员
傅莱身高1米92,原本饭量很大,但由于经常需要行军作战,傅莱和战友们只能自带一点生玉米和黑豆充饥。即便肚子饿得咕咕叫,傅莱也从来不叫苦,不搞特殊。“有时候敌人的轰炸机来了,他就把锅里剩下的锅巴搁在兜里,停下来的时候拿出来吃。”江国珍说。
针灸治疟建奇功,聂荣臻介绍入党
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传染病,傅莱虚心向当地中医求教,寻找到了用针灸结合西医治疗疟疾的方法。他还教战士和老百姓用缝衣针做针灸,有效控制了疟疾病的传播,受到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赞扬,并得到全军通报表扬。他也因此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一位先行者。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傅莱更加坚信,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带领人民走向光明。从1942年开始,他连续三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44年11月,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傅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彭真同志亲笔签署了批准傅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傅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曾对同志们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没有国界的。由于我在奥地利有反法西斯的革命经历,所以我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顺利成章的事情,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他发自肺腑的真诚表白,也是他革命历程的真实写照。”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这样评价道。
奔赴延安,窑洞里研制初制青霉素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傅莱目睹边区伤病无药可治的严重情况。当他得知特效药青霉素已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青霉素也已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后,他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制出来。于是,他以救济中国总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不久后,傅莱便收到菌种和早期研究资料,但其中并没有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
1944年,傅莱被调到当时位于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1945年初,在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后,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当地自己动手建起土法生产的小作坊,开始研制初制青霉素。
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和助手就利用附近山坡上的一处窑洞,建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就用人工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就这样,1945年5月,在经历了50多次失败后,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终于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用的初制青霉素。
研制出药品那一天,傅莱迫不及待地连夜将药品送到部队的野战医院。2007年,江国珍就亲自访问过一位当时接收药品的医生。“这个人叫张业胜,现在已经99岁了。张医生当时说,他就按照傅莱所说的那样,给受伤的战士用上,结果第二天伤口就没有溃烂了,明显地药起了作用。”
在延安期间,傅莱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贡献,也通过治病救人,和当地老百姓结下深厚的情谊。2007年,江国珍在延安寻访期间,在山上偶遇一位耄耋老人,谈话中得知,傅莱竟然还救过这位老人一命。原来,当时这位村民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后来老乡们找来了傅莱医生,给他服下几片药,他的肚子很快就不疼了。“没想到50多年以后,这位老人还能记得有一个叫傅莱的医生给他看过病。”江国珍感慨道。
在这位老人的带领下,江国珍还找到了丈夫傅莱当年在延安当教员时居住的窑洞,以及研制青霉素的窑洞,并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江国珍在傅莱研制青霉素的窑洞前留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莱奉命从延安来到张家口,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一边教学,一边继续搞科研。
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天津和太原的战役中,傅莱又带着听诊器和X光设备,再次担负起战地第二线的医疗救护任务。
加入中国国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傅莱从华北来到大西南,在重庆与江国珍相识并结婚。1953年4月,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份子。1962年,傅莱从重庆调往北京。此后的岁月中,他又开创性地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先后担任第六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国是。
▲傅莱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留影
鞠躬尽瘁,长眠于中国大地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按照傅莱先生的遗愿,家人在他逝世后,将他的部分身体器官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用作医学研究。他的骨灰则被安葬在晋察冀烈士陵园,与他的战友白求恩、柯棣华为伴。
傅莱在中国期间,曾有两次出国探亲,他的一些亲人、朋友也曾劝他回奥地利,但他却坚持留在中国。“他是真的离不开解放区,他的根扎得很深,大家对他跟亲人一样。所以人家劝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说:‘中国才是我的家,我不可能再回到奥地利了。’”江国珍说,曾经有记者问傅莱:您的信仰是什么?傅莱这样回答道:“他说我信仰马列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劳苦大众,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
傅莱去世后,江国珍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一份打印稿,上面写着“告别前的留言”,这是1999年10月25日傅莱写的。这则留言回顾了他为何来到中国,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中华大地和人民的热爱与不舍。
▲图片来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
▲傅莱曾经获得的勋章和用过的物品
传承国际主义精神,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虽然傅莱去世已有17年,但是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却在津门大地默默流传着。
自从2013年傅莱的旧居被找到,退休教师许君辉就经常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访客,他们追寻和感受着傅莱在这里的生活印记,而许君辉则从对傅莱一无所知,到现在几乎成了“义务讲解员”。跨越历史长河,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这份奇妙缘分,让许君辉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他真是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心里装的全是怎么治病救人,怎么为中国解放做出他200%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人真称得上伟大。”
▲傅莱夫人江国珍与天津文史专家金彭育(左)、许君辉(右)在傅莱旧居留影
天津河西区档案馆至今珍藏着傅莱先生在天津留下的一些珍贵影像资料。前不久,档案馆请来江国珍女士和专家学者,开了一场座谈会,深入交流傅莱的事迹。天津河西区档案馆馆长郑文才听后深受感动:“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像傅莱先生这样的国际友人,确实为我们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我们后辈人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天津河西区档案馆馆长郑文才接受傅莱夫人捐赠给档案馆的珍贵照片
在同样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天津第二十中学,原英国文法学校旧址,全体七年级学生在大礼堂聆听了江国珍女士的主题报告。七年级四班学生马宇韬说:“当时他制造青霉素的时候,环境那么恶劣,一没技术,二没有设备,他制造出来这些药是很伟大的。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祖国做出贡献。”
从傅莱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引导孩子们放眼世界,具有一种更宽广的视野,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天津第二十中学副校长简冬生在深入了解傅莱的事迹后说。
在天津期间,江国珍不仅参观了丈夫傅莱的旧居,还寻访了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天津德美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如今,德美医院所在地已经成为一座酒店。而马大夫医院所在地则成为天津口腔医院,但建筑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面貌。
在江女士即将离开天津之际,天津广播记者根据傅莱在马大夫医院工作期间的一张合影,和江女士一起找到了傅莱当年拍照的地方。江国珍也站在同一位置拍摄了一张照片,并向丈夫傅莱深情告白:
“傅莱,你离开我已经十七年了,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念你。今天我来到马大夫医院,这是你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地方,我在这儿也照了一张相,留作我对你永远的思念……”
▲江国珍在丈夫傅莱曾经拍摄合影的同一位置留影
江国珍无法忘记丈夫傅莱,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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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6:17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主题出版好书,其中包括《1937,延安对话》这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
本书讲述了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
除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
值得关注的是,自作者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影像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在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公认为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以下文字为著名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王树增经过整理后的会上发言。
《1937,延安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相关链接《1937,延安对话》|尘封80年珍贵史料国内首版
谁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流砥柱
王树增
我对出版和史料研究绝对外行,我就是一个写东西的人,当我拿到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非常好看。但是看完以后第一个遗憾是,我在写《抗日战争》的时候手头没有这本书。《抗日战争》出版时间是2015年,如果研究史料,能往前十年左右最好不过。所以在我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我居然手头没有它,这是巨大的遗憾。
《1937,延安对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毕森研究的是中日关系,而且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关系时刻,他和我们的领袖们进行实地采访,而且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由此我有两个体会:
第一,它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整个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写《抗日战争》的时候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毋庸讳言,这个定论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很多认识上的盲区,这和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描述、记载有关系。《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原来我们看到的是自己讲的故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下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党的领袖,领导层对民族未来的展望和这场面临巨大战争的展望,他们的胸怀和他们站的历史高度真是令人感动。
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也确实又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中流砥柱。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讲,并不是你手头有多少武力,而是你的精神有多么强大,你的胸怀有多么宽广,你站的高度是什么样的层次。我想毛主席,包括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他们阐述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是当时中国任何党派都站不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决定我们必定能够赢得这种残酷战役的最终胜利。而且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从他们的语言表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虽然那时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我的第二个体会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是1937年的采访,但是里面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我们的领袖们对未来中国的一种展望和设想,他们在理论的高度上,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设计确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承担重大历史任务,为什么它是软弱的,因此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所抱的初心是有前途的,是必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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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中间那一段,我在写《解放战争》的时候也苦苦找这样一种思路,就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领袖如此乐观、如此自信?这种自信历史罕见。我前两天给一个单位讲党课的时候讲到长征,我说你知道中央红军过腊子口以后整编之后剩多少人?出发的时候八万六千人,过了腊子口后六千多人,就剩零头了,还得跟东北军的骑兵师打仗,我们那时候刚走出草地,衣衫蓝缕,面带菜色,还得跟那么残暴的敌人作战,最后还得爬一座六盘山,我说你们翻一翻《毛主席诗词》,里面有一个《六盘山》,最后两句话怎么说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我想这不是个人胸怀,当然个人的品质也是其一,更多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集体胸怀,从来也不言败,因为坚信自己的初心能够达到胜利目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1937年领袖们接受采访时的照片,我为什么说照片的珍贵?1937年的时候,所有人都面黄肌瘦,因为长征刚刚结束不久,那是最艰苦的时候。1937年我们刚进延安,生活非常贫苦。但是在对话当中,那种胸怀与乐观,我们更加坚定,只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华民族最终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我想,读这本书给读者最大的精神鼓舞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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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6:18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但政党成立的思想准备,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大多也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及由它蓄积力量推动的五四运动中进入历史舞台中央的。
因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时间就必须往前回溯几年,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连缀起来思考。为什么主流思潮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弄清楚这一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就具备了逻辑脉络。
灯塔在100年前的破灭
新文化运动宣扬的,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其启蒙意义在于,把个人从制度、文化控制中剥离出来,让人们认识到自身的独立性,以及理论上天然享有的权利。
如果人人都能意识到并且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就不再存在奴隶,共和就是反映人民真实意愿的共和,如此“集人成国”。
这一运动,也是在当时作为“灯塔”的西欧、北美民主主义国家的光芒折射。中国人受到这一套思想激励,寻求个人自由和人格独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改造运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在主流上折向了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计个人得失,团结起来奋斗,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先。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
五四运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为什么?
第一,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次改革行动,我们都把欧美作为典范,但发生于“灯塔国家”内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每一个参战者都打得奄奄一息,满目疮痍,民生哀困,饿殍遍野。
望着眼前惨况,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思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
大战前后欧洲的民生艰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彼此之间的斗争乃至大战,只是国内矛盾的外化。
资本主义,这种一直自认为、也被外围世界承认为文明进步的制度,由于其运转过分强调经济效率,而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无所作为,乃至国家制度本身就支持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其必然结果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觉醒年代》剧照
这一点,最早看清楚的还是孙中山先生。他在对欧美社会进行过认真考察之后,深感“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开始注意社会主义问题。中山先生在190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日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
所以他表示,“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不排斥,甚至“不能须臾忘”。
当然,那时候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仍然是意义模糊的,人们只知这一思想流派主张公平,照顾底层,张扬劳动者的价值,希望通向一个无剥削的社会,但对如何实践,却没有概念。
当时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没有现实的参照系。而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或立宪民主,则遍及欧美,便于举例谈论,也因为这些国家是中国的殖民者、债务人以及对手,其强盛之道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第二,最后的“灯塔”在眼前破灭,中国人认识到了国际政治的残酷,玫瑰色的异国,不过是自己幼稚的想象。作为光芒最炽烈的“灯塔国家”的领导者,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带给中国人无限的希望,以为强国的善良立场,可以给被欺辱、被殖民的国家带来正义。孙中山一直就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外国的帮助。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民报发刊词的影像
就连陈独秀先生,也曾在文章中称威尔逊是“世界第一等的好人”。但结果是,理想拗不过现实,个人善意无法左右国际政治的力量现实。历史或有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就是“弱国无外交”,这一点毫无疑义。
威尔逊总统固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巴黎和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归根到底是国际权势博弈的结果。最后几个强国商量着,把德国占据的中国土地和权益转让给了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一无所获,还受到了严重的羞辱。
第三,1917年,战争正酣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一种新的革命方案出现了。
1917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红场的集会上演讲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但同时,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潮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的活跃,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对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的思考与探索当中。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迷茫。
打一个浅显的比方,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另一个人欺负,久而久之,就会以欺人者为榜样,力图成为它的样子,甚至对他又恨又爱,产生某种依赖感。这是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弱者为寻求安全感而发生的心理畸变。
“易卜生主义”是当时个人主义的代表,在他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反抗男权,最终出走,成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榜样。
但很快,思想就延伸到“出走以后怎样”这一层次。后来,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中说得非常精辟:“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觉醒年代》中鲁迅饰演者
娜拉是觉醒了,意识到自身的个人权利和价值了,但走向外面那不曾改变的世界,她一样无路可走。从根本上说,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象牙塔中的思索探寻,虽然开启民智,但由于不具有现实基础,始终还是不得要领。同时,也没有人真正在行动,因为缺乏行动的纲领和方法论,而这是侈谈自由民主永远也无法指明的。所以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向往,在一个被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严格扼制的社会,没有出路,也不可能持续。
帝国主义和中国“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样子,相反,这恰恰是它要防止的。而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次大战发生后,欧美社会的巨大的物质进步与令人战栗的贫困并存,以及无解的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血战,让中国人逐渐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向往的对象,竟也如此不堪。迷茫反而更其深入了。迷茫的深入,本身就是一种觉醒。
就在中国人苦闷于过去的榜样被其自身的行为所反证,不知出路何在的时候,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在中国人最需要新的出路的时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新生的苏俄,被帝国主义国家东西夹击,战争压力重重,经济贫困交加,但它居然坚持了下来,没有被打倒,并且宣布俄国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油画《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由(苏)弗拉基米尔·谢罗夫(VladimirSerov)创作
这一事实,对中国人而言是何等震撼。当时的中国,在过去70多年里,一直也是被列强环伺、虎狼啃咬,虽然屡仆屡战,但从未获得独立和统一,底层人民也一直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苏俄这样一个并不发达的国家,却做到了。
列宁领导的苏俄,在革命成功之前即表示应该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以及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尽管后来并未实现),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宣示显然比威尔逊漫无所指的口惠更加实际。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目光,不能不被俄国革命所吸引。
《觉醒年代》剧照
人们发现,在多年来孜孜以求、日日探索但却没有实行办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新的替代方案。
它不但能够避开成为欺负你的那个人的样子,从而避开它身上的所有不堪,而且还能用一种全新的能力,打垮这个欺负你的人。
工人阶级教育了知识分子
工人阶级教育了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促动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有了空前的兴趣,四处搜寻可以获得的著作来研读。
在1919年,还没有一本马克思的原著被完整翻译成中文,人们要么从图书馆借读少数外文著作,要么通过李大钊等先驱的文章,局部了解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难度比较大,但它的脉络是容易掌握的。哲学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则是对资本主义运转规律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
这两者都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文明的顶点,而且它内部的基本矛盾永远无法在现有框架之下得到解决,这就直接回应了中国人的“灯塔困惑”。
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则是强调阶级斗争,通过暴力方式,消灭私有制,消除不公正的根源,从而解放全人类,把世界带进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让国对国、人对人的压迫不再复现于世界。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又回应了当时中国人的方法论迷茫。
就是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运动前后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和青年学生内心的声音。
李大钊先生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就受到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
1919年,李大钊(左二)与友人在北平中央公园合影
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不感兴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就手不释卷。”
而按照胡适的回忆,陈独秀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因散发传单被捕后,在狱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最为精深,但他性格温和,谦谦君子;而陈独秀先生虽然研究深度不如李大钊先生,但因为其性情暴烈,极富行动能力,很快就成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积极活动者。
从俄国革命、五四运动的触动之下发生深刻转变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物——毛泽东。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毛主席在风雨中出场(《觉醒年代》片段)
有了理论认知,还需要有实际的社会力量来提供信心和依托。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登场了。一切就是这么风云际会——历史所能给我们提供的精彩,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5月4日以后,北京、上海等各地都有许多工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3日,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在街头进行爱国宣传的学生千余人,工人的援助也迅猛而至。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首先举行罢工,随后,各业工人也纷纷投入斗争;6月10日,上海全市罢工工人达11万多人。
继上海之后,唐山京奉铁路3000余工人、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天津的人力车夫和杭州、九江等地的工人,也纷纷举行了爱国罢工。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阶层罢工罢课罢市(《觉醒年代》片段)
其它许多城市,如济南、南京、长沙、武汉、芜湖、无锡、厦门、安庆等地工人,也大多参加了集会、请愿、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爱国斗争。
6月9日,上海军政当局急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接受民众主张,平息工人罢工,以免“铸成大乱”。
次日,天津总商会也向北京政府发出急电:“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后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且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全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响应和坚决斗争是分不开的。
工人阶级,被看见了。他们斗争立场的坚定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斗争取得的成果,震撼了知识分子。
作始也简
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知识分子都是在书斋里谈论现实,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但苦难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改造。全国范围的工人支援青年学生的罢工、罢市斗争,让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决定走出书斋,深入群众。
陈独秀离开北京,某种程度上就隐喻着这样一个过程。
1920年2月14日,北京大雪纷飞。一架慢悠悠的小骡车,穿过东边的朝阳门,出了北京城,走小路往天津行去。驾车的30岁上下,留着八字胡,戴金边眼镜,一身长袍马褂,手提包里装着几册账本,自称是个“会计”。
车棚里,坐着他的“老板”,“老板”40多岁,寡言少语,闭目养神,空负一天雪景。老板叫陈独秀,会计是李大钊,两人都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
出了门,车马稀少了,他们才开始交谈。电影《建党伟业》,重现了这一场景。“仲甫,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好,你北我南,咱们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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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中成立的。
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陈同志,就是陈独秀。5个人,分别是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
油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展于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左起:陈公培、俞秀松、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
早期的先驱们,在上海的李汉俊寓所里反复“密谋”,成立组织,制定党纲,形成了党中央,陈独秀任书记,并且积极联络全国各地,成立支部。“史上最成功的创业”,就这样开始,“其作始也简”。
李大钊推动成立了北京支部,除了他之外,最初还有两位党员:张国焘、张申府。其后,又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李大钊任书记。
李汉俊去武汉,找到董必武商量,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协助,成立了武汉支部,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毛泽东认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长沙创立了组织,早期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
油画《星火初燃》,第一排右起:李达、李汉俊、陈独秀,第二排右起毛泽东、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俞秀松
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主政教育,联系上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成立党的组织。李大钊派陈为人去济南,联系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党组织。留日学生施存统、周佛海,在上海入党。
旅法人士中,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分别在北京、上海入党,后来又发展了周恩来、刘清扬等。
1921年7月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2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位党员。从一大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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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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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19
对一手历史资料的融汇,正是他们创作主旋律作品的最大底气。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百年前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以雄健的文风革除旧社会的思想积弊,以鲜明的纲领涤荡腐朽的世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撒下了种子,他们不仅是思想者,更是活动家;不仅是“盗火者”,也是“播种机”。他们在国内陆续组建的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
今年以来,《1921》《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等主旋律影视剧不约而同地将镜头特写对准这些参与建党事业的革命先驱,以历史真实驱动艺术真实,更加细微地全方位展现这些思想者和革命家的胆识与气质,于无声处打动人,因而也获得了恒久的艺术力量。
生动近人的形象
在电影《1921》中,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就是陈独秀的眼睛——在镜头中,他的眼里满是旧中国的残垣断壁,皇宫内的人慌不择路地奔跑,旁白闪过耻辱的不平等条约细节。在这段闪回与重现里,李大钊在五四运动现场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与巴黎和约签订时列强领导人签字的场景交相呈现,二者的共时性与反差性,达成了一种艺术上的互文效果,展示出当时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现实,以及当时国人期待变革的高昂情绪。
在开头的这段叙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无疑是其中的主角。随后影片拉回现实,李大钊探监陈独秀,说起组建革命组织时,二人的兴奋溢于言表,“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他们面对山河破碎的现状,用内心的呐喊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基调,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他们也是建党这一开天辟地事业的开创者。
《1921》里,陈独秀的扮演者陈坤与李大钊的扮演者李晨也时有亮点闪现。李大钊监狱里看望陈独秀时,不无责备地说,“发传单这种事情,非要自己去吗,你是领袖,不是少年”,陈独秀则喃喃自语道,“出教室,进囚室,出囚室,进教室”……这里的李大钊显得更加沉稳持重,陈独秀则因为军阀无休止的迫害和牢狱生活的摧残,言语中难掩失望与愤懑。而李大钊在接陈独秀出狱时,二人齐齐望向的远方,正昭示着新生力量的勃兴,这些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艺术表达。
《1921》监制兼导演黄建新说,陈独秀的这双眼睛,其实是从主观视角映射出中国近代的变化,“电影用了六个时空剪影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片段,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特别兴奋”。
也正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所说,《1921》实现了纪实性与戏剧性的结合,“首尾借助丰富的黑白影像史料,史料与片头字幕叠加出现,高效、紧凑,形成了历史的纵深感与互文、开放的表达”。
而在《觉醒年代》里,陈独秀的出场,一样的意味深长,统领全篇。他甫一出场就衣衫褴褛,端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园里,面对中国留学生围绕走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道路发生的争吵,陈独秀笑而不语,反而是李大钊后来跟上他后,二人才互吐心声,原来二人都痛感思想革命要先于政治革命开展,仅靠政治上的意气辩论是救不了国的。
这些主旋律影视剧借助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无疑都加深了对陈李二人一腔热血而又生动近人的形象。导演张永新就曾说过,陈独秀在《觉醒年代》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出场,是基于历史线索的艺术创作。对一手历史资料的融汇,正是他们创作主旋律作品的最大底气。
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从历史上看,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和李大钊虽不在场,但影响力使得他们“时刻在场”。这也在《1921》里的不少细节中得以展现。在影片的情节中,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张国焘,在李大钊面前兴奋地问,“先生,我能去吗?”刘仁静则是被李大钊称赞为“理论基础好”,在获得代表资格后,更是兴奋溢于言表。
在嘉兴的红船上,尽管陈独秀没有到场,但与会代表们还是举手通过了他担任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这些都是基于史实的艺术展现,而从这几个侧面不难看出,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
史实记载,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教育委员会任职委员长,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曾答应过,“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然而却迟迟没有兑现,他也一直在为此奔走争取,未能亲身前去上海开会。李大钊则是在京师八所高校讨薪委员会担任先锋,整日忙于活动,一时也抽不开身,这些在电影《1921》里,基本都得到了还原式呈现。
不过对于陈独秀和李大钊而言,一大对于他们而言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后不久,陈独秀就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影片《1921》在最后,也客观展现了陈独秀在参加中共二大时,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支持,以及对党组织完善所做出的努力。
不过,对于电影来说,陈和李不在中共一大的现场,无疑也增加了建党叙事的影视化呈现的难度。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表示,党的一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建党的两位元勋李大钊和陈独秀并不在场,聚焦其他的参会代表,从故事叙述的角度是有难度的,不过《1921》在故事性打造和主题性聚焦的层面上都是可圈可点的,层次感依然饱满,逻辑感依然清晰。
传递希望的火种渴盼“庶民的胜利”
从观众反响来看,今年上映的一些主旋律影视剧做到了让观众耳目一新。事实上,不少声音认为,《觉醒年代》通过艺术创造,改变大家以前对陈独秀的“刻板印象”,把真实的陈独秀,那种博学多才、桀骜不驯的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事实的确如此,陈独秀也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的导师。史料记载,毛泽东于1920年5月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驱张运动。毛泽东当时拜访了陈独秀,与陈做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中,就还原了这样的历史片段:吴刚老师饰演的陈独秀,对毛泽东语重心长,鼓励他看陈望道首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并回家乡长沙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而在电影《1921》里,陈坤饰演的陈独秀还对王仁君饰演的青年毛泽东展开了启发式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加上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保证,你想想看能得到什么,最后就是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李大钊本人也是当时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由于李大钊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和亲近学生的态度,使他成为最受知识青年敬仰和爱戴的导师。他所任职的北大图书馆,还成了当时宣传革命的活动中心。
事实上,无论是《觉醒年代》里的饰演李大钊的张桐,还是《1921》里饰演李大钊的李晨,都把李大钊这种良师益友的耐心与诚恳,同时又兼具理论家的自信和活动家的执行力的特点呈现出来。这也就是主旋律影视剧的魅力,它们在不断塑造甚至可以说重塑着大众对过往历史人物的认知。它们不断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融合,历史人物在它们的叙述下既雄伟高昂,精神抖擞,又展露出平实与人性化的一面,正因为接了地气,所以也就有了人气。
回望百年前的历史时刻,正是这些思想与革命的前辈,不断以生命的温度传递希望的火种,奔走呼喊,著书立说,他们渴望劳苦大众能够翻身做主人,国家能够昌盛而外御其侮。百年后的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反映光辉历史的主旋律影视剧,穿越时空,与前辈建立持久的情感联结。期待这样注重品质的主旋律影视剧越来越多,让我们能有更多机会触摸真实的英雄,缅怀先人的遗迹,沿着他们的脚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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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6:20
“璧碎山河铭国耻,汗青巾帼字生香。”
她们潜伏敌营十四载,从未暴露,唯有一身孤勇深埋虎穴,誓死坚守;也冲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视死如归,为国捐躯。
至暗时刻,唯有信仰才能点亮黎明!她们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们,永远值得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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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1 06:21
税收篇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对税收工作作出系列部署。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日益增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了积极作用。
百年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税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着红色基因的税收史,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也成为党领导中国经济建设不断在探索中前进,披荆斩棘、砥砺奋进、走向辉煌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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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星火孕育红色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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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份1928年江西宁冈县农民缴纳土地税的记录清单。这张土黄色的毛边纸清单,长72.5厘米、宽23.5厘米,行书字体详细记载了当年宁冈县新城区桥上乡农民缴纳土地税时,上交谷物的数量和时间。
在根据地建立之前,井冈山农村和全国一样,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在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豪绅的重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之下,农民生活贫困不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八七会议”后确定的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指引下,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土地革命随之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根据地内,共产党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支持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热情,贫困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1928年秋天,根据地农业大丰收。根据地群众欢欣鼓舞,热情歌唱:“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
红色政权生机勃勃,但要进一步战斗、发展、壮大,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十大政治纲领》,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累进税”。1928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法的形式确定征收土地税及征收土地税的标准。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所得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七条中如是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统一了税制,将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并对发展商业、农业、工业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税收政策体现为:一方面,继续取消一切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建立以土地税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为核心的新税制,并按照阶级确定税收负担(即劳动者低税负或者免税,剥削者高税负);同时,主张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并通过税收调节和促进经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税收为革命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据统计,陕甘宁边区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1941年为30.8%,1943年为45.8%,1944年升至60%,1945年为83%,成为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最早开征土地税的地方,税收设计就初步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考量,不过多增加农民负担。
1928年,毛泽东在谈到土地税时说:“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1933年,毛泽东在谈到土地税时指出:“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这正是“量能负担”“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税负思想的体现。
此外,革命根据地还确定了“先予后取、取己与取民相结合”的税收原则。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毛泽东对“先予后取”的原则进行了阐述,要把“予”放在第一位,把“取”放在第二位,“予”就是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收入和物质福利,“取”要照顾到人民的利益,不可竭泽而渔。此论述初步确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征税原则。
红色政权诞生初期,财税工作无经验可供借鉴。专家认为,《井冈山土地法》对于土地税的规定,既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在比例税率方面,采取了简单弹性的办法,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纳税人的阶级成分灵活掌握。同时,对税收减免、税款支配权的规定都十分规范。
“农业累进税制避免了税收一刀切,也顾及了特殊情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税收制度。这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税收制度,保护了农民利益,是税收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北京税务博物馆讲解员周怡然说。
农民踊跃缴纳农业税,用朴素的方法支持革命。当时,广大的根据地农民主动挑最好的粮食用来缴税,或者自愿将家里的粮食多交一些,以支持红色政权。
李平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提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统一于中央的财税制度以及废除苛捐杂税的政策主张。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实行合理负担的民主税收,逐步建立了适合根据地经济特点的合理的税收制度。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方针,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财税动员与灵活多样的税收实践。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原等大行政区很快形成,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总的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废除旧的苛捐杂税,探索建立新的税收制度和税务机构,税收成为促进革命根据地发展和筹集革命战争经费的有力工具。
回顾这段历史,党领导人民废除了具有剥削性质的旧税制,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税制;建立健全革命根据地税务组织机构,扩充税收人员队伍,铸造了一支忠诚于革命税收事业的税收队伍;税收工作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探索建立所得税、印花税、行商税等工商税制建设。这些都为恢复战后生产、安定民生、稳定经济提供了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顺利和迅速地建立起新的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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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税制体系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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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一方面,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财力支持,另一方面,新、旧解放区税制及征税办法差异较大,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很不统一。规范机构、统一税政,建立健全新的税收政策与征管体系,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历史性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共同纲领的第四十条中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
“以近似立法的形式科学地确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可以说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税收政策与实践的结晶,新中国税制建设的指南。”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指出。
1949年11月24日至12月9日,新中国首届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拟订了统一税政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并以附发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作为今后整理和统一全国税政、税务的具体方案,同时规定:除公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外,其他税收条例在公布以前应当按照原来的税法征收。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迅速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税收,逐步实现了税收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从农业税收为主到工商税收为主的转移,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初步建成由货物和劳务税、所得税、财产税以及其他税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税收为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支持抗美援朝、‘一化三改’等重大政治历史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平表示。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樊勇指出,在继承和发展解放区税制体系与改造国民党旧税制基础上,新中国逐步建立起新型税制体系。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我国税制体系先后于1953年、1958年、1973年进行了改革,经历了从繁到简的体系化转型。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称: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和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195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同意中共财政部党组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的报告》,其中提出了把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和简化征税办法的意见。
经过1970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1971年12月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72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报送的《关于扩大改革工商税制试点的报告》,自1973年起再次简化税制。
专家介绍,这一时期新税制体系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流转税占较大比重,工商所得税次之。这种税制结构能够较好地适应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二,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情况。其三,征收管理办法以“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为原则,灵活多样,宽严结合,有效降低了偷税漏税的可能性。
伴随新中国经济发展和税制完善的进程,我国税收收入规模也不断增长,有力支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 农业税取消等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记者 魏培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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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改革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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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财税体制改革也掀开新的篇章。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初步形成了涉外税收制度。1983年、1984年分别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两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分配格局,强化了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功能,基本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整体性改革的新阶段,税制和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整体性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近期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专家介绍,在税制改革方面,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了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框架,为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创造了科学、规范的环境条件,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在分税制改革方面,分税制从根本上消除了财政体制不稳定的弊端,结束了政府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历史,在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稳定规范的分配关系,形成了合理预期,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一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二是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有一尊高99厘米的三足青铜圆鼎——告别田赋鼎。这一“镇馆之宝”,是河北省灵寿县一位普通的农民王三妮自发铸造的,记录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2006年1月1日起,取消农业税。
“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鼎上朴实的铭文,诉说着亿万农民对党的“三农”政策的拥护和感激。
作为一种在农村征收、来源于农业并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赋,农业税在我国延续了26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00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知指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事关9亿农民的切身利益,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2006年1月1日晚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凤楼镇水务村农民杨春岭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近年来国家对咱农民格外照顾,就连农业税都不交了,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高兴劲儿甭提了。”翻看旧时的日记本,今年50岁的杨春岭感慨万千,“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几宿都没有睡好。”
▲ 山东省纳税服务大厅为小微企业开通减税降费绿色通道。资料照片
▲ 税务干部在“党建园地”交流思想,切磋技艺。资料照片
▲ 河南洛阳税务工作人员展示办税APP。记者 殷刚 摄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为“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中国农业史上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农业税改革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主题,我国稳步推进税制改革。2007年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房产税等的内外税制统一,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2001年以来,我国实施车辆购置费改税、成品油税费改革和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用税收取代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收入形式。
2008年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9年1月1日起,在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推行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经过不断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进一步完善,初步构建起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现代税制体系。
回顾1992年到2012年这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了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成功领导了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而且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出了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的要求和措施。通过不断改革税制和完善税收政策,中国的税制逐步简化、规范,实现了城乡统一和内外统一,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增强,并且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实现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力支持了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樊勇表示,在1994年税制框架基础上,我国税制改革稳步推进,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税制更加公平。不论是从统一城乡税制、内外资税制的税制结构优化来看,还是从单个税种的改革完善来看,都反映出这种趋势。二是税制设计科学、合理,税收的调控功能得到强化,也就是说从筹集财政收入为主要功能,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调控功能扩展;三是分步、试点推进各项税制改革,既保证改革平稳有序进行,也满足了我国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 税务人员在后台审核远程提交的办税材料。记者 宋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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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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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日零时,温州商人陈生在北京民族饭店开出了中国餐饮住宿业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天,征收了66年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这场被称为“中国税制分水岭”的增值税改革,涉及近1600万户企业纳税人、1000万自然人纳税人,当年直接减税超过5000亿元。
增值税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稳定税负,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经多年探索、改革,一个具有中国特色、顺应国际潮流的中国税制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税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取得重大突破。
▲工人在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摩托车产业园工作。新华社发(陈欣波 摄)
▲ 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记者 郭程 摄
——税制改革步入新阶段,不断向纵深推进。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截至2021年6月,18个税种中已有12个完成立法。
“中国共产党对于税收地位、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提出要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现代财税制度等一系列内容,且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佐指出。
——税收工作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实施,红利持续释放。谈起减税降费,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兴海感叹:“减税降费助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张兴海透露,2020年,小康集团收到出口退税、新增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四个方面的税收减免和退税超2亿元。整个“十三五”期间,小康集团收到的这些税收减免和退税超17亿元。
小康集团是享受减税红利的亿万市场主体的一个缩影。“十三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精准实施逆周期调节,有序推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2016年至2018年,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简并和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税减除费用标准等。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2020年又出台7批28项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合计超7.6万亿元,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施,2016年至2019年,我国宏观税负(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7.47%、17.35%、17.01%和16.02%,2020年进一步降至15.2%,比“十二五”末2015年的18.13%降低近3个百分点。
“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是减轻纳税人缴费人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实招硬招,也是优化税制结构、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樊勇说。
——税收征管改革经历从“合作”“合并”到“合成”的突破。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全面深化国税、地税合作。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完成了全国省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建立起以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优化了机构设置和职能职责,初步构建起优化统一高效的税费征管体系。2021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建设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将推动以“合成”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税收征管改革。
樊勇指出,一方面,税收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于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政府减税降费力度持续加大,各项简政、减税、降负措施陆续出台。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致力于推进国家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回望百年历史,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历史蕴含着党带领人民创造辉煌的经验与智慧,党领导税收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对推进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税收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税收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税务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智慧源泉和精神力量,传承优良作风,始终保持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昂扬锐气,继续保持连续作战、善作善成的不屈韧劲,发扬敢于战斗、勇于克难的担当精神,努力在新的税收改革发展征程上创造新业绩,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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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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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22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是国家历史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每一方纪念碑,每一座烈士墓,每一段英雄故事,每一个烈士纪念馆,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次我们的脚步就来到了烈士纪念馆,一起致敬英烈、铭记历史。
第二十七站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场馆介绍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台烈士陵园南端的任家山上,是一座既有传统民族风格且具现代气息的优美建筑。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名镌刻在门额上方,檐下正中还雕着象征烈士英灵永存的“日月同辉”图案。纪念馆内设10个展厅,其中9个用于陈列展览革命烈士的事迹,宽敞明亮的展厅内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为主线,串联各时期重要事件,以烈士牺牲时间先后为顺序,共陈列了127位牺牲在雨花台及南京地区的革命烈士的文物史料。2020年12月,被评定为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邓中夏浩气永驻雨花台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英才中,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现代工人运动开创者,那就是后来牺牲于南京雨花台的邓中夏烈士。如果用一个词句来形容他的一生,那就是“燃烧”。邓中夏炽热的性格像一团火,映红了党的旗帜,也映红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旗帜。1933年夏,邓中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到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爱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他凭着这股正气,于1933年9月21日夜唱着《国际歌》走向了雨花台,成为在那里牺牲的十万烈士中著名的一人。第二十八站龙华烈士纪念馆
场馆介绍
龙华烈士陵园位于龙华寺西侧,地处著名的龙华旅游区,与千年古刹龙华寺、龙华塔毗邻。 龙华烈士陵园建筑的艺术特点是主题、主轴线、立体建筑的融合,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交替。红岩石、入口广场、园名牌楼、纪念桥、纪念广场、纪念碑、纪念馆、无名烈士陵等一系列建筑井然有序地坐落在陵园的南北主轴线上。入口处的红岩石,以其特定的思想意蕴点出了陵园的人文主题;纪念广场是陵园的中心地带;纪念馆以四层素色花岗石阶梯与金字塔型的蓝色玻璃幕墙和谐组合,于庄严凝重中透出明朗开阔的意境……这些建筑成功地营造出陵园独特的纪念氛围,并以其庄重大气、中西合璧、富有时代气息的建筑风格,使龙华烈士陵园成为上海标志性纪念建筑。
杨匏安丹可磨而不可夺志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也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参加编辑党刊、党报的工作。1931年7月被捕,8月被害于龙华。据当年同牢房的难友回忆,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会客”,来者又都是国民党要人,还许以高官厚禄,他的回答只是:“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此时他也惦念家中生活,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他见同狱的罗绮园意志动摇,又写诗劝此人顾惜气节。虽然罗绮园不听劝而向敌投降,那首《示难友》却成为名传天下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名篇。劝降进行到最后一幕时,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他却将话筒摔到墙上。
第二十九站东北烈士纪念馆
场馆介绍
东北烈士纪念馆,坐落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241号,成立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0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纪念馆,总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展览面积8060平方米。北烈士纪念馆馆内基本陈列《黑土英魂——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烈士事迹陈列》,分为“东北沦陷抗日斗争兴起”“联合御敌组建抗日联军”“艰辛苦斗配合全国抗战”“坚持斗争赢得抗战胜利”“争取民主建立东北根据地”“捍卫和平进行防御作战”“扭转战局转入战略进攻”“解放东北迎接新中国诞生”八个部分,共突出展示烈士280位(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烈士162位、解放战争时期烈士118位),英烈群体8组,烈士名录5.6万位。展览全面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牺牲在东北以及在东北有过重要活动和作出突出贡献的英烈的感人事迹。
赵尚志北国雄狮
赵尚志,1908年10月生,辽宁省朝阳县人,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4年6月,赵尚志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领导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他率领支队英勇作战,拔除敌人据点,清算汉奸走狗,取得了五常堡、肖田地等多次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哈东支队的政治影响。在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的领导下,根据地从珠河县的铁南、铁北扩展到宾县、延寿、方正、阿城、五常、双城等县的东西200多里、南北350多里的广大地区。1936年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无比的战斗。他们冒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风餐露宿,用歌声抵御着饥饿和寒冷,战胜了数不清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半年多的远征中,纵横数千里,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第三十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场馆介绍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又称红岩博物馆,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红岩联线管理中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红岩村52号。截至2017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藏品超过10万件,其中一级文物227件、二级文物284件、三级文物2749件。2020年5月,“2019年度中国博物馆参观量100强”榜单公布显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以1150万人次位居全国博物馆2019年游客接待量第二位,仅次于故宫博物院。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由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3个场馆组成。
许晓轩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许晓轩(1916年—1949年11月27日),男,名永安,字小轩,江苏江都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许晓轩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5年,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当会计,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无锡学社”。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川东青委创办的《青年生活》月刊编委,并负责发行工作。1940年3月,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在他的组织发动下,新市区党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轩不幸被捕,后被押往国民党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作为狱中中共秘密支部的核心成员,每当危险的时候,许晓轩就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1941年10月,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曾同谭沈明一起,发动难友与监狱主任周养浩作斗争。1946年7月,又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守所。他和谭沈明、韩子栋3人组成中共临时支部,许晓轩任支部书记。多次带领难友们进行越狱斗争,并拒绝保证不再越狱,曾被罚带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和关进黑牢。
据建国之初时的不完全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全国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共有2100万人。或许我们无法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应被忘却的英勇。致敬英雄,致敬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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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23
1927年4月28日,一位38岁的革命者,率先登上了绞刑台,神色未变,慷慨赴义。 他在题为《牺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位革命者,就是李大钊,怀着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着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时代轰轰烈烈,李大钊波澜壮阔的一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希望。目睹着革命浪潮遍及中华大地,李大钊奋力高呼:“试看三十年后,必是赤旗的天下。” 他从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他的感召下,一代代革命者们迸发出了锐不可当的力量。如今,李大钊牺牲已过94年。当年他所感召的青年如今已将神州大地建设成一条腾飞的巨龙。 当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理想成为现实后,如何再借光影之力,将百年前的激荡风云、革命火种在银幕上肆意燃烧,沸腾当代青年的热血呢?
《革命者》便通过艺术意蕴书写广阔的历史与深厚的使命,再现李大钊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将革命星火传播中国。
在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讲诉百年前的历史,《革命者》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叙事手法,打破线性叙事,将多个不同时间线上的事件重组,以主题和不同事件、人物形成对位关系,完成了一次影像上的复调音乐创作,谱写出一曲20世纪初期中国革命的浪漫史诗。 打破线性叙事,是这部电影的监制管虎惯常采用的创作手法。《革命者》的8组人物关系,因为时间线性的打破,在参差对照中,格外彰显了李大钊作为中国革命“播火者”的无畏精神,更将李大钊从一面精神旗帜,分解为理想挚友、革命伴侣、良师益友、铮铮烈士等多重身份,还原成一位有血有肉的革命志士。 与陈独秀的“南陈北李”建党之约,彷如风雪夜归人,两位挚友的再度相遇,浪漫的表现手法,暗淡下李大钊营救陈独秀的刀光剑影,让观众因两人的相聚而迸发对革命胜利的希冀。
和青年毛泽东的忘年友谊,无论是火锅店里的家乡风物,还是雪后景山上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充满了北京味道的画面中,展现着李大钊对青年革命者的言传身教,又将革命的火把递与青春之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青年毛泽东结识李大钊,这些情节让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变得更为厚重,将历史事件从不同维度进行解读,这种多线索、多角度叙述故事的能力,见证着创作者对厚重历史的把控。
彼时,共产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充满了艰难与曲折。李大钊寻找到了知己,却也要面对着对手。为了推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李大钊拜访孙中山,却也要和蒋介石赌一个对未来中国的期许;和吴育文的最后对峙,彰显着李大钊就义之时仍从容不迫。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的这声呐喊,仿佛吹散了心存斗志却不知何去何从的仁人志士面前的浓雾。他用矢志不渝鼓舞激励着年轻的革命志士庆子,启迪着普通群众群众徐三,唤醒他们心中冲破黑暗的斗志。李大钊始终坚定地将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使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大钊看到了未来将属于追寻真理的时代青年。他是革命者,也是先行者。“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他的呼吁,唤起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宛如青春之火,历经百年风雨征程,恰是风华正茂。 《革命者》用颇具浪漫主义的镜头,展现着受到李大钊感召的青年力量。开滦煤矿的数万名工人点起矿灯、挽起双臂,齐刷刷地在铁轨躺下,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总同盟罢工;军人们在手工缝制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工人和农民们撑起用无数块红布拼接而成的巨幅红旗。
这部电影想要表现的,便是这份革命先驱的精神鼓舞。当这些恢弘的镜头和丰沛的细节呈现在银幕上,坐在影院里的观众也会被这种情绪点燃。观众之所以会与电影的精神共振,就是因为《革命者》在重述李大钊故事的同时,强调了历史进程中群众的力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正是在共产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投身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可以说,《革命者》回答的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正是有了像李大钊这样的一代革命者们,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敢为人先,承担传播思想的重任,为这一理想奋斗终生。
同时,《革命者》又是一部不一样的影片。除却演员们勇敢尝试更多可能,为主旋律电影带来新的青春热血之余,青年导演也勇于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使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创作又多了一条新的路径。 李大钊为之奋斗的理想早已变成现实。放眼百年,正是因为这份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一次次奋起,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电影是照进现实的梦;当这个“梦”再现百年前革命者的风华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广角镜下壮阔的历史,更是革命者们百年前的梦想与使命,如何凝聚起亿万民众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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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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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27
1928年
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副团长
兼第一营营长陈毅安率部“以一敌十”
保卫了井冈山大本营
1930年8月7日,在长沙战役中
陈毅安担任前敌总指挥
为掩护军团机关转移
不幸牺牲,年仅25岁
在投身革命的岁月里
陈毅安一共给妻子李志强写了54封家书
但到第55封家书时
却只有两张白纸……
55封家书,见证爱情与信仰
得知陈毅安牺牲后
李志强将视为珍宝的家书
藏在了老家的一棵树下
避开战火保存至今
如今,再细细读来
字里行间
见证着革命年代的坚贞爱情
充满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面对革命过程中艰难的困境
陈毅安在信中安慰妻子↓↓↓志强: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愉快。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志强:你说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这也不错。但是为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
1931年,李志强收到的第55封家书
是两张白纸
他们曾经约定:
如果陈毅安在战场上牺牲
就托人给她寄一封无字信
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等我了”
1958年,彭德怀为陈毅安题词
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五代人的“百年相逢”
九十多年过去
神州大地遍野飘香
巍巍中华民富国强
陈毅安烈士之孙陈正烈
带着外孙女,再到井冈山黄洋界
追忆激烈战事
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而这,是属于五代人的一场
“百年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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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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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28
6月的古田,有些许闷热。古田会议旧址“廖氏宗祠”的正门外,大片荷塘里已有零星几朵小荷争先开放。古朴庄重的宗祠与周围盎然的生机相互映衬着,九十二年前,著名的古田会议就在此召开。
廖氏宗祠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是廖氏族人为了祭祀先祖廖扶而修建的,据族谱记载,廖扶是教书先生,他满腹经纶、为人乐善好施,人称“北郭先生”。
这座宗祠在北洋时期被赋予了新使命,1917年时后人将宗祠重修,在此设立和声小学,进门处对联“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就是改办学校后所题。红军在1929年5月进驻古田后,又将其改名为曙光小学,右墙上红军写上的标语“保护学校”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
红四军为何当时会在古田召开会议?还要回溯到1929年初,国民党部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当年1月,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向赣南出击,以打破国民党军“会剿”。
后来由于井冈山失守,红军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集中向赣闽边界转移。转移过程中,红军在大余、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屡战不利,直至大柏地战役,才将局势扭转过来。在此期间,福建省委向中央写信,建议红军开到福建作短暂休息。
闽西当时已具备比较好的革命基础,据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员介绍,由于闽西地区党组织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未间断,一直坚持武装斗争,闽西被称为20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堡垒。
1928年3月至10月期间,邓子恢等当地革命力量领导农民起义后,一方面成立红军营,一方面着手进行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革命积极性。古田亦成为当时闽西的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9年3月11日,收到中央回复的红四军再次进入这片红色土地。这次首战告捷,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2000余人,14日遂占领长汀建立红色政权。之后,红军数次入闽,到7月上旬,红四军已占领龙岩、永定两座县城以及周围农村,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
党史专家吴明刚认为,闽西具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诸多有利条件,地方党组织配合、群众基础好,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也出乎意料的好。可以说,红军是在入闽后由困境打出了希望,闽西苏区为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新天地。
革命转折的福地
在闽西的革命形势大好之下,红四军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古田会议纪念馆资料,1929年3月至9月,六个月时间红四军由3600多人发展之7000多人。然而,党组织成分基本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1929年5月时,红四军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工人成分仅占23.4%。
因此,当时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会场保留着当年的布置,反对这些思想的标语也仍贴于会场的几根红柱子之上。
当时红四军领导之间对于建军原则、建军思想等也是有分歧的。进入赣南、闽西一带时,红四军党内思想分歧已非常严重。1929年5月初,中央派刘安恭等人到红四军工作,争论自此公开化。1929年5月、6月召开的两次前委扩大会议,均未消除党内争论、获取一致意见。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未经中央许可改选前委,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议就建军原则等问题进行讨论,但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不久后,毛泽东落选的消息传到上海,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听取了陈毅对红四军情况的翔实汇报后,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后来,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起草了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在“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
当时已是寒冬,120多位代表坐在长凳上,烤着炭火参加会议。天气虽冷,代表们讨论却十分热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为期仅两天的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设经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红四军前委,并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原则,也奠定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基础,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是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值得不断学习探索的精神丰碑。从历史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在此初步形成。
从矛盾到统一、从迷茫到坚定,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党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貌。古田静静地见证了这一切。
在古田会议旧址里,四合院的窗上有一个石窗花“福”字。这个福字有些特别,右边仿佛是由“古田”二字组成。不知它是不是曾预示着,古田将成为化险为夷、焕然一新的福地。那有趣的福字也被设计为现在古田镇的符号,走在大街小巷中,随处都能见到“古田福”。
安居乐业的绿地
从旧址出来就到了集镇,这里今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整齐又不失特色的房屋。路旁低矮的房屋是根据政府规划建成,为了让小镇保持原汁原味,打开门就能见到山水,所有建筑物高度不能遮挡天际线。竹岭村村书记张旭涛称,这些建筑都保留了一定的客家特色,外立面的统一风格也是政府给予补贴重修的。
古田镇位于上杭县东北部、梅花山南麓,是一个高山上的盆地,地处丘陵山地,周围群山环绕,气候宜人。而且周围一带较为富庶,农作物包括稻米、山芋、芋头等。
与许多热门旅游景点不同,尽管身处景区,古田却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淡然之美。景区周围的饭店大多是本地人开设,物美价廉,并不因顾客是外地游客而多收钱或偷工减料。当地人告诉记者,因为生态环境好,散步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休闲方式。在古田街头,也时常能见到一些跑步者。
优美的生态和“古田会议”带来的红色文化是古田镇最重要的产业优势,在此基础上,古田镇的产业以农林经济、文旅康养、研学培训为主,当地政府称其为“‘红、绿’交相辉映的文旅康养产业链。”
根据古田镇政府办公室提供资料,截至2020年,古田核心景区近五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60亿元。
研学培训方面,国家统计局等8家单位在古田分别设立了教育培训基地或教学点,全国中小学研学营地已完成主体工程。五年来,古田干部学院累计承接培训班1966期11.67万人次,红军小镇累计承接培训班1026期6.5万人次。
据张旭涛介绍,他早在2003年大专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出门闯荡。2008年回到龙岩工作,直至2016年决定回到古田建设家乡。问及回到家乡的原因,他说,“家乡发展得好,而且我自己也有对家乡的情结,为什么不回来呢?”“当时我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村在周围是最差的,现在和以前可以说变化翻天覆地,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有两大产业,一个是种植业,包括传统的竹子,反季节高山蔬菜;第二是旅游业,做农家乐、民宿等。”他说,这些产业给村民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比如去研学机构工作,一个月也能挣个两三千,这让他们觉得留在家乡也挺好。
张旭涛现在也经营着一家民宿,包含餐饮、住宿、茶室、农产品电商等业务。餐厅吃饭可容纳4-500人,床位能达到100张。他向记者介绍,“我们的住宿这块是村里合作社联营模式,比如你家十几二十张,另一家也有这么多,我们就联合起来经营,现在我们的联营床位达100张。”
记者向他了解收入状况,他说综合起来一个月营业收入能有个十五六万。“前两天我们刚刚组建了一个抖音团队,也要跟紧潮流。而且字节的张一鸣、美团的王兴都是我们龙岩人,我们要支持、要学习他们。”他的言语中无不透露着自豪。
他在讲述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乡村振兴政策,在他看来,村里面貌的改变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乡村越来越重视,顶层设计好,而且基础设施也对古田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厦蓉高速和赣瑞龙铁路穿越境内,古田会址站于2015年通车,张旭涛称,“龙岩在未来3-4年内还将建成新的民用机场”。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他们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政策优势,村里人都比较主动配合,而且发挥客家人团结、勤劳等特点。
张旭涛谈到自己有两个儿子,大的还在上小学,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我就希望未来他们能留在家乡。”
接下来,古田将着力打造形成“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点、人人是导游”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其中,古田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的建设是龙岩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2020年该试验区重点推进项目22个,总投资68亿元。
根据古田镇政府规划,古田将以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建设为切入点,做大以古田为核心的红色旅游、红色培训、红色研学产业,做活以步云、江山片区为核心的绿色康养、生态农业和特色民宿产业。《关于建设古田梅花山文旅康养试验区的实施意见》提出,2025年古田红色旅游和环梅花山生态旅游经济圈构建完成,目标接待游客突破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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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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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29
征程万里 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主题出版好书,其中就包括这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1937,延安对话》。2021年6月23日下午2:30,“征程万里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在中国出版集团11层会议厅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中国版权协会会长阎晓宏,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著名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王树增,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以及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当代》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燕等出版方代表,参加了发布会。发布会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永刚主持。会上主办方详细介绍了本书的出版历程和价值内涵,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公认为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点击下图即可进入购书页面)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高度重视《1937,延安对话》的出版工作
在“征程万里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上,主办方详细介绍了本书的出版历程和价值内涵。李岩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在发言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1937,延安对话》是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是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是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臧永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出版这样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珍贵文本,既是向建党百年献礼,又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优良出版传统的延续。”孔令燕
《当代》杂志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燕介绍说:“这本书,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用时长,是因为客观原因,上面已经说过。投入情感多,是因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公认此书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公认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柳斌杰。资料图片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发来贺信,祝贺《1937,延安对话》出版发行,他在贺信中说:“一个外国学者,80多年前来到延安,如此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根据地早期的革命:追求和实践行动现场,留下了这些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也是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所感动。他向世界宣示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先锋队的作用,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为世界守护和平正义的决心。”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说:“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梦想,实际上在很早就形成,不是在现在或者前二十年、三十年,而是在建党就开始的。所以这一点上,这本书还是有它的特殊价值。”阎晓宏中国版权协会会长阎晓宏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对朱德、周总理、毛主席的采访。从中的确看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和前瞻性、判断力。这是1937年时的断言,真的是太了不起。另外这本书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这种力量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讲得非常清楚、明了。”姜辉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说:“这本书恰逢其时非常有价值,对当前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很好的参考读物,同时对于我们研究党史、国史都有很珍贵的文献上的价值。”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说:“延安精神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住的是贫瘠的地方,是窑洞。吃的、穿的都成问题,但是在这个队伍里面体现的却是朝气蓬勃的、一种感染人的、一种民族团结的、有希望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恰恰是在极其贫穷贫困的基础上,在斗争极其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引领了中国的精神方向。”李一昕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说:“在喜迎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共聚一堂,来参加《1937,延安对话》发布会感到很高兴。今天发布会还有另外一层意义,84年前的今天,1937年6月23日,正是本书作者毕森和他的朋友们在延安的时候,今天就是他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和编辑付出了巨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也体现了出版社建社七十周年的时候,黄坤明同志要求的,‘用心搭建文学桥梁,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争做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的决心和担当。下一步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加大对这本书的宣传力度,做好发行服务,让更多读者从中受益,最大限度发挥综合效益。同时,希望中国出版集团进一步抓住此书的出版宣传,当好党史信息服务教育的服务者、推动者,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王树增著名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王树增说:“《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施战军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人文社能够把这本书出来,我觉得在出版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刻度,甚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为什么?在历史事实里面,中国人讲的故事很多,但是通过外国学者的客观眼睛,他们虽然也是怀着一定的倾向性,但是通过外国人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和到根据地去探访所留下的当时的一些笔记等等,可能更具备说服力,或者说从国际的角度上,讲中国故事这个角度上,更具备说服力。”
尘封80年珍贵史料国内首版新一部《红星照耀中国》致敬建党百年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他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在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开启了视野,解开了谜团。同时,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书中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必然性。本书因其独特的视角以及客观详尽的内容,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自从作者毕森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照片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这些笔记首次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本。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以这本《1937,延安对话》,向为今日之中国奋斗终生的先辈们致敬,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致敬。 党史专家高度评价,美国学者讲述中国故事两本笔记见证百年征程中的大势所趋 在延安短短几天的访问,毕森一行被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一个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领袖集体。毕森和朋友们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心情和判断——毕森在笔记上写到:“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担任司机的艾飞·希尔在回程的路上感慨:“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同往延安、并曾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写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而且,为了确保《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严谨性,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多次对稿件进行校对、加注以及联系译者对细节进行修改,还将书稿送给有关专家审定了党史事实。陈晋。资料图片著名党史专家、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对书稿进行审读后,在提出了相关意见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本书,并在序言中提出“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作者命运多舛,笔记尘封八十年终得面世偶然发现珍贵史料历时三年编辑付梓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仅五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国内实行麦卡锡主义,对左派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和排挤,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美国。如斯诺去了瑞士,与毕森同访延安的欧文.拉铁摩尔去了英国。毕森也是如此,在美国国内受到各种怀疑和排挤,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这所学校中国和文化课程的奠基人。虽然毕森命运多舛,但是却严密而谨慎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笔记,只是没有机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和面世。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势推动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ChineseStudies.ChinaResearchMonographs,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笔记:“YenaninJune1937:TalkswiththeCommunistLeaders”,直译为“1937年6月,与共产党领袖们的对话”,成为毕森访问延安之后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英文版。但是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之后,也未引起关注,后来几十年如同石沉大海。一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编辑的注意,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最终寻找到这本从未在国内出版的珍贵史料。从2019年起,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将这本最初译作《延安笔记》的图书,作为每年出版选题的重中之重,从领导到编辑,从版权部门到设计部门,都全力投入推动本书的出版。最后在各方协助、推动下,从动意引进《延安笔记》中文版至今,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最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研究中心取得联系,在疫情最危重的时候,通过邮件往来,购买到《1937,延安对话》的中国大陆出版权。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完成了这本珍贵史料的所有出版流程,将80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于2021年6月23日正式推出。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刻,向走过一百年艰辛而辉煌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献上一份真挚的厚礼。
作者、译者简介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ArthurBisson1900-1979):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到访延安,后返回美国。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麦卡锡主义政策影响被迫离开美国。1969年,应邀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译者李彦,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从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校园里那株美洲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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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呈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更加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辉煌而艰辛历程的有力补充和证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作者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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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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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3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状况下,1942年党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通过推动大生产运动、推广合作社等一系列措施,逐步走出了困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策划的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金融路》,今天播出第24集,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延安,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历史岁月。
短短三年南泥湾从烂泥湾变米粮川
党中央在陕北13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1939年抗日战争逐步进入到了一个相持阶段,在1940年的冬天,国民党调集了几十万的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还有经济封锁,并且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到边区,正是在那样一个极端艰苦的大背景之下,在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早在1939年2月,当困难刚露头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1941年,为了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延安杨家岭,记者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种过的菜地。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延安干部培训学院教授李海际:这就是主席种的菜地,当然菜地要比这大多了,主席要完成生产任务,一年要交300斤公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图大图洋”,延安搞什么大工业、重工业、大盐业,毛主席说陕北陕甘宁边区是农业地区,所以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其实就是解决“脱实就虚”,农业生产为主,再搞工业、手工业、畜牧业,然后再商业,各行各业都生产。
中央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成为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从延安杨家岭向东南驱车40多公里就是著名的南泥湾。
记者李斯璇:南泥湾的歌曲耳熟能详,但亲身来到这里才感受到它的变化,这里有战士们开荒时候的宿舍、千亩的稻田,当年大家就是在这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1941年开荒只有一万多亩,到1944年,开荒已经达到26万多亩,可以说,在短短三年时间,南泥湾就从一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
1941年春,八路军120师359旅开进这里,实行军垦屯田,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名震边区。沿着当年开荒屯田的路线,记者来到了麻洞川镇金盆湾村,这里曾是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村支书张锁三就是三五九旅的后人,他讲述了父辈亲历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巨变。
三五九旅后人张锁三:当时咱们大生产来了以后,很多士兵不懂劳作技术,通过当地的人协助,军民互助大生产,所以第一年就搞得相当热烈,基本就满足了部队自己需要,减轻了边区当地人民的负担。
经过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一年后三五九旅的吃粮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并渐渐开始有了余粮。三五九旅的粮库在附近,在张锁三的带领下,记者爬上了金盆湾村后的山坡,一排早已废弃的窑洞出现在视野中。 三五九旅后人张锁三:整个这一片山全部都是装粮食的库房。这一溜大概有20、30个,因为粮食分的种类不一样,比如谷子、小麦、糜子、稻米、稻谷,一个窑洞放一些。每到一个粮食层面上来以后就插一个板。
从1941年开始到1944年底,经过三年的耕耘劳作,南泥湾粮食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当年收获粮食约37000石,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缴纳公粮约10000石。
南区合作社成立一条扁担、一口窑洞起家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不仅仅体现在南泥湾这样的由部队带头的大生产当中,其实在整个边区都有着各种尝试。比如说合作社的形式,就是要把农民还有各行各业的群众都调动起来,盘活经济造福于民。而这其中南区合作社,就因为它独特的经济,还有金融形式的探索,成为了其中的典范。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同时对南区合作社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当时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它对保障军民生产生活物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筹建人赵士清:这边是我参与筹建的,南区合作社1936年12月成立的时候,吸收社员的股金才是159.9元的边币,是三个工作人员,一条扁担、一口窑洞起家的,最后它发展到了运输、信用、教育,还有纺织,只要群众需要的都合作起来,有南区合作社替你办,不光搞个一买一卖就行了,还要扩大业务,它要到边区驮盐,三边驮的盐用在敌占区,比如说洛川赚一些钱再换回来群众需要的棉花、当时犁地的犁铧,这些当时边区已经有些都没有的,国民党封锁,有些东西进不来,所以只要群众需要的它就办。
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给群众服务不要利息
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1943年3月,延安南区合作社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不但向群众发放贷款,而且吸收群众的存款,利用群众手中的闲散资金解决群众的经济困难。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筹建人赵士清:真正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创办是1943年3月,边区整个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发展农村的生产,有些群众买牛买不起,买农具买不起,为了支援生产,就办了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给群众服务不要利息,有群众有婚丧嫁娶或者特别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利息,临时借用。群众可以入股,贷款的可以入股,存款的也可以入股,存款存一千元必须要入一百元的股金,如果贷款贷一千元,必须要交二百元。大家都可以分红,贷款的跟存款的都是我的社员,这些盈余下来的都是大家的。 南区合作社的这次金融上的改革和尝试,很快收到了成果。据1943年12月《解放日报》报道,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成立后,在当年417宗借款中,“有320宗借款是用在农业生产上,购置牛、驴、农具等”。而在它成功经验的带动下,两年多的时间,延属分区共发展信用合作社35处,资金总额7.55亿元,对边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引下,边区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扩大财政供给,解决了财政困难。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粮食、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的自给,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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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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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6:31
祁连山脉,书不尽铁骨忠心,戈壁黄沙,掩不住先烈英名。青海,这片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无数忠于革命、视死如归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用他们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6月23日,“追寻先烈足迹——青海站”线下走访活动来到西宁市烈士陵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无论是前期征战历程,还是后期逆境磨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以坚定非凡的意志、凭信仰的力量书写了撼天动地的壮丽诗篇。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西征路漫漫
西路军的前身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渡过黄河的一部分红军。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形成了红军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党中央及中革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情况,于10月11日发布了《关于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之五、九、三十军及总直部队21800余人,奉命于10月下旬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局发生变化,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已经渡过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肩负“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准备一年之内完成之”的重任。面临的敌人是长期盘踞在青海和河西走廊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二马”有正规军3万多人,加上青海和河西反动民团近9万人,敌人共计兵力达12万人。过河部队从此踏上了血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
西安事变爆发后,局势发展一波三折。蒋介石在得悉红西路军成功渡河西征后,电令军阀马步芳围追堵截。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路军在缺粮少弹、地冻天寒的极端环境下,与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陈设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的几句话,深刻地记录了这段烽火记忆:“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展厅
在高台,红五军面对敌近2万人的围攻血战8昼夜;在张掖西洞堡,西路军一举全歼敌马步芳青海宪兵团1000余人,缴获枪支1200余支及少量弹药。之后,又在倪家营子、三道柳沟等地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全军将士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与敌人鏖战近5个月,经历大小战斗80余次,重创马步芳、马步青军队,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1937年3月,这支队伍永远地融入到了祁连山中。
仅存的3000多人被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东返中的王树声支队和张荣支队,很快化作了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坚持就地游击并伺机东返的支队。西行支队在穿越祁连雪山,后经安西、白墩子、红柳园的战事后锐减到了400多人,到达迪化后组建了“新兵营”,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信仰坚如磐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陈设
“巍巍峨峨祁连山,风刀血剑裂骨寒。红旗指出峰让路,战士刀头血未干。”西路军在整个河西战事中先后有万名将士血洒疆场,英勇牺牲,这片红色的土地留下许多英雄的故事。
孙玉清,西路军九军军长,因身负重伤,被叛徒出卖,在转战祁连山的过程中不幸被俘。押到西宁后,军阀马步芳软硬兼施威逼诱劝孙玉清归降。孙玉清漠然视之。他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从参加革命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红军是杀不完的!”孙玉清在看望被俘的红军战士时,还不忘宣扬革命事业,鼓舞大家的斗志。1937年5月下旬,见“劝降”无果的马步芳以“危害国民罪”将年仅二十八岁的孙玉清杀害在了新华布鞋厂后院的马厩旁。
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因左臂中弹,伤口严重恶化,不得已与大家分离。在离别前,熊厚发请李先念为自己开了一封党员介绍信,说:“如果有幸不死,将来回到延安好再为党工作。”在和大部队分别不久,他就遭到了马忠义部的围剿,他牺牲在了祁连南山青海一边,时年23岁。
刘瑞龙,西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和刘静生、魏传统等八位西路军指战员不幸被俘,被关押在监狱中。为了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他们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刘瑞龙任书记、魏传统任副书记。在每天放风时间,党支部的成员便聚在一起,用手指、树枝在地上划下“坚定”二字互勉;还常常一同吟唱《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大节不稍亏”“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等歌词相互激励。直至被解救出狱,党支部成员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董振堂,红五军军长。1937年1月1日,红五军部分兵力在军长董振堂指挥下,一举攻克高台县城。5日,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抽调两万余兵力,对高台县城发动猛烈攻击。当时,守城红军西路军只有三千多人,且粮草弹药极其匮乏,战士们平均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面对数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人,这支衣单食薄、兵器简陋的西路军队伍和军阀“马家军”血战近半个月。20日终因寡不敌众,兵殇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红五军将士两千余人和八百多名抗日救国义勇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还有那些在战场上同敌人展开殊死战斗、被俘后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以各种手段坚持斗争的英雄,表现出了视死如归、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魂归西宁
西宁市烈士陵园
从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间,在历经70余次大小战斗、歼敌2.5万余人的情况下,西路军阵亡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其中部分被俘战士经由祁连山脉,被转押至西宁、循化等地。据有关部门查证,西路军被俘将士共有3000多人囚禁在青海各厂矿、煤窑、医院、剧团等处服苦役。其中“新二军补充团”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反动军阀马家军勒令他们在西宁修桥、盖房。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被俘西路军战士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大量西路军战士遭到马家军惨无人道的迫害。据统计,1600多名西路军战士在西宁惨遭杀害。
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面对敌人的这样疯狂的残害,被俘人员仍然坚持与敌人斗智斗勇,传播革命精神。在循化赞卜乎村服劳役的被俘西路军在修建红光清真寺时,曾被敌人严密监视。但他们仍然坚信革命的力量,在烧制花砖的过程中,红军巧妙地将红五星、镰刀、斧头、“工”字镌刻在了花砖上面,就这样,一块块带着革命信仰的花砖被镶嵌在了赞布乎清真寺的房梁和屋脊上。
党组织没有忘记这些英雄儿女们,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指示,多次派遣地下党员或特邀民主爱国人士前往甘、青两地,利用各种渠道,通过各种办法与“二马”交涉,要求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看望被俘人员、密嘱中央指示。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使得4000余人返回革命队伍。
徐向前为西路军题词
为纪念红西路军牺牲的英烈,早在1954年,西宁市人民政府在西宁市各族群众的帮助下,从杨家台、苦水沟等地,从反动军阀残害红军将士的“万人坑”中,挖出了一具具骸骨。政府集中埋葬和修建红军墓,并隆重集会进行公祭,让英雄安息、让后人铭记。1954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在西宁市烈士陵园内修建,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先念、徐向前等先后为纪念馆题词。
红军西路军烈士雕塑
在西路军纪念馆内,一份份带有斑驳印记的文件、一把把带着弹痕的武器,遗留着当年战场硝烟。凤凰山下,南川河畔,圆拱形的花岗岩墓旁摆满的鲜花,寄托着人们的悼念与追思。
大漠雪山,留下了英雄们的铿锵足迹;硝烟热血,铸就了先烈们的巍峨雕像。历史在这里闪光,精神在这里传承,你们的名字有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这些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先烈,终将为党和人民所铭记感念。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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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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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作者:
推拿店用品艾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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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 07:50
标题:
回沙发天涯过客
我没看错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貌似和毛关系并不大,记得创始人也没毛呀,当时的带头大哥是陈独秀、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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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五星红旗
时间:
2021-7-1 08:3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作者:
桑瑞
时间:
2021-7-1 09:19
标题:
回复23楼推拿店用品艾绒
这个不种药,革命事业本来就是前仆后继的,,
本帖来自微秘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2 05:19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开国大典上,63岁的湖北黄冈人董必武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唯一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一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
董必武
与董必武一样,当年怀揣救国救民理想从大别山下的家乡出发,穿越重重关山踏上漫漫征程的优秀青年中,同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陈潭秋,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生命已定格在6年前的新疆;爱国诗人闻一多,3年前因“拍案而起”,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回龙山下的林育南、林育英兄弟,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一切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黄冈人,47岁的胡风正在为崭新中国而创作,他高呼“时间开始了”;64岁的熊十力正隐居在广东番禺观海楼,不久后这位著名哲学家、新儒学理论奠基人就接到了董必武和郭沫若的联名邀请电报;48岁的王亚南正激动地拥抱新中国的诞生,他刚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
胡风
60岁的李四光,还身在海外,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回来建设新中国。为了冲破重重阻挠,李四光秘密渡过英伦海峡到法国,再抵达瑞士,踏上了曲折的回国之路。 百年前,这群鄂东青年为了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先后走出大别山南麓,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寻求理想的救国之路,他们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或致力于科学救国,或投身于教育救国…… 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人民和历史的最终选择。历史开启了新篇章,这群鄂东青年犹如黄冈境内六水并流汇入长江,最终殊途同归,汇聚到建设新中国洪流中。 时代之问:中国该往何处去?
1919年5月底,一封信从北京送到了大别山南麓的回龙山下,收信人林育英读得“有时高兴地笑了,有时咬着牙齿生气,最后鼓起劲来决定干”。 信中,堂弟林育南向他介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事,他号召林育英“在乡下也干起来吧”。 同一时期,20岁的闻一多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参加五四运动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不敢言……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时候,陈潭秋与董必武在上海相识。当时,陈潭秋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而住在渔阳里的董必武,受到同乡李汉俊的影响,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国家命运决定着个人命运,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青年思索着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四光、闻一多、王亚南、熊十力……这些黄冈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时代命题。 此时,30岁的李四光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准备回国,途经巴黎时,他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传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艰难前行,对光明充满信心的激昂之情。
李四光纪念馆里,李四光在拉小提琴的油画(翻拍照片)。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早在16岁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四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成为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时的第一批年轻会员。袁世凯上台后,他感叹“革命理想无法实现,一时找不到出路,陷于彷徨之中”。1913年,他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学习地质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与李四光同为“黄冈四杰”之一的熊十力,青年时在湖北新军中组织秘密社团,奔走于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后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为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决心弃政从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 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此后,他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面对迎面而来的西化思潮,他以“掉背孤行”的精神全力抗衡。 五四运动两年后,21岁的王亚南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教育学。这位黄冈青年受到当时“教育救国论”风潮影响,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突破口。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投笔从戎的他为残酷的现实感到迷茫和心痛。由于生活所迫,他从上海辗转到了杭州栖身大佛寺中。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刚刚大学毕业、生活无着的郭大力。两人一见如故,谈论起国家前途,王亚南问:“你读过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依你看改造社会应当从何入手?” 郭大力告诉王亚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着手。”王亚南深感赞同。两人拟定了“大佛寺计划”,商定一起翻译《资本论》等经济学名著。 潜心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被誉为“一个非常刻苦的学者”。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外出散步,回来用完早餐后,继续工作。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大革命失败第二年,闻一多出版了诗集《死水》,用“一沟绝望的死水”来形容当时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
闻一多(左)在湘黔滇旅行团即将到达昆明的照片(翻拍照片)。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要知道,这位爱国诗人在国外留学时,还曾满怀激情写下:“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其实,这一沟绝望的死水下已然暗潮汹涌,新的希望正在泛起涟漪。 星星之火: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1921年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内,保留着他写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湖北口音里就有3人来自黄冈——35岁的董必武、25岁的陈潭秋和27岁的包惠僧。 开完一大回到武汉的陈潭秋,与一心想要教育救国的胞弟陈荫林,有过一段“道路之争”。有一次两人下棋,北京大学毕业的陈荫林说:“有一个德国家庭,父亲是保守党,哥哥是社会民主党,弟弟是共产党,各人参加自己的政治活动,回家只谈家事,不言政治。” 陈潭秋并不灰心,有意与陈荫林回忆家庭的衰败和家乡的凋敝。两人开展了一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 到了开学季,陈荫林把接到的学校聘书一一辞退。“这些现实教育了我,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他最终放弃教育救国,投身于湖北的农民运动,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恽代英、林育南在回龙山下八斗塆成立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在沉沉黑夜中燃起湖北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种。得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们主动取消共存社,自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八斗塆党小组宣布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星星之火刚刚点燃,反动派的镇压就朝着陈潭秋、董必武家乡扑来。 在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村的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向记者讲述一段往事:革命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密谋抓捕陈潭秋,却找错了村子。听到枪声的陈潭秋立即撤离,家人躲到了山上。他们再回来时,看到被反动派烧毁的房屋,只剩下一个石门框。
陈潭秋故居。受访者供图
这不只是一家人的劫难经历。红安县城发生了同样的悲剧。 “蒋介石派人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就连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也砍了。”站在董必武故居里,董必武侄孙董绍刚指着重建的几间灰砖房说,“那一次家里30多口人东逃西散,有的跑到乡下亲戚家,过起隐姓埋名的日子。”
董必武故居。受访者供图
这更是一个党的艰难岁月。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现在生活也很困苦的,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1933年,陈潭秋在写给三哥和六哥的一封亲笔托孤家书里这样说。为了解决“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他奋斗至死。 1950年初,陈鹄站在学校布告栏前,盯着一则“小豆腐块”消息。多年来,他内心残存着父亲还活着的希望,在那一刻彻底破灭了。 他还记得,上面写着“杀害陈潭秋等烈士的罪犯伏法”。
青年陈潭秋(翻拍照片)。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陈鹄一直期盼着和父母相聚,抗战爆发后,他只知道母亲牺牲的消息。1942年,他找到董必武打听父亲的下落。“董老告诉我,他们在1930年代就分别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面,只知道父亲去了苏联。”陈鹄回忆道。 陈鹄当年不知道的是,红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当新疆军阀盛世才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陈潭秋被捕,1943年被秘密杀害于狱中。这一消息很长时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到了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殊途同归:时间开始了! “他首先不问政治,如果要问政,就是参加共产党。”6月16日,71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闻黎明,在家里向记者讲起爷爷闻一多的往事。 30多年前,闻黎明决定重新认识自己的爷爷,为此他不但埋首旧纸堆,还重走了闻一多当年赶赴西南联大的路线。 闻黎明告诉记者,1944年,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已在公开批评国民党。彼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华岗到昆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闻一多成为其争取的重点对象。 与华岗的接触中,闻一多开始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逐渐有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华岗告诉闻一多,当时需要顾全抗战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如果你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比不上你在党外说话更能发挥作用。”闻黎明说。 1946年7月,民盟负责人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4天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闻一多
1949年,蒋介石曾派人劝说熊十力去台湾,被熊十力断然拒绝。这年5月,熊十力得知武汉解放的消息,激动地在记事本上大书“解放了”三个大字,并用红笔予以圈点。 不久后,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这位从黄冈蕲春县走出的诗人,见证了崭新历史的开端。他激动地写下《时间开始了》长篇政治抒情诗,礼赞新中国的成立: “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辗转数月回到祖国,科学强国抱负有了施展的舞台。“一五”时期,“工业血液”石油十分短缺,当时盛行“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的悲观论调。 中国走煤炼油工业的路子,还是弄清楚国内油气资源、走开发天然石油的路子?毛主席和党中央迫切希望心中有个底,以便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毛主席曾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李四光依据科学理论,明确判断中国油气资源蕴藏丰富,提议抓紧做好全国范围内的石油地质勘探,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最终,我国地质工作者勘探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李四光长期掩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但很长时间以来,他自认为条件不够,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于1957年正式提出入党。
李四光纪念馆讲解员向游客讲述李四光的故事。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曾培养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知名学人的熊十力,最终受邀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垂老时光不多,在10多年间笔耕不辍,写下《原儒》等十多部著作。 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扬人,他以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对中国文化真精神的发掘,而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命,以东方哲学之精华而对应、会通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以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阐发而保卫中国文化精神,重新发现并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曾经立志“教育救国”的王亚南,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 担任校长期间,王亚南爱才惜才,是一位“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日后的厦门大学成为“南方经济学重镇”。
王亚南
在厦大,王亚南把当时生活无着落、正在摆小摊的陈景润,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只让他专心研究数学。几年后,在华罗庚和王亚南力荐下,陈景润被调到中科院数学所,从事数论研究,最终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作家徐迟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1957年,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王亚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才知道:在一次华东区的省委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曾问福建来的同志:“王亚南入党了没有?”福建的同志说,“还没有”。 毛泽东便说:“你们不敢介绍啊?我介绍!” 百年见证:盛世如先烈所愿 “红安的革命烈士是10万人还是8万人?民政部门有没有统计?”1956年4月,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第一次回乡探亲时,询问红安县负责同志。 得到的回复是:经调查登记,共14万人。 “嗯!14万烈士,红安为革命献出了14万优秀的儿女!”董必武沉重地说:“他们是红安人民的骄傲,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这里山山埋忠骨,革命年代曾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走出了223名共和国将军。 同样是那次调研,董必武在与群众促膝长谈时说:“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本钱,过去打江山,我们是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我们同样依靠群众。” 然而,长期以来,红安是集革命老区、资源匮乏区、贫困地区、优抚集中区于一体的国定贫困县。就连整个黄冈,也是全国重点特困地区——有6个贫困县、892个贫困村、102.8万贫困人口。 红安有什么资源优势?当地人能叫得出口的,只有名为“红安苕”的红薯,曾是与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齐名的红军粮。 今年62岁的老支书姚芳余,却不愿提起过去吃红薯的苦日子。在红安县杏花乡龙潭寺村,他站在红薯育苗大棚前回忆说,小时候粮食不够吃,家家都拿红薯当粮食,一天最少吃两顿,“吃伤了”。 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够吃了,姚芳余开始收村里的红薯,开着手扶拖拉机送到武汉卖,一趟能赚200元,当时在工地做工一天才赚1块钱。 姚芳余旁边的育苗大棚,属于红安县瑞沣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党的十八大以来,红安县把“红安苕”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峰通过发展红薯种植、种苗加工、龙虾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当地9个易地扶贫搬迁点的贫困户就业增收。 2013年,周德顺从水产养殖转型红薯种植,跟朋友到红安承包土地,由于不懂种植方法,第一年就亏了约300万元。 之后,湖北根聚地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德顺,寻找科研院所改良品种,投入1000多万元,把传统不稳定的地窖储存红薯方法,变成智能的仓库储存,解决了工业化生产的原料储存难题。 2017年,他们参与到红安的产业扶贫中,跟24家合作社建立合作,带动村民种植红薯12600亩,由承包种植转型为合作种植,为农户提供种子标准化服务、聚焦品牌和销售,发挥企业的特有优势。 近年来,他们通过研发将红薯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生全粉,让“红安苕”具有更大的市场想象空间。 2020年,黄冈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百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更大的变化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发生。 5月下旬,麻城市堰头垸村下着小雨,一座干净的庭院屋内,摆放着当地的土特产和工艺品,两间小屋内放置着直播设备。 周红英是这个村的网红“带头人”,她年轻时到过武汉、广州等城市打工,2011年回村开起小超市。刚开始,她帮村民网购,后来参加了当地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2016年尝试在网上卖山货。
麻城市堰头垸村网红直播带头人周红英。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开店4个月就赚了3000多元,周红英回忆起来仍然很激动。到了2018年,她已积累1000多个客户,当年赚了5万元。一年后,她又试水直播卖货。如今,年营业额达到二三十万元。 堰头垸村支书杨作柱介绍,从去年开始,麻城市重点打造“网红经济”,村里100多位妇女借着政策东风,成为带货网红。这些妇女逐渐忙碌了起来,每年能为家庭带来数万元收入。
麻城市“网红村”堰头垸村口。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1919年,闻一多在家书中写道:“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非仅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 改革开放后,由于巴河黄沙市场走俏,闻家铺村形成了采沙、运沙、卖沙等一条龙产业链。“我们说挖的沙不叫黄沙,都叫黄金。”村支书徐章洪告诉记者,后来村民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从以前“靠沙吃饭”,转型进入建筑行业或在当地造船厂做工,每年能赚七八万元,村里盖起小洋楼。 今年以来,黄冈提出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破、发展突围,破“固步自封”之冰,突“县域经济不强”之围,打一场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攻坚战。 在此过程中,罗田县正围绕板栗、甜柿、中药材等特色支柱产业,加大新产品研发、新营销模式创新力度;团风县推动钢结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打造武汉城市圈创新成果转化区;黄梅县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两个百亿产业,加快“新树长强枝”;武穴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百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已让闻一多忧思的“乡村生计之难”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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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乐园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2 05:20
今天,为庆祝D100周年诞辰,《1921》正式上映,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
1921年的上海,租界林立,局势剑拔弩张。13位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为28岁的热血青年,从民族危亡的困境出发,将青春理想化作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的信念,突破国际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和追踪,在上海共聚,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推进下,1921年7月23日,中***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这个改变了亿万国民前途命运的政党正式成立。自此,中国历史进入新篇章。
100年来,不论国内局势如何动荡变换——8年抗战,3年内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中***D始终是萦绕在人民耳边的最熟悉的词语。那么,这100年来,当我们在聊共产时,我们到底在聊什么?
中***D的创立
故事还要从1840年说起,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看中了中国这块风水宝地,发动鸦片战争,由此把中国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的屈辱时期正式开始。随之而来的,还有1840年到1905年长达66年的列强侵略战争,中华民族的上空始终被迷雾和硝烟笼罩。
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列强的压迫,也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外国帝国主义和反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维新变法等风起云涌,这也为后期中***D的成立拉开序幕。
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先进人士发起的反抗运动,包括孙文先生的辛亥革命,无一不走向失败。是他们的思想不够先进吗?是他们的斗争精神不够坚定吗?不尽然。失败有时往往是因为站错了队、选错了方向。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黑暗统治时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辛亥革命的失败同样带来了工人阶级的壮大,要知道,这可是中***D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我国产业工人达到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而包括非产业工人在内的无产阶级,最多时已经达到4000万人。
显然,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国,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必须采取特殊的革命方式。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感谢中国过去的老大哥:苏联。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各地相继建立。二月革命为当时的沙俄彻底推翻了沙皇统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是为苏联国内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更是为我们送来了一盏明灯——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个高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就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就先后发表文章,并表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我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后,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破茧而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继续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
虽然过程中受到胡适等资本主义改良派的反对,但仍然阻拦不了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为中***D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分踞北京上海,将马克思主义推广的风生水起,共产国际代表也来到中国,考察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后,认定我国建立D组织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于是,1920年8月,中***D最早的组织就在上海成立了。
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早期D组织不断推进着党建工作: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共产D宣言》、批判反马克思思潮、进一步对工人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等等。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进入1921年,原定于6月20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当天晚上,中***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正式对外宣告中***D成立!
说起来,中***D的正式成立大会,还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虽然期间受到了暗探的骚扰,不过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看似无事发生,但实际上却是开天辟地的一声响雷。响雷之后,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中国沉沉的黑夜开始渐渐露出曙光,28年后,一个光明的中国诞生了!
那么,同样是革命,为什么义和团失败了、康梁失败了、孙文失败了……而他们却成功了,并且在100年间,巍然屹立?
中***D制度的求新求变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D领导的多D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可以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整治创造,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新型政D制度与其他制度相比又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知道,世界政D制度具有多样性,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D制度。而中国新型政D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治制度。
概括来说,它有四大优越性:
1、广泛性
中国新型政D制度代表和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个政D,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中***D领导的多D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D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
新型政D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D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D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坚持中***D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
2、一致性
各D派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
中***D和各民主党派都是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新型政D制度中各政D的共同目标。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从今年来的目标来看,摆脱贫困,是广大人民最深切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型政D制度下的各D派坚持围绕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行动,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最终完成了全面脱贫的目标。
3、科学性
中国新型政D制度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中国新型政D制度通过政D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集中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十四五为例,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逐条分析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做到了能吸收的尽量吸收,对建议稿增写、改写、精简文字共计366处,覆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546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
此外,中国新型政D制度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反复协商征求意见、理性审慎决策施策,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施策的有效性。
4、有效性
中国新型政D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新型政D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着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重视加强对各民主D派、无D派人士履职尽责的支持保障,能够优化政治资源配置,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中***D的领导下,各民主D派、无D派人士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00年前,在中国水深火热的危难时刻,一批有识之士呕心沥血、奋起革命、救国救民,开创中***D。
70多年前,在新中国的曙光喷薄而出之际,中***D顺应大势、团结各方,开启了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
在中***D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展望未来,中国新型政D制度将焕发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我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最后,祝我们伟大的D生日快乐!
来自:
掌上乐园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2 05:21
今年,他彻底火了。
被年轻人追捧,成为“初代偶像”和“精神导师”。
但Sir没想到,有部电影竟然在最主流的答案之外,挖掘出了他不为人知的面目——
“文人”“官吏”“商贩”。
Sir更没想到,这些身份加在一起,还能爆发出让人热泪盈眶的力量。
只有看清了这些。
你才能真正走进这位——
革命者
原话是鲁迅说的。
他在1933年5月29日《守常全集》的题记中写道:(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此时,距离李大钊去世已经整整6年。
像文士,像官吏,像商人。
又儒雅,又质朴,又凡俗。
这些具体而矛盾的词,加在一起,该是什么模样?
这是《革命者》想要去探究的。
制片人梁静坦言,这是一场主旋律与年轻人的对话,用实验性的东西,打破自己的边界。
主演更让人期待——
张颂文。
一个表演永远给人信任感,能够突破你的想象,为角色注入别样内涵的演员。
却承认这次的表演,“超过了从业二十年来的所有紧张”。
他会带来一个怎样的李大钊?
01
作为今年一部重要的主旋律电影。
《革命者》可谓一反常规。
没有按照时间线,叙述李大钊的生平。也没有用很长的跨度,去表现他求索的历程。
聚焦于李大钊生命最后的38小时。
闪回到几个片段,彼此关联,互相呼应。
用剪辑指导杨红雨的话说:这是一部用情绪串起逻辑的电影。
首先,是命运的伏笔。
1927年4月26日,距离李大钊在北京被逮捕,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天。
38个小时之后,将是那场“长达四十分钟的绞刑”。
他是如何走过来的?
电影用几个人不同的视角,串联起李大钊先生从爱国者,到觉醒者,再到革命者的一生。
第一个,张学良。
1927年,他26岁。
十年前的他第一次见到李大钊。
那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场,这位公子哥,对眼前的花花世界无比好奇。
但那晚让他难忘的,不是繁华夜上海。
而是霓虹灯背后的黑暗。
走街串巷的报童阿晨,被俄罗斯恶徒维克托当街枪杀。
这时一个人立刻冲上前去,他悲痛地哭嚎,发现已经唤不醒这个无辜的孩童。
他就是李大钊。
从《晨钟》辞职后,在上海与陈独秀共办《新青年》,广泛接触了各类工人、群众,同情底层民众。
报童阿晨之死,点燃了李大钊的愤怒。
他从中串联,号召租界各行业的工人展开了一场罢工,逼迫租界当局的洋人高官交出凶手,惩办恶徒。
年轻的张学良也成为了当时被鼓动的一员。
而十年后,李大钊落入张作霖之手。
张学良联想起十年前那场罢工,李大钊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他逐渐和父亲达成了共识:
这个人,留不得。
李大钊另一个重要的见证者,蒋介石。
故事来到了1922年的上海。
蒋介石带人去上海北站接李大钊,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他直言不讳:
如果你是“姓布的”,我不希望你接近总理(孙中山)。
但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信心满满:
我相信你们总理一定会同意我的建议。
他们还打了个赌——
中国的未来。
李大钊与中山先生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这次会面,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还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委,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彼时的蒋介石,还没有参会资格,只能列席。
但时间来到1927年4月27日。
形势已经完全不同。
此时的蒋介石,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领袖。
就在半个月前,他发动震惊中外的“412清党”,搜捕屠杀了大量的共产党人。
正在上海听堂会的蒋介石,收到了张作霖的电报,陷入沉思,心里有了盘算。
当晚,张家父子收到了蒋的回应,天平被压倒,李大钊的命运最终确定——
杀。
发现了没有。
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电影总让他们的面目,笼罩在黑暗中。
他们代表了李大钊身后诡谲的阴影。
但李大钊的革命之路,不是只有阴影相随。
也有数不尽的春光与烈火。
02
《革命者》特别之处还不在于它闪回的剪辑方式。
而是第一次把地位崇高的革命者,放到那么低的视角中。
只有低,才能让普通人能看得见,够得着,感同身受。
比如在上海。
张学良的闪回里,夹杂着一段李大钊自己的经历。
他剃着平头,穿着粗布马褂,奔波在上海的弄堂,码头,工厂……走访、调查、写作。
他与报童阿晨的结识,来自于找阿晨买书。
那时他并没有领袖的气质,像邻家长辈一样,谆谆教导阿晨,多挣钱让家里的弟弟妹妹读上书。
但也小心地讲着读书人的破规矩:
“手上有油啊,是不可以碰书的。”
他对阿晨之死的悲愤。
这是一个普通人对公义的坚持。
同样具有生活气息的场景,还出现在北京。
在共产党员庆天的回忆里,李大钊曾经在1916年的大年夜,一个人来到澡堂。
彼时的李大钊,与过去的导师,立宪派的汤化龙分道扬镳,正值人生低谷。
大年夜里,澡堂里都是被收留的乞丐。
李大钊将自己与他们同样视为天涯沦落人,毫不嫌弃,同吃同住同洗澡,眼镜脏了往床边一扔,在大通铺上倒头就睡,自得其乐。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平常平等。
而在妻子的闪回中,李大钊又是另一副模样。
在北京大学任职,他们一家也曾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
那时候,教授工资高,地位高,受人尊敬,家里总挤满了学生。
一家人甚至可以去郊外野餐。
蓝天,白云,绿草地,自行车,李大钊穿着西装,和孩子们互相打闹。
这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
革命者与普通人。
不是界限分明的。
甚至他就是为了维护这份普通,才成为了义无反顾的革命者。
在战友陈独秀的闪回里:
1919年6月,他俩在涴花春川菜馆吃完饭后,陈独秀当街洒下一千多份《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
几个月后李大钊接陈独秀出狱,提议让他南下。
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京。
当晚大雪封路,两人架着马车,一路畅谈理想和未来,最终相约,南陈北李共同建党,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
这不是自己作,而是一个人在实现了温饱之后,还能找到人生理想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幸运,足以让人羡慕。
《革命者》用了大量琐碎的生活片段,展现了他平凡的一面。
他不只是一个革命导师,领袖。
而是一个成功走出了人生低谷,幸运找到了理想道路,并且能放弃优渥的生活,还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哪怕面对死亡的殉道者。
03
有人认为革命者就是完美的。
但鲁迅也这样写到李大钊: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
有人认为革命者就是无畏的。
但电影里有一幕令Sir印象深刻:
1926年3月18日的游行,站在最中间的李大钊,带着学生、群众们冲向军警。
多么热血激昂。
结果军警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上百人,酿成了“连五四运动都未曾有过”的惨案,被当时的无数报纸称作“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熟知的“刘和珍君”就是殁于此日。
你在课文中读过鲁迅这样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电影中,在现场经历了惨案的李大钊,面对学生的求助和疑问,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留在了《守常全集》的题记里: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亲历者,旁观者,历史现实,艺术加工……交融在一起。
是电影里李大钊在医院里的喃喃自语:
我们有主义,也要有枪。
李大钊没能走完全部的革命历程。
但他却用自己的觉醒和热血。
为迷茫中的年轻人点燃了火把。
1916年,为了报童阿晨,发动群众,向租界的洋人讨要公义。
1920年,他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有南陈北李共同建党。
1927年,在惨案面前,他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与他的那位学生的想法不谋而合。
从要爱国。
到要用主义爱国。
再到要用枪杆子支撑主义。
《革命者》展现出了一个富有层次,一步步觉醒,最后无比从容而坚定的李大钊。
回到电影中1927年4月27号的那个下午,面对庆天提出的救助计划,李大钊最终选择了拒绝:
如果革命一定要流血,那把我的血也流掉吧。
李大钊短暂的一生划下了句号。
但他树立的丰碑长存。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这份“遗产”和“丰碑”之于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价值?
藏在电影的细枝末节里:
在弄堂里,他谆谆地教诲阿晨要读书;在澡堂子,他告诉流浪儿庆子“工人为天”。
更重要的是,作为老师,学者,他也没有囿于课堂与书本,而是真正的躬耕于土地,求索于底层工农中。
他的每一个决定。
都不全然是理想与激情。
而是身在平凡的群众中,不断交流、实践,自我反省,哪怕流血牺牲。
一步步趟出来的。
在当下,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不需要去流血牺牲的时代。
但并不代表,我们在自己平凡的道路上,不需要坚持,勇气,为道义挺身而出。
就像李大钊为今天留下的话——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弛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塌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
带着对后辈的热忱期冀:
希望当下的年轻人,不要因生活的困难而放弃,不要因生活的安逸而麻木。
先贤已经看不到他想创造的世界。
但我们可以。
活成他曾希望所有后来者幸福生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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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乐园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2 05:22
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1921年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以后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要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纪念日。”七一建党节《百年风华》
建党100周年
1921—2021
时间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又一个七一来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一份承诺,一份责任,每一份伟大的开始,都源于对信念、使命的坚持。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丰富的学习资源。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无论何时都不能忘却革命精神。
建党10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一颗红心,跟随党走,小编整理了一些历史资料,
让我们一起重温,党的光辉历史。七一建党节
建党,即中国共产党建党日
节日历史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成立后,在反动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之下,只能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公开进行活动的环境。
在大革命时期,党忙于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没有条件对党的诞生进行纪念。
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
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
“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党的发展历程重要事件回顾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
5月4日,3000多名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1941年5月)
1942年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著名延安整风运动。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攻占总统府(1949年4月24日)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完全崩溃。
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回望历史问初心,100年光辉岁月,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着中华民族蓬勃发展。
立足当下展未来,学习党史、坚定信念,新青年汇聚浩荡能量,争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建党100周年2021年7月1日,
建党100周年,让我们一起向党致敬!永远跟党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后一字排开的狼对我们的举动并有时候,我们总是仰望,仰望别人的风景,羡慕别人的优秀。低下头,又哀婉自己的贫瘠,嗟叹自己的平凡。要知道,别人的风景,成不了自己的美丽。与其仰望,莫如低下头好好经营自己!其实,世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叶都各具特色,无可替代。人亦如此,每个人虽是天地间的偶然,却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都有一次无法重复的生命过程。毛荷西一样的爱情。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她们的爱情,仿佛是沙漠里的一汪绿洲。没有充裕的物质基础,唯有爱,不生不灭。在他面前,三毛可以任性地像个孩子。他爱她,懂她,疼惜她,包容她。她亦是。兜兜转转,青春远去,那个流浪的梦也渐行渐远。我定居中原一隅,捻一缕茶香,在文字的世界里,放逐自己,寻找诗意的栖居地。在某一个安静的夏日午后,我翻开青春装订的那本书。泛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地如此拙劣。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来不及打开,已被岁月蒙尘。来不及品读,字迹已斑驳黯然。青春,渐行渐远渐无息。树静,风止,雾散尽。夜阑珊色,独上西楼,用回忆下酒,把青春饮成一场宿醉。只是定定地望了望我们,然后,头狼在前,其余随后,缓缓朝山上走去,消失在松林中......看完不忍思考:连凶猛的狼都懂得报恩,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身?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我们是不是应当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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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乐园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2 05:2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天津日报》也在今天推出一百版特刊
“百年风华”
卷首语
千年梦圆
世纪辉煌
时代荣光王立文
这个日子如期而至。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一个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政党,走到历史的前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中国人民千年小康梦圆走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这是两个“百年”的交汇,这是两个“梦想”的接力,这是党的生日、人民的节日。一百年前,石库门余温犹在,南湖烟雨里,一叶小舟从历史深处驶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一百年后的今天,岁月安澜、乾坤朗照,那声开天辟地的惊雷,依然响在我们的耳畔;那道穿越黑夜的闪电,持续照亮心中的信仰。从一叶小舟到巍巍巨轮,从贫无寸土到万里江山,从星星之火到霞光万丈,历史必将铭记这一光荣的时刻!
我们向梦想致敬。“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2000多年前《诗经》的这一咏唱,承载了中华民族朴素而执着的梦想。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连接千家万户,倾注家国情怀。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不管是哪朝哪代,即使所谓的“太平盛世”,这个梦想也从未实现。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以人民心为心、以家国梦为梦,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千年梦想,千年梦想也驱动这个政党走向伟大。
我们向历史致敬。红色百年,一个政党的成长,一个民族的转折。中国人民于“漏舟之中”走向站起来,于“濒临崩溃边缘”走向富起来,于“滚石上山”走向强起来。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盛,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创造了从沉沦而奋起、由苦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清醒的见证者。百年风雨,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从翻天覆地到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感天动地,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经天纬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辉映天地。
我们向时代致敬。百年大江奔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世界动荡变革的历史变局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揽全局、应变局、开新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GDP超过100万亿元;面对百年难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率先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决战脱贫攻坚,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新时代的中国,理想的旗帜鲜艳高扬,发展的动力深厚强劲,人民的地位充分彰显,团结的力量一往无前。
时间,是常量,也是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只有放在历史的纵深中,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放在近代中国屈辱史和奋斗史中,才能发现其真正的价值和分量。曾几何时,中国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鲁迅先生写道:“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百年来,初心映照民心,红星闪耀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答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我们有幸,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见证这一伟大时刻,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也有幸,作为党报工作者,能够记录这段历史,留存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迹。今天,我们精心策划组织百版特刊,以天津为取景框,观照百年辉煌,浓缩万千气象。我们以此告慰先烈:这盛世,如你所愿;以此感恩历史,一百年,光耀万古;以此告诉未来:新时代,值得奋斗!
献礼篇
时代荣光
张虹红
今天,渤海之滨、海河之畔,天津儿女同全国人民一起,共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回首百年路,天津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被殖民被奴役的旧天津到社会主义新天津的历史性巨变。站在新时代,天津传承红色基因,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津沽大地扎实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亲临天津视察,这是新时代天津地方党史上最耀眼最光荣的时刻。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时代的天津,先行先试,奠定了协同发展的坚固基石──
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天津始终着眼大格局、秉持大胸怀,全面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全力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在协同发展中定位天津角色、展现天津作为。
天津因港而立、借港而兴。作为海陆交汇点,天津随着“一带一路”又站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天津机遇世界用,世界舞台天津用。昔日“古渡”,当今智港,地位更加凸显、角色更加重要、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新时代的天津,创新引领,注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天津崇尚创新,支持创新,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
从企业最多跑一次,到拿地即开工,天津全面深化改革;重商亲商暖商,让投资环境更加优越;全力推动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功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坚持实业立市、制造业强市,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信创产业跑出“加速度”,龙头企业加速聚集,天津全力打造“中国信创谷”的蓝图正逐步变成现实。
科技赋能城市,智慧改变生活。智慧小区、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天津已经打造了18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丰富的智能应用场景与居民生活深度交融。
新时代的天津,关注民生,凝聚了无比坚强的前进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天津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义务教育让学有所教、基本医疗让病有所医、住房安全让住有所居……在同步小康的征程上,确保不漏一户、不少一人。
天津每年实施20项民心工程,连续5年提前供热,织密一老一小保障网,将更多财力用于民生领域,提升百姓幸福感。《高质量发展蓝皮书(2020)》显示,在全民共享发展方面,天津位居全国第1名,并且“十三五”期间始终保持在这一位置。该报告对此给出的解读是:“表明天津市较好地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上成绩斐然。”
新时代的天津,机遇与挑战并存,创新与发展同行。津城滨城交相辉映,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更加宜居,渤海明珠更加璀璨。
这是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是天津人民共同谱写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今天,天津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明天,天津将风雨无阻,逐梦前行。
巡礼篇世纪辉煌
刘冬梅
让我们打开时间的闸门。100年前,马克思主义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一股红色激流荡涤风雨如磐的暗夜,最终掀起辽阔巨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一个政党的成长与一个国家的重生融为一体,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百年历史中写下不朽传奇。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得出的结论,直到今天仍在被一次次验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初心和使命。从嘉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中国共产党激励与召唤着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一代代共产党人汇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不屈不挠的奋斗、义无反顾的牺牲,将信仰信念的力量嵌入中国的历史命脉,横贯于九天河汉,彪炳于万里江山。
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用信仰的旗帜将中华民族空前组织起来。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无数英雄儿女、志士仁人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
翻阅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这是一条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到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绝对贫困全面消除;从铁钉、火柴都造不出来,到“两弹一星”横空出世,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站时代……人间奇迹,写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写在奔腾的历史洪流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用改天换地的巨大变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他曾在天津留下深深的革命足迹。信仰伟力在新长征路上汇成洪流,天津这座革命的城市、英雄的城市,正在吹响新时代的奋进号角。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面前是喷薄而出的复兴曙光。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胜利走向胜利,镰刀锤头指引方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敬礼篇千年梦圆
李艳辉张立平
小康,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大梦想”,一头连着每个家庭、每个中国人的“小日子”。
2020年,我们走过了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跨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
这一年,在中华大地上,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绝对贫困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在人间诞生!
百年目标,千年祈盼。梦想,从时光的隧道中走来,闪耀着伟大复兴的光芒。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深藏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的那个美好而朴素的愿望,今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终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成了人们攥在手心里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小康的标准不断提升,小康的内涵不断拓展,小康的要求不断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
全面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不仅有经济数字的增长,还要让百姓拥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全面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不仅有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更要确保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累累硕果,一部分人的小康不是真正的小康,所有人的小康,才是真的小康。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更见勇毅担当。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始终不渝、从未改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千百年来的夙愿,表明我国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关键一步,是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辉煌历史照亮未来,复兴宏图催人奋进。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每一位参与者都是奋斗者,每一位参与者都是受益者。让我们用每一天踏踏实实的奋斗,去创造一段更加崭新的征程。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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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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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 05:24
百年前,新青年担当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理想;百年后,新新青年有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时代的脊梁。1921年7月23日,正逢大暑,上海的天气一如既往地潮湿、闷热。在这个平静而又注定不平凡的夏夜,十几个穿着各异的人陆续从后门走进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主人李汉俊正在等着他们。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视觉中国
李汉俊时年31岁。就在此前几个月,他在这里和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会面。在芥川龙之介眼中,李汉俊身材瘦小,发略长,细面,血色不甚佳,但双目炯炯,才气焕发,且态度真挚,同时“又令人察知其锐敏之神经”。他将李汉俊形容为“如触细且强韧时钟之弹机也”。
“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矣。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此乃宣传文化运动之‘青年中国’之思想家尽皆呼号之主张也。”在《中国游记》一书中,芥川龙之介记录了他和李汉俊的谈话内容。
根据芥川龙之介的描述,李家客厅“有长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物”,虽然满溢简素之气,但令人愉悦。芥川龙之介当时并不知道,他所描述的这个客厅,在几个月后将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历史现场:还是那张长条桌,上面摆上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则围着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各放置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就成了一个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与会者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这群平均年龄28岁的共产主义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三李带回马克思”
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踏入“咆哮的20年代”,迎来了工商业繁荣的黄金时代;邻国日本则正处于大正时代,后世称之为“短暂却相对繁荣而稳定的浪漫时代”。而当时的中国,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说:“现代中国有什么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了吗?”为此,他表示,“我不爱中国了,即使想爱也不能爱”。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题为《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提及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等,并呼吁:“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但当权者不会清醒,革命也不能靠老朽,寻找救国之路的使命,最终还得落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身上。维新变法的失败,宣告改良主张不适用;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奏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十月革命是平民的革命,解决了平民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当时有“三李带回马克思”的说法,“三李”即留日的李大钊、李汉俊、李达——十月革命后的几年,马克思主义主要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三李”并称,又各有侧重:李大钊主要宣传唯物史观,李汉俊侧重经济学说,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见长。
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一集,就从李大钊1920年3月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讲起。北大校长蔡元培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给研究会使用,其最初成员有19人,包括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他们用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译音,给这两间房取名“亢慕义斋”。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的合影。/《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亢慕义斋”位于今天的北京沙滩后街55号院。这里往东不远处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李大钊自红楼落成就在这里工作,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和李大钊的办公室同在一楼,1918年第一次进京的毛泽东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而李大钊的同事兼好友陈独秀住在紧邻红楼的箭杆胡同20号院,他和李大钊、胡适等人正是在这个院子里编辑《新青年》。
1919年年底,第二次进京的毛泽东读到了“亢慕义斋”翻译的节选版《共产党宣言》。他后来这样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北京和长沙的两场社会改造运动
胡适曾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遭到李大钊的驳斥。而在新青年那里,胡适这个说法变为“一方面研究问题,一方面实行主义”——比如,在1919年年末的北京,活动家王光祈在陈独秀、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协助下,创建了“工读互助团”。
王光祈于1918年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宗旨是“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工读互助团”则是他改造国家的又一次尝试。他这样描述当时中国青年的心路:“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
“工读互助团”就是一场关于“新生活”的社会实验。在参与者看来,互助团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上午在北大读哲学,下午则做工,包括卖电影票、代洗衣服等。其目的,是为了建设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俞秀松、施存统——日后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就曾是“工读互助团”的团员。
毛泽东也曾加入上海的工读互助团,希望赚点生活费以维持生计。/《档案》
当时的北大学生吴康曾指出,“文化运动”“社会生活的改造”要从自身生活的改造做起,而半工半读就是方法之一。否则,无论“怎样激烈的去讲文化运动,改革思想,然而一谈到自己的家庭关系,便渐渐的隐忍依讳,没法设施,‘盖生活独立之议,不能实行;则家庭革命之言,终为虚设’”。
虽然新青年都渴望脱离旧家庭,但脱离家庭关系毕竟是痛苦的;而追求“绝对自由、平等”的另一面,则是无序和无效——这正是“工读互助团”最终解散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表示,这说明这种“温和的”“改良的”“空想的”“民粹的”社会改造方式走不通,当时的社会并不允许一个“小小的局部的世外桃源”存在。
而在千里之外的长沙,毛泽东也展开了“湖南自治运动”,希望“把湖南变成现代的省”。
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毛泽东和萧子升、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后二者都去了法国,毛泽东却留在了国内。后来,他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自己没有出国留学的考虑:首先,“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再者,“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长沙新民学会旧址。/视觉中国
虽然没有出国,但毛泽东一直跟好友蔡和森保持书信联系。1920年7月,十多位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以南的蒙达尔纪小镇开会,通过“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会宗旨。但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上,蔡和森与萧子升意见不一。会后,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建议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因为军阀的阻挠而失败。而在这一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长沙举行演讲,在现场担任演讲会记录者的毛泽东对罗素的演讲很失望,认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经历“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之后,毛泽东选择了走共产主义道路,也就有了日后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说。
百年前的90后、00后
1920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荷荷诺夫金敲响了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的办公室的门。他是来建议李大钊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并认为李大钊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随后,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到上海会见寓居于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陈独秀正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从北京辗转抵达上海的,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021年4月24日,延安。在枣园,人们参观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缅怀先辈。/IC
建党的机会已经成熟。1920年6月,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决定建立党组织;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成员中有不少熟悉的名字: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等。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即纷纷建立:1920年8月,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立,由李大钊捐出个人薪俸80元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经费;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6人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因此,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登记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填上了“1920”。除了这四地,广州、济南、东京、巴黎也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发展到50多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觉醒年代》
“(50多个党员)绝大部分都是(18)90后,除了李大钊、董必武、陈独秀,毛泽东、李汉俊、李达、施存统、周恩来都是90后。”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子渝曾这样总结。
在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上,李达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明确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革命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姜义华因此认为,“(1921年)新年打响的这一炮,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修成它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大”的召开,无疑是这一年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21年7月的那几个夜晚,望志路106号的灯光点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踏进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会聚于此的13人从这里走出,星散四方,投身于广阔的历史。”纪录片《1921点亮中国》中这样写道,并指出,“他们燃起的火种,点亮了整个中国”。
百年前,新青年担当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理想;百年后,新新青年有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时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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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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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 05:25
讲述人:佘洋,31岁,一直居住在贵阳
佘洋从小跟着爷爷奶奶住在纪念塔附近,1995年,佘洋一家搬到了营盘路。佘洋的爷爷经常带他到护国路一带散步,每次走在护国路上,爷爷奶奶都会告诉他,哪里是南横街口,哪里的地名原来叫双槐树……这些已经融入老人记忆深处的老街名,都因1916年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当中,著名的护国之役大功告成后,为纪念贵州护国起义而改称护国路。
1913年,原为清廷北洋重臣的袁世凯窃取了国民革命的果实,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实权在握,便逐渐褪去了革命的外衣,言行与国民革命的宗旨离得越来越远。1914年,他解散了参议院和众议院,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从中已经洞悉到袁世凯的狼子野心,认识到必须再一次发动反帝的武装斗争以挽救国民,便派人秘密分赴各省进行联络准备。
1915年,袁世凯野心暴露,丧心病狂地伪造民意,为其复辟帝制制造口实,还计划把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做起当洪宪皇帝的美梦,引起了全国风起云涌的反袁护国运动。1916年,贵州宣布了反袁起义独立。
早在1914年袁世凯解散参众两院,召开约法会议时,贵州的王伯群曾以贵州议员的身份与会,于会上知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一切内幕后,即赶回贵州,与他的弟弟王电轮、贵州前按察使戴勘商议应对之策,以观时变。护国名将蔡锷回云南发军讨袁,贵州黔军在王电轮等人的率领下也积极声援,并率军向北洋军发起攻击,贵州人王伯群、任可澄也积极参加并屡屡获胜,袁世凯在惊惧忧愤中于6月6日病死,复辟丑剧落幕,护国运动大功告成,会文路被改名为护国路,以纪念贵州护国起义的功绩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佘洋对护国路这个名字的诞生历程印象很深刻,因为从小爷爷就告诉他:“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杜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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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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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 05:26
作者:程万泉(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谭嗣同用含有血泪诗句形容当时的中国:“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深重,流离失所。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昂然挺立,如日东升;人民,安居乐业,平视四方。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心,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一百年来,千百万中囯共产党员怀着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决心走向抗日前线;一百年来,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员怀着刘伯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信念为建立新中国奋斗终身。是中国共产党使3亿中国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和生产资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建立了当今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从未负过人民!新时代中国人民整体脱贫就是中国共产党不负人民的最新体现。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要在五年内消灭绝对贫困。这期间,面对外国军舰在我沿海不断挑衅、美囯在贸易上对我无端施压、香港骚乱连续不断、台海两岸风险持续积累、国内外经济周期波动下行压力、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等,中国共产党咬定脱贫攻坚目标不放松,采取超常规举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期间,中国共产党派出数百万名干部奔赴最艰苦地区和贫困地区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苦干实干,有1千8百名党的优秀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按照“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现行标准,到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最后九个县脱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在现行标准下,全国9899万农村人口全部脱贫,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创造世界脱贫史上的奇迹。脱贫攻坚充分体现了我党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是新时代构筑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的立足之战。
中国历史上包括盛世王朝都未能解决人民吃饭问题
汉字的“饭”字是“食”旁加“反”。中华民族先民们用自己的血泪历史告诉后代:没有食物就要造反。中国的农民的起义次数和规模都是举世罕见,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封建王朝,其中有一半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中国的农民起义,无论范围大小、时间长短,没有一次不是以荒年为背景,以抢米、分粮为前奏,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坐而饥不如起为盗”,“与其饥而死,不如杀而死”。有学者统计,从公元前221年起至1920年中国爆发大型内乱160次,时间长达896年,加上外患的年代,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大型的战乱。战乱中频繁发生的屠城、斩首、坑卒,动辄几万至几十万,史书上常记载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血流漂杵,骨积如山”等字样,其根本原因是粮食不够战俘吃。
据中国史籍上人口资料,中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人口已达6千万,经过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到东汉初年,人口降至2千1百万。隋朝人口发展到4千6百万,到唐初人口降到1千5百万。中国人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清顺治年间,人口只有2千1百万。中国的战乱杀戮之多、伤亡惨烈在人类历史所罕见,“饭”字见证了中华民族是从荆棘遍地、血泪交织之中走出来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也有少数几个“盛世王朝”也没有完全解决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唐朝“开元盛世”后不久,有一位李绅的宰相用诗句写了农民生活:“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北宋仁宗期间是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当时的社会在科技、金融、商业全面繁荣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项出现或应用于这期间,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出现在这期间,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这时期。曾写下传世之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当年读书时也吃不饱饭,将每天早上煮的粥放凉后,分为四份共一天食用,留下“划粥割齑”的成语。范仲淹作为官商之家子弟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生活可想而知。清朝的“康乾盛世”也是封建社会繁荣时期,被誉为西方“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对当时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的陈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在广州附近,千百户人家,陆地上没有居处,栖息在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物缺乏,有些人争抢欧洲来船投弃到船外的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比如只猫或者死犬,纵使一半已经烂掉发臭,人们得到它,也会像得到卫生食品一样高兴。
千百年来中国人把吃饭作为最重要的事:“民以食为天”。普通百姓把吃饱饭看成最幸福的事,中国很多地方人与人互相问候语是:“你吃了么!”相当于“你好!”的意思。
中国脱贫是世界脱贫答卷中最难的答卷
当今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贫困与发展,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有8亿至9亿人口食不果腹。如果说脱贫对世界各国都是同一个答卷的话,中国则是世界上最难的答卷。
中国十四亿人口要吃饱穿暖最主要靠自己本国的农业的发展,而对于中国农业生产来说面临三大难题:耕地面积狭小,自然灾害频繁,气候变化剧烈。
如果你在北美,欧洲和俄罗斯旅行,你会看到那里沃野千里,有的地方甚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在欧美广阔的平原上,除美国的落基山,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海拔低坡度小,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笔者曾深秋季节乘车从捷克最北部途径奥地利到匈牙利,这季节在同纬度的中国北方已是万物凋零,但在欧洲沿途却看到绿意盎然。
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辽阔,但60%的地区是高山、高原和沙漠,中国80%的人口集中在东部30%的土地上。中国的每个省都有名山大脉,中国的山脉大部分海拔在3500米以上,很多山脉都是悬崖峭壁,奇峰突起,宜旅游,可入画,不宜于农。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流传一句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这是在传统农业经济条件下,能够让一个农户吃饱穿暖的必要条件,也是传统农业经济完成自我循环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耕地面积一般在10亿亩左右,传统农业粮食产量低,在耐寒抗旱高产的美洲的红薯等作物传入中国前,正常年景全国的耕地只能养活三四千万人口,吃饱饭在世界不少国家不是难题,但在中国让全体人民吃饱穿暖却是天大的难题,难就难在用于生产粮食的耕地不足。如果按农业生产需要的平原面积统计,世界上大平原面积为:亚马逊560万平方公里,东欧平原400万平方公里,西伯利亚平原260万平方公里,南美拉普拉塔平原150万平方公里,北美中央平原130万平方公里,而中国东北的松嫩平原为35万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发展农业生产,1955年制定了农业“八字宪法”:“土、肥、山、种、密、保、工、管”,“土”放在第一位。当时为解决耕地面积不足,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平整土地运动,将山坡地进行梯田和台田改造,使中国的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14.681亿亩,到1957年16.77亿亩。中国把保护耕地提到前所末有的高度,到2011年达到18亿亩,并把这一数字作为红线不能触碰。在中国可开发潜在可耕地面积可以说已经达到极限。若以耕地面积来计算人口密度,中国人口密度是欧洲的八倍,美国的九倍,俄罗斯的10倍,加拿大的20倍,澳大利亚的30倍。
对中国农业生产另一个难题是气候变化剧烈,江河容易泛滥。中国的秦岭山脉横贯东西,大部分是海拔二千至三千米以上,阻挡东南海水气向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扩散,造成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毛泽东曾用诗词描述昆仑山脉对气候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冬天是“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的周天寒彻”,夏天是“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鱼鳖”。同时中国雨水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空间上,中国北部西北部干旱少雨,东南降水充沛;时间上,雨水主要集中在夏季;雨量上,经常出现暴雨或特大暴雨。因此,造成中国频繁出现旱涝灾害。从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2000多年间,中国出现旱灾1060次,水灾1031次。几乎每年都都有一次大旱灾或水灾。从公元前二世纪至1940年,有记录的蝗灾近500次,雹灾550次,风灾518次。雪灾203次,瘟疫261次。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活动,具有永恒的限制和影响,中国的脱贫攻坚可以说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难,更艰巨。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表明,目前各国穷人脱贫平均需用150年,即差不多五代人才能脱贫。联合国农发基金官员阿什旺尼·穆图说:“中国正奇迹般的缩短这个进程。”
在中国这次脱贫攻坚站中,我国的减贫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减贫速度,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也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发展中国家。
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负人民最新体现
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价值的充分展现,是不负人民的最新体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宗旨、初心和使命的结合,新时代构筑的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中实施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科学的扶贫战略、适宜的脱贫措施,使我国人民整体告别贫困,迈入小康社会,必将载入史册。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脱贫攻坚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负人民的精神:万众一心,自力更生;科学规划,精准脱贫;创新发展,共同富裕。
万众一心,自力更生。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新时期党和人民风貌的统一。中国古代在治河和防洪过程中认识到,只有对整个流域全面治理才能收到成效。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以统一的国家力量从事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在历史上留下郑国渠、灵渠、都江堰等等伟大工程。中华民族为充分利用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而形成团体意识和国家观念,与西方片面强调个人的权利优先截然不同,中国强调共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万众一心”是我国歌歌词,过去是挽救民族危亡,现在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中,中国共产党调动起全国人民最大的积极性,各级政府以最高的效率进行脱贫攻坚站战。在脱贫攻坚中,制定了中央统筹,省市负责,县市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脱贫的氛围。
脱贫攻坚中,全国对口支援省市和国家部委是贫困地区的坚强后盾,全国各地在帮扶中注意以产业扶贫,他们利用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业深加工、畜牧业加工、生态旅游等领域进行帮扶。从项目落地的基础设置,到设备安装、企业运营进行帮扶,确保项目建成。并对后续人才、技术培训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保证在贫困地区建立的产业成为贫困群众致富的钱袋子。
“自力更生”曾是我党战争年代面对经济封锁时提出来的,自力更生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过的文字。在脱贫攻坚中我们党用“自力更生”思想教育群众,突出了群众在脱贫攻坚的主体地位,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很多贫困地区是在山高林密,河宽谷深,交通不便和自然生态条件不利于农业的地方。长期以来,自然环境的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脱贫信心,扶贫先扶志,在脱贫攻坚中用自力更生思想教育群众:“扶贫不是发钱,脱贫不养懒汉”,“脱贫靠双手,日子有盼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贫困地区群众在脱贫攻坚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增强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一些贫困地区困难群众表示,有党的惠民政策支持,他们有信心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过上新生活。贵州保山市地处边境山区,基础设施差,产业弱小,当地围绕“把产业扶贫做成产业发展,把易地扶贫做成美丽村庄,把生态补偿做成绿水青山,把教育扶贫组做成育人群成才,把社会兜底做成光彩事业”五个方面强化扶贫脱贫。
“科学规划,精准扶贫”。科学规划主要是针对不同的贫困地区,科学地制定脱贫解决方案;用科技力量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用移风易俗改变群众陈旧的观念和习惯,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中国历史上一些族群,有的为了逃避战乱,有的为了逃荒而走进大山深处,长期与世隔绝使人们的思想和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很久远的年代。有的地方则人类生存条件艰难,生态环境脆弱。脱贫攻坚中对这些地区采取移民就粟,如地处武陵山区的贵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落实易地扶贫扶贫搬迁政策,使上万名农民变成市民实现脱贫。对面积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则实施移粟就民。西藏自治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贫困地区,该地区有的地方沙漠化突出,有的贫困群众致富门路少。国家动员各方扶贪力量建设高寒冷高海拔高科技苗圃,系统治理沙漠化。当地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管护和实施林业项目实现增收。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涉及财政、金融、土地、异地搬迁、产业扶贫等23个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配套文件。
移风易俗,教育群众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有的贫困地区存薄养厚葬的风俗,办一次丧事要花几十万元,宰杀几十头牛。在脱贫攻坚中,党组织改变群众落后风俗和观念,建立起适应现代新的生活方式,把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上。
精准扶贫是这场脱贫攻坚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法宝。精准扶贫就是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深度贫困地区,每个村都有扶贫账本,每个贫困户都有扶贫手册,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扶贫档案。河北太行山区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贵州通过电商模式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加强农产品产销,青海用再生产业链上人均增收,甘肃陇南支持贫困户在互联网卖农产品,安徽大别山区通过特色种养业使群众脱贫。
云贵地区因地球板块运动不断挤压,地面大规模抬升,河流急剧下切,导致该地区山越来越高,河流峡谷越来越深。上世纪末,笔者曾去过云南哀牢山深处,在坡度60度以上的深山区人有人居住,家徒四壁,政府曾在平原为他们建房分地,但群众搬离深山后经常生病,自己又回到深山。对于居住深山又不愿移民的贫困地区来说,要想富,先修路。中国政府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为云贵地区人民建起一条又一条连通外界的路。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被称为:“连峰际天,飞鸟不通”,建设高速公路困难重重。修路必修桥,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共有2932座桥。目前,贵州拥有桥梁超过2万1千座,成为世界桥梁最多的省份,拥有世界级大桥50座。世界上最高的100座桥几乎都在云南和贵州。上述项目全部国家投资是赔钱的,但却能给贫困地区的群众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云贵地区群众脱贫致富起到重要作用。
创新发展,共同富裕。创新发展主要指在脱贫攻坚中创新扶贫的方式方法,推动贫困地区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创新发展还要积极探索既适应现代化信息化发展趋势,又要汲取传统乡村治理有益经验,既调动每个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形成整体合力的新型农村组织化形式。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创新,贵州大方县菁口村在脱贫攻坚中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带动贫困户种水果、养蜜蜂带动群众脱贫。创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增强脱贫地区造血功能。江西瑞金市精确主导产业,依托毛竹、油茶,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解决脱贫人口长期发展问题。
共同富裕是脱贪攻坚中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原则,并把这个原则提到前所末有的高度。中央坚定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一个不能掉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就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在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年代,提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就是把生产资料土地交给广大农民,是我国共同富裕第一次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后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经营权还给农民,是共同富裕第二次伟大实践。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提到前所末有的的高度,脱贫攻坚是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共同富裕第三次伟大实践。
脱贫攻坚站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在全国所有贪困和特困地区,随处可见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勤劳耕耘的身影,随时可以感受到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服务人民的状态,随手可记录党员干部脱贫攻坚中勇于担当的动人事迹。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初心不变,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情怀不变。脱贫攻坚也是对党的基层干部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他们住村蹲点和困难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次检验自己的入党初心,有的干部在脱贫攻坚站中生病做完手术后不久就赶回扶贫第一线。
共同富裕体现了我们党宗旨,是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我们前进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永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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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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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 05:27
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建党百年,初心不变。中国共产党100周年,100句名言,带你重温峥嵘岁月,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句呢?
1·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2·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
3·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
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的讲话》1927年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
5·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
6·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
7·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
8·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
9·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
10·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
11·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
12·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
13·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
14·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喑的路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
15·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
16·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
17·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
18·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
19·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20·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
21·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报告》1949年
22·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
23·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
24·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
25·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
26·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
27·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
28·我们的敌人最害怕我们的团结
朱德《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
29·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30·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周恩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57年
31·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1957年
32·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1957年
33·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
34·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
35·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
36·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毛泽东《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963年
37·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
38·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
39·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的讲话》1982年
40·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陈云《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1982年
41.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邓小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984年
42·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
4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
44·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
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
4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
46·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2年
47·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48·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49·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50·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同邓垦的谈话》1993年
51·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
江泽民《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1994年
52·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江泽民《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
53·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江泽民《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
54·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
江泽民《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
55·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江泽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
56·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炼,三要人才辈出
江泽民《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2000年
57·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江泽民《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2000年
58·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59·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江泽民《人寸资源是第一资源》2001年60·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江泽民《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2001年
6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03年
62·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胡锦涛《群众利益无小事》2003年
63·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胡锦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
64·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胡锦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需要抓紧解决的重大问题》2005年
65·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
66·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执法为民
胡锦涛《准确把握政法工作的性质和职责》2007年
67·要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
68·在“捧杀”面前不上当,在重大利益上不让步
胡锦涛《对影响我国发展的几个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2009年
69·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
胡锦涛《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2O10年
70·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胡锦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2011年
7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
72·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2012年
7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梦想》2012年
74·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2年
75·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习近平《亳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年
76·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
习近平《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2013年
77·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浪潮,促进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
78·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习近平《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013年
79·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习近平《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
80·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的答问,2013年
81·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
82·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
习近平《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
83·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习近平《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2015年
84·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嬴新伏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
85·撸起袖子加油干
习近平:二O一七年新年贺词,2016年
86·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
87·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88·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
89·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
90·打铁必须自身硬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
91·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
92·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18年
93·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
94·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
95·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2018年
9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
97·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
98·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
99·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
100·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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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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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历史博物馆,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的复兴路上。正门上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匾额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
军博收藏34万多件文物和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93件,大型武器装备290余件,艺术品1600余件,对外军事交往中受赠礼品2754件。
军博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优秀国防教育基地”、“优秀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路,占地面积5903平方米,是为纪念南昌起义而设立的专题纪念馆,成立于1956年,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陈展内容主要有:新馆大楼南昌起义、人民军队光辉历程以及旧址复原陈列等。
八一起义纪念馆配备了大型多媒体场景、360度全息柜、多通道环幕投影等技术,通过现代影像技术模拟当年的战斗过程,以更立体化的展览形式让参观者在享受科技趣味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军队及革命历史。
南湖革命纪念馆
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央和省委指示下,1959年仿制了一条当年“一大”开会的游船(当年南湖的游船已经在抗战时期绝迹了),作为“一大”会议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
延安革命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宝塔区西北延河东岸,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最为生动的教材。是中国20世纪一个辉煌的聚光点,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累计接待中外观众1800多万人次。延安革命纪念馆是旅游延安参观、考察必到之处。
纪念馆前是一大型广场,广场平坦开阔、绿地成片,繁花似锦。广场正中巍然耸立的是毛泽东铜像,铜像由著名雕塑师程允贤设计,高5米、重约3吨,连基座通高8.15米,基座上镌刻着“毛泽东在延安”。
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而建立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
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86年前,披荆斩棘的红军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1934年11月,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到达湘江边,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将士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围歼的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也付出了巨大牺牲,队伍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血的事实使党和红军开始深刻反思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刻不容缓。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90多年前,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它的建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学好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走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震撼人心的朱毛会师的历史场景。幽奇深邃的红军洞,硝烟弥漫的黄洋界保卫战。在党的一大旧址,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体验做一次红军战士。在八角楼的灯光下,还原毛泽东、贺子珍在八角楼生活工作的情景
二郎古镇
二郎古镇位于古蔺的东南部,座落在赤水河之滨红军二、四渡的渡口,和红军开仓分盐的旧址就在二郎镇。
古镇依山傍水而建,以峡长坡陡梯多为特色,房舍都是穿木接斗、瓦屋泥墙。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
石厢子会议旧址坐北向南,小青瓦屋面,穿逗式梁架,木板墙壁,木板门,为四合院布局。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石厢子会议在“鸡鸣三省”之地,完成了长征中著名的“博古交权”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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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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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7月1日建党日,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雷雷特意放送和广东共青团联合出品的党史故事: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化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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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视频文字版】
1960年,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到访中国,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在会面的过程中,蒙哥马利盛赞毛主席说由他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能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战役相媲美。但毛主席听完后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作!”
作为我国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毛主席在一生中所指挥过并取得胜利的战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四渡赤水”作为他最为之骄傲的一役,可以说是全程高能,充满各种细节。而这场战役的胜利也是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脱离困境,走向胜利的标志。
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35年1月,当时中央红军刚刚突破国民党设下的封锁,攻下了战略要地遵义,并在那里召开了遵义会议,制定了北渡长江的战略目标,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就在我党忙着召开遵义会议的同时,蒋介石也集结了总共40多万的军队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想要在这里将红军一网打尽。
要知道,在经过之前的多次血战后,此时的红军人数仅剩3万余人。为了摆脱国民党,红军一路北上,但在到达土城之后还是被紧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赶上,土城战役就此打响。因为对方兵力充沛,装备精良,中央红军短时间内拿不下他们。而根据军委二局破获的情报,敌方的后援部队也正不断赶来。
眼见形势越来越紧张,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暂时搁置北渡长江的原计划,转而指挥红军主力西渡赤水河,在脱离战局的同时也摆脱了敌党的追击,一渡赤水由此而生成功。
西渡后的中央红军,最初的设想是打下四川的叙永县,找机会从金沙江段北渡长江。但在一番攻打后,毛主席发现打下叙永的难度不小,转向集结于云南的扎西地区。而这时的蒋介石则一边加强这长江沿岸的布防,一边指挥各地军阀继续“追剿”红军,意图在这里将红军彻底消灭。1935年2月18日,看似已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红军,突然从云南扎西掉头东进,二渡赤水河。
一个回马枪直刺贵州军阀王家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在当时红军的四面已经全被包围,相较之下只有东边的黔军实力最弱。而截获的电报显示,黔军指挥官王家烈当时正在家给妈妈过生日,根本没想到红军还会突然杀回。
二渡赤水这一招回马枪杀得敌军措手不及,从2月24日起,红军在5天内接连打下桐梓、娄山关以及遵义多个战略要地。在娄山关的攻克战中中央红军打出了自身伤亡100余人,歼灭敌军600多人的傲人战绩。这一役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毛主席也亲自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来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
在此占领了遵义的红军遭到了被蒋介石调派的共30多万军队的分进合击,这些军队不断汇集,逐渐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企图以碉堡战术层层推进,彻底吃下中央红军。为了摆脱这些敌人的包围,红军再次撤离遵义,想要在一个叫鲁班场的地方歼灭敌军。但这里的敌军一直固守阵地不肯出来,应战这一计划也未能得手。
眼见敌军的包围圈不断紧缩,红一军团提出不如进攻打鼓新场,因为驻守这里的人就是刚刚吃了败仗的王家烈,软柿子好捏。这一计划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唯毛主席一人对这一计划表示强烈反对。1935年3月10日,军委二部将最新破译出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毛主席手中。在电报里,蒋介石预测红军一定会路过打鼓新场,因此下令加强了当地防守,还调集其他部队向这里赶来,打算到时候把经过的红军一锅端。
有了这份电报,毛主席也成功地劝服了其他所有人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改而继续攻打鲁班场。虽然最后鲁班场也没能打下来,但这么几个来回,红军也已经把敌军打怕了,不敢再主动出兵追击。于是在3月16日,红军再次转兵西进,大张旗鼓地三渡赤水河。
这样大张声势的过河行动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完成渡河不久之后军委二局就侦收到了蒋介石的新密报。这份密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获知了红军的新位置,并已经下令急调重兵去追赶,准备聚歼中央红军。根据获得的情报信息,红军领导层立刻做出决定:派出红一军团中的一个团,佯装主力向四川南部进军,而真正的主力却藏身于赤水河边的深山密林之中,等待时机四渡赤水河。
而这一出调虎离山之计也果然奏效,国民党大军被表象所诱,主力成批成批地往川南涌。3月21日,红军主力看时机已然成熟,第四次东渡赤水,再次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渡河后的红军一路急行,前后两次派军队进行佯攻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而红军主力则是继续向南,直逼贵阳而去。
原来,在第四渡赤水后的第四天,也就是3月25日,军委二局截获了敌党的一份情报,获悉蒋介石已经亲自从重庆飞到了贵阳督战。由于大部分的主力都还在川南,此时的贵阳成兵力空虚,又见着红军朝这里急奔,而来俨然一副要对自己实施“斩首行动”的姿势。蒋介石慌得不行,一边从云南急调三个旅到贵阳护驾,一边准备好了马匹轿子和飞机,做好了时刻跑路的准备。
各路敌军也是慌忙转向赶往贵阳,谁都怕被蒋介石秋后算账。然而让蒋介石没想的是,原本气势汹汹,一副要打进贵阳取他性命的红军,在发现他从云南调兵的动向后,立刻绕过贵阳南下,直插云南。借兵力被抽走的间隙,成功地从云南渡过金沙江,最终成功地北渡长江,完成了最初设定的战略目标。
以3万人突破40万人的封锁,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四渡赤水无愧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典战役之一。毛主席高超的指挥艺术在这场战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作战以及军委二局的精准情报获取能力,建议大家在弹幕里刷一波“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是党在历史上的一次壮举也是党所面临过的最重大考验之一,在长征胜利之后,凡参加过长征尚未入党的红军战士,只要本人志愿申请一律批准入党,并免除预备期。因为在那2万5千里的长征路上,所有参与的战士都已经被磨炼出了一个共产党人所应具备的品质和精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或许会有所曲折,但就像“四渡赤水”这场战役一样,我们确信,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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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乐园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1-7-2 08:09
峥嵘岁月转瞬过,中共建党已百年。
百年来同舟共济,百年来风雨与共。
回望曾经的日子,战火纷飞,硝烟四起。
冰冷的残酷中,却饱含热血;冷漠的疏离中,却饱含深情。
《觉醒年代》中说:
“生逢乱世,即使命运如蝼蚁,但仍有人心向光明。”
历史的洪流中,远去了他们的身影,远去的他们的音容……
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
我们不该忘,也不能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按去世时间排序)
林祥谦(1892年10月19日~1923年2月7日)[工人阶级的不屈战士]
福建闽侯尚干人,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
1923年2月7日,林祥谦与十几名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代表被北洋军阀逮捕。北洋军阀以死威胁逼迫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
林祥谦说:“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惨遭杀害,年仅31岁。
王尽美(1898年~1925年8月19日)
[齐鲁英杰]
原名王瑞俊,山东省诸城市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0年,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在终日的奔波中,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他仍继续奔走,1925年病逝于青岛,时年27岁。
高君宇(1896年~1925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
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山西静乐峰岭底村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
1920年与邓中夏共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首批成员之一,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1925年在北京病逝,年仅29岁。
高君宇和石评梅为一对革命爱侣
杨闇公(1898年~1927年4月6日)[ 巴山蜀水闹革命 ]
名尚述、尚达,又名琨,生于潼南县双江镇,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他东渡日本,求救国救民之道,回国后与吴玉章等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沪顺起义。
他说:“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4月6日牺牲,年仅29岁。
萧楚女(1893年~1927年4月22日)[“蜡烛精神”写人生 ]
原名树烈,又名萧秋,学名楚汝,乳名朝富,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
曾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在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1927年4月22日在南京石头城监狱被杀害,终年34岁。
(中间左二为萧楚女)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留下大量著作、文稿和译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图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4月28日,遭反动军阀绞杀,年仅38岁。
陈延年(1898年~1927年6月26日)[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
又名遐延,安徽省怀宁县在城乡人,陈独秀长子。
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少共机关报《少年》月刊,还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1927年6月26日于上海被捕入狱,死前高声大喊:“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被乱刀砍死,时年29岁。
赵世炎(1901年4月13日~1927年7月19日)[ 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 ]
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
1920年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是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7年不幸被捕牺牲,年仅26岁。
卢德铭(1905年6月9日~1927年9月23日)[ 秋收起义年轻的总指挥 ]
又名继雄,字邦鼎,号又新,四川自贡人,中共党员。
1924年受孙中山赏识,考入黄埔军校,后参与北伐和南昌起义。1927年,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享年23岁。
毛泽东曾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1927年12月12日)[击碎旧世界的惊雷 ]
原名曾让,字泰来,学名复,自号长铗,参加革命后初名春木、椿年,后改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创始人之一。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启蒙者之一。1920年春,他主持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并经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给工人讲课,到工人家里访问,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批骨干。
1927年12月12日,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
周文雍、陈铁军夫妇(1905年丨1904年~1928年2月6日)[ 刑场上的婚礼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做地下工作。
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两人同时被捕,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之时,两人在刑场上举行婚礼:
“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
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两人一个23岁,一个不过24岁。
夏明翰(1900年~1928年3月)[ 为真理而凛然献身 ]
字桂根,湖南省衡阳县人。
1919年在衡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极力主张武装农民。1927年在湖南积极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928年3月,在汉口被敌人逮捕被杀,留下《就义诗》,时年28岁。
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罗亦农(1902年~1928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
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原名罗善扬,字慎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先后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罗亦农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戈登路望德里被租界巡捕逮捕,21日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年仅26岁。
1923年4月,在莫斯科学习的任弼时(左1)、罗亦农(左2)
向警予(1895~1928年5月1日)[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
原名向俊贤,生于湖南溆浦县。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及创始人之一,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她说:“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终年33岁。
苏兆征(1885年~1929年2月25日)[工人运动的领袖 ]
原名苏吉,广东香山县淇澳岛淇澳村人。
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参与领导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积劳成疾,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终年44岁。
邓恩铭(1901年1月~1931年4月5日)
[齐鲁大地的先锋战士 ]
又名恩明,字仲尧,水族,贵州荔波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与王尽美等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王尽美(左)与邓恩铭(右)
恽代英(1895年8月12日~1931年4月29日)[ 中国青年的楷模 ]
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
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它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杀害于江苏南京,年仅36岁。
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 ]
字润寰,号泽膺,湖南省湘乡县人,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
他是第一个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人,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与妻子向警予是革命的同盟,被人称为“向蔡同盟”,是爱人,更是战友。
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在广州军政监狱,终年36岁。
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向蔡同盟”
黄公略(1898年~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 ]
湖南省湘乡人,是红军将领、军事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曾在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役中屡建战功。1931年9月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年仅33岁。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1933年9月21日)
[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
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
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是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1933年5月被捕,9月21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终年39岁。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1934年11月24日)[ 丹心碧血沃中华 ]
字世五,原名吉恒立,河南省扶沟人,骁勇善战,从士兵递升至军长。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24日,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生前大义凛然的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时年39岁。
何叔衡(1876年~1935年2月24日)[可当大局的秀才 ]
字玉衡,号琥璜,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是好友,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阮啸仙(1897年~1935年3月6日)[中国审计事业的奠基者 ]
广东河源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
他是五四运动校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也是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1935年2月,被敌围困,3月6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生于江苏常州。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
[浩然正气垂青史]
原名远镇,乳名正鹄,号慧生,江西上饶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组织领导了江西农民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首创股份制,首创地雷战,首创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首创列宁公园,创办了一批学校和文教卫生单位。
1935年1月29日被捕,8月6日牺牲,时年36岁。
(中间为方志敏)
钱壮飞(1895年~1935年)[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
本名钱北,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与李克农、胡底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并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
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传递情报,周恩来感慨:“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他自己,牺牲成谜。
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1936年8月2日)[ 甘将热血沃中华 ]
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
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
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
杨靖宇(1905年2月~1940年2月23日)[抗日名将 ]
原名马尚德,字骥生,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日军疯狂镇压下,仍星火不息,战斗不止。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在濛江县壮烈牺牲,时年35岁。
赵尚志(1908年~1942年2月12日)[ 白山黑水驱倭寇 ]
热河朝阳(现辽宁省朝阳市)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赵尚志在东北地区组织和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终年34岁。
中间拿马鞭的为赵尚志将军
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杰出的军事家 ]
字孳麟,号叔仁,原名左纪权,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的胜利。
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 ]
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
陈谭秋(1896年~1943年9月27日)[ 楚山英雄天山魂 ]
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陈策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20年陈潭秋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终年47岁。
叶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杰出的军事家 ]
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区)客家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
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参加广州起义时任起义总司令,抗日战争中又出任新四军军长。
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他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写出了著名的《囚歌》以明志。
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项英、周恩来、叶挺(左起)合影
王若飞(1896年10月~1946年4月8日)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
幼年原名大伦,小名运笙(运生)、荫生,号继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参加革命深入敌后化名黄敬斋,出生于贵州安顺。
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运动。1922年6月,王若飞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飞机回延安,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终年50岁。
1944年钱之光、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左起)在重庆红岩村
罗炳辉(1897年12月22日~1946年6月21日)[ 从奴隶到将军 ]
出生于云南彝良,先后参加讨袁护国战争、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
1929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6年6在山东临沂病逝。
他是建国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个军事家之一,被称为“神行太保”。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1947年1月12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原名刘富兰,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人。
1947年,阎锡山包围了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敌人问她:“你给八路做过什么工作?”刘胡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过!”“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敌人恼羞成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你就不怕死?”刘胡兰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
为了使她屈服,在她面前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尚未满15周岁。
杨子荣(1917年1月28日~1947年2月23日)[特级侦察英雄 ]
原名杨宗贵,山东省牟平县嵎峡河村人,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并被评为“侦察英雄”、“战斗模范”。
1947年,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
在继续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0岁。
董存瑞(1929年10月15日~1948年5月25日)[舍身炸碉堡的英雄 ]
河北省怀来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儿童团长,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8年5月,打隆化城时,他任爆破组组长,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
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19岁。
朱瑞(1905年~1948年10月1日)[ 人民炮兵的奠基者 ]
江苏省宿迁县人,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中国解放战争中红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奠基人。
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时年43岁。
李白(1910年5月7日~1949年5月7日)[让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
湖南省浏阳市人,上海地下党联络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7年10月,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1948被捕,次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永远的“江姐”,化作红梅映山红 ]
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与彭咏梧结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
1948被捕后,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她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年仅29岁。
董必武(1886年~1975年4月2日)[毕生精力献给党 ]
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号壁伍,湖北省黄安县人。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 人民的光荣 ]
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四川省仪陇县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越,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人民的光荣”,深受人民爱戴。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
[永远的毛主席]
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
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世界纷乱,时常感慨:我们不是生在和平的年代,而是生在和平的国家。
先烈们用鲜血为我们铺平了一条光明之路,我们得以在此安宁生活。
《觉醒年代》中说: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在此我们只列举了其中45个人,还有数不清的名字,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灿若星辰。
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他们是为了民族独立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优秀党员和杰出代表;他们是在抗战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
他们是火焰,燃烧了希望的光;
他们是明灯,照耀了前方的路;他们是烛光,温暖了后来的人。
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铭记前人,从此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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